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

──蘇軾詞句

澳洲政府宣布給予赴澳的中國留學生“四年臨居”的決定後，一名來自北京的女子乘民航班機飛往悉尼與丈夫團聚。未料丈夫已在悉尼另有同居女友。他在將國內 7 歲的女兒提前接到澳洲後， 於妻子啟程赴澳前夕將其親屬擔保申請加以取消。該名女子甫抵機場便被移民官員拘押，送往悉尼非法移民羈留中心等待遣返……

１

1992 年 6 月 12 日， 初夏的北京已經感覺溽暑的腳步漸漸逼進。李綠瑩走進北京國際機場，回頭再望望那座熟悉的龐大都市，心中充滿一種對未來的不可捉摸與吉凶未卜的感覺。她登上中國民航的諾大班機，將要飛向一個十分遙遠的國度。那是在太平洋彼岸，南半球，名叫澳大利亞。她的丈夫和 7 歲的女兒在那個地方。一汪大海將她和丈夫隔絕了數年之後，現在他們可以團聚了。這似乎是一幅飄渺虛幻的圖畫。李綠瑩隱隱約約地看到，命運扭曲的魔角已令可怖的猙獰面目初露端倪。

李綠瑩不是頭次出國。事實上，她比丈夫還要先一步到海外隻身闖蕩。 1987 年初她赴日本東京自費留學。她在北京的丈夫則一直打算去美國，但屢次努力均未遂願。後來轉而辦理赴澳留學，終於獲得成功。他在李綠瑩到日本近兩年之時，於 1988 年 12 月 30 日赴悉尼就讀英語。在澳洲，李綠瑩的丈夫先得到了一年臨時居留簽證，後轉為四年臨時居留。 1990 年 8 月澳洲政府決定，從 1991 年 2 月起， 四年臨時居留者可申請家屬赴澳團聚。李綠瑩丈夫於 1991 年 2 月 7 日向澳洲移民部遞交了申請表，並經移民部將該表格於 5 月 30 日分別寄到了北京和東京。經過漫長的一年多的等待，丈夫先將女兒接去澳洲。不久之後，李綠瑩也收到澳洲大使館的簽證。但她在終於踏上飛往澳洲的旅程時，內心卻經歷着前所未有的痛苦和忐忑不安。而這種煎熬，都是來自離別數年、遠在彼岸、即將重逢的丈夫。

李綠瑩的丈夫名叫洪躍東，他們結婚已經 8 年了。李綠瑩原是中國北方城市哈爾濱人。她千里迢迢來到北京讀書，畢業後在中國戲曲學院任音樂教師。其時洪躍東是北京一家高級飯店工程部的職員。他倆是經由李綠瑩所在學院一名教師介紹相識的。洪躍東父母都是知識分子，見到李綠瑩之後覺得挺喜歡的。聽說她家在外地，一個人孤身在北京，就總是叫她去家裡一道吃飯。洪躍東有時也給李綠瑩寫信，約她出去玩。他倆一見鍾情，互相相處頗為默契。洪躍東家境很好，但他沒有半點紈褲子弟的習氣。人很憨厚，講一句假話臉就會紅。有時東西買錯了，讓他去退他是死也不肯的。李綠瑩很喜歡他的這個老實勁。大約過了三個來月，他們便結婚了。時為 1984 年 6 月 29 日。

他們的女兒於次年誕生。長到兩歲的時候，李綠瑩便東渡日本做“洋插隊生”。在日本，她一心盼着能早日和丈夫女兒團聚，因此發奮打工掙錢，以便有經濟能力擔保他們過來。李綠瑩初時邊打工、邊上學，後來日語學到一定程度，就又兼職做一份秘書工作。儘管可以掙不少的錢，但李綠瑩還是十分節省。幾年來從不捨得到外面上飯館；住的則是最簡陋、便宜的宿舍。趕上學校放假，她就每天打工到深夜。 1988 年底洪躍東去了澳洲。他們兩人天各一方，又都漂泊於他鄉異國，處境十分困窘，生活也非常艱難。一對分離遠多於聚合的年青夫妻，時常遙隔浩淼無垠的一汪太平洋水望眼欲穿，思念不已。聯結他們感情的信物，便是頻頻往來的書信。對李綠瑩來說，最大的幸福就是每周收到洪躍東從悉尼的來信。她也每周給他回一封信，從不間斷。

在日本呆的時間稍長之後，李綠瑩才弄清楚，要辦丈夫、女兒過來，看來簡直有些難於上青天。日本不是移民國家，面積小人口擁擠。中國人要來讀書當然可以。這對日本政府而言也算一樁生意，正是其教育輸出政策的現實用意。可是沒想到這個政策在中國人身上並不靈，要賺他們的錢不是想象的那麽容易。結果往往適得其反，不少中國人以留學為名來到日本，卻大行賺日本人的錢之實。更麻煩的是，這些中國人來到日本後，很少真正交錢上學，反而一窩蜂地打黑工、滯留不歸。最後弄得日本政府頗有些焦頭爛額，窮於應付；不得不悄悄地宣告該項政策破產，並開始收緊對中國的留學生政策。在這種情況下，李綠瑩不要說把丈夫辦過來，就連她自己在日本的居留也十分困難。 1991 年 2 月 22 日， 李綠瑩在日本的合法簽證屆滿到期。為了能繼續停留下來，李綠瑩不得不隨大流向日本政府申請特殊居留簽證。

好在在此之前，洪躍東如願以償到了澳洲。這對他們在海外團聚又多了一條路。更為幸運的是，洪躍東到澳洲還不到一年，便逢澳洲政府頒布對中國留學生的人道政策。洪躍東現在可以名正言順地把家屬辦到澳洲來探親了。

1990 年，洪躍東給李綠瑩去信說，如果辦她們母女赴澳和他家二老探親，需七千多澳元的保證金。於是李綠瑩於 1990 年 10 月寄給他 300 萬日元， 後又於 1991 年 7 月寄給他 105 萬日元，兩次加在一起合澳幣約 36,500 元。

