挥毫当得江山助 不到潇湘岂有诗

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南楚潇湘，自屈原以来，一直是文人墨客吟咏不衰的诗题。这片神奇的土地，孕育了无数杰出的篇章，也造就了许多伟大的诗人。宋人黄彻曾评价唐代张说贬官湖南之后的作品为“得助于江山”^[1]陆游更是直言称赞“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2]

我们以为，这里的“江山”不仅是指潇湘神奇瑰丽的自然山水，还包括了浪漫感伤的南楚文化。汉代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曾有这样的论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声音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无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今人程千帆先生对此做了进一步的阐释：“文学中方舆色彩，细析之，犹有先天后天之异。所谓先天者，即班氏之所谓风，而原乎自然地理者也；所谓后天者，即班氏所谓俗，而原乎人文地理者也。前者为其根本，后者尤多蕃变。盖虽山川风气为其大齐，而政教习俗时有熏染。山川终古若是，而政教与日俱新也。”(《文论十笺》)他认为，影响文学创作的地域因素，主要有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两个方面，并以自然地理环境为主要方面。而潇湘山水正是以其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影响了文学创作的。

潇湘是湖南的别称。它四周屏障似的群山和密如蛛网的河流不仅孕育了绚丽的文化，同时也长期阻隔了它与其它文化的交流和同化，使得湘楚文化成为相对独立、自给自足的一支“独特品牌”。随着西晋永嘉之乱、中唐安史之乱、北宋靖康之乱带来的三次文化南迁，随着连接黄河长江两流域的运河的开凿，南楚文化终于一步步走出自己封闭的系统，开始接受中原文化的融入，同时也向众人展示出它独具的魅力。

根据近代梁启超的观点，唐代以前，中国文学的南北界线还非常分明，此后由于运河的通航和唐代君主们努力联贯南北文化，致使二者日相接近，天下渐趋统一。^[3]明白地指出了文化、文学的南北合流盛于唐代，“盖调和南北之功，以唐为最矣。”^[4]而处在南北文化交汇之地的潇湘，其文化也正是在唐宋时期的文学创作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许多描写潇湘山川风物的诗歌语汇，如“楚竹”、“清湘”、“湘娥”、“桃源”、“芙蓉”、“洞庭”、“君山”等等，已不再停留在字面意义上，它们不仅成为一种孤高避世的人格或执著追求的精神的象征，更是一种幽怨凄美的基调的确立和一种浪漫感伤的氛围的渲染。可以说，潇湘山川风物己成为唐宋文学作品中典型意境创造的重要源泉。因此，摘取这一时期潇湘题材的诗文创作来考察潇湘山水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应是具有一定范型意义的。

一、自然地理环境之影响

清王夫之《楚辞通释·序例》中说：“楚，泽国也。其南沅湘之处，抑山国也。迭波旷宇，以荡遥情，而迫以戍削之幽苑，故推宕无涯，而天采矗发，江山光怪之气，莫能自抑。”山川迤逦，风物灵秀，潇湘变幻神奇的山水自然会引发诗人的灵感，化为滔滔的诗篇。综观唐宋两代，诗文大家几乎没有不揽潇湘胜景以入诗的，而湘山楚水的灵气也造就了一大批留连于此的文人。山川因诗篇以显，诗人借潇湘得传，人与自然之间互相感染，互相化成，最终成就了彼此的不朽。

潇湘山水对文学的影响，首先表现为它在作品中构成了富有地域色彩的意境。“秋风万里芙蓉国，暮雨千家薛荔村”(宋谭用之《秋宿湘江遇雨》)；“洞庭秋月生湖心，层波万顷如熔金”(唐刘禹锡《洞庭秋月行》)；“桂岭瘴来云似墨，洞庭春尽水如天”(唐柳宗元《别舍弟宗一》)；“应是水仙梳洗处，一螺青黛镜中心”(唐雍陶《题君山》)……惊异于湘楚大地变幻多姿的美，诗人纷纷描绘出一幅幅三湘四水的锦绣画卷，塑造了深婉的诗境。今人曾雾虹先生在《五朝湘诗家史·自序》中有段话说：“夷考三湘之地，沃野千里，民重力田，土厚水深，群生蕃息，盖天地之奥区也。益以洞庭浩荡，衡岳雄奇，灵秀所钟，文藻斯蔚。”面对如此多娇的山河，善感的诗人怎能不“动于中”而“形于言”，吟出得江山之助的千古佳句?

