揮毫當得江山助 不到瀟湘豈有詩

有着幾千年歷史的南楚瀟湘，自屈原以來，一直是文人墨客吟詠不衰的詩題。這片神奇的土地，孕育了無數傑出的篇章，也造就了許多偉大的詩人。宋人黃徹曾評價唐代張說貶官湖南之後的作品為“得助於江山”^[1]陸游更是直言稱讚“揮毫當得江山助，不到瀟湘豈有詩？”^[2]

我們以為，這裡的“江山”不僅是指瀟湘神奇瑰麗的自然山水，還包括了浪漫感傷的南楚文化。漢代班固在《漢書·地理志》中曾有這樣的論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聲音不同，系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捨，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慾，故謂之俗。”今人程千帆先生對此做了進一步的闡釋：“文學中方輿色彩，細析之，猶有先天后天之異。所謂先天者，即班氏之所謂風，而原乎自然地理者也；所謂後天者，即班氏所謂俗，而原乎人文地理者也。前者為其根本，後者尤多蕃變。蓋雖山川風氣為其大齊，而政教習俗時有薰染。山川終古若是，而政教與日俱新也。”(《文論十箋》)他認為，影響文學創作的地域因素，主要有自然地理環境和人文地理環境兩個方面，並以自然地理環境為主要方面。而瀟湘山水正是以其獨特的自然地理環境和人文地理環境影響了文學創作的。

瀟湘是湖南的別稱。它四周屏障似的群山和密如蛛網的河流不僅孕育了絢麗的文化，同時也長期阻隔了它與其它文化的交流和同化，使得湘楚文化成為相對獨立、自給自足的一支“獨特品牌”。隨着西晉永嘉之亂、中唐安史之亂、北宋靖康之亂帶來的三次文化南遷，隨着連接黃河長江兩流域的運河的開鑿，南楚文化終於一步步走出自己封閉的系統，開始接受中原文化的融入，同時也向眾人展示出它獨具的魅力。

根據近代梁啓超的觀點，唐代以前，中國文學的南北界線還非常分明，此後由於運河的通航和唐代君主們努力聯貫南北文化，致使二者日相接近，天下漸趨統一。^[3]明白地指出了文化、文學的南北合流盛於唐代，“蓋調和南北之功，以唐為最矣。”^[4]而處在南北文化交匯之地的瀟湘，其文化也正是在唐宋時期的文學創作中得到了長足的發展。許多描寫瀟湘山川風物的詩歌語彙，如“楚竹”、“清湘”、“湘娥”、“桃源”、“芙蓉”、“洞庭”、“君山”等等，已不再停留在字面意義上，它們不僅成為一種孤高避世的人格或執著追求的精神的象徵，更是一種幽怨悽美的基調的確立和一種浪漫感傷的氛圍的渲染。可以說，瀟湘山川風物己成為唐宋文學作品中典型意境創造的重要源泉。因此，摘取這一時期瀟湘題材的詩文創作來考察瀟湘山水對文學創作的影響，應是具有一定范型意義的。

一、自然地理環境之影響

清王夫之《楚辭通釋·序例》中說：“楚，澤國也。其南沅湘之處，抑山國也。迭波曠宇，以盪遙情，而迫以戍削之幽苑，故推宕無涯，而天采矗發，江山光怪之氣，莫能自抑。”山川迤邐，風物靈秀，瀟湘變幻神奇的山水自然會引發詩人的靈感，化為滔滔的詩篇。綜觀唐宋兩代，詩文大家幾乎沒有不攬瀟湘勝景以入詩的，而湘山楚水的靈氣也造就了一大批留連於此的文人。山川因詩篇以顯，詩人借瀟湘得傳，人與自然之間互相感染，互相化成，最終成就了彼此的不朽。

瀟湘山水對文學的影響，首先表現為它在作品中構成了富有地域色彩的意境。“秋風萬里芙蓉國，暮雨千家薛荔村”(宋譚用之《秋宿湘江遇雨》)；“洞庭秋月生湖心，層波萬頃如熔金”(唐劉禹錫《洞庭秋月行》)；“桂嶺瘴來雲似墨，洞庭春盡水如天”(唐柳宗元《別舍弟宗一》)；“應是水仙梳洗處，一螺青黛鏡中心”(唐雍陶《題君山》)……驚異於湘楚大地變幻多姿的美，詩人紛紛描繪出一幅幅三湘四水的錦繡畫卷，塑造了深婉的詩境。今人曾霧虹先生在《五朝湘詩家史·自序》中有段話說：“夷考三湘之地，沃野千里，民重力田，土厚水深，群生蕃息，蓋天地之奧區也。益以洞庭浩蕩，衡岳雄奇，靈秀所鍾，文藻斯蔚。”面對如此多嬌的山河，善感的詩人怎能不“動於中”而“形於言”，吟出得江山之助的千古佳句?