李綠瑩給洪躍東寄去這麽多錢，是因為李綠瑩以為在澳洲辦理團聚探親需要大筆費用。洪躍東到澳洲時間不長，那裡經濟不景氣，不如日本打工掙錢容易。李綠瑩畢竟有一些積蓄，自己多節省一些，就能讓洪躍東在澳洲生活、辦事順暢一些。不過在這個時候，李綠瑩在日本的居留也碰到麻煩。她必須設法延長特別居留簽證。這是很麻煩的事。想想反正可以申請澳洲居留簽證，在日本開銷十分昂貴，不如離開此地，回到中國去辦理這類手續。

李綠瑩寫信把這個想法告訴遠在悉尼的丈夫。洪躍東得知後，心裡有些拿不準主意。因為他在澳洲只不過有個四年臨時居留而已，並非定居於此。他們可以申請家屬來澳，也不過是澳洲政府出於人道。但這並不等於說，他們可被允許在這裡長期居留。移民官員在審理他們的家屬團聚申請時，必按有關規定行事。而來自中國大陸的申請，常比別的國家更可能受到刁難，因為移民官員總是覺得中國人的移民傾向最強。另一方面，中國一般人的經濟條件不如別的國家好，到澳洲後，很可能會不遵守本地法律而去打黑工。因此他們的擔保人或許會要求付出一定的擔保金額。洪躍東將這些道理講給李綠瑩聽，言下之意，便是如果回北京申請，也許還得另加一筆保證金。

李綠瑩也不知這樣到底要化到多少錢。便問洪躍東：“我原先給你的錢都干什麽用了？”他說：“花一萬元買了輛送貨的車，又花一萬元和一個朋友合開了家綢布店。”李綠瑩說：“那不是還剩一萬多元嗎 ？”洪躍東生氣地說：“我開店每天都得用錢！”她一聽心就軟了，怕洪躍東在澳洲一個人委屈了自己，就又去找朋友借錢。李綠瑩在日本的幾個知心的同學都勸她：“你們雖然是夫妻，感情又很好，可是做人你不得不多長一個心眼。”他們都勸李綠瑩別這樣不明究里地一個勁兒給洪躍東寄錢。

當時李綠瑩心裡很矛盾，拖了三天沒給洪躍東回信。三天後洪躍東來電話催問錢的事。李綠瑩反問他：“你是不是有誠意把我辦過去？如果你不想辦我就不去了。”洪躍東聽了一時無言以對。過了一段時間之後，他又從悉尼打來電話，告訴李綠瑩說辦簽證不用再加錢了。到這時李綠瑩才知道，“四年臨居”者申請家人團聚根本不需要什麽經濟擔保。她再也不想就這麽在日本傻等下去了。三個星期內她辦好一切回國手續，登機返到北京。一到北京便忙着恢復公民身份，辦理護照延期，然後等着簽證的批覆。

２

李綠瑩出國去日本之後，在北京的工作和住房也就沒有了。她此次回國便住在洪躍東父母處，那是位於北京城西北角的一套十分寬敞的公寓住宅。以前李綠瑩與公婆在一起的時候不多，總共加起來大約是一年多一點。儘管如此，李綠瑩同公婆一直相處得不錯。生下女兒坐月子的時候，公公被派往美國工作，婆婆也要隨同前往。李綠瑩夜以繼日地為婆婆編織一件毛衣。婆婆去美國之後，還專門為李綠瑩買了一架縫紉機。 1988 年秋天，他們退休回到北京，李綠瑩則去了日本。自李綠瑩出國之後，也不知是哪一方發生了變化，總之李綠瑩與公婆之間的關係出了毛病。

李綠瑩曾於 90 年底從日本回過一次國，呆了一個月時間，探望女兒和兩位老人。她突然覺得，婆婆的脾氣越來越壞；整天說李綠瑩這也不對，那也不對。還對着女兒說：“你媽媽回來咱家全亂套了。”李綠瑩心想兩位老人已經是 60 多歲的人了，總有些愛嘮叨。做兒媳的還是可以忍耐和體諒的。她便只是一個勁地幫家裡幹活，想在回日本前減輕他們一點負擔。李綠瑩把六間房子的窗簾都換洗了一遍，地毯上吸出了許多的塵土。

可是這次回來，事情便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婆婆的脾氣似乎變得有些古怪。她時不時數落李綠瑩道：“你在國外一呆就那麽長時間，不配再帶孩子。”她不讓小孩與李綠瑩同睡，說李綠瑩不知道怎麽帶小孩，小孩也不適應。李綠瑩知道婆婆在國內給他們照顧孩子很不容易，所以李綠瑩在日本時總是想方設法多捎點錢給他們；回國時又總是給老人和孩子帶不少東西。李綠瑩真不知她錯在哪裡，又怕多和洪躍東說這些事，讓他在國外為她們操心。因此只好埋在心底，整日悶悶不樂。

而在洪躍東父母這一方，他們也有他們的苦衷和怨言。以往他們和李綠瑩真正相處的時間雖說不長，但李綠瑩給他們的印象還是不錯的。這次李綠瑩從日本回國後，他們便感覺她和以前不大一樣。一回來，她就告訴他們她掙了很多錢，而且有些洋洋得意地說：“這是在國內干教員一輩子也掙不到的。”生活上，他們每天仍照例要買菜、做飯、送小孫女上學。李綠瑩只是偶爾送孩子去上學，偶爾洗一次碗。晚上吃了飯，她便早早回自己的房間去休息。孩子的洗、漱她根本不管，全是孩子奶奶負責。

