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小說塑造的阿Q精神也稱為自慰精神，是人類面對巨大災難和挫折時候的一種逃避心理、自我安慰心理、自我調適心理；它是人性之一。但追究起來這種自慰精神的來龍去脈，我們可以輕鬆地找到它的生物學基礎，認識到這種自慰精神來源於手淫的生理行為。生物學的研究發現所有的靈長類動物都有手淫行為。適量的手淫對人類的精神和壓力放鬆都頗有好處；但過量的手淫，造就的就是一種自慰思維的模式，我把它叫做手淫思維模式。

一： 什麼是手淫思維模式？

從生物學的角度，人類戀愛婚姻的步驟和行為不外乎如下步驟：                                   

1.       性展示

荷爾蒙的積累產生性的發動；因而具有在異性面前展示自己以獲取異性青睞的動力；並為展示而整理打扮自己；動物們都喜歡梳理毛髮就是這個道理。人類在找到具有性吸引力的異性目標前會有一種被稱為“結夥兒展示”（group display）的行為，這就是賽歌會、趕圩、趕集、市場等活動的由來，也是青春期少男少女喜愛結交同性朋友的由來。某些動物也有這樣的行為，比如松雞聚集起來展示的地方叫展示地display ground。不過人類把它叫做趕集也是因為人類擴充了展示地的意義；其實就是源自動物時期的結夥兒展示。人類青春期結夥展示的時候，形成一種同性之間的友誼或者超過友誼的情感，這是儒家講的“義”的生物學本能。能與同性協作起來的男孩子顯示了他們的社會屬性和社會本能，也排列了個人性格在社會中的叨食順序（pecking order），也更展示了對異性的性吸引力。由這種本能，發展演化出來了同學情、戰友情等人類的基本情感。一旦結婚，這種情感就淡漠下來，真正進入一對一的偶連情感模式。

性展示自拍的中國女孩子

性展示中有一項重要的行為是在未找到理想對偶時候的“性排練”。男女都想通過“性排練”或“性遊戲”來測試自己的性吸引力和增加自己的性吸引力。人類要估算自己的性吸引的“顏值”是因為人在本能上是一夫一妻的動物。人類尋找交配對象也會遵照動物學上叫做 “選型交配”的規律，比如家蠅選擇交配的對象是找到頭上剛毛數量相等或相近的個體。但由於動物中普遍存在的偏好處女行為，懷有“貞潔”觀念的人類雌性未必真會付諸真正的性行為；因為處女受到更多的青睞是大多數動物性選擇的事實；雄性的處女情結是保證傳播自己基因的手段。有過性經驗的雌性被破處的雄性改變了行為與飲食偏好常被認為是負面效應；但本人在花粉效應理論[１]中認為應該是正面效應。比如能夠建立大型社會的蜜蜂與只能建立小型社會的馬蜂之間的 差別就是馬蜂行一雄一雌制度；而蜜蜂行一雌多雄制度。

2.       性吸引： 選定交配對象，被某一異性吸引；偏好的雙方會發出信號；比如深情的對視，害羞的視線躲避，再次對視後信號的接收和解讀。眼睛是心靈的窗戶。億萬年的演化已經讓我們具備了識別真偽的本能。道金斯把漢密爾頓總結的這種《社會行為的遺傳演化》[２]稱為綠鬍鬚效應。曾經有一位中國農大的講師攻擊我錯誤地理解了道金斯的綠鬍鬚效應，為此我又重新把漢密爾頓的1963年的這篇論文和道金斯的描述讀了好幾遍，這裡再次敘述我對這個現象的理解。

3.       性宣誓 ：信號解讀完畢，雙方進入私自幽會的階段；開始海誓山盟。雙方對宣誓的測試遊戲開始，直到確認下來真心相愛而開始下一階段的探索。人類演化出做愛在私密的地方而進食卻在大庭廣眾中；這點與大多數動物正好相反，大多數動物吃飯是在隱蔽的地方以防止爭搶而做愛卻是在大庭廣眾之下。

4.       站立的身體探索：從上一階段開始的手指的觸碰到牽手、撫摸、接吻。一個好的接吻會增加雙方的情感、加深雙方的感情紐帶，一個壞的接吻會決定一方退出關係。交換唾液的接吻，實際是雙方交換免疫力，測試雙方身體基因結合的契合度與互補的實驗過程。

5.       坐着的身體探索：這是性器官探索的開始，對異性身體的好奇引起，是性交前奏的準備

6.       躺着的身體探索：性愛前雙方中的一方以躺着的姿勢放鬆表示已經做好接受性愛的心理暗示了。

7.       性愛前的前戲和調情：這個屬於房中術研究的範圍了，不再屬於。。。。。。

8.       做愛期間伴侶的感受：按照生物學的基本觀點，雄性每次貢獻一次生殖細胞都會無意識地希望能產生自己的後代而不是其它競爭者、其它雄性的後代。而人類女性的直立行走帶來養育後代的艱苦卓絕，使女性更會謹慎選擇懷孕的對象並且只希望採集雄性的花粉（雄性生殖液）而並不希望立即懷上交配對象的孩子。所以女性達到高潮的現象有些難度。而女性高潮與懷上孩子是正相關的關係。且男性無意識中通常都會極其關心女性是否達到高潮。嘴邊的話常常是：“你爽了嗎？”、“你感覺怎麼樣？”。本人特別想統計問卷調查男女做愛的時候，男方會問到女方這個話題的比例是多少？像王岐山那樣社會地位極高的人與范冰冰做愛，是否也會由人性的本能引發這個問話。以他的官位，他應該有強烈的不在乎女性感受的傾向（文化的作用）。嫖客也應該不會在乎妓女的感受；但人類的潛意識會不會也讓嫖客顧忌妓女是否爽歪歪的開心感受？以求證明自己的雄性能力？這些都是生物人類學待解的課題。

