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子“走了

 (2009-10-19 14:46:01)轉載▼

“瑞子”走了

在建國六十周年大慶即將來臨的大喜日子裡，傳來令人心痛的噩耗，“瑞子走了！”話筒那邊傳來郝蘊琴低沉地聲音。“你說什麼？大點兒聲！”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她又重複了一遍：“ 9月26日瑞子走了”我堅信自己沒有聽錯，這是真的。怎麼可能呢？她是個樂天派，聰明活潑、落落大方、待人熱情、心地善良，說起話來清脆的聲音像銅鈴一般，是那麼有穿透力和感染力。她才64歲呀，一個這麼好的人怎麼就這樣匆匆地走了呢？幾天來我的腦海里不斷出現我們在美院附中上學時的情景。

“瑞子”叫姚明瑞，因為她聰明活潑，很招同學喜歡，大家都親切地叫她“瑞子”。1960年我們一同考入中央美術學院附屬中等美術學校讀書。這一年學校從全國各地招收60名學生，分成兩個班，我和她是二班的同學。我被推舉為班長，她是文娛委員。當時學校的規定是不管家在本市還是外埠的學生一律住校，統一管理。校長丁井文先生和老師們就如同家長一樣，對我們這些來自五湖四海的學生既嚴格管理又關懷備至。我們這些十五、六歲的中學生如同一家人，勤奮而愉快地學習和生活着。大家經常一同結伴兒外出畫速寫、畫水彩。那時的同學們主要精力都用在素描、水彩、速寫等主課上，對於文化課能及格就可以了。但在我的印象里，姚明瑞不但主課成績不錯，文化課也名列前茅。記得她的俄語成績最好，還業餘學習英語，這對於她日後成為一名中學英語教師和從事外經貿工作打下了堅實基礎。

六十年代初我國正處在生活困難時期，糧食供應極度匱乏，國家對我們這些正在長身體的中學生每月每人保證供應糧食30斤。儘管如此由於當時副食供應太差，同學們仍然吃不飽。班裡的女同學經常在吃飯時把自己的飯撥給一些男同學，瑞子就是其中之一。為了彌補飲食方面的不足，瑞子想辦法在班裡開展文化娛樂活動，讓同學們在一起生活的愉快些。記得她組織過歌詠隊，還組織了一個木偶小組，經常給同學們表演一些自編自演的小節目。木偶的頭是發動同學們自己動手做的，木偶的衣服是在京的同學回家拿來的碎布頭縫製的。同學們參加這些活動都非常積極，我曾見到，一個周六的下午，鄧琳同學在傳達室給她奶奶打電話，讓奶奶給她找一些各種顏色的布頭，等她回家拿來做木偶的衣服。

元旦是我們最高興的日子。整個12月份，同學們都在準備元旦聯歡晚會。晚會上豐富多彩的內容不少點子是瑞子出的。同學們還每人準備一件禮物包好，裡面寫上自己的名字，混放在一起，晚會上每人拿一個。打開禮包的時刻是大家最開心的時候，有的打開包，裡面是幾塊兒糖，有的是一張自製賀卡，上面有幾句溫馨的話。有糖的自然可以甜在嘴裡，美在心上，有賀卡的也可以細細地揣摩那令人陶醉的語言。記得一個同學的包里是一塊橡皮，這也很實用，畫素描時可以派上用場。大家歡聲笑語一片，此情此景至今令人難以忘懷。在美院附中學習的日子裡，同學們親如一家，同吃、同住、同學習、同勞動，像兄弟姐妹一樣。校長、老師如同我們的父母，飲食、起居、學習無微不至的關懷、疼愛我們，來自全國各地的同學在這個溫馨的大家庭里愉快地成長。