李綠瑩在懷孕時曾做過檢查，認定是個男孩。不想生下來卻是個女孩，她為此很不高興。但洪躍東的父母親都很喜歡這孩子。所以當兩位老人退休後，就讓洪躍東把孩子從哈爾濱李綠瑩家接了來。李綠瑩回國後，對孩子很少關心。有一次孩子說肚子痛不想吃午飯，洪躍東媽便趕緊對老伴和李綠瑩說：你們倆隨便誰領她去醫院去看一看。李綠瑩在孩子肚子上揉了幾下，便說，沒事。接着就回房間睡覺了。洪躍東媽洗完碗便又和李綠瑩說起此事。李綠瑩聽後忍不住大發脾氣：“誰讓你們把孩子從哈爾濱接來的？誰接來的誰負責。我從沒認為這孩子是我的，誰願意要誰要。”

李綠瑩回國後不久，曾同公婆商量說，她一個日本朋友的兒子要來北京留學，想住在他們家裡。公婆聽後表示不同意。大概是 92 年 4 月里， 她又和公婆談起這件事，他們仍不同意。李綠瑩十分生氣，說：“有什麽了不起！這些年我在日本，沒你們不也照樣活過來了。”以後幾天她都很早就出去，很晚才回家。因為沒讓那個日本人來家住，她一直都不大和公婆說話。這件事發生以後沒幾天，他們住的樓里自來水管道需要修理。洪躍東媽媽讓李綠瑩幫忙存水，正趕上李綠瑩在自己房間裡打電話。一見婆婆推門進來讓她幫忙，便大喊：“你干涉我打電話，這是我的自由，是我的權力。”隨後便罵起人來。後來她又說：“我在哪兒都可以住，幹嘛非住這不可！”說完便離開了家。

李綠瑩的老家遠在東北黑龍江省的哈爾濱。家中有父母和弟妹。從日本回國後半個多月，李綠瑩一直沒有同他們聯繫。怕他們給她打電話，可能惹得婆婆不高興。李綠瑩還有一個大伯在北京。除了公婆家外，李綠瑩最常去的就是她的這個大伯家裡。有時心裡不高興，或在公婆家漚了什麽氣，她便到大伯家來傾訴、排遣。此次同公婆吵了架，她索性搬到大伯家裡住。二十多天時間裡，她只回過公婆家兩次，去取她的生活用品。

5 月 7 日上午，洪躍東從澳洲給父母打來電話，說他已經同李綠瑩通了話，要她下午回來給父母親道歉，留在家裡照顧公婆和孩子。並說他對李綠瑩的態度很嚴厲，如若李綠瑩不來，他便要撤消她去澳洲的擔保。

李綠瑩是當天晚上 8 點多鐘回到公婆家來的。 進來後就鑽進自己的房裡不出來。第二天吃完午飯，她才對正在洗碗的婆婆說：“老太太，還生我的氣呢。”

洪躍東父母本來對李綠瑩的表現就很有意見。現在見她這麽一種態度，都感覺李綠瑩根本不是認真來道歉的，便在下午和她坐在一起談這件事。洪躍東父親對她說：“讓日本人來家裡住是不對的，開口罵婆婆更不對。離開家一走就是 20 多天，也不管老人和孩子。直到洪躍東打電話說要取消擔保，你才回來；而且道歉的態度極不認真。”洪躍東的母親可以說是傷心透了，再不願和李綠瑩住在一起惹氣生。於是，他們便對她說：“你現在既然有地方住，並且不久你也要去澳洲；為了雙方都能愉快一點，你還是不要回來住吧。”

李綠瑩聽了這話，默然無語。這天晚上，李綠瑩向婆婆提出讓她和孩子一起睡一夜。婆婆答應了。夜裡女兒抱着李綠瑩哭着求她：“媽媽別離開我，別離開我。”李綠瑩緊摟着女兒說：“下次媽媽來接你去澳洲看爸爸，你在奶奶家要聽話。”半夜裡李綠瑩做了個惡夢，被兩條毒蛇緊緊地纏住。她喊醒了，發現是女兒的雙手緊緊地搭在她的胸前。那是五月中旬，是李綠瑩和女兒在一起的最後一晚。

第二天，李綠瑩從公婆家中出來朝大伯家走去。她身上背着一個包，一個人躑躅在下着大雨的街道上，心裡覺得很孤獨、很悽慘。當天晚上，她一連寫了幾頁紙的信，對洪躍東說：“我心裡覺得很悲哀；但我一想到不久就可以見到你，心裡也就踏實了。”李綠瑩想她的信是會打動洪躍東的，因為她對他的愛始終沒有變過；她相信洪躍東對她也沒變。記得有一次李綠瑩在一封信里勸他：一個人在國外不容易，只要你不變心，你高興怎麽做都行。洪躍東回信說：你把我看成什麽人了。李綠瑩從此事上依稀感覺，洪躍東還是如多年前那樣淳厚樸實，那樣有情有義。可是自從李綠瑩這天把這封長信發出後，卻再也沒有見到洪躍東的回信。

３

遠在南半球悉尼的洪躍東，其時已經變了模樣。他出生於一個優越的家庭當中，自幼倍受父母寵愛。他以一個令人羨慕的中外合資企業職員的身份，找到爽朗活潑的音樂教師李綠瑩為妻。僅在極短的時間裡，他便成了有婦之夫，旋即又成了為人之父。這在洪躍東看來，他還是他，並覺不出生活有何實質變化。一切都顯得枯燥無味，單調平乏。即便是“文革”當中父母被打成“反革命”，他因此也頗受牽累，但那些過去的經歷已很快地褪色和淡忘。惟有到了 80 年代下半葉，中國開始對外開放，出國風潮漸起之時，洪躍東方才心血來潮起來。 1986 年底，在美國工作的父母來信，稱美國政策有所變化，他們可設法辦理子女赴美留學。

