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布道運動：一百多年前開始的偏差

From http://www.fundamentalbook.com/puritan_article4.htm
 

以下的資料主要是參考數位神僕人的講論而總結出來的，參考的書目如下：

1. 鍾馬田著，梁素雅、王國顯譯1993《清教徒的腳蹤》。

2. MacArthur, John F. Jr. (1993). Ashamed of the Gospel : When the Church Becomes Like the World.

3. Packer, J. I. (1990). A Quest for Godliness : The Puritan Vision of the Christian Life.

4. Murray, Iain H. (1966, Reprinted 1986). The Forgotten Spurgeon.

布道是改變了

　

      可以肯定的是–––布道是改變了！今日我們所熟悉的布道概念，巴刻(J.I. Packer)有這樣的描寫：

        這個〔現代布道特色〕似乎假定了聚會生活就是歸信和堅固的循環。布道差不多被視為定期的招募運動。它成了一種額外和經常的活動，乃是附帶加在經常的教會聚會上的。這些活動需要特別的籌劃、特別的動員，還需要特別的布道講員來主領。它們往往稱為「布道會」("meeting")，而不是「事奉」("services")；有些地方還叫做「復興大會」("revivals")；無論怎樣稱呼，它們均被看待作和經常的崇拜相異和分別的活動。在聚會裡，一切的安排都是直接為了要叫未信者作出一個即時的、自覺的、決定性的行動來信靠耶穌基督。聚會結束時，那些有反應或想有回應的人便被邀請來到講台前面接受協談、又或者舉手、填咭等等，作為他們決志行動的公開見證。這些行動被聲稱為有益的，因為會幫助他們「決志」得清楚一些，並且方便他們日後得到「跟進」。這些人便被建議和轉介到各聚會地方作為一個信徒看待。

(p.292, A Quest for Godliness 中譯)

　

    然而，這樣的布道概念並不是歷代聖徒所認識的，卻是新近的發明。可以肯定的說，現今我們對布道、布道信息、布道法、布道目的，等題目所懷的觀念，都是過往復興的世代所陌生的！甚至乎「決志」、「跟進」、「決志人數」、「布道大會」、「陪談員」、「千人詩班」、「呼召」、「轉介」之類的觀念，都是以前所沒有的新思想！

 

改變了的布道有問題

　

    對於新布道運動的偏差，莫過於叫人有錯誤的「得救經歷」。梅理(Iain Murray)這樣說：

        「經常有人說，一個人若果決志了卻沒有生命的改變，皆因他是一個『屬肉體的』基督徒，他需要的是聖潔的教導。要是這個人漸漸失卻了原初對信仰的興趣時，經常我們會怪責『跟進』不足、或者祈禱不足、或者別的教會的缺欠。我們甚少考慮，這些屬世和失落的信號可能是因為他根本未曾得救。要是我們正視這個可能性，那麼整個呼召、決志和陪談的制度就要崩潰！因為我們要看見，生命的改變並非靠人的力量，並且看見，要確知對福音回應的真偽也不是幾小時或幾天的工作。然而，我們情願辯護也不肯正視問題。有人說，懷疑『決志』的人是否基督徒就是懷疑神的道，並且，放棄『呼召』和連帶的行動就是完全放棄布道。...如果任何人反對那些不合乎聖經的話，如『接受基督』、『向基督打開你的心門』、『讓聖靈來救你吧』，這人便被看作是咬文嚼字。」 (p.106, The Forgotten Spurgeon 中譯)

    這種布道運動所宣講的，更是偏差了的福音，它減低了人對神恩典和權能的觀念，高舉了人的選擇權，因此也叫人看不見罪人的全然敗壞和悔改的責任。在十九世紀的下半葉，英國的傳道人司布真便極力地抵抗這個當時從美國傳過來的新思想。以下是他在講台上的勸導：

        「我經常聽到有人力言，如果你相信耶穌基督是為了你而死，你就得救了。親愛的會眾，不要被這概念糊塗了！你可以信耶穌基督是為你死、也可以信這是假的，你也可以信這一切對你毫無幫助。這不是得救的信心（saving faith）[1]。一個有了得救的信心的人接著會確信耶穌基督是為他而死，但這並非得救的信心的本質。不要把這東西聽進去，否則它要毀掉你！別說『我信耶穌基督是為我而死』，所以自覺得救了。我祈求你能緊記；真正拯救靈魂的信心的主要成份是投靠----整個靈魂絕對的倚靠----主耶穌基督來拯救我，...我單單而完全地投靠祂，我便得救。」 (p.78,同上書)

