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子“走了

 (2009-10-19 14:46:01)转载▼

“瑞子”走了

在建国六十周年大庆即将来临的大喜日子里，传来令人心痛的噩耗，“瑞子走了！”话筒那边传来郝蕴琴低沉地声音。“你说什么？大点儿声！”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她又重复了一遍：“ 9月26日瑞子走了”我坚信自己没有听错，这是真的。怎么可能呢？她是个乐天派，聪明活泼、落落大方、待人热情、心地善良，说起话来清脆的声音像铜铃一般，是那么有穿透力和感染力。她才64岁呀，一个这么好的人怎么就这样匆匆地走了呢？几天来我的脑海里不断出现我们在美院附中上学时的情景。

“瑞子”叫姚明瑞，因为她聪明活泼，很招同学喜欢，大家都亲切地叫她“瑞子”。1960年我们一同考入中央美术学院附属中等美术学校读书。这一年学校从全国各地招收60名学生，分成两个班，我和她是二班的同学。我被推举为班长，她是文娱委员。当时学校的规定是不管家在本市还是外埠的学生一律住校，统一管理。校长丁井文先生和老师们就如同家长一样，对我们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学生既严格管理又关怀备至。我们这些十五、六岁的中学生如同一家人，勤奋而愉快地学习和生活着。大家经常一同结伴儿外出画速写、画水彩。那时的同学们主要精力都用在素描、水彩、速写等主课上，对于文化课能及格就可以了。但在我的印象里，姚明瑞不但主课成绩不错，文化课也名列前茅。记得她的俄语成绩最好，还业余学习英语，这对于她日后成为一名中学英语教师和从事外经贸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六十年代初我国正处在生活困难时期，粮食供应极度匮乏，国家对我们这些正在长身体的中学生每月每人保证供应粮食30斤。尽管如此由于当时副食供应太差，同学们仍然吃不饱。班里的女同学经常在吃饭时把自己的饭拨给一些男同学，瑞子就是其中之一。为了弥补饮食方面的不足，瑞子想办法在班里开展文化娱乐活动，让同学们在一起生活的愉快些。记得她组织过歌咏队，还组织了一个木偶小组，经常给同学们表演一些自编自演的小节目。木偶的头是发动同学们自己动手做的，木偶的衣服是在京的同学回家拿来的碎布头缝制的。同学们参加这些活动都非常积极，我曾见到，一个周六的下午，邓琳同学在传达室给她奶奶打电话，让奶奶给她找一些各种颜色的布头，等她回家拿来做木偶的衣服。

元旦是我们最高兴的日子。整个12月份，同学们都在准备元旦联欢晚会。晚会上丰富多彩的内容不少点子是瑞子出的。同学们还每人准备一件礼物包好，里面写上自己的名字，混放在一起，晚会上每人拿一个。打开礼包的时刻是大家最开心的时候，有的打开包，里面是几块儿糖，有的是一张自制贺卡，上面有几句温馨的话。有糖的自然可以甜在嘴里，美在心上，有贺卡的也可以细细地揣摩那令人陶醉的语言。记得一个同学的包里是一块橡皮，这也很实用，画素描时可以派上用场。大家欢声笑语一片，此情此景至今令人难以忘怀。在美院附中学习的日子里，同学们亲如一家，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像兄弟姐妹一样。校长、老师如同我们的父母，饮食、起居、学习无微不至的关怀、疼爱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学在这个温馨的大家庭里愉快地成长。

60年代初中苏国家关系恶化，中苏两党论战开始公开化。我们这些和共和国一同成长的中学生也主动地卷入这场意识形态的斗争。出自对党和国家的热爱，几位同学提议给苏共中央写信，驳斥苏共中央的修正主义观点，这其中就有姚明瑞。信写好后念给同学们听，大家签名，由几位俄语比较好的同学找俄语老师共同翻译寄出。姚明瑞之所以在政治问题上如此敏感，大概和她的家庭教育分不开。她的父亲是当时的商业部部长（后来的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还有一些高干子弟，如邓小平的女儿、周总理的侄女和一些军队高级将领的子女，他们在学校里和普通学生一样，平易近人，不搞特殊化，大家也没有觉得他们是高干子女，大家在学习上互相帮助，生活上互相关怀，亲如手足。

1962年国际风云突变，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趁新生的中国正处在困难时期，加紧对中国的封锁并支持国际反华势力制造边境摩擦。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派小股武装特工在东南沿海登陆；印度军队跨过麦克马洪线侵入中国领土，打死打伤我边防军民。那一年我国破格开始夏季征兵，而且打破不征艺术院校学生的惯例，征招美院附中学生入伍。附中沸腾了，同学们纷纷报名，并写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横幅挂在楼道里，以姚明瑞为首的几个女同学也强烈要求报名参军。由于当年不征女兵，北京军区某部只批准12名男同学入伍，我是其中之一。6月30日上午，我们12名同学穿上崭新的军装背上背包到西直门火车站集中，姚明瑞和郝蕴琴、黄韵芳等几位女同学坚持送我们到火车站，让我们十分感动。

我和附中的其他4位同学被分配到秦皇岛驻军某师，新兵训练在某团驻地北戴河。北戴河是避暑胜地，一到暑期中央和各部委的领导都要到这里来休息。我们这些新战士都向往到北戴河海滨去看看，其实这只是妄想，一来新兵不准随意外出，二来海滨暑期戒备森严，怎么可能让没戴领章帽徽的新战士到海滨闲逛。8月初的一天，机会来了，那天早晨出操回来，通信员叫我到连部去一下。我一进连部，指导员问我：“你在北戴河海滨有什么亲戚？”我说：“报告指导员，没有。”指导员严肃地对我说：“昨天团部接到从北戴河海滨姚依林部长家打来的电话，希望你和你的同学到那里去玩儿。今天休息，你们可以去，下午三点归队，记住，一要注意军容风纪，二必须准时归队。”

