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聲明）嫣牛博作者“推倒柏林牆” 老師的文章極好，最近出手一氣呵成的萬字雄文《汪精衛和平運動始末》更是牛逼，如果你曾經讀過趙無眠老師的《如果日本戰勝了中國》和黃章晉老師的《懷念那個無政府主義者》，覺得受到了啟發。那你就更不應該錯過這篇文章，要深度有深度要廣度有廣度，且文采飛揚，令人嘆服。我經過作者本人授權，很榮幸地把這文章轉過來，和大家一起學習。如果讀完之後能激起您探秘近現代史的欲望，那就更好了。

歷史就是講故事，而且是我們都被劇透了結尾的故事，所以講好這故事很難，讓我們一起讀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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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槍暗箭，內憂外患

在中國的歷史教科書上，汪精衛是個高度臉譜化的人物，很多人對他的了解基本上到“漢奸”就算完了。實際上抗戰以前的汪精衛所展現出的，幾乎是個政壇道德完人的形象，不貪財不好色不戀權不畏死，年紀輕資歷老功績高長得帥，全身上下都是光環，這樣一個人會去“投敵”，可以說是讓不少人大跌眼鏡、百思不得其解的。至於日後有人評價此君“為了和蔣介石爭權奪利才投靠日本”，基本屬於無稽之談。縱觀汪精衛的前半生（對此就不做詳細介紹了，不是重點），對權力可說是毫無追求，事實上作為民國時期憲政思想的領軍人物，汪精衛的眼界遠遠超出後來的某些農民政治家（所謂農民政治家，就是一進城就開始享福的那一類），權力在他的眼裡，根本就不是謀取私利的工具。這種“爭權奪利說”可說是“燕雀安知鴻鵠之志”，不管汪精衛出於什麼動機投敵，和賣國求榮、貪生怕死之類都是完全沾不上邊的。

抗戰時的中國有四股勢力：蔣介石、汪精衛、日本人和共產黨。在談論汪精衛的投敵史以前，有必要先談論一下當時的日本。與很多人的舊有印象不同，侵華戰爭並非是日本政府蓄謀已久的結果，而是日本軍部的“隨性所至”。二戰時的日本正處於軍人完全壓制政府的態勢，對於侵華戰爭這齣鬧劇，活在暗殺陰影下的日本政府可說是敢怒而不敢言。以九一八事變為代表的一系列挑釁行為，絕大多數是軍隊繞過政府的個人行動，戰爭早已成了日軍軍官升官發財、實現自我價值的重要途徑，中國作為日本周邊的一個弱國，不幸的成了這種政治亂象的犧牲品（參看前作《日本是如何走向滅亡》）。理解這一點對於理解整個抗戰史、甚至於反思當下中國流行的反日思潮都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可惜中國人對日本的印象始終也是高度臉譜化的，此類論點在俞天任的連載開寫以前，在國內幾乎可說是鮮為人知。早年在日本留過學的汪精衛，對當時日本的狀況也有着深刻的理解，“深知日方對華並無整個政策”，只要交涉得當，中日之間可能完全沒有交惡的必要，這一點可說是其整個“和平運動”的基礎。

到1931年，以石原莞爾為首的一批軍部狂熱分子偷偷發動了九一八事變，一舉拿下了東三省。當時的日本首相犬養毅強力主張將東三省歸還給中國，日本軍部內的愛國人士也不手軟，一槍崩掉了這個賣國賊，其他日奸從此人人自危，正應了一句話：流氓會武術，神仙也擋不住。由此事件也可看出日本當時的軍政形勢，國民政府基於這種狀況，制定了一套“有限抵抗”的對日政策，以和為主，以戰為輔，戰爭的目的不是為了打垮日本（這一點上實在是心有餘而力不足），而是通過有效的遲滯來打擊日軍的囂張氣焰，使得日本國內的賣國路線能在和愛國路線的對抗上占據上風，從而獲取兩國和談的籌碼。從這個角度來看，九一八事變的結果對國民政府來說就像是吃了個蒼蠅一樣噁心。張學良這孫子連一槍都沒開就把東三省給送掉了，使得日軍在人數占絕對劣勢的情況下獲得意想不到的完勝，這無疑讓軍部狂熱份子的自信心得到了極度的膨脹，大大加強了他們在日本國內說話的分量，日軍也在東北得到了充分的滋養，為進一步侵略中國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假如張學良當時能遏止住關東軍，哪怕守不住，至少也要給日軍迎頭一記悶棍，那石原莞爾一流很可能會因此而成為日本國內一例經典的反面教材，其餘狂熱份子也不可能因九一八事變的巨大勝利而將中國視作創造奇蹟的寶地，下克上的風氣會被壓制，日軍侵略中國的步伐也會被大大延緩，甚至於整個抗日戰爭都可能根本就不會發生。

說日本是軍隊壓倒政府，其實民國當時的情況也好不了多少。當時的軍隊既非國軍，也非黨軍，而是各大軍閥們的私家軍，誰拳頭大誰就牛逼。北伐結束還沒幾年，中原大戰的硝煙尚未散盡，各軍閥間明爭暗鬥、勾心鬥角，新仇舊恨一籮筐，在軍事實力成為重要的政治資本的情況下，沒有多少人會想拿自己的軍隊跟日本人碰，你中央政府真逼他們去打，他們還說你是趁機削藩，反正總有一套大道理。這種行為說白了就是在比誰更不要臉：誰越能坐視國家陷於侵略者之手，誰在未來權力鬥爭中的籌碼就越多。很顯然，“讓日本人多占地才愛國”的老毛因此笑到了最後，不過我們先不忙着譴責老毛，繼續看張學良這個孫子。以我看來，此君哪怕沒有西安事變時的愚蠢行徑，依然是民國歷史上最大的罪人。九一八事變之後，民國政府將忍耐的底線劃到了錦州，命令張學良死守錦州。到1931年末，日軍來犯，張學良卻推脫說武器兵力不足，要求國民政府給予支援。當時孫科政府是窮得叮噹響，連內褲底也早就已經撥給張學良了，實在是一毛錢都拿不出來，於是張學良在遭到拒絕後，在兵力二十餘倍於日方的情況下，果斷的把錦州也送了出去，蔣介石當時急的就差沒管張學良叫爺爺了。沒隔一個月的一二八事變，陳公博親自前去敦請張學良發兵從後方起兵牽制日軍，被張學良一口回絕，一二八事變又以民國政府吃了個大蒼蠅而告終。再至1933年，張學良負責鎮守熱河，結果我就不重複了。當時汪精衛痛斥道：“溯兄去歲放棄瀋陽，再失錦州，致三千萬人民，數十萬里土地，陷於敵手，敵氣益驕，延及淞滬……今兄未聞出一兵，放一矢，乃欲借抵抗之名，以事聚斂，自一紙宣言捍禦外侮以來，所責於財政部者，即籌五百萬，至少先交兩百萬；所責於鐵部者，即籌三百萬；昨日則又以每月籌助熱河三百萬責之於行政院矣。當此民窮財盡之時，中央財政歇蹶萬分，亦有耳目，兄寧不知！乃必以此相要挾，誠不解是何居心！”

張學良的老子好歹也是敢於查抄蘇聯使館、殺李大釗這個蘇聯奸細的人物，不知怎麼偏偏就生出這麼一個不成器的兒子。張學良的一連串失敗在當時可以說是災難性的，使得民國政府的那點小算盤全部打了水漂。不過對民國政府而言，日本人還不是最大的問題，最大的問題是被我們遺漏的第四股勢力——共產黨。

