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聰明的女人陳文茜面前,白岩松相形見拙(組圖) 綜合新聞

�犠蛲砜戳税籽宜蓲裨L台灣陳文茜的節目，感覺鬱悶。白岩松言語單調，肢體僵硬，被動拘謹，提問也不痛不癢，不咸不淡；陳文茜卻輕鬆自然，舌吐蓮花，表情豐富，形象生動，用詞到位，語速流暢，富有激情，表現出深厚的文化底蘊和高超的表達技巧，言語間表現出對政治理想的追求和自然民主的氣息，白岩松反而被她牽着走了。不僅是陳文茜，白岩松在台灣的幾位採訪對象，都表現出深厚的文化底蘊，在一言一語間處處洋溢着自由民主的氣息。

下面是節目實錄
　　　　
　她是台灣最有名氣的女人之一，她是個既溫柔又霸氣的政治家，她被台灣輿論稱為“打擊陳水扁的專家”，她是李敖口中最聰明的女人，她就是陳文茜。

　　陳文茜：“我不可能成為一個平凡的人，我只可能成為現在的這樣一個人。”

　　陳文茜有着多重身份：無黨籍民意代表、電視節目主持人、作家。

　　她的出現改變了人們對從政女性的印象。陳文茜不僅思路清晰、口才敏捷，而且她不屈從於政治圈中一些默認的規則，不肯穿灰色套裝，剪“男人頭”。 相反，她喜歡染紅色頭髮，穿超短裙，經常以各種誇張怪異的造型出現在公眾的面前。

陳文茜在演播室

媒體見面會

時髦的着裝

台灣公眾矚目的政壇女性

　　白岩松：文茜，你的裝束的變化也像你的語言一樣，非常具有新意，每次會特別考慮出鏡時的形象嗎？

　　陳文茜：沒有，就是隨心所欲，其實女人要是很刻意裝扮就不好玩，我就是生性如此，小時候認識我的人會覺得我現在已經很收斂，因為我以前頭髮染了七個顏色，在我20歲朋克文化剛剛起來的時候。

　　白岩松：好多人可能天生有一種概念，當政治和女性聯繫在一起的時候，女性就被模式化，頭髮應該短一點，應該穿職業裝，但在陳文茜的身上，這一切都被打破？

　　陳文茜：我自己作為一個女性政治人物，剛開始的時候，我就注意到到底女人在政治裡頭要做什麼，我感覺政治是要管理眾人之事，如果你自己都做不了主，你管什麼人家的事。我注意到大多數女人從政的第一步就是否認自己是女人，比如先把整個外表，服裝都讓大家忘記我是一個女人，好像不在我的性別上做文章，就可以承認我的專業性，我的嚴肅性，我的代表性。所以每個女人競選或從政的時候，在台灣，在華人社會，甚至在華盛頓地區都有這個特質，比如奧爾·布賴特，她頭髮梳得很乾淨，講話的時候一定很兇煞，讓你無法否認她的專業跟權威。所以大多數女性找了一個很安全的方法，可是這個安全的方法某個程度來講，是你否認每一個人的特殊性，而且否認你自己的特殊性，而且否認你自己代表的性別。所以你把自己一下殺了三遍以後，才讓自己活過來說我是你的代表，所以我覺得女性從政，你到底幫誰爭取權利，你把自己殺了算什麼，你就是一個傀儡，符合眾人期待之下的一個傀儡。

　　白岩松：但是在接觸政治的時候，大陸會有一些朋友想問你，政治好玩嗎？

　　陳文茜：好玩啊，對一個女人來講好玩，我說一個很正式性的回答，我舉一個例子來講，就是說，你知道女人，女人在這個社會自己並不容易獨處，你嫁丈夫也不容易獨處，你單身也不容易獨處，所以我們看到大多數的家庭主婦、職業婦女都不太快樂，很大的原因就是說，其實世界上可以給一個女人的東西相當的少，她就守住一塊天，守住一塊地，守住一個家，守住一個男人，守住一群小孩，她的人生到後來到了中年的女子，她很少感到幸福，她感到的是一種被剝奪感。我覺得從政有一個好處，它讓我從小活得跟一般女人不一樣。某個程度來講你有這種氣魄，這個氣魄未必幫助你真正在政治事業里表現傑出，但是能幫助一個女人在處理她的私人事情裡面表現傑出，她就變得很超越，格局很大，其實人生處境最怕格局很小，我覺得從事政治工作有一件事情幫助我，你的人生和事業都好不同，所以你面對自己真正實際生活的困境的時候，你很容易比一般人真的放得開，我覺得這是個很大的幸福來源。

