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絕遺忘 正視歷史
推動改革 促進民主








楊天胤先生個人專集

第19期 （友誼交流，免費贈閱）
2009年3月25日

目 錄
特稿
安 琪：戈揚——翱翔的自由鳥 2
吳稼祥：心在這邊，身在那邊 3
邵燕祥：挽戈揚大姐，並寄友人 4
鐵 流：“能受天磨真鐵漢，不遭人忌是庸才” 4

編者的話
楊天胤：《我的“金色年華”及其它》 10
南京大學圖書館感謝狀 10
香港中文大學收藏信 11
代 序 11
我的“金色年華”及其它 12
後 記 59

附錄
許良英：幻想•挫折•反思•探索（中） 62
甘 粹：北大魂 76
友誼回聲：盧盛國、孫正荃、曾權生、易善學、韓松、
湯烈輝、鬍子宗、陳星 104

安 琪：戈揚——翱翔的自由鳥
2009年1月18日，我們敬愛的戈揚大姐在紐約去世了，享年94歲。
戈揚大姐是我所遇見過的一位具有高尚品質的堅強女性。她從延安時代的“紅衣少女”，到長期從事記者生涯，擔任《觀察家》雜誌主編，這位將自己的一生奉獻給共產主義事業的女革命者，當她所維護的那個執政黨將槍口對準自己的人民時，她毫不猶豫地採取了最果斷的態度，永遠地與這個黨徹底決裂了。
八九年“六四”後，戈揚年逾七旬流落異國。她從零開始，身處逆境而從不言悔，樂觀開朗地面對生活中的各種困難和繁雜瑣事。她甚至獨自一人踩着沒膝大雪去洗衣店；搭乘地鐵時，手裡總是拿着抄在紙條上的英語單詞邊走邊記。此刻，國內許多與她同時代的人，大多正在溫馨的家鄉故里，兒孫繞膝，享受着天倫之樂。如戈揚一樣寥寥無幾的“老革命者”，無一不是滿載榮譽，包括受盡屈辱後的平反，和與之相關的優厚待遇。煥發着經濟利益帶來的精氣神，日子過得有滋有味。而戈揚，在她最應該得到關懷和照顧的高齡，卻義無反顧地走上了不歸路。那樣決絕，那樣從容，那樣大義凜然！儘管她在陌生的國度，一無所有，但她最終擁有一顆自由的心靈。她的獨立意志和在大是大非問題上決不苟且的精神，賦予她一種高貴的氣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我有幸去看望老人，距我1987年在深圳特區第一次見她相隔五年，感到她精神面貌上的大變化。那是一種得以解脫枷鎖，還原為人的坦率和真實。見到我和同去的朋友，戈揚大姐一邊爽朗地大聲聊天，一邊燒菜做飯。隨後，她拿出幾首詩讀給我們聽。詩中有一種徹悟和超然的哲思，我當即照了抄下來，保留至今。十多年來，我在美國訪問時，曾多次拜訪過她，每次都讓我感慨不已。2003年11月下旬再見戈揚時，她已與欽慕她一生的原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早年脫離革命定居海外的司馬璐先生於兩年前成婚。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愛情故事，在兩位老人八旬之年才“終成眷屬”。箇中悲歡與歷史滄桑，令人泣歌。
戈揚青年時代投筆從戎，參加革命。歷經風雨和磨難，榮辱備至。半個世紀後的古稀之年離國出走，在美國完成了人生的最後歷程。這種結局的本身，就為我們譜寫了一首生命的讚歌——自由之歌！
戈揚的身世可謂非凡傳奇。她的一生，是有尊嚴的一生。由衷的欽佩和驚嘆，讓我對這位老人懷着深厚的感情和敬意。
戈揚，請一路走好！

2009年1月20日於仰光


附戈揚詩兩首

打油詩：
家其和高皋，你們兩位好；熟人都問候，一群自由鳥；

我宿大西洋，君棲香榭島；故國雲天隔，相思何時了？

糊塗詩：
黑漆皮燈籠，半空螢火蟲。粉牆畫白虎，黑紙寫烏龍。

茄子敲泥磐，冬瓜撞木鐘。昏天無明日，哪有是非公？

安琪於1991年10月抄錄於戈揚在紐約的陋室
吳稼祥：心在這邊，身在那邊
2009年1月18日夜，收到一條短信︰“戈揚去世，享年94歲。”
戈揚，女，原名樹佩華，1914年生，早年參加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活動，人稱“紅衣少女”。在延安時，曾在周恩來、鄧穎超手下工作，是中國新聞界的老前輩。1957年成為右派，恢復工作後任《新觀察》主編。
戈揚一生急公好義，不畏權勢，才華橫溢。在那不正常的年代，如果你正直，你就要倒霉；如果你有才，你也要倒霉；如果你既正直又有才，那就要倒大霉。戈揚既才且善又美，坎坷一生是自然的。
1986年，我原來的工作單位有兩個處長被勒令調離，無人敢要，無處可去。戈揚慨然出手，將其中一人救去，任為副主編。我懷着膜拜她的心情，到她府上去過幾次，還聽過她朗誦自己的詩歌新作，其辭婉，其情真，其意切，其聲脆，讓你忘記她的年齡。
她一生作品甚豐，但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應該是那首悼念耀邦的詩︰“……他的身在這邊，他的心在那邊……”
她去國近20年，無時不在懷念這邊的魂牽之地。未曾想竟客死那邊他鄉，非其願也，不得已矣。她寫的那首詩中的名句於她臨終之前在她心裡有過變奏麼？
“……身在這邊，心在那邊……”那邊是什麼？是她獻出一生，想使其容顏如花的故國。
“故國春未鬧，何以揖芳魂。身心隔兩地，相距一太平。”
是為悼。
“相距一太平”一句取自吳國光七律“洛城得汪元量《湖山類稿》，書其後”一詩中的“我今他鄉逢君意，故國只隔一太平”，此處“太平”明指太平洋。

2009年1月19日
邵燕祥：挽戈揚大姐，並寄友人

去國悠悠二十年， 忠魂猶在黑名單。

驚心一夕遲歸計， 屈指平生藐巨瀾。

新舊觀察皆入史， 幽明血淚豈容刪。

嗚 呼日暮長安遠， 歲暮京華值大 寒。

二OO九年元月廿日，大寒
鐵流：“能受天磨真鐵漢，不遭人忌是庸才”
--痛悼名記者劉衡大姐
參與全國61名右派老人聯合發起的，於“反右鬥爭”50周年之際向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國務院上書的《人民日報》名記者，88歲劉衡老人於2009年2月7日遺憾地與世長辭。
我心懷沉痛的心情，深深地向她致哀：劉衡大姐，您一路走好！我想在那另一個世界，絕無“左派”與“右派”之分，更沒有人剝奪你的“言論自由”，你想寫誰就寫誰，你想罵誰就罵誰，一定是個真正的“以人為本”的“和諧社會”。
我和劉衡大姐相識於2007年“反右鬥爭”五十周年紀念話動的維權抗爭中。記得那年一月，當我從鈡沛璋老師夫人陳敏手裡得到她的電話後，立即找她作為發起人請她簽名。我一拔電話去，她毫不猶疑地說：我簽，你來吧！
我立即驅車去了她住地方--金台西路《人民日報》宿舍22號樓305室。沒有想到，一個80多歲的老人，1939歲就加入中共的老黨員，我國不多的幾名女記者（另外幾人是彭子岡、浦熙修、戈陽、高汾、肖鳳、姚芳藻）之一，居住的地方僅是個不足60平米的小兩居，水泥牆壁水泥地，家裡沒一件像樣的東西，破桌破椅破木床，多去一人就沒有坐的地方。她因為腿腳腰部有傷殘，艱難地曲踡着身子十分熱情地接待了我。她看了鈡老執筆寫的簽名文稿，立即寫下自己的名字，還打電話通知高汾大姐也來簽上名字。
自此，我們成了好朋友，除頻頻通電話、通郵件外，只要有時間就去看望她，遂步遂步進入了她的生話。在1994年摔傷前作為記者的她，經常外出採訪，寫為底層社會鳴寃叫屈的文章。摔傷後引起多處骨折再不能外出採訪了，成天就在這間陋室里敲電腦，繼續寫歷史、寫回憶、寫災難，還給友人寫信，表現出驚人的毅力與倔強。
一次她來電話，問及上書有無信息反回？我只能實話實說：沒有，到現在還沒有！她聽後十分生氣：“看來他們不會回答了，就是採取這個不理不問……拖的辦法，讓我們這些右派死完死絕了……，這個事情就了了，真是欺人太甚。鐵流呀，……我老了，可能看不到徹底‘平反’和撲發工資那天了，要我還能走，……一定走到天安門去抗議，問問他們：為什麼‘文化大革命’搞錯的幹部全撲了……，我們‘右派’為什麼不補？“
“不補就是不補！你能抱起石頭打天。”我心裡在說，可不願讓她失去希望，口裡卻道：“會補的、會補的，我們要相信‘以人為本’的‘胡溫新政’”。
“會呀？我不知還等得到不？前不幾天又去住了醫院。”她的聲音斷斷續續，有氣無力，我笑着不斷安慰：“大姐，你不會死，你要活到100歲，現在參加簽名的已經有6000多人了，如果真的不理，有點說不過去吧？縱然我們死了還有兒子兒孫呀！了不倒的。”
電話那頭的她笑了，說：“對，要堅持抗爭！鐵流啊，這不是錢的問題，是做人的尊嚴，幾十年來我們老右活得太慘了…”
慘，老右真慘，特別劉衡大姐更慘！我每次去看望她，心裡就為她鳴不平，一個80多歲的老人，把一生獻給“革命事業”的布爾什維克，卻住在這樣破爛的房子裡浸泡着生命，叫人寒心。可她從不提這些事，就一個勁地寫。
她是全國、全黨出了名“不認罪的右派分子”。她說，我有什麼罪？不就響應毛主席號召在“整風”中說了幾句老實話，說老實話叫犯罪麼？正因為她“痴心不改”，當右派前和當右派後都堅持說老實話，結果丟掉黨籍、丟掉工作、丟掉家庭，幾十年單身一人過日子，她從不後悔。
這裡錄下一位記者採訪她的對話：
　　記者：現在您身體不好，不能出門，老呆在家裡，是不是覺得時間過得很慢？
　　劉衡：不是，我總覺得時間不夠用，我年齡大了，剩下的時間不多，而我要寫的東西很多。我很少寫自己，我不敢寫，我的一生受到的波折和磨難太多了。對後人應該有借鑑作用吧。
　　記者：怎麼想起來去學電腦呢？
　　劉衡：因為拄了拐棍，我才有機會學電腦。從1994年開始我接連骨折，再也沒辦法出去採訪寫別人了。丁玲說：“每個人的一生，都可以寫一本書。”我只好寫寫自己啦。1996年，我參加了人民日報辦的職工電腦培訓班，我拄着拐棍去上課，有人為我擔心：“80歲學吹鼓手，學得會嗎？”我對他們說：“我才74歲，離80遠着呢！”瞧，我現在打字比好多人都快呢，我真後悔沒早點學電腦啊。
　　記者：除了寫回憶錄，您還有精力做點別的嗎？
　　劉衡：有些新聞雜誌約我寫些採訪經驗方面的文章，我也整理了一些出來。許多人看了我的網站，也會在網上主動跟我交流，我還有幾個“忘年交”呢，我有時跟她們聊聊天，挺充實的。還有，我當了21年的右派分子，更是理直氣壯地抒寫人間的不平，為這些被侮辱損害的人們鳴冤叫屈了。雖然我對社會、農村很少了解，但對民間疾苦感同身受，和這些低層人們的心情一拍即合。
這就是劉衡，倔強的劉衡！正如書法家萬遷先生寫給她的那副掛在牆上的單條：“能受天磨真鐵漢，不遭人忌是庸才”。
她是“天磨”出來的鐵漢鐵女人，所以在右派群體的維權抗爭中，表現得特別堅決，特別強勇。她常常在電話里鼓勵我：鐵流，做人要勇敢，不要怕，要拚命寫，把受過的苦難全部寫出來，留給歷史，留給後人，決不能讓災難重演！維權的事要堅持下去， “反右鬥爭”一定要求中央要徹底“平反”，補發工資和“精神賠償”，達不到目的決不能罷休！
可惜，她的要求與願望一個也未實現，竟早早地走了。
去年北京幾位右派老人自費辦起《往事微痕》後，她又忙碌起來，不停地給人打電話，不停地動員人寫稿，還鼓勵我們說：你們做了件功德無量的好事，把遺忘的歷史寫出來留在紙上，讓人們永遠記住她。她為《往事微痕》寫了“父親和我同劃為右派比《悲慘世界》還要悲慘”、“反右”逃不掉［地主］的陰影”等多篇文章。這些文章句句淚，字字血，撼人心靈，沒遭過“天磨”的人是很難寫出來的。兩月前我動員她不要書號自費出書，她接受我的建議，很快在《往事微痕》的十四期上刊出了她自擬的“徵求購書”廣告：
各位戰友、朋友、難友：
我叫劉衡，一個87歲的老新聞工作者，一生受盡苦難，為“拒絕遺忘，留下歷史”，特將幾十年來所承受過的災難與不幸寫在一本三十餘萬字的回憶錄里，書名《直立行走的水—一個“頑固右派”記者的苦苦抗爭》。書中有漫畫家方成的插圖數幅，還有對蕭乾、王若水、劉賓雁等難友的回念文章。
本人在回憶錄中，不僅記述了比法國《悲慘世界》還要悲慘的生活，比阿拉伯《天方夜談》還要奇特的遭遇，還寫了如何在自己的血泊里站立，對命運進行長期不屈的苦苦抗爭。正像阿富汗卡塞姆汗詩人寫的那樣：“我死去過一百次, 已經習慣於死去生還。在這長期的鬥爭里, 我永遠像燭焰一樣安全。消耗的是蠟燭, 不是火焰。肉體日益消瘦, 靈魂始終熾燃....”
書未出版，她就悄悄地走了。卻為我們留下那逝不去瀑布聲：


“我是一塊瀑布，
有着奔騰的水勢。
我要流，我要響，
誰也阻擋不住。
不是我天生性格如此，
是革命鍛煉了我的意志。
反右派給了我懸崖陡坡，
給了我險灘巨石。
我沒法做溫柔平靜的湖水，
又不願一天天乾枯，
我生命的長河要流，
一瀉而成瀑布。”

摘自劉衡《我是一塊瀑布》——《直立行走的水》代序

附：劉衡小傳：
劉衡，原名胡宗瑜，女，1921年12月22日生，湖北鄂州華容區武城鄉人。在國民黨統治區一直念書，從幼兒園念到大學二年級。1939年在恩施屯堡聯合中學女高分校入黨，1941年在陝西城固西北大學念書二年後，進陝甘寧邊區關中分區。
當過宣傳部幹事、文協秘書、報社編輯、師範教員。1945年以後，長期從事新聞工作，在延安解放日報、新華總社、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人民日報社當編輯、記者。1957年在人民日報當記者時被劃為右派分子，因一直不服，一直認為反右鬥爭有問題, 故一直被專政。1978年12月改正，恢復記者工作。
1981年當選為人民日報社好黨員，1982年當選為中央直屬機關先進工作者，1983年當選為全國婦聯第5屆執行委員。是人民日報社高級記者，被授予“國家級有突出貢獻專家”稱號。
2009年2月7日去世。

編者的話：
1957年宋又寫信給中國共產黨中央說：“黨中央號召大鳴大放，怎麼又收了？共產黨不怕國民黨八百萬大軍，不怕美帝國主義，怎麼會擔心人民推翻黨的領導和人民政府？共產黨要敢於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評，批評人士大多是愛國愛黨的，一些民主黨派人士為新中國的解放，作出了家庭、個人名利的犧牲，一些二、三十歲的青年知識分子怎麼可能一天就變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我很不理解這個運動，我想了兩個多月，還是想不通，有這麼多黨內黨外純粹的人會站在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對立面？要推翻共產黨？”就是這場鬥爭埋葬了多少有識之士，楊天胤先生就是被埋葬的一人。
50年後的今天，他不惜耗盡精力，將自已坎坷一生和受迫害的情況寫成此文，留給歷史告訴後人，我們國家民族不能再折騰了！要走出毛澤東統治陰影，要挺胸昂頭做一個大寫的人。要想徹底告別災難，就要推進民主憲政的步伐，不要再是官管民，而要民管官；不要再是黨管憲法，而要憲法管黨。如果個人權力大於黨，黨的權力大於憲法，這個國家永遠是一個可怕的國家，再好的經濟局面也會毀於一旦。正如代序中《凝視九七》所言：“小鳥懷着熱烈的希望，展翅向天空飛去，但是一下子就碰着鐵絲網落了下來，這時我才知道自己並不是在自由的天空下面，卻是被人關在鐵絲籠里。”人民雖然是鳥，但絕不是鐵絲籠里的鳥，應是只自由翱翔的鳥。
請人們記住：不自由毋寧死！現將附錄中甘粹先生所寫《北大魂》林昭的一首詩送給大家：生命我所重，愛情彌足珍；但為自由故，敢惜而犧牲。生命似嘉樹，愛情若麗花；自由昭臨處，欣欣迎日華。生命巍然在，愛情永無休；願殉自由死，終不甘如囚。生命蘊華彩，愛情熠奇光；獻作自由祭，地久並天長！
我們希望難友們有更多的專集問世，相互交流，相互切磋，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留下一部部鮮活的歷史，把毛澤東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架上，還得“踏上一隻腳，永遠不能翻身”！
為使專集增輝添彩，本期續發了許良英教授的《幻想•挫折•反思•探索——波濤一生的心路歷程》一文的續篇，這是一篇十分好的文章，不可不讀。







楊天胤：《我的“金色年華”及其它》
南京大學圖書館感謝狀

香港中文大學收藏信































代 序
他書或以文章見人，唯修史宜直書其事。
康熙《東西南北人》用血和淚攪拌着筆墨，書寫我們自己。

《禪機》序
一方是被尊為“主人”的蒙冤者，另一方是製造了這一冤案的“公僕”們。力量是那麼懸殊，懸殊得不寒而慄。

《凝視九七》
小鳥懷着熱烈的希望，展翅向天空飛去，但是一下子就碰着鐵絲網落了下來，這時我才知道自己並不是在自由的天空下面，確是被人關在鐵絲籠里。

《巴金回憶錄》
“儘管她處在極端屈辱的境遇中，她仍保持人類的高尚心靈、人性的落拓不羈和優美”，她之所以善良，是因為她不曾害過任何人。她總是合乎人性地對待非人的環境。
馬克思《神聖家族》中分析歐仁•蘇的小說《巴黎的秘密》的文字時，對女主人公瑪麗花是這樣肯定的。