而手淫，可以省去前列八個步驟而一步到位，還可以讓腦子不受他人干擾地想入非非。就像中國文化的思維模式可以不經由跋山涉水的艱難論證而一步跳進結論一樣，手淫可以迅速達到高潮並鍛煉大腦的想象能力！

諺語說：跑步強體，手淫強腦。手淫可以鍛煉一個人的思考能力，豐富個人的想象力。

手淫思維模式在我們的日常文化里都有諸多表現。在3X的成人片中你也能看到東方跟西方的差別。比如歐美的色情片上來就是炒飯來發泄觀者在現實生活中不能滿足的追求女孩子的艱難感與挫折感。而東方的色情片充滿了細膩的情感曲折和最後把女人弄到手的勝利感。這是因為現實中沒有體會過追求女孩子的艱辛和被拒絕的勇敢壯烈過程。

這就是民間的諺語：缺什麼，吆喝什麼！

人類學的研究指出，因為手淫帶來的天馬行空，自由自在的幻象太過迷人，所以男人在婚後，偶爾還會手淫。生物學上的解釋，不僅僅是要享受那份比做愛還要興奮的快感，而且婚後手淫還具有排出老化、活動力弱的精子的生物學的意義，以便真槍實彈的過程更容易使女性受孕。

手淫頻繁帶來的思想和行為的慣性和思維模式大致可以總結成：

·         有探索精神但缺乏或只有較少的探索行為

·         虎頭蛇尾的行為作風，從荷爾蒙高昂時抬得高高的頭顱，到手淫瀉火完後出現疲乏和垂頭喪氣的情緒，且可能伴生對世界失去的興趣   

·         對現實的認知和實際有巨大差距

·         手淫頻繁是對大腦想象力的訓練，容易極快地認清現實的本質

·         由於自我性興奮的想象太過美好，造成自大和自我中心心理嚴重

·         一遇挫折也容易立即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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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淫習慣了，在應對和處理外界事物及生活的博弈中，就會不自覺地把這種行為和思維模式代入我們的日常中來產生冒進和快速結論的現象。通常我們並沒有意識感知這種模式。當整個社會都有這種行為習慣的時候，這麼思這麼想也就成為了社會的正常模式。這個阿Q精神是中國的文化和民族行為嗎？世界其它各地的人們沒有這種思維模式嗎？回答當然是有，是占主流還是支流，是大多數人都這樣，還是少數人群這樣。這個問題極其複雜我不想過多口舌；讀者可以各抒己見，見仁見智。我下邊列舉一些證據來說明這種模式代入的事實。

二：商周之變中被抹殺的東西是什麼？它是不是手淫思維？

商周之變是中國社會走入農耕社會的巨變；也是人類社會建構分化出商業社會和農業社會的分叉點。以現在中國社會和學界依然的農耕價值觀念，學術上依然無人能夠理解商周之變的巨大意義；大多數學者比如秦暉教授會把眼光集中在周秦之變來檢討審視我們今天的社會轉型。

以大歷史的觀念，人類史分作從猿到人的歷史和農業開始之後，人類走出小型社會開始建構大型社會這樣兩個演化基本段落。從猿到人的演化歷史，是人類積累創造發明文化、演變文化、積累文化的歷史；從小型社會走向大型社會的演變是文明史和粘合社會的意識形態的演化歷史。

早在漢代就有人提出“殷因於夏，尚質；周因於殷，尚文”（《後漢書·杜周傳》）；但是這裡的“質”究竟為何物？今天還處於農耕意識形態向工業社會轉型的中國人里，沒有人能說得清楚和看得明白。如果沒有一個大歷史的觀念，無論如何你 走不出廬山，看得清廬山的真面目。而何為大歷史？從今天紀念黃仁宇先生誕辰一百周年的幾篇學者的文章里，我仍然能夠看到中國學術界與外部大世界的脫軌。

周人在牧野之戰後迅速擊敗商紂王奪取了殷商的天下。以“小邦周”如此迅速地擊敗了“大邑商”，不僅僅震驚了周人，也帶給他們深深的惶恐和思考。是什麼使殷商的軍隊反戈一擊，讓周人可以迅速奪取商紂王的天下呢？

是“德”，周武王和周公這麼總結。

從迄今為止發現的甲骨文和商代金文中，我們可以知道殷商的人沒有我們今天的“天”、“神”、“德”的觀念。“德”和“神”以及今天我們用“天”這個字來代表至高無上的“神”或“老天爺”的觀念都是我們從西周早期或中期繼承下來的。殷商人與崇信和發生希臘神話的邁錫尼人[３]一樣

1.       都處於青銅器時代

2.       都相信和崇拜某些超自然力量、都祈求今天我們稱為“神”或“帝”的保護

3.       都相信這個“帝”或“神”與他們的祖先有某些瓜葛、比如性方面的瓜葛（希臘的英雄是指神與人交配產生的後代），或者吃了這個超自然力量的“神”的卵而懷了孕、生下了他們的祖先 （東亞是卵生文化昌盛的地區認為吃了圖騰神鳥的卵就會懷孕生下人生不凡的孩子），這個我把它叫做“血緣定命”的哲學觀。

4.       都相信“人的命運”的背後有一隻手操控現世的人的生活，都祈求祖先要求改變或指導一下自己現今的生活：蓋神廟或祖廟，中國古代叫名堂；用敬拜、祈禱或卜辭占卦的方法與祖先或“帝”溝通。（以我個人對帝這個字的理解，帝就是這個不凡的祖先。商代的祖先中有凡人，也有帝；到商末把自己的生父叫帝，是尊稱）

因為現世的生活和行為都是被“命”操控的，所以也就無所謂“德”來指導現世的行為。

史書記載周文王被商紂王囚禁在羑里城的時候，依照民間百姓算卦的方法用蓍草演繹了伏羲的八卦而成六十四卦。寫成了《易》一書並提出了“天命靡常”的觀念。“天命靡常”首先在思想上動搖了殷商的“帝之後代，命定不變”的觀念。即使在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論語·泰伯》）的情況下，商紂王仍不以為然地說：“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尚書·商書·西伯戡黎》）[４]。商紂王相信自己是“食玄鳥之卵的後代”，是做王的命和帝的血脈，我生下來該怎麼樣，不在命，怎麼可能在天？商紂王不信天命，而相信“血緣定命”，可見一斑！