瀟湘瑰奇的山水不僅為文學提供了絕好的素材，它對文學創作的影響更多地內化為詩人的創作個性和審美情趣，並外化為作品的風格。首先，瀟湘的山水有着自己的個性，它不同於北方黃土高原的樸實，不同於吳越夢裡水鄉的纖婉，它所有的是一種流動變幻的，神秘瑰偉的，並且有着強悍的生命力的美，它是秀美和壯美，虛與實，動與靜，柔與剛的結合。法國丹納在《藝術哲學》中論及希臘人肯定、明確的審美觀時認為這是“自然界的結構留在民族精神上的印記”，是希臘和諧秀美的自然環境培植出的對應的審美理想；那麼，作為天人合一的傳統觀念薰陶下的東方文化的子民，其審美理想更是深受所處的自然界的潛移默化的影響。正如劉師培在《南北文風不同論》中所說：“北方之地，水厚土深，民生其際，多尚實際”；“南方之地，水勢浩洋，民生其際，多尚虛無”。山水的性情影響到人的性情，因而湘楚之民多好浪漫幻想，不喜平鋪直敘，反映到文學宗尚中，則形成浪漫主義文學的一大源頭。從先秦的莊子散文、屈宋辭賦到兩漢鋪張揚厲的大賦，無一不是南國土地上孕育的浪漫主義傑作。瀟湘土地上的文學傳統往往影響和決定了詩人的創作。試以唐代作家李群玉(澧州人，澧州今屬常德市)為例。李詩多詠湖湘景物名勝，“詩篇妍麗，才力遒健”(《唐摭言》)頗具楚地輕靈浪漫的詩風。如《黃陵廟》“黃陵廟前莎草春，黃陵女兒茜裙新。輕舟短棹唱歌去，水遠山長愁殺人。”清新如畫，餘韻悠長。這種夢幻感傷的風格不能不說是地域環境薰染的結果。

瀟湘山水對創作風格的巨大影響力更突出地體現在它對外來文人的影響。隨着社會的開放，文化的交流，到唐宋時期，已很少有文學藝術家終生困守一地，他們往往受到多種地域文化的薰陶，而瀟湘文化對這些外來文化的攜帶者表現出強勁的融入能力，以致他們中間許多人身上最終體現出的瀟湘文化特色遠遠超過了他們的本土文化特色。典型的有唐代柳宗元(河東人，今山西永濟人)。柳宗元入湘之前主要是受中原文化影響，創作的詩文平樸厚重；貶謫永州之後，詩風陡變而為幽深孤峭，怨憤掩抑，篇篇透着徹骨的寒意。《永州八記》更是開了個性化山水描寫的先例。這與永州山水的清峭奇絕不無關係。所以沈德潛列舉柳宗元作為“詩之品格每肖其所處之地”的典範，^[5]劉師培《南北文風不同論》中也認為柳宗元“棲身湘粵，偶有所作，咸則《莊》、《騷》，謂非土地使然歟?”自然地理環境通過作用於詩人(創作主體)而從更深層的心理機制影響了文學創作。

在共同的山川風物的陶冶下，唐宋時期的瀟湘詩文都體現出共同的感傷浪漫的風格。然而，自然景物作為創作客體，它畢竟只是詩人情感的載體，創作主體的主導地位是不可否認的。誠如范仲淹《岳陽樓記》所言，同登岳陽樓，尚且有“感極而悲者”與“其喜洋洋者”情感兩極之不同，面對同樣的山水，詩人在為物而喜的同時又各懷一己之悲，筆下的景物也就呈現不同的姿態。這樣，瀟湘詩詞也就因詩人的個性遭遇而呈現出不同的性格：灑脫超邁如張孝祥，放歌“盡艷西江，細斟北斗，萬象為賓客，扣舷獨嘯，不知今夕何夕“(《念奴嬌·過洞庭》)；纏綿善感如秦少游，低吟“霧失樓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無尋處”(《踏莎行·霧失樓台》)；氣勢磅礴如韓愈，筆下的衡山則是：“須臾靜掃眾峰出，仰見突兀撐青空。紫蓋連延接天柱，石廩騰擲堆祝融”(《謁衡岳廟遂宿岳寺題門樓》)，直有橫空出世之勢；沉鬱蒼涼如杜甫，只“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登岳陽樓》)十個字就道盡了岳陽樓之氣勢，境界闊大，寄慨遙深，令後人不敢提筆。最有代表性的則當屬李白之作《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後三首》：“卻君山好，平鋪湘水流。巴陵無限酒，醉煞洞庭秋。”美麗的君山在意氣飛揚的詩人眼中成了阻礙湘水長流的一堆頑石，而山上的紅葉卻像是洞庭之秋的配紅醉顏。洞庭湖上的浩瀚已化作詩人的一腔豪氣飛遏干雲!……在這些瀟湘詩詞中，自然景物已成為人格化的意象，詩人借他方之酒杯澆胸中之塊壘，所詠風物山川無一不是個人情懷的投射，而瀟湘山水的意蘊也在詩人們的創作中不斷得到豐富與更新。詩人在各自創作中所表達的不同意象和情感不斷積澱下來，使瀟湘作為一個被頻繁使用的詩境，顯著地具有了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