《名人傳記》2004．2期
我的“金色年華”及其他
詩云：
人生七十古來少，前除年少後除老；中間光陰不多時，又遇嚴霜與煩惱。
我的“金色年華”及其它
一
從二十三歲到五十四歲是人生的“黃金時代”，這樣說大概不會有太多的人反對。下面請看我的“金色年華”是怎樣度過的：
我一九五0年一月十六日（農曆一九四九年冬月二十八日，國民黨陸軍副總司令湯堯在蒙自機場被俘的那一天）參加工作，時年十七歲，先在縣城屏山工作組，七月底至九月初率祿勸農民代表到昆明參加“南方省區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十月調皎西（四）區政府任財糧助理員。這一時期的工作我曾以《難忘的雲南省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及《解放初期我所親歷的征糧工作》二文刊登於《祿勸文史會資料》第五輯。我於一九五二年四五月份“三反”運動後，兼任區政府會計；一九五三年三月，因縣衛生系統機構擴大，成立縣防疫站，各區、各鄉成立衛生所、衛生小組，即將開始實行公費醫療，原代理會計唐超宗不能勝任，調我到縣衛生院（即後來縣第一人民醫院）任會計，負責整個衛生系統的財務工作；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九日調楚雄州行政幹部學校學習“過渡時期總路線”，四月八日學習結束，回來後接着下鄉搞群眾工作。先在宜岔，後到路南河（均屬撒營盤（三）區）。六月二十二日春耕結束後返回縣衛生院。九月份中秋節後第二天又被調下九龍區木克鄉搞“三秋”（秋收、秋種、秋征）及第一次發布票工作，直到十二月底財政科催報決算才把我調回院來，一年中離院九個多月。我離院期間，藥費由藥房代收，其他業務先由統計包應勛，後由副院長孟兆慶代理。這種代理只是把工資領來照花名冊發下去；其他收支只把單據收着。由於不是專職人員，不可能把你的賬記好。我回來後，只好把單據整理後做成報表報財政科。財政科員陳鴻高（會計）因“三反”運動時懷疑他是“大老虎”。領導組織人對他進行“疲勞轟炸”，這種辦法大概就是古時候交戰時用的“車輪戰法”。一班兩個人，每兩小時輪一班對他進行不間斷審訊，讓他幾天幾夜不得休息，希望他在極度睏倦，頭昏腦暈之時，供出他的“貪污”罪行來。我也被派去“審問”過他，那時不過是“奉命行事”而已。幾天幾夜也沒有“審”出什麼結果來，但他懷恨在心，藉此機會向專署財政科，衛生科反映，“祿勸衛生院賬目混亂”。一九五五年四月底專署財政科，衛生科及縣財政科、衛生科派出八九個人的“檢查組”到縣衛生院查我的賬。我對他們說：“我任會計，不論我自己經手的也好，其他人代理的也好，都由我負責。”老人家早有教導：“一切結論產生於調查情況的末尾，而不是在他的先頭”。（《語錄》第二○一頁）。但這些人不按他老人家的“最高指示”辦事，還未開始查賬首先定下來我“貪污”了。然後“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但不管怎麼說，我想賬目查清後自然會有正確結論的，所以還是主動配合他們查。八九個人都是財會人員，每一筆收支單據都經過審查、核對。那時我到衛生院剛剛二年，兩年的賬，八九個人查了三四個月。經過這麼多人，這麼長時間的“精打細算”，結果賬目完全符合，沒有絲毫差錯。在他們的檢查報告上也無法否認這個事實。只好在報告開頭加了頂大帽子：“不重視政治學習”。我無權也無法反駁，只是心中暗暗好笑；一九五四年縣級機關四五百名幹部在政府禮堂舉行過一次“政治時事測驗”，測驗結果只有法院副院長武顯功和我得了一百分，還有人開玩笑叫我“狀元”（這件事現在還有人記得），也不知道這個“不重視政治學習”從何說起。
檢查組撤走後，本來結論已經有了，但因開始時的“假設”，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沒有找到什麼“證據”。既然先就定我為“貪污”，那是“不獲全勝，決不收兵”的。檢查組“賬”　檢查完了，但沒有找到我“貪污”的證據，看來“此路不通”。“矛盾”只好“上交”，把“案子”交到法院，由副院長李維祺接手，李維祺“計高一籌”，把“檢查報告”拋過一邊，另闢蹊徑，重打鑼鼓另開張。從算我的“生活賬”入手，那時一個月的工資九十六個工資分，每個工資分二千六百四十元（舊人民幣），折合新人民幣二角六分四厘，二十多元的工資是固定的。由於“生活賬”沒有“賬”，只好做“估計”。最大的開支就是吃飯、穿衣；小到火柴，信封、郵票、甚至電筒上用的小燈泡都計算在內，連我集郵時從舊信封上撕下來的舊郵票都算我的“支出”，還“估計”我一個月進幾次“館子”，吃多少 “零食”，這才真叫“精打細算”；算出一個月的開支後，又用我到衛生院的二十四個月來“累計”，這下算出我“收支不符”一百一十多元，算作我的“貪污”數額。不過這樣算出來到底有點心虛。有一天，李維祺把衛生院藥房司藥劉德寬請去，把這些“算”出來的數字念給他聽，然後問劉德寬“可差不多？”“劉法寬只好說：“差不多、差不多。”經過這一下“估計”、“累計”，得出的數字搖身一變成了在同志們的“對證”下我承認的“貪污”數額。即使以這點數字作“根據”來判刑，也有“輕罪重判”之嫌；好在寫判決書時，可以“筆下生花”，後面再加上一筆：“三反”以後，重犯貪污，從嚴懲處。判我六年有期徒刑也就順理成章了。但“三反”中給我的結論是：“楊天胤賬目清楚，群眾反映也好，沒有什麼問題。”“三反”運動未結束就讓我提前回區去了。那時我既未貪污，而今又何來“重犯”？且我經手的賬目既然查清了，現在這個“貪污”到底是“貪污”了國家哪一筆錢？且從單位（衛生院）到個人沒有一份起訴書，更沒有一封“檢舉信。”這場“官司”連“原告”是誰都不知道。這樣原告、檢查機關、審、判都由李副院長“一身而四任”且“畢其功於一役”了。
判刑後，將我的財產全部沒收，除身上穿的那套舊衣服外，值一分一厘的東西都沒有還我一樣。要說個人財產的確有限得很，除一套簡單的鋪蓋行李及換洗衣物外，一九五四年穿的還是草鞋。但有幾樣東西，的確讓我心疼，至今念念不忘，引為終生憾事。
1．一九五○年八月帶領祿勸農民代表到昆明開“雲南省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時，省市領導親筆題詞的紀念冊，上有宋任窮、周保中、莊田、莊明理、朱家壁、鄭伯克、穆欣、潘朔端、盧漢、曾恕懷、丁榮昌、樂嗣德、方章等人的題詞（我在《難忘的雲南省第一次人民代表大會》一文中曾有記載）。
2．我從一九四九下半年開始集郵，解放前祿勸有沒有人搞過集郵我不知道。但解放後集郵我大概是祿勸第一人。雖大多是舊郵票，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郵票一套不少；還有一些有“東北貼用”字樣的。還有幾張解放前有孫中山像及國民黨時“賑濟災民”的舊郵票。中國集郵公司成立後，把錢匯到中國集郵公司，新郵票一出就寄來給我；剩一點錢就寄匈牙利，南斯拉夫的運動郵票、動物郵票給我，我繼續匯錢去。《集郵》雜誌第一期我就訂。至一九五五年我出事時，共集得五百多張，面值三十八萬多元，我的“犯罪”檔案里還有記載。
3．我在皎西工作時，時值“土改”，杉樂鄉文書陳世家買得一顆土司家祖傳的象牙圖章。一般象牙為黃色，因年深日久，此章已呈紅色，識者謂當在二百年以上。他到區上開會時，把這顆圖章送給我。
4．我哥哥的同學，密友張錫天，其祖、父均為中醫。其祖父在昆明行醫時，滿清政府“欽差大臣”到雲南來，生病請其治療。醫好後，送他一枚“壽山石”的圖章，紅色，頂上鐫刻“猴子盤葡萄”。這種石頭記不清在哪本書上看過，據說是中國“四大名石”之一，與黃金等價；色澤好的，甚至超過黃金價格幾十倍。據中央二台經濟頻道《鑒寶》欄目播出，嘉柏拍賣會上，一顆重85.5克的印章,成交價貳拾萬元,每克價二千五百元。他祖父傳給父親，父親又傳給他，他與我哥哥是莫逆之交，把這顆“傳家寶”送給我哥哥，我哥哥又交給我，以上幾件在我心上有“分量”的東西，現在只落得個“而今已矣，夫復何言”。
自一九五五年五月“假設”我“貪污”把我拘留於看守所後（既無逮捕證，又無拘留證），白天出來查賬，晚上回看守所；“案子”交到李維祺手裡後，十天半月叫出來“審訊”一次，平時就關在看守所里，也不要我出去勞動。為了要我“低頭認罪”，把受之於父母的“青絲”剃成個光頭，這大概與滿清入關時的“留髮不留頭，留頭不留髮”一脈相承吧！
看守所里每人每月供應口糧二十四市斤，大米，蠶豆各半；每人每天一分錢的“菜金”，當時市場上最便宜的菜是蘿蔔，二分錢一市斤。看守所一百八十多人，每天一元八角錢，要解決這些人的吃菜問題實在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後來想了個辦法，縣供銷社在屏山公園（現黨校位置）辦了個粉絲廠，六角錢一挑蠶豆粉渣；一元八角錢買三挑，一頓吃三桶，煮飯將縣政府伙食團的殘湯剩水挑來倒進去，“油”“鹽”問題也解決了。犯人的希望是巴不得縣府開大會，這樣殘湯剩水多一點，也多少有點“油腥氣”。
菜金一天一分錢，當中包括油和鹽；巧婦難為無米炊，不信請問炊事員。
縣政府里開大會，殘湯剩水不浪費；摻上粉渣煮一鍋，犯人用以填腸胃。
聽老犯人講：“從來就沒有一個犯人因申訴而減刑的。”原黑（七）區幹部湯從智，大學生，他寫得一手工整的仿宋字，至今印象猶深。由於監獄規定不得交談案情，所以不知什麼原因，一九五四年被捕，判刑五年。刑期已過四年，他對所長（何正清）說：“報告所長，我的案情不合，要求申訴。”所長說：“你寫嘛，我給你轉上去。”寫了三四天交給所長，從此不聞不問。大概兩三個月後，給他的答覆是：“無理取鬧，改判無期徒刑。”思想上的沉重打擊，加上生活上的嚴重營養不良、超體力的繁重勞動，不多時，二十多歲的人走路要藉助拐棍，風都吹得倒。後來無期徒刑以上的調省二監，我到祿勸申訴時曾問法院：“有沒有一個叫湯從智的來申訴？”據說從來沒有這麼個人來申訴過，大概早已“了此一生”了。
投身革命大學生，橫遭縲紲冤求伸；改判無期又餓飯，“陰國”留學趁年輕。
起初覺得自己是“冤案”，慢慢才知道，比我“冤”的實在太多了，試舉幾例：
茂山人童登高，入獄時二十九歲，解放前，曾當過幾天“鄉丁”。定罪時說有一個人被他“逼”死掉。但據推算，被他“逼”死的這個人死時，他還沒有出生，真不知道還沒有出生的人怎麼會把人“逼死”？後來申訴還沒有批回來，人已經在看守所“拖牢洞”了（犯人死了不能從門裡抬出去，要從牆洞裡“拖出去”）。他母親和他媳婦背着個娃娃來看守所問，所長何正清說“調走了”，問：“調到哪裡去了？”何正清說：“曉不得”。我在旁邊聽了真說不出心裡是什麼滋味。
案由皆因逼死人，死者死時他未生；申訴未果拖牢洞，孤兒寡母誰造成？
河外（可能就是轉龍）人夏文能。因重婚由區上送來看守所。他到看守所的前三天，發生了犯人在監房內燒火的事。後來開鬥爭會，刑訊逼供，有人問了一句：“夏文能可有參加？”被斗得死去活來的犯人順嘴答：“參加了”，就這樣夏文能被判了九年刑。外面的事或許說不清楚，可夏文能是哪一天進看守所？事情發生在哪一天？難道他還沒有到看守所前，看守所發生的事也要他負責？那種情況一言以蔽之，只好叫做“昏天黑地”。
監房燒火是別人，三天之後入牢門；刑訊逼供狗咬狗，公然判了九年刑。
據《祿勸縣誌》載：一九五二年、一九五三年減租，退押、清匪、反霸，接着是“土地改革”，刑事案件每年審理結案二三百件，一九五五年突然上升到九百件，可殺人，縱火、搶劫、強姦、貪污、盜竊加起來才一百三十件，“其他”達七百七十件。一九五八年更上升到一千一百五十六件，當中“其他”共九百五十八件。其中有多少屬於冤、假、錯案不言自明。即使列入殺人、放火、搶劫、強姦、貪污、盜竊這些歸了類的案件中，又有多少屬於冤、假、錯案，那只有天知地知了。如若不信，請看《祿勸縣誌》第五百八十六頁：“為了簡化司法程序，提高辦案率”，推行“一長代三長，一員代三員，批捕，起訴，偵察、審、判一竿子插到底的工作方法”。《祿勸縣誌》五百八十四頁中，原來李維祺的一身而三任的“畢其功於一役”，還成為“經驗”推而廣之了。這種“草菅人命”的做法，不知製造了多少冤魂，使多少無辜百姓家破人亡，妻離子散，能“厚着臉皮留存下來的”少之又少；而像我這樣經過漫長的、艱辛的申訴之路最終獲得“平反”的更是鳳毛麟角，少之更少。
一身三任經驗鮮，冤假錯案已過千；自詡出了紅太陽，為何黑地又昏天？
從一九六七至一九九一共二十四年，總共四百零一件申訴的案件中，無罪平反的僅五例；說申訴難，難於上青天，大概不算“言過其實。”《祿勸縣誌五百九十一頁》
二十四年算一算，申訴四百零五案，若非鋼筋鐵骨人，誰能推翻五行山？
“前車之覆，後車之鑑”，犯人形容的“風吹得進來，牛拉不出去”，“鐵案如山”後，如若時候不到你申訴了，不給你糾正倒也罷了，反過來“不認罪服法”、“企圖翻案”或像湯從智一樣“無理取鬧”的帽子飛肯定戴定了，說不定還要落得個“湯從智”的下場。權衡利弊，只好把“申訴”的打算收撿起來，埋入心底，且等過了六年再作打算。
每月二十四斤的供應（包括雜糧）實在應付不了沉重的體力勞動及身體新陳代謝的需要。曾發生過這樣一件事：南甸蓋大倉時，派犯人去抬石頭，上午十點多鐘，一個犯人突然倒地休克，大軍（警察）束手無策。這時另一個犯人報告說：“報告”大軍，他這種“病”我能醫好，只要兩角錢買兩斤紅薯給他吃下去就好了，雖然兩斤紅薯就能像靈芝草一樣可以起死回生，但即使遠在天山的靈芝草，白娘子可以歷盡千難萬險取回來救活許仙，可眼前就有的紅薯，誰又會花錢買來救“老犯人”？正如所長何正清常掛在嘴邊的：“整死你，不當踩死個蛋黃小雞？”事實上犯人的生命也真不如蛋黃小雞，有誰會有“菩薩心腸”來解決這兩斤紅薯的問題？
精疲力竭肚中飢，休克皆因身體虛；二斤紅薯誰救我，人命不如蛋黃雞！
當時聽說馬豆溝農場（勞改農場）離縣城約五公里，每月每人供應三十五市斤口糧，菜是自己種自己吃。故總想投入勞改，或許可以苟延殘喘。
二
一九五五年十月底判刑，只過了四五天，總算“如願以償 ”，那一天共判了七十八人，蒙青眼相看，把我一個人調到馬豆溝農場去。當時說，過去後一方面管理犯人伙食，一方面當生產員醫生繆爾勛的助手，幫他拿藥，打針，他不在時給犯人看看病。又誰知在難忘的馬豆溝農場，人生又翻開了不堪回首的一頁。
我到馬豆溝農場時，全場犯人不足二百人，令我記憶深刻的是我去的前一個月十月份死了十一人，十一月份死了十二人，十二月份死了十三人。每天不能出工的“病號”有八十多人。那時死人也要向上面報“犯人死亡報告”。我看繆醫生在“死亡原因”那一欄填的都是“心臟衰弱”。也難怪，“心臟”不“衰弱”人是不會死的，死亡原因填“心臟衰弱”也就理所當然了。
十一十二十三人，冤假錯案入牢門；如今結伴陰司去，黃泉路上非孤魂。
曾經發生過這樣一件事，大軍（警察）養的小兔死了一隻，叫個老犯人拿出去埋了。犯人把小兔埋了轉回來時向站崗大軍報告：“報告大軍，埋犯人的小兔回來了，”一向嚴肅的大軍也弄得忍俊不禁。可往深處一想：埋犯人早成了家常便飯，近幾個月來隔不上一兩天就要埋一個，按照前蘇聯生理學家巴甫洛夫的條件反射學說，“埋犯人”這個強刺激在犯人頭腦里反覆了無數次，犯人的大腦皮層早已形成了“條件反射”。從哲學觀點來說：“埋犯人”是必然，“埋小兔”是偶然，所以犯人回來時，下意識地報告：“埋犯人的小兔回來了。”這一點也不奇怪，看守所長何正清說的：“整死你不當踩死個蛋黃小雞？”死個小兔與死個犯人大概也差不多，真叫人哭不得，笑不得，哭笑不得。
雖說“人命不如蛋黃小雞”，死得太多了也不像話。而且，八百多畝土地的生產還得維持。後來發展到人死了沒有人抬，男的早已抬不動人了；有的死人是叫餵豬的女犯來抬出去的。情況反映到楚雄專署後，專署公安處派了一個生產員醫生甘禹來馬豆溝農場協助治療。其實要說“病”也不是什麼“疑難雜症”，只要肚子吃飽，“病”也就不藥而愈了。甘禹將真實情況向上反映後，一九五六年犯人生活得到了逐步改善，其實解決問題也很簡單，農場自己生產的黃豆，隔幾天磨一點，連湯帶渣煮一煮就是最好的“藥”了。後來犯人伙食標準提高了一點，伙食既然叫我辦，我也緊打緊掐的，每月伙食如有剩餘，就買成乾菜、油脂轉入下月，反正不讓它超支。
那時余家傳在農場當場長，幹部民警的小伙食團由刑滿釋放人員，皎西土司金××的小老婆康文芬煮飯。此人原來餵豬，曾與駐場民警生了一個私生子，後來送給馬豆溝農場附近的農民養，乳名叫“小和平”。大概寓意是“專政者”和“被專政者”和平共處的產物。康文芬不但沒有被處分，還弄去給幹警伙食團（小廚房）煮飯。其實這種情況，雖不能說“屢見不鮮”，僅在馬豆溝農場也是“無獨有偶”的。縣城地主家姑娘鄭××，當時才十七歲，幾個哥哥勞改去了，院子裡搬進一家民兵隊長，認為有機可乘，“近水樓台”想“先得月”，打她的歪主意，無奈姑娘抵死不從。她家有個石豬槽，本來土改時也沒有分給哪一家，誰知事後姑娘去餵豬時，民兵隊長來和她爭，說她“反攻倒算”，整來馬豆溝農場改造。俗話說：“躲得過初一，躲不過十五”，“犁上不着耙上着”，不知誰搞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了。後來據說她肚子裡長了一個“瘤子”，送到羅次去“開刀”，以後就沒有回馬豆溝農場。其實她也是無辜的，這裡筆下留情，姑隱其名。
土司府上“小老婆”，勞改隊裡“如夫人”；這種奇事世間少，幸有證據“小和平”。
懷胎說成“長瘤子”，流產說成“去開刀”； 卑鄙污濁事做盡，欲蓋彌彰真糟糕。
話也扯遠了，書歸正傳。這位替幹警煮飯的炊事員康文芬，隔不上幾天就要來犯人伙食團“借”東西，油、肉、其他乾菜。我不能說“不借”，只好詳細記下時間、地點、借什麼、借了多少。到月底去找場長算賬。誰知余場長說：“我們這個伙食團，人是流動的，從你們那裡借來的東西，有些人吃吃走了，現在在這裡的人，有些人又沒有吃着。”
世界上不乏能“見機行事，碰鼻子拐彎”的，可我這個人不懂什麼“人情世故”，“一根腸子通屁股”。碰得頭破血流也不會“拐彎”，還“得理不饒人”，幾次三番去找場長“算賬”。當然這個“賬”最終也沒有算出什麼結果，這件事本身，他也不好怎麼說，可心裡把我恨入骨髓，我也在這時暗地裡埋下了“禍根。”
碰着鼻子不拐彎，頭破血流滿身傷；無奈江山容易改，要移本性難上難。
犯人伙食偶爾殺一頭豬，腰子、脊肉、豬肝暗暗到了“小廚房”。犯人不了解情況，以為炊事員吃了，暗罵：“農場的豬沒有心肝！”我們頭頂黑鍋也做聲不得。
刮毛剖肚才搞完，肝腎早到小廚房；不是豬身少零件，皆因有人黑心腸。
那時農場大量開荒，第一季把砍倒的樹除大點的作廚房燃料外，枝枝岔岔灌木叢曬乾後，一把火燒了種洋芋。洋芋收了種蕎子，如加點磷肥，則產量可大幅提高。六塊梁子（距離農場十七八公里）產磷灰土。場裡先派人去挖了篩好，然後全場總動員去運。那天我右肩生了個瘡還沒有出頭，挑了三十八公斤，回到舊縣大河邊，多數人又餓又累走不動了。幸好場裡煮了一挑洋芋送去，一人分了兩個。回到農場後去醫務室脫開衣服一看，濃、血、汗、衣服粘作一片，撕都撕不開。至今疤痕猶存。
三
一九五七年下半年，社會上開展了“反右派運動”。緊跟形勢，農場也學習外面號召人“大鳴大放”的辦法，叫我印了一些“申請申訴書”，場長還在大會上說：“你們案情不合的，可以申訴。”有的人不識此中奧妙，聽“政府的話”寫了申訴。後來知道這是“陽謀”時悔之晚矣，凡寫了“申請申訴書”的無一漏網。鬥爭、加刑兼而有之，這也叫“引蛇出洞”吧！
河外人尹楊氏，時年三十六歲，原在廚房煮飯，家中房屋山尖上長了一窩老馬蜂，她點個火想去燒蜂，恰遇民兵，蜂沒有燒成，反說她想燒房子，成了“縱火犯”。聽說可以申訴，請人寫了“申訴書”交上去，運動開展後，在劫難逃。不但“老母牛拔樁”勒斷指骨，還加了刑。
燒蜂成了“縱火”罪，號召申訴開大會。“引蛇出洞”上了當，“老牛拔樁”指骨碎。
一九五七年中秋節的晚上，農場也開始了“反破壞鬥爭”，先拿幾個不認罪服法“耍死皮”的來鬥爭。可鬥來鬥去，晚上弄得鬼哭狼嚎也斗不出什麼名堂來。
年老體衰營養缺，偏偏說成“耍死皮”，鬥爭會上當典型，取得經驗好普及。
當時場裡種了二百畝烤煙，因種烤煙多少有點“技術性”，所以固定由男女各一個組負責，每組二十人。從整地、育苗、移栽、田間管理到採摘、烘烤、分級、扎把一包到底。不知怎麼說起，說這兩個組是一個“集團”，後來又在“集團”前面加上“反革命”三字。還說以男組長龍正學，女組長舒陸氏“為首”。我記得斗舒陸氏那晚上，掌握鬥爭會的楊國金說：“今晚就是你六年刑期滿的日子。”包括“五指（子）點燈”在內的什麼刑法都用過來，鬥了幾晚上，也不知到底有什麼“反革命”罪行，原來六年刑期今天滿，後來又加了六年。
六年刑期今天完，偏說參加小集團；五指點燈徹心痛，加刑六年歲月長。
不知是“繼承傳統”，還是“創造發明”，這些刑法對今天的中青年來說都是從沒有看見過，甚至沒有聽見過，可以說是“孤陋寡聞”。特錄以備考：
老母牛拔樁——先栽一根小木樁在地上，頂端破開一點，然後用麻線把雙手大拇指緊緊綁在木樁上。木樁破開處加個楔子，只要輕輕敲一下楔子，手指幾乎被勒斷。
點五子燈——指頭上綁上爛棉花，蘸上油點燃，有的活活被燒掉一截指頭。
軟板凳——兩膝半蹲，雙手繞到前面，大拇指用麻線扎在一起；然後用一根木槓從膝彎穿過，抬起來放在兩張高桌子上，有時頭髮上或大腳趾上還吊上一個土基。
壓槓子——雙膝跪在地上，有時膝蓋下邊還要加些碎石碴，後腿彎上壓上一根大樓楞，樓楞兩頭站上幾個人。
既非白公館，又非渣滓洞；除了剝人皮，啥刑都會用。
記得我曾在一張紙上寫過馬致遠的一首詞——《天淨沙》：
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
龍正學見了念過幾次，鬥爭他時，這也成了他暴露的“反動思想”，馬致遠在天之靈有知，也該為他鳴冤叫屈吧！幸而他雖被斗得死去活來也沒有“咬”我，農場鬥了後，又送到看守所斗，也不知後來如何處理，後來就再也沒有見過他的面了。
“反動思想”何其多，古詞裡面找得着；在天之靈若有知
如此冤屈向誰說。
隨着鬥爭的“深入”人越扯越多，大多數是組長，原來表現較好的“積極分子”，這時一變而為“偽裝積極，騙取政府信任”。一個在安寧光明農場表現好的“積極分子”李光玉，光明農場還發給他“積極分子證書”，調回馬豆溝農場準備給他減刑。誰知扯來扯去，扯到了他頭上，還來不及鬥爭他，晚上送工具進工具室時，解下栓糞箕的棕繩，吊死在工具室的橫梁上。雖然犯人醫生王象祖（繆爾勛醫生也“反省”去了）給他做了好一陣“人工呼吸”，可最終也沒有使他“魂兮歸來”，死後一個“畏罪自殺”就“蓋棺論定”了。恕我寫順手了，其實哪來什麼“棺”，一床爛草荐就解決了。
黑雲壓城城欲摧，鬥爭大會顯神威；精神壓力難承受，懸樑自盡永不歸。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三十日晚上，我也“在劫難逃”，當晚沒有用什麼肉刑，我也老老實實將情況說清楚。給我銬上一副三十二斤重的大鐵鐐，鐵圈有小孩手臂粗，宣布“禁閉反省”。“禁閉室”也用完了，把我關在一間順牆搭成的雞廄里，站起來，頭不能抬，睡下去腳不能伸，雞糞臭得薰人，幸而時間長了，“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了。一九五八年的新年我就是這樣“迎”來的。
雞廄改做禁閉室，頭不能抬腳難伸；鼻中雞糞薰人臭，腳上鐵鐐卅二斤。
足足關了二十八天，每餐二兩飯，幸而裡面體能消耗也降到了最低限度。第二十八天，公安局長上去，把我放出來問我，我也照直說。局長不置是非，只說：“現在放你出來參加勞動，繼續反省。”才把與我日夜相伴的大腳鐐敲了換了一副小腳鐐，原來管生產的犯人梅樹鐸也換上一副。
當時農場蓋豬圈，砌積肥池，需要大量石頭，就讓我們到場部背後半山上打石頭；工地距場部不過一二百米，也沒有警察帶，聽場部的號音出、收工，休息。打石頭是重勞動，自“反破壞鬥爭”開始後，伙食又恢復到原來三十五斤雜糧的水平，肉，油也見不到了。打炮眼時，八磅十磅的大鐵錘一甩就是幾百錘，三十五斤雜糧的供應根本應付不了。幸而打石頭相對“自由”，休息時找點野菜——杉櫟尖，杉櫟根皮，水洋芋、山土瓜、黏山藥、山蔥、山蒜、山韭菜、揹海藤、蘭花參，九子不離娘……一個原則：凡是豬能吃的，人也吃；甚至豬不吃的，只要不含毒性，人也吃。也計較不了什麼“口味”了。在打石頭處用一把爛茶壺煮一下，提回來摻在菜里以填飽肚子。
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也像往常一樣，中午休息時，我們七個人，除夏文能說：“沒有精神”要睡覺外，張從福、張正德、黃國庸三人朝南邊去小箐挖山土瓜；梅樹鐸、方福民和我朝北邊去老洋芋地找水芹菜。兩地都是農場耕地，離工作地點也不過三百公尺，一般說只要在農場範圍內，也不叫什麼“超越警戒線”。也是“無巧不成書”，當天一個判了半年刑的婚姻犯楊茂德逃跑。場長余家傳背了一支二十響到文筆山方向去找，空手而歸，正遇我們在老洋芋地找水芹菜。他問我們：“來整哪樣？”我們答：“找水芹菜，”每人手裡拿一把水芹菜他也看見了。當時犯人吃野菜，工作人員，人民警察也只裝作“視而不見”，並不明令禁止，他只說：“回去勞動去。”我們也就回工地了。過了三天，一樣事也沒有。第四天，公安局來兩個民警，不知道他們的名字，其中一個像是民警隊的文化教員，先叫方福民去審問，方原是崇德鄉小平壩一個富農，合作化運動中被捕，判刑十年。方也只說“去找水芹菜”。審問不出什麼結果，敲上一副腳鐐，關進禁閉室。當天晚上開會鬥爭他，槓子壓，炮杆撬，當即昏死在鬥爭會場上，拖回禁閉室，夜裡也不知什麼時候“駕鶴西去”了。
明找野菜誣逃跑，審訊不招事未了；鬥爭會上已休克，拖回禁閉三魂杳。
第二天審問梅樹鐸，梅解放前是縣軍事科長梅宗壽的“大少爺”，高中生，原判死緩，後表現較好，改判無期徒刑。此人腦瓜子相當靈活。晚上鬥爭他時，才開始就勒斷了兩根新棕索，他腦瓜子一轉，“好漢不吃眼前虧”，如不“交代”不會有什麼好果子吃，當即“承認”是“想逃跑”，還說：楊茂德是鐵匠，準備給我們“開鐐”；他自己會刻章，打算出去後用肥皂雕章，做假證明。憑這番“交待”免去受刑，還把責任推到我頭上，說是以我為“首”。
鬥爭輪到梅樹鐸，勒斷兩根新棕索；好漢不吃眼前虧，要啥口供全都說。
十三號白天，民警叫我去審問，我也照實說是去找水芹菜，他們說我“不老實”，還說我是“唯心主義”，他們才是“唯物主義”。欺哄嚇詐也沒有什麼結果，把我關入禁閉室。當天晚上，輪到我了，除捆綁外，大樓楞壓在跪在地上的腿彎上，一頭站上兩個人。犯人中幾個彝族老大媽嚇得用圍腰蒙上眼睛，口裡不住“啊咪！啊咪！（媽呀！媽呀！）”的叫，也不知是不敢看，還是不忍看，或者是兼而有之。第二天早上犯人醫生王象祖在我傷口上抹點紅藥水。第二晚上又繼續斗，鬥爭會開始前，余場長先叫幾個刑期快滿而又年青力壯的犯人去“動員”說：鬥爭會上的表現就是你們立功贖罪的表現，叫他們“努力爭取”。英國詩人雪萊有句名言：“冷酷的心比殘忍的手更厲害。”余場長冷酷的心，“加上爭取立功贖罪”的犯人“殘忍的手”，使我“二者兼而得之”。到第三天晚上，雙膝膝蓋骨外露，血肉模糊，已不能站立。事隔四十餘年，至今疤痕猶在。
當時我想：方福民已死，梅樹鐸又“坦白”了，如果我“死硬到底”，雖說人命不值錢，余家傳也不好向上交代，所以他是不會放手的。況且我以前找他“算伙食賬”是早已埋下了“禍根”，積怨難消，這一“關”是決不會讓我“滑過去”的，最後也只好承認是“想逃跑”。
剛好鬥我的第三天晚上，楊茂德被抓回，我想這一下可以水落石出了。誰知被抓回後，不但沒有被鬥爭，也沒有關禁閉，還把他放回大寢室去，暗示他把責任推到我頭上。楊何樂而不為，這樣事情變成了以我為首“陰謀組織逃跑”。其實楊茂德在逃跑前，農場有這個“楊茂德”，我們連知都不知道，他逃跑後才聽說的。
一個姓馬的民警，每天早上把禁閉室門打開，逼着我扶着牆壁站起來，後來又叫我扶着牆壁走幾步，逐步加長距離。過後才感到要不是他的大恩大德，我早成殘廢了。
一根樓楞四個人，髕骨外露血淋淋；若非民警恩情大，此身殘廢早造成。
二十多天后，法院審判員（副院長）李柱到農場來，叫我去問，還說：“不好好交代，組織人鬥爭你。”我把褲腳拉起來讓他看，他也無話可說，“案”基本上已經“定”了，這不過是走一下過場而已。
皮開肉綻受刑訊，加刑四年照樣定；閻王簿子判官筆，須知頭上有明鏡。
大約一個月以後的一天晚上，就在農場開宣判大會，只記得方福民已死無論，梅樹鐸原來已改判無期，現在又恢復了“死緩”。楊茂德這個真逃跑的“從犯”加刑半年；我是“首犯”加刑四年，也沒有發給什麼“判決書”。
第二天早上余家傳把我叫去對我說：“現在加了你四年刑，但刑期可以加也可以減嘛，你好好爭取，今後給你減了就是了。”我想：這一下他有台階下了，也許以後找個藉口給我減幾年，事情也就了了。後來的事實證明，這不過是我的“一廂情願”的幻想。
把我的腳鐐開了以後，參加大田勞動，那時年輕，生理功能恢復得很快，不久又加入了到縣城挑大糞的行列。
一九五八年八月一日，本來即使一個月休息一天，也應該“搞衛生”了，適逢下雨，叫我們從糞塘里挑大糞潑秧苗。為防路滑，叫女犯采些青松毛撒在路上，但到收工時還是一跤滑倒，一桶大糞把渾身澆透，只好站在水中洗一洗，就在身上絞乾。也沒有什麼可換的衣服，就靠體溫焐干。
這個余家傳場長，整起人來陰險毒辣，得心應手，大概“智商”不低。下邊說個小故事可見一斑。那時犯人每晚還要學習兩小時，以體現“思想改造與勞動改造相結合”，每個小組用個墨水瓶，蓋子上錐一個洞，穿股燈芯，一瓶水火油點兩晚上。一天晚上，余場長集合犯人訓話：“你們這些傢伙，兩晚上就點一燈水火油，太浪費了嘛！以後重新規定：三晚上兩燈。”
兩晚一燈太浪費，場長算盤打得精；從今另作新規定，以後三晚上兩燈。
四
這時全社會投入了“大戰鋼鐵銅”。八月二日，農場稍有勞動力的都調到甲甸山燒炭。甲甸山離縣城約三十多公里，初到時的甲甸山，森林茂密，標竿似直的松樹，砍幾棵都因互相依靠着倒不下來，叫做“趕老哇”（烏鴉）。每人每天任務是砍五尺高五尺寬的一碼，一棵樹可以斷十多截；除砍樹外，先是挖炭窯，後來湊窯火。相鄰的幾個窯子一個人負責，每一星期以出窯成品炭的數量多少來比誰“先進”。到甲甸山後，連續兩個月陰雨，連草鞋都沒有穿的，人人成了“赤腳大仙”。晚上飯後摸黑還要運幾轉礦石，在稀泥陷到小腿甚至膝蓋的剛收過蕎子的蕎茬地中跋涉。雖然陰雨，回到住處卻連洗腳水都沒有，火塘邊把腳烤乾，抹掉泥巴就睡覺了。
由於森林茂密，又逢雨水季節，遍地野生菌，隨便撿一轉，便可檢得一蓑衣，利用燒窯的火煮菌子吃倒是相當方便。科學家說：“野生菌營養豐富，每百克含多少氨基酸，多少維生素，多少微量元素。”其實腦滿腸肥者吃了的確“感覺不錯，味道好極了”，但飢腸轆轆，肚子裡早已沒有什麼“油水”而想用它來填飽肚子，那只有越吃越餓，越餓越吃，陷入惡性循環，最後吃得四肢無力，腳癱手軟。這種感覺今天的人是再也感受不到了。
滿山遍地野生菌，做成佳餚鮮又嫩；將之用以充飢腸，恰似害了軟骨病。
離開甲甸山後，先到角家營鐵廠，後到相將村鐵廠，拉風箱，背炭都幹過，在相將村鐵廠背炭這段時間，有兩件事要說一說：
我哥哥楊天錫一九三六年父親病逝時剛十六歲，原在昆明讀書，這時斷了經濟來源，不得不輟學回家，先後在皎西小學、魯溪橋小學教書，一九四零年（二十歲）即參加邵光遠（字仰堯，早期中共地下黨員）、劉克光（治中）、李達九（若冰）等人組織的進步活動，傳看進步書報（《新華日報》《西遊漫記》等），出版壁報《草原》，唱抗日歌曲，演出街頭劇《放下你的鞭子》《打城隍》等（參看《祿勸文史資料》第九輯37—38頁《劉克光紀念文集》295—296頁《1939—1940年屏山小學的進步活動》）。後來在偽縣政府建設科當了幾天科員。一九四九年，因逃避國民黨抓兵，六七月份與卓干張大本（我舅舅的乾兒子）等參加了游擊隊邊縱三支隊二十五團。後來部隊到茂山，適逢祖母病故，家中父親及幾個叔叔早喪，照舊風俗我哥哥這種地位叫“承重孫”。到茂山趕街的帶信叫他回來主持祖母喪事。當即向團長張天祥、政委王鑑、政治部主任趙綬先請假一個月。獲准後據他說：“走了幾步又把我叫回去，原來頭上還戴着綴有紅五星的帽子，那時縣城尚未解放，叫我把帽子脫了後再走。偽縣長知道後派人抓捕，按政委指示到尋甸馬街找部隊，因情況變化我部隊已轉移，我又回祿勸找金（洪照）大隊，到羅次找馬（瑛）大隊均無結果。只好躲在縣城附近，聯絡進步小學教師，成立“文教聯誼會”，出牆報宣傳反獨裁爭民主，游擊隊進城後，又重新參加工作，先任一區財糧助理員，後又調撒營盤，則黑任財糧、文教助理，最後到縣糧食局直屬庫任會計，幾個運動包括“三反”、“反右派鬥爭”都順利“過關”了。一九五八年肅反運動開始後在縣城參加運動，經過各種審查，沒有什麼問題。剛要回去時，組長符廷瑩問他：“你可認得楊芬？”，楊芬是崇德鄉大緝麻村人，鎮壓反革命分子荀天明時，楊芬即被判刑，所以他的名字也出現過。我哥哥答：“認得的。”這一句話又闖了大禍，符說：“楊芬是反革命分子，你認得他，必定另有隱情，不准回去，繼續審查。”七整八整（我不忍細說了）整成“歷史反革命”，判刑七年也調到鐵廠來背炭，我們成了“難兄難弟”。後來調到楚雄州草海農場，最後調到新平漠沙農場，刑滿又留隊。一九八四年屢經申訴平反時，年已六十四歲，直接辦成退休。從三十八歲到六十四歲，前後二十七年，真是“一失言成千古恨”。
有一天到相將村後面焦山背炭，茂龍瓦窯村人曹貴榮，那時剛二十二歲，小伙子中等個頭，黃瘦黃瘦的，不知什麼原因被抓到看守所來，當然也不能閒着，趕來參加背炭。那幾天正拉肚子，背了炭轉來到大廟下一點的時候，大便急了只好：“報告大軍：犯人解溲。”回答是：“不准！”第二次又：“報告大軍：犯人解溲。”回答仍是：“不准！！”實在忍不住了，第三次又：“報告大軍，犯人解溲。”大軍很不耐煩地：“不准！！！”只不過語氣加重了點。這時，實在忍無可忍，大便快要拉出來了，只好把炭籮頓在路邊，到下面矮樹叢中想方便一下，褲子還沒有解開，背後一聲槍響，向前一撲，當即斃命，子彈從後心穿透前心。下午組織所有背炭的犯人去開“現場會”，看“逃跑分子的下場”。還“討論”了一陣，七耽八擱，擦黑才把那轉炭背回來。飯還沒有吃好，催着集中開大會，法院來宣判，當法官喊到“曹貴榮”時，沒有人答應，宣判的人順嘴念出“無罪釋放”。這時離曹桂榮被打死不到十個鐘頭，十個鐘頭前已因“逃跑”罪被永遠“釋放”了。《祿勸縣誌》上法院統計，冤、假錯案時，肯定沒有這一“案”，因為既不“冤”也不“假”更不“錯”而是“無罪釋放”了。
三次“報告”求解溲，三聲“不准”大軍吼；方便不成飲彈殞，赦書到時魂已走。