洪躍東雖未念過大學，但他很好學，並一直堅持自學英語。他很嚮往美國，不知那是怎樣一個光怪陸離的大千世界。尤其父母又在美國多年，他若能過去，可與父母生活在一起，便省卻了許多麻煩。可是妻子李綠瑩另有想法。她也很想出國，對這方面的消息頗為靈通。她覺得美國簽證太難辦理，要考托福的話她與洪躍東均不可能過關。而日本就沒有這麽困難。那裡正向中國開放招收自費留學生，以學習語言為目的，就沒有讀大學學位那樣的要求了。只要找個語言學校報名，有個接受通知，就可以申請簽證。那些學校都是私人辦的，只想掙外國學生的錢，沒有不願意接受的。而且她也不知道從哪裡聽來的，說是去日本讀語言學校可以先不交學費，等找到了工作，學費就可以解決了。她還算年輕，不怕吃苦；同時感到日文比英文好學，一定可在日本掙到錢的。洪躍東聽她這麽說，也表示支持。於是他倆一個繼續學習英語，爭取去美國；一個學日文，努力東渡日本。

結果李綠瑩果然說得不錯，她在很短的時間裡就收到了赴日留學的簽證。洪躍東雖然晚了一步，但仍然非常高興。或許他去不了美國，李綠瑩碰到機會還真能把他弄到日本去也難說呢。於是他們把家裡的電器都賣掉，湊足路費讓李綠瑩去了日本。誰知到了那裡後，學校卻催着李綠瑩繳納學費，否則學生簽證便可能無法續下去。李綠瑩無奈，來信向國內求援。洪躍東一時也無法籌措這筆學費。那是 30 多萬日元，約合 2000 多美元，在當時的中國可真算得上是個天文數字。洪躍東心急如焚，只得告知在美國的父母親。洪躍東父母親雖算出國工作人員，但在美國每月的生活費兩人加在一起也只得 200 多美元。 他們便將省吃儉用積蓄下來的錢寄到日本，以解李綠瑩的燃眉之急。

李綠瑩去日本一年多的時候，洪躍東的父母退休回國。這樣一來，由父母擔保洪躍東去美國留學一事便泡了湯。他頗不甘心，又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南半球的澳大利亞。澳洲剛剛開始實行教育輸出政策，也像日本一樣，大力向海外招徠留學生。澳洲國內的語言學校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任何人只要願交一筆學費，無須嚴格的學歷及語言要求，便可獲得學生簽證。洪躍東到澳洲駐北京大使館遞了一份申請表，沒過多久，果然就被批准。這時距李綠瑩東渡日本已近兩年。

從此他們便勞燕分飛。洪躍東抵達澳洲第一大城市悉尼。讀書、尋工、打工，差不多嘗遍了人間的一切苦澀。他都默默無言地忍受下來。而在這種十分艱難的情形下，他對遠方妻子的思念變得無比的強烈。以前從來沒有象現在這樣感覺，妻子在他心目中會如此可愛和令他眷戀不已；他會如此地渴望和需要妻子。他常常在深夜裡捧着妻子和女兒的相片呆呆地看着。他差不多每個星期都要給妻子寫一封信，傾訴他的苦戀和相思之情。

在這期間，中國和澳洲發生了一系列重大事情。來澳不到兩年，澳洲政府突然宣布，洪躍東這一類中國學生，可以獲得一個四年臨時居留簽證。雖然很難說將來是否可以定居，但至少有幾年的安穩；不必如從前那樣奔波，那樣如浮萍一般無根無基，那樣連基本生活都時刻有着朝不保夕的危機感。他們可以享有國民醫療保健，領取失業金，有無限制的工作權利；特別是，他們還可以擔保國內的家屬來澳團聚。

４

好事臨頭，洪躍東卻犯難了。原來在不久之前，他與一名中國女子開始同居。這名女子是“六二○”後來澳洲的，故無法獲得政府宣布的“四年臨居簽證”。她是在租住房屋之時認識洪躍東的。洪躍東人顯得敦厚，早來了兩年也掙了一些錢；加上洪躍東可能在澳洲留下，她便一心一意同洪躍東相好起來。後來他倆在悉尼租下一個小店鋪，做起絲綢布料的生意。

說實話，洪躍東才剛剛嘗到與另一個女人共同生活的滋味；而這個女人又離他這麽貼近，同在艱苦環境裡患難與共，對生活的體驗有一種心有靈犀一點通的默契。要他陡然與她斷絕關係，的確有些難以割捨。李綠瑩雖是自己的髮妻，但分離的時間實在太長，他對她已有一種莫名的陌生和遙遠之感。如果說，這是從人的自然本性上為自己另有新歡找出理由來的話，那麽，從一種潛伏頗久而時時如火中燒的報復心理出發，他也可用詛咒李綠瑩的過失來彌補自己不忠的愧疚。 1986 年夏天，他與李綠瑩結婚兩年之時，便發生了李綠瑩與另一名男子有染的醜聞。洪躍東為此在內心結下長久的忌恨。即使在平和無變的情形下也難以諒解，而一當出現裂痕與爭執，這種潛伏的妒火便會突發為否定性的攻擊。

李綠瑩對遠在澳洲的丈夫金屋藏嬌可能早有感覺。她曾試探性而委婉地寫信向丈夫表示自己的想法：她理解一個男子對女性的需求，只要不攙進感情，他可以不必愧疚地設法滿足自己的欲望。洪躍東當然明白她的意思。好像被戳到了痛處一樣，他馬上對此矢口否定。有一天夜裡，李綠瑩從日本給洪躍東打電話。她從電話里聽到遠在悉尼的丈夫那頭有女人的聲音。出自女性的敏感，她忍不住對此產生疑忌。但李綠瑩並未向丈夫作出表示，她只是把這事告知在北京的洪躍東的父母。兩位傳統而保守的老人十分生氣，便寫信給洪躍東質問此事。洪躍東不知如何作答，在回信時只好未置一辭。李綠瑩從日本返回北京等待到澳洲與洪躍東團聚的簽證之時，再次對公婆舊事重提。洪躍東之父便徑直打電話問他是怎麽回事。洪躍東說根本沒那麽回事。他說：他在澳洲開始是和幾個留學生同租一套公寓，男的女的都有。後來別人都搬出去了，只剩他和一個女同學在兩間房裡住。由於這套公寓裡只有一條電話線，他們便各自在自己的房間裡接了分機。李綠瑩夜裡打電話，所以有可能聽到女人的聲音。