當時的情況是國軍將士在前線抗戰，他們的老父則被當成地主惡霸，被吊在老家的某棵大樹上享受肉體與精神上的雙重折磨。汪精衛對日本政局的了解極為透徹，但在對共產黨的看法上，最初可說是落後了老蔣一大步。在1927年以前，汪精衛是共產黨的鐵杆粉絲，當時國民黨內部的反共聲勢高漲，汪堅持己見，差點搞到與全黨決裂的地步。汪精衛是那種原則性非常強的政客，自己認為對的事情，哪怕千夫所指，也絕不向現實妥協，後來乾脆這麼說：你們都跟我唱反調，那我辭職算了（在另個黨里是這樣：你們都跟我唱反調，那你們一起辭職算了）。汪精衛當時一沒派系，二沒軍隊，但因早年名望過盛，功績輝煌，儼然是國民黨里“我稱老二，誰敢稱老大”的人物，人氣甚高，眾反共者見偉大領袖要甩挑子不干，個個痛心疾首，一把鼻涕一把淚的勸汪精衛放棄擁共立場，繼續主持大局。汪精衛卻是軟硬不吃，堅決不從，他還不明白像他這樣的人要是放在延安的話，很可能早在某個月黑風高之夜被人一板磚拍死了。汪精衛擁共的原因有二，第一“聯俄容共”是國父遺訓，第二汪精衛周圍的共產黨人大多“與眾不同”，例如後來的兩位小漢奸周佛海、陳公博，屬於共產黨創始人級的人物，都是汪精衛日後的左膀右臂；再比如陳獨秀，此人也和其他窯洞裡的馬克思主義土鱉不同，算是有幾分才學，而且一直反對共產黨內部的激進路線（後來被其他土鱉聯手踢出了革命隊伍）。放眼看過去陳汪二人都是真正支持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兩人日後的下場卻都不太好。汪精衛與這類人交往甚密，一時不查共產黨的真面目，在黨內放言說“我是站在工農方面的呀！誰要殘害工農，誰就是我的敵人”。這種情況直到1927年5月才有所改觀，當時共產國際給中國支部發來“五月密令”，也不知是真把汪精衛當成了自己人還是怎麼着，事先把密令拿給汪過目了一遍。汪精衛看完後是倒抽一口涼氣：這份密令赤裸裸的要求共產黨無視國民黨的禁令，繼續深化土地改革（其實就是搶劫），組建私人武裝，滲透國民黨，伺機奪取全國政權。套用一句糞青常愛說的話：沒有任何一個政府會容許這樣的事情發生！汪精衛這時候才幡然醒悟，原來共產黨根本不是工農的代言人，而是蘇俄的代言人。到1927年末，共產黨內的激進勢力抬頭，在廣州城內發動打砸搶，按李宗仁的話來說，“市民均被迫以紅巾系頸，表示擁護紅軍，否則格殺勿論”，史稱廣州暴動，解放後改稱廣州起義。此事之後，曾採取親共立場的汪精衛一度引咎辭職，之後終於在反共的問題上和蔣介石達成了一致。

汪精衛識破共產黨的真面目之後，其認知水平一日千里，很快又領先了老蔣一大步。其實國民黨內能看清共產黨危害的人也不少，例如蔣介石就曾說過，“日本只能傷到中國的表膚，共產主義卻能危及靈魂”，可謂一語中的。問題是他們還是低估了共產黨的能力，覺得共黨不過一群匪眾，何成氣候，最後甚至以虎謀皮，一度搞起了國共合作，換來的則是黃橋之戰一萬餘人被友軍殲滅的慘痛教訓。汪精衛則認為，中日只要開戰，中國必將陷於共產黨之手，“我們與日本講和，不是怕打下去中國會被日本徵服，日本是不能征服中國的；乃是怕戰爭延長下去，中國會亡於共產黨。而於日本，戰爭延長下去亦將招來其在國際地位上的大禍，故中日兩國有可講和的利害交點”，“現在中國問題的中心是不要弄到共產黨手裡。共產黨是國際的，中國共產黨沒國籍，中國讓共產黨發展下去那真是亡國了，中國永世不能翻身”。以我們這些馬後炮的角度來看，汪精衛簡直就是高瞻遠矚、當世半仙，但在當時那種情況下這種政治觀點還是過於超前了，別說是蔣介石，就連汪的心腹陳公博都不以為然：“他總以為中國共產黨要煽動中日戰爭以收漁人之利，因此更應該求和平”。陳公博說這句話的時候，抗戰才剛結束沒多久，假如他能活到1949年，那恐怕是要唏噓不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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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得不戰的蔣介石與不得不和的汪精衛

擺在汪精衛面前的選擇其實非常簡單——只有和平這麼一條路可以走。從1931年到1937年這段時間，不光是日本國內的愛國路線和賣國路線進行了激烈的鬥爭，民國政府內的鬥爭路線和妥協路線之間也發生了多次碰撞，汪精衛尚未來得及組建他的偽政府，便早就以漢奸賣國賊之名而蜚聲在外了。當時面對日軍的步步緊逼，民國政府簽署了被後人稱為“喪權辱國”的《塘沽協定》，該協定劃定了大片非交戰區，其好處是封死了日軍從長城一帶發起的進攻，壞處是變相承認了日軍對滿洲國一帶的占領，引發社會上一片罵聲，蔣、汪二人更是首當其衝。從現實主義的角度來看，這個協定也是不得已而為之，地是肯定被日本人占了，你搶也搶不回來，假如中國和日軍交戰下去，結果也只會是擴大軍事上的失敗，導致丟失的領土越來越多，當時就打全面戰爭，當時就要亡國，這才是真正的愚行。民國政府是有心殺賊無力回天，只能用這種方法拖延時間，這和當今某負責任的大國不斷變着法子的割地送國還是有本質區別的。這種策略以當時的口徑叫“以空間換時間”，按現在的說法叫“韜光養晦”，日後民國政府又陸續簽訂了《秦土協定》、《何梅協定》等類似條約。當然，空間是有限的，不可能無限制的換下去，否則中國遲早要被蠶食殆盡。蔣汪當時也絕非一味妥協退讓，而是另有打算，一是期待眾列強的干預（這一等就等到白了頭）；二來中國當時的國力可謂日進千里，1937年時的民國和1927年時相比已是不可同日而語，每多喘息一日便多一分優勢，真到不得不戰時手上好歹也能有塊磚頭；三來是幻想着日本國內能西風壓倒東風，中日和平自是水到渠成，屆時這些條約也不過是廢紙而已——它們既沒有給日本賠錢，在領土的歸屬問題上也沒有讓日本人從法理上占到一分便宜。事實上站在日軍的角度來看，我認為日方簽這種協議是相當愚蠢的，頗有點見好就收、回家領賞的感覺，只能怪軍部的狂熱份子政治上不過關，一個個只是頭腦簡單、四肢發達的巨嬰，這才給了蔣汪拖延時間的機會。

不過在《塘沽協定》簽定之前，汪精衛並不知情，所以這次“賣國”行徑跟他其實沒什麼關係。陳公博當時勸汪精衛及時跟《塘沽協定》劃清界線，保留一個好名聲。這個事情是我最擅長干的，比如社團工作出了什麼問題，要把責任賴給學生會，我上去講話，就是這樣：“大家知道，這個學生會嗎……咳咳。”擺出一副欲言又止、痛心疾首的架勢，台下眾人立刻做出恍然大悟狀，明白了，明白了！對社團工作表示出了充分的諒解。汪精衛是這麼答的：“絕不分辯，誰叫我當行政院長？行政院長是要負一切責任的。”事實上，汪本人也贊成簽這個協定，並公開作出辯解：“以前人們批評政府不抵抗而丟失了領土，現在我們進行了抵抗，結果卻丟失了更多的領土”，“這次政府和日本簽署局部地區的停戰條約，是為了讓疲憊的軍隊、窮困的人民得到一時的休息，其是非利害將得到歷史的評判”。歷史怎麼評判先不說，至少在當時，這些個“賣國協定”換來的多是口誅筆伐。汪的家人勸汪至少辭去外交部長的職務，汪竟突然大哭起來：“現在聰明人誰肯當外交部長！”照理說汪精衛在歷史上多次辭職（民國時期政客引咎辭職是件很平常的事，汪精衛、蔣介石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人物，隨着中國的日益發展這種傳統已被平調和保外就醫所替代），再多辭一次也無妨，何況當個外交部長也沒球意思，這會兒正是他最該明哲保身的時候，汪精衛反倒賴着不走了。他認為，以自己的威望，出來“賣國”可能還有人支持，換一個人的話早被唾沫淹死了。這話確實不假，汪精衛主持外交，人們還將信將疑：汪先生這樣的人，怎麼可能做這種事呢？這背後想必有什麼苦衷。再套一句糞青常愛說的話：你不在領導人那個位置，不知道其中的艱難。日後為什麼有這麼多人熱衷於替汪精衛翻案，也是相同的原因：汪精衛革命時期所展現出的那種捨身取義的氣節、有官不做的瀟灑，使人們相信他日後根本不可能成為一個賣國賊。汪有一個著名的理論：國家需要兩種人，一為薪，一為釜。釜要長期忍受烈火的煎熬，薪則要靠燃燒自己發熱，最終化為灰燼。而汪精衛是一貫選擇做薪的，停戰協定是必須得簽的，主持外交的人是肯定要挨罵的，別人不敢做的髒活累活，就由我汪精衛來做。汪精衛原名汪兆銘，後來改名“精衛”，也正是取“精衛填海”之意。