    對於決志的表示，他曾如此回應：

        「﹝來到基督前﹞是心靈對祂的行動，不是雙腳的行動，因為有許多人身體是來到祂面前，卻不是在誠實上...這裡的來是以渴慕、祈求、讚許、認許、投靠和順從來表示的。」 (p.103,同上書)

    現代的布道法務求以最快的速度叫人「決志」，反而忽略了對福音的必須反應，如認罪、悔改。司布真對於當時已有的偏差如此回應：

        「現在，我們充斥了對得救效率的誇耀。至於我，我相信歸信是即時的，我也欣然看見這樣的事情；然而我更欣悅於看見恩典徹底的工作、對罪深刻的感覺、並律法有力的對付。犁地的鋤頭是不能避免面對荊棘的...」 (p.106,同上書)

     這種只注重結果的新布道思想也產生了「實用主義」(pragmatism),就是說：結果能肯定手段的正確性(end justifies the mean)。這為教會敞開了一道門，讓各樣的世俗的技倆湧進來，這正是麥亞瑟在《以福音為恥：當教會活像世界時》一書中的警告[2]。對於這一點，司布真也說道：

        「這個時代的教會有一種為神干一點事的渴望 ，但甚少人會問神願意他幹甚麼。許多用來向眾人傳福音的東西根本沒有教會偉大的元首的命令；祂也不可能會准許這些事情。」 (p.111,同上書)

    最後，新布道運動帶來了復興的幻覺，並且窒息了真正的復興。當鍾馬田追溯了自1620年的英國復興事件後，他說道：「可是在1860年以後，復興就不常見了。」他在講道中列舉了三個窒息復興的因素，分別是：（一）改革宗神學的衰退；（二）現代布道運動；（三）神學院的出現。（見《清教徒的腳蹤》，頁5至7）他說道：「現在，當教會軟弱的時候，人就想到去成立小組，舉行布道會，並作出宣傳工作去推動，而不是本能地退到神面前，為教會復興祈求。」（頁6,同上書）明顯地，華人的教會亦朝著相同的方向前進，難怪自1950年代以後，復興便告消失了。反而，我們在誇耀著一個又一個大型布道會，神學院亦愈趨學術化，新派神學也薰陶著有影響力的神學工作者。

 

問題的歷史起點

　

    現代的布道運動的確是新近的發明，誠然，它被廣泛採用到一個地步，沒有幾多地方聚會會懷疑它在聖經光照下的合法性。不過，使徒彼得和保羅一定能辨別出它是何等的差劣和遮閉神榮耀的福音；改教家馬丁路德和加爾文一定會傷痛於它如何的歪曲神的恩典和貶謫神的至高；清教徒們一定會希奇如此的信息還能稱得上是神的道；復興家愛德華滋和喬治懷特菲也會明白它的軟弱和對復興的無知。這種的布道運動究竟源於何時？乃是1820年代芬尼(Charles G. Finney)的發明。

    芬尼怎樣改變了布道運動呢？麥亞瑟有這樣的總結：

        「芬尼對美國布道運動的影響是深遠的。他是第一個要求在布道聚會中信主的人『來到前面』以表示他們接受基督。他是第一個把『復興』一詞用在布道大會中的。把給救恩慕道者的會後協談聚會普及化的就是他。他也有份塑造了美國的傳道特色，就是鼓勵年青的傳道人要即興、加插趣聞、多些對話並少些教義色彩，異於傳統的做法。這一切觀念----是今日布道的相當標準格式----都是芬尼引進的『新方法』。」 (p.233, Ashamed of  the Gospel中譯)

 

    芬尼的發明並非偶然的，而是根植於他的神學思想中的天然結果。芬尼並沒有任何在聖經研究方面的裝備，當他在1821年的秋天「決志」後，便立刻開始了他的傳道工作。麥亞瑟認為這是「極之糟糕」的事情(p.229,同上書)，因為在他信主前，他並沒有接受任何基督徒的堅固，而他的「決志」經歷也是十分隨從感覺和飄忽的，倒沒有旁人在真理上的協助。

    芬尼十分反感於傳統的教義。當他的工作開始有果效、名聲開始高升時，他也開始公然攻擊傳統的教會和傳道方式。在芬尼的時代，有許多聚會地方已偏離了正道，轉向了冷酷的極端加爾文主義(Hyper-Calvinism)，極端加爾文主義並不相信福音當向萬民宣告，並且反對布道。

    芬尼從他那個有這樣傾向的牧師得到一個結論，就是說：人的完然敗壞與神的至高和布道不可共存。芬尼曾說道：「事實上，這些教條把他﹝那牧師﹞套得緊緊的。當他傳悔改時，他一定要在講道結束前告訴會眾他們是不可能悔改的。當他呼召他們相信時，他一定不會忘記提醒他們，除非聖靈改變他們的本性，他們是不可能有信心的。可見，他的正統教義成了他和會眾的網羅。我不會接受這個。」(引自其自傳, p.231, 同上書)芬尼不能分辨極端加爾文主義和加爾文主義(Calvinism)的差別，也忽略了18世紀美國的復興運動都是根植於加爾文主義的。