希臘神話中的盲人算卦老頭兒泰瑞西亞斯（Tiresias）

周人發明了“旻天至上、以德服人、德政治民、禮樂天下”的統治思想。這就在信仰上否定了商代的純粹“命定”的觀念而把“天”加在了“命”前，讓人們開始相信“天命”。你有沒有命，決定在天。而天給不給你這樣的命，取決於你有沒有“德”或祖上是否 “積德”。在這種帶有人文色彩統 治思想下發育的中國文化，仍然跑不出：“社會建構由小及大的規律、意識形態的虛構特點、從叨食順序至階層文化的演變，動物儀式到人類儀式文化的演進”這幾個現代科學的發現。我們從新列出以上四點，再仔細思考其內容，這對我們論及和思考這些話題，特有幫助：

·         社會建構由小及大的規律：整個人類的文明史，就是一個從小型社會到大型社會建構的實驗史、糾錯史；而人類文明歷史之前的從猿到人的歷史，卻是一個建構文化的歷史。因為人不僅僅像其它動物一樣是製造和使用工具的物種，更重要的是人脫離了動物文化的簡約、單一、雛形的特徵而發育出了複雜龐大的文化特徵。

·         意識形態的虛擬特點：國家、民族、公司、金錢這些都不過是想象出來的概念。因為你信我信他也信因而成為了虛構出來的現實。意識形態其實也是若此，都是虛構出來而成為真實的東西。一旦人們不再相信比如貨幣的價值，那麼這個體系馬上就面臨崩潰的命運。人類需要意識形態，是因為她能夠粘合人類的個體行為而成為統一的大型社會行為。人類的文明就是一個意識形態演化的歷史。殷商的“命定”被周公引入成為“天命”在“德”就是一個意識形態的演化和改變。這是一個社會轉型的開始。

·         從動物的叨食順序至人類階梯文化的演變：pecking order是人與動物共享的行為本能；而把叨食順序發展為具有社會階梯和階級意識的所謂意識形態乃是人類獨有的文化特性。周人已經有了 “陰陽觀念”，一方面鼓勵和頌“德”、一方面加強以“叨食順序”為基礎的“禮制”。頌德帶有“人人平等”的人文觀念，鼓勵只要你有德，就可以成王；另一方面卻加強“叨食順序”而規定出禮制。什麼階級穿什麼顏色的衣服，坐幾匹馬拉的車，後代更發展到門上能釘幾顆釘子都有嚴格規定。

·         動物儀式到人類儀式文化的演進：從動物交配前的“求偶儀式”、“交配禮物”到社會關係中的“訂親財禮”、叨食順序的儀式行為，只有人類把這種儀式複雜化且賦予某種意義，使人類的儀式具有複雜的社會意義。

道德和良心是人類的小型社會建構需要的方法或者手段、是所有社會性動物都具備的一種本能[５]。它在從猿到人的發展演化中出現並扮演了重要角色。道德和良心隨着動物社會屬性演化的強烈程度而趨於強烈；這也就成為比如狼群對其群內成員相互利他的一種社會粘合劑。但是人類有了農業，社會規模趨向日益擴大，個體或某些小團體的行為或信息阻塞或缺乏流動、造成僅僅依賴道德本能就不能滿足社會變為大型的需要。張三夥同李四幹了缺德的事並獲得了某些利益，在大型社會極易隱瞞起來；其它社會群體不容易知道；這就需要神或者意識形態來約束其行為。社會建構由小及大的規律，人們相信神等編排的故事並因為這個故事的內容而協作起來，就成為意識形態演化研究的重要課題。

青銅時代的意識形態，在希臘神話中體現得淋漓盡致。人們相信神話也相信神話所折射出來的意識形態。被安排的命運時刻左右着你現世的遭遇就是其中一種信仰和意識形態。無論是殷商時代還是希臘的邁錫尼時代，人們都不甚了解這被安排的命運是誰在負責[６]！ 即使是神也無法阻擋自己的命運和最後的歸宿。到了孔子與柏拉圖的軸心時代，希臘人依賴工匠精神，在神話里體味到了命運被安排的“邏輯”；因而希臘人開創並出現了邏輯觀念並發明了邏輯學。而商周之變，中國人被后稷周發明的一套文化觀念，斬斷了商代的殷商人可能出現的“邏輯決定的命運”觀念。直接冠以殷商人所沒有的“天”的概念，出現“天命靡常”、和“易”即“變”的觀念。《周易》的“變”或演化觀念彌足珍貴，但周易不解釋為何有“易”的邏輯，就像不解釋為何“春夏秋冬的四季變化”一樣。春夏秋冬的四季變化是被理解為理所當然的，《易經》的卦象變化也就是理所當然。

殷商人的“天”就是我們看到的物理的天，它只表示大的意思，如“天邑商”就是“大邑商”。而周人的“天”卻帶有至高無上的殷商人所沒有的“至上神”、“老天爺”的觀念。這種“天”的觀念延續至今天的中國文化依然存在；偶爾也會有人說“人的命，天註定”。這裡的“天”已經跟殷商人的“天”是不同的觀念了。而殷商人同希臘神話時代一樣的“天”的觀念，只在今天的中國留下了些許的用途。如“今天下雨了！”這樣的簡單表述。殷商人的宿命觀念像邁錫尼人一樣朦朧模糊，也都是到了軸心時代才有“天”的至上神觀念來註定宿命的觀念。

