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州议员之死 (悉尼老留学生故事） |
| 送交者: caohuihui 2004年10月18日17:20:19 于 [加国移民]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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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 ──中国警言
在此情况下，纽曼的人身安全获得警方的严密保护。其住宅与办公室均是高度设防的。除了高高的砖墙和铁栅栏环环围绕之外，还专设一套精密的报警系统。纽曼本人也十分警惕。他勤於钻研和操练防身功夫，并获得空手道六段资格。然而这一切均无济於事。纽曼的生命居然在一瞬间轻轻易易地就被毁灭了，而且一直就无法找到凶手的真正谋杀动机，从而成为澳洲众多无以破解的神秘悬案之一。 纽曼的同居女友是一名来自中国西安的自费留学生，名叫露茜。她时年 28 岁；长得清清秀秀，外貌颇有东方女性的机敏与柔和。路茜在国内原本是英语专业的大学生，加上来澳生活多年，又修读了麦觉理大学的英国文学研究生课程，故能讲一口漂亮的英语。她是经人介绍认识已丧偶独居多年、比自己大 20 来岁的纽曼的。那时她在悉尼一家中餐馆做侍应小姐。有位朋友告诉她，新州议员纽曼因与华裔社区交往频繁，需请一名英、汉语翻译。那位朋友介绍她去见纽曼。初次见面，路茜便为纽曼英俊洒脱的外表和刚毅宽和的气质所倾倒，很快他们便相爱并发展到同居。不过，路茜已是一个有夫之妇。其丈夫还在中国，原也是一位大学生。自与纽曼相识相爱之後，路茜多次去信向丈夫表示离婚的意愿。未料丈夫大为光火，不但不听路茜的晓之以理和动之以情，反而来信威吓道，若她与那个外国佬结婚，他势必从中作梗。 就是因为此事，一向开朗快活的路茜，心里也常常烦烦的。不久前，路茜已与纽曼订了婚，订婚仪式是在新州议会里面举行的。当时她抱着一捧鲜花，而纽曼把她抱起来一直步下议会大厦前门的台阶。那些美妙的场景都被拍摄下来，有的甚至出现在当地的报刊上面。纽曼应允，在忙过 95 年 3 月的新州大选之後，他们将正式成婚。路茜每天都在盼望着这个日子的到来。可是纽曼希望再婚之前路茜能与她在中国的丈夫办妥离婚手续。为此事他们还专门去到中国驻悉尼的总领事馆询问，看怎样才好办理这类跨国的离婚事宜。 不管怎麽样，路茜与纽曼在一起的日子是十分快乐的。纽曼身材硕长，风度翩翩；因领头与当地黑帮势力较劲而成为颇具影响的州议员；同时家资亦颇丰，特别是相对於来自中国大陆的华人而言，贫富差距不可同日而语。路茜离乡背井远涉重洋，来到澳洲当然是为追求一种更为舒适美好的生活。在纽曼的身上，她看到了自己的追求所在。她是一个讲究实际并且物质欲望很强的人，愿为自己向往的东西而孜孜以求，义无反顾。现在她遇上了纽曼，她觉得心满意足。她愿意牢牢把握这个再再难逢的天赐良机，为自己的人生描绘一幅他人难以比拟的美好前景。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个美梦倾刻间便被可怕的现实冷酷无情地粉碎了。她简直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她的人生怎麽会一下子便从快活的巅峰崩落至不幸的深渊？
纽曼比路茜年长约 20 岁。 1986 年，他在卡帕拉玛塔区的补选中以工党候选人资格获胜，成为新州议会议员。这天晚上是星期一，纽曼去参加了本地工党支部的一个会议。 路茜站起身来，把电视关掉，然後出到院子里迎接纽曼。纽曼的车停好之後，他俩一道拿出一块灰色防水油布，一前一後往车上盖去。 他们围着汽车在院子里忙着。路茜略略弯着腰，在汽车的左前方把油布拉直绷紧；她的背对着寓所的大门。她的男友纽曼，则站在车的尾部双手拉扯着油布。这是一个月黑风高之夜。他们谁也没有意识到，与他们寓所的院子隔着一道铁棚栏的街道上，已有一辆暗色福特猎鹰牌小轿车停泊在朦胧的夜色的树影当中。就在此时，一个恶魔般的阴影正移动过来，缓缓地，悄没声息。 这是一个夺命枪手。他头戴面罩，身穿一件暗褐色军用格斗衫。轻轻地走到从汽车驶入院内的车道前，隔着铁栅栏站定，这名枪手正对着弯腰忙着盖车的纽曼的侧背，仅一米之遥。他双臂伸直、抬起，两手紧握一支点 32 口径半自动手枪。在瞄准目标之後，他迅即勾动了板机。 第一颗子弹打在纽曼与心脏齐平的左腋窝下，再以下倾 60 ～ 70 度的曲线穿过躯体，洞伤数个器官。这令纽曼如遭雷击一般地一震，身体的右侧再度暴露在枪手面前。紧接着第二枪打过来，与第一颗子弹击中的位置相差无几。 纽曼身上血涌如注。在第三颗子弹打出时，纽曼的身体已沉沉地向侧边扑倒在地。这一枪没有击中纽曼，而是擦在车盖上，击碎後座车窗玻璃，再蹦到停车棚顶之上。第四枪，最後一颗子弹，因枪手心慌而偏离了目标，打在地面右方的砖砌门槛上。打这一枪时，杀手似乎正拨腿逃跑。 警方弹道专家事後的报告表明，该名枪手所使用的手枪，可能出自以下三家制造厂之一：瓦瓦塞、伯利塔或马赛。四发子弹中的前三发，由温彻斯特公司制造；第四发子弹口径略小，为 7.62 毫米，由勃朗宁公司制造。上述武器弹药在澳洲十分容易买到。 事发之後，纽曼当场毙命。唯一在现场的目击者是路茜。她当时在车的另一头忙碌，距枪手所站的位置仅三米远。枪手对着纽曼连击四枪，这都是在一瞬间完成的。路茜听到枪声，抬头看去，纽曼已经倒在血泊中，失去了知觉，濒临死亡。再往上看去，路茜惊恐地发现立在院外的枪手，正在勾动板机，打出後面的两发子弹，然後一溜烟消逝在夜色之中。 路茜是个近视眼。当时她未戴眼镜，朦胧之中除了枪手头上的面罩之外，她什麽也没有看清。那一瞬间她对枪手的印象是：中等个子；有一张扁平脸，像亚裔人；似乎很瘦，因那件军用格斗衫穿在他身上显得十分宽松肥大。 路茜为眼前发生的事一时吓呆了。她连忙朝纽曼跑去，伸出双手想把倒在地上的纽曼抱起来，但是他的身体十分学生，并已断气。从现场来看，纽曼中枪後倒地，头撞在前面门槛的台阶上。在死之前，他挣扎挪动了三米的距离。 这个时候，路茜似乎清醒了一些。她站起身来，奔出寓所大门，朝枪手逃跑的方向追去。那名枪手此时正往停在人行道旁的一辆轿车的前门钻进去。那车在路茜所居寓所同一条街的另一边，车头对着寓所大门的方向。路茜模模糊糊看见，这辆车的驾驶座上有另一个人的身影。他驾着那辆车迎着路茜的面往前走，车灯并未打开。车子行驶经过路茜所到的位置，没有加速，只是悄无声息地、控制平稳的离去。车窗全然关闭，路茜看不见里面的任何东西。 路茜在听到枪响再看见倒在血泊当中的纽曼的时候，她惊吓得狂呼尖叫起来。