洪躍東其實是把此事的開頭當作結尾講給父母親聽的。這個“女同學”亦來自北京，已婚，丈夫和一名四歲的女兒均在中國。在許多方面，她與洪躍東的境遇是非常相似的。兩人先是分住在同一套公寓的兩個臥房裡，日久生情，亦就睡到了同一張床上。此女子是搞服裝出身的，也算是學有專長，並且這個專長在悉尼非常實用。投一些錢建個自己的生意，就有可能賺大錢。他倆談論起這樣的前景來，都十分興奮。說干就干，他們一起去看店面，調查行情，計算可能需要的成本和利潤。最後他們終於開出一間服裝店。這在當時眾多為生計四處奔波、時時處於失業的恐慌當中的中國留學生而言，也算是頗為出色的事情。

一個已婚男子，在異國他鄉遇到一位有夫之婦，共同的命運令他們走到了一起。接着他們便面臨着與原配夫妻分手的問題。女的拋棄男的，有時會被指責是水性揚花，紅杏出牆。男的遺棄女的，則往往被罵為“現代陳世美”。這幾乎成了中國文化因襲千年的傳統模式，通行於任何國度任何時代的華人圈子當中。就洪躍東他們而言，問題要更嚴重一些。這裡還牽涉到外國身份的事情。偏偏只有洪躍東一人有在澳洲“四年臨居”的權利，這權利又只能讓他申請一名女人在澳洲居留。他便面臨着二者必居其一的兩難選擇。一個是自己的髮妻，分離已久簡直如同陌路人，而且遠在天邊；一個是自己的女友，剛剛相愛似乎有些如膠如漆，而且近在眼前。沒人知道，洪躍東在這個問題上熬過多少不眠之夜，經歷過怎樣激烈的內心矛盾和鬥爭。總之，最後的結果還是應了一句老話：舊愛不如新歡。

他們於是着手解決個人的歷史遺留問題。 1992 年 5 月 30 日，洪躍東在澳洲的女友乘飛機抵達北京。 她與丈夫在一周之內協議離婚，並將四歲的女兒判給男方。洪躍東曾將該女友的北京之行告知父母。但他並未提及她返國辦離婚之事，只是說要托她將女兒帶回澳洲。 6 月 5 日，該女友到北京洪躍東父母處，將洪躍東 7 歲的女兒同機攜帶到了悉尼。 此時正住在北京大伯家中等待赴澳與丈夫團聚的李綠瑩，還懵然無知一直蒙在鼓裡。直到數天之後，李綠瑩才風聞洪躍東在澳洲的女友的北京之行。她也是神通廣大，很快打聽到該女子丈夫的家。李綠瑩匆匆趕到那兒，想弄清楚到底是怎麽回事。不巧的是，她吃了個閉門羹，未見到任何人。李綠瑩只得留下一個字條。第二天洪躍東女友在北京的丈夫打電話告訴李綠瑩，她的女兒已被帶走；帶李綠瑩女兒走的那個女人是他的前妻。她最近回國同他閃電式辦妥了離婚手續。這時已經是 6 月 11 日，是李綠瑩即將啟程飛往悉尼的前一天晚上。

５

話說 5 月 9 日李綠瑩與公婆發生了口角，再次離開家中到北京的大伯家居住。當晚她給洪躍東寫了一封信，傾訴自己的滿腔苦楚。可是等了很久，李綠瑩等不到他的回信，心裡很是不安。幾次打長途電話對方都沒有人接。直到 6 月 6 日澳洲時間晚上八點鐘，李綠瑩終於要通了對方付款的電話。李綠瑩在電話里對洪躍東說：“我這兩天一直在跟你聯繫，但始終聯繫不上。孩子的機票我已經打聽好了，是成人票價的百分之六十七。”洪躍東說：“什麽孩子？孩子已經到了。”李綠瑩先是一怔，接着問他：“孩子怎麽會到了？什麽時候？”他說：“剛到，剛接回來。”。接着他又問李綠瑩：“你沒收到我的信嗎？”李綠瑩說：“什麽信？”“你看了我的信就知道了。”李綠瑩這時才晃然大悟，原來他們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劃個圈套讓她鑽。

這時李綠瑩想起一周之前，她給洪躍東父母家打電話，打算“六·一”兒童節帶女兒到北京遊樂園玩玩，因為這一天同時也是孩子的生日。公婆在電話里笑嘻嘻地問李綠瑩：“你的簽證怎麽樣了？”其實大使館在 5 月 28 日就簽下了簽證，當時是 5 月 30 日，李綠瑩現在想來他們很有可能已經收到了簽證。聽了李綠瑩的話，公婆立即推說“六·一”學校組織去遊樂園，不讓去接孩子。後來李綠瑩曾打電話問女兒，她告訴李綠瑩學校根本沒有組織他們去遊樂園，而且爺爺、奶奶已經在“六·一”前就讓她辦了退學。

想到這裡，李綠瑩心裡十分難受。她在電話里告訴洪躍東，為了等待去澳洲的簽證，她整天冒着 30 幾度的高溫為孩子趕衣服，晚上要靠三片安眠藥才能睡得着覺。洪躍東聽了這些，一句話也不說。沉默片刻他告訴李綠瑩：“你的簽證已經下來了，你沒收到嗎

？我想你還是不要來了，這裡不好混下去。”李綠瑩哭着問他：“那你打算怎麽安排我？我呆在哪裡？現在我已經無家可歸了。”他卻說：“那是你自己的事。要是我就不會混得那麽慘。”“可我是你妻子，你還負不負責任？”“我們的臨時居留簽證也沒有保證可以在澳洲長期呆下來。或許過兩年我就帶孩子回去了。”“你這樣還算不算是個做丈夫的？你還是不是人？”他說：“你說這些有什麽用。”李綠瑩聽了已泣不成聲，當時就不省人事了。洪躍東於是把電話掛斷。