我們遵從郭沫若先生的建議[７]，凡是商代的文獻有把至上神叫做天的，都是不可信的材料。他特別點出《詩經·商頌》和《尚書·商書》。這樣我們就知道“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是西周的宋國人學着周人的觀念而續寫的文獻。這個現象我們要特別注意，千萬不能把周人的觀念或文獻也說成是商代的觀念或者習俗。因為殷商與周人是完全不同的兩種文化，比較殷商和和周人的不同，就如同今天比較西方文化和中國文化的不同。雖有滲透，雖有雷同，但互相差異極大，是本質的差別。這就是漢代人講“殷因於夏，尚質；周因於殷，尚文”的意思。就是我們今天講的三觀的改變。世界觀、價值觀、審美觀、道德觀等的改變；也是社會轉型的觀念改變，猶如今天我們自“同治中興”以來，社會轉型所看到的不斷的改變。郭沫若先生認為商代末期也出現了周人的“天”的至上神概念，本人並不認同。因為後期這個“天”的概念，都是在周代的器物上出現的。從上邊商紂王的那句話的斷句中，我們也可以感受到商王第一次聽到自己的命運不是自己命該如何而是由天來決定的驚詫。

王國維先生在中國開啟工業化道路的檔口，也意識到了這種社會轉型所帶來的意識形態的改變。

蓍草占卜，殷商時代也有；不能取得那麼多骨甲的平民使用蓍草；王室才有能力使用骨甲。史載周文王在羑里城被囚期間，用蓍草來占卜算卦，最後演繹八卦，是跟平民學來用蓍草，還是他在周地本就用過蓍草，不得而知。但是周人在克商以前，也會用甲骨占卜，是有記載的。《詩經·大雅·緜》裡說：“周原膴膴（音同呼，肥沃的原野）、菫茶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於茲。”這是周人藉助龜甲在占卜問詢，是否可以在周原建設自己的王都。

殷商人相信被安排好的命運，世間的一切都是被安排好的，也沒有什麼“好人”和“壞人”的觀念。行壞事的人也是被神秘力量安排來做壞事，所以這跟此人的人品沒有關係，因而也就不會有周人所強調的“道德”的德的觀念。因而被周人罵做“無德”。周人為解釋自己“克商”的合理性，首先要否定“玄鳥生商”的圖騰神的後代享受“王”命的命定觀。同希臘英雄的後代享受財富、享受世俗的奢華是祖先與神交配的後代應該享受一樣（君權神授，血緣定命）。要打破這種 “食玄鳥之卵”的後代具有某些神的血統，本就應該坐享王位的觀念，周人就必須宣傳“天命靡常”。但是“天”不可靠，“天不可信”（《君奭（音同逝，惱怒的意思）》）說服不了已經落敗的殷商人，於是又反覆強調並提倡了“德”的觀念。認為商人能得夏人的天下，也是因為商湯有“德”；今天周人能得商人的天下，也是因為紂王“無德”。為了表現紂王無德，後世越來越杜撰並添油加醋商紂王無德的故事。為了表示周文王、周武王的德而拼命褒揚了二王的“德”事。

後代的文人不了解武王克商後發明的“德”的觀念，在司馬遷和《資治通鑑》中，誇讚某某人多以什麼什麼德而服眾，有以火德立，有以木德立，有以土德立；實際都是後人的想象，也就是沒有論證的意淫，是手淫模式直接跳到結論的思維方式。

自周以來的中國文化和今天的學者們沒有識破開創中國文化的周人的伎倆，一是因為史料不足；再一個是還沒有具備今天“大歷史”的觀念和方法，沒能了解青銅時代人的精神風貌和時代特徵。為什麼史料不足呢？我們知道孔子距離武王克商的時代也不過六百年，《尚書·周書·多士》還說：“惟殷先人有冊有典”，那為什麼到了孔子的年代，就“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論語·八佾》）。我們可以做一個大膽的假設，那就是殷冊殷典也被周公毀掉了。即使殷商的後人宋國也沒有了這些本就保存在王都的文獻。當然也可能是自然毀滅的，周人沒有好好另外抄錄保存肯定是必然的；因為要毀滅前朝的文化。

歷史似乎沒有沒有絲毫周公毀冊的記載。我們當今所有的文獻都始自周代。

殷商人的文化與意識形態與周人大不相同。殷周之變，實在不能說成是“繼承和發展”的關係或“殊異”的關係；而是邏輯斯蒂方程一分為二的分叉的關係。農耕文化與商業文化分道揚鑣的關係。

殷商人繼承中國拜祖先的文化也許有上萬年的歷史。因為我們知道拜祖先的孝文化不僅僅存在於中國，也存在於東南亞、澳大利亞與太平洋島嶼的諸多原生態文化部落[８]。這個現象可以有兩種解釋：一是演化趨同（convergent  evolution）。如果相隔遙遠的兩個地方地理與氣候條件相似，那麼他們在這兩個地區演化出來的植物或者動物就會非常相似並且不具有任何血緣關係。另一個就是真的具備血緣關係，如4~5萬年前東南亞的古代智人開始向北沿着今天已經被埋入海底的海岸線進入中國和向四處擴張到了太平洋島嶼的土著人。中原的氣候與地質條件與澳大利亞和太平洋散布的島嶼極端不同，那麼擁有相同的拜祖先的孝文化就極有可能源於同一批早期古代智人祖先。DNA的證據支持我們與太平洋土著同源的假設；那麼我們進一步假設孝文化與拜祖先的風俗繼承自四萬年前共同的祖先也是合理合情的。

拜祖先的文化，我們一直繼承到今天。

殷商人拜祖先，並且有祖先簡狄食玄鳥之卵而生契的傳說。在我看來，這就如同希臘人拜自己的神廟，認為自己是神與人結合的英雄的後代一樣，享受人間奢華與富貴的“定命”也就理所應當。所以殷人的上帝，實際就是自己的祖先且帶有某些超自然能力而已。這雖與郭沫若先生的意見近似，但並不如郭先生所言殷商人的上帝乃至上神的觀念。把自己的具有卓越功績的祖先想象出超自然的能力，無論就情感方面還是人類從襁褓至兒童以及成年的心理成長和成熟路程，也是自然而然的過程。