　　白岩松：有人說女性最美的時候是當她走在T型台上，把最好的一面給了觀眾，政治是不是你的T型台，你要把自己最好的一面秀出來？

　　陳文茜：我必須承認政治給我發的光最大，當我活到我現在這個年齡，將近半百的時候，我還要回來看我身邊的很多人，看看為什麼我會在這裡頭發光，我發現我好像有一種毅力，一種很奇怪的，與生俱來的一種毅力，有一種信念，它可能不切實際，可能跟客觀環境脫離得很遠，可是這個毅力變成一種勇敢，這個勇敢使你發光，因為這個世界上多數的人都活的很怯懦，很偽裝，這種勇敢是明顯而易見的，在很多事件，在你的臉上，在重大的歷史關鍵時刻的時候，它結果就變成好像很多人就會覺得你好像“雖千萬人而吾往矣”，所以它幫助你迅速的發光，而那個光亮就比在文學等其它領域裡來的大。

　　陳文茜年輕時就表現出了自己的政治天賦。當她還是台灣大學法律系學生時，就已經開始參加黨外政治運動，24歲時她已經是競選總幹事，屬於台灣民主化運動的第一批參與者。1986年，民進黨成立初期，陳文茜就參與其中，屬於元老級別，前民進黨主席陳水扁也算是她的政治後輩。

　　儘管年紀輕輕就已經擁有了豐厚的政治履歷，陳文茜卻自言沒有政治野心。

　　1987，她遠赴美國留學。以後的十年時間裡，陳文茜涉獵了哲學、政治經濟學、社會運動、國際政治、恐怖主義等諸多學科。1995年，陳文茜返回台灣出任民進黨文宣部主任，此後還擔任過民進黨主席特別助理、青年部主任等職，為擴大民進黨的知名度做出了很多努力。她自己也因為女性化的外表，敏捷的思路、犀利的言詞成為公眾注意的焦點。

　　對於自己的最終目標，陳文茜一點都不含糊：她表示自己人生最大的志向，就是要做兩岸的談判代表。

　　白岩松：其實大家看到了一段時間你跟政治之間的一種緊密的關係和這種熱情，可是你又會有另外的一句話，其實我沒有政治野心，我該怎麼理解這兩個之間仿佛很有落差，甚至很矛盾之間，同時卻擺放在那兒？

　　陳文茜：我其實是超越不了我性格的某些限制，其實多數人都超越不了，我只是比多數人了解自己。所謂說沒有野心，不是說我很了不起，我很清純，我是一個清純玉女，不是如此的。你一定要了解自己，我是一個要求自己活在真誠狀態中的人，這個是我自己超越不了的，我沒有辦法，我今天如果要選台北縣縣長，我要加入國民黨，我要取得提名，我必須跟很多地方派系的人合作，我要跟很多縣市議員的人周旋，我在這個過程裡面，願意或者不願意，我願意放棄我的文學想象，放棄我對很多藝術的偏好，我做不到，我不是這種人，簡單講就是你就不是這個料，你要看清自己，所以不用講什麼太偉大的話，你知道吧。

　　白岩松：可是你又說你很希望，假如有一個角色能扮演的話，你很希望扮演像辜振甫老人這樣的角色？

　　陳文茜：對，這是我的精明，因為那個符合我的性格，符合我的理想願望，其實在1998年的時候，我就認為說我在台灣的政治做得差不多了。我就覺得，如果我對政治有理想，我想做什麼，其實我一直想要把自己跟歷史有關的人，所以我就想做民族大事，民族大事是什麼，就是兩岸，所以我就一心一意的就覺得說，我要接辜先生的位置，我跟辜先生說過很多次，說我來當海基會的副董事長，當然辜先生對我很疼愛，這是我的一個想法，我想在兩岸談判里扮演一個角色，希望能夠把橋梁建立起來，把成見拋在旁邊，如果它的定義叫做政治，它是一個歷史性的政治，而對我而言是有意義的政治，如果政治為的是個人利益，權利的政治，那我覺得我的犧牲太大，我不干，可是如果是歷史性的政治，我覺得我對它充滿了幻想，對它充滿了熱情，對它充滿了，我們用英文講，就是你願意獻身的願望，那個時候你覺得犧牲自己是一個小事，所以你如果講我如果願意交換的就是只有像這一類型的工作。

