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視中國：習近平該如何面對中國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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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改革開放後的經濟增長是個奇蹟，與此相伴的還有另一個奇蹟，那就是中國基督徒人數的增長。

沒人能準確說出今天中國基督徒的人數。本月初在上海舉行的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成立60周年期間，《人民日報》稱中國基督徒在2300萬至4000萬之間。

但中外學者各方面研究得出的實際數字遠高於這個，較主流的數據是中國基督徒和天主徒總數在7000萬至8000萬左右——即便這也未必準確。

數據雖參差不齊，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國基督徒人數增長迅猛，且勢頭不減。

美國普度大學（Purdue University）社會學教授、中國宗教與社會研究中心主任楊鳳崗對BBC中文網說：“過去30年，基督徒人數每年增長10%，即便文革十年期間禁止任何宗教，基督徒也增長三倍。”

中國政府對基督教從建國之初的清除、打壓，再到限制和控制，可見中共對基督教的戒備之心。“自治、自養、自傳”的原則也並沒有消除信徒的戒備，導致家庭或地下教會的迅猛增長。

在月初上海舉行的基督教“兩會”上，中國國家宗教事務局局長王作安表示要“建設中國特色的神學思想”，基督教“既要立足《聖經》的基本信仰，又要適應中國國情，融合中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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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副教授曹南來對BBC中文網說：“這並非新的提法，與當年丁家訓主教提出的‘中國神學建設’如出一轍，強調信徒首先要做愛國的公民，在政教關係的框架下進行基督教的本土化。”

楊鳳崗博士則說，倘若說有什麼新意，則是突出了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相適應”，“但此文化並非真文化，而是以文化之名講政治，基督教須對政黨和諧聽命，這才是關鍵。”

楊鳳崗認為，推進與中國文化相符的神學是“生硬的做法”，正如當年唱紅歌的運動，不少基督徒也參與其中，讚美共產黨成就，引起基督徒的反感，領導也在信徒心中失去地位和信任，效果並不好。

傳統文化

習近平執政後不久提出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習近平意識到，經濟發展和實力只是其中一部份，要實現“中國夢”還需要文化、價值觀和信念的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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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跡象看，習近平試圖通過復興傳統文化來彌合中國文化和價值觀的斷層。去年11月習近平赴曲阜，參觀考察孔府和孔子研究院，指出“國無德不興、人無德不立”，要深入研究儒家文化、孔子和傳統文化，在東亞文化圈中居於主動。

習近平說，對孔子思想要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看待，去偽存真、去粗取精、促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

其時，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許嘉璐將習近平的曲阜行比作鄧小平的南巡，稱鄧解決了經濟領域的“姓社”“姓資”的問題，而習的“曲阜之行”解決了人文社科領域的“姓孔”和“姓馬”的對立問題。

楊鳳崗對BBC中文網說：“習近平在公開演講當中有傾向扶持儒家和佛教，講得很正面，特意去曲阜，此後又接見星雲大師，對佛教和儒教思想是公開肯定的，但對基督教沒有做出任何公開評價，有所不同。”

楊鳳崗認為，儒教和佛教強調服從和對秩序的尊重，有些因素容易為現在的政治所用，而對基督教中共則不知道怎麼辦。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副教授曹南來說：“提倡儒學和佛教沒有問題，但不應打壓別的宗教，基督教與佛教也有相通之處，信徒應該利用這種多元文化尋求新的自我，這是可能做到的。”

堵與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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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鳳崗認為，中國基督徒的成分也隨着經濟社會的發展出現了變化，基督徒多是女性、沒文化或在農村地區的傳統形象不復存在，今天中國的基督徒有不少是大都市的年輕人，他們有很高文憑、事業有成、收入頗豐。

楊鳳崗把這批人稱作“文化基督徒”、“老闆基督徒”、“海龜基督徒（歸國人員）”、“藝術家基督徒”，還有一批維權律師基督徒。

這種變化背後的原因複雜，但面對市場經濟的殘酷和吞噬、文化大革命留下的精神荒蕪讓今天的人們有更多的需求，而基督教徒聚會禮拜的社區感和紐帶在一定程度上填補了空缺。

所以，不難理解問什麼中國經濟最活躍的溫州為什麼成為“東方的耶路撒冷”，也不難理解為什麼當溫州三江教堂十字架被拆時，激起了基督徒的強烈反抗。

當教皇方濟各啟程首次亞洲之行時，很多人把目光放在了他並不前往的中國。當一年多前，方濟各和習近平雙雙履新時，方濟各表示向習近平去了封信，並得到回信。

楊鳳崗認為，中國與梵蒂岡之間若真有信件往來，這是好的跡象。但習近平上台後，忙於反腐，與梵蒂岡的關係並沒有緩和跡象。他說：“方濟各教宗肯定希望與中國溝通，關鍵看中國的態度。”

有研究顯示，倘若按目前的勢頭增長，中國將在10-20年間成為世界上基督徒最多的國家。現在的問題是，面對此趨勢，是“堵”還是“疏”呢？這恐怕是習近平在反腐後的又一個難題。

(責編：董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