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兩天晚飯後散步，如常地用手機收聽音樂台的節目，入耳的是非常熟悉的旋

律 - 布拉姆斯 D 大調小提琴協奏曲。由於是中途開機，已經奏到第二樂章的

尾段。邊走邊聽，回憶起八年知青生活中通過“收聽反動電台”接觸到的大量

西方音樂作品。我還想起了，到香港之後所買的第一張 78 轉黑膠唱片就是 

David Oistrakh 所演奏的這一首樂曲。

我出生在東南亞一個小國，記憶中小時候除了在社會上能聽到僑居國的歌謠之

外，生活中接觸得最多的是“新中國”和蘇聯的歌曲。至於記憶最深刻的蘇聯

歌曲是《青年團員之歌》（也有譯作“共青團員之歌”），因為每當報社的大

哥哥大姐姐或叔叔阿姨受到感召，回國參加建設之前，報社例必舉辦歡送晚會

，晚會上一定會有這首歌。大家興致高昂地唱着“聽吧！戰鬥的號角發出警報

，穿好軍裝，拿起武器。青年團員們集合起來，踏上征途，萬眾一心，保衛國

家。我們再見了，親愛的媽媽，請你吻別你的兒子吧。再見吧媽媽，別難過，

莫悲傷，祝福我們一路平安吧。......” 

接觸到革命歌曲的對立面“靡靡之音”倒是在回到廣州求學之後。我那時在學

校寄宿，有時周末會到監護人的家裡吃頓飯。監護人布伯伯在單位上是黨政一

把抓，長年住在單位里，伯母自己住在中山五路的單位宿舍。我進學校之前就

和伯母一起住在那幢宿舍樓的三樓。記得有一個周末，我經過二樓的過道時，

看到兩個大哥哥在擺弄一台電唱機，我就過去湊熱鬧。其中一位“蕭哥”和我

比較熟，拿起一張唱片問我在國外是不是經常聽這些歌曲？我一看唱片封套是

一個女人的大頭像，上面是《給我一個吻》這幾個字，我搖搖頭說沒聽過。蕭

哥一臉的不相信，從唱片套里拿出唱片，放到轉盤上，一陣沙沙聲響之後，一

種我不曾接觸過的樂音響起來，一把女聲嗲嗲地唱起“給我一個吻，可以不可

以......”蕭哥他們兩人跟着唱起來，身體還不停地左右晃動，令我感到很新

鮮。我在二樓逗留了很長時間，聽了好多首“時代曲”，唯一記住的只有那首

《給我一個吻》。伯母知道我和蕭哥在一起，有點不高興，說他思想落後，以

後少跟他來往。隔不久，聽說蕭哥就去了香港和他的父母團聚，我自然沒機會

再見到他。沒想到三十多年後，我和蕭哥在香港竟然成了樓上樓下的鄰居。

我中學裡的一位好朋友是一個業餘無線電愛好者，自己製作了二極管收音機，

上課的時候常常托腮作思考狀，其實是在聽廣播。他的家裡還有一台大的電子

管收音機，我們上他家玩的時候，有時會偷聽短波國外電台。那時干擾很厲害

，聽得特別費勁，大家享受的不過是那種“深夜閉門讀禁書”的感覺，而且只

能偶一為之，家裡大人在的時候決不讓我們胡鬧。我到了珠江三角洲當知青之

後，才真正常常有機會“收聽反動電台”。

相對於和我一起下鄉的同學們，我的“裝備”比他們強。那年我們下鄉的“標

准裝備”包括每人一頂寫着“務農光榮”四個大字的大竹笠，一床棉被，一領

蚊帳，那都是由每人的“安置費”里支付。我卻多了一床“私伙”的絲棉被和

一台“標準牌”半導體中波、短波收音機，是兩年前媽媽回國看望我的時候帶

來的。由於不想我在學校里太張揚，收音機一直由布伯母保管着，下鄉前夕才

交給我。收音機體積不大，大約是 20 X 15 X 5 公分的樣子，像一塊扁磚。外

面還有一個深褐色的皮套，在那個年代算是很時髦的物品。

我們下鄉的地方是位於斗門縣的國營農場，離澳門很近，屬於“三級邊防區”