郭沫若先生以及王暉教授有關殷人上帝的論述都是功虧一簣！[９]

西漢禮學家戴聖的著作《禮記·表記》中有：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蠢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盪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

這裡講夏人尊依“命”，應該是事實，符合大歷史意識形態演化的觀念；而郭沫若先生認為這段說的整個“夏道”沒有根據。處於那個青銅時代的人信仰宿命，應該不是什麼稀奇大事。不但夏人尊命，殷人也遵命。這就是漢代人所講“殷因於夏，尚質。”另外殷人還不知道“神”是什麼；神的觀念出現在鐵器開始的時代。這是春秋以後的人也不了解的地方。“神”這個字最早出現於西周初期的《宗周鐘》上，“隹（唯）皇上帝百神，保余小子”，似乎很符合鐵器發展的事實。也有人認為宗周鐘是周厲王時代的作品，那就更符合大歷史的規律了。戴聖對此一無所知；所以才罵“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敬拜鬼是事實，因為殷人繼承着孝文化，只崇拜往生的祖先，祭拜完祖先之後才去拜日月星辰的靈。這是萬物有靈論的繼續。戴聖不懂得這些，也缺乏探究的精神，卻憑着想象說“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盪而不靜，勝而無恥。”那就完全是意淫了，手淫之禍。

綜上所列，周公及周成王在西周初年為合理化“武王克商”而創建了流傳至今的“德”的觀念、“天”的觀念、“神”的觀念；這是改變中國歷史發展道路和軌跡的大事。由於“德”之觀念也是社會型動物建構小型社會所依賴的人性本能，結合周文王的“易”之演化觀念，中國在西周就過早地出現了具有人文和人本主義精神的萌芽。這對神話和宗教的發展極端不利。因而中國也就沒有發展出來真正的宗教。日本華裔歷史小說作家陳舜臣在《中國歷史風雲錄》中指出，由於中國的歷史乃後朝推翻前朝的事實導致後朝不斷閹割纂改前朝的神話和歷史。中國缺乏連續和完整的神話體系，也許真是跟這個有很大關係。但就意識形態的發育和發展，中國文化出現了歷史學家所說的早熟現象；實際上中國文化是早熟的兒童。在文明建構之初就顯現了人類成熟社會的思維模式成為了過早觸及大人話題的小孩子。不成熟的人文和人本精神當然不能滿足大型社會建構的需要，必須佐以後來的“儒釋道”和“唯天皇子”的天子觀念。不僅如此，春秋戰國時期扼殺農耕社會對立面的商業社會意識形態的思潮迭起，導致以商鞅為代表的農耕社會出現的“爭奪式競爭”[１０]異常激烈而登峰造極。中國社會今天走入具有完整的人文和人本主義的現代社會困難重重原因也多潛伏於此。一方面傳統保持者驕傲着自己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另一方面這種樸素的、不完整的人文精神又不能對現代社會的建構發揮作用。而統治者又在拼命建神和造神、抵禦外部文化的輸入。我們今天檢視這種人文精神在周初的發芽和發育，也就好似看手淫的人一步跨入了想入非非的、天馬行空的精神境界。中國的意識形態的發育歷史，顯然沒有按照理想狀態的發育規律：

萬物有靈 -- 超自然力想象 -- 圖騰崇拜 -- 半人半獸神 -- 全人形人性神 -- 多神論-- 一神--人文和人本主義

中國意識形態的發育歷史可以看作是區別於西方和希臘文化的變體或變種。這樣建構起來的大型社會使邏輯斯蒂方程發生分叉：分叉的一個方向是農業社會，另一個方向是商業社會。希臘之後的羅馬帝國深受希臘文化影響，政治制度也採用了民主的共和制。雖然其間多次被各種政治形式篡奪、修改，但民主的種子，一直對後世影響深遠。

人類社會走出採集狩獵的小型社會開始建構大型社會的歷史進程中，出現過大約兩種不同的社會建構模式：一種是權力模式，可以叫做權力文明；一種是發生自組織現象的商業模式，商業文明；當然有許多中古社會的建構遊走於這二者之間；既帶有商業文明的特徵，又帶有權力文明的特徵；二者同存於一個社會。權力形成武力可以保護商業運作，不被搶、被虜；商業對權力形成的集中力量有依賴；商業豐富權力的日常生活。

商代的祖先就是做買賣的人，商代滅亡後其後人被封在宋國，周公仍然讓他們從事他們拿手的“買賣”活動。而周人卻是農耕的好手。“武王克商”的一次趁商朝大軍向南討伐的空檔時間，農人代替了很會做買賣的商人，中國文化也開啟了農耕社會的由權力建構文明的不同於以往的時代！

商代是青銅器的時代，文字又極其發達；時間橫軸上與產生希臘神話原型的邁錫尼文明相當；但是商代的神話卻異常缺乏，簡直無法同《荷馬史詩》相提並論。希臘的神話歌頌的都是邁錫尼時代的故事。經過荷馬的黑暗時代（相當於中國的西周），到相當於中國的東周時期，希臘的城邦民主蓬勃開展，世界範圍內的軸心時代出現。中國出現了孔孟等百家爭鳴，希臘出現了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等傑出的人物。人類社會開始了兩種社會建構的形式實踐和發展。

而整個中國社會和歷史的核心還不僅僅在此，而在於這從西周開始的中國文化的建構和發育。由農人建構起來的社會，具有許多農人的特點。

早熟的、類似手淫的人一步到位的性福模式，中國西周初年就出現的人文萌芽，缺乏探索和研究等中間的認知過程和堅韌不拔、堅持到底的追求和精神[１１]；必然無法顧及社會建構的方方面面，無法體會人文主義的光輝。人人享有同等政治權力的人文思想，不可能在那個依然相信統治者是神的後代的觀念中繼續發育。神的後代如何能與普通“眾”人享有平等的人生？於是周代制定的禮法與宗法制度，成為了塑造社會秩序的核心。依照官階的大小高低，穿什麼樣的衣服，享受多少匹馬拉的車，所有的社會等級都標識在人類“炫耀”的本能之上了。

