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光训《与江总书记会见时的发言》


    最近，我们看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蓝图，我深感鼓舞。今天，江总书记又同宗教界人士亲切会面谈心，我也深为感动。中共中央的建议中提到，“全面落实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各项方针政策，”我想其中也包括宗教工作。


    拔乱反正以来，在平反方面和在恢复宗教活动场所方面，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成就有目共睹。接着的问题是：怎样的政府宗教工作才是有中国特色的宗教工作？现在的宗教工作能算已经有了足够的中国特色吗？我认为，周总理所教导的宗教工作路线和苏联模式很不同，是大有中国特色的。我也认为，十九号文件所要求的宗教工作路线，同周总理的教导很一致；如能好好贯彻，宗教工作的中国特色就显出来了。到现在，中国的宗教工作，我想还待同斯大林、赫鲁晓夫、勃不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宗教工作加大区别，突出其中国特色。


    周总理有一个一贯的主张，就是宗教工作旨在把信教群众争取团结到爱国主义这边来，从而孤立极少数反动分子。他从来不把信教看作值得反对的事，也从来不把宗教活动看为应当尽量取缔和限制的事。他看人不问信不信宗教，他不主张人们从教外反教。他要帮助宗教界爱国力量发展壮大，可以去团结广大教徒一同来爱国。


    周总理说过：“我们只要求宗教团体，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肃清帝国主义的影响；……我们只反对帝国主义，”不牵连宗教信仰问题；“评价一个宗教团体对新中国有无益处，要以爱国和民主两个条件来鉴别。如果这个宗教团体是拥护共同纲领的，是爱国与民主的，那么这个宗教团体便是对新中国有益的”；“要看是否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割断了联系”；“大的方面有了共同性，小的方面存在差别是允许的”；“只要他们不妨碍政治生活、不妨碍经济生产，我们就不要干涉”。在五十年代之初，那时人口才四万万，他就说过：“我国有几千万人信教，无妨；重要的是，孤立极端反动分子”。十九号文件也是这个精神。它不反对人们信教，不在信仰和宗教活动上同人过不去，只在政治上求爱国之同，从而把广大信教群众团结过来。这是有中国特色的宗教工作。


    与此相反的，是一条念念不忘同宗教作斗争的路线。四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斗的结果，每每是两败俱伤；而伤得更重的，每每是党和政府方面。宗教会化整为零，会转入地下，在受伤害的情况下容易转入狂热；而党和政府伤在失掉群众的好感和同情，失掉在群众中的威信，群众疏远党和政府；被孤立的，不是宗教而是党和政府。


    苏联在七十年代，除了在卫国战争的年代以外，始终念念不忘、千方百计、或明或暗地同宗教作斗争。历史上，国家遭受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1707年）、法国皇帝拿破仑（1812年）和德国元首希特勒三次入侵时，俄罗斯东正教会都号召广大教徒团结起来参加武装抗敌。特别在卫国战争时期，教会动员广大教徒募集国防基金，组建空军大队和坦克纵队。尽管如此，大加渲染的仍旧是宗教“历来起着反动的作用”，“是一种阶级异己现象”，“是一种社会罪恶”，“信教者是落后分子，不能在政治上亨受平等待遇”。宗教活动力求限制，许多宗教活动场所不予登记，使他们陷入非法，已经登记的也有少数被取消登记；宗教设施在种种理由下被没收、关闭、拆除、破坏。对宗教合法权益公开地或暗暗地加以剥夺。这些引起教徒群众强烈不满，引发宗教狂热，产生许多不让登记和未经许可、但有大量群众的自发教会或非官方教会。这些做法直接违背了列宁“保障公民有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承认一切公民有举行宗教仪式自由”，“必须避免伤害教徒的宗教感情”，“禁止用行政命令办法对待教徒群众”，“必须坚决铲除任何企图用关闭教堂、清真寺、寺庙等行政手段，同宗教信仰作斗争的做法”等等教导。苏联宪法关于宗教自由的明文规定，并没有真正付诸实施。


    我并不是说，中国同苏联七十年代的做法完全相同。周总理的影响和十九号文件的影响是大的、无法磨灭的。但是，向领导上报喜不报忧，只能损害我们的工作。据我所知，在教内教外，不以团结群众为念，却以同宗教作斗争为自己职责的，决不是个别的。他们视宗教为眼中钉，不顾四十年来的经验教训，力图用行政命令手段防范宗教、消弱宗教、剥夺宗教信徒的合法权益，没收许多宗教活动场所，用种种借口不让进行正常的宗教活动，用不予登记的办法使许多宗教活动场所沦为非法，不得不转入地下。


    最近一件不幸的亲痛他快的事，是从北京一个会议上发出声音说：“坚决取缔一切未经批准的宗教活动点。”这话传了出去，被当作“中央精神”付诸实施，加剧了取缔风。有些基层把参加这种聚会的人又骂又打、又坐牢又罚款，不但没收宗教书刊和用品，还没收自行车、手表等生活用品。未经批准的聚会点面广量大，大部分同敌人的渗透无关。也不搞非法违法活动；我确实知道，里面有为社会主义作出巨大贡献的人。把它们一概取缔、打击面实在太大，在国内国际必然引起极大反响，而且根本做不到。所幸宗教事务部门的许多干部知道后果严重，没有照着去办。


    宗教方面，敌人的渗透和违法非法活动是存在的，写十九号文件时就已存在，据报今天更严重，因而加强管理，理所当然。加强管理的对象，应首先是敌人渗透和违法非法活动。而事实呢，一谈加强管理，首当其冲的每每是正常的宗教活动和爱国宗教组织。对这些加以种种限制干预，控制其经济人事产权，使权力转移到不信教不爱教的人手里，做出许多信徒不喜欢的事。对教内外工作人员不问素质不加管束，一味委之以管理宗教的重任。那是不好的，使干群关系紧张。敌人称我们为官办宗教，而国内也有人说“党的领导就是官办，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官办。”广大信徒接受不了。我认为我们不应当抛弃政教分开的形象，随时注意政教分开的原则，我们国家的形象就好，我们各教的形象也好，更多的群众就能被我们团结好。


    凡此种种情况和问题，都没有摆脱同宗教作斗争的指导恩想，没有充分转到争取团结群众的指导恩想上来的表现。李总理在宗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给了我们新的希望。特别他讲到，在一定意义上对待宗教就是对待群众的问题，讲到信教的人也是国家的主人，他们在思想上、信仰上的差异是次要的；讲到用急躁情绪和行政命令去对待宗教问题，会破坏党群和干群关系；讲到应当怎样理解管理，应当怎样理解渗透，都很精避，都同周总理以及十九号文件的思想衔接。


    现在的问题是，怎样使这精神不停留在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里，而把这精神灌输到基层，在教内外纠正同宗教作斗争的心态，明确管理对象，提高管理水平，取得团结广大教徒群众、孤立反动分子的实效，使我国的宗教工作越来越具有中国自己的特色。


    以上片面处请指正。

    丁光训

    一九九一年一月三十日 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