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我的班主任蔣國斌老師（2）

前天晚上（8月1日）從美國加州橙縣飛加拿大多倫多，由於臨時購買的機票，一路轉機較多，到達多倫多時，已是第二天上午。事先聯繫好的一位清華學姐來機場接我後，吃完brunch稍微休息後，便前往看望蔣老師的太太小盧。雖然當初我與老蔣交往並不太深，也不是班上老蔣最欣賞的那幾位同學之一，卻大老遠從加州飛往加拿大參加老蔣的葬禮，因此盧姐見我到來十分欣慰。我把事先打印好的工物73班各位同學所寫的紀念蔣老師的文章送給盧姐，並告訴盧姐我們工物73班在美國和國內的所有同學讓我代表他們問候你好。

記得當初在清華讀本科時，我曾問過老蔣他本人關於他名字的問題，他當時非常自信地告訴我，是文武雙全的“斌”。所以，在我的記憶里，我一直認為蔣老師的名字是蔣國斌，而不是蔣國兵。

這兩天來，從我與盧姐以及其他清華在加拿大的學友和老蔣的朋友聊天后，我感覺，多數在加拿大的老蔣的朋友對老蔣的死因推斷與我的猜測一致，為憂慮症（depression）。蔣老師是一個典型的理想主義者，他為人正直，甚至死板。當一個人發現外部世界與環境距離自己的理想越來越遠時，當一個人發現自己的思想很難被家人和朋友所理解而無法交流時，他就會覺得外部世界逐漸向他關上了大門，一個人陷入自己的內心世界而越來越孤獨，最後覺得離開這個世界也許是一種最好的選擇。

從我與盧姐和其他朋友的聊天中得知，老蔣其實在普渡的最後一年時過得並不愉快。老蔣由於來美國時年齡較大，雖然刻苦用功，但英語口語寫作等一直不太好。由於在寫作論文和科研中與導師等一直存在矛盾而無法解決，比較心力憔悴而鬱悶苦惱。那時他已經有些不太明顯的憂鬱症的表現。2000年5月畢業拿到博士學位回到清華後，核能研究院曾答應給他的教授職位，直到他2001年4月離開清華核能研究院時也沒有兌現。而且核能研究院在對他的使用上有幾點一直令他非常苦惱：我們在國外留學的朋友們由於晚上比較安靜和較易集中精力而常常喜歡在晚上工作和研究，蔣老師就是這類喜歡晚上幹活的人。然而，核能研究院能科樓一到晚上10點就往外趕人鎖門，常常讓剛剛打開思路的他非常無奈。另外，由於核能研究院外事活動較多，常有老外來參觀訪問或商業談判，一些領導常拉老蔣去撐門面參加各種外事吃喝宴會。蔣老師是一個堅持原則的人，對此類吃喝非常反感從來不去。甚至有些領導跟他到家拉他去參加宴會，不去參加就賴在他家不走。再者，在清華核能研究院這種是非之地，當他看到一些善於溜須拍馬而科研水平不行的人卻飛黃騰達，而許多有真才實學的人多年勤勤懇懇卻無法得到重用時，我想老蔣一定非常鬱悶。總之，老蔣在清華也呆得不愉快。的確，在普渡那種與世無爭的平靜的田園風光似的環境中生活幾年後，又回到經濟飛速發展思想和社會道德水平也歷經劇變的中國，老蔣很可能覺得中國社會已經與他格格不入。當一個人無力去改變這個社會，同時也不願去迎合去適應這個社會時，那麼，他只有一條路可走：離開這個社會。

當時盧姐已移民去加拿大，見老蔣遲遲不來加拿大，就辭去工作準備回國。這時老蔣已改變主意想去加拿大，自己買好機票後才打電話告訴盧姐去多倫多機場接他。這樣，他們一家又才在加拿大團聚。

老蔣剛來加拿大時，盧姐剛辭去工作，全家沒有任何收入。當時整個北美經濟都非常不好，非常難找到工作。盧姐想去申請她自己所存的失業保險（unemployee insurance），老蔣激烈反對，說你有手有腳，為什麼不去工作反而想占政府便宜？其實失業保險是自己工資里扣出的一部份，並不是政府的錢。可是老蔣寧可出去打labour工，也不准盧姐申請失業保險。了解老蔣一家的朋友都說，老蔣打labour工的那段時間是他們全家在加拿大最快樂的時候。那時，老蔣曾做過油漆工建築工等等，每天的體力工作十分辛苦，完工回家後只想吃飯和睡覺。他們一家收入雖然不多，但全家卻同心協力打算在加拿大紮根下去，老蔣沒有時間和精力去思考一些哲學和社會以及自己將來等方面的東西。（記得很久以前，我也曾在網上看到過一篇關於治療抑鬱症的文章，大意是多幹活，讓工作充實自己每天的生活，尤其是體力活，長時間讓自己的身體疲憊以至於沒有時間和精力去思考那些讓人憂鬱的問題。曾有人做過統計：在美國的中下層體力工作者中，患抑鬱症的比例最低。）