我們品讀商周之變的歷史，對於今天的共產黨人，如何看待中國文化，如何看待社會轉型，意義及其重大。

從思維方式上來講，中國在文明建構之初就升起了人文精神的閃爍光芒；它扭轉了中國社會在走向大型社會建構之路上採取的重商、崇商之路。雖然人文精神在科學建構社會的路途上是我們今天所能認識到的終極手段，但一步到位的早熟，缺乏路途中間所能經歷與克服的艱難險阻，猶如手淫的一步到位，終讓我們的精神多出許多負擔和多走許多彎路。這表現在我們今天的國學人士看到現代的科學發現，每每不屑地說，我們老祖宗兩千多年前就有了。中國今天社會轉型的艱難，由此可見一斑。

三：中國一神論社會的手淫思維模式

經過軸心時代的發展，結束了戰國紛爭的中國進入了秦代的中央集權政治。意識形態歷經漢代的尊儒和東漢道教的興起以及三國時代佛教的傳入，中國勉強形成了儒釋道三合一的一神論意識形態，且也是非常環境下的一神論的變體。一神指的是天的兒子，天子。儒家把人類本能的“叨食順序”一躍且不經發展驗證、去偽存真地說成是人類文化的“長幼順序”。由“長幼順序”投射到大型社會建構的階梯順序或曰階級順序，君臣關係如同父子關係。沒有現代生物學知識的非專業人士，是無法看到從“叨食順序”到“長幼順序”再到社會文化層面的階級意識的優點與缺陷的。

我們以母愛為例子。

生物的核心與本質是自我複製。生物之間的競爭是基因之間的競爭。母雞是產生更多雞蛋的工具。相同的基因即使存在於不同的個體也會通過“綠鬍鬚效應”即外在的行為或身體特徵形成合作與協作的利他主義關係。

從本質上來說，母親或者父親都會本着基因的核心競爭原則設法擴大自己的基因在這個世界上的存在。有兩種策略，生物們都會通過自然選擇偏重其中的一種策略並刻寫在身體裡且遺傳下去，把另外一種策略做為輔助形式，保存起來伺機而動。大量繁殖法， 我們稱為R策略。另外一個是減少繁殖並把剩餘的能量用於對子代的照顧，我們稱為K策略。

母愛做為一種K策略的發生在許許多多的動物中普遍存在。哺乳動物是發生母愛行為，母親對子代投資最多的一類。但是這種投資並不是像文學家所描述的那樣無條件的，母親的基因已經編程了在恰當的時機實施R策略的意義，也在某種條件下會獲得更多的利益，也就是更好地散布自己的基因。所以我們會看到母愛並不是很強烈的、母愛並不是很負責的母親存在於我們的周圍；也會看到偏心的母親存在與我們的周圍。要說明這些行為的存在和來龍去脈，情況比較複雜。

生物界裡傳遞和擴散自己基因的行為和策略是一個廣泛連續的廣譜分布。從沒有母愛行為（比如大多數半翅目甲蟲的雌蟲把卵產在植物的宿主上就離開了，如我們熟悉的蟬）到一半母愛行為（比如某些昆蟲會一直守護着卵塊直到若蟲出現）再到接近全套的母愛行為（比如網蝽、盾蝽，若蟲會跟隨母親從一地遊走到另一地；）最後到全套的母愛行為（比如巴西蝽象還要給若蟲提供營養；蜘蛛綱的動物也廣泛分布出現拋棄卵、保護卵和出現腹部分化出來的育幼囊來保護幼兒）你都可以在自然界找到例子。下圖是鞭尾蠍的雌性腹部育卵室剛孵化的前若蟲：

雌性鞭尾蠍（Mastigoproctus giganteus）腹部的育卵室和剛孵化出來的前若蟲（上圖和下圖）

人類由於全球範圍內地理環境造就的文化多樣性，在世界的各個角落的生殖和育兒策略變化萬千。有原生態社會採取合作育兒（cooperative breeding）、社區托兒（communal care）協同育兒（alloparenting）以及在文明社會採取的核心家庭的育兒方式。在現代文明社會人類仍然免不了實行杜鵑鳥策略，也就是棄嬰和認養、一夫多妻制、一妻多夫制（典妻），育兒方式仍然遍布從無到半，從幾近全套到全套都有的方式。

育兒方式的廣譜分布必然造成母子之間情感紐帶的多樣化。亞文化人群和怨恨父母的心理疾病也就隨之而生。儒家提倡的孝文化也就不可能成為每個人的社會現實。

其次是殺嬰現象（infanticide）在生物界特別是靈長類中普遍存在。母親殺死自己的孩子，還可以擴大和伸展了來看，就能夠理解為什麼埋藏在人性深處的希臘神話中的美迪亞情結（Medea complex），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出現在我們周圍的母親的身上。

除此之外，人類的女性由於直立行走，子代變得更加孱弱，最初是依賴母親對正在生產的女兒施以援助，照顧剛出生的孱弱的嬰兒，使人性成長為女性之間更容易合作的本質。因而人類也同其它許多動物一樣演化出了兄弟姊妹或叔叔阿姨照顧嬰幼兒的協同育兒行為、社區托兒行為。女性對與自己交配的男性，報以極大期望，希望他在交配之後能夠留下來提供嬰兒及母親自己的食物和照顧，以此為交換女性出現忠於丈夫、摒棄花粉效應所帶來的利益和衝動這樣一種“貞操”行為。

但是一旦丈夫背叛，正如希臘神話中女魔法師麥迪亞（Medea）的故事，女性通過衡量“協和謬誤[１２]”，殺死自己親生的兒女；在現代社會通過降低兒女的成長品質而施以“另類的殺嬰報復”也是司空見慣。