周围的邻居被惊醒，当即打电话报警。几分钟之後，警察赶到出事现场；不久医护人员也迅即抵达。然而纽曼已受致命伤，抢救人员无回天之术，无法再将纽曼的生命挽救过来。 纽曼的死使澳洲朝野十分震惊。当时正在日本访问的联邦总理基廷听到此消息後说：“这是澳洲第一桩政治谋杀事件。它令人震惊，这是一种耻辱的懦夫行为。”新南威尔士州工党领袖卡尔於次日下午赶赴凶杀现场，在纽曼的住宅内呆了半个小时。他对周围的人说：“我已经认识纽曼二十多年了。他将被卡帕拉玛塔区的选民和民族社区所怀念。”说这话时他两眼发直，脸色抑郁。新南威尔士州长费希和警察厅长韦斯特 6 日早晨中断了在该州阿密德地区举行的内阁会议赶回悉尼，与警方高官会商此事。新州警务署长罗亚 9 月 5 日整夜都在办公室指挥破案工作。 凶杀现场留下的痕迹，只有枪手驾车逃走时在纽曼住宅门前的两道刹车印，还有子弹碰在水泥地面的洞眼。眼睁睁看着纽曼死去的路茜，当时已被自天而降的血淋淋的凶杀行为惊吓得晕晕糊糊，无法提供任何明晰的线索。为了侦破此案，新州警方立即成立了一个强大的特别行动组，代号叫“缺口”。该组由 50 名经验丰富的侦探组成，组长是有“神探”之称的澳洲破案专家哈根。他曾在极短时间内侦破了震动世界的澳籍华人心脏病专家张任谦在悉尼的被杀案；他还抓住了悉尼北岸一桩老妇人连环谋杀案的杀手。人们都希望，哈根此次也能大显神通，统领行动组一举擒获杀害纽曼的枪手。 既然凶杀现场捕捉不到与案情有关的线索和口供，警方便把目光集中於纽曼生前的各种社会关系之上。侦缉调查是全方位的。特别行动组将人员分派下去，循着黑帮暗杀、政治谋害及私人恩仇等方面的可能性细细查访蛛丝蚂迹。这一切都是由纽曼生平逐年逐月的档案材料由远及近地铺展开来的。
1969 年，纽曼被任命为联邦职员工会的组织者，并出任州政府官员达十七年之久。 1977 年，他被选进悉尼西部费菲区议会。然而，就在这年 12 月，他的怀有身孕的妻子和五岁的儿子一起在一次车祸中丧生。不幸事件发生之後，他把全身心都投入到工作和体育运动中去。他开始练习空手道。後来，纽曼的空手道功夫日深，他就当起了业馀教练。 1985 年至 1986 年，他担任费菲区副首长。 1986 年，他在卡帕拉玛塔选区补选时获胜，成为新州议员。他的同事们、朋友们、甚至政敌都认为他对自己的选民充满了执着的责任感和奉献精神。 八十年代，澳洲政府接受了大批越南和柬埔寨难民。新州政府把刚到的难民安排在卡帕拉玛塔和费菲区一带。後来，这些难民就在这里安了家。多年之後，上述两个区在民族人士的努力下，已经成为经济繁荣和多元文化的典型。 然而，从 1988 年间开始，卡帕拉玛塔区的治安逐渐出现问题。在大街上，在光天化日下，竟发生了一系列抢手袋、抢项链事件。後来，入屋盗窃、偷车事件也逐渐增多。作为该选区的议员，纽曼大声疾呼，要求州政府增加悉尼西区的警察力量和活动经费，增加就业机会；他还对亚裔犯罪集团大加挞伐。 据警方资料显示，这些亚裔犯罪集团的成员大多是青少年，以十四岁到十八岁者居多。他们有的来自单亲家庭，或者父母忙於工作无暇管教他们。还有一些青少年，他们与养父母关系相当疏远。近几年随着经济萧条的深化，该地区的有组织犯罪活动更为猖獗。毒品交易、敲诈勒索、武装抢劫、经营妓院、行凶谋杀等无所不为，已经到了很难控制的程度。 在纽曼被杀後两天，住在卡帕拉玛塔区的一名越裔人士写信给 2UE 电台的著名播音员罗斯， 讲述了他的儿子如何堕入犯罪集团的故事。他曾要求纽曼协助他救出儿子；但他还未来得及与纽曼见面，纽曼就被杀害了。 他在信中陈述到，有一天，他儿子的同学在一罐可乐里放进了毒品。饮了可乐後，他儿子在毒品的影响下，迷迷糊糊被带进邻近的利物浦区的一个住宅单元。那里住着十几名与他年龄相仿的青少年。他们被分成五组，二十四小时轮番做案。假如有人不服从命令，将当众受到惩罚。第二次还不服从，就会给自己家人带来麻烦。到了第三次，其家人将被杀害。这个集团叫作亚裔三合会。 这名越裔人士曾求助警方找回儿子，但警察却表示无能为力。在绝望之馀，他找到儿子的一位朋友。此人给他介绍了另一个与三合会是对立集团的成员。这名成员带着他查找了卡帕拉玛塔区的十八个单元和利物浦区的六个单元。每当他进入一个单元时，总是看见十几个人躺在一起，或者就像动物一样性交。这种场景真把他吓坏了。 後来，他终於在利物浦的一个单元里发现了他的儿子。他立刻驱车到卡帕拉玛塔区警署，请求他们帮助他救回儿子。然而，警察说，他们需要有搜查证才能采取行动。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这名越裔人士决定单独行动。他驱车到他兄弟家，借来一把枪。然後，他与妻子守在那单元外面。两小时後，门打开了，一名成员想出去买食品。他就趁机冲进去，大叫：“都举起手来！”然後趁屋里的人慌乱之际，飞快地把儿子拉走了。其时他儿子已陷在里面达三个月之久。 警方说，卡帕拉玛塔的这些犯罪集团以“五 T ”最为著名，有大约二百名成员。这个集团所以叫“五 T ”，是因为他们从低到高分五个级别。要达到要求，才能晋级。这些要求包括：杀人、警方指控、判刑、有钱、有性交经历等等。 这些青少年犯罪集团胆大包天。因此，许多人猜测纽曼之死与他们有关。然而，他们杀死纽曼，必然导致警方倾注全力对他们进行扫荡。这无异於引火烧身。故而，有人不同意此说。
阮业的话听起来似乎玄而又玄。但如果没有一定根据，他是不会往这方面引申的，也没有必要躲起来。不仅阮业，纽曼的另一名同事和朋友、议员阿奎连拿也向传媒透露了类似的讯息。然而，他们无法说出这股势力究竟是谁。 纽曼的性格也许是过於执着了。他很容易为自己树敌。他与费菲区议会有矛盾，与卡帕拉玛塔警方常常发生争议，与当地越南社区的某些人物也有矛盾。即使在他自己的党──工党内，他也得罪了一些人。 他和费菲区议员吴景方的矛盾久为人知。吴景方是越裔移民，他曾两次在新州议会选举中以独立候选人身份与纽曼竞争，并且明显倾向自由党。然而，一年多前，吴景方突然加入工党，并以靠近卡帕拉玛塔的堪利·威尔区为据点，大力招收越裔人士加入工党。纽曼则在阮业的协助下，在紧邻的堪利·海兹区建立阵地。据说，纽曼与吴景方在新州工党秘书长鲍思卡等的参与下，曾於 1993 年底达成一项协议。即吴景方保证在 1994 年工党预选时，不向纽曼提出挑战。纽曼果然未遇挑战。然而，两人的关系一直十分紧张。他们均获得越裔人士支持。但从 1994 年以来，纽曼所获的支持直线上升。 问题在於，纽曼被谋杀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吴景方的政治前途。由於他们之间的敌对情绪如此明显，工党将不可能让吴景方代替纽曼出任卡帕拉玛塔选区候选人，也不可能选他做空出的弗勒选区联邦议席的候选人。工党内的一些人士甚至认为，在一段时期内，最好不要选择越裔人士做候选人。