李綠瑩是在她大伯家打的電話。起初家裡還沒有人；後來大伯回來了，看到李綠瑩這個樣子，急得不得了。這時鄰居們都趕來了，有人忙着去叫醫務室的大夫，有人忙着給李綠瑩掐人中。大伯有些不知所措，趕緊叫通了澳洲的對方付款電話，告訴洪躍東：“你說不讓她去澳洲了，她聽後昏死了過去，現在呼吸困難。”洪躍東聽後說：“那趕緊上醫院呀。”大伯說：“真的出了事怎麽辦？你們家人都不在。”他卻說：“住在你家你能負責；出事了，你怎麽不負責了？”大伯氣壞了，說：“你這個年青人，講話怎麽這麽不通情理。”洪躍東卻在那頭把電話掛了。以後再給他撥電話，他拒絕付款，不接電話了；要不就是錄音電話的聲音。

李綠瑩想自殺，一死了之。但她被從哈爾濱乘飛機趕來的弟弟好說歹說勸住了。事到如今，她只想求洪躍東看在夫妻的份上不要那麽絕情，給她一條生路，讓她去悉尼看看女兒。李綠瑩心想：如果洪躍東有了新歡，不想要她了，她可以一個人帶着孩子過，決不會影響洪躍東的生活。畢竟是夫妻一場，可以好說好散。再怎麽樣，總不至於連個見面說話的機會也不給她吧？！

李綠瑩因去日本留學，回國後在北京已沒有個人的聯繫地址。洪躍東在澳洲獲得“四年臨居”簽證後，要申請李綠瑩與女兒赴澳團聚，一切公文函件均由澳洲駐北京大使館審理，再將結果發至洪躍東的父母處。他們女兒的簽證早在 91 年 12 月份就辦好了。李綠瑩從日本回國後，洪躍東的父母便把簽證給她看了。因為李綠瑩的簽證還沒辦好，孩子也跟着在北京等，想等李綠瑩的簽證辦好後一塊兒去澳洲。一直等到 92 年 6 月 1 日，洪躍東父母才收到李綠瑩的簽證。 當時李綠瑩不在家裡住，而是住在她大伯那兒。洪躍東父親便打電話給澳洲，告訴洪躍東李綠瑩的簽證已經辦好了，是否讓孩子和她一起走。洪躍東說不用了，孩子先過來吧，告訴李綠瑩讓她等我的一封信，然後再訂機票。 6 月 6 日，李綠瑩打電話問她的簽證，洪躍東只是告訴她簽證已在 6 月 5 日寄給她了，而且告訴她孩子已經平安到達澳洲。李綠瑩只好說，孩子先走了也好。

1992 年 6 月 7 日，李綠瑩終於收到從洪躍東父母處轉寄過來的赴澳簽證。這時李綠瑩獨自作出決定，不管洪躍東已經變得怎麽樣，他畢竟還是自己的丈夫。她想去澳洲與他好好面談一次，看看到底發生了什麽事情。就算無法挽救兩人的婚姻，她也不願不明究里稀里糊塗地變成一個局外人。於是她抓緊購買直達悉尼的機票。啟程日期為 6 月 12 日。

但在 6 月 11 日下午 4 點左右，洪躍東突然給他父母打來電話，告訴他們他剛和李綠瑩通了電話，明確地告訴李綠瑩他已撤消了擔保，而且向李綠瑩提出離婚。父母聽了感到很突然，問洪躍東為什麽，他也沒細說。當天晚上，他們接到郵局給李綠瑩的一個來自澳洲使館的掛號通知單。第二天一早，洪躍東父母讓女婿立即通知李綠瑩。大概又過了三、四天，郵局送來了一張催領單，他們才知道她根本沒去郵局取信。而這封給李綠瑩的掛號信的內容，事後才知道，正是澳洲駐北京大使館在收到洪躍東取消對李綠瑩的擔保通知之後，告知李綠瑩她原先獲得的赴澳入境簽證已經無效。

６

這個時候， 1992 年 6 月 12 日星期五， 李綠瑩正拿着澳洲政府簽發的家屬團聚簽證，乘中國民航班機，從北京飛往悉尼和丈夫洪躍東團聚。這次赴澳前的幾場意想不到的風風雨雨，已使她對未來的惡劣命運有了充分的準備。但她仍沒想到結果會那麽悲慘。

悉尼時間 6 月 13 日上午， 飛機抵達位於悉尼市東部海濱的國際機場。隨着人流，李綠瑩拿着護照朝海關檢查櫃檯走去。關員看了護照後，問她是哪國人。李綠瑩一句英語也不會講，只好請同機的一個小伙子幫她做了翻譯。當李綠瑩告訴他們是中國來的以後，他們就去查電腦，然後告訴她：“你丈夫已經撤銷了你來澳洲的申請，因此你不能入關了。”李綠瑩先是一怔，後讓朋友告訴他們護照上的簽證是合法有效的。但他們仍堅持說李綠瑩已不能獲准入境。接着來了兩個持槍的女警察，把她押上了一個像籠子一樣的警車。李綠瑩當場被這突發的一切嚇暈了過去。醒來後，她感覺一種從未有過的羞辱。她氣憤，腦子像針扎一樣。這個時候，李綠瑩又被帶進一個房間，她所有的行李被命令一件件地打開和進行登記。此時已經是下午了，她餓得渾身一點力氣也沒有，請工作人員給她點吃的。她得到了幾片麵包。