經炭山和鐵廠幾個月的繁重勞動，加上營養不良，身體實在不行了，又讓我們回到馬豆溝農場來。但再怎麼身體弱也不會讓你閒着，先是坡地改田，每人每天定額由八平方丈逐步加到十五平方丈，相當於四個人一天改一畝；完不成時，挑燈夜戰，前後共改出了兩百多畝山田。
後來由於身上的熱量入不敷出，脂肪早消耗光了，動用身體的蛋白質了，逐步發展到全身水腫，腫到眼睛只剩一條縫，皮膚繃緊，全身像後來不法商人賣的注水豬一樣。到磅稱上一稱，六十五公斤，然後醫生開些利尿藥，吃下後一天一夜二三十次小便，幾天后腫消了，皮包骨頭，再一稱，四十二公斤，足足腫起了二十三公斤，我孤陋寡聞，不知這是不是“世界記錄”。
這時離國慶十周年不遠了，據後來報載“九月三十日晚上九時，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盛大國慶節招待會，宴開五百席，黨和國家領導人，各國貴賓，黨、政機關，人民團體負責人，勞動模範，戰鬥英雄，各行各業和知識分子代表五六千人濟濟一堂。倒是有點像一九五○年柳亞子老先生獻給“偉大領袖”《浣溪沙》詞中所說：“火樹銀花不夜天，兄弟姐妹舞翩躚，歌聲唱徹月兒圓。”
事情都有兩面性，另一面卻是：當時多災多難的祖國，像我們這種處境的“兄弟姐妹”也太多了。據後來《炎黃春秋》李銳的文章披露：一九六○年全國死了二千三百萬人，一九六一年死了一千六百萬人，前後不算兩年死了三千九百萬人。丁杼的《人禍》計算為四千四百萬人，比八年抗日戰爭各種原因死的三千五百萬人還多九百萬。《炎黃春秋》二零零四年一期《從一個案例，看一段痛史》，一個信陽地區死一百五十萬，一個四川省死了一千萬。即使是普通老百姓比我嚴重的還大有人在。上下五千年，縱橫三萬里，既空前、又絕後。
我當時二十六七歲，應當說是“拿龍捉虎”的年齡，可腫起來後，走路杵拐棍，一根草絆一下就跌倒，一級普通的石階也要手腳並用才能爬上去，連鋤頭都抬不動了，種旱谷時去丟種子，“舉手之勞”，反正做到“人盡其力”。
情況繼續發展，到杵拐棍都不行時，階沿下騰出兩間爛草房，搞了個“病號室”。其實進“病號室”的都是“直着進去，橫着出來”，鮮有例外。這當中印象最深的有兩個，一個姓施，名字記不得了，住了一久“病號室”，實在享不了這種“清福”，在場長那裡還存有幾塊錢，那天全部取出，托場長到縣城買了兩盒祿勸產的“十全大補丸”，病號室住的幾個人，一人送一丸，當晚用抬馬桶用的槓子插在牆洞裡，用抬馬桶的繩子吊死了，幸好沒有聽見說他“畏罪自殺”。
“病房”久住身體衰，“清福”難享心悲哀；一盒補丸送同犯，草繩吊頸另投胎。
另一個河外人（轉龍）馬永亮，據他的同鄉繆爾勛醫生後來說：“他曾在滇軍六十軍當過連長，抗日戰爭中台兒莊戰役時，腳負了傷，回來後，做點小生意，可能是“反革命”罪進了勞改隊。此人四十多歲年紀，長得五大三粗，要在平時，吃飯要吃一般人的雙倍，一餐二兩飯，杯水車薪，實在難以維持新陳代謝，進“病號室”後臥床不起好幾天了。那天下午五點鐘左右快收工了，看見管理幹部楊國金站在階沿上，也許是迴光返照，突然翻身坐起，對楊國金大叫：“報告隊長：給我碗飯吃吃，報告隊長：給我碗飯吃吃。”把平常一般不動聲色的管理幹部楊國金也叫毛了。那時飯已做好，只好叫炊事員：“打碗飯給他。”炊事員添了碗飯，夾了點菜，把碗筷遞給他，他接過碗筷，三扒兩扒，扒下半碗，碗丟一邊，筷子丟一邊，倒下去蹬蹬腳就咽氣了。在台兒莊沒有死在日本鬼子的槍林彈雨中，卻死在馬豆溝“和平寧靜”的病號室，拋屍馬豆溝的荒山野嶺。
抗日血戰台兒莊，負傷解甲做小商；如今成了反革命，餓死屍骨拋荒山。
有一天坐在病號室門口，又看見了難以忘卻的一幕：一個三十多歲的女犯，臉色黃黑黃黑的，還帶一個一歲多的小孩。那天中午收工後分好飯，抬到站崗的大軍面前階沿上坐下後，當着大軍的面，一碗苞谷飯全部餵娃娃餵完了，她自己一口都沒有吃。母愛在這裡發揮到了極致，還是沒有挽救這小生命，後來小孩還是死在馬豆溝。埋葬老犯人的荒山上，平白增加了這具無辜的童屍，那女犯如何下落就不得而知了。
媽媽挨餓乳幹了，嬰兒吃奶何處找？分得一碗苞谷飯，摻上眼淚餵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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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黑乾瘦一婦人，懷抱嬰兒入牢門；分得粗食全餵兒，難救心肝成孤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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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寫至此，難禁雙淚流；人間悲慘事，到此盡了頭。
抗日戰爭時期，日本侵略軍的頭目阿部規秀中將，被我八路軍打死在太行山黃泥嶺上，當時的日本報紙驚呼：“名將之花凋謝在太行山上。”解放後人人都說“兒童是祖國的花朵”，這朵初生的蓓蕾就這樣無聲無息地凋謝在馬豆溝的荒山上。
犯人吳映光，照現在的話說是有點“弱智”。吃飯用的半截葫蘆瓢用一個餵馬料的爛麻布口袋隨時挎在肩上。那天出工到場部旁邊那塊地里鏟苞谷，大概是下午兩三點鐘休息時，找野菜找到了地邊，帶他們勞動的“大軍”也沒有叫他，而是跑回來與裡面站崗的“大軍”商量：“嚜是給他幹掉算了？”另一個回答：“幹嘛！”不上幾分鐘，傳來一聲不太清脆的槍聲。就這樣，勞改隊裡少了一個犯人，枉死城中多了一個怨鬼，“大軍”胸前可能多了一朵大紅花。
肩挎半截葫蘆瓢，為找野菜把飢療；不喊不叫不警告，槍響三魂赴陰曹。
進了“病號室”已經是苟延殘喘了，但人世間的事，往往是“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這年的國慶是建國十周年的“大慶”。雖然劉少奇主席的“特赦令”沒有赦到祿勸的任何一個犯人，但和全國一樣，也“慶”了一下，殺了一個“衛星豬”，僅淨肉就有三百四十七公斤。除公、檢、法分去的以外，犯人每人有一兩豬肉，一兩肉也就兩片左右。數量是定了，巴不得質量上分得肥一點的，半肥半瘦尚可，如全是瘦肉，則心中懊喪不已，又不敢說出口，怕別人說是“爭吃打鬧”。因為這是幾年來吃到的兩片“貨真價實”的肉啊！總算做到了“普天同慶”。這兩片肉雖不是太上老君八卦爐里煉出來的“金丹“，可以起死回生，可是隨着國慶節後，生活稍有改善，我們這十多個也是最後一批“休養員”才“打破常規”，陸續站着走了出來。
五
從一九五五年五月我進看守所到一九五九年十一月調楚雄、祿勸勞改隊，一次多到四五百人，少則一二百人，也不知向四面八方輸送了多少勞動力。改造成“新人”返回家鄉的為數不多，多數成了他鄉之鬼。舊小說我也看得多了，舊社會不管冤不冤，不管犯了什麼“彌天大罪”，甚至凌遲處死。到“死”時他應負的罪責已經一了百了，屍體可以由家人領回去埋葬。俗話說“溝死溝埋，路死插牌”。可勞改隊裡據我眼睛所見，死的不下百人，都是拖出去草草掩埋了事，“眼不見為淨”，從來就沒有給哪個犯人墳上（沒有適當的名稱，其實根本不像“墳”樣）插過牌。以致幾年後，親人去找時，連屍骨都找不到，成為子孫後代不可彌補的“憾事”。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六日，農場調一部分人到楚雄，我也是其中之一。白天到縣城集中，別的勞改單位也來了一些。除馬豆溝農場外，還有文林農場、磚瓦廠、建築隊、看守所等。下午才起程，車到級山坡天就黑了，心想楚雄是州政府所在地，可能要稍好一點；誰知，“天下烏鴉一般黑”，下車後吃的那頓飯數量還沒有在農場時的多。心都冷了半截，第二天是蘇聯十月革命四十二周年，早上廣播中我還記得這樣一句“冬天的陽光最溫暖”，可再溫暖的陽光也照不到我們的內心了。
祿勸出冰窖，楚雄入雪坑；冬日陽光暖，何能照透心。
到楚雄後，那時東瓜化肥廠正在建廠，搞基礎建設需要大量磚瓦。我們去的這一起人，身體好的一人一輛手推車，從黃牛壩、丁家壩、漂白凹幾個磚瓦廠向東瓜化肥廠工地運磚。當時我剛從“病號室”出來不久。肉眼衡量也掌握不了那輛手推車，只好把我們當中幾個人留在漂白凹磚瓦廠。先是給砸磚的“打泥牆”，牛踩好或絞泥機絞好的泥團用手推車拉來後，把泥巴卸下來砸成上稍小下稍大的立方體，四周用叉割齊，供砸磚的取用。砸磚的定額一天一千二百塊，做瓦的板瓦一千，筒瓦六百。晚上經常加夜班——挑窯頂水或裝出窯。
一天吃中飯時（沒有早餐，只有中午、晚上兩餐），快要出工了，有犯人發現砌在露天的大灶上，蒸飯的甑腳水裡因為甑底快爛了，漏了一些飯在甑腳水裡，打磚組的戴永信（祿勸撒營盤人，時年約三十歲）也和其他幾個犯人拿着餐具去搶撈鍋底甑腳水裡那幾顆飯，由此還發生了爭吵。大軍見了，罰他們在太陽下面站着。別的工序雖有影響，但問題還不大，戴是砸磚頭的，一天一千二百塊的任務只能多不能少，有花頭缺角的驗收時還要扣除，如砸不夠，晚飯就成問題了。一站就近一個小時，等大軍解除處罰後，時間已經大大打了折扣，平時按部就班到收工時，一般可以完成，這時只好拿出吃奶的力氣拼命趕任務，到收工時剛好完成。洗洗手，還是稍慢了一點。別人飯都分好了，這時真是累極了也餓極了，端起碗狼吞虎咽，才扒進嘴半碗，連血帶飯噴涌而出，人也同時昏倒過去。送到黃牛壩飼養場犯人的醫務室去醫，生死不得而知，從那以後就沒有見過他的面了。據年紀大一點的“老犯人”說：這種情況叫“血奔心”。一生中總算惟一一次開了眼界。
撒壩漢子戴永信，連飯帶血口中噴；爭分奪秒趕任務，任務完成血奔心。
十二月二十五日調我做筒瓦——打肩瓦。連教我的“師傅”華成周也不會做，他是做板瓦的，把工具交給我，在瓦模子上比劃了一下樣子就叫我做。不到一個星期，一九六零年元旦要“放衛星”。那天我做了五百五十筒，一千一百片，大約等於平時的兩個定額。
磚瓦燒成後要“下水”，把水挑到窯頂上，滲透到窯子內部，憑藉窯內高溫，水變成蒸氣，把磚瓦薰成青色。白天車間勞動，晚上加班挑窯頂水；可磚瓦場本身沒有水源，要到夜裡去下面通用機械廠門前大水池裡去偷。幹部民警不出面，躲在一旁看着我們，打了水還要跑快點進入磚瓦場範圍。那時我水腫還沒有全消，總是落在後面，兩隻腳木痴痴的總跑不快，場長張炳問我：“楊天胤，你怎麼了？”我說：“報告場長，我腳腫。”他蹲在我面前拉起褲腳，手指在腳面上按了按，一按一個窩窩，要等一下才能慢慢復原，他說：“明晚你不要來了。”這是我在勞改隊裡遇到的第一個把人當人的人。後來他也調到姚安草海農場。三十八年後，一九九八年我到姚安時，特別買了兩瓶祿勸產的“螞蟻酒”去草海農場看他，他已退休離開了草海農場，最終沒能再見面，只能遙祝他：好人一生平安！
後來從漂白凹磚瓦場調到黃牛壩磚瓦場，仍然做瓦。那時大搞“技術革新”，發明了“大車盤”。車間裡兩堵半圓形的“泥牆”，僅留一個提瓦出去的出口，當中一根中心樁，一個十字架，十字架頂端各一個普通做瓦的小車盤，三個人操作。我記得是羅次的楊耀昌、元謀的杞國應和我。楊耀昌負責把泥牆刮平，用推扒推好一層後，把泥片包在套上瓦衣的模子上；我用瓦帽子蘸水後在上面一壓一轉，用泥掌蘸水把瓦刮滑，當然手上要加一定的壓力，不然瓦肩頭不夠；杞國應把瓦提出去到門前場子上擺好，把瓦衣取回來套在模子上。最初我們三個人的任務是每天八百筒（一千六百片），隨着我們技術越來越熟練，定額提到一千筒，後來又完成一千二百筒，二千四百片。我們最多做過一千八百筒——三千六百片；兩大堵泥牆都不夠用，採取做這堵泥牆時，另派人把另一堆泥牆打好。一天勞動下來，骨頭都快要散架了，手指都差不多到了發“雞爪瘋”的程度。
晚上加班出窯，裝四萬八千塊磚的窯子，二十八個人。窯門打開後，高溫的磚頭上還可以點燃香煙，一副手套幾分鐘就爛了，而且也沒有手套補發給你。白天就找好被人丟掉的爛草鞋，最好是曾經焊滿泥巴又幹掉的，用來墊在雙手手板心上，以減輕粗糙的磚瓦對手掌的傷害，揹磚的背上一塊木板做的揹板，約四公斤重，每揹不下三十塊磚頭，即以每塊二公斤八兩計算，總重也近九十公斤。後面上磚的一次四五塊砸在揹板上，心臟都感到震動。揹出來場子上後，每堆二百塊碼好，要碼二百四十堆。那種緊張程度形容為打仗也不為過。到天蒙蒙亮，磚瓦出完，窯子打掃乾淨，這時窯子還是熱的，第二天接着就有人來裝窯了，據說熱窯大概可以節約一天的燃料。
我們喝一碗稀飯，閉一閉眼睛，又是一個新的工作日，像榨油一樣，一點半點潛能都被擠得一乾二淨，曾有這樣一個真實的笑話：帶犯人的幹部對犯人說：“×××，你要拿出潛在力來嘛！”犯人回答：“報告隊長，我連後在力都拿出來囉！”
六
大概是一九六零年六、七月份，州里開發呂河礦務局長坡煤礦，我們又調到長坡。住的地方離工地五六公里；住的雖然是小平房，但背後陰溝不通，又值雨季，地面經常是潮的。墊在地面上的稻草不消幾天就發霉了，吃的一下子上了很多人，最初兩個冬瓜漂湯四百多人喝；後來買了十畝甜菜，菜葉已枯萎，儘是甜菜頭，上頓甜菜下頓甜菜；今天甜菜，明天還是甜菜；直到現在看見甜菜還打冷噤。雖然含點糖分，但維生素太缺乏了；不久得了夜盲症，俗話叫“雞蒙眼”。太陽快落山時，開始是螞螂（蜻蜒）翅膀在眼睛面前煽，過一會還能分清天是白的地是黑的；再過一陣，一地墨黑，像瞎子一樣。
白天勞動是揭蓋土，汽車拉幾車糞箕去。可沒有索子扁擔，只好彎着腰，讓人將上好土的糞箕擺在脊背上，少則二三支、多則四支，手摟着揹出去；天晴雖然灰大點還算好，下雨時連泥帶水，那滋味可想而知。
糞箕裝土背上揹，雨天泥濘晴天灰；莫道此中滋味薄，刻骨銘心夢魂飛。
後來索子扁擔有了，管理也上了“軌道”，定額管理，一天一個人一百二十挑，上土的人的定額也要加在挑的人頭上，就成了二百四十挑，每轉都有人“發牌”，記得有時就地取材就發用墨水染過的小麻栗果。完成定額後，經驗收，才能去打飯吃。
定額管理水平高，一天二百四十挑；一轉一顆麻栗果，打飯之前先上交。
吃飯處倒不遠，就在工地下面。飯吃好後天已擦黑了，走回住處這幾公里路又成了問題。山路又七高八矮，轉彎抹角的，因為眼睛看不見，只好互相攙扶着，高一步低一步，跌跌絆絆回到住地。楚雄有個叫龍元福的，回來時，半路上倒在路邊就再也沒有起來。
超強勞動難承當，殘燈欲燼油已干；一蹶不振路邊倒，望鄉台上去望鄉。
明明知道夜盲是由於缺乏維生素A所引起的，最有效力的治療方法是吃點維生素AD或者魚肝油，但處此境地，知道也只等於白日做夢。後來還是犯人醫生張志建議，買了幾挑黃蘿蔔，連葉子煮來做菜，才慢慢好轉。
由於睡在濕地上，不久又染上了風濕病，睡覺時腳伸着，醒了踡不回來，踡着睡醒了又伸不開；上工地時，不但疼，還不聽使喚，要到太陽照平，勞動一陣後，才好一點。
煤礦要搞基建，又在觀音壩搞了個磚瓦廠，我們原在磚瓦場勞動過的，都調到觀音壩磚瓦場去。因為剛建場，除建瓦窯外，就是到四五公里外的北坡煤礦拉煤。我這個曾受過毒刑摧殘，又幾腫幾消的身體怎麼能把握得住拉二三百公斤煤炭的手推車？原來的傷還沒有“好了瘤疤忘了痛”，現在又不上幾天，一雙膝蓋跌爛完掉，舊傷上又加上新傷，這種雪上加霜的滋味，至今還心有餘悸。
舊刑未愈加新傷，恰似雪後又逢霜；冤海無邊難泅渡，不知彼岸在何方？
一個月黑天昏，寒風刺骨的夜晚，我們十多個“不堪重用”的“病號”，只好披上爛棉絮用大卡車連夜被送到漂白凹磚瓦場為犯人設立的“醫院”。人的身體要恢復過來也快，不上兩個星期，人又“活”過來了。勞改隊不是讓你來休養的，身體稍稍恢復又送回了丁家壩磚瓦場；先打了幾天泥牆，後來正式編入裝出窯組，每天定額是磚一千八百塊，瓦二千二百塊，綜合定額二千塊，上下的人的任務也要加到揹的人的頭上。按綜合定額每人每天要揹四千塊，每塊生坯磚重三公斤二兩，三十塊就是九十六公斤，木板做的揹板四公斤，剛好一百公斤。每轉三十塊，要揹一百三十四轉，下午四點半到五點可以完成；揹二十五塊，要揹一百六十轉，要到七點才能完成。再少就根本完不成任務。我那時水腫剛消，也記不得是幾腫幾消了，體重僅四十二公斤，我身高一米七零，瘦到何等程度可想而知，一百公斤是體重的一倍半，但我仍堅持咬緊牙巴骨，從來沒有完不成任務過。
場裡對犯人伙食儘量節約糧食，從來就沒有哪一天“吃飽”過，飯前飯後人都是飢餓的感覺，只是程度稍微不同而已。後來堆在倉庫里我們“節約”下來的大米霉變結成硬塊，還是用炮杆撬了丟出去。我們才看到，我們雖然勒緊褲腰帶“節約”了，但最終也沒有給國家作出半點“貢獻”。要說管理幹部不關心犯人生活，那也冤枉他們，瓦廠大門出來右手邊還砌了幾個池子，培養了幾池小球藻，照顧生病的。
節約糧食吃不飽，倉底大米發霉了。為給犯人增營養，培養幾池小球藻。
過年了，場長從城裡提了一塊肉來給犯人“打牙祭”。最多也不過五公斤，兩三百人，如何分到每個犯人口中，實在難為了炊事員，只好切細了、煮在青菜湯里。收工時，天已黑了，“運氣”好的可能碰到一點；“運氣”不好的只有喝點湯了，讓人真是“食而不知其味”。不禁令人想起漢朝大將軍霍去病打了勝仗，皇帝賜給“皇封御酒”，可幾萬人馬如何分配，真難為了將軍，後來還是把酒倒在泉水裡，終於讓幾萬人人人感到“皇恩浩蕩，澤被群黎”。雖然時代不同了，但這也是“異曲同工”吧！現在的甘肅省酒泉市就是因為這個故事而得名的，君若不信，有史可察。
一年一次打牙祭，粥少僧多費思慮；剁細煮進菜湯里，多少有點油腥氣。
七
姚安草海農場，原來由勞教人員組成的“建設團”在那裡搞，後來交給勞改隊，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一日還是十一日記不得了，我們被調到草海農場。我們到時“建設團”人已撤走，正值風雪天，幾間破草房，難遮風雨；遍地垃圾，牛廄土牆大洞小洞的，幾條瘦牛在寒風中瑟瑟發抖，我們到後除第一件事打掃衛生外，就是用苞谷杆捆了塞牛廄牆上的破洞。
開春後，收了幾棵稀稀拉拉的蠶豆，開始了第一個戰役——大戰板田垡。膠性泥土，長期缺乏有機肥，土壤板結；一鋤挖下去，動也動了，搖也搖了，就是不肯翻身過來。一個垡子牛大馬大的，還是吊鍋底，頭上小，底下大；如果想“破”開一點，則又硬又綿，幾天下來，雙手打滿了血泡，早上出工時挑開水泡，擠掉濃血，又上戰場。幹部也去試了一下，十多個人只抬兩把撬鋤，其他人都抬鐵炮杆，大木槓，兩三天后就再也不敢去“示範”了。我們堅持了一陣以後，連泡底下又生的“重重泡”都變成了硬繭，才算過了這一“關”。二十多天才打完這一“仗”。
為了長期打算，逐步改善幹部、民警及犯人的居住條件，基建非搞不可，把我們磚瓦場來的由中路河六中隊抽調到場部三中隊。三中隊是工副業隊，除磚瓦生產外，還做粉絲、釀酒、榨油、做醬油、農機修理、汽車修理、馬車運輸等。
到三中隊後，帶我們的是大隊長黃保安，中隊長兼指導員徐仲明。黃是南下幹部，文化不高，徐是南華師範畢業生。我特別要提到這兩個人，因為從一九六二年調到三中隊直至—九七九年“請放”回家，包括先是“犯人”，後來刑滿釋放當了“生產員”，前後十八年都由他們兩個直接管理。直到我離開草海農場又是十八年後的一九九八年回到姚安，買了幾瓶祿勸特產“螞蟻酒”專程到草海農場去看望他倆及原漂白凹磚瓦場場長張炳。這時農場已改名“姚安監獄”，黃保安離休，張炳退休，先後離開草海到安寧去了；徐仲明還在那裡，這時他到草海農場都足足四十年了，準備退休，農場又挽留他再干一年。他還熱情地接待了我，領我舊地重遊。這時工副業一樣都不搞了，連蘋果園、菜園都把樹砍了，整個農場都種麥子。我問他：“怎麼工副業一樣都不搞了？”他說：“現在的犯人素質太低了，一樣都搞不成。”我心中暗想：也難怪，那時多少有文化，有技術的人，在這裡把“我們的青春，我們的生命，獻給你親愛的祖國”，現在是“與時俱進”，希望當時那種情況再也不要出現了。
瓦場開工後，他們看瓦場的勞動實在太重了，每天中午叫粉房給我們煮一挑“油粉”送到瓦場來，每人分給一點。“油粉”其實是細粉渣，少量難以提取乾淨的澱粉和水的混合物，一般用來餵豬；可對飢腸轆轆的我們來說真是“雪中送炭”，感恩不盡。
到瓦場後分配我做筒瓦，天天超額完成任務。筒瓦的定額是每天三百筒（六百片），由於天天超額完成，定額是人訂的，“水漲船高”，先後加到四百、五百、六百筒（一千二百片），等於一天完成先前的兩個定額。但六百筒的任務我仍然天天超額，用瓦的比例是“筒四板六”，就是說四片筒瓦搭配六片板瓦，所以一般安排三個人做板瓦，兩個人做筒瓦。由於一筒板瓦是四片，一筒筒瓦只有兩片，所以做筒瓦的還要再忙一點。可由於我天天超額，後來三個人做板瓦，我一個人做筒瓦，一人頂兩人，瓦的比例筒瓦還超過板瓦。連中隊長徐仲明都不相信，跑到車間橫頭大黃連茶樹下用手錶暗暗告驗。據說平均每四十五秒鐘做一筒，這一下“眼見為實”才“口服心服”。一九六四年四月一日，從出工到收工八小時做了九百零三筒，一千八百零六片，推完了高高的一堵雙泥牆。這個數字是一般人的四個勞改隊的三個定額，做一筒瓦差不多只用三十秒鐘。當時也不知什麼《吉尼斯世界記錄》，不過我可以肯定地說：這個紀錄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從前沒有人做過這麼多，今後就再也不會有人“打破”這個記錄了。如果是別人做的，連我也不相信，好在證人徐仲明現在還活着。
日做筒瓦一千八，世界記錄非自誇；可嘆頭戴緊箍帽，哪來鑼鼓與紅花？
後來分我去打磚，每天任務一千二百塊。一個模子，一次可砸三塊，要砸四百次，還要抬出去場子上擺好。每一次舉起來砸下去的泥巴都在十三四公斤，一天用的泥巴達五噸以上。可我從八點出工到十二點收工，每天都完成四百二十盒，一千二百六十塊。從秋收結束到第二年春耕（從頭年十一月一日到第二年四月三十日），在瓦場上也就半年時間，我做的磚達到二十萬塊以上。幾年下來幢幢磚房上百萬的磚瓦上有我的指紋。
也許有人會說：自己遭受了冤枉，何必這麼賣力？我也知道我幹得再好，對國家對自己都是個損失，但命運既然作了這樣的安排，個人改變不了怎麼辦？要麼苟且偷生，要麼玩世不恭，要麼憤世嫉俗，我不願意這樣混下去，只好奴性十足地“干一行愛一行鑽一行”，無論在任何崗位上，我都能幹得比別人好，在干中實現自我價值，尋找人生樂趣。
八
我原判六年，加刑四年。至一九六五年五月，漫漫長夜總算盼到了頭，那時我三十三歲正值年富力強的時候。宣布釋放的時候，接着又加了一句“留隊就業”，把我調到粉房生產粉絲。初到粉房時二十三個人一個大組，每天生產原料五百市斤，勞動十三四個小時，出粉率和粉絲質量都很低。
先分我去挑水，一天挑兩百多挑，反正五百斤蠶豆做粉用的水都由我一個人供應；出粉絲時，包括粉灶上的用水。後來動腦筋，用打穀機上的舊滾筒裝在一個架子上，安裝在水塘邊的水井口上，用兩支木桶一上一下地打水，倒進澗槽，流進粉房。又想起瓦場上用水用拉龍拉。一根鋼管，一根拉杆，拉杆頭上加個皮碗，鋼管頂端裝個橡皮活門，利用唧筒原理，一拉水就出來了。最後索性建議隊部，從後面水庫引水，利用落差把水搞成自流。這樣用水問題徹底解決了，不需要專人負責了，我才真正進了粉房。
磨粉用大石磨，人推，邊推邊下豆瓣。後來改用馬磨，泡好的豆瓣倒在磨上，磨眼裡插幾支筷子，以調節粗細。後改用電磨，用皮帶帶動，最後用粉碎機，大大節省了勞力，提高了工效。泡豆時間也按季節，根據不同的水溫，豆瓣的大小，逐步摸索規律，出粉率，粉絲質量大大提高，並減少了人工，減少了勞動時間及勞動強度。
粉房最過硬的勞動是打粉絲。先用一小塊小粉用少量冷水攪化，然後衝進一盆沸水，邊沖邊用芡棍（五六根小竹棍）攪勻，這叫“打芡”。攪到冷一點（人手能忍受為度）後，加入小粉用力揉勻。瓦盆外還要套一個大一點的木盆，盛沸水保溫，冷天還要換熱的。兩個人操作，面揉好後，一個邊揉邊把揉好的粉團加進另一人手中的粉瓢里。粉瓢是底上通三四十個小圓洞的銅瓢，左手端穩銅瓢，右手背用力硬敲下去。粉絲由瓢眼漏出落在下面大鍋里的沸水中，邊落下去邊煮熟漂起來。另一人用筷子撈進冷水中冷卻，再由另一人拿到外面場子上掛在竹竿上，在陽光下邊揉散邊曬乾。如打粉時用的力氣小了，或輕重不一，或頻率慢了，則粉絲出來就粗細不勻或者斷掉。粉面的乾濕程度，芡的清稠，溫度的冷熱，芡與粉面的比例，揉的時間短了揉不勻不行，時間過長芡又“醒”了，失去黏性，粉絲會斷掉；加上打粉的手法，不但出力氣，還要邊干邊動腦筋，所有條件都調節到最佳程度，才能保證粉絲的質量，這裡面還有一點辯證法。如果不動點腦筋，有的幹了十多年，還是只能“打下手”，掌握不了規律，永遠當不了“師傅”。
由於打粉是用手背打，雖不說用盡全力，但也要用百分之八九十的力氣敲，只要幾天下來，手背腫了。別的勞動，手心起老繭，打粉絲的人，時間長了，手背都快起老繭了。一百多斤原料的小粉一盆，兩個人換一下就打完了，一天大概要打十盆左右。
囉哩囉嗦寫了這些，原因是從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九年，差不多十多年的“金色年華”都消磨在粉房這個“水牢”里了。除春秋二季參加大田勞動外，很少例外。而且這種落後的手工生產方式，隨着社會的進步，科學的發展，逐步為先進的生產方法取代，以後的人見不到也將慢慢地聽不到了，所以囉嗦了一下。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農場也實行了“軍管”。場裡派駐了軍代表，生產員相對於犯人來說要“自由”一點，這時也管的越來越嚴了。一般沒有什麼理由是不准離廠的，裡面流行一句話：“勞改有期，留隊無期。”就是說留隊多少時候是沒有規定的。這時已是三十四五歲的人了，只好在姚安縣城附近農村找了個對象。那時找對象也難，自己還處在“勞釋分子”的地位，又在嚴格的管制之下。場裡有個姓朱的隊長（姚安城外朱大橋村人），他還有一個說法：找貧下中農是“勾引貧下中農”，找地主富農是“勾結地主富農”。從《語錄》第八條“最高指示”：“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天上神仙可能不受此限制，可除了董永，又沒有人能碰上七仙姑。
貧下中農叫勾引，地主富農叫勾結；照此邏輯來推理，結婚總得犯紀律。
由於長期表現好，黃保安大隊長一九六七年五月四日准了我五天假回去結婚。五月五日結婚，這天是馬克思誕生一百四十九周年紀念日，這種情況在草海農場還是絕無僅有的。家距農場約十公里，十天半月休息了，請准假才能回去一轉。
當時生產員算“農工”即“農業工人”，工資分六級，從低到高，月工資一級二十一元，二級二十四元，三級二十七元三角六分，四級三十一元伍角。農場沒有四級以上的。由於一貫表現好，在粉房又是干技術活，一出來就拿三級工資。家裡岳母、妻子、兩個妹妹雖說都參加勞動，可一年下來還要倒補口糧錢。由於家裡是富農，風調雨順的年成還好一點，如遇天干就可憐了，即使評供應也是最後一等，或者乾脆不評給你。一個勞動力一年要做一個月的“義務工”，多數是修水庫，挖大溝，自帶口糧，一年要白白勞動好幾個月沒有一分工分。所以除政治上受壓外，還要為衣食發愁。“文化大革命”進行中，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又拿我們來開刀，認為生產員工資高了，一律降到每月十八元。我記得大概是從一九六九年一月份起，工資即按此標準執行。
留隊人員工資高，改革當中先動刀；廿七降為一十八，雞腳杆上把油熬。
無論在瓦場還是在粉房，春耕秋收都要到農業隊去勞動。記得一九六七年六月份到中路河（六隊）去拔秧，定額每天每人三百把，憑我的手腳也不難完成。那天臀部生了個大瘡還沒有出頭，拔起來實在吃力。到晚上，一個叫李增培的問我：“楊天胤，拔得幾把了？”我說：“二百八。”他說：“你到埂子上休息去，我幫你拔。”他幫我拔了二十把。完成任務後，恰逢場裡拉秧的馬車要回場部，我們跳上馬車在機耕路上七顛八簸回到隊上。飯後到醫務室脫開褲子一看，濃、血與褲子粘得緊緊的，撕都撕不開。旁邊有人說：“劉醫生（劉志琳），這種情況也該給他開個假條了。”劉志琳寫了個“休息兩天”的假條，我交給黃保安大隊長，他在上面批了個“此假准予休息三天”，開一天假條批准休息一天，開兩天假條批准休息兩天也算是“天官賜福”了，像這樣“打破常規”的事，恐怕也是絕天僅有的了。
一九六八年後，冬春生產多數我都在粉房，成了粉房裡“挑大梁”的人，不但技術上把關，原材料調入，成品、半成品調出，生產的日常記錄、統計都由我負責，月底報表也由我報。時間長了，幹部對我們也完全放心了。粉房、酒房、油房都在一個大院內，場部派了一個彝族幹部普自林常住大院內。但此人酗酒成性，常常叫酒房的人幫他“焐白酒”，白酒焐好後，以加點“二酒”的名義，把烤酒時剛出來的七十度以上的“冷氣酒”接一些摻進去，人來客往用以招待，他自己更是“小小酒杯天天醉”。此人一九九八年我到農場去玩時，聽徐仲明說已因肝硬人病死。
十天半月隊上幹部過來看一轉，因為這幾種生產各有各的規律，所以作息時間根據生產需要自己掌握。你不管幹着、睡着、玩着他們都不說。月底給隊部一份報表，主要是加工了多少原料，出粉率，各級粉絲的比例，出入的原材料及成品半成品數字。那時每十天休息一天，一天生產一千斤原料（多為蠶豆、少量碗豆），每月最多生產二萬七千斤，出粉率保持在百分之二十九點八到百分之三十點七之間。甲級粉絲占百分之九十八以上，是全省第二，全州第一。場部隊部因“領導有方”拿了不少獎狀（因為獎狀掛在隊部，有時到隊部去看到。是否還有別有什麼“獎”就不得而知了），我們搞得再好，也是“為他人作嫁衣裳”。
一年到頭結合“年終總結”評獎一次，分一二三等獎，犯人一等獎獎金三元，二等獎二元，三等獎一元。生產員高一點：六元，四元，二元。後來叫我們生產出口粉絲，後又因勞改單位不搞出口產品而作罷。現在我還保存的原始記錄：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日至一九七八年底，共加工原料一百三十二萬一千二百二十五斤四兩，平均出粉率為百分之二十九點九九，最高達百分之三十點七二，共出粉絲三十九萬六千三百一十七斤五兩，如把這些粉絲一根根連結起來，長度將超過二萬公里。
一九七三年三月，起正祥（原永仁縣工商局局長，右派），因勞教時挑柴在大姚永豐水庫邊休息時，打死了水庫中一隻鴨子，被判刑七年，後又留隊生產，與我同在粉房。
死個鴨子七年刑，加上留隊已半生；等到右派得改正，夕陽含山近黃昏。
到羅次對門山腳下的大獅馬村一個部隊辦的粉絲廠去參觀——取經，那是軍隊的“五七幹校”。全套設備由北京清河農場運來，生產過程也全部用機械，僅車間裡運轉的皮帶就專門用一個人把皮帶蠟熔化了澆在皮帶上。雖然“全盤機械化”，但人均工效還不及我們，學來也不現實。我只把和面機和打粉機照十比一的比例畫成草圖帶回，由我們隊上的機修車間照圖生產。經多次調試，終獲成功。不僅大大提高了工效質量，也徹底解放了手背脊，打粉再也不用手背敲了。用手背敲時一天累得皮塌嘴歪，只能打幾百到一千斤蠶豆的小粉，這時我們五個人每天生產一千斤原料，只需要勞動五六個小時，三千斤原料的小粉一天加一個夜班就可以打完了。
有時臨時人有變動，還參加釀酒，榨油，做醬油，後來這幾種技術也一項項地掌握了。
“文化大革命”中，每逢中央開黨代會、人代會或毛主席有什麼“最新最高指示”發表，馬上就要“緊跟形勢”把黑板報、牆報刷出去。這些事，隊部大多叫我做，各隊還組織人來參觀，取經。記得有一次學習“社會發展總趨勢”，我所作的“學習總結”曾令各隊來取經的人讚嘆不已。
“批林批孔”運動中，場裡組織大會專題批判，記得我分到的題目是批林彪的“天才論”。大批判那天，幹部、民警、生產員、犯人大約一千多人。記得我的發言中，除從理論上闡明“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的道理外，還舉出實際例子：潛水工人胡寶玲創深潛水世界記錄；解放軍戰士趙普羽用針炙治療聾啞；山東蓬萊團結公社團結大隊黨支部書記，農民姚士昌把花生根部的土刨開“清棵蹲苗”，增加根部的光合作用，提高了花生產量；用這些實例來說明“真知來源於實踐”。最後歸結到林彪提出“天才論”的目的是為了篡黨奪權。發言後，由軍代表總評，發言稿寫得最好的是我和五隊（花椰村）女生產員楊翠薇。這個楊翠薇乃國民黨《中央日報》記者，偽南京市市長的小姨妹。這位市長的妻子、兒女早已送台灣去了，南京解放後當了戰犯，特赦後，當上了政協委員。由於年齡已高，楊翠薇已留隊，後來放她出去招呼她姐夫去了。我當時還有點“沾沾自喜”，後來才知道，這不過是“文革”期間，“四人幫”炮製出來的一場荒唐鬧劇，目的是借工農兵學毛著，搞科研之名，打擊知識分子。可當時這場鬧劇的主角姚士昌，曾爬到全國人大常委，省革委會副主任的高位。
一九七三年有一天晚上，軍代表，場部、隊部的幹部都來聽我們的學習發言，我鼓起勇氣，打破了怕說成“不認罪服法”“企圖翻案”的顧慮，把我整個“案情”在他們面前從頭到尾傾訴。他們當時也沒有表示什麼態度，直到平反後的一九九八年回到姚安時，去找我們從前隊上的中隊長兼指導員徐仲明玩，他才告訴我：“七三年聽了你的發言後，場部曾派人和我到祿勸法院去，把你的檔案調出來看，當時就知道你這個案子是錯案，我們曾寫成材料交祿勸法院，請他們糾正，另行裁定。但當時法院處於癱瘓狀態，沒有人管這個事。”其實即使不“癱瘓”，誰又會來管這個事？這時候到我屢經申訴得以平反的一九八六年，時間又經過了十三年。
一九七六年到四隊（何家村）參加秋收，割倒大片稻穀。九月三十日，我們三隊下去的和當地四隊的組織競賽，一組十一個人一台打穀機。三個人把割好的稻穀把抱到打穀機旁，兩個人挑穀子到路邊，過秤後上馬車，兩個人遞谷把，兩個人踩打穀機打穀子，兩個人在後面捆草，後面這六個人打兩挑穀子輪換一次；抱谷把的還要把捆好的草拖出去曬好，上午打了五十挑穀子，下午打了七十挑，除皮後，淨重一萬二千零六十六市斤，比電動打穀機打的還多。四隊打了一萬一千斤，算面積也每台打穀機打了十多畝，作為國慶二十七周年的“獻禮”，也是我們最後放的“衛星”吧。要說明一點的是我們這個“衛星”是烏龜跌在石板上——硬磕硬，靠汗水拼出來的，不是像當時很多衛星是“吹“出來的，也不是弄虛作假“造”出來的，即使成為“歷史”，也是經得起“檢驗”的。
這一年是我們國家多事之秋，為祖國為人民赤膽忠心鞠躬盡瘁的周總理，戎馬一生德高望重的朱德委員長，“偉大導師，英明領袖”毛主席相繼辭世。天安門前的“四五運動”，七月份的“唐山大地震”震動了中國也震動了世界，最後“十月金風掃落葉”一舉粉碎了禍國殃民的“四人幫”。
盼望着，盼望着，被顛倒了的歷史，早一日顛倒過來。
九
一九七九年五月決定把我“清放”回家，此時我年已四十七歲，從進看守所到此時是二十四年，單草海農場也在了十八年。連草海農場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正如我當時寫的一首詩中所描寫的：