如果是政治势力谋杀纽曼，该股政治势力应该从中获益而且有把握不被揭穿才符合逻辑。 尽管如此， 94 年 9 月中旬，在纽曼遭谋杀後不久，作为纽曼政坛对手的吴景方随团往台湾新竹访问结束回悉尼时，在机场受到警方提问。警方侦探随後将吴景方领到卡帕拉玛塔警察局并进行了五个小时的交谈。事後警方强调说，该提问只是例行公事，吴氏是众多被提问者之一。 吴景方称，他被安排在机场与警察会面，这使他可以尽快对警方有所助益。他表态说，虽然他与纽曼的政治观点有分歧，但认为该次凶杀是带有政治目的的政治谋杀是十分荒唐的。警察的调查将会使真相水落石出。尽管吴氏反复排除该次暗杀具政治动机的可能性，但他仍然无法消除某些传媒暗示他与此宗枪杀的有关问题引起的疑惑。吴景方只好表示，现时出现的政治诽谤影射伤害了他，令他简直无以自白。 纽曼在本选区内激烈地打击亚裔犯罪集团，可能引起当地黑帮的恼羞成怒，从而派枪手除掉这个眼中刺肉中钉；纽曼是一名力求上进的政治家，在竞争激烈的澳洲政坛上，他可能被政敌所不容，必欲致之死地而後快。除了根据以上两种思路进行调查传讯之外，警方也未放过对纽曼与路茜的私人交往以及有关的个人恩怨的可能性进行侦缉。 94 年 9 月 11 日晚， 纽曼家的一名朋友向《悉尼晨锋报》投书透露， 93 年 11 月，路茜的中国丈夫曾寄来一封信，恐吓说，如果她与纽曼按计划结婚，他将会找麻烦。纽曼希望路茜能和她的丈夫办理离婚手续，曾为此事咨询驻悉尼的中国领事馆。由於路茜丈夫的信件是盖着香港邮戳，据《每日电讯报》报导说，警方与香港警方联络，请他们协助查询路茜的丈夫究竟在何处。但是耐人寻味的是，如果路茜的丈夫真的要找麻烦，为何杀了纽曼却放过路茜？
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政坛新秀是一名画家的女儿，在悉尼南郊长大。她年幼之时，父亲因参加一次工会组织的长期罢工，没有收入而付不出房屋贷款，全家被迫搬家。中学毕业後，瑞芭进入悉尼大学。像其他学生一样，她一边念书，一边打工，包括在悉尼大学的酒吧工作。四年以前，祖母逝世。瑞芭继承了祖母留下的位於悉尼北区的一套房产，从此不必再付房租。 在悉尼大学读书期间，瑞芭开始对社会工作发生兴趣。她成为学生会的成员，主管妇女工作。同时她变得越来越倾向工党。从大学毕业後，瑞芭进入运输工人工会任职。她工作十分勤勉，经常夜以继日地加班加点，却乐此不疲，毫无怨言。当她为一名运输工会的成员争得一笔一万五千元的欠付工资时，瑞芭兴奋极了。那名工人有七个孩子，而且正在领失业救济金。瑞芭的同事说：“她是很富有献身精神的，而且是最坚强的工会工作者之一。” 瑞芭还是新州青年工党支部的活跃分子。该支部原来是工党左翼的天下。她与另一名工党右翼党员杰伊联手，不辞辛苦地到处演说，阐述政策，争取支持。 1992 年，经过激烈的角逐之後，瑞芭当选为该支部主席，杰伊则担任书记。在这次竞选中，瑞芭显示了她出色的才能和过人的毅力。她与杰伊的友谊也发展成了爱情。 对瑞芭来说，竞选卡帕拉玛塔选区议员接替纽曼的职位，恐怕是十分严峻的任务。第一，她年轻。第二，正如许多传媒所说的，她四年来一直住在悉尼北岸，对卡帕拉玛塔这样的西区不够了解。 然而，工党新州党部考虑到吴景方与纽曼关系不好，不想让吴景方马上出任卡帕拉玛塔选区议员，那就只有在其他没有少数民族背景的人中选择了。瑞芭可谓一匹脱颖而出的黑马。 瑞芭办事速度快得惊人。她一被提名为工党候选人，便在卡帕拉玛塔区找好一个住房搬了过去。她信心十足地说：“我常在西区跑，我相信卡帕拉玛塔区的选民会欢迎我。”接下来的一个月，人们将会看到，瑞芭在新州工党领袖卡尔的领导下，展开大张旗鼓的竞选活动。卡尔是精於此道的老手。应该说，他选择瑞芭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在这种情况下，“缺口”专案组负责人哈根探长竭力晋言，经州悬赏评估委员会通过，新南威尔士州州长费希正式宣布，政府悬赏 25 万元，以缉拿杀害纽曼的凶手。州长还获得建议，为鼓励知情人提供线索，可给予直接凶手以外的帮凶以特赦。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10 月 23 日，警方接到神秘匿名电话。致电人称他知道谁是凶手，但并未说出姓名。警方表示，根据他的描述，他们已猜出他的所指。 不过，警方在目前阶段，已排除了卡帕拉玛塔地区的越裔青年犯罪集团及贩毒集团是凶手的可能性；同时，他们也排除了该地区的工党派系之争及纽曼与一些年轻的印支背景妇女调情与谋杀有牵连。另外，尽管警方未能取得中国方面的充分合作，因而仍不清楚在中国经商的路茜丈夫的情况，但警方显然也把他排除在疑凶之外了。 警方认为，最大的疑点已经集中在纽曼与卡帕拉玛塔区域的一些黑社会大人物的关系上。警方发现，纽曼与这些人物有秘密交往。他们怀疑印支背景的黑社会大人物可能曾染指纽曼被杀案件。不过他们所指的这位大人物，并不是原先传媒所怀疑的那个人。一名警探透露：“纽曼的反犯罪姿态只不过是一种表面功夫罢了。”照他的意思推论，纽曼明为打击犯罪集团，实则与当地黑社会发生勾结和暗地进行某种交易。或许因为纽曼置身其间造成什麽过节和冒犯，最终被黑社会雇来的枪手杀害。 上述来自警方的内幕，最早由悉尼的一份颇具影响的周报《太阳先锋报》公开披露。一时之间引起澳洲社会一片哗然。在此之前，纽曼一直以一名反犯罪集团的英雄形象为人称道；现在则有了急转直下的剧变。照《太阳先锋报》的报导，纽曼不但道德败坏，而且同黑社会的关系非同寻常。虽然警方对此极力否认；但人们都相信，在破案之前，警方照惯例总是会否认一切说法的。 纽曼死後，警方侦破进展的一举一动，均受到公众社会的关注。与此同时，纽曼的未婚妻路茜也成了街谈巷议的话题。这并非在於她与纽曼之间曾有过的一段同居关系，而主要因为在纽曼死後围绕她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澳洲社会突然发现，这个来自中国的女士，原来还有如此多的棘手问题。 ７
