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苏轼词句

澳洲政府宣布给予赴澳的中国留学生“四年临居”的决定後，一名来自北京的女子乘民航班机飞往悉尼与丈夫团聚。未料丈夫已在悉尼另有同居女友。他在将国内 7 岁的女儿提前接到澳洲後， 於妻子启程赴澳前夕将其亲属担保申请加以取消。该名女子甫抵机场便被移民官员拘押，送往悉尼非法移民羁留中心等待遣返……

１

1992 年 6 月 12 日， 初夏的北京已经感觉溽暑的脚步渐渐逼进。李绿莹走进北京国际机场，回头再望望那座熟悉的庞大都市，心中充满一种对未来的不可捉摸与吉凶未卜的感觉。她登上中国民航的诺大班机，将要飞向一个十分遥远的国度。那是在太平洋彼岸，南半球，名叫澳大利亚。她的丈夫和 7 岁的女儿在那个地方。一汪大海将她和丈夫隔绝了数年之後，现在他们可以团聚了。这似乎是一幅飘渺虚幻的图画。李绿莹隐隐约约地看到，命运扭曲的魔角已令可怖的狰狞面目初露端倪。

李绿莹不是头次出国。事实上，她比丈夫还要先一步到海外只身闯荡。 1987 年初她赴日本东京自费留学。她在北京的丈夫则一直打算去美国，但屡次努力均未遂愿。後来转而办理赴澳留学，终於获得成功。他在李绿莹到日本近两年之时，於 1988 年 12 月 30 日赴悉尼就读英语。在澳洲，李绿莹的丈夫先得到了一年临时居留签证，後转为四年临时居留。 1990 年 8 月澳洲政府决定，从 1991 年 2 月起， 四年临时居留者可申请家属赴澳团聚。李绿莹丈夫於 1991 年 2 月 7 日向澳洲移民部递交了申请表，并经移民部将该表格於 5 月 30 日分别寄到了北京和东京。经过漫长的一年多的等待，丈夫先将女儿接去澳洲。不久之後，李绿莹也收到澳洲大使馆的签证。但她在终於踏上飞往澳洲的旅程时，内心却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痛苦和忐忑不安。而这种煎熬，都是来自离别数年、远在彼岸、即将重逢的丈夫。

李绿莹的丈夫名叫洪跃东，他们结婚已经 8 年了。李绿莹原是中国北方城市哈尔滨人。她千里迢迢来到北京读书，毕业後在中国戏曲学院任音乐教师。其时洪跃东是北京一家高级饭店工程部的职员。他俩是经由李绿莹所在学院一名教师介绍相识的。洪跃东父母都是知识分子，见到李绿莹之後觉得挺喜欢的。听说她家在外地，一个人孤身在北京，就总是叫她去家里一道吃饭。洪跃东有时也给李绿莹写信，约她出去玩。他俩一见钟情，互相相处颇为默契。洪跃东家境很好，但他没有半点纨裤子弟的习气。人很憨厚，讲一句假话脸就会红。有时东西买错了，让他去退他是死也不肯的。李绿莹很喜欢他的这个老实劲。大约过了三个来月，他们便结婚了。时为 1984 年 6 月 29 日。

他们的女儿於次年诞生。长到两岁的时候，李绿莹便东渡日本做“洋插队生”。在日本，她一心盼着能早日和丈夫女儿团聚，因此发奋打工挣钱，以便有经济能力担保他们过来。李绿莹初时边打工、边上学，後来日语学到一定程度，就又兼职做一份秘书工作。尽管可以挣不少的钱，但李绿莹还是十分节省。几年来从不舍得到外面上饭馆；住的则是最简陋、便宜的宿舍。赶上学校放假，她就每天打工到深夜。 1988 年底洪跃东去了澳洲。他们两人天各一方，又都漂泊於他乡异国，处境十分困窘，生活也非常艰难。一对分离远多於聚合的年青夫妻，时常遥隔浩淼无垠的一汪太平洋水望眼欲穿，思念不已。联结他们感情的信物，便是频频往来的书信。对李绿莹来说，最大的幸福就是每周收到洪跃东从悉尼的来信。她也每周给他回一封信，从不间断。

在日本呆的时间稍长之後，李绿莹才弄清楚，要办丈夫、女儿过来，看来简直有些难於上青天。日本不是移民国家，面积小人口拥挤。中国人要来读书当然可以。这对日本政府而言也算一桩生意，正是其教育输出政策的现实用意。可是没想到这个政策在中国人身上并不灵，要赚他们的钱不是想象的那麽容易。结果往往适得其反，不少中国人以留学为名来到日本，却大行赚日本人的钱之实。更麻烦的是，这些中国人来到日本後，很少真正交钱上学，反而一窝蜂地打黑工、滞留不归。最後弄得日本政府颇有些焦头烂额，穷於应付；不得不悄悄地宣告该项政策破产，并开始收紧对中国的留学生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李绿莹不要说把丈夫办过来，就连她自己在日本的居留也十分困难。 1991 年 2 月 22 日， 李绿莹在日本的合法签证届满到期。为了能继续停留下来，李绿莹不得不随大流向日本政府申请特殊居留签证。

好在在此之前，洪跃东如愿以偿到了澳洲。这对他们在海外团聚又多了一条路。更为幸运的是，洪跃东到澳洲还不到一年，便逢澳洲政府颁布对中国留学生的人道政策。洪跃东现在可以名正言顺地把家属办到澳洲来探亲了。

1990 年，洪跃东给李绿莹去信说，如果办她们母女赴澳和他家二老探亲，需七千多澳元的保证金。於是李绿莹於 1990 年 10 月寄给他 300 万日元， 後又於 1991 年 7 月寄给他 105 万日元，两次加在一起合澳币约 36,500 元。