（前略）
三月豆麥翻綠浪， 九月水稻似金黃；
溝渠處處通， 水庫閃波光；
桃梨滿樹掛， 蘋果枝壓彎；
遍地雞鵝鴨， 滿山馬牛羊；
馬達在歡唱， 電燈放光芒；
汽車拖拉機， 日夜在奔忙；
筆直的草海河， 修起了水閘橋梁；
寬闊的汽車路， 綠樹成蔭一行又一行。
荒灘變成塊塊條田， 草地建起幢幢磚房。
田邊修起抽水站， 地上豎起高壓杆。
祖國支援來自東西南北， 農副產品運往四面八方。
（後略）

十八年也不知在這塊土地上灑下了多少汗水，幢幢磚房有我的指模，塊塊條田有我的足印；四千六百多畝土地，哪一塊沒有滲透過我的汗水？
年初在粉房勞動時，抬面板進粉房，腳下一滑，結結實實砸倒在水泥地板上，頭也昏了，也不知道他們是怎樣把我弄到醫務室的。據醫生檢查是“右顴骨凹陷性骨折”（這個部位女性叫“胭脂骨”），足足休息了一個月。這時正是中國對越南進行自衛還擊作戰時，每天早上聽聽廣播；生產隊還每家交一塊臘肉作“勞軍”用。不過，肉還沒有收齊，解放軍就“班師回朝”了。直到我“清放”回家時，還感到頭昏，右邊牙齒咬嚼困難，由於這個原因，總總共共給了我一百多塊錢，在當時大概可買兩三小馬車柴。這是我勞改十年，留隊十四年半辛勤勞動的“等價物”，還不到我勞動創造價值的千分之一。
“清放”回家後，起初還以為，總算離開了勞改隊，從此可以“海闊憑魚躍，天空任鳥飛”了。誰知情況並不如此，在勞改隊時人與人之間互相“彼此彼此”，倒還沒有什麼“低人一等”的感覺，從“清放”回來第一天起，“勞釋分子”的金冠像孫悟空的“緊箍”一樣早已穩穩戴在頭上。只是有一點與孫悟空的“緊箍”不一樣，孫悟空戴的要唐僧不高興了念“緊箍咒”頭才會疼，我戴的這種“緊箍”不念“咒語”也疼，甚至不單頭疼，全身都有一種蹬不掉，甩不脫，解不開，掙不斷的感覺。有點像舊小說中的“捆仙繩”，不過“捆仙繩”再厲害，也不過暫時起點作用，不論哪本書上也沒有見說能“捆”幾十年的（有的甚至還有“遺傳基因”，能影響家人親屬子女）。雖然看不見，摸不着，可它如影隨形，把人壓得處處矮人一截，也不知要幾千年“道行”才能煉出如此厲害的“法寶”。寫《封神榜》《西遊記》的作者想象力也夠豐富的了，但這種新“法寶”早已超出了他們的想象力。就連“偉大領袖”的同學肖三老先生也嘆曰：“八十老翁何所求，緊箍咒里恨悠悠。無情悶棍千鈞重，何日輕裝慶自由？”
所幸“勞改大學”里所學的技術這時還是有作用的，我所在的大龍口大隊，有一個大隊辦的“綜合場”，除釀酒和做豆腐皮外，還搞粉絲生產，苦於找不到一個“師傅”，經人牽線找到了我。不過我可沒有什麼“自主權”，只好讓他們和生產隊商量，講好的條件是：每月五十元工資，其中四十元交生產隊，供吃、住，隊上每月給三百六十個工分，參加隊上分配。那時生產隊每個勞動日（十個工分）所值也不過二三角錢，也就是說交給隊上四十元，分回來時已經十元不到了。
後來姚安縣農機修理廠因生產任務不足，也搞了個粉絲廠，把我從大龍口綜合廠“挖”了去，幹了不多久，因場長貪污被揭發逮捕，粉房也停火了。
那時我已年過五十，在家閒着也不是辦法，約了幾個人，去離家十五六公里的太平鋪租了個瓦窯來燒，借了點貸款買了兩條老水牛來踩泥巴。六七個人，“老闆”是我們，“苦工”也是我們。從頭年秋收，到第二年春耕前，五個多月時間，平均一個月也不過百十塊錢，稅局還三番五次來逼我們“交稅”，後來每人交了二十塊錢才算了事。也沒有給我們“稅票”，這區區“稅款”大概成了他們的“辛苦錢”。
栽完秧後，又到附近村子幫人做磚瓦，拿“計件工資”。本來做磚瓦是年輕人的“活計”，雖然在勞改隊裡也曾“一顯身手”，但現在是五十多歲的人了，人說：“好漢不言當年勇”，莫奈何，也只好“發揮餘熱”了。
雖然戴着“帽子”，可在隊上的時間長了，“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大隊幹部來隊上組織選舉隊領導，群眾異口同聲要選我為隊上的財務保管員。看得出來，掌握開會的大隊幹部老大不願意，可群眾投票結果我遙遙領先，群眾意見又不好推翻。一九八二年七月三十一日還參加了大隊（鄉）召開的“農民代表會”，我一九五零年七月曾帶領祿勸縣農民代表參加在昆明召開的“雲南省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到今天恰好三十二年。想起了偉大領袖一九五九年六月寫的《到韶山》照錄於此：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到韶山，離開這個地方已有三十二周年了。
別夢依稀咒逝川， 故園三十二年前。
紅旗捲起農奴戟， 黑手高懸霸主鞭。
為有犧牲多壯志， 敢教日月換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 遍地英雄下夕煙。“

