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輩腦海中的五四運動情景，大抵來自人民英雄紀念碑的浮雕

後來上大學，校領導推薦的課外讀物是胡繩主編的《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對五四運動的評價很高，而且重點強調，五四運動為其後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提供了人才庫（大意）。想想也是，進步學生的精神領袖是陳獨秀，後來中共的首任總書記，直接參與的學生領袖有張國燾和許德珩，後來都成為中共領導人等。只是後來看到更多的資料，覺得胡繩先生的結論放在國民黨身上也適應，因為更多的學生領袖後來成為國民黨的中堅人物。對於激盪百年的中國近代史，相信很多朋友和我一樣，有一種生不逢時的感覺。

年歲長了，讀了些書，五四運動的光環也就慢慢黯淡了，相比同時期的新文化運動，五四也就是一次大的學潮，如果按照後來中共四二六社論的邏輯，五四運動的某些場面，更像是一場“動亂”。

餘生也晚，未能趕上五四運動這樣的歷史時刻，以及後來的一二九學生運動、抗戰勝利後的“反飢餓、反內戰”的學潮，連一九七六年的四五運動也未能親歷。不過，其後在中國發生的所有學潮，都有不同程度的捲入，趁五四運動紀念日，和博友們一一道來。

一

記得剛剛入學不久，有高年級的同學給我們派發傳單，說的是湖南師範學院競選人大代表的風波，領頭的其中一個是梁恆，因與美國女教師戀愛結婚而聞名全國。那個時候是八十年代初，校園裡撒傳單很容易聯想起文革時期的反革命傳單。果然傳單很快就被輔導員收走，並在班會上要求我們不要受外界的干擾，專心學習，振興中華，為四個現代化作出自己的貢獻。這件事沒有在我們學校釀成學潮，但卻給我一些的疑問：梁恆是誰？那個美國女教師是什麼人？她是真的愛上這位中國青年，還是中央情報局的特務美色誘惑，梁恆領頭鬧事是因為她的美國太太的指使嗎…為此，我開始“偷聽”美國之音。

當然，現在這些情況慢慢清晰了，梁恆是湖南師院的77級中文系學生，他與美國女教師戀愛，並獲得中央領導的批准（？現在看似荒唐，但那個年代這種事情需要鄧小平作出歷史性的決定）。而當年我疑惑的這位美國女教師夏竹麗出生於猶太書香門第，其父是哥大的名教師，夏竹麗中英文俱佳，當然也不是什麼中情局的特務。梁恆後來到美國，師從夏志清教授，並與人合辦啟蒙性雜誌《知識分子》。只是後來他和夏的異國婚姻破裂，他也沒有像夏志清老師那樣從事文學事業，而是追隨索羅斯搞起金融業了。

後來雖然也在舉着火把上街遊行，但都是看到“中國男排3：2逆轉南韓”或者“中國女排戰勝日本”等消息後，同學們“自發”在學生會支持下的活動，主題是“振興中華”。而看到湖南師院的傳單，和幾位同學聽高年級同學的策劃鼓動等，雖然未遂，但算是我最接近的一場學潮。

二

在校四年匆匆而過，再遇到大的學潮機會已經是大學畢業後兩年多了。

當時我們分配的A市的大學畢業生自發組織了一些社團，主要宗旨是為A市的現代化建設獻計獻策，那時候的共青團幹部們都挺開放，對於這些社團沒有任何干涉，反而是為我們提供各種便利，比如租借場地給我們召開研討會、辯論會等等。那段時間裡，各種新思潮在校園、在大學畢業生中間流傳很快，比如溫元凱、方勵之的演講稿，都以複印件的形式四處傳播。我們A市的社團也不甘示弱，將自己通過美國之音英文廣播錄音下的名人演說也翻譯成中文分發給在大學讀研的同學們，現在還記得里根總統在莫斯科大學的演講稿就是我們這個社團成員錄製翻譯的。

1986年底，由合肥的中國科大同學率先發起了遊行，起因居然和六年前完全一樣，也是希望公平地選舉人大代表，只不過1980年時的湖南發動者們是梁恆這樣的學生，且當時的學生尚保守未開化；而這次則是年輕人的偶像，中國科大副校長、物理學家方勵之先生連番的啟蒙演講，以及大學生們接觸到更多的現代資訊與更完整的歷史資料，所以這次的學潮對中國大學校園的衝擊力，是中共執政以來前所未有的。如何參與這樣可能影響中國歷史的大事件，我們幾位社團決定先向上海和北京各派一名觀察員，每天與我們通話一次，所有差旅費用由我們分攤。在決定誰去上海、誰去北京時，大家爭執不休，誰都希望能夠親臨這樣扣人心弦的時刻，最後舉手表決，Q君去上海，W君去北京，我負責留守。記得我當時有些沮喪，去上海的Q君很認真地效仿譚嗣同的話安慰我：“我等為其易，先生為其難。”……後來幾十年後再見，談及此事，大家都哈哈大笑不已，他沒能做譚嗣同，我也沒有做梁任公九牛一毛的事情。

Q君住在交大，目睹了江總與同學的辯論，也見證了翁史烈校長在徐匯校門口勸阻學生上街未果後的無奈表情；而W君在北京的活動遇到麻煩，由於86年底的學潮是從合肥蔓延到華東，再從南方轉移到北京的，W君了解學潮在合肥、上海的發展情況，所以他在北大的演講獲得了眾多的關注，這裡也包括國安的特務。86學潮的高潮是在1987年的元旦，北京各高校的學生在中央媒體的警告中、在校方的各種方式的勸阻下還是勇敢地走向了天安門，這個五四運動以來學潮標誌性的聖地。這，也導致了當時的中共總書記、開明的領導人胡耀邦的下台。

小人物也有小人物的悲哀，W君被京城警方一路關注回到了A市，抄家，刑拘和“問話”。最終，無“罪”釋放。因為除了過激言論外，沒有“境外敵對勢力”的支持，也沒有老右派等“別有用心”的人的指使。但這類人必須嚴加管束，於是他所在的單位也奉勸他自己聯繫家鄉的單位調離了。社團的大部分人都沒事，但我和另一位受到牽連，原因是在W君的日記中出現的頻次太多。

三

最後的一次學潮是震驚世界的八九六四了。這類資料甚多，我也曾經撰過幾篇小文（詳見相關鏈接），這裡不再贅述。

我從書本中讀到的學潮，幾乎都是推動了中國歷史的發展，比如沉重打擊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氣焰，或者給予了北洋賣國政府致命一擊等等。而綜觀我親歷的三次學潮，無不是悲劇收場，既損失了改革開放的政府領導人，也犧牲了眾多的平民百姓，歷史竟出現了短暫的倒退。究竟是1949年前的學潮給中共當局美化了？還是1949年後的學生走向了歷史的反動、屢次做了中共所稱的“親者痛，仇者快”的蠢事呢？如果1949年前後的大學生們都是一樣的純真、熱情、愛國。那麼五四學潮中的青年是否沒有團結在以徐世昌總統為首的北洋政府周圍，認真學習科技文化知識，花“巴黎和會”之悲痛為力量，振興中華，而是衝出校園，痛打政府官員，火燒民宅，做了“親者痛，仇者快”的蠢事呢？

一點思考，以此紀念五四青年運動。

2015年5月4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