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長城作為齊國一項巨大的綜合防禦體系，見證了諸侯雄起、競相攻伐的春秋戰國風雲。關於齊長城的記載散見於史料之中，但這些文字對齊長城的修築時間、修築位置與走向、修築方式以及歷史作用等多語焉不詳。自20世紀30年代起，幾代學者通過實地考察，並結合史料記載，慢慢揭開了齊長城的神秘面紗。

    利用天然屏障修建防禦工事

　　春秋戰國是一個大變革、大動盪、大發展的歷史時期。“備邊境，完要塞，謹關梁，塞蹊徑”，各諸侯國在原有關隘的基礎上，大規模修築防禦工事，駐兵禦敵，長城便是各諸侯國保衛疆土的重要防禦設施。齊國，公元前1046年建立，經過姜齊、田齊兩個階段，公元前221年滅亡，歷時800餘年。濟南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張華松告訴記者，齊國以工商立國，是先秦時代工商業最為發達的地區之一，齊國的富庶容易招致其他諸侯國的侵略。因此，齊國修建長城既有構建與他國間商貿交往秩序的需要，又是為了防禦戰爭的發生。

　　齊長城的修築受到地緣政治、地理環境的影響。謀士蘇秦將齊國列為“四塞之國”：“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四塞”即以山河為天然屏障。“淄濰平原是它的腹地，環繞淄濰平原的西南、北面和西北面，有兩條大河，即所謂的清濟濁河；東面、東南面和東北面，是小海和大海，即今天的渤海、黃海；南面有一條連貫性很強的泰沂山系橫亙東西，就像一道大院牆。所以齊國在地緣政治上相對獨立，戰略地理條件得天獨厚。”張華松告訴記者，自西向東，齊長城防禦的國家，春秋時期分別為魯國及晉、吳等盟國，莒國及晉、越等盟國；戰國時代，則主要抵禦三晉和楚國。

　　齊長城的修築體現了齊國人利用自然地理優勢的理念。有學者判斷，最早的西段齊長城大約修築於春秋晚期，很可能是利用古濟水堤防再築牆加固形成。“戰國中期，楚國北上，齊國南部形勢緊張。在交通路口和關隘上築工事，建要塞的防禦戰術已經不能適應新出現的騎兵作戰方式，於是全線防禦的戰略設想在這一時期應運而生。”張華松告訴記者，在這一時期，“齊宣王乘山嶺之上，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州，千有餘里。”“宣王所做的是國防線上拾遺補缺工作，以前不需設防的高山長嶺上有些地段山高坡陡，地勢險峻，就以山代城；需要築城的地段土少石多，就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以石砌城。”由此形成了山地防禦、濟水防禦、東海防禦連為一體的齊長城防禦戰略結構。“山地防禦的重點在於長城所經的各關隘和谷地，這些關口都設立要塞，長城高且厚，有城門，且配備戍所、武庫、烽火台等，敵人很少能突破這些山地的關隘要塞。”張華松說。此外濟水防禦扼守齊國西南境的交通大動脈，黃海防禦體現了長城的海防戰略意圖。

　　體現防禦至上的兵家文化

　　齊長城同樣體現了齊人的兵家文化和軍事思想。“以孫武和孫臏為代表的齊國兵家，其兵法思想的核心是‘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全勝戰略，他們首先強調的是防禦，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孫子兵法》有云：“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張華松認為，齊長城正是在這一軍事理論原則指導下興建的。

　　在齊國的防禦體系中，齊長城發揮了重要的軍事作用。齊長城是由長牆、關城、障堡、烽燧以及長城內外的軍事重鎮等有機構成的立體防禦體系。“它將整個齊國的東南、正南、西南三個方向完整地圈了起來，這樣就使原本流動的戰場變成較為固定的戰線。”張華松認為，齊長城的軍事功用體現在：首先，和平時期，為齊國節省大量的戍守兵力；其次，戰爭時期，可以有效遲滯戰火向齊國腹地蔓延，贏得調動兵力、組織防禦的充裕時間；再次，使齊國軍隊先處戰地以主待客，以逸待勞，有效打擊屯兵于堅城之下的敵軍，殲滅其有生力量；又次，即便防禦失敗，也為齊國內地堅壁清野、撤退轉移提供了寶貴的時間；最後，齊軍可以依託長城防線主動出擊，建立前沿據點和防線，實現積極防禦的戰略目的。

　　齊長城作為全局性、永備性的軍事戰略工程，是齊國最為重要的一道防線。戰國時代的楚國貨幣於齊長城以南屢有出土，而長城以北卻沒有發現，被學界視為長城防禦成功的一個旁證。戰國時人論及齊國南部國防屏障時，總要提到長城巨防。如《戰國策·秦策》中張儀云：“（齊）長城巨防足以為塞。”齊長城不僅有力保衛了齊國的國家安全，還是齊國對外交流的重要紐帶，塑造了齊國對外開放的傳統格局。齊長城是中國最古老的長城，是中國長城的重要組成部分，波瀾壯闊的中國長城建築史是由齊長城開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