李绿莹给洪跃东寄去这麽多钱，是因为李绿莹以为在澳洲办理团聚探亲需要大笔费用。洪跃东到澳洲时间不长，那里经济不景气，不如日本打工挣钱容易。李绿莹毕竟有一些积蓄，自己多节省一些，就能让洪跃东在澳洲生活、办事顺畅一些。不过在这个时候，李绿莹在日本的居留也碰到麻烦。她必须设法延长特别居留签证。这是很麻烦的事。想想反正可以申请澳洲居留签证，在日本开销十分昂贵，不如离开此地，回到中国去办理这类手续。

李绿莹写信把这个想法告诉远在悉尼的丈夫。洪跃东得知後，心里有些拿不准主意。因为他在澳洲只不过有个四年临时居留而已，并非定居於此。他们可以申请家属来澳，也不过是澳洲政府出於人道。但这并不等於说，他们可被允许在这里长期居留。移民官员在审理他们的家属团聚申请时，必按有关规定行事。而来自中国大陆的申请，常比别的国家更可能受到刁难，因为移民官员总是觉得中国人的移民倾向最强。另一方面，中国一般人的经济条件不如别的国家好，到澳洲後，很可能会不遵守本地法律而去打黑工。因此他们的担保人或许会要求付出一定的担保金额。洪跃东将这些道理讲给李绿莹听，言下之意，便是如果回北京申请，也许还得另加一笔保证金。

李绿莹也不知这样到底要化到多少钱。便问洪跃东：“我原先给你的钱都干什麽用了？”他说：“花一万元买了辆送货的车，又花一万元和一个朋友合开了家绸布店。”李绿莹说：“那不是还剩一万多元吗 ？”洪跃东生气地说：“我开店每天都得用钱！”她一听心就软了，怕洪跃东在澳洲一个人委屈了自己，就又去找朋友借钱。李绿莹在日本的几个知心的同学都劝她：“你们虽然是夫妻，感情又很好，可是做人你不得不多长一个心眼。”他们都劝李绿莹别这样不明究里地一个劲儿给洪跃东寄钱。

当时李绿莹心里很矛盾，拖了三天没给洪跃东回信。三天後洪跃东来电话催问钱的事。李绿莹反问他：“你是不是有诚意把我办过去？如果你不想办我就不去了。”洪跃东听了一时无言以对。过了一段时间之後，他又从悉尼打来电话，告诉李绿莹说办签证不用再加钱了。到这时李绿莹才知道，“四年临居”者申请家人团聚根本不需要什麽经济担保。她再也不想就这麽在日本傻等下去了。三个星期内她办好一切回国手续，登机返到北京。一到北京便忙着恢复公民身份，办理护照延期，然後等着签证的批复。

２

李绿莹出国去日本之後，在北京的工作和住房也就没有了。她此次回国便住在洪跃东父母处，那是位於北京城西北角的一套十分宽敞的公寓住宅。以前李绿莹与公婆在一起的时候不多，总共加起来大约是一年多一点。尽管如此，李绿莹同公婆一直相处得不错。生下女儿坐月子的时候，公公被派往美国工作，婆婆也要随同前往。李绿莹夜以继日地为婆婆编织一件毛衣。婆婆去美国之後，还专门为李绿莹买了一架缝纫机。 1988 年秋天，他们退休回到北京，李绿莹则去了日本。自李绿莹出国之後，也不知是哪一方发生了变化，总之李绿莹与公婆之间的关系出了毛病。

李绿莹曾於 90 年底从日本回过一次国，呆了一个月时间，探望女儿和两位老人。她突然觉得，婆婆的脾气越来越坏；整天说李绿莹这也不对，那也不对。还对着女儿说：“你妈妈回来咱家全乱套了。”李绿莹心想两位老人已经是 60 多岁的人了，总有些爱唠叨。做儿媳的还是可以忍耐和体谅的。她便只是一个劲地帮家里干活，想在回日本前减轻他们一点负担。李绿莹把六间房子的窗帘都换洗了一遍，地毯上吸出了许多的尘土。

可是这次回来，事情便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婆婆的脾气似乎变得有些古怪。她时不时数落李绿莹道：“你在国外一呆就那麽长时间，不配再带孩子。”她不让小孩与李绿莹同睡，说李绿莹不知道怎麽带小孩，小孩也不适应。李绿莹知道婆婆在国内给他们照顾孩子很不容易，所以李绿莹在日本时总是想方设法多捎点钱给他们；回国时又总是给老人和孩子带不少东西。李绿莹真不知她错在哪里，又怕多和洪跃东说这些事，让他在国外为她们操心。因此只好埋在心底，整日闷闷不乐。

而在洪跃东父母这一方，他们也有他们的苦衷和怨言。以往他们和李绿莹真正相处的时间虽说不长，但李绿莹给他们的印象还是不错的。这次李绿莹从日本回国後，他们便感觉她和以前不大一样。一回来，她就告诉他们她挣了很多钱，而且有些洋洋得意地说：“这是在国内干教员一辈子也挣不到的。”生活上，他们每天仍照例要买菜、做饭、送小孙女上学。李绿莹只是偶尔送孩子去上学，偶尔洗一次碗。晚上吃了饭，她便早早回自己的房间去休息。孩子的洗、漱她根本不管，全是孩子奶奶负责。

