香港白皮書的要害是布設“六四”陷阱

辛子陵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4年6月10日發表了《“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全文兩萬三千字，洋洋灑灑，談香港的發展和進步，述中央對香港的關懷和支持，文表春風拂面，文底義正詞嚴。但對一國兩制的新解上包藏了極大的禍心。

關鍵是下面這一段話：

    “全面準確把握‘一國兩制’的含義

‘一國兩制’是一個完整的概念。‘一國’是指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香港特別行政區是國家不可分離的部分，是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行政區域。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單一制國家，中央政府對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在內的所有地方行政區域擁有全面管治權。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不是固有的，其唯一來源是中央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的高度自治權不是完全自治，也不是分權，而是中央授予的地方事務管理權。高度自治權的限度在於中央授予多少權力，香港特別行政區就享有多少權力，不存在‘剩餘權力’。”

這段話是宣示“中央”對“一國兩制”的新定義。

    這是不符合鄧小平關於“一國兩制”的精神的。鄧小平明明白白地說：

    “中國政府為解決香港問題所採取的立場、方針、政策是堅定不移的。我們多次講過，我國政府在1997年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後，香港現行的社會、經濟制度不變，法律基本不變，生活方式不變，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和國際貿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變，香港可以繼續同其他國家和地區保持和發展經濟關係。我們還多次講過，北京除了派軍隊以外，不向香港特區政府派出幹部，這也是不會改變的。我們派軍隊是為了維護國家的安全，而不是去干預香港的內部事務。我們對香港的政策五十年不變，我們說這個話是算數的。

“我們的政策是實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具體說，就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十億人口的大陸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香港、台灣實行資本主義制度。”[1]

香港九七回歸以後，保持資本主義制度不變，是中央政府承認歷史形成的既成事實,不是“授權”。《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

“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並考慮到香港的歷史和現實情況，國家決定，在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時，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一條的規定，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並按照‘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方針，不在香港實行社會主義的制度和政策。”

請注意，是“不在香港實行社會主義的制度和政策”，不是“授權香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和政策”。

白皮書的新定義宣稱“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單一制國家”。請問這種“單一制”是社會主義的“單一制”，還是資本主義的“單一制”？強調“單一”就是抹殺“兩制”。按照新定義，“一國”不僅全面管治“兩制”，而且在授權多少上有權限制“兩制”，如果不予授權，“兩制”就等於零，就被取消了。這是違背基本法的。

這一新定義，不僅會搞亂香港，而且關閉了用“一國兩制”的方式和平統一台灣的大門。台灣如果跟你和平統一，過兩年你又一個白皮書，說“三民主義、五權憲法是我授權的，現在我收回授權，對你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文到之日你將沒有‘剩餘權力’管治台灣。”這不是說笑，按照新定義，就是這樣一個邏輯。

這絕不是中央和習主席的意見，是別有用心的人製造混亂，挑起事端。

鄧小平關於《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談話，是用中英兩種文本同時公布的。因此，只能以鄧小平的解釋為準，是不容重新解釋、重下定義的。堂堂中國政府，不能失大信於天下。

    九七回歸以前，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港督是女王政府任命，香港市民沒有置喙的權力。回歸祖國懷抱，祖國給了他們自治權。港人治港，直選行政長官，是歷史的重大進步。香港人對這一點是滿意的。他們有了當家做主的感覺才向全國人大陳情。全國人大應該滿腔熱情地傾聽他們的意見。怎樣把這件好事辦好，落實歷史的進步，需要中央和香港共同努力。

表達中央聲音的白皮書，大可不必拿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派頭以勢壓人，說那些話的弦外之音是：我給了你自治權，我還可以收回來。給了你八兩就是八兩，你無權想要一斤。我說“兩制”就“兩制”，我說“一制”就“一制”，叫你怎麼選就怎麼選，你沒有置喙的“剩餘權力”。白皮書激怒了香港同胞，惹起了香港民意的激烈反彈。

    關於港人治港的問題，當年鄧小平有明確的交代，這個交代是香港同胞接受和認同的：

“港人治港有個界線和標準，就是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未來香港特區政府的主要成分是愛國者，當然也要容納別的人，還可以聘請外國人當顧問。什麼叫愛國者？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只要具備這些條件，不管他們相信資本主義，還是相信封建主義，甚至相信奴隸主義，都是愛國者。我們不要求他們都贊成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只要求他們愛祖國，愛香港。”[2]