　　1998年，與民進黨有着深厚淵源的陳文茜卻選擇了離開。

　　陳文茜：“我選擇揮別民進黨，不是為了任何權力鬥爭，我也在選擇一個對民進黨傷害最小的時候，給自己的人生做一個新的定義。”

　　不認同陳水扁等人奉行的台獨主張，是陳文茜作出這一選擇的直接原因。

　　陳文茜：“我希望我未來的工作，不管是任何職務，我希望能夠下個階段我想做的，是對於未來國際政治跟國際經濟下的兩岸關係盡我的一份心力。”

　　此後，陳文茜以無黨籍身份參選台灣民意代表，高票當選。

　　陳文茜在多家報社、電台、電視台開闢了專欄和專題節目，批評陳水扁的“台獨”理念，並因此被台灣輿論稱為是“打擊陳水扁政權”的專家。

　　由於陳水扁在超過發言時間以後沒有離開發言台，並且在“郝部長”答詢中插話，引起了台下幾位“委員”的不滿，雙方吵成一團，已經埋下了衝突的導火線。稍後在“郝部長”答詢結束之後，陳水扁認為不夠完整，不但推倒了自己的發言台，甚至上前把郝部長的發言台也予推倒。這個動作引起了在場許多“委員”的憤慨，郁慕明“委員”突然一個箭步衝上前去，摔了一張椅子，場面立刻亂成一團。

　　陳文茜：陳水扁本身剛好就是我最不喜歡政治人物的典型，就是權力利害，一切計算，毫無信仰，任何東西都是他踐踏跟操縱的對象，包括兩岸的戰爭，許許多多的事情，符合他權力，他就往前衝，不符合他的權力，他就往後退，你看這種人，你就會覺得我是在跟一個賭盤商打交道嗎。對我來說，陳水扁就是一個這樣的人。他也毫不在乎任何知識分子的尊嚴、身段，力求表現。比如說他以前當“立法委員”，他會把桌子推翻，根本他還沒有搞清楚事情，就誇大它的厲害，拿預算書砸對方，吹牛說他抓到一個舞弊案，最後又不了了之，找一個理由說，可見我問政多認真，就是說我用一個句子來講，現代流行這種痞子政治，在我眼中，我就是不喜歡他，我就覺得他是一個痞子，我沒有辦法推薦這種人給一個社會。

　　由於旗幟鮮明地反對陳水扁的台獨主張，陳文茜受到了台獨勢力的報復。在當局的壓力下，她主持的節目《文茜小妹大》播出難度重重，陸續換了三家電視台。

　　白岩松：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變化？是什麼刺激了你？

　　陳文茜：我在民進黨的時間，嚴格來講，是從我19歲，到我離開民進黨的時候，應該是40歲左右，21年，我從一個民主的概念，自由的概念跟他們合作，到後來我們站在第一線上要求正視兩岸問題跟族群問題的時候，我變成他們天天地下電台，用各種罵女人的髒字，侮辱的對象長達三四年，我後來離開民進黨的時候，我像一個受虐的婦女的心情，這是後來我跟國民黨的理性關係完全不一樣的。所以這幾年我必須承認我對政治的熱情沒有以前我20歲的時候那麼高，因為我已經強烈的理性意識到，我無法改變這個時代，我就活在現在限制性的處境之下，我們已經沒有辦法超越一個民族裡頭的悲劇跟困境，然後你無法，你就知道說，你就得渡過那個歷史的辨證關係，你現在就走到了一個整個歷史的低潮，在兩岸的，在台灣內部的族群的，這個歷史的辨證關係它非走到一個極端，它就不會反彈回來，你的歲月就非得等到黑格爾告訴你，這個辨證關係的極端一直出現為止，它才能夠慢慢的回到歷史的一個新的循環。你這麼意識到，這麼理性的，這麼冷靜的，你的熱情就不見了，因為你不覺得你可以，馬克思講的Man can make history，就是人可以改變歷史，你現在發現人不能改變歷史，是歷史回過頭來決定了你，你就覺得好挫折，突然之間你多出好多時間，多出可以照顧你實際利益的一些空間，你好像覺得你不需要為理想而犧牲，以前你覺得你是為理想犧牲，結果發現當你不需要為理想犧牲的話，你是如此的不快樂，你發現你很沮喪，你真正把自己犧牲掉了，所以這種事情對我來講，其實活在現在，談政治比較傷感一點。