李绿莹在怀孕时曾做过检查，认定是个男孩。不想生下来却是个女孩，她为此很不高兴。但洪跃东的父母亲都很喜欢这孩子。所以当两位老人退休後，就让洪跃东把孩子从哈尔滨李绿莹家接了来。李绿莹回国後，对孩子很少关心。有一次孩子说肚子痛不想吃午饭，洪跃东妈便赶紧对老伴和李绿莹说：你们俩随便谁领她去医院去看一看。李绿莹在孩子肚子上揉了几下，便说，没事。接着就回房间睡觉了。洪跃东妈洗完碗便又和李绿莹说起此事。李绿莹听後忍不住大发脾气：“谁让你们把孩子从哈尔滨接来的？谁接来的谁负责。我从没认为这孩子是我的，谁愿意要谁要。”

李绿莹回国後不久，曾同公婆商量说，她一个日本朋友的儿子要来北京留学，想住在他们家里。公婆听後表示不同意。大概是 92 年 4 月里， 她又和公婆谈起这件事，他们仍不同意。李绿莹十分生气，说：“有什麽了不起！这些年我在日本，没你们不也照样活过来了。”以後几天她都很早就出去，很晚才回家。因为没让那个日本人来家住，她一直都不大和公婆说话。这件事发生以後没几天，他们住的楼里自来水管道需要修理。洪跃东妈妈让李绿莹帮忙存水，正赶上李绿莹在自己房间里打电话。一见婆婆推门进来让她帮忙，便大喊：“你干涉我打电话，这是我的自由，是我的权力。”随後便骂起人来。後来她又说：“我在哪儿都可以住，干嘛非住这不可！”说完便离开了家。

李绿莹的老家远在东北黑龙江省的哈尔滨。家中有父母和弟妹。从日本回国後半个多月，李绿莹一直没有同他们联系。怕他们给她打电话，可能惹得婆婆不高兴。李绿莹还有一个大伯在北京。除了公婆家外，李绿莹最常去的就是她的这个大伯家里。有时心里不高兴，或在公婆家沤了什麽气，她便到大伯家来倾诉、排遣。此次同公婆吵了架，她索性搬到大伯家里住。二十多天时间里，她只回过公婆家两次，去取她的生活用品。

5 月 7 日上午，洪跃东从澳洲给父母打来电话，说他已经同李绿莹通了话，要她下午回来给父母亲道歉，留在家里照顾公婆和孩子。并说他对李绿莹的态度很严厉，如若李绿莹不来，他便要撤消她去澳洲的担保。

李绿莹是当天晚上 8 点多钟回到公婆家来的。 进来後就钻进自己的房里不出来。第二天吃完午饭，她才对正在洗碗的婆婆说：“老太太，还生我的气呢。”

洪跃东父母本来对李绿莹的表现就很有意见。现在见她这麽一种态度，都感觉李绿莹根本不是认真来道歉的，便在下午和她坐在一起谈这件事。洪跃东父亲对她说：“让日本人来家里住是不对的，开口骂婆婆更不对。离开家一走就是 20 多天，也不管老人和孩子。直到洪跃东打电话说要取消担保，你才回来；而且道歉的态度极不认真。”洪跃东的母亲可以说是伤心透了，再不愿和李绿莹住在一起惹气生。於是，他们便对她说：“你现在既然有地方住，并且不久你也要去澳洲；为了双方都能愉快一点，你还是不要回来住吧。”

李绿莹听了这话，默然无语。这天晚上，李绿莹向婆婆提出让她和孩子一起睡一夜。婆婆答应了。夜里女儿抱着李绿莹哭着求她：“妈妈别离开我，别离开我。”李绿莹紧搂着女儿说：“下次妈妈来接你去澳洲看爸爸，你在奶奶家要听话。”半夜里李绿莹做了个恶梦，被两条毒蛇紧紧地缠住。她喊醒了，发现是女儿的双手紧紧地搭在她的胸前。那是五月中旬，是李绿莹和女儿在一起的最後一晚。

第二天，李绿莹从公婆家中出来朝大伯家走去。她身上背着一个包，一个人踯躅在下着大雨的街道上，心里觉得很孤独、很凄惨。当天晚上，她一连写了几页纸的信，对洪跃东说：“我心里觉得很悲哀；但我一想到不久就可以见到你，心里也就踏实了。”李绿莹想她的信是会打动洪跃东的，因为她对他的爱始终没有变过；她相信洪跃东对她也没变。记得有一次李绿莹在一封信里劝他：一个人在国外不容易，只要你不变心，你高兴怎麽做都行。洪跃东回信说：你把我看成什麽人了。李绿莹从此事上依稀感觉，洪跃东还是如多年前那样淳厚朴实，那样有情有义。可是自从李绿莹这天把这封长信发出後，却再也没有见到洪跃东的回信。

３

远在南半球悉尼的洪跃东，其时已经变了模样。他出生於一个优越的家庭当中，自幼倍受父母宠爱。他以一个令人羡慕的中外合资企业职员的身份，找到爽朗活泼的音乐教师李绿莹为妻。仅在极短的时间里，他便成了有妇之夫，旋即又成了为人之父。这在洪跃东看来，他还是他，并觉不出生活有何实质变化。一切都显得枯燥无味，单调平乏。即便是“文革”当中父母被打成“反革命”，他因此也颇受牵累，但那些过去的经历已很快地褪色和淡忘。惟有到了 80 年代下半叶，中国开始对外开放，出国风潮渐起之时，洪跃东方才心血来潮起来。 1986 年底，在美国工作的父母来信，称美国政策有所变化，他们可设法办理子女赴美留学。