，進入那個地區要持有“邊防證”。我們到了農場不久就發現能夠輕易收聽到

香港和澳門的電台。同學之中也有無線電愛好者，帶得有自己組裝的二極管收

音機。還記得最先令我們着迷的是“商業電台”播放的“占士邦系列”。每天

傍晚收工之後，我們幾個調皮鬼回到宿舍的第一件事就是躺到床上，脊背向外

，把帶着“耳塞”的那隻耳朵緊貼枕頭，追聽 007 的故事。不過到了農忙時節

，工時特別長，大家都累得不得了，回到宿舍洗洗就睡，“收聽反動電台”的

不良現象自然而然地就消除了。除了開始的時候隨大流聽電台故事之外，我聽

得更多的是電台的晚間音樂節目，尤其是農閒的時候，每天臨睡前都要聽一陣

“商業電台”那個《夜曲》欄目。欄目的開場曲是聖桑的《引子與迴旋曲》，

多年沒改，那幾年的主持人也一直是李斯曼小姐。八年裡，原來對西方古典音

樂所知不多的我漸漸有了些認識。雖然白天免不了要唱“語錄歌”，晚上卻可

以另有選擇，生活便不儘是無奈。農閒的時候，我們星期天休息，我有時會把

那台收音機裝進帆布書包里去爬生產隊後面那座山。山路上人跡渺然，我可以

用喇叭聽音樂，偶爾遇到上山砍柴的人，把音量調低就是了。那座山不算高，

據說海拔四百米左右，上山之後向南望去是一片不見邊際的大海，令人心曠神

怡。在山上找一塊石頭坐下來，幻想着未來的日子，雖然模糊，畢竟有盼頭。

“文化大革命”的狂飆無遠弗屆，我們那塊邊地也雲水怒了，也風雷激了。一

不留神，我竟成了“破壞文化大革命的黑手”，和那些原先在台上坐着的領導

們一起，脖子上掛着名字倒寫，上面還有一個大交叉的紙牌，在分場的各個生

產隊接受革命群眾的巡迴批鬥。關於我的罪行有一項就是“長期收聽反動電台

”。剛被關進“牛棚”的時候心中有很多的不忿，當“牛鬼蛇神”的隊伍逐漸

擴大，“牛棚”一再增容的新形勢下，我的心情反而平靜了下來。我的案情並

不複雜，隨着運動的深入， 我這類小土豆漸漸被邊緣化了，不提審了，也不用

寫“交代”了。我就有了很多時間自省和觀察其他人是怎樣應對這種“非常人

”的生活，竟然有了一種新的體會。那段日子，“四個偉大”的領袖時不時發

出“最新指示”。每當這種時刻，“牛棚”外的革命群眾自然是敲鑼打鼓，山

呼萬歲！ “牛鬼蛇神”們不配參與慶祝，只能從小窗口向外張望，心中盤算着

哪一天可以回到街上。有一個晚上，我們在熟睡中被“牛棚”外的鑼鼓聲和歡

呼聲驚醒，根據口號的內容可知領袖又發布“最新指示”了。那時有“宣傳最

新指示不過夜”的說法，所以大家都已經習慣，我轉個身繼續睡覺。忽然有人

硬要我起來朝小窗外看，我很不耐煩地問他要看什麼？他指着遊行隊伍前頭，

兩個人抬着的一個小架子問我，架子上那台收音機是不是我的？我看了一眼，

正是陪伴了我不少日子的好夥伴，在群眾的喧鬧聲中播放着中央台播音員字正

腔圓地誦讀着的“最新指示”：在訂計劃的時候，必須發動群眾，注意留有充

分的餘地。

我在“牛棚”里總共呆了不到一年，由於“表現好”，最早結束了被羈押的狀

況，發放到生產隊接受貧下中農的監督改造，過了幾個月，又被定性為“犯錯

誤的好人”，宣布“解放”，並聲稱會消除與“牛棚”有關的檔案。我對那些

都無動於衷，最開心的是他們把那台收音機完好無損地交還給我。在後來的日

子裡，我繼續過着白天勞動，晚上有機會就收聽“反動電台”的生活。聽音樂

之外，還聽過“莫斯科廣播電台”的“魯迅反對江青”欄目。“九一三”事件

發生的第二天，我就通過香港電台援引日本 NHK 的推測，知道中國大地上發生

了一起“大事件”。後來，在“外語學院”任教的一位兄長送我一套內部發行

的《英語九百句》。我在學校學的是俄文，得到那套書自然非常高興。由於沒

有配套的磁帶，我只好在晚上按時收聽“美國之音”播放的語音教程，打下了

學習英語的基礎。那套節目用普通話教授，做練習才用英語，播放時段大概在

晚上七、八點，對我來說是最合適不過的時間。有一天晚上，負責知青工作的

副隊長“五叔”到宿舍來看望我們，我正通過喇叭收聽英語教程，來不及關上

收音機。“五叔”問我在聽什麼？我硬着頭皮說是中央台的英語課程，還特意

把音量調大。“五叔”聽到收音機傳出英語和普通話的句子，不知聽出什麼沒

有，只是微微點頭，背着雙手走了。雖然同學們願意為我保守秘密，為安全計

，我後來一直使用耳機收聽境外電台節目。通過那台小小的收音機，我在那個

邊遠的農耕之地得以接觸到其他地域的文化，開闊了視野，拓展了思路，為後

來脫離大熔爐，回歸大海做好了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