半年後，老蔣在多倫多大學申請到資助開始新的學習生活後，也開始有時間和精力去讀一些哲學歷史和社會方面的書，去思考一些這方面的問題。他常常從圖書館借來大量的這方面的書籍，在科研之外進行哲學歷史社會等方面的閱讀研究，並寫下了大量的心得體會和文章。他曾試圖與盧姐探討這些精神世界的問題，但可能盧姐更多想到的是如何在加拿大生存和發展下去，因此很多這方面的探討可能讓老蔣並不滿意。但盧姐對老蔣非常關心，為了讓老蔣多結交些朋友也多些朋友與他探討這些方面的問題，常常在周末請來不少朋友來家吃飯聚會。然而許多在多倫多的華人朋友更關心的是如何找到一份滿意的技術工作或者物質上的追求，因此許多這樣的聚會最後可能常常變成老蔣一個人的講演，這也很可能讓老蔣更加感覺到自己精神世界上的孤獨，很可能也加重了他的抑鬱症。也許是在普度時與他的猶太裔老闆相處不洽，也許是他讀了許多有關中東歷史的書籍，也許是中國與以色列之間關於軍事方面（空中預警機）的糾紛，老蔣開始對猶太人反感，對美國所支持的以色列也很反感。聽多倫多的華人朋友說，老蔣在2002年曾有過一個年薪6萬多的offer，然而他卻因公司的老闆是猶太人而謝絕。在老蔣拿到第二個博士後，他在找工作時曾有過一些公司的面試機會，然而他卻並不太上心。相反，而對一些來自學校和科研機構的面試和機會卻十分重視，也許在他的眼中，這樣的單位這樣的工作環境更適合他的內心需求，也更能發揮他的長處。然而，他遲遲沒有得到任何回音。加上那時正好是以色列軍隊大舉進攻黎巴嫩造成許多無辜百姓傷亡。很可能這些種種外因疊加在一起，形成了對他精神世界的最後一擊。事後，他的朋友和盧姐在他的筆記本上發現了這樣一句話：I devote myself to the world peace。一些在多倫多與老蔣交往較多的華人朋友也認為以色列進攻黎巴嫩的流血事件是一個引因。

說實話，我這段時間心情一直非常沉重。在飛往多倫多之前，我心中一直對盧姐隱隱有些不滿，覺得蔣老師的死與她應該有很大關係，如果她不堅持來加拿大而跟老蔣回國，老蔣可能不會走上這條不歸路。這兩天我的所見所聞所感讓我得知蔣老師之死的根本原因並非盧姐，而是多年內心精神世界的孤獨感和長時間在加拿大無法讓他發揮專長而鬱積的抑鬱症。網上有很多人無端地造謠中傷或橫加指責，將老蔣的死因歸罪於盧姐固執地呆在加拿大而不願意回國或老蔣自己的自私和不負責任。所以，作為老蔣曾經的學生，我覺得自己有必要站出來，澄清一下事實的真相，反擊那些潑向老蔣和盧姐的污水。

老蔣一直就是一個非常富有責任心的人，對他的工作，對我們這些學生，以及對他的家人，都非常有責任心。在普度時我常常看到他在周末訓練他兒子練武或帶他兒子去圖書館看書。記得在99年的普度中國留學生春節晚會上，他和他兒子在台上一起表演長拳，兩人動作非常同步協調，博得全場掌聲。當時台下我旁邊的一個老外指着小蔣對他太太說：“I wish he is my son。”由此可見別人對他們家庭生活的羨慕。來到加拿大後，老蔣也是每天必陪兒子盧姐練武打羽毛球。在他們小女兒出生後，老蔣每天給小女兒洗澡餵飯帶她睡覺等。小女兒喜歡在洗澡時玩水，常把老蔣全身衣服打濕，父女倆常常在這時哈哈大笑。盧姐在生小女兒後患了較為嚴重的甲亢，老蔣包攬了大部分家務，還常常陪盧姐散步打羽毛球。這些難道不能說明老蔣是一個非常富有愛心和責任心的人嗎？

當老蔣去年在加拿大拿到第二個博士時，盧姐打定主意願隨老蔣回國，曾問過老蔣是否願回國。老蔣當時正醉心於寫作他的一些哲學歷史社會等方面的研究心得，沒有去想這些問題。盧姐曾主動通過清華核研院和工物系的一些老關係為老蔣聯繫回清華工作的機會，但老蔣似乎對回清華工作不太積極，雖然他也願意回清華，這些可能與核研院當初沒有兌現對老蔣的承諾等等有關。這些都說明盧姐並不是一個固執要呆在加拿大而不管老蔣事業的自私自利的人。