94 年 10 月初，路茜的父母从中国来到悉尼，与她同住在纽曼的房子里。但父母的到来并未使她的精神镇定下来。其主要原因是自纽曼死後，澳洲新闻传媒有不少报导，把纽曼描述成特别喜欢勾搭亚裔女子的风流成性、绯闻不断的风月老手；同时披露他与当地黑帮集团暗通秋曲。更有许多社会舆论对路茜本人加以指责，称她找上纽曼完全是想攀龙附凤、索取身份与金钱。这对路茜刺激很大。 10 月 28 日，她步行三小时到纽曼墓地凭吊，回来後精疲力竭。第二天即服食了五十粒镇静剂，企图自杀。 10 月 30 日中午，在邻居和父母将她送到医院後，情况方渐趋好转。 事实上，路茜既有失去纽曼的痛心，也有个人迫在眉睫的难言之隐。她是 89 年“ 6.4 ”之後抵澳的，持的是学生签证。 1992 年，她在麦觉理大学完成英国文学学位。此时她首先面临的便是居留身份问题。正像众多中国女子一样，她们解决身份问题最便捷和轻易的方法，便是嫁一个“鬼佬”，或者与这样的人同居。路茜毫不迟疑地选择了同样的途径。她在经过几番努力之後，最终碰上了纽曼，他俩很快就同居在一起。 1993 年路茜与纽曼订婚，随即便向移民局提出以同居为理由的永久居留申请。但经过一年多的漫长等待，直至纽曼被杀，此事仍悬而未决，杳无音讯。在这种情况下，路茜很可能陷入在澳非法居留的窘境。 10 月 24 日，路茜的父母王瀛泰和洪年秀联名写信给联邦总理基廷，希望澳洲政府能给路茜以人道主义帮助。 关於路茜的居留身份一事，曾引起移民部内部的一场争议。由於当时执政的工党统率各行政部门，而纽曼是以工党党员身份出选州议员的。他的不少同党竭力把纽曼塑造为一个向社会黑帮势力挑战、为国捐躯的英雄；他的被杀及该案件的扑朔迷离也的确堪称澳洲首宗政治奇案。与此同时，路茜这个在澳洲报刊和荧屏上以类似纽曼遗孀身份频频曝光的中国女子，似乎也赢得一些社会同情。时任联邦移民部长的鲍格斯於是因势利导，行使行政权力，以特殊人道类别给了路茜一张永久居留证。纽曼虽死，路茜仍算是借他的馀光解决了一个头痛的个人问题。
1991 年，纽曼拟去战火纷飞的南斯拉夫考察。临行前为防不测，他特地拟就一份遗嘱，并确立了一位友人为遗嘱信托人。按照这份遗嘱，纽曼的寓所将留给母亲，汽车给他的一位身为理发师和教会长老的朋友，大笔现款留给亲友，而所馀的大部分资产给一个以纽曼命名的社区艺术中心。 在纽曼立遗嘱的时候，路茜尚未介入已单身十多年的纽曼的生活，因而此份遗嘱中自然不会出现王晓菁的名字。此後，路茜与纽曼相恋、订婚、同居一年半之久，并已确定婚期。但忙於党务和竞选的纽曼一直没有考虑修改早先的遗嘱。这就使得纽曼猝逝之後，他的遗产归属产生两种迥异的理解。一方是信托人和纽曼亲属，他们认为遗产该按遗嘱来分割，不容置辩。另一方是路茜，在饱受纽曼被杀的痛苦之时，她认为她个人的基本权益未得到尊重，同时也是对纽曼的一段生活和感情的轻视，更何况事实婚姻历来受到澳洲有关法律的保护。 不过，澳洲现存的“德拉科法”并不承认同居关系。按此法律，路茜无法继承纽曼 1986 年成为议员後的增值款项；而纽曼的养老金则将被划入纽曼的财产中。这就是说，路茜将无权从纽曼的遗产中获得任何补偿。 路茜本身是个两袖清风、一无所有的女人。拿不到纽曼的遗产，生活便立即陷入困顿。而尤为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她有无权利在纽曼的住宅里居住下去。因为此事，路茜同纽曼的遗产管理人撒姆发生争执。後者将纽曼的寓所两度更换门锁，并向路茜发出律师信函，限她於 95 年 4 月 21 日搬离住宅；倘若不走， 则路茜需以房客身份交纳房租。 4 月里，路茜返回中国探亲三个星期。 撒姆按照律师信函列明的日期来到纽曼寓所，没有见到王晓菁，不知她到底作何打算。於是他请来律师和一名锁匠，将寓所内的重要物件一一列出清单，把门锁重新换掉，临走还把纽曼的汽车开到他处保管。当时邻居不知发生什麽事，连忙报警。警员抵达现场後，知是纽曼遗产管理人所为，自是其依法应有的权利，也就作罢。路茜返回悉尼後，无法入屋。她想自己本就是这屋子的一个主人，他撒姆算个什麽东西，居然蓄意同她过不去。一怒之下，马上叫来锁匠，把锁打开进到屋内。她还不解恨，索性让锁匠另外装把新锁。坐在空空荡荡的客厅里，想着昔日的荣华富贵，看看现在的落魄与遭人欺侮，心情甚是戚楚。
正是因为这些丝丝缕缕的关系，撒姆理所当然地要全面维护纽曼的一切。路茜是纽曼的情人，两人同居了好一段时间。他对此在生前的纽曼面前有时是啧有烦言的，因为他不大看得起路茜。所谓旁观者清，他觉得路茜在纽曼的面前实在过於矫揉造作，而且在她那看似激越缠绵的感情里头，搀杂了太多的私欲。纽曼猝然归西，随之公布的纽曼的遗嘱，没有任何东西与路茜有关。这份遗嘱是 1992 年订立的。假若纽曼对路茜真是有心，完全有时间对遗嘱作出更改。现在不管怎麽样，撒姆作为一名遗产管理人，就要一字一句按纽曼的遗嘱去做。 当然，路茜毕竟与纽曼有那麽一段关系。纽曼死後路茜那悲痛欲绝的伤心样子，已经通过新闻传媒留下了供人们街谈巷议、品头评足的深刻印象。而为了给新州自由党政府出难题，作为反对党的工党议员、纽曼的生前同道们，也在做出一副惺惺惜惺惺的姿态，起劲地渲染纽曼与路茜的情爱和纽曼死後王晓菁的悲惨境地，用人类的博爱同情之心向身为自由党员的州长费希施压。他们指出，若路茜在失去爱人之後又身无分文，这将是双重悲剧。 此前不久，恰好澳洲国会退休金保险机构要求投票以承认同居关系，但因政府内阁拖後腿而搁浅。这回正好可以旧事重提。新州反对党工党的後排议员们纷纷要求费希政府为路茜的出路而考虑修改现存的立法，以便路茜可获共 20 万元的纽曼的退休款项。这无疑给了政治对头一道难题，而在社会上也造成震动。在这种情况下，撒姆也不便对路茜做得太绝。尽管按法律规定，他有权让路茜立即离开纽曼生前的住宅。但他还是对路茜说，她可以以普通房客的身份，租住在此直到 1996 年。 可是他没有想到，路茜实在太不成样子。她将他的提议置之不理，并以无钱为由拒绝缴纳房租。而且路茜的行踪飘忽不定，经常将居所门窗大开不顾，然後匿迹数日。作为纽曼的遗产管理人，撒姆不能容忍此事。他只好要求路茜搬走。路茜哪里肯依从，於是要与撒姆对薄公堂。这是在纽曼死後约八个月的事情。有人劝路茜别去争遗产了，不如让纽曼家里发发善心，给她一点财物就行了。路茜执意不干。她觉得这本就是她应有的正当权益，为何要别人来施舍？ 这桩纽曼遗产纠纷案终於在悉尼开庭审理。结果路茜败诉。她无可奈何只得搬到一位朋友处合住一套房子。不过在搬家时，她擅自搬走纽曼居所内的电视、洗衣机、冰箱和一些家具。撒姆闻讯後十分生气：她岂可未经同意拿走纽曼的遗产！於是撒姆把警察叫来，就此事对路茜作出警告。这是路茜最终搬离这个已居住了近两年的地方时所得到的临别赠言。 纽曼的母亲叫海伦，已经 74 岁了。纽曼死後，她决意要将纽曼的遗宅卖掉。 1979 年之时，纽曼的妻子与五岁的儿子死於车祸，当时他们也是住在这所房子里。这位来自东欧的移民觉得，这所寓所实在是不吉利。有三人死於非命，它给老人带来太多痛苦的记忆。至於如何对待路茜，海伦内心是颇为矛盾的。王晓菁在性格上存在很大的弱点。她太以自我为中心，只知索取不愿给予。纽曼在遭杀害前不久，曾告诉母亲海伦，他与路茜的关系不太好。他说：“妈妈，我想我犯了一个错误。”海伦当时听了颇为惊讶，因为她这个儿子个性很强，从来不愿意认错的。因此海伦感觉即便纽曼活着，他与路茜也不一定会继续保持关系。 尽管如此，海伦不愿做得太绝情。她对路茜说：“我不会把你扔到大街上去。”她鼓励路茜振作起来，重新建立自己的生活。可是路茜说：“我没地方可去，我没有钱。”海伦於是着手帮助她，打算给路茜一个住处，并作出宽宏大量的安排。谁知王晓菁不买这个帐。她居然要诉及官司，争起纽曼的遗产来。海伦只好同她公事公办了。纽曼有个比他小五岁的弟弟叫彼特。他一讲起路茜便气不打一处来：“这个中国女人太喜欢装腔作势了。总是对着电视、报纸做出一副可怜相，好象只有她才是最痛苦不幸的人，才最值得别人同情。她不顾及这里一个 74 岁的老母亲，不顾及一个手足之亲的同胞兄弟，每件事都是她自己，她自己。你一点都不愿给予，怎麽可以保持友谊？”之後事情发展到路茜被勒令从纽曼寓所搬出去，海伦与彼特均表示理所当然，是撒姆循例履行他的遗嘱执行人的职责而已。