60年代初中蘇國家關係惡化，中蘇兩黨論戰開始公開化。我們這些和共和國一同成長的中學生也主動地捲入這場意識形態的鬥爭。出自對黨和國家的熱愛，幾位同學提議給蘇共中央寫信，駁斥蘇共中央的修正主義觀點，這其中就有姚明瑞。信寫好後念給同學們聽，大家簽名，由幾位俄語比較好的同學找俄語老師共同翻譯寄出。姚明瑞之所以在政治問題上如此敏感，大概和她的家庭教育分不開。她的父親是當時的商業部部長（後來的國務院副總理）姚依林。還有一些高乾子弟，如鄧小平的女兒、周總理的侄女和一些軍隊高級將領的子女，他們在學校里和普通學生一樣，平易近人，不搞特殊化，大家也沒有覺得他們是高乾子女，大家在學習上互相幫助，生活上互相關懷，親如手足。

1962年國際風雲突變，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趁新生的中國正處在困難時期，加緊對中國的封鎖並支持國際反華勢力製造邊境摩擦。蔣介石叫囂反攻大陸，派小股武裝特工在東南沿海登陸；印度軍隊跨過麥克馬洪線侵入中國領土，打死打傷我邊防軍民。那一年我國破格開始夏季徵兵，而且打破不征藝術院校學生的慣例，徵招美院附中學生入伍。附中沸騰了，同學們紛紛報名，並寫出“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橫幅掛在樓道里，以姚明瑞為首的幾個女同學也強烈要求報名參軍。由於當年不征女兵，北京軍區某部只批准12名男同學入伍，我是其中之一。6月30日上午，我們12名同學穿上嶄新的軍裝背上背包到西直門火車站集中，姚明瑞和郝蘊琴、黃韻芳等幾位女同學堅持送我們到火車站，讓我們十分感動。

我和附中的其他4位同學被分配到秦皇島駐軍某師，新兵訓練在某團駐地北戴河。北戴河是避暑勝地，一到暑期中央和各部委的領導都要到這裡來休息。我們這些新戰士都嚮往到北戴河海濱去看看，其實這只是妄想，一來新兵不准隨意外出，二來海濱暑期戒備森嚴，怎麼可能讓沒戴領章帽徽的新戰士到海濱閒逛。8月初的一天，機會來了，那天早晨出操回來，通信員叫我到連部去一下。我一進連部，指導員問我：“你在北戴河海濱有什麼親戚？”我說：“報告指導員，沒有。”指導員嚴肅地對我說：“昨天團部接到從北戴河海濱姚依林部長家打來的電話，希望你和你的同學到那裡去玩兒。今天休息，你們可以去，下午三點歸隊，記住，一要注意軍容風紀，二必須準時歸隊。”

當時是哪兩個同學和我去的現在已經記不清了，我們三個沒戴領章帽徽的新兵興沖沖地向海濱進發。我們正有說有笑地在海濱大道上走着，突然發現身後有幾個戴着糾察袖章的軍人跟着我們，把我們嚇了一跳，我們想快走幾步甩掉他們，可是我們走得快，他們也跟得快。正在我們無計可施的時候，在路邊一棟房子打開的窗子裡有人叫我：“丁世儒，在這，進來。”抬頭一看正是姚明瑞，哈！這不是“救星”嗎！我們緊走了幾步，進了一幢白牆綠頂的別墅，看了看那幾個糾察也掉頭回去了。

同學們在這裡見面興奮的心情可想而知，我們向她述說着在新兵連受的“罪”，她向我們介紹學校的情況。剛當兵一個月的我非常渴望回去讀書，我想念我的同學，想念我們那個溫馨的集體。我們一邊吃着水果一邊海闊天空地聊着，不知不覺歸隊的時間快到了，我們戀戀不捨地和她告別。此時我們又怕遇上糾察隊找麻煩，瑞子說，不怕，我送你們從海邊繞過去。望着那一望無際的大海，心情特別好，我們度過了愉快的一天。回來後的幾天我們仍處在亢奮之中。

光陰荏苒，一晃17年過去了，我和姚明瑞沒有再見過面。我在軍隊裡工作了17年，從一個害怕糾察的新兵成長為一個年輕的軍官，我曾於1968年入越參戰，完璧歸趙，我活着回來了。這期間經歷了文化大革命，同學們大都失去了聯繫，瑞子的情況也一無所知。