彼三十二年也，此三十二年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那個三十二年，由一個平頭百姓成了偉大領袖；這個三十二年，由一個國家幹部成了“勞釋分子”，不知是不是冥冥之中的命運安排，不禁感慨系之。
其實隊上哪來多少錢給你“保管”，可可憐憐的幾文現金，被隊長，民兵營長用來僱車到山區拉洋芋來換大米，幾張白條子交給我，另外倒欠了一屁股兩肋巴的債，直到包產到戶時賣了耕牛，保管室都賠不清，還分攤到社員頭上。
一九八五年十月份經人介紹到昆明市大普吉“雲南省建築材料工業學校”看守實驗室。去後學校行政科長韓利清有什麼事都叫我幫他辦。年底，他對我說：“你有文化，有工作能力，在這裡干不合算，我給你另外介紹工作單位。”那時，昆明市西山區在長坡（距昆明十八公里）興建西山鋼鐵廠，副廠長殷渝生與韓利清是鄰居，又是好友；廠里有五百多工人，計劃要成立一個職工食堂，叫我去負責這件事。雖然是白手起家，但由於廠領導重視，我們食堂八九個人，除一個老師傅沈寶發外，都是些年輕人，高、初中畢業生，有兩個職工家屬。根據情況，有的事大家干，有的事專人負責。如會計、出納、保管、採購等，只要他（她）們不出什麼差錯，我就算完成任務了。那時購糧用糧票，可用糧票買糧，糧庫還要倒貼錢，多數糧店都不想賣。向外接洽多是我出面，如安寧縣糧食局、西山區糧所、和平糧所等都是經常要跑的地方。這點工作對我來說是“駕輕就熟”，搞得順順噹噹的。幹部、職工、食堂內部都很滿意，廠長還許諾：“干到退休年齡，照樣發退休工資給你。”後來我平反回祿勸後，還給我寄來感謝信。所以說一九八六年是比較舒心的一年。
一九七八年，鄧小平復出後，尤其是三中全會後，從前是寒凝大地，現在雖不說堅冰在解凍，但多少有了一點春的氣息，我決定開始申訴。那時祿勸屬楚雄州，申訴書不但寄到州、縣兩級法院、檢察院、公安局；還多次到祿勸法院催問。後來，祿勸劃歸昆明後，又加上省市兩級。比較負責的收到後寄來一張打印好的復函：“你的申訴書已轉祿勸縣法院。請與他們聯繫。”有的單位，不管寄多少去也是“泥牛入海無消息”，音訊杳無。直到一九八一年，法院寄給我一份“裁定書”：“一九五八年加刑四年屬錯判，一九五五年“貪污”一案仍維持原判。”這個“裁定”對我一點作用也沒有，勞改留隊二十幾年，即使有什麼神力，也不能“魯陽苦戰揮西日”了。
雖然“清放”回家了，我仍然“鍥而不捨”繼續申訴。可法院總是欺哄嚇詐推拖壓。後來找到原任祿勸縣委書記、縣長，現在省人大常委會的陸介福，他住在國防路二十號省人大常委會宿舍區院內。他說：“那時我們只顧抓生產，對你的問題，我也不夠深入，我也有錯誤。既然現在還沒有給你平反，你把申訴給我一份，我給你題上意見轉到祿勸去。”他妻子那永秀，我在祿勸衛生院當會計時，她在裡面當護理員，也插嘴說：“那時他（指我）年紀輕，膽子小，會有哪樣問題。”後來給了他一份申訴書，也不知他轉到沒有，我平反後還到他那裡去謝了他。
欺哄嚇詐推拖壓，十八般武藝學到家。明眼一看知冤案，硬要頂到八字八。
這時的祿勸法院院長楊成元，是我幼時同學，還是同班的，找到他，他恨不得把我推出門外，似乎是怕我身上的“晦氣”影響了他的“官運”。我說：“我不要求你什麼，你只要按實事求是的原則辦就是了。”他手向外一擺：“你去找刑二庭。”後來又說：“你的問題，不給你落實，你又天天來找；給你落實了，工作、戶口、糧食樣樣都麻煩。”我有兩個問題至今沒有找到答案：身為縣法院院長的人，怎麼會說出這種話來？說出這種話來的人，又怎麼能當上了縣法院的院長？鄧小平、胡耀邦也是“多此一舉”，讓這些人“冤沉海底”算了，我楊大院長豈不落得個耳根清靜，少了多少“麻煩”“無事一身輕”了嗎？也不知國家人民用“皇糧”養這種人幹什麼？用來餵豬餵狗還起點作用。
卅年冤案不平反，院長一語破天機。管他犯人死與活，老子落得清閒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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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白白是冤案，平反用了七年半；自詡武藝十八般，白吃人民大米飯。
就在尚未落實的五月份，我申訴近八年了，問題仍然得不到解決。我想我該說的說了，該寫的寫了，該做的做了，真感到有點“黔驢計窮”。管他收得到收不到，直接給鄧小平寫了一封信：
“小平同志：‘同志’這個稱呼，我已經被人為地剝奪了三十多年，但我自信我可以用它。你是十幾億人民的總書記，而我是十幾億分之一，在這架天平上有多大分量我很清楚。所以給你寫這封信，我思想上真是千迴百轉才下定決心的。我的問題很簡單，但嚴酷的現實擺在我面前，在我們國家宣傳法制，建全法制的今天，像我這樣的問題都要逼到給總書記寫信這一步，未免有點諷刺意味。但這確是事實，千真萬確的事實，人生有幾個三十年？看過我的申訴，當知我這三十年是怎樣過的。
我現在五十三歲，夢寐以求的是擺脫強加在我身上的枷鎖，心情舒暢地為黨為人民貢獻餘熱，我的願望能實現嗎？”
信寄出那天晚上，胡思亂想，久不成寐，翻身起床，把想到的寫在日記本上，現照錄如下，給當時的思想留下一點軌跡：
“法”體現了統治階級的意志，也是體現了統治階級的最高利益；反過來 為了維護統治階級的最高利益，最好的做法是“依法辦事”。而某些執法者在搞擴大化，輕罪重判，甚至無中生有，千方百計人為製造冤、假、錯案，在“執法者”內心自以為維護了統治階級的利益，而後果恰恰相反，不是維護而是損害了這個利益，即便眼前表現不明顯，但歷史地看是會“報應不爽”的，這種人憑藉手中人民賦予的“權”與“法”作掩護，實際上干着‘殺良冒功’的勾當，與歷史上扼殺人民群眾革命鬥爭的劊子手所干的何其相似乃爾。“
本來已經決定給我平反了，一九八六的八月份還打電話到西山鋼鐵廠，說有幾個問題要問我一下，到刑二庭，許魁開口就問：“你說你沒有貪污，有什麼證據？”我說：“事隔三十多年，我不可能叫你們再去查我的賬。可當時州、縣兩級財政科、衛生科檢查組的‘檢查報告’還在你們檔案里，應該是可以作證據的。‘檢查報告’上我倒底‘貪污’了多少？反過來說，如果你們能拿出我貪污一分錢的站得住腳的證據，我所有申訴撤回，今後再也不找你們的‘麻煩’了。”庭長武天文才說“現在準備給你落實了，你回去等着通知。”
這一晚又是輾轉反側，第二天日記上記下：
“我的一生，有點像《西遊記》。被錯誤處理時，判決書像如來佛的手掌，一反手壓了三十多年，雖然比孫悟空的五百年來是微乎其微；但我是人不是神，不能長生不老，逃不脫生老病死的自然規律，不要說幾個輪迴，半個輪迴就“再回頭已百年身”了；而“落實政策”又有點像唐僧西天取經，一路上妖魔鬼怪，魑魅魍魎又何其多也。他們都以“護法使者”的面目出現，但煉就的“法寶”卻千姿百態，千變萬化，欺哄嚇詐推拖壓。唐僧有孫悟空等三兄弟忠心耿耿，諸神護佑，菩薩指點迷津，到了靈山，還舍了金缽盂，才求得真經。憑唐僧單人獨騎，不但到不了靈山，恐怕早做了妖魔鬼怪長生不老，飛升天界的靈丹妙藥了。而這些妖魔鬼怪，雖以各種面目出現，有僧有道、有山大王、有小百姓、有婦女兒童，神通廣大、變化無常，其來歷有佛門弟子，也有神佛豢養的披毛畜生，或者與佛門沾親帶故的，雖然也有禽獸草木修煉成人形的，但比起這些思凡下界的來到底要略遜一籌。“
取經的何止唐僧師徒，但經不起十磨九難絕大多數落得個抱恨終身，冤沉海底，再有什麼掀天巨浪，“沉渣”也不可能“泛起”了。而有的歷盡艱險，達到的也不過是“小雷音”而已，我知道的有好幾個農民出身的，費盡千辛萬苦，平反了，得到的是三百塊錢的“冤獄費”，這就是九死一生，家破人亡，半生超強勞動的等價物。
不朽的文學作品是現實生活的鏡子，社會現象紛繁迷離。而透過鏡子就像照妖鏡一樣，妖魔鬼怪無不原形畢露。
三十多年的冤案平反，本應該“感恩戴德”“三呼萬歲”。但我則是欲哭無淚，欲笑無聲，想當年青絲如黛，而今日白髮盈頭，十年刑期，九死一生；十四年留隊，千辛萬苦，七年回鄉，忍辱含垢。古語云“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又雲“法網難逃”，而三十一年則是既非“天網”又非“法網”，卻被“不法之網”緊緊束縛。流落異鄉三十年。人說：“五味人生”獨獨沒有甜味；又說：“五彩人生”恰恰少了紅色。政治壓迫、經濟剝奪、精神折磨、肉體摧殘、人情冷暖、世態炎涼，已到了血肉之軀所能承受的最大限度。
匈牙利詩人斐多菲寫道：“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而我卻是“三者”都快拋完了。
年青時候唱的一首歌：“快來吧！同志們！挺起胸，抬起頭，我們向祖國宣誓；我們的青春，我們的生命，獻給你——親愛的祖國。”青春百分之百獻給祖國了，生命也大部分獻給祖國了，又誰知卻是這種方式。
奧斯特洛夫斯基寫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主人公保爾•柯察金曾說過：“人生最寶貴的是生命，生命每個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應當這樣度過：回憶往事，他不會因為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會因為卑鄙庸俗而羞愧。臨終之際，他能夠說：‘我的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獻給了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為解放全人類而鬥爭。’”
冤海無邊難渡泅，陽司十殿任遨遊。“金色年華”消磨盡，剩得一把老骨頭。
三十一年多的生命就是這樣度過的，我沒有什麼值得悔恨的，也沒有什麼感到羞愧的。
頭戴緊箍帽， 身縛捆仙繩；蹬翻八卦爐，不愧天地人。
十
俗語說，“躲脫不是禍，是禍躲不脫”。既然“躲不脫”了，進監獄也好，下地獄也好，什麼“罪”什麼“罰”，自己承受。我哥也“躲不脫”了，我們哥倆承受也罷了，但事情並不如此簡單。
我父親楊正邦，上世紀二十年代在昆明市成德中學（現昆明市一中前身）讀書時，與李鑫，張經辰，浦光宗等同學。李鑫一九二六年八月在廣州受毛澤東推薦回雲南建黨。一九二七年四月任滇軍第三師（師長朱曉東）政治部主任，我父親曾到政治部工作。根據父親同學，一九二八年曾任中共臨委委員，省學聯負責人，解放初期任省交通廳副廳長的浦光宗回憶，“當時到政治部工作的都是共產黨員”。
一九二八年我父親任《雲南民眾日報》主編。省臨委委員，學運三人領導小組成員的雷必興（雷同，雷濺波）後來回憶（《我所知道的楊正邦同志》）：“我於1928年在支部會議談到《民眾日報》副刊編輯時，萬學文同志說他是一個黨員，我因此認為他是一個黨員。”
在我父親主編的《雲南民眾日報》副刊工作過，解放後任雲南省文化局長、省文學藝術聯合會副主席、黨組合副書記的陸萬美在《雋永的憶念》一書80頁文中明確指出：“《雲南民眾日報》具體負責的楊正邦、劉堯民、王有元都是共產黨地下黨員。”根據以上材料，我哥哥平反後，曾要求落實我父親的早期共產黨員身份。當時陸萬美已死，但他寫的《雋永的憶念》一書已由雲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一月出版；浦光宗解放後曾任雲南省交通廳副廳長；雷必興曾任昆明市群眾教育館館長；他們都已年過九旬，還親筆寫了證明材料，並由他們單位蓋章證明其身份。材料交到縣委組織部後，推說我父親當時是省報主編，起碼要省、市一級才能解決。報告到了省、市一級後，又轉回祿勸縣委組織部落實。如果我兄弟二人不是“難兄難弟”的話，父親的紀念碑早矗起來了。正由於我兄弟二人人微言輕，祿勸縣委組織部以“事隔五十多年，原在一起的老同志大部分已逝世，難予查清”，經縣委組織部一九九三年四月二十三日會議討論認為：楊正邦同志在讀書期間到返回祿勸前，投身於革命，做了有益的工作應該肯定，但不能認可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參看《祿勸文史資料第五輯》86——93頁）。
浦光宗、雷濺波、陸萬美三人的證明都是經他們原所在單位雲南省交通廳、昆明市群眾教育館、雲南省文學藝術聯合會蓋章認可的，祿勸縣委組織部一句“難予查清”便給否定了。
我要問：假若我父親不是共產黨員——
1．他會在群眾集會上發表演說，幾十年後還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嗎？
2. 能到都是共產黨員的第三師政治部工作嗎？
3. 能提出：“打倒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紳”的革命口號且組織人奪反動派的權嗎？
4．《雲南民眾日報》編輯部有好幾個共產黨員，如果我父親不是共產黨員，能成為主編嗎？
這些問題恐怕祿勸縣委組織部也很難自圓其說。