9 月 5 日晚，一个悼念纽曼被害一周年的弥撒晚会在卡帕拉玛塔区的一间教堂举行。人们从电视屏幕上都注意到，路茜与纽曼的母亲不仅分开就坐，而且连招呼都没有打。而在一年之前，在纽曼的丧礼上，她们曾互相宽慰，亲如一家。 路茜在此时发表一封公开信，呼吁公众、警方和政要尽一切努力协助破获此案。她并表示，自此以後，她不会就有关纽曼之事再作公开评论。澳洲有家名叫瑞迪书屋的出版社，以出版传记和回忆录为专长。路茜早已与该出版社签下合约，开始全力以赴写作一本回忆录。根据这项合约，在回忆录出版之前，王晓菁不能接受任何新闻传媒机构的采访。作为一个女性，路茜是个很容易感情外露并情绪化的人。她常常很难控制自己以变得冷静和理智起来。遭此变故之後，她内心越来越孤独。而往事如烟，林林总总，正好可以凝聚笔头，形成文字。她要给自己写一本传记，而让纽曼在其中占上一个很大的篇幅。尤其是纽曼死後的各种社会状况与人情世故，她都想用自己的观点作一番描述。签完书约之後，路茜曾授权为她出书的瑞迪出版社发表一份新闻公告。这份公告说：“ 1996 年初，澳洲瑞迪出版社将出版路茜的自传。这本书暂定名为《血的代价》。它讲述了路茜在中国文革时代的难忘生活，从她的童年开始到她在兰州大学上学，直到她来到澳洲，以及她和纽曼的相识、定婚。”“这本书还详细地述说了纽曼被暗杀的背景和他被杀後的情况，以及围绕纽曼的房产和遗嘱而引起的猜疑和混乱。”这本书，她准备先写中文稿，再出英文稿。 路茜是 4 万名来自中国大陆的旅澳留学生当中的一员。她也有着与所有其他留学生相似的经历。到澳洲後，勤工俭学，各种各样的工要打。路茜在悉尼的麦觉理大学念过一个英国文学研究课程；也在悉尼一家中餐馆做过侍应生。她还在悉尼一个华人文学协会担任了秘书职务，这当然是一种只尽义务的个人爱好。不同的是，她因与纽曼的同居关系，一时之间成了社会注目的焦点；当然也成为澳洲华人社区谈论的话题。起初大家对她多半抱有同情之心，许多人甚至对破坏了这麽一个同族女子好不容易得来的好运的凶手深恶痛绝。以後随着事件慢慢地发展，感觉渐渐地有了变化。先是纽曼一死，路茜便暴露了一个没有在澳的居留身份问题。大家心里犯了嘀咕：这个女人那麽起劲地同纽曼搞在一起，到底真有爱情呢，还是主要为了身份？七弄八弄，澳洲政府还是看在死去的纽曼的份上，特别批准了路茜的澳洲永久居留签证。这当然是一般留学生所无从幻想的。但就算是她失去纽曼的一个补偿吧。到了後来，看到她穷得叮铛响，又要同纽曼的家人打官司争起遗产来。这就令人呕心起来，简直把中国人的脸都丢尽了。特别是这个路茜肆无忌惮屡屡在报纸和电视上露面，那种矫揉造作的表现，实在不忍卒看。至此，许多人提起王晓菁来，莫不嗤之以鼻。 许多其他种族的移民或澳洲本地人，对路茜就更表现出极大的鄙视和痛恨。他们向她寄出带有敌意的信件，叫她滚回老家去当船民。有些人在公众场合见到她，便扯下报纸上登出的她的照片，扔到她脸上。他们叽讽她与纽曼结合是为了得到永居身份，为了获得他的财产等等。有一天一名警察抓住了一个正在纽曼家门缝里塞信的西人老妇，信里都是些恶言恶语，把路茜骂得十分刻毒。警察问她为什麽这麽做，这位年已七旬的妇人只是鄙夷地摇摇头。 95 年 3 月份， 悉尼一份中文周报刊登一篇评论文章，题为《路茜──议员的同居遗孀值得同情吗？》。该文把路茜描述成“一个将身份、性欲和钱财视为高於一切的人”，用十分激烈的言辞批评了路茜的许多作为。她闻讯後气昏了头脑，竟然跑到悉尼一些报刊售卖点，要求停止发售该份报纸。同时她与该报业主大吵大闹，声言要以诽谤罪名与之在法庭上相见。但到这个时候，人们已对频频露面、屡出新招的路茜厌烦和不关心了，而只想注视纽曼凶杀案的破案进展情况。
而在此时，新闻传媒却对纽曼一案的内情作了十分详细的追踪调查和报导。悉尼《每日电讯报》的一篇文章绘声绘色地写道：凶手计划周详，出动两辆车跟踪猎物，并且使用“大哥大”移动电话互相联络。而案中的可疑主脑人物，更在案发前两日被人看到站在纽曼寓所街角一辆汽车车旁。案发前半小时，暗杀组人马与主脑人物接头。在当晚八时半，两名身穿军装上衣的男子被人见到离开一幢建筑物，地点离纽曼的活士道寓所约数公里。 第三名男子驾一辆绿色福特牌汽车，泊在纽曼寓所附近的宾顿街角上。当纽曼在九时半开会回家时，该男子立刻用“大哥大”通知另外两人。他们驱车慢慢驶至纽曼寓所之前，朝纽曼开枪多响。第一粒子弹击中纽曼的左臂，将他弹开。第二粒子弹是致命的，由纽曼右肩射入并洞穿主动脉，致使纽曼躯体血涌如注，当场毙命。凶徒所用的点三二径手枪，一般为护卫行业人员所乐用。 9 月 5 日当晚十时，这三名男子被人见到在附近与怀疑是该案幕後人物接头。他们看来可能为亚洲人，其中最大嫌疑者为“五 T 帮”一些海洛英贩子及一些专入屋行劫的黑社会人士。而警方掌握的证据，显示“五 T 帮”成员在一年前的九月五日就试图布置陷阱，对纽曼下手，但却未成功。 警方曾强烈怀疑二十五岁的“五 T 帮”支派头目陈智明为杀害纽曼的凶手之一。据一名警方的线人报告，一名与陈智明有密切联系的越裔商人曾希望除掉纽曼。该名越裔商人向陈智明出酬一万元及一枝手枪，要雇他作枪手杀害纽曼，但被陈氏拒绝。线人估计该名越裔商人转雇其他人接下该宗杀人行动。警方曾向陈智明进行问话，但陈智明一直拒绝回答。 值得怀疑的是，该名线人与其提及的越裔商人可能曾有过节。他提供的线索会否搀杂个人恩怨在当中，就难以确知。另一方面，该名线人与陈智明有血缘关系；陈智明不肯与警方配合，则该线人在未获陈智明同意前也不会贸然向警方提供资料。更为蹊跷的是，在这之後三个月时，陈智明忽然遭人枪杀。在死无对证的情况下，警方的这条破案线索也就中断了。 1995 年 9 月 27 日，纽曼被杀一年後， 新州灭罪局加盟“缺口”专案组，对卡帕拉玛塔区多处地点进行大搜查。此一侦缉行动代号为“库基”，用的是悉尼东边一处著名海滩的名字。灭罪局拥有同皇家委员会相似的权力，可以传召不愿作证的证人，逼他们提供证据，并可大量使用电子装置窃听电话和私人谈话。