也算是無巧不成書。當時在悉尼國際機場有位來接機的女士，名叫江靜枝。她是悉尼一名十分活躍的華裔藝術家，併兼有澳洲高等法院英漢雙語翻譯的頭銜。 6 月 13 日她去機場接大陸來的朋友， 想不到這位朋友恰巧和李綠瑩同機隔座。他在機上聽說了李綠瑩的家庭糾紛之後，很是同情。於是就把江靜枝的電話號碼寫給了李綠瑩，並說如她有什麽困難，可以直接打電話給江靜枝。

在出關處，江靜枝看見李綠瑩被警察帶上警車，不知發生了什麽事情。就走過去，詢問是否語言不通產生了什麽誤會。警察不太友好，對她顯出一副愛理不理的模樣。於是江靜枝聲稱她是高等法院翻譯，可以幫助各位。警察最後勉強同意請她幫忙只翻譯一句話：“李綠瑩的丈夫是否還來接她？”李綠瑩說：“不會來。”江靜枝在警察與李綠瑩之間翻譯了上述對話後，馬上又用中文悄悄告訴李綠瑩：“如需幫助，你快來電話。”

到家後，江靜枝就接到了李綠瑩的電話，並對整個事情進行了了解。然後，她給悉尼一家由澳洲政府資助的半官方性質的華人組織中國移民福利會主席黃肇強掛了電話。他接電後即與悉尼的華文傳媒機構進行聯繫。江靜枝後來又把此事告訴了 SBS 澳洲民族廣播電台。

當天下午，李綠瑩被澳洲移民官員押解至悉尼西部數 10 公里以外的維拉伍德非法移民拘留中心。幾乎在同時，此一事件便通過當地的中文傳媒在悉尼各界傳開，引起華人社區極大震驚。按澳洲法律，非法移民被遣返之前，可有一個申訴的機會。李綠瑩在有關方面的法律援助下，要求澳洲法庭就子女歸屬、財產糾紛等立案審理，並對李綠瑩是否為非法入境及其去留作出裁決。這便是轟動一時的“中國留學生團聚官司”。當地的中文傳媒用醒目的標題點出這場官司的核心問題：合法簽證、非法入境，財產女兒──誰屬 ？正牌妻子、合法同居，法律道德──誰贏？

７

中國移民福利會主席黃肇強表示：“我知道這件事是通過江靜枝女士打電話告訴我的。後來李綠瑩本人又給我打來電話，敘述了她的遭遇。我聽後十分同情。第二天我就給移民局長寫了信，並打電話和移民局聯繫，商討是否能夠延緩她在澳的逗留時間，同時是否可爭取改善一下她目前的居住條件。 6 月 17 日，我去移民局看守所看望了她。我認為拋開她和丈夫的個人情感不去說，就她目前持有有效簽證這點，海關應當允許她入境。儘管移民局已接到她丈夫撤銷申請的表格，但她本人並不知道這一切。如果她所敘述的事實是存在的話，我們至少可以認為，她丈夫目前的許多做法是不盡人情的，有失人道的。這一點在道德上是要受到譴責的。”

中國駐悉尼總領事館領事劉生文表示：“由於李綠瑩是中國公民，所以我一接到這消息就給她打電話，可以說每天都有電話聯繫。 6 月 18 日， 我和另外兩位領事去拘留所看望和安慰李綠瑩，並表達了領事館對此事的關注。

“近日來，我們和新南威爾士州移民局進行了多次交涉，希望能暫緩遣返李綠瑩回國，以便把事情弄清楚。但移民局的答覆很簡單，按照法律，李綠瑩必須立即遣送出境。作為中國領事館，我們除了要求中國留學生遵守澳洲法律外，同時也把這件事的複雜性和後果告訴了移民局，希望他們能妥善解決此案。

“我很同情李綠瑩的遭遇。她從東京到北京再到悉尼，實在很不容易。丈夫拿走了她的 36000 澳元和親生女兒，然後突然取消她來澳洲的簽證，這是不道德的。我認為這件事當中還有許多細節和技術問題。究竟誰對誰錯，法庭和輿論會評判。我也和李綠瑩的丈夫洪躍東通過電話，勸說他正確處理。並建議：第一，先把李綠瑩保釋出來；第二，希望能重新和好，家庭團聚；第三，不能和好就以法律解決。總之不要給雙方和家庭再造成悲劇。”

悉尼中國家庭教會張牧師表示：“在一次教堂的禮拜上，有一對青年夫婦同我說起李綠瑩的故事，求我看在上帝的份上幫助這位弱女。那位太太很痛苦，是哭着和我敘述李綠瑩的遭遇的。

“移民局原訂星期六就要把李綠瑩遣送回中國的。星期五下午政府派給她的援助律師在法庭上為她求情暫緩遣送，本來是很難成功的。這次應感謝上帝，法庭決定暫不遞解她出境，延期至 7 月 16 日。 下星期二法庭將繼續開庭審理李綠瑩一案，主要涉及孩子的撫養權一事。星期二我們還和移民部進行交涉，爭取保釋她。這次是我出面保她的。因為她在這裡沒有一個親友，又被丈夫拋棄了。主告訴我們要幫助那些受難的人、痛苦的人。這一切都不是她的錯，她是沒有罪的。她根本不知道申請已被丈夫撤銷，她拿的是合法簽證，但她卻被扣押了起來。這個事情是不應該發生的，政府不應該輕易地取消她的簽證。她的孩子已經在她之前到了嘛，這些移民局也是應當知道的，為什麽卻在機場取消了她的入境資格呢？如果不再讓她入境，一個母親將永遠也看不到她的孩子了，這樣做是不人道的吧？如果說這是我們的女兒，她到了國外，但人們卻故意擋着她的媽媽不准許入境。這實是一件很傷心的事。

“這次李綠瑩的法律援助律師提出，如果她要想離開移民局看守所，必須有人擔保。我想我是有能力保釋她出來的，可以給她提供住處。這一切都是出於人道的角度，做為一個教徒我也是應該盡這個義務的。我想盡我的能力幫助她們母女團聚，我能幫忙的一定幫；不能幫忙的，我將求助上帝來幫她。”