洪跃东虽未念过大学，但他很好学，并一直坚持自学英语。他很向往美国，不知那是怎样一个光怪陆离的大千世界。尤其父母又在美国多年，他若能过去，可与父母生活在一起，便省却了许多麻烦。可是妻子李绿莹另有想法。她也很想出国，对这方面的消息颇为灵通。她觉得美国签证太难办理，要考托福的话她与洪跃东均不可能过关。而日本就没有这麽困难。那里正向中国开放招收自费留学生，以学习语言为目的，就没有读大学学位那样的要求了。只要找个语言学校报名，有个接受通知，就可以申请签证。那些学校都是私人办的，只想挣外国学生的钱，没有不愿意接受的。而且她也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说是去日本读语言学校可以先不交学费，等找到了工作，学费就可以解决了。她还算年轻，不怕吃苦；同时感到日文比英文好学，一定可在日本挣到钱的。洪跃东听她这麽说，也表示支持。於是他俩一个继续学习英语，争取去美国；一个学日文，努力东渡日本。

结果李绿莹果然说得不错，她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收到了赴日留学的签证。洪跃东虽然晚了一步，但仍然非常高兴。或许他去不了美国，李绿莹碰到机会还真能把他弄到日本去也难说呢。於是他们把家里的电器都卖掉，凑足路费让李绿莹去了日本。谁知到了那里後，学校却催着李绿莹缴纳学费，否则学生签证便可能无法续下去。李绿莹无奈，来信向国内求援。洪跃东一时也无法筹措这笔学费。那是 30 多万日元，约合 2000 多美元，在当时的中国可真算得上是个天文数字。洪跃东心急如焚，只得告知在美国的父母亲。洪跃东父母亲虽算出国工作人员，但在美国每月的生活费两人加在一起也只得 200 多美元。 他们便将省吃俭用积蓄下来的钱寄到日本，以解李绿莹的燃眉之急。

李绿莹去日本一年多的时候，洪跃东的父母退休回国。这样一来，由父母担保洪跃东去美国留学一事便泡了汤。他颇不甘心，又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南半球的澳大利亚。澳洲刚刚开始实行教育输出政策，也像日本一样，大力向海外招徕留学生。澳洲国内的语言学校如雨後春笋般地出现。任何人只要愿交一笔学费，无须严格的学历及语言要求，便可获得学生签证。洪跃东到澳洲驻北京大使馆递了一份申请表，没过多久，果然就被批准。这时距李绿莹东渡日本已近两年。

从此他们便劳燕分飞。洪跃东抵达澳洲第一大城市悉尼。读书、寻工、打工，差不多尝遍了人间的一切苦涩。他都默默无言地忍受下来。而在这种十分艰难的情形下，他对远方妻子的思念变得无比的强烈。以前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感觉，妻子在他心目中会如此可爱和令他眷恋不已；他会如此地渴望和需要妻子。他常常在深夜里捧着妻子和女儿的相片呆呆地看着。他差不多每个星期都要给妻子写一封信，倾诉他的苦恋和相思之情。

在这期间，中国和澳洲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情。来澳不到两年，澳洲政府突然宣布，洪跃东这一类中国学生，可以获得一个四年临时居留签证。虽然很难说将来是否可以定居，但至少有几年的安稳；不必如从前那样奔波，那样如浮萍一般无根无基，那样连基本生活都时刻有着朝不保夕的危机感。他们可以享有国民医疗保健，领取失业金，有无限制的工作权利；特别是，他们还可以担保国内的家属来澳团聚。

４

好事临头，洪跃东却犯难了。原来在不久之前，他与一名中国女子开始同居。这名女子是“六二○”後来澳洲的，故无法获得政府宣布的“四年临居签证”。她是在租住房屋之时认识洪跃东的。洪跃东人显得敦厚，早来了两年也挣了一些钱；加上洪跃东可能在澳洲留下，她便一心一意同洪跃东相好起来。後来他俩在悉尼租下一个小店铺，做起丝绸布料的生意。

说实话，洪跃东才刚刚尝到与另一个女人共同生活的滋味；而这个女人又离他这麽贴近，同在艰苦环境里患难与共，对生活的体验有一种心有灵犀一点通的默契。要他陡然与她断绝关系，的确有些难以割舍。李绿莹虽是自己的发妻，但分离的时间实在太长，他对她已有一种莫名的陌生和遥远之感。如果说，这是从人的自然本性上为自己另有新欢找出理由来的话，那麽，从一种潜伏颇久而时时如火中烧的报复心理出发，他也可用诅咒李绿莹的过失来弥补自己不忠的愧疚。 1986 年夏天，他与李绿莹结婚两年之时，便发生了李绿莹与另一名男子有染的丑闻。洪跃东为此在内心结下长久的忌恨。即使在平和无变的情形下也难以谅解，而一当出现裂痕与争执，这种潜伏的妒火便会突发为否定性的攻击。

李绿莹对远在澳洲的丈夫金屋藏娇可能早有感觉。她曾试探性而委婉地写信向丈夫表示自己的想法：她理解一个男子对女性的需求，只要不搀进感情，他可以不必愧疚地设法满足自己的欲望。洪跃东当然明白她的意思。好像被戳到了痛处一样，他马上对此矢口否定。有一天夜里，李绿莹从日本给洪跃东打电话。她从电话里听到远在悉尼的丈夫那头有女人的声音。出自女性的敏感，她忍不住对此产生疑忌。但李绿莹并未向丈夫作出表示，她只是把这事告知在北京的洪跃东的父母。两位传统而保守的老人十分生气，便写信给洪跃东质问此事。洪跃东不知如何作答，在回信时只好未置一辞。李绿莹从日本返回北京等待到澳洲与洪跃东团聚的签证之时，再次对公婆旧事重提。洪跃东之父便径直打电话问他是怎麽回事。洪跃东说根本没那麽回事。他说：他在澳洲开始是和几个留学生同租一套公寓，男的女的都有。後来别人都搬出去了，只剩他和一个女同学在两间房里住。由於这套公寓里只有一条电话线，他们便各自在自己的房间里接了分机。李绿莹夜里打电话，所以有可能听到女人的声音。