蔣介石看中的正是汪精衛這一點。蔣介石實際上也是個主和派，跟汪精衛不同的是，以當時中國的情勢和蔣介石所處的地位，即使主和對國家再有利，蔣介石也必須要擺出主戰的架勢。當時有這麼些人，自己有能力抗戰，嘴裡也整天喊着抗戰，惟獨就是不去抗戰，只等着把槍口轉向民國政府。按周佛海的話來說：“當時的輿論，似已為有作用的野心份子所左右，高調仍然是奉為最高原則，有人主張談和的，就成為攻擊的目標，就是漢奸！日本的意向，一般人固然不知道，而我國軍事上劣勢的機密，政府也不能宣之於國人。”“共產黨、桂系以及一切失意分子，都很明白地知道，抗日是倒蔣唯一手段。他們因為要倒蔣，所以高唱持久全面的抗日戰爭。蔣先生本想以更高的調子壓服反對他的人，而這些人就利用蔣先生自己的高調，逼著蔣先生鑽牛角。調子越唱越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鑽越深。當抗戰到底的調子高唱入雲的時候，誰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調，故我們主張和平的這一個小集團，便名為‘低調俱樂部’。”這個“低調俱樂部”的名字還是胡適給起的，胡適本人也是堅定的主和派，要不是當時被公派出國，胡適多半也是要跟着汪精衛混的，到時便又要有個大思想家變成大漢奸了。

這就是為什麼汪精衛會認為中日交惡是被人惡意煽動起來的。不過公允的說，這個煽動的責任不能全部賴到周佛海口中“失意分子”的頭上，中國的傳統是，不管情勢到底能不能戰、該不該戰，主戰的永遠是英雄，主和的永遠是漢奸。汪精衛對此也有闡述：“現在是抗戰時期，所以‘和’的一字，是一般人所不願意聽的，因為講和的結果自然沒有勝利的結果來得暢快。如今大家因為痛恨日本的侵略，恨不得把日本整個滅亡，然後痛快，聽見講和自然滿肚子的不舒服。一般民眾如此是不足為怪的，但政府卻不可為一般民眾所轉移。對於民眾同仇敵愾之心，政府固然要加以鼓勵，才不致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然而政府更應注意虛驕之足以誤事。民眾儘管可以唱高調，而政府則必須把握現實，不得不戰則戰，可以議和則和，時時刻刻小心在意，為國家找出一條生路，才是合理的辦法”。蔣介石第一沒有汪精衛那種敢背漢奸罵名的氣魄，第二作為中國的軍事領導人，主和會使他的威信受到根本動搖，從而影響到整個抗戰。正如汪精衛所言：“蔣為軍人，守土有責，無高唱議和之理，其他利抗戰之局而坐大觀成敗者，亦必於蔣言和之後，造為謠諑，以促使國府之解組混亂，國將不國。”汪精衛就不同了，首先他是文官，不需要領導軍隊；其次汪精衛的人生信條是“說老實話，負責任”：“武官是有責任的，他們絕不說不能戰，文官是沒有打仗責任的，他們當然可以唱高調要戰，今日除我說老實話，還有誰人！”還說：“我死且不懼，何畏乎罵。”無怪乎日後胡適對汪精衛做出如下評價：“精衛一生吃虧在他以‘烈士’出名，終身不免有‘烈士’情結，他總覺得‘我性命尚不顧，你們還不能相信我嗎？’”對蔣來說，汪精衛是一筆寶貴的財富。1935年南京監察院以“媚日外交”的罪名彈劾汪精衛，汪已做好了辭職的打算，蔣介石嚇得立刻派出蔡元培慰留汪精衛，堅決不放汪精衛走，不然的話蔣介石很難找到第二個這麼盡職的替死鬼，那“漢奸”就只好他一個人來做了。

37年前的局勢，是汪在前蔣在後，力壓全國主戰派，同時他們也在等待日本的主和派壓倒主戰派，那就是他們勝利的一天。不過主和在中國難，在日本同樣很難。軍部高唱戰爭大調，是民族英雄，日本政府則整一個像是日奸團體，人人喊打，誰也想不到日後的結果是民族英雄葬送了國家，日奸團體中的不少人還不幸做了陪葬。1935年時廣田弘毅還許諾“不威脅，不侵略”，到1936年的二二六事變，少壯派軍人乾脆把日奸大臣們殺了個清潔溜溜，這時候再指望日本政府能鎮住軍部，希望極其渺茫。中國這邊，主和派一樣陷入過街老鼠的境地。1935年11月，愛國軍人孫鳳鳴高呼“打倒賣國賊”，對着汪精衛連開了三槍（本來可能是想打蔣介石的，但蔣介石見當時秩序混亂，縮着沒敢出來）。汪精衛當時以為自己必死無疑，對蔣介石說：“蔣先生，你今天大概明白了吧。我死以後，要你單獨負責了。”這三槍倒未能當場取下汪精衛的性命，但其中一顆子彈無法取出，使汪精衛的身體每況愈下，九年後便一命嗚呼。之後外交部副部長唐有壬也遭暗殺，主和派勢力頓時銳減。

汪精衛出國養傷之後，蔣介石不得不“單獨負責”，卻又實在負不起這“賣國”之責。後來又冒出個西安事變，又是張學良這傻逼出來搗亂，在各種壓力之下，蔣的政策便也漸漸從主和轉為主戰，最終將戰火從華北引到上海，開啟了中日之間的全面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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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君為其易，我為其難

蔣介石要戰，但他明白不能按一般的方式和日本作戰，否則只會是如汪精衛所言，越打則中國越倒霉。蔣介石對當時的局勢也有很清醒的認識，提出日本對中國，“只能蠶食，不能鯨吞”，鯨吞的話一口吞不下去，最終將演變成日本所不樂見的消耗戰，日本想要抽身而出，就只有把吃進去的再吐出來，因此蔣介石決心拉日本打全面戰爭，如果能把歐美列強都拉下水，那中國就有救了。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便有了1937年後的全面抗戰。

不過這個計劃有幾個問題。第一是低估了日本的決心，軍部圖的就是一個臉面，至於真實的國家利益，並不是這些瘋子們首要考慮的問題（事實上，不斷發動對外戰爭並取得勝利正是他們得以壓服日本政府的重要手段）。別說是消耗戰了，就連美國他都敢打，小日本真發起瘋來，鯨吞中國也不是什麼大問題；第二歐美列強良心大大的壞，遲遲不肯出手，只有蘇聯還肯援助一點破爛，實際上也是對中國有非分的企圖。國民黨每多抵抗一日，蘇聯便不必擔心與日本碰撞，自可高枕無憂，而且蔣介石扛得越久，中國軍力越衰弱，經濟越崩潰，民心越思變，共產黨日後奪權的機會便越大，所以蘇聯及中共巴不得坐山觀虎鬥，中國最好打個八十年，整得越破越好。基於這兩點，蔣的全面抗戰進行得異常艱難，即使後來美國給予援助，士兵每月也只能配到四發子彈，一個星期剛好開一槍。蔣介石苦悶之下，幾次想要自殺，以至於最後都不敢相信日本是真的投降了，要是美國不幫忙，中國還真就被鯨吞完了。從後人的角度來看，這也算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日本軍部瘋成那個地步，招惹到美國是必然的事；假如他們不瘋的話，那也不會有什麼八年抗戰了。