８

6 月 22 日， 洪躍東以傳真形式向悉尼的中文傳媒發表聲明如下：

一、我太太李綠瑩是在明知她的簽證已被撤銷的情況下登機來澳企圖強行入境的。關於這一點，澳洲移民局、澳洲駐華領事館以及我個人手裡都有詳細的證明材料。因此，她被關進拘留中心完全是由她自己造成的，由此而引起的一切後果應由她本人承擔。

二、李綠瑩 1987 年去日本自費留學， 1992 年 2 月回國，至今我們已分居五年。在 92 年 2 月她回國後，李綠瑩與我父母、孩子之間以及我們夫婦之間發生了許多不愉快的事情（ 1986 年夏天因李綠瑩的生活作風問題我們之間已留下矛盾，詳細情況我將向法庭陳述）。因此，我撤銷了贊助她來澳的申請，這也是我的合法權力！

三、李綠瑩自 1992 年 6 月 13 日抵澳後， 開始四處宣揚所謂她的“不幸”，歪曲事實真象。我常常在白天和夜間接到自稱是李綠瑩的親屬和朋友打來的恐嚇電話（這事我已報告警方）。

我的態度是這樣：法律是最公平的，因此我們依法律辦事，誰的錯誤誰來承擔。我認為李綠瑩的非法入境問題應與我同她之間的家庭糾紛問題分開來談。她非法入境所造成的後果應由她自己承擔，對此我不參與，不負任何責任。至於我們之間的家庭糾紛問題，我願上法庭解決。究竟是做母親的拋棄了孩子，還是做父親的拐帶孩子以及做丈夫的騙了妻子的錢等等，這一切自有公論！李綠瑩作為女性，用她能說善辯的嘴和眼淚可以製造輿論，但我深信，她歪曲不了事實。

1992 年 7 月， 關押在移民局羈留中心的李綠瑩寫了一篇文章登在中文報刊上面，題為《蒼天，救救我》。該文敘述了此次團聚風波的來龍去脈，讀後令人為之震動。洪躍東也讀到了這篇文章。他隨即發表一篇題為《團聚官司？》的文章，全文如下：

“團聚官司”這四個字放一塊兒讓人怎麽看怎麽不順眼。既是“團聚”，何來“官司”？既打“官司”，又怎麽“團聚”。可這事還就有了，並且發生在我身上。

話從頭說。我和李綠瑩 1984 年相識，三個月之後結婚。當時她是教師，我是合資企業的職工，雙方收入的差距不言而喻。 1985 年我們生有一女。 1987 年她的一次外遇事件使我們感情上有了裂痕。 87 年 9 月我們全家傾其所有為她交了赴日留學的一切費用，之後我們天各一方。 88 年我在父母的資助下來到澳洲。

在 1990 年、 91 年，李綠瑩分別兩次共寄給了我三萬六千澳幣，這是事實。但不能說錢是我騙來的，正如我不能說當初李綠瑩騙了我們全家的錢去日本留學一樣。如果說我是另結新歡而騙錢，那麽和我同居的女友完全可以要求我為她辦同居手續，而不必每年交那幾千元的學費，至今仍持着有效的學生簽證。而我也不會一而再、再而三地從 91 年 2 月至 92 年 2 月三次到移民局遞交申請表讓李綠瑩來澳洲。至少在她 92 年 2 月從日本回國後，我如果不第三次申請她來澳洲，是不是這件事情早已劃上一個“圓滿”的句號了呢？！

那麽究竟是什麽原因使得我在多次申請李綠瑩來澳之後又撤銷了這一申請？這其中的原因是由於李綠瑩自 92 年 2 月回國後，對孩子，對我那體弱多病、 高齡 70 、為我們義務撫養孩子近四年的老父老母的所作所為。這其中的前因後果、恩恩怨怨，除了當事人之外，恐怕外人很難有個準確的判斷。可憐的是那只有七歲的孩子，整日生活在動盪不安之中。很明顯，解決的辦法只有一個：讓孩子到我身邊來，儘快讓她過上安定的生活。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團聚”沒幾天，“官司”接踵而至。當孩子指着雜誌上的照片問我：“爸爸，為什麽這上面有我的照片呀？”我的心顫抖了。孩子何罪之有！她有什麽權利把孩子當作工具使用！從那一刻起我決定了，為了孩子的將來，為了孩子儘可能地少受到傷害，我個人可以犧牲，可以委屈。這也是為什麽現在我再三向李綠瑩表明我願意協商解決的動機所在。

一件並非名人的家庭糾紛案，竟引起了如此轟動的社會效應，也算是新聞了。不過人生中的某些事就像一部小說，書一出版，就由不得作者的本意了。施耐庵寫《水滸》決想不到會為現代中國的階級鬥爭服務。曹雪芹的《紅樓夢》也一樣，市儈見淫，才子見情。魯迅看出曹雪芹由沒落走向反叛。毛澤東獨具慧眼，看出了醞藏着的階級鬥爭。江青從中看出了什麽

？不知道。

還是用魯迅先生的一句話：由他們去吧！

　 　　　　　　　　　９

李綠瑩與洪躍東的這場官司打了一年來時間。最後經澳洲法庭裁決，他們的女兒歸李綠瑩一方。由於洪躍東已撤消對李綠瑩的擔保，李綠瑩便無任何理由取得在澳洲居留的簽證。在此情況下，原本從中國萬里迢迢趕來澳洲與分別數年的丈夫團聚的李綠瑩，結果只能攜帶女兒重新離開澳洲回到中國。李綠瑩與洪躍東的這次分別，不僅在地域上隔山隔水，在時間上永永遠遠，而且在感情上和心靈上都成為一種決裂。……

能攜帶女兒重新離開澳洲回到中國。李綠瑩與洪躍東的這次分別，不僅在地域上隔山隔水，在時間上永永遠遠，而且在感情上和心靈上都成為一種決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