他们获悉，在纽曼遇害前的一个星期，有两名离开卡帕拉玛塔区多年的越裔黑帮分子突然来到该个地盘，他们曾在此多次作案。而在纽曼案发後不久，他们便离开澳洲飞抵越南。新州灭罪局特为此遴选探员前往越南作跟踪调查。 经过一年的明查暗访，警方从窃听电话记录获悉，有人曾经监视纽曼的寓所，并且在案发当天晚上通知凶手纽曼开会後回家的时间和路线。纽曼生前经常接到死亡恐吓，其中他的电话留言机有一段录音是这样的：“你要死了，纽曼，我们会杀你。”纽曼生前曾三次被人用油漆倒在汽车上。所以案发之时，他正在用汽车套罩上露天的汽车。警方找到了与此相关的证人。在悉尼市区肯德街的灭罪局总部大楼里，有关证人在严密的保安措施下受到盘问。警方向他们作出警告，若不与执法机构合作，就可能受到控告，被判囚高达 5 年及罚款 5 万元。 警方及司法部门相信，被害的纽曼，可能是两个阴谋集团的牺牲品。警探已获得两派人之间相互商议的证据。他们对纽曼各怀深仇大恨。 1996 年 11 月下旬，新州灭罪局向本州刑事检控专员考德里建议，落案起诉三名涉嫌与纽曼被杀案有关的越裔男子，并同时提交了灭罪局与警署联合侦缉数年的调查资料；负责此案的专案小组已经准备就绪，候命随时出动展开拘捕行动。刑事检控专员将对上述调查资料进行研究。若认为证据充足，便会以串谋罪名对三人作出起诉。若认为证据不足，则可能对纽曼被杀案举行死因调查。与此同时，曾成功地完成对杀害背囊客的凶手伊温·马莱一案的起诉的御用大律师泰德斯基已受委托，研究杀害纽曼疑犯的证据。 然而，在经过 6 个来月的对纽曼专案组提供的证据报告的全面研究之後，刑事检控专员考德里最後决定，不予起诉被警方指陈的与纽曼被杀案有关的三名男子。他并拒绝向外界就该项决定置评。如此一来，唯一剩下可做的，便是举行一个纽曼被杀案的总结性的死因调查会。 与此同时， 1997 年 8 月， 成立近三年的侦缉调查纽曼被杀案的“缺口”专案组宣布解散。该组负责人哈根被调往新州警察训练学校任侦缉训练部副主管。 轰动一时的纽曼被杀案又被列入澳洲众多难以破解的历史悬案的名单之内。而与纽曼有过同居关系并曾引起社会舆论争议的华裔女士路茜，也销声匿迹，渐被人们遗忘。
一年多之前，警方两度就此案向检查官提呈调查报告。该报告申请对三名越裔嫌疑人士提出起诉。检查官在对该报告进行全面审查後，认为证据不足，驳回警方起诉三名嫌犯的请求。警方於是又找出两名越裔秘密证人，要求检查官重新审查。但检查官认为该两名证人是在警方威逼的情况下才愿出庭作证，按澳洲法律此种证词无效，故对警方再度驳回。 在此情况下，警方於纽曼一案再无所作为。剩下的事情，便是将警方的调查报告转交验尸法庭。该庭将在约 6 周的时间内，传召证有上百名， 对纽曼的死因进行公开聆讯，以最後了结此案。 在这些公开聆讯当中，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得以披露，包括警方内部种种秘闻，纽曼生前所在卡帕拉玛塔选区的政敌、越裔议员吴景方的陈述，及纽曼的邻居，零零零紧急呼号接线员和其他有关人士的庭证，都把人们重新带回数年前发生的这起澳洲首桩政治谋杀案当中去。 曾与纽曼有过同居关系、亲眼目睹纽曼遭枪杀、後又因居澳身份及为纽曼遗产同纽曼家人发生争执的华裔女士路茜，在这次聆讯中再度引起人们的关注。这并非因她出庭陈述案发过程的彼情彼景，而主要因为，纽曼的时年 81 岁的老母亲海伦的代表律师苏珊在庭上指出，路茜本人亦应成为怀疑的对象。 苏珊向新州验尸官史蒂文陈述了何以需要审查路茜的理由。她表示，在澳洲，政治谋杀是极为罕见的，但因家庭纠纷引起谋杀的情况则屡见不鲜。路茜之所以值得怀疑，第一，钱财常常是谋杀的动机，而路茜正是想从纽曼的死中获得钱财（路茜正在向纽曼的遗嘱挑战）；第二，路茜是个不诚实的女人，证据之一是她在中国已经结婚，但认识纽曼後却没有告诉他这件事。 到 2 月 4 日星期三，路茜出庭接受聆讯。她在呈递给验尸法庭的长达 20 页的陈述当中，详细地诉说了她目睹纽曼被杀的过程，并就个人的婚恋情况作出辨白。 2 月 7 日星期六出版的影响极大的《悉尼晨锋报》和《每日电讯报》，均开出专版大篇幅地对此作了报导。两种报纸的兴趣所在不一。前者着重於案情过程，後者则着重於路茜的个人隐私。 路茜在庭上称说， 1993 年 11 月，纽曼的汽车遭人涂上没漆。一个特别调查组对此进行调查，同时亦对路茜的历史加以审查。当时，纽曼正随同一个澳洲议员代表团访问中国，他把女朋友兼翻译路茜也带了去。 警方劝告纽曼，希他对自己的女朋友的婚姻状况作一番了解。纽曼於是向路茜当面询问此事。在这个时候，路茜方告诉纽曼，她在中国已经成婚，正在办理离婚。纽曼听後，倒不是十分在意路茜是有夫之妇；但他对路茜的不讲实话有些不悦。 路茜向纽曼解释道：她并不是要欺骗他，只是因为他俩要麽就是出席会议，要麽就是同别人在一起，所以老是找不到合适的机会同他说。此外，她对自己已婚一事也颇为沮丧，似乎很丢脸，总不好意思开口谈及。 那以後过了一个月，路茜便搬入纽曼的家中，与他开始同居，直到纽曼死後一年整方搬了出来。 路茜呈递法庭的陈述令，令《每日电讯报》一类的英文传媒颇感兴趣。它们颇想知道，这位因纽曼之死而痛苦不堪的中国女子，其过去的生活到底是怎麽一个样子？她自己究竟是什麽样的一类人？如果不是这次聆讯，人们可能永远无从知悉。 路茜 1966 年 8 月生於中国。 她曾就读於兰州大学英文系，并担任过该系学生会负责人的职务。正是在这所大学，她与她的丈夫相遇相识。 在陈述中，路茜说道：在大学读书期间她遇到一件麻烦事。事缘当时她创办了一间私人辅导学校，聘了三名教师给小学生辅导英文。不幸此举遭到谴责，她所挣的钱也全被拿走。而她与大学同寝室的一位同学发生的一场争吵，更叫她倍尝苦果。原来在争吵中路茜大动肝火，居然拿了个玻璃杯朝那位同学扔去，将其脸部划伤。结果在离毕业还差一年之时，路茜因此事被校方开除。 1989 年，路茜结了婚，丈夫的名字是刘建（译音）。路茜回忆道：“我们的爱情是非常纯真的，这是我的第一次爱。我和刘建在一起非常开心；不过，我仍然想拿到大学学位。他们不让我读下去，这是不公平的。按中国的文化传统，职业比个人生活更重要。为了职业，我们必须作出一些个人牺牲。” 结果这对新婚夫妇商定，让路茜出国继续她的学业。就这样，路茜来到澳洲，在悉尼西区找了一间公寓住下。她一边在麦觉理大学攻读英文学，一边勤工俭学，为一家韩文报纸卖广告。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路茜与远在中国的丈夫的通信颇为不易。而在路茜即将从麦觉理大学毕业的数周之前，其丈夫忽然打来电话告诉她，他已另找了个女友。 这是 1993 年四月间的事。