老蔣的離開對小盧姐打擊極大，他們全家仿佛失去了主心骨，盧姐一直十分悲痛，精神也一直非常恍惚，總覺得老蔣並沒有離開她們。那天在蔣老師的追悼會上，來了很多人。在我們一一向蔣老師遺體告別時，盧姐一直在低聲痛哭。當我向盧姐握手致意時，盧姐一下抱住我放聲痛哭，對我說：“小陳，你們蔣老師睡着了，你去把他叫醒，叫他跟你們一起去踢球吧......我不能沒有他...”。當時我強忍的眼淚那時再也沒有忍住。相反，他們兒子似乎一下子成熟了許多，常常安慰媽媽和哭鬧的妹妹，只有在周圍沒人的時候才偷偷流淚。小蔣真是一個堅強懂事的好孩子。今年才14歲的他過早體會到了不屬於他這個年齡段的艱辛和早熟，非常希望在加拿大多倫多的華人朋友今後能多關心關心他，畢竟現在是他人生世界觀人生觀等形成的關鍵時期，過早失去父愛和父親的指點不知道會不會對他今後的人生之路帶來一些消極和額外的坎坷。

另外，為了幫助蔣老師的兩歲女兒詩雨，清華化工學哥劉曉兵發起了一個建立RESP教育基金的計劃，準備從今年到她17歲，每年為她存入2000加元的教育基金。我也加入了這個計劃。如果別的朋友願意加入這個計劃，請與他們聯繫（email: xiaoliu@trebnet.com）。加入的人越多（如果超過20人），每年每人平攤也就幾十元。相對於每年少上一次中餐館。

這次我去加拿大多倫多參加蔣老師的葬禮，給我感受最深的是多倫多華人團結。說實話，我們第一代海外華人或多或少都經歷了一些人生坎坷和不如意，每個人從讀書打工到找工作結婚生子相信都有一本難念的“經”。如果我們每個海外華人能夠拋開政治宗教信仰愛好等方面的分歧而相互幫助團結在一起，老蔣這樣的悲劇就會減少很多。另外，我們中國人常常把個人精神心理方面的問題疾病等當做一件可恥的事情而藏着掖着，不願意去看心理醫生或讓朋友為你分擔。這樣下去，心理方面的問題會由小變大，最後自己無法走出而造成悲劇。所以，我建議，如果你看到或感覺到你周圍的朋友有精神或心理方面的問題，一定要告訴他/她的家人，一定要建議他/她去看心理醫生，一定要他/她把精神或心理方面的壓力釋放出來，這樣才是對朋友最好的關心。而如果你自己存在這方面的問題，也一定不要迴避，要告訴自己的家人或朋友。要知道，真正關心你愛你的朋友家人他們知道後是不會嘲笑你的，而那些周圍不關心你的人，你即使不告訴他們他們也一樣會嘲笑你，那些人也不會是你真正的朋友。

另外我這次去加拿大的最大收穫是，從許多清華學友身上學到了很多面對生活事業婚姻不如意時的自強不息的奮鬥精神。在蔣老師的追悼會上，我遇到了十幾位在多倫多的清華工物系的師兄師姐師弟。與他們交談讓我受益匪淺。由於北美受綠色環保組織的壓力已經幾十年沒有發展核工和建核電站，加上核工業屬於受政府管制的工業，有中國背景的人很難申請到這方面的工作許可證。因此我們工物系的師兄師姐師弟紛紛求通則變，利用紮實的基本功轉學其它容易找工作的專業。我這次見到的聽說到的清華師兄師姐師弟們，有的在做房地產經紀，有的考了律師資格做專利律師，有的轉學計算機做軟件工程師，有的在開公司做國際貿易，有的考了PE（職業工程師）做技術工人，有的在做管子工和中學教師等等。總之，我們在海外的第一代移民要想在國外發展下去，必須要先生存下來。靠自己雙手掙錢，即使是打labour工，這樣的勞動沒有高低貴賤之分。如果你想玩高尚，可以在八小時以外，把自己收拾的乾乾淨淨穿上西裝打上領帶去音樂廳聽交響樂，沒有人會因為你打labour工而譏笑你。對於我們這些第一代移民而言，無論你在國內時地位有多高，事業有多成功，來到加拿大和美國，你的起跑線與大家都差不多，你必須得放下身段重新開始fair-play， 我想也許這是大家願意來北美的原因之一吧。

這段時間我的心裡一直比較雜亂，常常胡思亂想。蔣老師之死讓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人生之短促和生命之脆弱。我們活着的人一定要珍惜自己生命中的每一天，珍惜自己的家人朋友以及自己愛過和愛自己的每個人。為了讓自己一生不留下太多遺憾，等過段時間心情平靜下來後，我準備把自己最想做而沒有做成的事情好好想想，列一個表出來，準備在十年或者二十年內完成。

以上就是我這幾天來的胡思亂想所得，我把這些寫下來，一則想紀念蔣老師和幫助他們家人；二者想澄清一下許多網上的謠言，為蔣老師和他們家人正名；再則想把我的一些收穫和體會與大家分享。如果你們覺得我的有些話不對，別罵我，就當沒有看到這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