　　白岩松：你說其實你很喜歡的是妥協，但是可是大家在你的節目當中，在你的一些文章當中，經常容易解讀出文茜的攻擊性來。

　　陳文茜：反正這個傢伙就是該罵，你明知道罵他對自己不利，可是不罵他不行，日子活不下去，不行，所以我說某種程度上來講，有一部分的我是一個非常理性的，精明的我，可是有一部分的我，是完全屬於夢幻型的，其實說穿了，我其實在政治裡頭，所有說大話的都不是真的，這是我的信仰，我自己就覺得說好吧，你是一個大財團，我本來應該巴結你，巴結你對我有好大的好處，很明顯。第一個，有錢，第二個有勢，第三個何必跟這種有社會地位的人，得罪他，他對你是排山倒海的反撲，而老百姓傻傻呆呆的也不見得感激你，賺的錢也不到你口袋，幫了老百姓之後也不一定有好處，可是我沒辦法，我很不爽，我覺得我在這裡幹什麼，這很糟糕，這不是我，我沒有辦法說服我自己，所以很簡單來講，就是那個精明的我，妥協的我說服不了夢幻跟一直想要突破某些大局某些體制，要叛逆的我，就是困難，所以沒辦法，你命中注定就是當一個永遠的反對者，永遠不會得到真正的權力好處，你到了權力高峰的時候也覺得沒什麼了不起，所以你人生最要知道這就是你的命。

　　白岩松：說話，其實有時候也會問自己，我說的這些東西誰在聽，我要說哪些東西？

　　陳文茜：我想過，要不要說，不行，還是我講我的個性，不說我還是陳文茜嗎，我不是說陳文茜很厲害，可是我活不下去，我不要講說我為別人而說，我覺得我不說就表示我最後連最起碼的一點自我都放棄掉了。或許我是個種子，或許我就是一個最後被撲滅上的沒有意義的石頭，但是我說了，至少表示我存在，這是迪卡爾的，就是說存在主義，我說了表示我存在，表示我把我自己很真誠的想法當一回事，有一天我不說了，我連我自己都不當一回事，我被你踐踏本來就是理所當然，那不是嗎？所以我到現在很多事情，不是為任何人說，就為自己，肯定自己是一個理想的存在，你是有意義的存在這個事情而說，所以你就說，我就去說說說，你每天說的時候，其實我們是有很多觀眾，他可能在這個地方活得很痛苦，他覺得他沒有未來，你的說話相對他來講不是一個政治的啟蒙者，而是一個心理的輔導師，因為你好像在給他做一個心理的安慰工作，因為大多數人是活得很沒有自信，他也不知道他想的對不對，他在一個集體環境裡他到處聽到，因為他不是執政的一方，他看到好像他是弱勢，他到底想的對不對，他開始懷疑自己。所以他打開電視，他打開廣播，他看文章，他聽到你，他閱讀到你，他看到你，他突然發現，我是對的，你就幫助一群人，相信他的真理，因為他如果連他自己都不相信，他就整體崩潰掉了。

　　白岩松：有的時候聽別人說話是跟這三個“解”是有關的，要麼解悶，聽聽大家說什麼，要麼解氣，說得過癮，我平常這個話我說不出來，要麼是希望解決，你覺得這三個“解”裡面，哪些人是聽文茜的時候最多的選項？

　　陳文茜：我覺得是前兩個，台灣大多數的人因為他的資訊非常local，非常本地化，他不是本土化，是本地化到可怕的地步，他連國際發生什麼事，大多數都不太曉得，每天追逐綜藝的，有人說台灣在熱衷政治，這是錯的，台灣是馬戲團，一個名模的先生打了她一頓，這件事情可以被討論一天生，一個話題就可以討論八九天，比宋楚瑜訪問大陸來得重要，所以台灣是一個馬戲團，很多人說它熱衷政治，它不是，它是熱衷綜藝這樣。我自己會覺得說可是這些人該知道什麼，他不能不知道大陸發展的事情，他跟大陸，對於大陸所有的資訊越隔閡，其實那個心理的距離，文化的距離，感情的距離就越來越遠。很多錯誤的判斷的偏見就會不斷的重複。所以像我自己現在就會覺得說，我應該多說一些話，多做一些節目，甚至每一個禮拜固定地把大陸當地很多各個地方發生不同的事情，社會的，文化的，政治的，經濟的，包括像你們現在跟美國尤尼科石油公司併購的事情，跟美國的爭執等等，還有比如說上海浦東要變成經濟的金融實驗特區這個事情，讓台灣人民知道。讓他們覺得說他們是這個經濟體系的一部分，他跟這些人分享了，其實我們常常說什麼叫做我跟你是同胞，我跟你是同胞不是一千年前是同胞，也不是一百年前是，我跟你在這個事情上有共同的記憶。