白皮書說了些畫蛇添足的話，把事情搞亂了。

在當前北京與香港嚴重對立的情況下，特別要注意鄧公這句話：“香港特區政府的主要成分是愛國者，當然也要容納別的人”。抗日戰爭時期延安的“三三制”政權，特別規定，左派只占三分之一，當選的名額超過三分之一，要讓出來。要有地主、富農的代表人物參加。李鼎銘就是當地的士紳。這才是共產黨人的胸懷和政策水平。直選特首問題也應本此精神解決。目前不是終極方案，以後可以從長計議，一定能夠找出香港滿意、中央認可的方案來。第一是香港滿意，第二是中央認可。在民主的基礎上集中，中央要了解民心所向，在這個基礎上找到群眾與領導的契合點。這是我們黨一貫堅持的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 

現在離直選特首還有三年，離鄧公說的五十年不變還有三十三年。在反貪打虎風聲正緊，武松騎上老虎背的形勢下，急急忙忙放風修改“一國兩制”的根本國策，挑起“一國”和“兩制”的矛盾，把香港人的思想搞亂，激起香港的民主風潮，刺激“占領中環”運動的擴大，引發七十萬港人參加全民公投，五十萬人參加七一大遊行，造成與北京嚴重對立的局面，其真實目的是要轉移反貪打虎的大方向。

這是一個城府很深的政治陰謀。實際上是為習近平布設“六四”陷阱，把矛盾激化後的萬人“占中”做成死結，甚至使香港癱瘓，逼軍委出兵，借香港人的血肉，把習近平拉下馬，為權貴貪腐集團創造逃脫清算、東山再起的機會。這一層意思，白皮書起草者不一定知道，但確定要寫這個文件，並確定要在當前打虎正酣的微妙時刻把這張牌打出來的領導人心中有數。以習近平的睿智，自然洞察幽微，不會上當。

從習仲勛到習近平，對香港有特殊的認知。這是香港人必須了解的。

    在鄧小平的支持下，習仲勛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實際開拓者。

習仲勛創造的深圳模式，實際上是“走香港人的道路”，香港引領深圳，深圳引領全國。這條道路改變了毛澤東的“走俄國人的道路”的航向，又超越了劉少奇所要堅持的新民主主義，是把目光轉向了西方文明，轉向了WTO，轉向了世界共同市場。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世界文明接軌的關鍵一步。

    我們用不着照搬西方，我們有自己的制度楷模，這就是香港。香港是世界文明的經典，是中西文化交融的結晶，是全球最為安全、富裕、繁榮的地區之一。香港對大陸的影響，猶如中世紀希臘、羅馬對歐洲的影響。恩格斯說：“沒有希臘和羅馬所奠定的基礎，也就沒有近代的歐洲。” [3] 將來書寫歷史，也要寫上：沒有香港的引領，就沒有現代的中國。

    1997年7月1日，中國恢復對香港的主權。十七年來，港人自治，以廉潔的政府、良好的治安、繁榮的經濟、完善的法治以及自由的新聞出版制度聞名於世。2012年香港人的年均收入相當於20萬元人民幣。香港政府一年的“三公消費”遠遠低於大陸一個貧困縣的公款吃喝開支。習仲勛當年把香港的私營經濟、生產方式和金融股票等經濟制度引進深圳，深圳模式引領了中國的經濟起飛；習近平如果借鑑香港治理經驗，把廉潔的政府、良好的治安、完善的法制和高效率的文官制度移植於大陸，將大大改善中國政府的效能和執政黨的形象。

鄧公遺言香港回歸後五十年不變應得到切實遵行。他在答覆五十年後怎麼辦的提問時非常明確地說：

“現在有一個香港，我們在內地還要造幾個‘香港’。就是說，為了實現我們的發展戰略目標，要更加開放。既然這樣，怎麼會改變對香港的政策呢？實際上，五十年只是一個形象的說法，前五十年不能變，五十年之後是不需要變。”[4]

鄧小平預期，五十年後中國將走向民主化，所以香港就不需要變了。內地將出現許多大大小小的“香港”。2013年8月，國務院正式批准設立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就是第一個內地的“香港”。上海自貿區將如當年的深圳一樣，引領中國第二個波次的改革開放浪潮。鄧公交了這樣的底，香港同胞應該安心了。改革開放三十年，香港一直是大陸各省市學習借鑑的典範。希望香港同胞自珍自重，不要被權貴貪腐集團利用，不要受白皮書的挑撥，沒有人能改變“一國兩制”的基本國策。權貴貪腐集團想從搞亂香港入手攪局。請相信習近平為首的中央政府，一定會也一定能夠保護香港的繁榮穩定，不使“東方之珠”蒙塵。2014.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