伊阿宋的背叛導致憤怒的麥帝亞殺死自己親生的孩子

中國文化的核心是“孝”，但出現這種“衣冠禽獸”的父母也是在社會的大樣本中必然發生的事實。子代對父母孝的行為是早期嬰幼兒施予關愛行為的自然投射，起源於子代在嬰幼兒期間與父母建立起來的情感紐帶的因果關係。如果這個情感紐帶在嬰幼兒期建立的薄弱或者扭曲，子代不僅僅出現成年後的各種心理問題或心理不安全感，更不可能出現孝順行為。由孝文化投射出來的君臣關係，其實也是如此。

最後一個發生在母親身上的本能現象是對子女的偏心。父母有最鍾愛的孩子，而忽略自己親生的其它孩子；這也是一種人類演化出來的本能。父母具有這樣一種本能這樣一種策略，是具有演化意義上的考量的。也就是至少會有一個子代會把基因傳遞下去的保證策略。偏心長大的孩子，在以後的成長中會取得身體外在的優勢和以後兄弟鬩牆中的心理優勢。

儒家文化靠自我約束的“德”與“孝”而投射來對天子的“忠”，從它誕生之初就先天發育不全。它寄希望於人的自我反省，“吾日三省吾身”；而有自我反省意識的人卻又是起源於“手淫”後的自我責備心理。手淫後的自責心理是某些人能夠自我反省行為的種子，而有些人又絕對不會自我反省，因為他不會有手淫帶來的自責的種子。這種文化下的中國歷史的官場所發生的自然選擇與淘汰機制，多是選擇出來那些有手淫心理和行為的、缺乏男子漢氣概和氣度的“讀書人”。在中國文化的文學作品中就出現了一種“讀書人情結”。進京趕考的孱弱書生路遇有錢人家的闊小姐，靠紅袖救助而一舉奪魁、狀元高中。書生缺乏奮鬥和拼搏的精神在這種文學作品中一直是個情結。內在反映的也是手淫思維的由“亢奮”（拼命讀書）直接“成功”，路途上處理社會的人生百態需要女性的搭救，也就是缺乏上述1到8的各個步驟。

這就是中國文化先天不足的原因和源頭。所以它必須以其它天子觀念，釋迦牟尼和道家的觀念來填補不足。

四：翟田田事件中的手淫思維模式

翟田田因為追求一白人女性遭到拒絕而繼續窮追猛打，被女性投訴到學校。學校試圖了解情況但有着中國文化背景的翟田田認為學校不應該插手這類私人事物而對學校粗言相向。學校只好拿他拖欠學費施加卑鄙的陰招。而此時的翟田田沒有意識到美國人施加起陰險來比中國人又穩又狠又准得多。用語言誤解的方法不僅僅取消他的學籍且動用政府的力量來迫害這一“性亢奮”起來準備斗架的公雞。

翟田田的錯誤從根本上來說屬於對待學校的詢問“粗野”、“沒有禮貌”。而被美國人陰招算計起來招架的功夫屬於鬥敗了的公雞。即使回國之後也貌似有“性亢奮”準備與學校繼續糾纏這場官司，但最後還是不了了之。這些行為的特徵都非常屬於“手淫”造就的行為模式。由開始的亢奮到迅速的瀉火都缺乏中間那種堅韌不拔、亦步亦趨的頑強奮鬥精神。這在同一個文化的社會裡可能不是大問題，可是到了不一樣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準則的社會，卻顯得極端幼稚和輕微的行為失常！

“性亢奮”起來把沒有事情的芝麻小事弄成、弄到驚天的大事。而“手淫”過後的自責又對興奮起來需要追求攀登的過程缺乏興趣。“亢奮”起來對整個過程缺乏細心周到和耐心；“亢奮”到自己把握不住的高潮又快速和潦草結束。這些都是手淫的特徵。

（完）

附錄： 花粉效應

人類最麻煩的事情就在於不像那些有統一發情期的動物們一樣。所以強姦這種事情，只發生在人類。野外自然環境下的動物們是不會有強姦這個事情發生的！

現代社會，設備完善，觀察細緻，而且又有花粉理論支持！ 知道動物界的繁殖規律是什麼！

過去的生物理論學家一直搞不懂，為毛雌性動物在發情期都與多個雄性發生關係。因為理論上說，雌性動物只需要一顆雄性生殖細胞就能懷孕生孩子，可是雄性一次交配，都要貢獻上億顆生殖細胞。而且雌性還有在發情期與眾多雄性交配的現象。

生物理論無法解釋這個現像。直到一位名不見經傳的學過農業，但又從事計算機軟件工作的一位華裔移民，溫斯頓·武，完全出於興趣，提出花粉效應理論，生物演化理論學界才完全明了這其中的奧妙。

花粉是植物的雄性生殖細胞。花中的柱頭是植物的雌性生殖器。當柱頭上的花粉越多，雌性授精的速度就越快。這個叫花粉群體效應。並且柱頭上其它物種的或其它不同個體樹木的花粉越多，果實的風味、成熟度、種子的質量越好，這個叫花粉質感效應。比如蘋果花的柱頭上沾染了梨樹的花粉，那這蘋果果實的風味就會帶有梨果的口味。癟粒玉米的籽粒出油率高，如果柱頭上再沾有飽滿籽粒的玉米花粉，那麼癟粒玉米就變得飽滿且出油率高。

花粉效應，可以解釋為什麼雌性動物，那麼好色濫交！而最近20年來對雄性果蠅生殖液sf的研究又從分子水平上解釋了花粉效應之所以發生和如何改變處女雌性果蠅的行為給出了表觀遺傳學方面的解釋。

馬蜂是只交配一個雄性的蜂類；蜜蜂螞蟻是與2~3個雄性交配。這樣馬蜂的社會，子女都是一夫一妻的女兒。而蜜蜂、螞蟻這類動物的子女，都是一母多父的。這樣造成“姐妹鬩牆”的同人類一樣的人性反應。