當然和談這步棋也是要照常進行的。當時世界上各大列強在日本人眼裡基本都是亡我之心不死的帝國主義豺狼，蔣介石能找的中介只有德國，德國卻對調解中日戰事興致缺缺。好在蔣介石打了一手漂亮的外交牌，你再不調解，再不調解我跟蘇聯好了啊，這才把德國人給拉下水。德國大使陶德曼當時負責中日間的調停，他認為和談是非常明智的表現：“中國抵抗日本至今，已表示出抗戰精神，如今已到結束的時機。歐戰時，德國本有幾次好機會可以講和，但終信自己力量，不肯講和，直至凡爾賽條約簽訂的時候，任人提出條件，德國不能不接受。”這悲劇還恰恰就在中國重演了。日方當時開出的條件是要中國承認滿洲國，順帶一堆建立非軍事區等附加條件，日軍則分期撤出中國。對於滿洲國蔣介石其實是無能為力的，但對附加條件還是不甚滿意，想再討點便宜，於是一口回絕。到1937年11月，上海也被日本人給占了，廣田弘毅通知蔣介石，雖然我們正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不過談判條件基本不變。到這時民國政府的心態已經變了，面對一連串的失敗，再不和日子就沒法過了，於是仔細審視了一下和談條件，都覺得不算苛刻，雖情感上不願接受，理性上卻沒有拒絕的道理，從中國這個弱國的立場上來說無疑是最好的結果了。蔣介石甚至奇怪：“如此，日本人為什麼還要打呢？”國民黨內即使有人反對，也只是擔心反政府分子趁機興風作亂，這也是件很奇怪的事情：明明是對國家有利的事情，卻得不到國人的支持。所以蔣介石當時提出了兩點要求：第一是德日兩方必須對和談內容保密，否則“中國就會被輿論浪潮衝倒，中國就會發生革命”；第二是在牽線完之後，把主持和談的任務完全拋給了汪精衛，很明顯是想再次利用汪精衛的“死且不懼，何畏乎罵”的特點，這方面老蔣表現得還是比較猥瑣的。汪精衛自己倒是無所謂，一肩扛起了新的賣國任務。可惜就在眾人討論的這個當口，時間軸已經拉到了1937年12月，連南京都給人占了，日軍當時氣焰極為囂張，主戰派勢力大大抬頭，立即主持修改了和談條件，開始問中國要錢了，這一下又讓民國政府倍感煎熬，面子裡子都說不過去。再到1938年1月，日方又對條件作出了修改，這個新條件對中國來說基本上已經沒法看了，民國政府斷然無法接受，日方則以為民國政府只是借和談拖延時間，發表了“永不以國民政府為交涉對象”的近衛內閣聲明，導致此次和談徹底破裂。

之後蔣介石也做出幾次議和的努力，只是每次談判都只敢偷偷摸摸的搞，而且三天打漁、兩天曬網，絕不敢把規模弄大，絕不表現出積極的議和之心，以防自己一不小心也變成“漢奸”。這種和談的力度，汪精衛是無法滿意的。他深知一點：中國除了和平，沒有別的選擇，武力抗戰到底唯一的結果，要麼是亡於日本，要麼是亡於共產黨，所以是和也得和，不和也得和。汪精衛不止一次形容對日和談是“與虎謀皮”，卻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蔣介石不願公開主和，周佛海便於1938年派高宗武秘密前往日本，打的不是政府的名義，而是主和派的名義。此時的日本首相近衛文麿也是可以一談的對象，日軍陷入中國戰場，曠日持久，政府早生退意，周佛海此舉正中近衛文麿的下懷。雙方一合計，最後高宗武提出可以讓國民黨二號人物汪精衛主持和談，並闡明了蔣介石不可議和的原因。日方對此也表示理解，提出了“不要領土，不要賠款”的原則。高宗武心下大喜，回國後便給周佛海寫了報告，當中有“日方希望汪精衛出馬”字句。當時周佛海找到汪精衛，問要不要先將這些內容刪掉再拿給蔣介石看，汪精衛回答道：“沒有關係，他不是那種斤斤計較的人。”蔣介石拿到報告，得知高宗武私自跑到日本，只是說“荒唐，荒唐”、“高宗武是個混蛋，誰讓他到日本去的”，但既沒有處理高宗武，也沒有說反對議和、不允許汪精衛出面之類，只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如此一來周佛海便心中有底，開始和汪精衛策划起了下一步的行動。

以當時的政治局勢，汪精衛若留在重慶，議和根本無從談起；退一步說，即使能議和，也僅僅是影響到蔣介石的威望，從而影響到整個抗戰，“非銘脫離渝方，不能無礙於渝局”，因此從行動開始之初，汪精衛就計劃離開重慶。當時他的計劃分為五步：首先汪精衛離開重慶，宣布下野，日方則發出和談聲明，提出撤軍、不要領土、不要賠款等原則；接着汪精衛以個人身份發表聲明，呼籲國民黨接受和談條件；國民黨能接受則最好，若不能接受，則由雲南的龍雲等地方實力派響應汪的號召，成立新政府；新政府與日本完成談判，收復淪陷區；新政府與國民政府談判，完成中國統一。需要注意的是，這個“新政府”和日後汪精衛的“偽政府”是兩回事，這個新政府是計劃在國統區、而不是淪陷區內成立的。如果是換其他人進行這項工作，難免有藉機割據云南、兩廣甚至全中國的嫌疑，但以汪的一貫作風，假如新政府成立，只要日軍撤離中國，汪必會宣布解散政府，順利完成中國的統一。

此後汪精衛一派“漢奸”們進行了一系列準備工作，先是說得“雲南王”龍雲參加和平運動，接着經過八天的談判，和日方達成了《重光堂密約》。該密約規定日方在兩年內撤出中國、歸還租界、取消治外法權，各種條件都對中國十分有利，唯一引人詬病的是必須承認滿洲國的獨立，並且允許日本在蒙古駐軍。這個和談條件可以說跟陶德曼調停那次不相上下，甚至還更優惠一點。日本方面當時還希望把中國切割成幾塊，形成王克敏的北平政府、梁鴻志的南京政府、蔣介石的重慶政府和汪精衛的雲南政府這樣四分五裂的局面，以減少日本可能面對的威脅。汪在這點上寸步不讓，要求必須由日本來撤消北平政府和南京政府，日本政府最後也予以讓步，同意了汪精衛的要求。這麼一看，萬事具備，只欠東風了。不過這個計劃看起來很美，汪本人卻是要冒巨大的政治風險：雖然這次行動成功了對國家有利，就算失敗也對國家無害，但是失敗了必然被罵成漢奸，成功了還未必被稱為英雄。出走重慶之後，萬一事情有變，更是再無退路。