　　2004年，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陳文茜開始為連宋競選出謀劃策，力挺連宋。

　　陳文茜：“我覺得人人我都要幫，不是幫連宋，幫自己找一個未來。”

　　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陳文茜全力以赴，但是三一九槍擊案和選舉失敗卻讓她無比的失望和傷心。2004年12月，陳文茜宣布離開政壇。

　　陳文茜：“我覺得想要領導一個跨世紀的政黨，任何一個政黨的政治領袖我覺得很重要的一個抱負之一，就是你應該其實有的時候願意把權力割捨，然後來學習一些社會的事務，懂得跟社會對話。”

　　不再處於政治權力鬥爭中心的陳文茜，開始更多的把時間和精力花在寫作上。2005年，她還在香港鳳凰衛視開播新欄目《解碼陳文茜》，她自己戲言，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讓更多的華人了解自己。

　　白岩松：我也聽到文茜說，不應該只讓2300萬的台灣百姓認識，我也應該讓大陸的13億人都認識，是不是覺得在這面好多事情已經做到頭了，也許換一個方向去做，也同樣可以去促成你希望促成的很多事情？

　　陳文茜：幾個原因，一個是年齡，而且第二是台灣的事，重複性，台灣現在就是一個停滯的社會，所有的政治、經濟、社會現象全部都停滯在那裡了，它停在那裡，可是我歲月一天一天落，我不是二十幾歲還跟着它停滯就算了，我已經到了一個年齡，我說我人生還可以在某些事情上可以比較有它的發揮，就那麼十年，我覺得到了這個年齡，到了台灣這個時局，其實這個年頭全球化跟整個中國的崛起，大陸的崛起，你也沒有必要死守一個小島，所以你就逼自己要學，看更多的東西，學更多的東西，把專注，把各方面的背景往那個地方去移動。它給我一個感覺，你好像重新年輕了，你覺得你好像又變成第二個人生，第二個童年，第二個開始這樣，有好處，這對中年人絕對有好處的。

　　白岩松：你面對兩岸關係的時候，你希望的下一步應該怎樣走，是一個你特別願意看到的局面？

　　陳文茜：我希望讓目前台灣非常多的人民可以在大陸發展的路線大幅度走下去，你今天把台灣老百姓關在海峽的那一邊，然後告訴他說大陸的崛起，大陸很強，你越強我越窮，你越強我跟你的衝突關係就越深。其實有一次我到台灣的南部去，我去看了一群農民，他在台灣這麼富裕的社會裡頭，很熱的夏天，30、40度的，他臉包起來，身上統統都包着布，兩眼呆滯地看着前面，三四個人坐在一個很小的卡車裡頭，這在一個窮苦的社會裡頭是常見的，可是在台灣富裕的社會裡頭，你會驚訝的說他跟我是同一個地方的人嗎，一天只有三百塊錢台幣，等於人民幣只有七十幾塊錢的工資，這個在台灣現在的生活水平太低太低了。你看到這群人不用說太多的分析，你去看他的眼神，看着前方呆滯的樣子，旁邊開的是賓士各種轎車。我請問你，他除了追求所有台灣人的尊嚴，他能追求什麼，因為他的人生是沒有希望的。所以給他希望，改變他，讓他覺得說他不要去追求那種虛幻的、假的台灣的意識，而他可以很理解，很理性的看整個大局勢的改變，然後拋棄掉這個地方給他的那種滿足性的嗎啡，是解決這個問題惟一的辦法。所以你問我說Say yes，這個yes不是靠說中國人、民族感情，我們一家，不是的。因為他沒有了未來，給他未來，他沒有了希望，給他希望，你把整個中國崛起的希望讓台灣當地的老百姓一起共享，我覺得這個局面才是真正改變的方法，否則如果沒有這種質變，政治人物、少數領導者的操縱跟一時選舉的勝敗，就使得這個問題永遠只是鐘擺，在那個地方，是不會動的，而且隨時爆發危險，這是我的看法。