我妹妹楊瓊芬，一九五一年參加工作，時年十六歲，一九五四年曾任青年團安寧縣機關支部副書記，一九五六年申請入黨，黨員大會全票通過為候補黨員，由於我哥倆的原因，縣委書記硬是不給予轉正，直到一九八一年，胡耀邦關於平反冤、假、錯案的指示下達後，妹妹向市委組織部申訴，幾經周析才落實她的黨藉，黨齡仍從一九五六年一月起算，可這時她已五十歲，離退休不遠了。
幾十年中，除了哥哥和我互相經常通信外，姐姐妹妹都不敢給她們寫信，怕“影響”她們，以致她們都以為我已經不在人世了。
十一
古時候形容唱歌唱得好的，“餘音繞梁，三日不絕”，可我這一曲“悲歌”的“餘音”又何止三日？
原來判我徒刑的李維祺，後來劃為“右派”改正後，這時已離休。我開始申訴，幾次回祿勸都碰到他。他明知我申訴，我也沒有找他。是不是找他的問題我也幾經考慮，這種“良心被狗吃了”的人，去找他，他可能認為你找他的麻煩，如果“案”翻過來，他豈不是丟了“面子”，說不定他背後作點“手腳”，乾脆讓你“永世不得翻身”，那樣問題反而搞“複雜”了。我平反後，有一次在法院門口又遇到他，他把我領到他家，倒了一杯茶，說：“對不起，你這個案子，當時就曉得是錯的，其他審判員都不願辦。我是副院長推不脫了，上面有壓力。”好一個“對不起”，就像在公共汽車上人擠不小心踩了別人的腳一樣。可我這三十多年的“金色年華”是怎樣度過的呀！就換來這麼一聲“對不起”！走出大門時，旁邊的律師事務所里坐着幾個人，他還大言不慚地對他們說：“這就是我從前辦的錯案了。”似乎他平生只辦過這一件“錯案”，其他都是辦得百分之百正確一樣。其實他那手裡的筆那時就是一把殺人不見血的“刀”，閻羅殿裡起碼有他製造的上百冤魂。現在公然是“離休幹部”“副高律師”，封建社會說鎮壓人民的劊子手“用人民的鮮血染紅自己的頂子”。他也不例外。
製造冤案是自己，大筆一揮整死你；三十一年平反後，輕輕一聲“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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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敗名未裂，家破人不亡；鋼筋鐵骨在，冷眼對豺狼。
《關於我省落實統戰政策情況和今後工作的意見》中明確規定：
“按照中辦法（一九八六）六號文件”對於被錯劃右派或文化大革命前受到其他錯誤處理，平反改正後，生活確有困難的，由其現在單位給予適當補助，平反後恢復了原工資級別，但明顯偏低的，在工資制度改革，逐步理順工資關係中，地方或單位應予適當照顧。少數有突出貢獻的，應當按照他們的貢獻和實際水平，確定其工資待遇。
一方已複查平反回到城鎮，配偶不論在農村或小城鎮的，應不受戶口指標或本人職務，學歷等條件的限制，儘快解決其分居或城鎮戶口問題，未成年子女也隨同遷往。“
清退查抄財物的工作，上述文件規定：“由被查抄時本人所在的地方或單位共同負責，現本人所在的地方或單位協助進行，所需補償經費，行政單位由地方財政撥款解決，有困難的可向上級財政申請增撥落實政策經費補助。”文件規定倒是一清二楚，三明四白，可實際是怎樣“執行”的呢？
先說“困難補助”按文件精神寫了一個“申請補助”的報告送到院辦，院辦轉衛生局，衛生局轉法院。法院副院長沙毓才說：“你的要求是合理的，文件倒是有這個規定，不過我們祿勸經濟困難，行政部門連工資都發不下去，上面的文件後面又沒有附支票。”我也弄不清楚，是不是上級發文件，後面要附上一張支票，規定才能兌現？文件後面沒有附支票也能成為“不執行”的理由？請問從中央到省、地、市、縣所發的千千萬萬份文件，後面附“支票”的有幾份？照這邏輯推理，豈不是都可以不執行了？想不到這話竟出自西南政法學院高才生之口。何況他自己也有過當“右派”的切身經歷，難道這麼快就“好了瘡疤忘了痛”了？
後來才知道：據說省財政廳為此準備千多萬元資金，準備解決這個問題，而各縣為了掩蓋製造了大量冤、假、錯案的事實，同時也為了減少“麻煩”，以致雖然平反了，有困難既不補助，該退賠的又不退賠，他們就是這樣“解決問題”的，受害者蒙在鼓裡，找誰訴說去？難道叫我大事小事都“告”到鄧小平那裡？
由於“家”在姚安，距祿勸二百五十七公里，既然妻子，女兒轉出來，就得“搬家”。可醫院的“總支書記”朱宗耀竟說：“你這不屬於工作調動，搬遷費不能報銷。”我說：“幸好在姚安，如果像封建社會時候‘充軍’充到黑龍江，即使平反了，還能轉回來嗎？造成這個情況到底是誰的錯？”後來他還說：“我們也是按政策辦。”忘了問他是中央幾號文件？後來還是會計吳映科說：“哪有這種道理，你拿來，我給你報。”總共也不過九十多元錢。
中央改策頂呱呱，到我頭上白拉拉；要想全面來落實，水中明月鏡中花。
工資問題我從不過問，發多少，領多少。後來才發覺，我“工齡”比別人長，職稱和我一樣的，工資反而比我高，甚至和其他人的差距越拉越大。找到衛生局，負責人事的把我領到人事局，人事局一查，說：“是的，是給你算少了，今後調整工資時，給你理順過來。”既然這樣答覆，我還有什麼話可說，可直到退休仍然是別人的工資像鬍子，我的工資像眉毛。又找到衛生局人事股，耿建文說：“你把退休證複印給我，我幫你去查。”複印件送去，又問他：“要不要寫個報告？”他說：“不消。”七等八等到他工作調動時，仍然沒有“查”出個結果。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一日，我又寫了個報告，並把我參加工作後的工作情況，均已在（《祿勸文史資料》第五，第八輯發表）以及冤案的形成及平反的情況作為附件附上，二零零三年一月二十二日衛生局將報告轉到勞動人事局，先是藉口這樣工作忙，那樣工作忙，逼到八字八，王曉波說：“你雖然工齡長，但在你受冤的幾十年中，別人幾年晉一次工資，但你沒有晉着。”言外之意是：工資比別人低，也是必然的。我就是不相信這樣的“道理”。到昆明找到原省委組織部干審處處長，雲南省落實政策辦公室主任梁文龍。梁與我是同鄉，在武定省立師範讀書時是矮我一班的同學（我是正師三班，他是正師四班）。他說：“這個問題，原來發過文件，等我查着文件告訴你。”去大觀樓玩了一天，照了相。回到祿勸不久他就打來電話：“一九九四年省工資制度改革小組，機關事業辦公室，雲南省人事廳發過一個文件：《我省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工資制度改革若干具體問題的規定》，叫他們照文件第五十八條規定辦就是了。”我到人事局一說，王曉波從文件櫥中翻出一個《文件匯編》，找到上面說的文件，第五十八條是：沒有明確職務或已明確職務低於此辦法的退休幹部，退休時工齡滿三十五年及其以上的比照正科級標準增加退休費。可我一九九三年退休時工齡為四十三年零伍個半月，當時為什麼不照此規定執行？工資福利科李光武理屈詞窮竟說：“我一個小小辦事員，處理不了你的問題。”找人事局局長，才開口，他聽說是工資問題，馬上說：“你找工資福利科。”後來又把我支到社保局，衛生局人事組的楊國軍說：“你的職稱已不是正科級的問題，你是講師級。”我說：“講師行政上算什麼級？”他說：“等於副處級。”可明擺着的事實是：副處級工資竟還沒有六十年代參加工作的炊事員、清潔工高。腦體倒掛也不至於如此。可他們又說：“工資系列不同，不能比。”過後有人向我建議：“對政策的理解不同，你可以找找信訪局。”報告寫給信訪局，又轉到人事局，一跨三個年度到了二零零四年，他們乾脆表示不想給我解決了。有人向我建議繼續向上級寫報告，我想難道又要我像申訴時一樣，報告寫到黨中央？夫妻分居問題倒是“按政策”解決了，可轉成城鎮戶口後，原來的土地交回生產隊去了，單位說她年齡超過三十五歲不分工作（當時我們縣一個副縣長的老婆，年齡早過了三十五歲，工作照分不誤），這一下弄成了“扁擔挑水兩頭塌”。那邊土地交了，這邊不分工作，無抓無拿，這政策不知是對我“照顧”還是支人上當？總支書記安排她打掃全院衛生，外加兩個廁所，每月四十五元錢。讓她氣得哭了一晚上“早知今日，何必當初”，我當我的農民好不好的，要把我轉出來，可現在總想過了幾十年屈辱日子，落實政策可以“揚眉吐氣”了，又誰知是這麼個情況。以後回到姚安，村中的人問起，怎麼向人開口？後來後勤科叫她去養豬，臨時工做了七年。到我退休時，我說：”不要幹了，錢少不說，還要受氣。到現在成了一無所有的“家屬。”
要“補助”不行，可從前沒收我的東西，即使原物不在，也應該多少賠我一點。何況“文件”已有明文規定，可當時“沒收”的東西，要說是抵交貪污款，檔案里又沒有任何記載，且我經手的賬早已全部算清，也不需要賠哪一筆錢。問李維祺，只說：“記不得了，記不得了。”整個案子是由他一手炮製的，州、縣兩級檢查組交了“檢查報告”撤走後，包括起訴、批捕、審批、判決、沒收我的財物都是由他一人經手。“一長代三長”，一員代三員的“先進經驗‘是他的發明專利，整個“案件”從頭到尾沒有什麼“第三者“插手。東西下落，不言自明。俗語說，“狗吃饅頭心有數”， 我不想把他比做狗，但我的東西再少也不止一個“饅頭”。堂堂縣法院院長難道連狗都不如，吞到肚子裡連“數”都沒有了？
當初整人黑透心，沒收財物私自吞；狗吃饅頭心有數，繃緊老臉“記不清”。
從前封建社會還出現過“李離伏劍”的事，法官錯殺了人自請以死抵罪，皇帝已經免其死罪了，他還自殺謝罪，那是辦案辦錯了。可這位“法官”白肉上生疔，生生造個假案，把我關起來，東西侵吞了，現在連臉都不紅紅，也不知他的臉皮是什麼特殊材料製成的？後來，看了一本李宗吾寫的《厚黑學》才體會到此公心黑臉厚，已煉到爐火純青之境，只是“心黑”目的是“升官“，“臉厚”目的為的是發財。落實政策中不追究個人責任，他倒是 “有恃無恐”了。難道這就是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副院長沙毓才則說：“過去的事情不要說了，你現在恢復了工作，慢慢會好的。”
像李維祺這種“用尾巴寫歷史的人，自己邊做壞事，邊用尾巴把它一掃而光，不留一點痕跡”，美其名曰“向前看”。但事實就是事實，抹不去也掩蓋不了。這種人像馬克思《法蘭西革命》一書中的梯也爾一樣應該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幸好我一九五四年一張定額存款單四十萬元（舊人民幣）、一張經濟建設公債券五十萬元，作為我“罪證”還保存在檔案里，武天文打了個證明，蓋上法院公章。公債券歸人民銀行管，人行收了公債券後說：“公債券只能按面額兌。”五十元本金加五年利息十元，共兌給六十元。定額存款單歸工商行管，專門派了一個人算了一天，算得八十多元利息，本利共一百二十多元。兩項加起來一百八十多元，我存款和買公債時，兩者（九十萬元）剛好是一兩黃金的價錢，三十二年多利息加上，還不到二克黃金的價格。前蘇聯經濟學家列昂節夫的《政治經濟學》一書論到“利息”那一章中曾說：耶穌誕生那一年存入銀行一個銅板，以一分複利計算，到他寫《政治經濟學》時，連本帶利有地球那麼大一塊金子（暫時找不到原文，大意如此）。我說：“不對，如果當時存入地球大那麼一塊金子，到現在一個銅板也不值了。”這是我研究中國的“政治經濟學”得出的結果，如若不信，以上鐵的事實可以作證。後來不知怎麼有人聽到點消息，托人來問我“還在不在？如果還在，願以一台彩電相交換”，那時不要說彩電，一台黑白電視機都是緊俏商品。出錢不說，沒有點“門路”還買不到。“彩電”更像如今的“大熊貓”“金絲猴”一樣屬於“珍稀動物”，誰聽了不“垂涎三尺”。可惜“存單”和“公債券”已經“黃鶴一去不復返，水流千古空悠悠”了。
列昂節夫是馬列寧主義經濟學家，現在才知道“政治經濟學的真理也不一定”放之四海而皆準，還需要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才符合，“毛澤東思想”。
刑滿後又留隊生產，何時真正“釋放”？誰也說不清楚，只好在附近農村結婚，這在當地叫做“上門”，是不奈其何的事。家中兩個妹妹和妻子外，還有一個老母親，此時已年近八十，照風俗習慣對老母親的責任是“生養死葬”。我回縣醫院後，只好把老母親交給妹妹撫養，按月寄給生活費，生病時交醫藥費。一九九零年忽接電報，“母親病危”，剛把妻子安排走，接着又一封電報，“母親病逝”。
回醫院後，分我干總務工作，上面還有一個頂頭上司“後勤科長”管着，在勞改隊裡十天半月還有一天休息搞衛生，干總務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上班，想請個假回去看一下，答覆是：“沒有人代理”。人不准走，可安葬費用都成了問題。財務科長張發惠見我急得團團轉，好心好意地建議我說：“老楊，你這種情況實在困難，可以申請點補助嘛。”她的提醒，使我如醍醐灌頂，茅塞頓開，寫了個申請遞到院辦。誰知這一下又闖了“大禍”，院辦、黨總支、職代會領導（恕不提名）三堂會審，說我鑽頭覓縫，找他們的“麻煩”。我只好說：“你們補助不補助算了，我又沒有犯什麼錯誤，何必來個‘三堂會審’？”結果不歡而散。
情況既然這樣，停靈在家裡，等不到我寄“安埋費”去，家中只好向農村信用社借了兩百塊錢的貸款，好歹把老人送上山。過了兩年去還貸款，還了二百八十多元。
有一天聽說那邊有個“老幹部活動中心”，心想：我十七歲從中師出來參加工作就是“幹部”，十八歲當大區財糧助理員，二十一歲負責全縣衛生系統財務工作（這些經歷已在《祿勸文史資料》第五，第八輯先後發表），現在四十四年，六十一歲退休了，與我同時參加工作或在一起工作過的，除幾個地富子女外，其他如在屏山工作組的孔德璜後來是雲南省煙草公司黨委書記，邵長鯨是楚雄洲林業局黨委書記，局長。魯爾癸是省教育廳辦公室主任。我在屏山工作組時，他在六角屯小學教書的同學梁文龍是雲南省委組織部干審處處長，省落實政策辦公室主任，與我同一天參加工作的在武定師範讀書時低我三個年級的同學楊瀛，是文山洲財政局長，在皎西區一起工作過的張志，是省水利水電廳財務處長。興沖沖跑過去玩玩，一問才知道活動中心“只接待副科級以上的”。這種招待“官”的地方，豈有你立足之地，只好灰溜溜地“夾着尾巴逃跑了”。
衛生局的名冊上，我名字後面“職稱”那一欄填的是“講師”。我問楊國軍（衛生局人事股長）：“講師算個什麼東西？”“他說：“講師等於行政上的副處級。”真奇怪“副科級”可以接待，“副處級”拒之門外，這叫什麼“邏輯”？真不知道花名冊上這個“講師”有什麼用？經濟待遇上不如“炊事員勤雜工”，政治待遇上不如“副科級”，公然還有人解釋為“工資系列”不同。從前曾聽說過“造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腦體倒掛事實果然如此。不知道是不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
我小時候看過《精忠說岳》，教人要立志“精忠報國”。解放後，教育人要“五愛”愛祖國、愛人民、愛科學、愛勞動、愛護公共財物。當然由於種種原因，不是做得最好，但無論在任何一個崗位上，包括勞改前、勞改、留隊、平反後各個階段，我都毫無保留，殫精竭智，甚至像前面我提到的那個犯人說的：把“後在力”都拿出來了，總以為在任何崗位上都是為“祖國”作“貢獻”，現在回想一下，其成果大都是“甚空忙，到頭來為他人作嫁衣裳”，無論你動了多少腦筋，出了多少力，做出了多少成績，功勞都歸在“上邊”的“領導有方”上去了，怪就怪在怎麼別人干時他又“領導無方”了。
電影《大清炮隊》有一句台詞：“我愛大清國，可大清國愛我嗎？”老舍《茶館》中常四爺的一句話：“我愛咱們的國呀！可是誰愛我呢？”
電影《苦戀》也有一句台詞：“我愛祖國，可祖國愛我嗎？”
從《大精炮隊》到《茶館》到《苦戀》到《我的金色年華》，從封建社會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儘管社會制度幾經變化，時間跨度幾百年，社會發展了也進步了，怎麼生長在偉大祖國的人，總是發出同一個問題，哪年哪月哪天才能真正做到“我愛祖國，祖國也愛我”。這個問題像屈原的《天問》一樣永遠不會有人答覆。
陳獨秀五四前後發表的《愛國心與自覺心》反覆說明愛國心與自覺心的關係。“國家者，保障人民之權利，謀人人之幸福者也，不此之處，其國存之無可榮，亡之無可惜”。“人民權利，載在憲章”。人民有愛國心是“愛其為保障吾人權利，謀益吾人幸福之團體”，人民建設國家，“其目的在保障權利，共謀幸福”，是故不知國家之目的而愛之則罔，不知國家之情勢而愛之則殆。“國家”在馬克思主義語彙中，是指國家機器，或者說指“執政的”團體架構。在陳獨秀這裡，人民與國家的關係不僅是主從關係，人民是主，國家是從；人民至上，不是國家至上；而且簡直就是交換契約關係，你保障我的權利，為我謀福利，我就愛你，為你盡義務，否則就是罔（糊塗的）或殆（危險的）。
這話是一九一五年前說的，但即使今天讀來也還是新穎的。《炎黃春秋》2004.1.P71。
自己從小就愛自己的國家，向國家獻出了整個青春，自由、愛情、幾乎“獻”出了生命。對照陳獨秀的話來評價自己：既不知國家之目的，又不知國家之情勢，這種愛既是“糊塗的”又是“危險的”，正像宋代岳飛“精忠報國”，戰場上出生入死，把“愛國”思想發揮到了極致，結果落得個“風波亭”的下場。從他身上，我們就應該吸取的是“經驗”還是“教訓”？所謂解放者，意為解去束縛，毀掉鐐鏈，可自己卻被有形無形的鐐鏈束縛了一生。
自小熱愛咱祖國，祖國何嘗來愛我；金色年華牢獄過，赤膽忠心被銷磨。
有人說：黨之所以“偉大”就在於“知過能改”；古語也說：“人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只消聽聽我“悲歌”的餘音，大概可以作“過而能改”的註腳。
經千辛萬苦，歷千難萬險，自以為取到真經了，可念經的不知有幾個是“歪嘴和尚”？如來佛祖，你知道嗎？
左傾機會主義者與王明，一生錯誤多多，但他說的兩句話，我倒是體會深刻：“儒知世上仁者少，佛識人間苦事多。”
有一天，拿了本書信步轉到林業局背後山坡上，荒草叢中一堆墳，還立了一塊墓碑。原來，曾對我說過“趙氏孤兒，切齒不忘屠岸賈；伍員烈士，鞭屍猶恨楚平王”的余家傳“同志”，早已“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墓碑上的聯語），把對諸葛亮的評語用來評這種人面獸心的傢伙，真是“牛頭不對馬嘴”。我只有心中暗暗禱告：方福明、李光玉，現在他也到了陰曹地府，陰司的法則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若有不報，時間未到。現在時辰到了，你們找他算賬去吧！
一天遇水電局工程師張照民，他稱我“楊老”，我寫了一首打油詩給他：
蒙君楊老來相稱，蹉跎歲月秋復春；俯仰不愧天地人，淡泊寧靜度餘生。
曹雪芹《紅樓夢》中有一首詩：