洪跃东其实是把此事的开头当作结尾讲给父母亲听的。这个“女同学”亦来自北京，已婚，丈夫和一名四岁的女儿均在中国。在许多方面，她与洪跃东的境遇是非常相似的。两人先是分住在同一套公寓的两个卧房里，日久生情，亦就睡到了同一张床上。此女子是搞服装出身的，也算是学有专长，并且这个专长在悉尼非常实用。投一些钱建个自己的生意，就有可能赚大钱。他俩谈论起这样的前景来，都十分兴奋。说干就干，他们一起去看店面，调查行情，计算可能需要的成本和利润。最後他们终於开出一间服装店。这在当时众多为生计四处奔波、时时处於失业的恐慌当中的中国留学生而言，也算是颇为出色的事情。

一个已婚男子，在异国他乡遇到一位有夫之妇，共同的命运令他们走到了一起。接着他们便面临着与原配夫妻分手的问题。女的抛弃男的，有时会被指责是水性扬花，红杏出墙。男的遗弃女的，则往往被骂为“现代陈世美”。这几乎成了中国文化因袭千年的传统模式，通行於任何国度任何时代的华人圈子当中。就洪跃东他们而言，问题要更严重一些。这里还牵涉到外国身份的事情。偏偏只有洪跃东一人有在澳洲“四年临居”的权利，这权利又只能让他申请一名女人在澳洲居留。他便面临着二者必居其一的两难选择。一个是自己的发妻，分离已久简直如同陌路人，而且远在天边；一个是自己的女友，刚刚相爱似乎有些如胶如漆，而且近在眼前。没人知道，洪跃东在这个问题上熬过多少不眠之夜，经历过怎样激烈的内心矛盾和斗争。总之，最後的结果还是应了一句老话：旧爱不如新欢。

他们於是着手解决个人的历史遗留问题。 1992 年 5 月 30 日，洪跃东在澳洲的女友乘飞机抵达北京。 她与丈夫在一周之内协议离婚，并将四岁的女儿判给男方。洪跃东曾将该女友的北京之行告知父母。但他并未提及她返国办离婚之事，只是说要托她将女儿带回澳洲。 6 月 5 日，该女友到北京洪跃东父母处，将洪跃东 7 岁的女儿同机携带到了悉尼。 此时正住在北京大伯家中等待赴澳与丈夫团聚的李绿莹，还懵然无知一直蒙在鼓里。直到数天之後，李绿莹才风闻洪跃东在澳洲的女友的北京之行。她也是神通广大，很快打听到该女子丈夫的家。李绿莹匆匆赶到那儿，想弄清楚到底是怎麽回事。不巧的是，她吃了个闭门羹，未见到任何人。李绿莹只得留下一个字条。第二天洪跃东女友在北京的丈夫打电话告诉李绿莹，她的女儿已被带走；带李绿莹女儿走的那个女人是他的前妻。她最近回国同他闪电式办妥了离婚手续。这时已经是 6 月 11 日，是李绿莹即将启程飞往悉尼的前一天晚上。

５

话说 5 月 9 日李绿莹与公婆发生了口角，再次离开家中到北京的大伯家居住。当晚她给洪跃东写了一封信，倾诉自己的满腔苦楚。可是等了很久，李绿莹等不到他的回信，心里很是不安。几次打长途电话对方都没有人接。直到 6 月 6 日澳洲时间晚上八点钟，李绿莹终於要通了对方付款的电话。李绿莹在电话里对洪跃东说：“我这两天一直在跟你联系，但始终联系不上。孩子的机票我已经打听好了，是成人票价的百分之六十七。”洪跃东说：“什麽孩子？孩子已经到了。”李绿莹先是一怔，接着问他：“孩子怎麽会到了？什麽时候？”他说：“刚到，刚接回来。”。接着他又问李绿莹：“你没收到我的信吗？”李绿莹说：“什麽信？”“你看了我的信就知道了。”李绿莹这时才晃然大悟，原来他们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划个圈套让她钻。

这时李绿莹想起一周之前，她给洪跃东父母家打电话，打算“六·一”儿童节带女儿到北京游乐园玩玩，因为这一天同时也是孩子的生日。公婆在电话里笑嘻嘻地问李绿莹：“你的签证怎麽样了？”其实大使馆在 5 月 28 日就签下了签证，当时是 5 月 30 日，李绿莹现在想来他们很有可能已经收到了签证。听了李绿莹的话，公婆立即推说“六·一”学校组织去游乐园，不让去接孩子。後来李绿莹曾打电话问女儿，她告诉李绿莹学校根本没有组织他们去游乐园，而且爷爷、奶奶已经在“六·一”前就让她办了退学。

想到这里，李绿莹心里十分难受。她在电话里告诉洪跃东，为了等待去澳洲的签证，她整天冒着 30 几度的高温为孩子赶衣服，晚上要靠三片安眠药才能睡得着觉。洪跃东听了这些，一句话也不说。沉默片刻他告诉李绿莹：“你的签证已经下来了，你没收到吗

？我想你还是不要来了，这里不好混下去。”李绿莹哭着问他：“那你打算怎麽安排我？我呆在哪里？现在我已经无家可归了。”他却说：“那是你自己的事。要是我就不会混得那麽惨。”“可我是你妻子，你还负不负责任？”“我们的临时居留签证也没有保证可以在澳洲长期呆下来。或许过两年我就带孩子回去了。”“你这样还算不算是个做丈夫的？你还是不是人？”他说：“你说这些有什麽用。”李绿莹听了已泣不成声，当时就不省人事了。洪跃东於是把电话挂断。