馬蜂的社會無法解決下一代誰來享受釀造的指甲蓋大小的蜂蜜，開始生孩子的問題。而蜜蜂的子女們“姐妹鬩牆”干架的話，對任何個體都不利。於是他們好似商量了一樣，乾脆讓母親不停地生育，一切聽母親的安排，子女全都暫時不生育。於是我們人類可以吃到蜜蜂的蜂蜜，卻吃不到馬蜂的蜂蜜。因為馬蜂在產蜜產到指甲蓋大小的時候，“姐妹鬩牆”，社會就分崩離析了。所以馬蜂是非常不文明的社會。而蜜蜂和螞蟻是被生物學家譽為文明社會的的文明動物。

但是在建造文明的方式上蜜蜂螞蟻這類膜翅目昆蟲與人類大大不同。（界門綱目科屬種的目）膜翅目的子女工蜂或者工蟻都是具有血緣關係的姐妹；從基因的親緣關係上講他們形成協作是天經地義的也應該是非常非常容易的。打虎親兄弟上陣父子兵，任何生物都要遵循親緣選擇的生物理論。但人類建造文明的個體之間協作起來就非常困難，因為個體之間親緣關係太過疏遠。人類也同其他動物一樣是天性具有識別“我們”和“他們”這種親疏親緣關係的物種（哪個生物物種不是呢？親緣選擇理論這麼問）。人類要協作起來建設文明，靠的是講故事，編故事；最後產生了你信我信他也信的故事，這就是神、魔鬼等意識形態的產生的演化歷史。人們相信同樣的故事，於是在這種故事感召下一起來做事情，修建教堂、修建神在人間的代表“天子”的陵墓和宮殿。

光靠講故事還不夠，因為從過去的演化歷史中，人都是生活在小型社會裡。具有頭羊性格的基因分布在人群的基因庫中。“燕雀安知鴻鵠之志”是人群大到一定規模之後必然出現的現象。人類的大型社會中，具有這種基因的個體也隨着人群的增大而增加。已經做了“天子”的個體必然打壓下邊那些“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個體。這就出現了生物界的另外一個現象：群體大到一定規模之後出現的“鷹”與“鴿”策略的人群消長規律。

人類行為演化的現代特徵：指成系統的一套行為與認知的人性特徵，區別於其它演化史上的具有解刨學特徵的現代人類、人族和靈長類。這是一個非常模糊和具有爭議的定義，但是學者們基本同意下列分類：

·         抽象思維

·         深度計劃

·         象徵行為（如藝術、裝飾、音樂、大型動物獵獲探索、刀刃技術等等）

這些是現代人類的基本特徵。它與人性中的動物屬性相區別。有一部分人把上述三項特徵稱為人性，而把吃喝拉撒睡，針扎了你的肉體會疼這類特徵稱為本能。當我們在討論人文主義和人本主義的時候，對人性、本能的不同定義，會導致我們對社會建構、法律體系、國家機器等各個社會方面產生巨大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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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花粉效應在本文末尾給出註解，請參考附錄

[２]  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和漢密爾頓1963年的兩篇論文《Genetic Evolution of Social Behavior I, II》漢密爾頓提出了動物社會行為的演化和選擇模式

[３]  古代希臘文明分作四個時期：克里特文明、邁錫尼文明（相當於中國的商代）、黑暗時代（大致相當於中國的西周）、希臘城邦民主時代、希臘化時代（春秋戰國時代）

[４] 王暉：《商周文化比較研究》第八頁  個人認為商王受的話可能是真的，只要這麼斷句就非常合理：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體現了商王第一次聽說不是命的觀念，而是天命觀念的驚詫，和對天的觀念的反問。

[５]參考靈長類學家的演講：《動物的道德行為》，弗蘭斯·德瓦爾  http://open.163.com/movie/2013/9/O/T/M97ITMKO9_M97ITR8OT.html

[６]  社會生物學興起之後的今天，我們才明白是我們身體裡的基因安排操縱了我們的命運；而環境做為對基因開啟關閉的控制當然也影響和左右着我們的命運，形成不可預測的混沌結果。

[７] 《先秦天道觀之進展》------郭沫若

[８]  參考《野蠻人的性生活》

[９]  參考王暉：《商周文化比較研究》以及郭沫若先生的《先秦天道觀之進展》

[１０]  社會生物學總結了十個因素來描述人口高過單位面積的生態環境所能支撐的人口總量的時候所發生的人口制約因素。其中含有爭奪競爭和分攤競爭。如果人口總量低於所能支撐的生態環境容納量，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分攤式競爭。比如一棵樹上產出100斤果子，第一個人去了摘取了10斤；第二個人去了又摘取了10斤。這個時候的狀況就是分攤式競爭。如果100個人來摘取，就必然會發生不同程度的打鬥，這就是爭奪式競爭。

[１１] 人類有天生的“我們”和“他們”的潛在意識，我們即是同夥兒的認同；他們即是陌生人或敵人。人類又有天生的害怕陌生人（xenophobia）的本能。沒有經過宗教的教化，對信仰同一個宗教的陌生人的認同感，人文主義就不可能有對陌生人表達平等和同情的可能。這裡說中國人文主義萌芽過早還不具備任何發展發育的可能，要教化大社會的個體，人文思想又阻擋了宗教的發生；所以中國歷史是走了另一條道路。

[１２]  協和謬誤指法國協和飛機公司投資大筆金錢設計一種飛機，在快要完工時突然發現設計有重大漏洞；如果彌補漏洞需要又一大筆的投資，如果放棄原有設計意味着之前的大筆投資完全打了水漂。是繼續投資彌補漏洞還是完全放棄承認失敗，這在博弈策略上是一種兩難選擇。顯然對於已經生下孩子的女性也是兩難的博弈選擇：放棄孩子這個投資還是繼續撫養孩子長大成人。在生物界，大多數實行一夫一妻制的鳥類會放棄之前的投資。這是生物學家認為殺嬰現象是最好選項的生物策略。而在農業社會和在工業社會，政府對此現象視而不見和對單身母親提供政策優惠，會對孩子產生不同的影響並在孩子長大成人對社會產生不同的投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