大约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一名华人社区组织的负责人和一名京剧演员介绍她到纽曼的选举办公室做翻译。“初次与纽曼见面，我并不觉得他有什麽吸引力，”路茜回忆道，“我从报上读过有关他的报导，我知道他是个不错的人，对社区很好，故我挺尊重他。” 不久之後，路茜回了一趟中国，与她的丈夫见了面。“我并未打算在此时返回中国，”路茜说，“但我接到了刘建的那个电话，便决定回国一趟，与他谈一谈，希望他能回心转意。” 在碰面之时，路茜对其夫谈起许多往事。他泪流满面，跟她说：他已离不开他的新女友。“正在我们谈话之时，他的手提电话响起来。原来是他的那位女友，她要他马上回家。因此他必须作出决定。结果他起身离开了我们所坐的咖啡让，赶到他的女友那里去……我心里暗想，他作出这样的决定，将令我望远不会原谅他。我从不知道刘建是一个妒嫉心很强的人，但是，若我深爱某人的话，我是非常有妒嫉心的”。上述话语即是路茜在聆讯时讲的。 回到澳洲後，她便向纽曼约会见面。但并不顺利。这次约会本来订在晚上 7 点，不料纽曼没有露面。 後来纽曼给路茜打电话解释说，他找不到她的住宅。在电话中纽曼说：“或许这是一个不祥之兆，我们不应该再有进一步的交往。” 不过他们仍然交往下去了，虽然起初仍然屡屡不顺。直到这年的圣诞节，他们的罗曼史方有了真实性的发展。纽曼对她说，要带她去昆士兰度假。但路茜说，她宁愿同他呆在家，可以一道共渡时光。圣诞刚过，路茜便拎着行李来到纽曼家中。“我原想是去度假，不料到那里後，他却告诉我，我应该长住在此。”路茜在庭上如是说。 在搬入纽曼处四个月後，五月里，路茜与纽曼订了婚。她说：“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在中国文化里，若与人同居而不结婚，是不被接受的。而纽曼也觉得颇不自在，因他是天主教徒，又是个公众人物。” 路茜在陈述中说，她与纽曼准备在 1995 年结婚，这个说法受到她的一些朋友的证实，不过纽曼的家人却否认有这样的事。 1995 年还未到临，纽曼便被谋杀了。此案涉及面极广；而路茜本人也处在这个漩涡当中，被不少人指责为要钱要身份的人。其中的是非曲直，莫衷一是。
这两名重要证人均为越裔人士，他们因担忧性命受威胁，所以非自愿出庭作证。副死因研讯官史蒂文森表示，为了安全计，证人的身份保密。他们的的证供非常重要，足可以起诉 3 名越裔人士， 指其串谋杀害纽曼。而卷入此案的两名枪手早已逃之夭夭，据称 1994 年 9 月 5 日将在纽曼在寓所外枪决之後，随即飞往越南。他们是在枪杀纽曼前一周飞抵悉尼，从有关人士处先行收费 7 万元，以作枪手酬金之用。 纽曼被杀，有可能与他一直攻击越裔犯罪帮会有关。当时他正面对三大重要课题，包括其政敌吴景方、越裔 5T 党和未婚妻路茜的未来计划等。 2 月 11 日， 纽曼的同母异父弟弟诺曼柯向法庭表示，纽曼曾提及他在 80 年代末期访问马来西亚时，为澳洲情报局搜集情报的经过。 诺曼柯指出，在一次於 86 年的谈话中，纽曼说到曾在一次澳洲情报局任务中被对象侦破的经历。诺曼柯称，纽曼的工作是负责搜集情报。诺氏谓，他不清楚是什麽样的情报，但纽曼说马来西亚当局查觉他的行动，该国的军事警察对他展开缉捕的行动，纽曼只得透过管道离开马国返回澳洲。 诺曼柯称，纽曼当时坦承在大马行动前曾为澳洲情报局工作达 5 年之久。诺氏指出， 他对於纽曼此一经历的曝光感到忧心，并得到纽曼停止为澳洲情报局工作的保证。然而，诺氏不能保证纽曼在 94 年 9 月遇害前已断绝与澳洲情报局的关系。 2 月 11 日， 费菲市议员及纽曼的朋友卓文在庭上说，他认为纽曼之死，在政治上的最大获益是吴景方。他亦在纽曼死因庭上表示，纽曼曾怀疑吴景方和湄江俱乐部涉及洗钱及毒品等交易，并要求廉政公署对此事进行调查。同时纽曼亦在办公室储存了有关吴的档案。 工党卡帕玛塔区分部秘书克拉尔 2 月 12 日在纽曼死因聆讯上称，纽曼在被杀前不久，担心费菲市议员吴景方及拉里治计划在当时即将举行省大选的工党预选中参选，与纽曼竞逐出线。 克拉尔说，纽曼相信若干费菲选区议员在预选中竞逐出线，特别是吴景方和拉里治对他有威胁。 2 月 13 日死因庭又获悉，一名据信是 5T 帮成员於案发数小时前，将一树枝抛在纽曼於卡市居所之车道上。 证人黎尔表示，他与 4 名朋友於当日下午 4 时左右，看见该名叫阮彼特的人将树枝抛於车道上；当他质问对方时，阮氏表示并无特别理由，拿着玩罢了。黎氏怀疑阮氏为 5T 党徒，因为他手上有 5T 徵号纹身。黎氏表示，纽曼与两名男子当日稍後在附近公园，向他及其他朋友查询有关抛树枝事件，他们告诉纽曼阮氏之名字，并表示相信他就读於卡帕拉玛塔中学。黎氏表示，自该事件後，他未见过阮氏，不过他听过传闻，有关阮氏曾牵涉於凶案约两个月前向纽曼之家投掷臭弹。 2 月 13 日， 纽曼的朋友及他的遗嘱执行人撒姆在死因庭上指出，纽曼的未婚妻路茜在得知她未包括在纽曼的遗嘱中後，曾答应给撒姆钱，只要他肯改变遗嘱。他在证词中说，纽曼告诉他，“我得订婚，让人们认为我有个情妇不好。路茜搬进来和我同居，给人印象不好，订婚是一个政治举动，我不想要任何谣言。”撒姆又说，纽曼告诉他，是新州政府内的什麽人建议他订婚的。纽曼 94 年 9 月初被枪杀前约四周曾提及想让路茜搬出他的家，而搬到一个单元里去，他还曾就结婚的想法开玩笑。撒姆认为，纽曼已改变了他想与路茜结婚的想法。 2 月 24 日， 湄江俱乐部雇员陶光的前妻帕米拉·陶在死因聆讯庭上做证时表示， 1994 年 3 月， 在陶光在看录相时曾说：“那个????纽曼，吴景方和我要毙掉他，我们要杀他。”她说，她丈夫事後威胁说，如果她将此事说出去，就杀了她。她说，她丈夫在 19 93 年认识吴景方，其後两人过往甚密。当吴景方来方时，两人谈话中经常提到纽曼的名字。 1995 年，她和陶光离婚。 2 月 25 日，死因聆讯庭得知， 一名警方线人指出湄江俱乐部人事经理陈俊文和酒吧侍应丁大卫在 94 年 9 月 5 日当晚，从车道的阴影中接近纽曼。他俩中的一人用半自动手枪朝纽曼开四枪，其中两枪击中胸部。该两人被指在案发之前曾与陶光一起到纽曼家前查看。 负责问话的麦纳波警探还说，他获线人告知，丁和陈穿上军用夹克，其中一人开枪射杀纽曼。麦纳波说，警方在枪杀案发生後从丁和陈家中搜出两件军用夹克。 纽曼的未婚妻路茜在前几周向死因聆讯庭作供时说，一位枪杀纽曼的人穿军用夹克。死因调查官的助手罗伯茨说，路茜辨认出丁和陈家中搜出的夹克与杀手穿的夹克相似。 墨尔本法医学家罗比尔说，在夹克上发现两种枪射击後留下的残馀物，其中一种是温彻斯特型号的手枪射击後遗留下来的，另一种不能确定是何种类型枪射击残留下来。他还检查四颗在纽曼被谋杀现场遗下的子弹壳，三颗为温彻斯特枪子弹壳，一颗为白朗宁枪子弹壳。 