李绿莹是在她大伯家打的电话。起初家里还没有人；後来大伯回来了，看到李绿莹这个样子，急得不得了。这时邻居们都赶来了，有人忙着去叫医务室的大夫，有人忙着给李绿莹掐人中。大伯有些不知所措，赶紧叫通了澳洲的对方付款电话，告诉洪跃东：“你说不让她去澳洲了，她听後昏死了过去，现在呼吸困难。”洪跃东听後说：“那赶紧上医院呀。”大伯说：“真的出了事怎麽办？你们家人都不在。”他却说：“住在你家你能负责；出事了，你怎麽不负责了？”大伯气坏了，说：“你这个年青人，讲话怎麽这麽不通情理。”洪跃东却在那头把电话挂了。以後再给他拨电话，他拒绝付款，不接电话了；要不就是录音电话的声音。

李绿莹想自杀，一死了之。但她被从哈尔滨乘飞机赶来的弟弟好说歹说劝住了。事到如今，她只想求洪跃东看在夫妻的份上不要那麽绝情，给她一条生路，让她去悉尼看看女儿。李绿莹心想：如果洪跃东有了新欢，不想要她了，她可以一个人带着孩子过，决不会影响洪跃东的生活。毕竟是夫妻一场，可以好说好散。再怎麽样，总不至於连个见面说话的机会也不给她吧？！

李绿莹因去日本留学，回国後在北京已没有个人的联系地址。洪跃东在澳洲获得“四年临居”签证後，要申请李绿莹与女儿赴澳团聚，一切公文函件均由澳洲驻北京大使馆审理，再将结果发至洪跃东的父母处。他们女儿的签证早在 91 年 12 月份就办好了。李绿莹从日本回国後，洪跃东的父母便把签证给她看了。因为李绿莹的签证还没办好，孩子也跟着在北京等，想等李绿莹的签证办好後一块儿去澳洲。一直等到 92 年 6 月 1 日，洪跃东父母才收到李绿莹的签证。 当时李绿莹不在家里住，而是住在她大伯那儿。洪跃东父亲便打电话给澳洲，告诉洪跃东李绿莹的签证已经办好了，是否让孩子和她一起走。洪跃东说不用了，孩子先过来吧，告诉李绿莹让她等我的一封信，然後再订机票。 6 月 6 日，李绿莹打电话问她的签证，洪跃东只是告诉她签证已在 6 月 5 日寄给她了，而且告诉她孩子已经平安到达澳洲。李绿莹只好说，孩子先走了也好。

1992 年 6 月 7 日，李绿莹终於收到从洪跃东父母处转寄过来的赴澳签证。这时李绿莹独自作出决定，不管洪跃东已经变得怎麽样，他毕竟还是自己的丈夫。她想去澳洲与他好好面谈一次，看看到底发生了什麽事情。就算无法挽救两人的婚姻，她也不愿不明究里稀里糊涂地变成一个局外人。於是她抓紧购买直达悉尼的机票。启程日期为 6 月 12 日。

但在 6 月 11 日下午 4 点左右，洪跃东突然给他父母打来电话，告诉他们他刚和李绿莹通了电话，明确地告诉李绿莹他已撤消了担保，而且向李绿莹提出离婚。父母听了感到很突然，问洪跃东为什麽，他也没细说。当天晚上，他们接到邮局给李绿莹的一个来自澳洲使馆的挂号通知单。第二天一早，洪跃东父母让女婿立即通知李绿莹。大概又过了三、四天，邮局送来了一张催领单，他们才知道她根本没去邮局取信。而这封给李绿莹的挂号信的内容，事後才知道，正是澳洲驻北京大使馆在收到洪跃东取消对李绿莹的担保通知之後，告知李绿莹她原先获得的赴澳入境签证已经无效。

６

这个时候， 1992 年 6 月 12 日星期五， 李绿莹正拿着澳洲政府签发的家属团聚签证，乘中国民航班机，从北京飞往悉尼和丈夫洪跃东团聚。这次赴澳前的几场意想不到的风风雨雨，已使她对未来的恶劣命运有了充分的准备。但她仍没想到结果会那麽悲惨。

悉尼时间 6 月 13 日上午， 飞机抵达位於悉尼市东部海滨的国际机场。随着人流，李绿莹拿着护照朝海关检查柜台走去。关员看了护照後，问她是哪国人。李绿莹一句英语也不会讲，只好请同机的一个小伙子帮她做了翻译。当李绿莹告诉他们是中国来的以後，他们就去查电脑，然後告诉她：“你丈夫已经撤销了你来澳洲的申请，因此你不能入关了。”李绿莹先是一怔，後让朋友告诉他们护照上的签证是合法有效的。但他们仍坚持说李绿莹已不能获准入境。接着来了两个持枪的女警察，把她押上了一个像笼子一样的警车。李绿莹当场被这突发的一切吓晕了过去。醒来後，她感觉一种从未有过的羞辱。她气愤，脑子像针扎一样。这个时候，李绿莹又被带进一个房间，她所有的行李被命令一件件地打开和进行登记。此时已经是下午了，她饿得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请工作人员给她点吃的。她得到了几片面包。