如今有兩種流行的觀點，一種認為汪精衛搞和平運動的本意是救國救民，只是對中日局勢的估計過於悲觀，是消極妥協、投降主義；另一種認為汪精衛是反對蔣介石“焦土抗戰”政策，認為越抗戰則老百姓生活越慘，所以才要搞和平運動。這兩種理解都有所偏差，汪精衛確實反對“焦土抗戰”，但還不至於拱手把國家讓給他人；汪精衛雖然知道中國敵不過日本，但也從沒有消極妥協過。汪真正的態度，正如前文所說，其實是“邊戰邊和”：“一年零七個月的抗戰，我們自己已證明了中國是不可以滅亡。然而這還不夠，我們還要指示出來日本除了滅亡中國，還有第二條路，並且必須走這第二條路。”在汪的眼裡，主戰與主和從來不是割裂、對立的，而是相輔相承，兩手抓、兩手都要硬。惟有在正面對日本予以痛擊，損害軍部在日本國內的威望，日本政府才有可能重新主導局勢；只有艱苦卓絕的抗戰，才能換來和談時足夠的資本。事實上，汪後來成立南京偽政府後，也一直不忘對日交涉，能交涉出多少東西，則全賴蔣介石正面戰場與美軍太平洋戰場的戰果。從這點上來講，汪其實既非主戰派，也非主和派，而是真正的實幹型政治家。汪一生也一貫如此：先擁袁再反袁，先擁共再反共，先反蔣再擁蔣，先英雄再漢奸，無不是從國家利益出發，選擇自己所要走的路線。問題是，一些頭腦發熱的主戰派卻將和與戰完全對立了起來，水火不容，更舞着道德大棒四處打壓，使得領導抗戰的蔣介石不敢公開主和，如此便只得由蔣來戰，汪來和，蔣做英雄，汪做漢奸。汪離開重慶之前，給蔣介石留下一封長信，末尾寫道：“今後兄為其易，而弟為其難”，這和汪精衛刺殺攝政王前所留給胡漢民的血書有異曲同工之妙：“我今為薪，兄當為釜”。從當時局勢來說，汪所選擇的路，不僅賭上了性命，更賭上革命幾十年來累積的聲譽，確實比單純武力抗戰要困難的多。

可惜的是，之後發生的事情，和汪精衛所策劃的偏出了十萬八千里。

汪精衛於1938年末離開重慶之後（很明顯蔣介石再次睜了隻眼閉了隻眼），近衛文麿如約發表了聲明，並且撤消之前“永不以國民政府為交涉對象”的強硬立場。問題是，這個聲明雖然聲稱日本沒有領土要求、尊重中國主權獨立云云，卻沒有提到最關鍵的“日本撤軍”一條。這倒不是近衛文麿存心忽悠汪精衛，如前文所說，當時日本是軍政平行，政府決定好的事情，還非得軍部同意不可，這樣荒唐的事偏偏就發生在日本。而以《重光堂密約》的內容，等於說七七事變之後，日軍辛辛苦苦打了這麼長時間，幾乎是打了白打，不僅沒撈到什麼好處，還把租界給搞沒了，對這樣“喪權辱國”的事情軍部當然是堅決不從。近衛文麿拿軍部根本沒轍，最後的聲明只得打了個折扣。

汪精衛知道主和派在國內不好混，在國外也不好混，也理解近衛文麿的處境，他相信和談一旦能順利進行，條件仍有迴旋的餘地，所以仍然發表了著名的“艷電”（當時電報以一個字代表日期，“艷”即12月29號），一方面支持近衛聲明，一方面也態度強硬的提醒日方自己的政治底線：“中國抗戰之目的，在求國家之生存獨立，抗戰年余，創巨痛深，倘猶能以合於正義之和平而結束戰事，則國家之生存獨立可保，即抗戰之目的已達。以上三點，為和平之原則，至其條例，不可不悉心商榷，求其適當。其尤要者，日本軍隊全部由中國撤去，必須普遍而迅速，所謂在防共協定期間內，在特定地點允許駐兵，至多以內蒙附近之地點為限，此為中國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所關。”這個“艷電”後來被評為“對日投降宣告”，很明顯是睜着眼睛說瞎話。

但噩夢這才剛剛開始。近衛聲明仍無法讓日本軍部感到滿意，近衛文麿本人被罵作“和平運動家”，再說難聽點其實就是日奸，結果“艷電”發表五天之後，近衛文麿竟然頂不住壓力辭職了！中日兩國的和平運動參與者無不愕然，連日方都破口大罵近衛文麿背信棄義。不過這近衛文麿也是個可憐人，事實上他原來根本就不想幹這個首相：“即使有天皇命令，但陸軍內部沒有可以商量政策的人。”當時日本的文官普遍受軍部壓制，一般都幹不了幾天就辭職了，最後乾脆只好由東條英機這個軍人來組建內閣。事情急轉之下，少了日方撤軍的承諾，龍雲也不再支持汪精衛，沒有接汪到雲南成立新政府。重慶方面仍邀請汪精衛回去復職，但汪精衛卻表示自己留在重慶根本無法發表意見，不願回去；即使回去，也徒惹糾紛，自己的立場既然已經表明，願不願意採納取決於政府。汪精衛當時準備動身前往法國，重慶政府一方面開除其黨籍並在報紙上大加批判，一方面又派谷正鼎送來出國的護照和旅費，順便遊說汪精衛繼續為國府效力。至此，汪精衛最初所構想的“和平運動”以完全失敗而告終。假如事情只發展到這一步，恐怕汪仍不會被後世稱為“漢奸”，並且在抗戰勝利後還很有希望回國。但就在谷正鼎返回重慶的第二天，又一起行刺事件發生，徹底改變了汪精衛的想法。

行刺者本打算摸黑槍殺汪精衛，結果卻錯打成了汪的秘書曾仲鳴。從後來軍統一方的回憶錄來看，行刺汪精衛一事簡直可以說是辦得吊兒郎當，說是重大任務，人員班子全是臨時拼湊，連谷正鼎都可以輕易的找到汪精衛的落腳點，一眾特工卻搞不清汪精衛住在哪裡，而且望遠鏡都沒配一架，近處不敢逗留，遠處無法監視，情報工作搞得一塌糊塗。戴笠當時曾不止一次去過河內，負責刺汪的陳恭澍對此竟一無所知，行動失敗後也沒受到任何懲罰，整件事給人的感覺就是一點也不“軍統”。據說陳恭澍後來曾對人說：“汪先生在河內並非倖免，當時若為刺他，有幾個汪先生也刺殺了。”也不知是真的工作失誤，還是故意擺個與漢奸決裂的姿態。

汪精衛一直將曾仲鳴看作自己的兒子，兩人私交極好，而且曾死得還頗為煽情，臨死前對汪說：“我能代汪先生死，死而無憾，國事有汪先生，家事有吾妻，我沒有不放心的事。”還把以他名義替汪精衛在國外存款的支票上全部簽了字，這才斷氣，活脫脫是現在電視劇里一些人臨死前嘴裡還直冒血泡的說“替我交黨費”那種場景。汪精衛當時離開重慶，實際上無權無勢，無國可賣，帶出國的東西只有自己主和的立場而已，汪想不通蔣為何要對一個已經完全沒有任何勢力的不同政見者採用暗殺手段，於是報復性的在香港的報紙上披露蔣介石對日秘密和談一二三事，並附上國防最高會議記錄一份，引來不明真相的群眾一陣圍觀，結果弄得蔣介石暴怒不已，這倒算是汪一生中所干的少有的一件糊塗事。

汪精衛一生從不拉幫結派，這樣做的壞處是導致他手頭一直沒有多少勢力，好處是在這種情況下仍肯留在他身邊的，必是君子之交。汪身邊一直不乏曾仲鳴、陳公博之類忠肝義膽的人物，這些人雖然被後世罵為漢奸，但在追隨汪精衛這點上都是說一不二、忠心可鑑的，其中尤以汪精衛的老婆陳璧君最甚。革命時期，陳璧君和汪精衛一起回國刺殺攝政王，臨行前有人開玩笑說：“你有一張英國臣民的護照，當然不怕死。到關鍵時刻，你把英國護照一拋，英國領事館自會來救你。”陳璧君當場掏出護照，撕了個粉碎。抗戰勝利之後，陳璧君被判無期徒刑，在法庭說：“本人有受死的勇氣，而無坐牢的耐性，所以希望法庭改判死刑。”後來坐牢時，何香凝、宋慶齡等替陳璧君說情，只要陳璧君肯悔過並承認汪是漢奸，即可出獄，陳璧君也是一口拒絕，最後死在牢內。此等巾幗不讓鬚眉的氣節，古今罕見，實在令人佩服。

曾仲鳴之死令汪精衛受了不小的刺激，“曾先生臨死的時候，因為對於國事尚有主張相同的我在，引為放心。我一息尚存，為着安慰我臨死的朋友，為着安慰我所念念不忘的他，我應該盡其最大的努力，以期主張的實現。”頗有點要行意氣之事的感覺。此後汪精衛改變了出國的主意，而是領着一幫人跑到上海，決心把賣國之路一條道走到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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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縱有先輩嘗炎涼，諒無後人續春秋