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雲作者痴，誰解其中味。

謹改二字作本文結語：
滿紙肺腑言，一把辛酸淚；都雲作者痴，誰解其中味。

楊天胤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五日 八稿。

附註：
文中人名均用真名。有死去的，多數還活着，本想用××
□□□來代，但又想，假如二十五史的作者因種種原因而“甄士隱，賈雨村”（真事隱，假語存）的話，還有什麼存在價值？死者無論，生者盡可對證，如有半句虛言，甘負法律責任。
後 記
作家鄧賢在《流浪金三角》一書二百九十頁中說：“歷史好比樹根，每隻毛細根須都有到達主幹的可能。文學是人學，歷史是人史，關注個人命運才有可能到達歷史核心。”依我看歷史就像一棵大樹，這大樹地上部分和地下部分同時存在，就像矛盾的兩個方面一樣。地上是枝繁葉茂，花紅果香（當然也會長蛀蟲和寄生草），地下部分不但支撐着整個地上部分，像菩薩座下呲牙咧嘴的力士一樣，而且還要不斷從泥土中吸收營養，吸收水分源源不斷向上輸送。古往今來的歷史，寫地上部分的可能占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寫地下部分的不到百分之一。這原因我想是地上部分處於光天化日之下，即使有正面反面總會有人看見反映出來的，而地下部分則處於暗無天日的環境中，四面八方受到緊緊束縛，再加上“講得清的，你們天天講，講不清的，你們總不講”。隨着時光流逝，那些“自絕於人民的”、“心臟衰弱”的、落得個“逃跑分子的下場”的、“畏罪自殺”的，上天堂或下地獄去了；而像我這樣“厚着臉皮活下來的”，大部分水平有限，即使想寫也無法寫，有的又“心有餘悸”，害怕是否會有一天又來個“秋後算賬”。我今年七十三歲了，“曾經滄海難為水”，況且寫的目的不過是“將親身遭遇應該真實、公正、平允、客觀地寫下來，給後世留下一點寶貴的千金難買的教訓，願悲劇不要重演。（季羨林先生語）
有人把監獄比做地獄，依我看“地獄”雖有十八層，當權的閻羅王還遵循一條“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原則，只要“為人不做虧心事”，就“半夜不怕鬼敲門”。而監獄裡不乏種豆子的收穫苦瓜，另一些當權的雖然布下荊棘種子，開的卻是鮮花。“地獄”的原則在這裡被“反其道而用之”，蒙冤受屈的“整死活該”。製造了多少冤、假、錯案，可以說雙手沾滿了人民鮮血的李維祺之流，院長照當不誤，離休後還成了省律師協會的“理事”（他自己說的）。照此推論，如果周興、來俊臣復生，大概可以當“主席”了，整死多少人的劊子手余家傳，死後仍然是“中共黨員”“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生前更不會有人批評他一句，更不會有人來“請君入甕”了。人啊人！兩者都是“萬物之靈”的“人”，都是有幸生活在“新社會”“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所領導下的“人”！
《知識窗》二零零一年八期載：“美國紐約州的伊多•齊默爾被判謀殺一名警察，在監獄中度過十四年，後發現新的證據被釋放，其時年已六十六歲，有關當局為此賠償他一百萬美元”。
《東西南北》二零零四年第九期十八頁載：“湖北棗陽市原市長尹冬桂涉嫌受賄判刑五年”，武漢某報報道其愛賄八萬元，後來法院判其受賄六萬元，認為“數額有較大出入”。二零零三年九月十九日委託丈夫向報社索賠精神損害撫慰金四十一萬元，另索賠經濟損失八萬元。貪官在獄中打名譽權官司，雜誌評論“它標誌着中國法制建設的一個進步”。
重陽節看電視：駐伊拉克美軍士兵伊萬•弗雷德里克，因阿布格萊布監獄虐待囚犯事件，被判刑八年。我所親歷親眼見的“監獄虐囚事件”其殘忍程度可謂世界之冠，誰受過一句批評？三十一年多來，人應該享受的一切“權”都被損害殆盡，政府賠償我一分一厘了嗎？
傅鷹說：“運動的偏差大小與離北京的距離成正比。”但願別的地方不是為此，但處於“天高皇帝遠”的我（們）的確有“有冤無處申，有苦無處訴”之感。
有人看了我的文章說：“假若我們處在你這種情況下，早就活不下來了。是什麼思想支持你活下來的？”我與大家一樣都是人生父母養的，像我這種人不是也不配是什麼“特殊材料”製成的，我只好用高爾基的名言來回答他們：“生活就是為生存而鬥爭。”
科爾夫人說：“生命在自由中才能開出鮮艷的花朵。”像我這樣一生的黃金時代都被剝奪了自由的人，生命的花朵早在它應該開放時凋謝了。像一株玫瑰花，不要說花，連葉子都在風吹雹打霜欺雪辱中凋零淨盡。現在剩下的只有刺了。
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是“存在決定意識”。很難想象，馬克思如果“存在”在我這種情況下，還能產生出什麼“意識”？
原捷克共產黨中央委員尤利烏斯•伏契克在蓋世太保的監獄中，面對死神時在《絞刑架下的報告》裡，語重心長地呼喚：“人們！我愛你們！你們要警惕！”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社會主義祖國，千千萬萬像我一樣的生者和死者，難道是因為他們沒有“警惕”嗎？
父親逝世六十多年了，當年在國民黨“白色恐怖”“黑雲壓城城欲摧”的險惡形勢下，義無返顧地加入了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用筆作刀槍，與反動勢力作英勇鬥爭。如果父親在天之靈有知，就在同一個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他的兩個兒子的遭遇，真不知該作何感想。
卅載黃綠黑白，半世苦辣酸辛；滿紙嘻笑怒罵，撰寫“金色”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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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色任他塗抹， 滋味由我品嘗。
吐盡心中塊壘， 請君勿笑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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卅載五行山下壓， 半世八卦爐中燒；
曾經人間三昧火, ① 領略官場兩面刀；②
紅花綠葉委地盡， 硬枝尖刺朝天翹；
斑斑血淚凝成文， 後世權作警鐘敲。
註：① 犯人、生產員、勞釋分子 ② 欺上壓下