也算是无巧不成书。当时在悉尼国际机场有位来接机的女士，名叫江静枝。她是悉尼一名十分活跃的华裔艺术家，并兼有澳洲高等法院英汉双语翻译的头衔。 6 月 13 日她去机场接大陆来的朋友， 想不到这位朋友恰巧和李绿莹同机隔座。他在机上听说了李绿莹的家庭纠纷之後，很是同情。於是就把江静枝的电话号码写给了李绿莹，并说如她有什麽困难，可以直接打电话给江静枝。

在出关处，江静枝看见李绿莹被警察带上警车，不知发生了什麽事情。就走过去，询问是否语言不通产生了什麽误会。警察不太友好，对她显出一副爱理不理的模样。於是江静枝声称她是高等法院翻译，可以帮助各位。警察最後勉强同意请她帮忙只翻译一句话：“李绿莹的丈夫是否还来接她？”李绿莹说：“不会来。”江静枝在警察与李绿莹之间翻译了上述对话後，马上又用中文悄悄告诉李绿莹：“如需帮助，你快来电话。”

到家後，江静枝就接到了李绿莹的电话，并对整个事情进行了了解。然後，她给悉尼一家由澳洲政府资助的半官方性质的华人组织中国移民福利会主席黄肇强挂了电话。他接电後即与悉尼的华文传媒机构进行联系。江静枝後来又把此事告诉了 SBS 澳洲民族广播电台。

当天下午，李绿莹被澳洲移民官员押解至悉尼西部数 10 公里以外的维拉伍德非法移民拘留中心。几乎在同时，此一事件便通过当地的中文传媒在悉尼各界传开，引起华人社区极大震惊。按澳洲法律，非法移民被遣返之前，可有一个申诉的机会。李绿莹在有关方面的法律援助下，要求澳洲法庭就子女归属、财产纠纷等立案审理，并对李绿莹是否为非法入境及其去留作出裁决。这便是轰动一时的“中国留学生团聚官司”。当地的中文传媒用醒目的标题点出这场官司的核心问题：合法签证、非法入境，财产女儿──谁属 ？正牌妻子、合法同居，法律道德──谁赢？

７

中国移民福利会主席黄肇强表示：“我知道这件事是通过江静枝女士打电话告诉我的。後来李绿莹本人又给我打来电话，叙述了她的遭遇。我听後十分同情。第二天我就给移民局长写了信，并打电话和移民局联系，商讨是否能够延缓她在澳的逗留时间，同时是否可争取改善一下她目前的居住条件。 6 月 17 日，我去移民局看守所看望了她。我认为抛开她和丈夫的个人情感不去说，就她目前持有有效签证这点，海关应当允许她入境。尽管移民局已接到她丈夫撤销申请的表格，但她本人并不知道这一切。如果她所叙述的事实是存在的话，我们至少可以认为，她丈夫目前的许多做法是不尽人情的，有失人道的。这一点在道德上是要受到谴责的。”

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领事刘生文表示：“由於李绿莹是中国公民，所以我一接到这消息就给她打电话，可以说每天都有电话联系。 6 月 18 日， 我和另外两位领事去拘留所看望和安慰李绿莹，并表达了领事馆对此事的关注。

“近日来，我们和新南威尔士州移民局进行了多次交涉，希望能暂缓遣返李绿莹回国，以便把事情弄清楚。但移民局的答覆很简单，按照法律，李绿莹必须立即遣送出境。作为中国领事馆，我们除了要求中国留学生遵守澳洲法律外，同时也把这件事的复杂性和後果告诉了移民局，希望他们能妥善解决此案。

“我很同情李绿莹的遭遇。她从东京到北京再到悉尼，实在很不容易。丈夫拿走了她的 36000 澳元和亲生女儿，然後突然取消她来澳洲的签证，这是不道德的。我认为这件事当中还有许多细节和技术问题。究竟谁对谁错，法庭和舆论会评判。我也和李绿莹的丈夫洪跃东通过电话，劝说他正确处理。并建议：第一，先把李绿莹保释出来；第二，希望能重新和好，家庭团聚；第三，不能和好就以法律解决。总之不要给双方和家庭再造成悲剧。”

悉尼中国家庭教会张牧师表示：“在一次教堂的礼拜上，有一对青年夫妇同我说起李绿莹的故事，求我看在上帝的份上帮助这位弱女。那位太太很痛苦，是哭着和我叙述李绿莹的遭遇的。

“移民局原订星期六就要把李绿莹遣送回中国的。星期五下午政府派给她的援助律师在法庭上为她求情暂缓遣送，本来是很难成功的。这次应感谢上帝，法庭决定暂不递解她出境，延期至 7 月 16 日。 下星期二法庭将继续开庭审理李绿莹一案，主要涉及孩子的抚养权一事。星期二我们还和移民部进行交涉，争取保释她。这次是我出面保她的。因为她在这里没有一个亲友，又被丈夫抛弃了。主告诉我们要帮助那些受难的人、痛苦的人。这一切都不是她的错，她是没有罪的。她根本不知道申请已被丈夫撤销，她拿的是合法签证，但她却被扣押了起来。这个事情是不应该发生的，政府不应该轻易地取消她的签证。她的孩子已经在她之前到了嘛，这些移民局也是应当知道的，为什麽却在机场取消了她的入境资格呢？如果不再让她入境，一个母亲将永远也看不到她的孩子了，这样做是不人道的吧？如果说这是我们的女儿，她到了国外，但人们却故意挡着她的妈妈不准许入境。这实是一件很伤心的事。

“这次李绿莹的法律援助律师提出，如果她要想离开移民局看守所，必须有人担保。我想我是有能力保释她出来的，可以给她提供住处。这一切都是出於人道的角度，做为一个教徒我也是应该尽这个义务的。我想尽我的能力帮助她们母女团聚，我能帮忙的一定帮；不能帮忙的，我将求助上帝来帮她。”