    芬尼的神學思想乃是受他的律師訓練所模造的。因此，他反對神會因亞當的不順從而咒詛全人類。他說道：「聖經界定罪就是違反律法。受了這﹝罪性﹞本性究竟違反甚麼律法？哪條律法要求人要擁有不同的本性？因承受了亞當的罪性，我們就當受神永遠的忿怒和咒詛，這是合乎理性嗎？」(p.232.同上書)麥亞瑟緊接著寫道:

        「更糟的是，芬尼否認一位聖潔的神會把人的罪歸在基督身上，或把基督的義歸在信徒身上。芬尼總結說這些教義----明明見於羅馬書第三、第四、第五章的教義----是『虛構的神學』("theological fiction")。本質上，他否認了福音神學的核心。」

    芬尼在閱讀過代表改革者信仰立場的威敏斯特信條後，更公然反對它。芬尼也否認復興是神蹟，認為是人運用恰當途徑便能產生的天然結果。巴刻認為，芬尼的思想是伯拉糾主義的[3](Pelagian)，因為「他強烈地宣稱每個人都有天然能力全心轉向神，只要那人確信這是正確、恰當和需要的事情」。(p.293, A Quest for Godliness中譯)芬尼因而相信，「聖靈在信主中的整個工作就是道德性的勸信（"moral persuasion"），即是向我們的心思活潑地描繪出我們要繳械而降服於神的原因。人永遠有自由拒絕這個勸信----『神也攔阻不了罪人下地獄』。然而，勸信愈有力，打破阻力的成功機會便愈大。」巴刻如此總結芬尼的布道觀。

    芬尼的布道法是基於錯誤的神學思想；況且，他的「復興工作」後來更被證實是失敗的，大量的「決志者」後來都變成對福音反感和硬心。既是這樣，為何要沿用這種布道法呢？

 

返回正道

　

    首先，「呼召」在布道中是可以剔除的。19世紀的司布真和20世紀的鐘馬田，他們的傳道果效並沒有因為他們不作「呼召」而褪色。梅理解釋司布真對「決志行動」的看法：

        「...司布真對聖靈大能的工作有充份經歷，所以他知道這些在傳福音上人為的附加不見得如想像中有用：一個真正被真理抓住的人會是最後一個渴望有公開的行動的，就是『呼召』要逼他行的...」 (p.103,The Forgotten Spurgeon中譯)

    梅理接著提到，在司布真的地方聚會結束聚會時，「沒有管風琴或其他音樂把沉靜打破，接著，會友會準備向任何一個坐在身旁需要幫助的人說話」。鍾馬田在威敏斯特教堂的做法也相仿，他的孫女這樣寫道：

        「...他從不刻意修飾福音，使它變得更動聽，但是布道會過後，卻有很多人得到改變；他亦不會要求聽眾『決志表示』，只是力勸他們悔改，轉向唯一的救主耶穌基督，事實上，他從不利用手段獲取人心，他所主領的聚會，沒有刺激、沒有搖滾音樂、沒有流行術語...」(頁56,《五位福音派領袖》)

    聚會方面，刻意籌備的「布道會」是不必要的。對於復興年代的清教徒來說，布道是講台的主要信息，因為當時候參加聚會是國家生活的一部份，每週出席的會眾便是主要的布道對象。當時的布道信息便是把聖經有耐性和透徹地傳講，內容雖然廣闊，主題卻是清楚的。巴刻指出三個的主題分別是：

 

  （一）論眾人歸信和得拯救的需要之長闊高深；

  （二）論神和基督的愛之長闊高深；

  （三）論信仰道路的高低起伏，就是我們由對屬靈光景的無知到自覺絕望而全心投靠基督的道路。

　

    清教徒不斷運用四個真理來開展這三個主題：

 

  （1）接受耶穌基督為救主和主人之責任；

  （2）缺乏第(1)點的宗教生活之危機；

  （3）沒有神更新的恩典(renewing grace)來到基督前之不可能；

  （4）從基督手中尋求此恩典之必要。（見p.299,A Quest for Godliness）

　

    巴刻隨後寫道：

        「或是正式的講台信息，或是非正式的個人協談，他們都強調未信者要尋求基督的即時責任；然而，他們不認為這就暗示這些人有即時接受基督以致得救的能力。因此，我們不會看見他們吩咐所有未信者即場『決志』」（"decide for Christ"）（現代之常用語），或呼召說『正給他一個機會』作此決定。簡單來說，他們不相信神差遣了他們或別人，告訴會眾神要求每一位在講道結束前接受基督。」