1979年我結束了軍旅生涯回到了北京，在北京日報當記者。我找到了瑞子的好朋友郝蘊琴，想去看看她。一天我們相約到西單前王工場姚明瑞的家，這是一座兩進的四合院，我們在附中上學時她的家就在這裡。那時我們常來玩兒，每次來都能見到姚伯伯手裡端着一個搪瓷缸在院子裡邊走邊喝。有一次我好奇地問姚明瑞：你爸爸怎麼那麼愛喝水？她看了看我說：那不是水，是白酒。可能是遺傳使然，姚明瑞的酒量也非同小可。這一次見面，我發現她變了，苗條的瑞子不見了，她發福了。不變的是還那麼熱情、爽快。同時也知道她美院附中畢業後，並未考美術院校，而是考入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畢業後當過九年中學英語老師，1979年調到中國工藝品進出口公司工作，曾任副處長。

又過了一些日子，和我一同參軍的同學董雨萍也想去看看姚明瑞。我又約上郝蘊琴三個人到了姚明瑞自己的家。瑞子執意請我們吃一頓便飯，席間她拿出一瓶白酒請我們喝，我是滴酒不沾，董雨萍在軍隊裡當過偵查兵，為人豪爽，也能喝酒。飯桌上董雨萍和瑞子一對一的喝起來。看樣子董雨萍大有不把瑞子灌倒不罷休的架勢。我幾次勸董雨萍不要再喝了，我說：你喝不過她。越是勸他，他越是不服氣。飯後我們怕影響瑞子休息，於是向瑞子告別。當我們站起來要走的時候，董雨萍那本來並不沉重的身子卻頭重腳輕站立不穩了，無奈，只好讓他在沙發上睡了一覺。

我轉業回來第三次見到瑞子是在位於東華門的工藝品進出口公司，她送給我一些民間手工藝品，又談了一些各自工作上的事。1989年她調到位於長安街上的國家對外經濟貿易部，在發展司海外企業管理處任副處長、調研員等職，儘管我所在的北京日報在東單，離外經貿部咫尺之遙，由於我們工作都很忙，再加上她身體不太好，也不便打擾。多年來我們64屆的同學經常在一起聚會，大家每次都想到她，並請郝蘊琴邀請她來，可令人遺憾的是姚明瑞經常住院，身體狀況很差。萬沒想到，在工藝品公司的這次見面竟是最後的一面。

追悼會於10月12日在八寶山殯儀館菊廳舉行。我們附中在京的有14位同學一早就趕到八寶山為瑞子送行，有郝蘊琴、趙蘅、黃韻芳、王秀琴、王仲、劉國華、李國建、張亞東、劉積昆、譚國民、沈耀華、許彥博、劉興仁和我。我擬了一幅藏頭藏尾輓聯，請書法最好的李國建同學書寫，掛在追悼會大廳里，以寄託我們的哀思。

     明瑞學友安息

明月高懸星空浩渺送一路順安

瑞光普照祥雲升騰助永生不息

中央美院附中64屆同學全體敬輓

這幾天我的心情一直不能平靜，人的一生是那麼短暫，人的生命又是那麼脆弱，回想起我們這一代人，在和平時期走過的人生之路有什麼可歌可泣的成績？又有什麼值得向後代子孫炫耀的東西？糊裡糊塗的就退休了，真是人生如夢轉眼就是百年。瑞子走了，她留給親朋好友的是無盡的思念。事後李國建發給我的短信，說出了同學們的心裡話：“參加了姚明瑞的追悼會後心裡很不舒服，幾十年沒見過面音容笑貌閉目猶在眼前，很思念她，在這種場合見到她，心裡非常難受！”不過我們也不必過度悲傷，生生死死是大自然的規律，是不可抗拒的。但願瑞子在天國里還是個樂天派，讓她那銅鈴般的笑聲在天國里四處迴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