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在有知識分子嗎，我懷疑，所謂知識分子，最基本的要件是要有獨立思想的人，而這一點，仔細想一想在現在是很難有生命力的。兩千年儒家學說的教化，專制政權用血腥和恐怖一次又一次地強化，官本位已經在中國社會中深入人心，體現在個人身上就是中國人的奴性。世界上可能再也找不出比中國人更多的奴性的了。奴性的一點點積累，必然是人性的一點點萎縮。人的獨立精神只有在沒有奴性的人身上才能閃現獨立的人性光芒。想在自稱奴才的人中成就出偉大的人格，無異緣木求魚。

真正的知識分子是疏遠權力，甚至敵視權力的，知識分子就其本性來說應具有自由主義的傾向，應是權力的虛無主義者，因此，知識分子必然要有批判的立場，以弱小者為本位，對抗強權階級；對知識分子來說，生存的勇氣就是批判的勇氣，而這勇氣也是只能來自批判的,從批判到批判。

對知識分子來說，民間的立場就是社會底層的立場，民主的立場，人道主義的立場。民間社會是人類良知的持有者和保存者，潛藏着克服權力罪惡的巨大的變革力量。我們說批判所需的理性、意識，最後都必須回到個人的、民間的立場上去。知識分子必須有獨立精神和創新精神，為追求觀念而活着。他應該是所在社會的懷疑者，批判者和挑戰者，對其生存的環境和自身所置於的價值觀持懷疑和反對態度。獨立思考是必須的。按照這個標準，我們中國的知識分子，又有幾個是在獨立思考的？——中國知識分子，至多是些詮釋者而已。

中國的專制制度，何能維持上下五千年？全仗有中國一部分知識分子為統治者拍馬，以儒家理論維護封建政權，為皇帝歌功頌德乃中國知識分子第一大傳統。

這種人代表了一部分中國知識分子的部分特徵，既，對權力特有的依附性。原因是一個民族長達幾千年處在無所不在、無所不能的王權之下，“學得文武藝”除了“賣與帝王家”之外，沒有其他的路可走，從而形成了這是他們所有特徵中最根本的，對權力的依附。知識分子作為“社會良心”的代表，卻因為“毛附於皮”的背景發生了很多畸變，抗拒畸變的為民請命者紛紛被“活埋”。更多的知識分子進入廟堂，成為幫忙的“忠臣”、幫凶的幕僚和幫閒的戲子.

但作為“社會良心”的知識分子，即使缺乏反抗的條件，面對政治上的不人道和不公正，可至少還有沉默的權利，也不會有什麼損失呀。但“識時務者為俊傑” ，這句千古名言，使他們中的聰明人很快就習慣了阿諛奉承、溜須拍馬，既看形勢，又觀風向。知識分子一旦缺失了公共良知，整個時代就變得不可救藥了。知識分子的妥協，使這個社會的奴性無以復加。中國一部分知識分子有了這個處世哲學，當漢奸做奴才也能心安理得，例如明朝時有個范文程，就用這門學問幫着努爾哈赤“和平解放”了邊關重鎮撫順城（現在的撫順市），當上了滿人的大學士。這個范文程，隨新主子進關後，一路招降納叛，用的就是這個哲學。“識時務者為俊傑”使現代版的部分知識分子已經從 “奴才”發展到了“幫凶”！更不用說從幕僚、師爺、秘書到寫作班子“梁效”一代代的層出不窮。

總有一些知識分子，不放過一切機會向權力跪拜。如果他們這樣做不是為了生活得更好，就是奴性太深了。這已經不是什麼生存權的問題，而是知識分子自身的素質問題。每當有點兒風吹草動，就有許多所謂的“知識分子”跳出來獻媚、跪拜，這簡直形成了中國的“權藝復興”運動。看看“強國”的一些“左派”時時顯露出的媚態，就什麼都清楚了。有誰逼他們嗎？沒有，這是一種發自內心的“權力崇拜”。這種諂媚沒有人逼他們作，也與經濟利益沒有直接關係，他們是驕傲地自甘墮落的。

在這方面可以舉個例子來說明，大躍進能在中國轟轟烈烈搞將起來，知識分子們也功莫大焉，此話怎講？當年搞大躍進，一些地方官員放了很多“衛星”。為了使人民相信畝產萬斤糧，所以這時候就需要有科學家出來用科學論證的數字為領導說話。因為人民更相信科學家說出來的數字。於是有那麼一部分科學家抓耳撓腮、費勁心血用“科學”的方法論證出了畝產萬斤糧的“事實”，所以那時候報紙廣播裡的高產衛星田等，可都有知識分子的“功勞”。

對中國知識分子而言，今天最重要的就是回到２０世紀上半葉先輩們曾走過的那條路，徹底擺脫對權力的依附。這種依附性雖然不是知識分子自身一手造成的，但確乎已滲入不少知識分子的骨髓，甚至內化為他們的一種情感傾向以及認識、評判事物的既定思維方式。不改變這一精神狀態，老是以權力的是非為是非，甘願成為權力的詮釋機、傳聲筒，在屈原人格的陰影中打轉，這個老大民族就不可能融入人類主流文明。 　　 　 　　關於知識分子的文字可以說是多如牛毛，我想說的是，雖然中國不乏個體的優秀知識分子，但從整體來看，至今為止中國沒有形成一個獨立知識分子群體，做一個知識分子，首先應該要求有獨立的思想，有獨立的做人的品格，這不是寫在紙上無法實現的東西，而是切切實實可以達到的現時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