假如事情只發展到“艷電”為止，想必到今天汪精衛早就已經被平反了，“主和”在中國雖然也算是“漢奸”行為，但跟“投敵”還是差了很大一個檔次的。從主持賣國外交到出走重慶，最終再到成立偽政府，汪精衛的動機其實可以用他和陳公博的一段對話來概括。1935年時陳公博對汪精衛說：“現在許多人都罵汪先生是秦檜，我今天就承認秦檜是好人罷，但秦檜是犧牲了，然而無補於南宋之亡。一般人都說汪先生賣國，但賣國還應有代價。像今日的情勢，一日蹙國百里，其誤不止賣國，簡直是送國罷了。我想送國不必你汪精衛送罷？”汪精衛答道：“公博，你的話是為汪精衛說的，不是為中國國民說的。人家送國是沒有限度的，我汪精衛送國是有限度的，公博，我已經五十多歲了，你也快要五十歲了。中國要復興，起碼要二十年，不要說我汪精衛看不見，連你陳公博也看不見。日前能夠替國家保存一分元氣以為將來復興地步，多一分是一分，這是我和你的責任。因此不獨我要干，我勸你也要干。”

這段對話有一點說得很準確：汪精衛的行為嚴格來說叫“送國”，而不是“賣國”，因為他本人確實沒從中撈到任何好處，反之還做出了大量犧牲。汪精衛其實大可坐在原地什麼也不做，假如今後中國歸國民黨，他不是一把手也是二把手；假如中國歸共產黨，只要汪精衛肯適當的扇自己兩耳光，還是能混個政協副主席；假如中國歸日本，到時汪精衛再投日也一點都不遲。在亂世之中，像汪精衛這樣聲名顯赫、人人敬仰的英雄，完全可以隨波逐流，見風使舵，何必總是硬出頭？甚至可能連“送國”都談不上，當時淪陷區早就歸日本所有，日軍對物資是想拿就拿，對人是想殺就殺，何須汪精衛來送，早就全是日本人的了，汪精衛赤手空拳跑到淪陷區，除了從日本人手上勉強爭回一點利益，中國還有什麼東西可以供他送出去的？

但這個“送國賊”到底能不能做成，汪精衛其實心裡也沒底。日本人當時對他也沒什麼特別的興趣，要知道汪精衛唯一的政治資本是名聲，現在他已經不是零資本的問題，是徹底一個負資本，對日本人來說根本就沒什麼利用價值。而且日本人需要的是一隻聽話的狗，汪精衛則是曾經躺在陰溝里打算跟人玩命的主，這樣一條狗到底好不好使，日本人心裡還真沒底。最可笑的當時淪陷區早被各大漢奸瓜分完了，根本沒有汪精衛的落腳之地，而汪精衛跑到上海後獅子大開口，說要吞併除了滿洲國之外所有的地區。日本當時巴不得把中國切成幾塊，汪精衛的要求根本就是有悖日方的根本利益的，斷然沒有答應的理由。但也不知汪精衛的運氣到底算好還是壞，在上海扯了一段時間皮以後，阿部信行上台，積極的支持起了汪精衛的計劃。雖然這個新內閣沒過幾個月又被軍部給推翻了，汪精衛的政權卻是留了下來。

1940年3月30日，汪精衛正式“還都南京”，升的還是青天白日旗。當時關於旗子的問題發生了不少爭吵，汪精衛堅持要掛青天白日，日本人則堅決不同意，畢竟跟青天白日旗打了這麼多年仗，你說要在日本人的大本營里升這個旗，日本兵心裡肯定也受不了。唇舌交鋒之間，日本方面還是占到點理：就算不考慮咱日本人民的感情，你到處豎着和國民黨政府一樣的旗子，我們的軍隊分不清楚打錯人怎麼辦啊？汪精衛方面一想，這倒還真是個問題，最後只能做了點妥協，在青天白日上加個黃色的三角旗子，上書“和平、反共、建國”六字，以示區別。當時淪陷區里掛的是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時隔多年，人們重新看見青天白日，照理來說心情總該舒坦一點，但是那不倫不類的黃色三角旗又分外扎眼，讓人歡喜不起來。那邊日本兵更是怒不可遏，直接憤起暴動，被軍部強行鎮壓了下去，這種現象似乎已然預示了汪政權日後兩頭不討好的命運。汪精衛在還都儀式上發表演說，語氣低沉，早已不復當年慷慨激昂之風采，整個儀式就在低調的氣氛中，迅速結束了，沒有發揚出把喪事當喜事辦的精神。

汪精衛當時除了要吞併其它漢奸的地盤和升青天白日旗，還有一個極重要的要求：絕不與國軍交戰。政權成立之初，汪精衛曾對影佐禎昭以及大日奸犬養毅之子犬養健說道：“倘若將來貴國政府要利用我們的兵力，把我們看作日軍的一翼，讓我們與重慶軍隊作戰的話，勢必會引起內戰，造成同民族間的流血犧牲，這是絕對要避免的。我們的最終目的，並不是要打倒重慶政府，而是在可能的情況下與之合作。這一點與所謂的反蔣運動有本質的區別”，“我們這個和平運動，正如一向所說的那樣，完全是為了實現全面和平，而別無它意。因此，只要實現和平，今後中國政權由誰來掌握不是問題。因此，將來重慶政府倘能加入我的運動，我的目的就算完全達到了。為此，我會立即辭職。現在我事先清楚地表明白已的內心想法。”漢奸汪精衛的說法另兩個日奸感動不已，在回憶錄中都對汪的愛國精神和人格品質作出了極高的評價。及至後來板垣征四郎又想借用偽軍的力量，汪精衛竟出口威脅：“如此我們的軍隊必反轉槍口打日本軍！”當時日本人給偽軍配發的武器裝備極差，但偽軍到底人多勢眾，真在後方鬧起來，就算不成氣候，也夠小日本喝一壺的，汪精衛此言讓板垣征四郎碰了一鼻子灰，日後也就沒再提“協同作戰”的事。

當然對共產黨所謂“抗日游擊隊”，汪精衛是從不手軟的。說來搞笑，汪精衛在共產黨眼裡是漢奸，而汪精衛對於共產黨的評價，雖沒有直接用“漢奸”這兩個字，意思也是大抵相近的。當時蔣介石偷偷摸摸的和，汪精衛光明正大的和，兩邊卻都沒有和成。反倒是共產黨，不聲不響的就跟日本人“你是風兒我是沙，纏纏綿綿到天涯”了。據陳公博《八年來的回憶》記載，新四軍一直與日軍相互交換物資，陳毅當時負傷，竟是由日本憲兵護送至上海療傷，共產黨的代表公然住在滄州飯店內，汪精衛卻拿他們一點辦法都沒有。汪政權組織蘇北清鄉，日本人提前通知新四軍和八路軍，導致無功而返。日本大使館書記官池田則完全成了共產黨的說客：“共產黨並不壞，其政治且較重慶和南京為進步。”陳公博是在汪政權解散、被國民黨收押時寫下這些內容，很多人認為這麼說是為了曲意迎合蔣介石、換取輕判，但事實上陳公博當時已經被國民政府判處死刑，不僅放棄上訴，而且請求“儘快執行”，之所以要寫“答辯書”，並非為了輕判，只為還後人以真實。