潇湘瑰奇的山水不仅为文学提供了绝好的素材，它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更多地内化为诗人的创作个性和审美情趣，并外化为作品的风格。首先，潇湘的山水有着自己的个性，它不同于北方黄土高原的朴实，不同于吴越梦里水乡的纤婉，它所有的是一种流动变幻的，神秘瑰伟的，并且有着强悍的生命力的美，它是秀美和壮美，虚与实，动与静，柔与刚的结合。法国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论及希腊人肯定、明确的审美观时认为这是“自然界的结构留在民族精神上的印记”，是希腊和谐秀美的自然环境培植出的对应的审美理想；那么，作为天人合一的传统观念熏陶下的东方文化的子民，其审美理想更是深受所处的自然界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正如刘师培在《南北文风不同论》中所说：“北方之地，水厚土深，民生其际，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山水的性情影响到人的性情，因而湘楚之民多好浪漫幻想，不喜平铺直叙，反映到文学宗尚中，则形成浪漫主义文学的一大源头。从先秦的庄子散文、屈宋辞赋到两汉铺张扬厉的大赋，无一不是南国土地上孕育的浪漫主义杰作。潇湘土地上的文学传统往往影响和决定了诗人的创作。试以唐代作家李群玉(澧州人，澧州今属常德市)为例。李诗多咏湖湘景物名胜，“诗篇妍丽，才力遒健”(《唐摭言》)颇具楚地轻灵浪漫的诗风。如《黄陵庙》“黄陵庙前莎草春，黄陵女儿茜裙新。轻舟短棹唱歌去，水远山长愁杀人。”清新如画，余韵悠长。这种梦幻感伤的风格不能不说是地域环境熏染的结果。

潇湘山水对创作风格的巨大影响力更突出地体现在它对外来文人的影响。随着社会的开放，文化的交流，到唐宋时期，已很少有文学艺术家终生困守一地，他们往往受到多种地域文化的熏陶，而潇湘文化对这些外来文化的携带者表现出强劲的融入能力，以致他们中间许多人身上最终体现出的潇湘文化特色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本土文化特色。典型的有唐代柳宗元(河东人，今山西永济人)。柳宗元入湘之前主要是受中原文化影响，创作的诗文平朴厚重；贬谪永州之后，诗风陡变而为幽深孤峭，怨愤掩抑，篇篇透着彻骨的寒意。《永州八记》更是开了个性化山水描写的先例。这与永州山水的清峭奇绝不无关系。所以沈德潜列举柳宗元作为“诗之品格每肖其所处之地”的典范，^[5]刘师培《南北文风不同论》中也认为柳宗元“栖身湘粤，偶有所作，咸则《庄》、《骚》，谓非土地使然欤?”自然地理环境通过作用于诗人(创作主体)而从更深层的心理机制影响了文学创作。

在共同的山川风物的陶冶下，唐宋时期的潇湘诗文都体现出共同的感伤浪漫的风格。然而，自然景物作为创作客体，它毕竟只是诗人情感的载体，创作主体的主导地位是不可否认的。诚如范仲淹《岳阳楼记》所言，同登岳阳楼，尚且有“感极而悲者”与“其喜洋洋者”情感两极之不同，面对同样的山水，诗人在为物而喜的同时又各怀一己之悲，笔下的景物也就呈现不同的姿态。这样，潇湘诗词也就因诗人的个性遭遇而呈现出不同的性格：洒脱超迈如张孝祥，放歌“尽艳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念奴娇·过洞庭》)；缠绵善感如秦少游，低吟“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踏莎行·雾失楼台》)；气势磅礴如韩愈，笔下的衡山则是：“须臾静扫众峰出，仰见突兀撑青空。紫盖连延接天柱，石廪腾掷堆祝融”(《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直有横空出世之势；沉郁苍凉如杜甫，只“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登岳阳楼》)十个字就道尽了岳阳楼之气势，境界阔大，寄慨遥深，令后人不敢提笔。最有代表性的则当属李白之作《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三首》：“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煞洞庭秋。”美丽的君山在意气飞扬的诗人眼中成了阻碍湘水长流的一堆顽石，而山上的红叶却像是洞庭之秋的配红醉颜。洞庭湖上的浩瀚已化作诗人的一腔豪气飞遏干云!……在这些潇湘诗词中，自然景物已成为人格化的意象，诗人借他方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所咏风物山川无一不是个人情怀的投射，而潇湘山水的意蕴也在诗人们的创作中不断得到丰富与更新。诗人在各自创作中所表达的不同意象和情感不断积淀下来，使潇湘作为一个被频繁使用的诗境，显著地具有了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