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To all friends who stand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舒晴心裡沉甸甸的，她的頭髮已經被她神經質地扯得很零亂，她的心思更理不清。她這次來新奧爾良是代表CDC出席一個流行病學的會議。今天早上她剛做了一個簡短的講演，從公共衛生的角度分析今年流行病在東南區的發展。下午會議自由活動，幾乎所有的與會者都成群結伴地觀光去了。這個下午是她此行唯一的機去看他。她把車停在了這家雜貨店的側面，透過鐵欄杆可直接看到他的後院。她沒有從這輛租來的雪弗萊SUV里出來，甚至沒有將車窗的變色玻璃降下來。五月的陽光在這美國南方的城市已經很烤人了，他的後院有幾棵大橡樹，把整個後院都遮在了樹蔭下。院子裡零散地停了四五輛舊車，跟她預料一樣她一眼就看到他蹲在一輛卸開的舊車前往車身上擰什麼。舒晴不禁鬆開了咬緊的下唇嘆了口氣，看來這人還真地打算在這些舊車裡蹲一輩子了。舒晴緩緩地把車窗降下來。他原來那一頭秀美的厚發變成了小寸頭，十幾年過去了，那頭髮還是黑黢黢的，她不禁摸了摸自己的頭髮，她已經開始染髮了。雖然他穿着一件白T恤衫牛仔褲半蹲半站在那裡，你還是可以看出這是一個寬肩細腰的男人。看着那熟悉的後背和那寬闊的她枕慣了的肩膀，她的眼睛突然熱了，她還是那樣地渴望他，事實上，她從沒有停止過渴望他。 她忘了他倆是怎麼好上的，那是大一的時候。他倆似乎是一見就好上了，他挺拔高大象棵樹，她纖細婀娜象一棵牽牛花，他倆碰上了就像藤纏樹那樣自然地好了。她事事都依他，他處處都呵護她。他的書包里裝着她的書，冷天他大衣的口袋就是她的手套。他們就讀的是北京師範學院，畢業後他成為了一所中學的語文老師，她呢，在另一所中學教數學。黃城根兒沒少了他倆的身影，中山公園舞會廳沒拉下他倆的笑聲。是什麼讓她要改變這種生活的？為什麼她要出國呢？她自己都說不清。 她先出來讀書，兩年後她到新奧爾良的機場接他的時候，他拉着兩個巨大的箱子，像是在做一個永久性的遷移。即使在這久別重逢的激動中她都能從他的眼神里覺察出異樣，不只是興奮，還有恐懼。他們都感覺出他們之間的關係變了。 一個沒有經歷過的人永遠想象不到一個年過三十才從頭學習一種新語言是多麼的無奈。無論你多麼博學，你是多麼有才幹，你卻像一個嬰孩一樣發音含糊不清，話不成句，辭不達意。試想一下在你的面前，一個成年人說話像嬰孩一樣，給你什麼感覺？你會對他有信心嗎？而我們這些中年才來到美國的華人就是這樣呀呀學語地去面對我們的新的嚴峻的人生的。 他到的第二天，舒晴陪他去移民局換簽證，當移民官問他幾時入境的，不知是他聽不懂，還是不知怎樣說，竟阿，阿，阿了半天說不出一句話。移民官驚訝地望着他，舒晴也沒料到會這樣窘迫，可是他的眼睛裡卻只有痛。從填一張簡單的申請表，打一個找工作的電話，都得要舒晴代做。最使他狼狽的是半夜被舒晴從警察局領出來的樣子，因為他無照開車打工撞了警車，又因為語言不通，被誤會為非法移民被抓進了局子。他們兩個人不知如何重新定位他倆的關係，只是痛心地看着他倆的關係就是這樣一點一點地退化。由於他考不過GRE分數線所以不正式進入碩士的程序，只能選修一些預備課程，修着修着他看不到希望，就放棄了，竟然迷上了修車。他就默默搬出了學校的宿舍，搬進了這個修車的院子。舒晴開始還常去看他，但是兩個曾經那樣親密過的人如今生分起來是最痛苦的事，所以她就越來越少去那裡。後來她去密西根讀博士就徹底離開了他。 舒晴整理了一下西裝裙的皺褶，又窺覷了一下自己的尖底的高跟鞋，她出了會議廳沒來得及換衣服就來了。她不想這樣出現在他面前。其實見了又如何？她已經結婚了，她的丈夫曾是她過去的老闆，年長她十來歲，對她是無限地耐心細緻，她不想要孩子，她丈夫與前妻有兩十幾歲的女兒都和她相處得挺好。 她從朋友處知道他一直沒婚沒娶，就這麼一個人過着。他到底在守什麼？她不值他這樣，這些年他是怎麼過來的？舒晴就這樣遠遠地望着他任淚水流滿了臉又滴在裙子上她也不理會。現在這種生活真的是他們原來想要的嗎？她是多想不顧一切地衝過去，再像過去那樣伏在他的肩上暢快地哭一場。可是，哭過之後又能怎樣，他們又能做什麼？他們還能回到過去嗎？ 她就這樣痴痴地一直望着他，直到他收起工具進了屋不見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