    鍾馬田在威敏斯特教堂的主日崇拜里，有早晚兩堂講道，早堂偏重栽培、晚堂偏重布道；然而，福音信息和栽培信息均融合在每次講道中。鍾馬田曾宣告說：

        「耶穌基督帶給教會以外的世界一個信息，那就是有關救恩之道的信息。但我們絕不可忘記，這也是教會所需要的中心信息..」 （頁55,《救恩的確據（上）》）

    救恩完全可以也應當是講台的主要信息，而不是布道會的特別信息。如果傳道人的責任就是忠心傳講聖經，而不是取悅會眾，信息便沒有福音性與培靈性之分，而只有合乎聖經本意與否之分。早在威克里夫的講論中，傳道和傳福音是同一項任務，不是說，前者著重解經，後者著重吸引聽眾，而傳道人（preacher）的信息就是福音（gospel）。

    如果即時的「呼召」和「決志」，並特殊的「布道會」不是布道的內容，布道便是一件長久的事奉，布道者的任務便是配合神的工作。巴刻有這樣的比喻：

        「有效呼召（effectual calling）的工作只能在神定規的時間來到，不可能快一點，而牧者的角色就像接生婆一樣，是要察看有甚麼事情在發生中，並在每階段給予適切的幫助。然而她不能預言說生產的過程有多快，只能讓預先所安排的作成。」 （p.299, A Quest for Godliness同上書）

    對於「布道策略」，或者說，福音的引入，現今多強調神的愛，並人可以從福音里得甚麼福氣，而得福的途徑則是十分容易的。這些現代信息強調人的利益，並嘗試以愛來打動及討好人心。然而，這也是上個世紀才發明的策略！從前在布道信息中，強調的首先是人的罪，包括罪的權勢和刑罰，並且人要悔改的責任。巴刻指出，清教徒的「福音預工」，乃是叫人對罪有痛悔（contrition），直至他停止愛戀罪之際，才把救主指給他看。巴刻說道：

        「對〔清教徒〕他們來說，最糟糕的提議莫過於在一個困苦的人還未面對他具體的罪、也未清楚渴望離開一切惡行而要成為聖潔之前，叫這人不用擔心他的罪，而只需立時的信靠基督。他們認為，在一顆心靈未斷絕於罪之前給予這個提議，會引致虛假的平安和盼望，因而產生假信徒（"gospel-hypocrites"）。這是基督徒牧者最不想作的事情。」 （p.298,同上書）

    在二十世紀初作工的美國牧者頻克（Arthur W. Pink）在《神的至高》（The Sovereignty of God）一書中也論到這一點說：

          「...容我們說--但願我們可以向這國家裡每一個布道家和傳道人說這話--今日太多把基督呈獻給罪人了...但太少讓罪人看見他們需要基督。就是說，他們的全然潰崩和失喪；他們要承受將臨的忿怒那逼切和可怕的危險；他們在神眼中可怕的罪咎。把基督呈獻給未曾看見需要基督的人，在我們看來，有把珍珠丟在豬前之嫌。」 （p.201中譯，斜體乃原文所強調）  

    如果我們考查聖經，便會發覺這的確是初期教會的布道信息。「悔改」總是福音的主題，這是施浸約翰和主耶穌基督的第一個信息（參看〔太3:2〕及〔太4:17〕，也是彼得（徒2:38；3:19，5:31）和保羅（徒13:38；14:15下；17:30；26:20）每次的布道信息。這樣的布道信息，才符合聖靈對世界的主要工作：

            「他既來了，就要叫世人為罪、為義、為審判，自己責備自己。」（約16:8）

    願意我們都努力返回曆代主教會的行列，併合乎聖經的布道信息上，好叫神願意把復興再次傾於這個世代的教會中，讓榮耀都歸與三一神！

 


　

[1].「得救的信心」和人天然產生的信心不同，乃是神自己的恩賜，是隨著聖靈重生的工作而來的。這種信心是不能失去的，也叫聖徒不能墮落於恩典以外。

[2].麥亞瑟在書中斥責今日教會的世俗化，把教會變成一門生意，套用巿場學的觀念來運作，並引進各種本來用在商界的技倆。麥亞瑟追溯這種實用主義的源頭乃是芬尼。

[3].「伯拉糾主義」命名自一位五世紀初的英國修士伯拉糾(Pelagius)，他否定原罪，認為每一個人都具備行善行惡的能力，他和當時奧古斯丁所教導的「人性全然敗壞」背道而馳，因他認為人有天然能力轉向神。（參《慕迪神學手冊》，頁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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