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辈脑海中的五四运动情景，大抵来自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浮雕

后来上大学，校领导推荐的课外读物是胡绳主编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对五四运动的评价很高，而且重点强调，五四运动为其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人才库（大意）。想想也是，进步学生的精神领袖是陈独秀，后来中共的首任总书记，直接参与的学生领袖有张国焘和许德珩，后来都成为中共领导人等。只是后来看到更多的资料，觉得胡绳先生的结论放在国民党身上也适应，因为更多的学生领袖后来成为国民党的中坚人物。对于激荡百年的中国近代史，相信很多朋友和我一样，有一种生不逢时的感觉。

年岁长了，读了些书，五四运动的光环也就慢慢黯淡了，相比同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五四也就是一次大的学潮，如果按照后来中共四二六社论的逻辑，五四运动的某些场面，更像是一场“动乱”。

余生也晚，未能赶上五四运动这样的历史时刻，以及后来的一二九学生运动、抗战胜利后的“反饥饿、反内战”的学潮，连一九七六年的四五运动也未能亲历。不过，其后在中国发生的所有学潮，都有不同程度的卷入，趁五四运动纪念日，和博友们一一道来。

一

记得刚刚入学不久，有高年级的同学给我们派发传单，说的是湖南师范学院竞选人大代表的风波，领头的其中一个是梁恒，因与美国女教师恋爱结婚而闻名全国。那个时候是八十年代初，校园里撒传单很容易联想起文革时期的反革命传单。果然传单很快就被辅导员收走，并在班会上要求我们不要受外界的干扰，专心学习，振兴中华，为四个现代化作出自己的贡献。这件事没有在我们学校酿成学潮，但却给我一些的疑问：梁恒是谁？那个美国女教师是什么人？她是真的爱上这位中国青年，还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务美色诱惑，梁恒领头闹事是因为她的美国太太的指使吗…为此，我开始“偷听”美国之音。

当然，现在这些情况慢慢清晰了，梁恒是湖南师院的77级中文系学生，他与美国女教师恋爱，并获得中央领导的批准（？现在看似荒唐，但那个年代这种事情需要邓小平作出历史性的决定）。而当年我疑惑的这位美国女教师夏竹丽出生于犹太书香门第，其父是哥大的名教师，夏竹丽中英文俱佳，当然也不是什么中情局的特务。梁恒后来到美国，师从夏志清教授，并与人合办启蒙性杂志《知识分子》。只是后来他和夏的异国婚姻破裂，他也没有像夏志清老师那样从事文学事业，而是追随索罗斯搞起金融业了。

后来虽然也在举着火把上街游行，但都是看到“中国男排3：2逆转南韩”或者“中国女排战胜日本”等消息后，同学们“自发”在学生会支持下的活动，主题是“振兴中华”。而看到湖南师院的传单，和几位同学听高年级同学的策划鼓动等，虽然未遂，但算是我最接近的一场学潮。

二

在校四年匆匆而过，再遇到大的学潮机会已经是大学毕业后两年多了。

当时我们分配的A市的大学毕业生自发组织了一些社团，主要宗旨是为A市的现代化建设献计献策，那时候的共青团干部们都挺开放，对于这些社团没有任何干涉，反而是为我们提供各种便利，比如租借场地给我们召开研讨会、辩论会等等。那段时间里，各种新思潮在校园、在大学毕业生中间流传很快，比如温元凯、方励之的演讲稿，都以复印件的形式四处传播。我们A市的社团也不甘示弱，将自己通过美国之音英文广播录音下的名人演说也翻译成中文分发给在大学读研的同学们，现在还记得里根总统在莫斯科大学的演讲稿就是我们这个社团成员录制翻译的。

1986年底，由合肥的中国科大同学率先发起了游行，起因居然和六年前完全一样，也是希望公平地选举人大代表，只不过1980年时的湖南发动者们是梁恒这样的学生，且当时的学生尚保守未开化；而这次则是年轻人的偶像，中国科大副校长、物理学家方励之先生连番的启蒙演讲，以及大学生们接触到更多的现代资讯与更完整的历史资料，所以这次的学潮对中国大学校园的冲击力，是中共执政以来前所未有的。如何参与这样可能影响中国历史的大事件，我们几位社团决定先向上海和北京各派一名观察员，每天与我们通话一次，所有差旅费用由我们分摊。在决定谁去上海、谁去北京时，大家争执不休，谁都希望能够亲临这样扣人心弦的时刻，最后举手表决，Q君去上海，W君去北京，我负责留守。记得我当时有些沮丧，去上海的Q君很认真地效仿谭嗣同的话安慰我：“我等为其易，先生为其难。”……后来几十年后再见，谈及此事，大家都哈哈大笑不已，他没能做谭嗣同，我也没有做梁任公九牛一毛的事情。

Q君住在交大，目睹了江总与同学的辩论，也见证了翁史烈校长在徐汇校门口劝阻学生上街未果后的无奈表情；而W君在北京的活动遇到麻烦，由于86年底的学潮是从合肥蔓延到华东，再从南方转移到北京的，W君了解学潮在合肥、上海的发展情况，所以他在北大的演讲获得了众多的关注，这里也包括国安的特务。86学潮的高潮是在1987年的元旦，北京各高校的学生在中央媒体的警告中、在校方的各种方式的劝阻下还是勇敢地走向了天安门，这个五四运动以来学潮标志性的圣地。这，也导致了当时的中共总书记、开明的领导人胡耀邦的下台。

小人物也有小人物的悲哀，W君被京城警方一路关注回到了A市，抄家，刑拘和“问话”。最终，无“罪”释放。因为除了过激言论外，没有“境外敌对势力”的支持，也没有老右派等“别有用心”的人的指使。但这类人必须严加管束，于是他所在的单位也奉劝他自己联系家乡的单位调离了。社团的大部分人都没事，但我和另一位受到牵连，原因是在W君的日记中出现的频次太多。

三

最后的一次学潮是震惊世界的八九六四了。这类资料甚多，我也曾经撰过几篇小文（详见相关链接），这里不再赘述。

我从书本中读到的学潮，几乎都是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比如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气焰，或者给予了北洋卖国政府致命一击等等。而综观我亲历的三次学潮，无不是悲剧收场，既损失了改革开放的政府领导人，也牺牲了众多的平民百姓，历史竟出现了短暂的倒退。究竟是1949年前的学潮给中共当局美化了？还是1949年后的学生走向了历史的反动、屡次做了中共所称的“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呢？如果1949年前后的大学生们都是一样的纯真、热情、爱国。那么五四学潮中的青年是否没有团结在以徐世昌总统为首的北洋政府周围，认真学习科技文化知识，花“巴黎和会”之悲痛为力量，振兴中华，而是冲出校园，痛打政府官员，火烧民宅，做了“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呢？

一点思考，以此纪念五四青年运动。

2015年5月4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