當然我們不排除陳公博成見已深，臨死前還要污衊我黨一把的可能性。對於我黨抗日的問題暫且不談，總之汪精衛視共產黨如洪水猛獸，這是前文早已說過的，甚至小黃旗上都要加個“反共”，其心志可見一斑。這對蔣介石來說可算是個利好消息，兩軍交戰，情勢不利時難免要投降，國軍投降之後非但不會為日軍所用，反而可以發揮餘熱，對付另外一個敵人，而且由於接受戰俘的工作被移交給了汪政府，很大程度上減少了南京大屠殺一類事件的重演。方先覺被日軍俘虜之後，更是通過偽軍的幫助才能逃回重慶。說到這裡我感覺已經把我國抗戰時一組奇怪的現象解釋得很清楚了：日軍基本都是國民黨打的；偽軍基本都是共產黨打的；偽軍基本上都是前國軍組成的——因為不抗戰的軍隊，就連做偽軍的資格都沒有。及至後來日本投降，蔣介石順利收復淪陷區，一些未被收編的偽軍還在孜孜不倦的進行剿匪事業。按陳公博所說，假如日本人在剿匪的問題上有所阻撓，那是翻臉也在所不惜的。抗戰勝利後的政治協商大會上，共產黨急吼吼的鬧着要解散偽軍，除了要削弱國民黨這邊的實力，確實也有跟汪精衛苦大仇深的原因在裡面。

平心而論，汪精衛能做到不跟國軍交戰這一點，作為一個漢奸而言也算是很不容易了。除此以外汪政權還收回了租界、廢除了小部分不平等條約，民生上淪陷區可能比抗戰結束和解放後的某些時日還要好很多，而且汪精衛對各派漢奸地盤的吞併確實從一定角度上來說降低了抗戰勝利後蔣介石重新統一全國的難度（只可惜汪精衛吞併得還不夠）。對日軍也是盡力掣肘，物資能不給就不給，人丁是一個也沒讓日本抽到太平洋戰場上去，日方甚至有言：“重慶是武力抗戰，你們是和平抗戰”，到抗戰末期，雙方頗有劍拔弩張之勢……且慢，再這樣寫下去，就要變成“汪精衛、周佛海和陳公博等人發揮聰明才智，以拳拳報國之心，和愚蠢的日本鬼子巧妙周旋，最後終於迎來了抗戰勝利的一天，把淪陷區完完整整的還給了民國政府……”這是什麼？這是紅色電影《小兵張嘎》的演法。汪精衛對日鬥爭倒是不假，但充其量也只能說是別人可能會賣一百分國，而他只賣了五十分。但這五十分終究是賣出去了（或者說送出去了），對汪一派人來說總歸是一件屈辱的事，在日本人的屋檐下混，想諸事美好，團圓結局，那是根本就不可能的。

周佛海曾有一個說法：二戰假如盟國勝，則蔣介石勝，假如軸心國勝，則汪精衛勝，不管是誰勝，最終的勝利都屬於中國，中國將立於不敗之地，所以主和派和蔣介石只是在唱雙簧而已。早先我覺得這幾句話還有幾分道理，現在想想真是兒戲之言。汪精衛初到上海的時候，對和平救國的理念還是抱着不切實際的幻想，幾番想要另組政府，很大程度上也是為了獲得一個對日和談的合適立場。按他的想法，中國雖然慘敗，但日本勝得也是痛苦，這仗應該是打不下去了，這時候再不和談還等何時呢？每次跟日本政府交涉，也確實多少能談出點東西來，但是最終卻死活過不了軍部這一關，到最後軍部甚至撇開政府，單獨搞了個“興亞院”出來，把外交工作也給包辦了，實際上是連一點和談的餘地也沒有留下了。當時日方和汪精衛一派簽訂《中日基本條約》，這個條約可以說已經完完全全超越汪的底線，接近於亡國了。汪幾番交涉而不得，終於明白自己不過是俎上魚肉，為了把淪陷區勉強維持下去，最後也只能忍辱簽了字。簽約那日，汪精衛對着紫金山的方向發呆，突然間“忍不住兩行清淚，從目眶中沿着雙頰一滴一滴地向下直流。突然，他以雙手抓住了自己的頭髮，用力的拔，用力的拉，俯下頭，鼻子裡不斷發出了‘恨！恨！’之聲，淚水漬滿了面部，他的悲傷，是僅次於槌胸頓足”。到後來這個條約內的種種內容，總算是在眾人的努力下一步步廢除了，但說實話，汪精衛等人能做到這一點，主要還是美軍和國民黨在正面戰場重創日軍的功勞，迫使日方不得不對汪一派的要求做出讓步。所謂雙簧之說、不敗之地，假如日本勝利了，確實，中國名義上可能是歸汪精衛而不是日本人統治，但那時等待中國的又將是個怎樣一個條約呢？從後人的角度來看，我們也不會去關心一個公認的漢奸到底為國家保存了哪五十分利益，只會在意他送出去了哪五十分利益，即使他是不得已而為之的。

至於汪精衛手下惡名昭著的“七十六號”倒是值得說一說的。以我觀來，雙方正兒八經的諜戰中還是重慶一方逼得更狠一點，殺了汪精衛這邊不少特工，死者中有不少是從重慶轉投南京的（連河內負責刺汪行動的陳恭澍當時都投了汪），很有點清理門戶的味道，軍統一度將目標定為丁默邨本人，鬧出了後來為人所熟知的鄭蘋如刺丁默邨案。而丁默邨、李士群除了報復和防禦以外，還殺了不少新聞界的反汪人士，但是真正有價值的大魚反倒沒碰，例如蔣伯誠這個特務小頭目就在七十六號的眼皮子底下活動，非但沒被七十六號處理掉，最後蔣被日本憲兵逮捕，還是周佛海救了出來，周佛海本人更是跟重慶方面一直保持着聯絡。不過雖然沒有殺掉重慶方面什麼了不起的軍政要人，七十六號的恐怖也是名不虛傳，其手段極盡殘忍，毫無人性，殺人無數。當時上海幾乎沒有哪個星期是不死人的，報紙上充斥着關於暗殺的消息。這裡面很多人死得恐怕非常冤枉，例如被仇人舉報，添油加醋的一說，立馬成了七十六號的目標，死得莫名其妙。當時的汪精衛政府，雖也有極少數人是存和平救國之心、不計個人名利的為汪精衛賣命，但多數人也不過是爭權奪利、勾心鬥角的庸俗之徒，對於亡國一事沒有任何感慨，每天還忙着相互傾軋，這也不過是中國社會的常態而已，七十六號這種組織墮落如斯，不足為奇。我觀金雄白《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寫到雙方諜戰時，大意是雖然下面人拼得你死我活，重慶與南京的上層之間卻有某種默契，並沒造成什麼實際損失，語氣中好像還頗為得意。但是小人物的命就不是命嗎？重慶方面要做個姿態給全國看，於是就把曾仲鳴亂槍射死，金雄白本身也只能算個小人物，幾次險險死在軍統的手上，雙方無數特工更是慘死在這種沒有意義的對攻戰中，讓人不禁感慨亂世人命賤於狗，七十六號本身也不得不說是汪一生的污點。

說到替汪精衛賣命，陳公博倒真可算得上是個奇人。汪精衛與周佛海理念相近，兩人同進退並不足為奇，陳公博卻是從汪精衛主持“媚日外交”開始就一直跟他唱反調了，他的觀點是“黨不可分，國必統一”，根本不贊成汪精衛脫離國民黨，甚至可以說他早就看清了汪精衛最終的下場。儘管觀點不同，但陳公博也確實敬仰汪的為人，深知汪絕不是賣國求榮之徒，所以也不願留在重慶聽別人說汪的壞話。當時汪精衛手下人才稀缺，高宗武、陶希聖相繼叛變（說到這兩個人要插句題外話。汪周陳三人組織偽政權後，談到蔣介石時仍是畢恭畢敬，言必稱“蔣先生”，這是國共偽三方的史料都有提到的。高陶兩人倒是經常公開批評蔣介石，用詞甚為激烈，最後見情勢不妙，掉臉跑回重慶的也是這兩個人），有些人即使能夠理解汪精衛的主張，也不願背漢奸的罵名去幫助汪精衛，陳公博見此情景，出手相助，心甘情願的做了汪的陪葬。