当时是哪两个同学和我去的现在已经记不清了，我们三个没戴领章帽徽的新兵兴冲冲地向海滨进发。我们正有说有笑地在海滨大道上走着，突然发现身后有几个戴着纠察袖章的军人跟着我们，把我们吓了一跳，我们想快走几步甩掉他们，可是我们走得快，他们也跟得快。正在我们无计可施的时候，在路边一栋房子打开的窗子里有人叫我：“丁世儒，在这，进来。”抬头一看正是姚明瑞，哈！这不是“救星”吗！我们紧走了几步，进了一幢白墙绿顶的别墅，看了看那几个纠察也掉头回去了。

同学们在这里见面兴奋的心情可想而知，我们向她述说着在新兵连受的“罪”，她向我们介绍学校的情况。刚当兵一个月的我非常渴望回去读书，我想念我的同学，想念我们那个温馨的集体。我们一边吃着水果一边海阔天空地聊着，不知不觉归队的时间快到了，我们恋恋不舍地和她告别。此时我们又怕遇上纠察队找麻烦，瑞子说，不怕，我送你们从海边绕过去。望着那一望无际的大海，心情特别好，我们度过了愉快的一天。回来后的几天我们仍处在亢奋之中。

光阴荏苒，一晃17年过去了，我和姚明瑞没有再见过面。我在军队里工作了17年，从一个害怕纠察的新兵成长为一个年轻的军官，我曾于1968年入越参战，完璧归赵，我活着回来了。这期间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同学们大都失去了联系，瑞子的情况也一无所知。

1979年我结束了军旅生涯回到了北京，在北京日报当记者。我找到了瑞子的好朋友郝蕴琴，想去看看她。一天我们相约到西单前王工场姚明瑞的家，这是一座两进的四合院，我们在附中上学时她的家就在这里。那时我们常来玩儿，每次来都能见到姚伯伯手里端着一个搪瓷缸在院子里边走边喝。有一次我好奇地问姚明瑞：你爸爸怎么那么爱喝水？她看了看我说：那不是水，是白酒。可能是遗传使然，姚明瑞的酒量也非同小可。这一次见面，我发现她变了，苗条的瑞子不见了，她发福了。不变的是还那么热情、爽快。同时也知道她美院附中毕业后，并未考美术院校，而是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当过九年中学英语老师，1979年调到中国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工作，曾任副处长。

又过了一些日子，和我一同参军的同学董雨萍也想去看看姚明瑞。我又约上郝蕴琴三个人到了姚明瑞自己的家。瑞子执意请我们吃一顿便饭，席间她拿出一瓶白酒请我们喝，我是滴酒不沾，董雨萍在军队里当过侦查兵，为人豪爽，也能喝酒。饭桌上董雨萍和瑞子一对一的喝起来。看样子董雨萍大有不把瑞子灌倒不罢休的架势。我几次劝董雨萍不要再喝了，我说：你喝不过她。越是劝他，他越是不服气。饭后我们怕影响瑞子休息，于是向瑞子告别。当我们站起来要走的时候，董雨萍那本来并不沉重的身子却头重脚轻站立不稳了，无奈，只好让他在沙发上睡了一觉。

我转业回来第三次见到瑞子是在位于东华门的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她送给我一些民间手工艺品，又谈了一些各自工作上的事。1989年她调到位于长安街上的国家对外经济贸易部，在发展司海外企业管理处任副处长、调研员等职，尽管我所在的北京日报在东单，离外经贸部咫尺之遥，由于我们工作都很忙，再加上她身体不太好，也不便打扰。多年来我们64届的同学经常在一起聚会，大家每次都想到她，并请郝蕴琴邀请她来，可令人遗憾的是姚明瑞经常住院，身体状况很差。万没想到，在工艺品公司的这次见面竟是最后的一面。

追悼会于10月12日在八宝山殡仪馆菊厅举行。我们附中在京的有14位同学一早就赶到八宝山为瑞子送行，有郝蕴琴、赵蘅、黄韵芳、王秀琴、王仲、刘国华、李国建、张亚东、刘积昆、谭国民、沈耀华、许彦博、刘兴仁和我。我拟了一幅藏头藏尾挽联，请书法最好的李国建同学书写，挂在追悼会大厅里，以寄托我们的哀思。

     明瑞学友安息

明月高悬星空浩渺送一路顺安

瑞光普照祥云升腾助永生不息

中央美院附中64届同学全体敬挽

这几天我的心情一直不能平静，人的一生是那么短暂，人的生命又是那么脆弱，回想起我们这一代人，在和平时期走过的人生之路有什么可歌可泣的成绩？又有什么值得向后代子孙炫耀的东西？糊里糊涂的就退休了，真是人生如梦转眼就是百年。瑞子走了，她留给亲朋好友的是无尽的思念。事后李国建发给我的短信，说出了同学们的心里话：“参加了姚明瑞的追悼会后心里很不舒服，几十年没见过面音容笑貌闭目犹在眼前，很思念她，在这种场合见到她，心里非常难受！”不过我们也不必过度悲伤，生生死死是大自然的规律，是不可抗拒的。但愿瑞子在天国里还是个乐天派，让她那铜铃般的笑声在天国里四处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