　　白岩松：如果有一天海峽兩岸的問題得到了很好的解決，雙方都接受了，你會熱淚盈眶嗎？

　　陳文茜：會啊，我看連先生到北京去，就已經是了。我其實是一個很容易被歷史，歷史性，就是你很容易被“歷史性”這三個字迷戀的人，就是說會被那個東西感動，所以我到北京去會感動，在上海的黃浦江你想到，當時黃浦江怎麼樣，外灘怎麼起來，然後日本人進來，然後國民黨最後湯恩伯軍隊撤走，那條江有多少悲劇，你就會很感動，就是說那種歷史性這三個東西對我的召喚好像超越常人，有一點魔幻的，好像魔術，一按你的眼淚就會掉下來，會的。

　　白岩松：寫文章對你來說有多重要？

　　陳文茜：你好像拿了一個筆桿，然後就覺得我還在，我好安靜，我不受外界影響，我自己在那個地方跟自己對話，所以在這個時刻寫文章，它是你的一切的家庭、親人、情人、愛人一切，在那個裡頭你有一種，你知道嗎，你就會得到很大的一種平靜，說不出來的。你知道我寫的很多作品，像我寫一篇文章很有名，叫《女人夕陽情》，寫一個中年女子，我當時住院出來，被抓到“立法院”表決，後來前面吵架，我就在後面寫寫寫，它有點像和尚在念經，心情就一邊寫一邊好，好像休息一樣就很平靜。

　　白岩松：非常像季羨林，季老曾經跟我講過，他的好多文章是開會的時候寫的，這個耳朵聽着會，這邊這個耳朵傳出來的是自己要寫的東西。

　　陳文茜：反而特別平靜，在亂世裡頭，這個以前《西線無戰事》，他們就這麼寫下來，在戰壕裡頭寫，在回到家鄉裡頭，看着馬鈴薯，沒有戰壕就寫不出來，你對和平的渴望在戰亂中特別強，真的戰亂結束的時候，那個和平就沒那麼美了，你知道吧。

　　白岩松：在大陸的雜誌上偶爾看到你的文章，去鳳凰做節目，連宋行的時候你在大陸媒體經常露面，陳文茜來了面對大陸來了，你希望帶來什麼？

　　陳文茜：我覺得我想告訴他們中國大陸崛起的時候應該如何面對世界，中國的文化對我來講，因為我自己本身以前小時候完全是文化人出身的，我覺得就是說在這樣的一個全球化的過程當中，中國怎麼去維持它獨特的文化的主體。像我特別愛北京，我也很喜歡上海，20年代、30年代的風格，可你不能像這樣搞一個新天地，全部通通都是星巴克，都是外國的浪潮，這是中國，這個古老的文明國家，而上海雖然不古老，可是它總是20、30年代全世界最美麗的愛奧尼克式的城市之一，你怎麼會搞的全部都是像那種，非常無趣的西方樣式的複製。

　　白岩松：所以文茜特別喜歡北京是吧？

　　陳文茜：特別喜歡。我好喜歡，對於北京。

　　白岩松：而且一定不是新東方，而是類似故宮、頤和園等等。

　　陳文茜：當然，而且我覺得北京對我來講不是一個城市，它像一個男人，臉上有很多滄桑的表情。想到他的悲情就覺得他特別迷人，可是又覺得它很倔強，然後又看到它的柳樹，又覺得它很溫柔，所以我對北京的感情很特別，我曾經說北京像一個滿布創傷的男人，可是臉上有一個溫柔的表情。我就看到你們在冬天的時候，天安門前面那個長安大道上很冷很冷，晚上都沒有人，只有幾個人騎腳踏車，然後就幾個俄羅斯的路燈，然後再經過一條路上，又有一些運河，楊柳沒有全部落光葉，還有一些綠色的葉子，運河在冬天的時候有一點點白白的雪，覺得好美麗。

　　白岩松：如果轉化成男人的話，會不會是現在單身的文茜一個理想老公的形象？

　　陳文茜：大概是，我想是，沒錯，就是中國北京那種熱情的，我基本上不是喜歡上海那種風騷型的男人，所以我常常吹牛說我要去找一個上海男人，他很顧家，他很體貼，不過人有的時候想的是一回事，選的是另外一回事，我喜歡北京，非常喜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