汪精衛於1944年病死於日本，臨死前仍念叨着要回中國，終究未能如願。隨着美軍的參戰，日本也是秋後的螞蚱蹦不了幾天，周佛海跟重慶方面暗通聲氣，準備指揮偽軍全面反攻。1945年初，周佛海通過蔣伯誠給蔣介石帶信，寫道：“五年以來，職臨深履薄，無日不惄焉如搗，凡奉鈞諭，輒竭駑駘……日寇已處窮途，反攻轉瞬開始，職處身虎穴，一切策應反攻之工作，萬緒千頭，遲恐準備不及，急則泄漏堪虞……職以待罪之身，誓必效命前驅，俟最後勝利之來臨，甘願受鈞座之嚴懲，斧銊所加，死且瞑目。”蔣介石讀到最後幾句，潸然淚下。到這個時候，只要周佛海能把反攻的事辦好，汪精衛可能還有那麼一丁點翻案的希望，誰知歷史又開了個玩笑。就在周佛海雄心勃勃準備大幹一場時，美國突然間扔了兩個原子彈，日本直接投降了，這一炸終於讓汪一派人永世也不得翻身了。

日後處理偽政權眾人，該殺的殺，該關的關。汪政權內一干要人，早知會有今日，走得頗為從容。任行政院秘書長陳春圃被判死刑後見到金雄白，還說道：“你放心，我將來被槍斃時，不會讓同志們丟臉的。”反倒是丁默邨雙手沾滿鮮血，被槍決時反倒嚇得臉色蒼白，連一句完整的話都說不出來，甚是諷刺。蔣介石曾有意重新啟用周佛海，但在巨大的輿論壓力之下，最終還是作罷，判了死刑。後來周的夫人找蔣介石求情，蔣介石又允諾說：“這幾年，對東南的淪陷地帶，還虧了佛海，我是明白的。起來，安心回去吧，讓他在裡面休息個一兩年，我一定會讓他再歸來的。”不過周佛海的命也不長，死在了大牢之中。

汪精衛一生追隨國父孫中山，兩人日後自然是合葬在了一起。國民黨一方顯然不能允許這種事發生，何應欽要求工兵隊在蔣介石“還都”之前將汪墓拆除，無奈墓穴建築質量過硬，工期緊迫，最後只好直接上了炸藥。打開棺材，只見汪的屍體上蓋着一副青天白日旗，衣兜里有一張紙條，上書“魂兮歸來”，落款是“陳璧君”。一代漢奸落得死無葬身之地的下場，實在淒涼。而局勢還是不幸應了汪的預測，日後蔣介石也沒能和孫中山合葬在一起，這可以說是整個故事中最大的悲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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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有一天我突發奇想，想看看台灣人對汪精衛是如何評價的，結果問了幾個人才發現台灣人對汪精衛的了解居然比大陸人還要無知。大陸人好歹還知道汪精衛是個漢奸，台灣人除了對這個名字“好像有點印象”以外就什麼也不知道了。之後總算見到幾個台灣人在聊汪精衛，說讀完林思雲的《真實的汪精衛》（想不到這篇文章在台灣也挺有銷路），才了解到汪原來是這麼複雜一個人，還感慨自己早年“被國民黨灌了一腦子的黨屎”。直到李安的《色戒》上映，汪精衛在台灣的媒體上才算是火了一把，但總體而言仍然是貶大於褒。國民黨113年黨慶時則展出了汪的照片，只說是國民黨領導人，迴避了他曾做過漢奸的問題。後來又找到一篇談汪的文章，是那個著名統派人士“范蘭欽”所寫，洋洋灑灑，不着重點，最後筆鋒一轉，突然來了句“看看今日的台灣政客（此處范特指綠營）的嘴臉，比起汪精衛、陳公博差之遠矣”。這話我倒是贊同，先不論忠奸，無論從眼界、學識、人品、風度還是膽魄來看，今天大陸的任何一個官員，離汪的水準都相去甚遠。

說汪“複雜”，確實不假，在中國的歷史上，恐怕找不出幾個爭議性比他更大的人物。有人相信以他的道德情操，不可能行賣國之事，也有人覺得他是晚年糊塗，最終誤入歧途；有人覺得他是悲觀主義，有人覺得他是錯判形勢；有人看重他送了一部分的國，有人看重他“送國”時也盡最大努力牽制了日本。在那些相信民族情感不可傷害、寧為焦土也要抗戰的人眼裡，汪無疑是個歷史罪人；在那些相信共產黨是中流砥柱的人眼裡，汪就更是罪惡滔天了。無論汪是怎樣一個人，我至少能確信一點，就是他絕非我們教科書上那個臉譜化的漢奸。中國人眼裡的漢奸形象，總是尖嘴猴腮、無惡不作、貪生怕死、利慾薰心，“壞”字完全寫在了臉上，讓人一看便知，以至於一下出現個“易先生”這樣的人物，許多人便完全無法接受了。可事實真是這樣嗎？假設一個游擊隊員藏在你家裡，你把他交出去了，你就是個漢奸，可是你不把他交出去，或許全家人都會跟着一起陪葬；假設日本人逼你去做翻譯，你不做，結果也是顯而易見的。一個孱弱的國家淪陷於他人之手，人民已經全部置於外人的統治之下，卻還要去為民族大義、國家尊嚴之類的東西殉道，國家既然連保衛國民都做不到，還有什麼尊嚴可言呢？人們不做漢奸便得死在日本人手上，做了漢奸卻又要死在中國人手上，有人云“抗戰打了八年是因為漢奸太多”，儼然是要一群連活路都沒有的人為一個國家的弱小而負責了。

在這些漢奸當中，汪精衛還算是非常特殊的一個。他拋棄了一切跑去做一個別人唯恐避之不及的“賣國賊”，動機竟然是出於愛國。可是在那個年代，汪精衛也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人，他想靠和談拯救萬民於水火，卻無功而不得返；他在主持偽政權時努力的和日本人周旋，可用處到底也有限；他最擔心中國陷入共產黨之手，最終還是無能為力。整個中國，真可說是多他一個不多，少他一個不少。甚至可以說，當時的中國也不過是在戰爭中打了一回醬油，整個世界局勢幾乎跟我們無關，連自己的命運都系在別人的手上，哪怕是出一個帶着偽軍進攻重慶的汪精衛、躲在山溝溝里種鴉片的蔣介石、運籌帷幄浴血奮戰的毛澤東，日本可能總歸是要投降的。汪精衛倒是懷着一片好心，想做些事情，可是除了背上一身罵名以外，真可說是一事無成。這不是他能力的問題，而是整個時代的悲劇。

我不排除漢奸里也有大奸大惡之徒，但對很多人來說，當漢奸恐怕只是個無奈的選擇，就像社會再也無法保障人們的生存時，很多人去做小偷，恐怕也只是為了一小塊麵包而已。漢奸是一個時代的特定產物，裡面有好人也有壞人，但它絕對不是一個簡單的“好”或者“壞”的符號。當你把教科書扔到一邊，重新深入研究歷史的時候，可能會發現自己過去並沒有資格去對某些人、某些事作出評價，因為首先就連這件事物真實的面目都完全不知道。姜文的《鬼子來了》倒是足夠真實，它被禁播了，這就是真實的代價。

我知道中國有那麼一些頭腦簡單的人，他們看到小偷時尚且還繞着路走，在發改委面前只能流下他們屈辱的淚水，遇到吹牛逼不上稅的場合時卻會拍着胸脯保證自己會跟日本人鬥智鬥勇。這也不足為奇，因為就連他們眼中的“抗日”可能都是一場過家家的遊戲，敵人總是那麼愚蠢，被幾歲的小孩耍得團團轉，手中拿着槍也不用，排着隊的往山上蠕動，然後被解放軍叔叔用石塊活活砸死，這類人的存在正是臉譜化教育最直接的成果。撇開汪精衛的問題不談，我倒覺得那時候的一些人和事，和今天的情況是驚人得相似。言外國則必稱戰的人、夜郎自大的人、舞着道德大棒的人和唱着高調的人，如今仍比比皆是。這些人口稱愛國，行的卻儘是些禍國之事，而那些竭盡心力推動這個國家進步的人，反倒又被稱為漢奸敗類，讓人漸漸開始分不清到底誰忠誰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