８

6 月 22 日， 洪跃东以传真形式向悉尼的中文传媒发表声明如下：

一、我太太李绿莹是在明知她的签证已被撤销的情况下登机来澳企图强行入境的。关於这一点，澳洲移民局、澳洲驻华领事馆以及我个人手里都有详细的证明材料。因此，她被关进拘留中心完全是由她自己造成的，由此而引起的一切後果应由她本人承担。

二、李绿莹 1987 年去日本自费留学， 1992 年 2 月回国，至今我们已分居五年。在 92 年 2 月她回国後，李绿莹与我父母、孩子之间以及我们夫妇之间发生了许多不愉快的事情（ 1986 年夏天因李绿莹的生活作风问题我们之间已留下矛盾，详细情况我将向法庭陈述）。因此，我撤销了赞助她来澳的申请，这也是我的合法权力！

三、李绿莹自 1992 年 6 月 13 日抵澳後， 开始四处宣扬所谓她的“不幸”，歪曲事实真象。我常常在白天和夜间接到自称是李绿莹的亲属和朋友打来的恐吓电话（这事我已报告警方）。

我的态度是这样：法律是最公平的，因此我们依法律办事，谁的错误谁来承担。我认为李绿莹的非法入境问题应与我同她之间的家庭纠纷问题分开来谈。她非法入境所造成的後果应由她自己承担，对此我不参与，不负任何责任。至於我们之间的家庭纠纷问题，我愿上法庭解决。究竟是做母亲的抛弃了孩子，还是做父亲的拐带孩子以及做丈夫的骗了妻子的钱等等，这一切自有公论！李绿莹作为女性，用她能说善辩的嘴和眼泪可以制造舆论，但我深信，她歪曲不了事实。

1992 年 7 月， 关押在移民局羁留中心的李绿莹写了一篇文章登在中文报刊上面，题为《苍天，救救我》。该文叙述了此次团聚风波的来龙去脉，读後令人为之震动。洪跃东也读到了这篇文章。他随即发表一篇题为《团聚官司？》的文章，全文如下：

“团聚官司”这四个字放一块儿让人怎麽看怎麽不顺眼。既是“团聚”，何来“官司”？既打“官司”，又怎麽“团聚”。可这事还就有了，并且发生在我身上。

话从头说。我和李绿莹 1984 年相识，三个月之後结婚。当时她是教师，我是合资企业的职工，双方收入的差距不言而喻。 1985 年我们生有一女。 1987 年她的一次外遇事件使我们感情上有了裂痕。 87 年 9 月我们全家倾其所有为她交了赴日留学的一切费用，之後我们天各一方。 88 年我在父母的资助下来到澳洲。

在 1990 年、 91 年，李绿莹分别两次共寄给了我三万六千澳币，这是事实。但不能说钱是我骗来的，正如我不能说当初李绿莹骗了我们全家的钱去日本留学一样。如果说我是另结新欢而骗钱，那麽和我同居的女友完全可以要求我为她办同居手续，而不必每年交那几千元的学费，至今仍持着有效的学生签证。而我也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从 91 年 2 月至 92 年 2 月三次到移民局递交申请表让李绿莹来澳洲。至少在她 92 年 2 月从日本回国後，我如果不第三次申请她来澳洲，是不是这件事情早已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了呢？！

那麽究竟是什麽原因使得我在多次申请李绿莹来澳之後又撤销了这一申请？这其中的原因是由於李绿莹自 92 年 2 月回国後，对孩子，对我那体弱多病、 高龄 70 、为我们义务抚养孩子近四年的老父老母的所作所为。这其中的前因後果、恩恩怨怨，除了当事人之外，恐怕外人很难有个准确的判断。可怜的是那只有七岁的孩子，整日生活在动荡不安之中。很明显，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让孩子到我身边来，尽快让她过上安定的生活。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团聚”没几天，“官司”接踵而至。当孩子指着杂志上的照片问我：“爸爸，为什麽这上面有我的照片呀？”我的心颤抖了。孩子何罪之有！她有什麽权利把孩子当作工具使用！从那一刻起我决定了，为了孩子的将来，为了孩子尽可能地少受到伤害，我个人可以牺牲，可以委屈。这也是为什麽现在我再三向李绿莹表明我愿意协商解决的动机所在。

一件并非名人的家庭纠纷案，竟引起了如此轰动的社会效应，也算是新闻了。不过人生中的某些事就像一部小说，书一出版，就由不得作者的本意了。施耐庵写《水浒》决想不到会为现代中国的阶级斗争服务。曹雪芹的《红楼梦》也一样，市侩见淫，才子见情。鲁迅看出曹雪芹由没落走向反叛。毛泽东独具慧眼，看出了酝藏着的阶级斗争。江青从中看出了什麽

？不知道。

还是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话：由他们去吧！

　 　　　　　　　　　９

李绿莹与洪跃东的这场官司打了一年来时间。最後经澳洲法庭裁决，他们的女儿归李绿莹一方。由於洪跃东已撤消对李绿莹的担保，李绿莹便无任何理由取得在澳洲居留的签证。在此情况下，原本从中国万里迢迢赶来澳洲与分别数年的丈夫团聚的李绿莹，结果只能携带女儿重新离开澳洲回到中国。李绿莹与洪跃东的这次分别，不仅在地域上隔山隔水，在时间上永永远远，而且在感情上和心灵上都成为一种决裂。……

能携带女儿重新离开澳洲回到中国。李绿莹与洪跃东的这次分别，不仅在地域上隔山隔水，在时间上永永远远，而且在感情上和心灵上都成为一种决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