2 月 27 日， 死因聆讯庭播出警员盘问吴景方之录影带，显示吴氏坚决否认参与杀害其政敌。他表示没有指使三名该俱乐部职员利用由该会保安员提供之枪械，谋杀纽曼。警方於 1994 年 12 月向吴氏录取口供时指出，专案小组获线报，指吴氏下令俱乐部职员丁大卫、陈俊文及陶光谋杀纽曼；枪械由俱乐部保安员穆沃德提供。 吴氏回答，指控属不确，不过专案小组有权展开调查。他又表示不知枪械由该会保安员供应，但事件须彻查，因为反映会所管理有问题。吴氏承认认识该三名职员，但否认於案发後在会所会晤他们。 3 月 2 日，在死因聆讯庭上，当时在湄江俱乐部任秘书经理的史禾斯作证时表示，在纽曼被枪杀前的同一年，当时在俱乐部任人事经理的陈俊文曾向他展示一枝“很细小的手枪”。当警方宣读供词时，史禾斯感不适，他被送院治疗後，再到法院作供。他最後向死因聆讯官表示，他需再次送院治疗。史禾斯在 1994 年 9 月 19 日和 1996 年 9 月 9 日向警方作供时曾先後说过：俱乐部顾问吴景方控制雇员陈俊文、陶光和丁大卫的生活；吴景方出席俱乐部董事会，似乎能控制董事会；在纽曼被杀後，陈俊文被调升职位和又获新房居住；丁大卫在纽曼被杀後，有更多金钱用，他拿来赌钱；在纽曼被杀之夜，董事会召开特别会议，这是首次召开类似会议。 3 月 3 日，在警方提交给法庭的录影带中，证人阮成德说， 94 年吴景方曾向他展示一幅纽曼议员的照片，并要他去干掉那人。阮说：“我没这个胆量去做，我也不是帮会的人，只是一个打工的而已。”阮说他把照片给另一个名叫查理的男子去干。但查理说：“不”，并显得神情十分惊恐。阮成德说，在问他是否愿意去杀纽曼议员时，没有提到钱的具体数目。 3 月 6 日，法庭获悉湄江俱乐部雇员陈俊文在 1994 年接触该俱乐部一名前任保安部主管穆沃德要求他代为买枪。穆沃德在 1996 年 2 月接受纽省灭罪委员会问话，口供内容在死因庭上宣读。他在口供中表示，纽曼於 94 年 9 月 5 日在其家门外被枪杀前 6 或 8 个月，陈要求他买第一枝枪。陈并没说他要枪来做什麽。穆沃德便为他安排买了一枝点 22 口径的手枪，两本杂志，一盒子弹，一个灭声器和使用手册。穆沃德说，他是以 3100 至 4000 元从朋友佐治斯买得上述物品的。稍後穆沃德与陈在该俱乐部会面，并亲眼见到陈从该俱乐部的保险箱中取出数捆 500 元现金交给他支付佐治斯。穆沃德说，陈在同年 6 月又接触他，要他再买一枝枪，当时陈向他说要办一件事。陈向穆沃德说，要打倒一个人。穆沃德表示，他以为陈要殴打这个人，陈则说“打倒”是完蛋的意思，如死亡。穆沃德说，他当时感到震惊。穆沃德其後用 2500 元买了第 2 枝枪。 这是点 45 口径的密林手枪，陈与上次一样从该俱乐部的保险箱中拿现金给他付帐。穆沃德说，陈亦要他买一个适用於点 32 口径手枪的灭声器，但该枪太细，买来的灭声器不合用。穆沃德是此案第三名获新州律政厅长特赦免遭起诉的证人，警方不得用其所说的证供来起诉他。此案共有五名证人获此赦免权。 3 月 9 日，另一名已被新州律政厅长特赦证人郝金森在庭上作供，指出身为保安公司老板的穆沃德代表一名会所职员陈俊文向他提出杀害纽曼的要求。郝金森形容陈俊文为费菲区议员吴景方的左右手。郝金森更表示在随後数星期，合约由三万元增加至五万元。在作供时，郝金森承认收到一支点 22 口径手枪及後又收到陈俊文交来一幅纽曼的相片。但他没有谋杀纽曼议员。他的做人原则是不涉及谋杀，但会留起那支手枪作私人打猎用。其後，他曾数次跟吴景方争吵过，但最後又回复正常朋友关系，因想从吴氏处得到免费枪械。
3 月 6 日下午，在死因研讯庭上，吴景芳、陈俊文、陶光等曾拒绝作证。次日早晨，此三人在巴拉玛打法庭提堂。丁大卫坐在法庭后排一个角落静观过程。 巴拉玛打法庭在 3 月 7 日获悉，当此案正式开庭时，陪审团将听到更多新证据，显示吴景方密谋策划杀害纽曼，是政治商业暗杀案。检控处长代表律师辛高顿形容纽曼案是一宗具政治、商业和权力动机的谋杀案。辛格顿说，死因研讯中有部分证据故意被抑制。检控处现已掌握更多证据，显示吴景方直接和间接与谋杀纽曼有关。 辛格顿曾向法庭递交声明，表示若吴景方拒向警方投案，专案小组亦已部署随时拘捕他。吴景方的代表律师费宁表示，警方起诉其当事人的行动太过仓卒草率。费宁说，吴景方愿每天向警方报到 3 次， 住在庙宇中，但法庭注册官李斯特还另加限制，除了要每天向警方报到，还须交出所有护照和其他旅游证件，以及不准步入国际离境地 1 公里范围内。此外， 警方亦警告他不得接解任何证人。费宁称，吴景方现居住新址，因为最近数周接获多次死亡恐吓。 与此同时，一位证人在死因研讯庭上宣称两次看到卡市臭名昭著的 5T 帮首脑， 1995 年 8 月被枪杀时仅二十岁的陈志明在吴景方的办公室。 这位证人说，他到吴景方的办公室是去收回六万五千元属于他的钱的余数。当他在吴景方办公室看到陈志明后，意识到吴景方与黑社会有联系。他感到害怕，为本身生命感到担心，因而决定放弃收回这笔钱。他说，吴景方向他保证，帮他向一位珠宝商及其妻子收回他的十三万元债务中的六万五千元，但吴景方仅还给他一万元。他安排两次与吴景方会面，但他两次到吴景方的办公室都看到陈志明在那里。他害怕 5T 帮支持吴景方，从而打消收回余下的五万五千元的念头。 另一方面，新州工党“有头有面”的人物已奋力争取费菲区工党议员吴景方获保释，惟仍未能使吴景方脱离被关在羁留所的命运。 吴景方代表律师马斯顿说，吴景方的上诉将会很快便提出。他说，“我现时最关心的是争取我清白无罪的当事人获准离开羁留所。” 39 岁的费菲区议员吴景方早两天被裁定不准保释。与吴一起被指控谋杀纽曼的两名被告── 29 岁的湄江俱乐部经理陈俊文和亦是在湄江俱乐部工作、 35 风的陶光亦遭法庭拒绝保释。 吴景方在工党的同僚，包括联邦工党议员纪利斯曾向吴的律师费连称，他愿意向法庭提交有关吴景方的人事担保。另外，据费连表示，费菲区的工党市长沙比亦已传真其为吴景方提供的人事担保，给予其代表律师。 惟麦代墨法官称，谋杀案中并不存在有利保释的假设，因此是被告自己的责任去争取获准保释。他并指出，三名被告均未能提出有力理由支持其保释申请。 当法庭裁定三被告不准保释时，纽曼的亲友表现得非常高兴，惟被告陶光的妻子闻讯后哭泣；因她已怀孕，预产期为 4 月 2 日。 此后不久，身任悉尼副市长的华裔工党政要曾筱龙在被为吴景方申请保释聆讯中作证，形容吴是一位信仰宗教者和一位受尊敬的人。 曾筱龙告诉卡拉德斯法官，他认识吴景方已十年。“我知道他在越南人社区很受尊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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