楊天胤
地 址：昆明市祿勸縣醫院
郵 編：651500
電 話：0871-8915740


許良英：幻想•挫折•反思•探索（中）
——波濤一生的心路歷程
自投“陽謀”羅網
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以後改為《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3天后，我聽到科學院副秘書長杜潤生歷時4小時的詳細傳達，深受鼓舞，因為講話的基本精神與半年前我在《科學和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第五章的思路完全一致。當時我強調：“只要不是反革命分子，都應該有關憲法上規定的各種自由權”。“人民內部，不可能什麼事都是一致的，特別是思想認識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分歧和矛盾，而解決思想上的矛盾，只能用說理、批評和教育，不能採用行政命令的辦法。因為思想是‘禁止’不了的；相反的，應該讓持有各種思想的人（只要他不是反革命）暢所欲言，在發揚民主和自由爭論的基礎上，來克服這種分歧和矛盾。”
12天后，我又聽到毛澤東3月12日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錄音，主要是談“雙百”方針問題。他說：“這個方針不但是使科學和藝術發展的好辦法，而且推而廣之，也是我們進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可是，7個月後，在10月13日最高國務會議上，言而無信的毛澤東卻把這個“推而廣之”的賬算到“右派”頭上。）這次講話再三表明，他對於貫徹“雙百”方針的決心是十分堅持決的。講話中又提出整風問題，號召黨外人士幫助共產黨改掉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要求“一切立志改革的仁人志士”以“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大無畏精神，向共產黨人提批意見。
為了宣傳他的“鳴放”政策，在宣傳工作會議期間，毛澤東一連召開了4個座談會；會後去杭州，一路上又講了四次。這些講話要點，我大都及時聽到傳達（通過中宣部科學處），每次都感到振奮。3月20日在上海的講話中，他重申“雙百”方針可以涉及政治領域，“在涉及政治性的是非問題上，只要不屬於反革命一類，也應該讓他們自由說話。”他甚至駁斥電影局王闌西所說的“百花齊放”要鼓勵多放香花，避免放毒草，說，“要避免毒草”本身就是毒草。這句話使我五體投地。
4月7日中共中央發布開展整風運動指示，號召黨外人士消除顧慮，無保留地向共產黨提批評意見，即所謂的“整風鳴放”。當時要求黨內外之間“拆牆”|“填溝”、“通氣”。毛澤東此前在上海對黨的幹部說：“要跟他們（指黨外人士）講真心話，不要講一半，還留一半在家裡講。”4月30日他還對各民主黨派負責人說：大學裡如果大家對黨委有意見，可以考慮取消：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可是一個多月後，凡是發表過同樣意見的人無一不被打成右派！）
在種種極端感人的坦誠的言辭的反覆動員下，素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和”士為知己者用“的傳統的中國知識分子，為了報答這個千年不遇的盛世聖主，都毫無顧忌地開懷暢言，使1957年5月出現了中國歷史上空前熱鬧的“鳴放”局面。從5月初到6月7日，報上什麼意見都有，甚至連要殺共產黨的話也登上了《人民日報》（以後知道這純屬斷章取義的歪曲捏造）。這個時期，我每天花4個小時讀報，並曾去北大看大字報，企圖分析研究鳴放放出來的各種意見，從中找出人民內部矛盾中的基本矛盾和當前的主要矛盾。當我獲悉我以前工作過的中國科學院編譯局（1954年改組為科學出版社）有人在鳴放會上罵我，說以前的編譯局是受“許良英王朝的統治”，我並無反感，覺得別人把心裡的怨氣都吐出來總是好事。
由於我長期以來對共產黨的和毛澤東的盲從迷信，根本不可能有偏離共產黨的思想。 因此，在整風鳴放期間，我不僅沒有“放”過任何所謂“反黨”的言論，相反在聽到這類逆耳的言論時，我都要予以反駁。例如在一次哲學所黨員骨幹座談會上，有個老黨員提出，科學院的主要矛盾是“外行領導內行”，我即表示反對，認為這實際上是否定黨對科學事業的領導，而當前科學院的主要矛盾是“客觀任務大，主觀力量小”。在場的多數黨員都不同意我的意見。
就在我沉迷鳴放的熱潮的時，做夢也想不到，6月8日突然變了天。一個多月來天天以大量版面報道各地各界人士對共產黨各種尖銳批評意見的《人民日報》完全變了臉，從社會論到第8版，擺開了兇狠的架式，對那些批評進行全面的反擊。社論《這是為什麼？》發出聳人聽聞的危言：“右派分子正在向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領導權挑戰戰”！這個晴天霹靂對於一年多來由“雙百”方針所帶來的喜悅是一個致命打擊。我怒不可遏，認為這會使黨失信於民，很可能是那些反對鳴放的幹部背着毛澤東干的，因為毛澤東在2月關於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中說過：對於“雙百”方針，“高級幹部中10個月9個不贊成，或者半贊成，或者不甚通。”於是我就以“捍衛毛主席路線”的忠誠黨員自居，公開反對反右派鬥爭。
在6月13日和14日哲學所兩次黨員骨幹會上，我都是第一個發言，以十分激動的情緒，把心中的不滿全盤倒了出來。認為《人民日報》的突然變臉，既失信於人民，也是不道德的，連起碼的民主也沒有。鳴放是我們反覆動員他們放的，而且反覆聲明“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怎麼可以言而無信，把提意見的人當作敵人？同時我竭力為那些受圍攻的民主人士辯護，認為他們對民主革命都有過貢獻，是我們生死與共的朋友，怎麼可以對他們無情無義？
會後，我進城（當時哲學所在中關村）找了于光遠、郁文（院黨委書記）、范文瀾（中共中央候補委員、鄰居）、潘梓年。他們告訴我，反右鬥爭是毛澤東親自策劃的，理由是右派利用整風向党進攻。既然如此，我覺得自己是錯了。隨後讀到一個月前（5月15日）毛澤東寫的黨內文件《事情正在起變化》，原來在鳴放還沒有達到高潮時，就已經布置了反右運動。他說右派“欣賞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是“喜歡吃人的鯊魚”。他估計在各單位的知識分子中，右派大約占1%到10%。
由於我公開反對反右運動，我成了科學院的第一個右派。8月1日，科學院借用北大禮堂召開全院批判大會。《人民日報》於7月29日和8月1日一再刊出批判我的報道。報道中最引人注意的是說我造“中央分裂了”的謠言。事實上這不是我造的謠言，而是聽清華的一個朋友說的。他說：搞反右鬥爭毛澤東是不同意的，是劉少奇、彭真等人一定要搞。我不相信這句話，因為我認為中央最高領導層中不可能有分歧。我不敢把這句話隨便轉告別人，只是在自己交代檢查時向哲學所黨組織匯報。想不到，哲學所“整風領導小組”為了加重我的“反黨罪行”把這句話變成是我說的，並在《人民日報》上發表。這條假消和盧，被英國的中國問題專家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80年代任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主任當真，在他1979年出版的成名之作《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人民內部矛盾，1956-1957》（1989年出了兩上中譯本，分別由河北出版社和求實出版社出版中，竟以此來證明毛澤東與劉少奇從1957年就開始“不和”。我覺得荒唐可笑，去信向作者指出，他聽不進。
反右運動開始後，毛澤東得意地稱自己策動鳴放和反右的方針是“引蛇出洞”的“陽謀”，右派是“自投羅網”。我大概是自投羅網者中是了愚蠢的一個，是我對毛澤東愚忠的報應。反右果真是陽謀嗎？果真如毛澤東及其追隨者所說，當初提出整風鳴放是真心實意的，只是因為右派趁機向黨猖狂進攻，才不得不予以反擊？這種說法，我原來是相信的。可是以文革初期讀到紅衛兵印發的毛澤東講話文集中，他於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後收到1977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中），發現那時毛澤東就已經向黨內高級幹部布置了反右運動，一個月後的人民內部矛盾講話，以及隨後的宣傳工作會議和整風鳴放，都不過是“引蛇出洞”（最初叫“螞蟻出洞”的陰謀。請聽他的原話：“蘇共20大的颱風一刮，中國也有那麼一些螞蟻出洞。”“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種各樣議論，不要共產呀，共產黨領導不了他呀，社會主義不好呀，如此等等。他們有這麼一些思想，過去沒有講，百家爭鳴，讓他們講，這些微話就出來了。”“他們不搞什麼大民主，不到處貼標語，還不曉得他們想幹什麼。他們一搞大民主，尾民就被抓住了。匈牙利事件的一個好處，就是把我們中國的這些螞蟻引出了洞。”同時，他還泄漏了“雙百”方針的天機：“毒草、非馬克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只能處在被統治的地位。”原來在他的心目中，馬克思主義以外的任何思想，永遠只能是馴服的奴隸；所謂“爭鳴，”不過是雙簧滑稽劇。可我不知就裡，把他對外說的話當真，以為中國將出現春秋戰國時期，以及古代稀臘和歐洲文藝復興以後的學術繁榮。
回故鄉當農民
1958年3月1日下午，哲學所整風領導小組宣布對我的處分決定：我被定為“極右分子”，受第二類處分，即撤銷一切職務，監督勞動，送黑龍江密山國營農場勞動，每月發29元生活費。（最重的是第一類處分：開除公職，勞動教養。）我認為自己革命十幾年，只因為幾天的錯誤就真的被當成反革命，思想不通。加上我1944年起腰部患上嚴重的關節炎，經受不住東北冬天的嚴寒，於是選擇了“自謀生路”。我回到家裡，愛人王來棣（原浙大地下黨員，1952年調近代史研究所）一連哭了兩個晚上。那時她已經懷胎十月，結果孩子死於胎中。在她一個月產假滿了，即以包庇我的罪名被開除黨籍。為了不再連累她和和兩個年幼的孩子，我決定回老家從事農業勞動。
1958年6月8日，我離開北京，啟程回到故鄉，開始從事體力勞動，用勞動工分來養活自己和年邁的母親。我是懷着認真改造自己的心情回到故鄉的，那時正逢“大躍進”的高潮，到處熱氣騰騰，我也受到感染，情緒因此比較開朗。故鄉的農民對我很寬厚，他們說：“什麼右派，不過說錯一句話！”我到故鄉後兩個月，《人民日報》報道湖北麻城出現“天下第一稻”，早稻畝產36,900斤，我興奮不已，可是同生產隊的農民不相信，我與他們爭辯：黨報難道還會說假話？何況報上還有4個小孩坐在稻穗上的照片！幾年後知道這是假的，黨已作了批評處理，這又使我相信共產黨知錯必改，容不得半點虛弱，對黨的迷信反而更深。
1961年3月，我摘了右派帽子，回北京看望妻兒，又找到科學院黨組織。黨委書記郁文告訴我：黨組認為當初對我處分過重，將考慮讓我回到科學院工作。目前全國都在精簡下放幹部，科學院要下放幹部，科學院要下放上萬人，我只能暫在農村等一等。我回故鄉後，臨海縣政協即邀請我每年列席縣政協和人大的會議。
1962年8月，哲學所自然辯證法組（組長仍是于光遠）寄來一份《關於自然科學哲學問題的重要著作選譯擬目（草稿）》，向我徵求意見，並要我參加這項編譯工作。我給這個擬目提了27頁修改意見，並表示願意負責編譯愛因斯坦著作選集。他們也就同意了。以後了解到，當時所以要開展這項工作，是出於政治需要。當時政處於中蘇論戰高潮，毛澤東要取代赫魯曉夫成為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中國要成為全世界革命理論中，要批判全世界一切反馬列主義思潮，因此，必須把著名自然科學家的哲學、政治思想言論編譯出來，供批判之用。
為了解決我的生活問題，他們把我留在北京的（《物理學的基礎》譯稿交商務印書館出版，使我可以用稿費向生產隊購買勞動工分。隨後我去北京住了4個月，帶回十幾種愛因斯坦著作和十來種愛因斯坦傳記，盡全力投入到閱讀和翻譯工作，每天工作14個小時能上能下，每夜點着油燈工作到12：30以後。在北京期間，獲悉上海科委秘書李寶恆曾計劃編譯愛因斯坦著作，於是找他合作。但他工作忙，只分擔小部分翻譯工作。到1964年10月已完成了原定計劃，選擇了200多篇文章，50多萬字。書名《愛因斯坦哲學著作選集》，實際上包括了他的有代表性的科學論文和社會政治思想言論。但由於國內階級鬥爭的氣勢越來越猛，出版進程受阻。利用這段空隙，我寫了一篇9萬字的評論性《編譯後記》，並在此基礎上寫了一部17萬字的專著《愛因斯坦的世界觀》書稿。
為了試探一下外界反應，我把《後記》和《世界觀》稿中論述哲學思想部分的要點，寫成了一篇25,000字的論文《試論愛因斯坦的哲學思想》，經李寶恆略加修後，聯名寄給哲學所的《自然辯證法研究通訊》（這個刊物是我1956年到哲學所後創辦的），發表於1965年11月出版的第四期上。因為我是“摘帽右派”，不准用真名，只好改用筆名。出人意料的是，中宣部長陸定一對此文很讚賞，認為學術批判文章就應該這樣寫，要《紅旗》雜誌轉載。于光遠知道此文主要是我寫的，黨刊不能登右派的文章，於是要李寶恆把它壓縮一下。李的初稿剛寫出，“文化大革命”爆發了，他就成了“閻王殿”在上海的第一個“黑幫分子受到衝擊。1966年7月中旬，上海科委派徐永德到我們村里住了4天，調查李寶恆和我的關係，經過幾個回合思想交鋒後，他對我表示信任和同情，並要同我交朋友，李寶恆自然也不成問題了。
寫完《試論愛因斯坦的哲學思想》後，李寶恆以上海科委自然辯證法組的名義約我翻譯維也納學派的著名科學哲學家費郎克（Phillipp Frank）的《科學的哲學》。1965年冬天我花了兩個月時間把它譯完，上海人民出版社即拿去排版，文革前夕我已收到一份校樣，但終於被拆版。直到1984年才得以出版。
在譯完《科學的哲學》後，李寶恆又要我譯費郎克的論文集《現代科學及其哲學》，由於1966年1月開始我恢復了田間農業勞動，只能在勞動之餘（主要是晚上）從事翻譯工作，拖到6月才完成。
當時“文革”已爆發，這部譯稿至今未能出版。
“文革”風暴
1966年1月，讀到《人民日報》社論：“哲學工作者，打起背包，到工農兵群眾中去”，“滾一身泥巴”，覺得自己最近3年來雖然身在農村，卻日夜鑽在書稿之間，實在很危險，於是立即恢復以體力勞動為主的生活。
1966年5月份開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我可以說是有一定思想準備的。這是因為我始終迷信毛澤東和黨報，黨所號召的我都聞風而起。絕對想象不到，這場“革命”竟成為民族的災難。
運動開始後不久，我就成了全村主要打擊對象，街上貼滿了攻擊我的大字報，其中最聳人聽聞的是：許良英“譯黑書，”“三上北京接受鄧拓的黑指示”，“帶回大筆反黨活動經費”，“組織反革命集團”。同時有人藉口“除四舊”，要把我家裡的書全燒光。幸虧此時四清工作隊進駐我們村，隊員都是台州地區的幹部。他們從9月份住到12月。我把自己的歷史和當前的處境向他們做了書面和口頭匯報，得到了他們的理解和同情。
隨後，村里成立造反派。為了響應毛澤東的號召，我以當年參加地下黨的心境支持造反派，幫助他們寫批判走資派的大字報，但盡力勸阻造反派之間的武鬥。
由於往年的地下黨被懷疑為叛徒、特務組織，1968年5月，杭州和浙大革委員會把我押到浙大審查11個月。開頭5個月住在招待所里，還有人身自由，主要是寫浙大和杭州地下黨的組織情況，共寫了23萬字。同時接待了數以百計的外調人員，寫有關證明材料。11月中旬，我成了“清理階級隊伍”的對象，被關進行政大樓五樓的監獄。先審查我的個人歷史，我寫了10萬字的自傳。後開了三次批鬥會，把我押到台上低頭聽批判。其中一次是關于于子三慘案的。他們污衊於子是“軟骨頭”，而我認為他是烈士，這就成了我的“罪行”。1969年5月20日，他們宣布對我審查的結論：1，我個人的歷史全部是清白的，未發現有與1956年科學院審乾結論相矛盾的問是，2，整個我們系統的地下黨組織是屬於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是紅線。
1969年5月25日，我在浙大兩個同志陪同下回到故鄉。尚未到家，就聽說城西區開全區幹部會議，宣布我是城西區“反革命總根子”，是“出賣過6個同志的大叛徒”，在杭州已經“關進監獄”。同來的浙大革委會同志深感駭異，當着張家渡公社革委會負責人的面，對此問題進行了澄清。8月29日下午，我年邁的奶姆（我從小吃她的奶長大）神色慌張地告訴我，昨晚全大隊貧下中農會議，宣布明天要開城西區批鬥大會，主要批鬥我。我即去找公社革委會頭頭說理，他聽不進。街上已到處張貼誣衊我的標語。批准斗會定於8月30日在村東的溪灘上開，號稱萬人大會。按這裡慣例，受批鬥者都要五花大綁，雙膝下跪。我從小受台州人硬骨頭精神薰陶。無法忍受這種凌辱，只能以死抗拒。在預定開批鬥會前4個小時，我喝了2小瓶農藥敵敵畏，即失去知覺。經衛生所醫生搶救，12小時後才活過來。毛澤東說過，共產黨要五不怕，即一不怕開除黨籍，二不怕開除公職，三不怕老婆離婚，四不怕坐班房，五不怕殺頭。我有幸都體驗過了，的確沒有什麼可怕。可悲的是，我並沒有因此而有所醒悟，依然五體投地地迷信毛澤東。
生死風暴過去兩個，又意外地感受到另一種風暴。1969年11月，中國科學院物理所的陳慶振帶着科學院革命委員會的介紹信來找我，向我借愛因斯坦著作的全部譯稿，說是中央文革小組已把批判愛因斯坦列為理論批判的重點，批判文章就要在明年元旦的《紅旗》雜誌上發表。我告訴他愛因斯坦著作的譯稿全部在上海李寶恆處。他說上海也批判愛因斯坦，兩地的資料互相封鎖。於是他把我留下的初稿和資料卡片全部借走。他為人正直，說他原來不懂相對論，要從批判中學習。我坦率地告訴他：愛因斯坦無論在政治上、哲學上、科學上都是打不倒的；如果要在報刊上公開批判他，會損害我國的國際形象。
1971年10月從報上獲悉商務印書館已經恢復業務，即去信詢問《愛因斯坦哲學著作選集》的出版問題。答覆是肯定的，要我立即寄去成稿。當時我同剛“解放”的科學院副秘書長秦力生恢復了聯繫，他對我所處的逆境十分同情，要解決我的甄別和歸隊問題。19721年3月，我經上海要回了被上海市革委會寫作組向李寶恆強行“借用”的《愛選》譯稿。到了北京，秦力生同志見到我第一句話是：“你算什麼右派？不過是把自己心裡想的說了出來！”但他隨後發現，60年代起，哲學社會科學部已獨立出來（由中宣部領導，不屬於科學院編制。他要我去河南明港學部五七幹校去解決我的問題。
我在北京住了4個月，發現了不少國外新出版的有關愛因斯坦的資料，必須補譯。同時又發現我們原來的譯稿被上海塗改得亂七八糟，必須一一核對原文重新定稿。7月，我到明港，軍宣隊告訴我，他們正在忙於清理階級隊伍，像我這樣的歷史問題不可能排上議事日程。住了一星期後，我不得不回故鄉。路過湖南時，我特意去韶山朝聖，在韶山住了一宿，5次進出毛澤東故居，每次都噙着熱淚。自己竟然會愚蠢到這個地步，現在回想起來，既可笑又可怕。
回故鄉後不久，傳來消息：上海《科技書征訂目錄》上赫然有《愛因斯坦言論集》征訂廣告，所介紹的內容和字數同我們《愛選》稿完全一樣，可是由“復旦大學《愛因斯坦言論集》編譯組”編譯。為了揭露和抗議這種明目張胆的強盜行為，我趕到上海，找上海革委會寫作組交涉。寫作組長朱永嘉派人到李寶恆辦公室同我談判。他先傳達朱永嘉4點“指示”：（1）承認《言論集》是以我們的譯稿為基礎，可以加上我的署名；（2）可立即付給我稿費；（3）商務那邊的出書問題不要我過問，由他們聯繫解決；（4）可考慮安排我的工作。這分明是企圖用名利來引誘我就範。我不為所動，堅持由商務按原計劃出書，你們只能出個節本，並要由我負責看改校樣。我看他們毫無自我批評之意，就問：“你們為什麼事先不同商務和我打個招呼？為什麼要隨便改我們的稿子？”他竟然回答：“翻譯書嘛，大家都可以做！”我壓不住怒火，嚴厲反駁：“我們農村里農民人人都會種菜，但有人自己不種菜，偏要把別人的菜割去，這是什麼行為？這是強盜！”當天就這樣不歡而散。第二天他通過李寶恆通知我：朱永嘉認為他們出書與我無關，不要我看校樣。
於是我寫信向毛澤東主席申訴，因為以前的《科學通報》一位女同事說，她的父親覃政是國民黨元老，與毛澤東有深交，她與毛澤東身邊的人也有交往，可以轉送給毛的信。但她退回了我的信，說要與上海的頭頭打官司，沒有人敢轉遞。我只好轉向周恩來總理申訴。信請科學院副院長竺可楨和副秘書長秦力生轉，他們徵求吳有訓副院長（物理學家）的意見，把我的信轉給國務院。這封由科學院出面轉交的申訴信，使上海方面慌了神。1973年3月，他們派上海人民出版社兩位負責人到北京找商務書館負責人丁樹奇、陳原協商，達成協議，並上報國家出版局。協議規定：上海的書改由內部發行；商務按原計劃公開出版，不受上海影響。
上海的抄稿拖了一年才於1973年10月出版，書名改為《愛因斯坦論著選集》，原來的什麼“編譯組”不見了，但在《編譯說明》中列了復旦大學12位教師（大多是老教授）的名字，說是他們“集體編譯”的，並說“編譯過程中，曾參考過許良英、李寶恆於1962年至1965年間的舊譯稿。”可是，全書有94%的內容是從我們的譯稿抄去的，而原稿尚未發表，竟被稱為“舊高”；強取豪奪竟被冠以“參考”美名，還要盜用十來位無辜的教授的聲譽，來壓倒我這樣一個沒有公職的“摘帽右派”，用心可謂良苦。
在與上海的鬥爭取得部分勝利後，我決定擴大譯稿內容，從原來的一卷擴充為三卷，書名改為《愛因斯坦選集》。由於李寶恆身在上海無法繼續合作，我約范岱年和趙中立合作，他們兩個1957年都因受我的牽連而成為“右派”。1973年11月，商務讓我來北京工作，給我每月50元生活費（1977年出書後，從我的稿費中扣除），並幫助我解決食宿問題。開頭半年我借住中關村科學院招待所，以後住到位商務在珠市口新開的僅有兩個客房的小招待所。
從迷信中猛醒
我到北京後，商務把我擬的選題計劃打印出來向有關人士徵求意見。一位國家科委幹部對書名《愛因斯坦選集》大加指責，認為《選集》只能用於革命領袖，現在要給“資產階級科學家”出“選集”，用意何在？于光遠建議改名為《愛因斯坦文集》。
《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46萬字）終於在1974年9月交了稿，一個星期後就送去排印，它能及時發排，在當時是一個奇蹟。因為1973年秋冬全國颳起了所謂“反右傾回潮風”，矛頭指向1971年“9•13”事件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來總理。1974年春節，江青又召開兩次幹部大會，動員以批周恩來為目的的“批林批孔”運動。身心交瘁的周恩來不得不於5月住進醫院，江青儼然以國家元首身份公開活動。在這樣的氣氛下，一切“封、資、修”的東西誰都不敢出版，唯獨《愛因斯坦文集》發排了。這要歸攻於一年前商務與上海方面達成的協議。
1974年夏秋，“批林批孔”的烈火在商務越燒越猛，原來的領導人丁樹奇、陳原靠邊，換上兩個不能學無術的打手金沙和都仍。他們敵對態度視我這個右派，於11月下了驅逐令，但當面騙我，說讓我回浙江繼續搞《愛因斯坦文集》第二卷和第三卷，保證按月給我寄生活費。我信以為真，愉快地回到故鄉。可是不到兩個月，他們就停發了我的生活費。正當我在生活上陷於絕境時，恩師王淦昌先生得到這一信息，主動來信，說我以後的生活費由他包下，每月用代名“王京”從四川寄給我30元。從60年代開始，王先生從事我國極機密的原子彈、氫彈研製的組織領導工作，現在居然要包我這個右派學生的生活費，將承擔何等的風險！好在幾個月後，中國的政治風向又稍有轉變，江青一夥的氣焰有所收斂。在于光遠的支持下，商務終於恢復了我的生活費。
1974年在北京有兩個重大收穫。一個是歷盡滄桑的《愛因斯坦文集》終於出版在望，而且篇幅增加了將近兩部。另一個則是目睹了“批林批孔”批周公的鬧劇，使我從34年來對毛澤東的迷信中猛醒過來。後一收穫，對我自己的思想歷程來說，無疑更為重要。
我從1938年接觸馬克思主義理論，特別是1940年決心投身革命以後，就對革命導師和領袖崇拜到迷信的程度。1956年對斯大林的迷信雖然被破除了，但對毛澤東的迷信依然如故。即使被劃成右派以後也是如此。凡是毛澤東的主張，我都衷心擁護；凡是黨報所宣傳的，我都深信不疑。“文革”時，我也義無反顧地響應毛主席的號召，提着腦袋支持造反派。可是，“批林批孔”時江青一系列的表演，把我搞糊塗了。特別是那年7月，她在天津關於“儒法鬥爭”的講話，說是了近出土的劉邦夫人呂后的玉璽應該大力宣傳；又說，唐朝以前男女是平等的，女的可以有“面首”！她所追求的男女平等，竟然是男的可以有小老婆，女的可以有小丈夫。與此同時，一位朋告訴我，有人從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上看到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維特克(Roxane Witke，女)1972年對江青的訪談，江青說自己在重大問題上是能對毛澤東施加影響的；延安時反對毛與她結婚的那些老黨在文革中一一受到清算。
這使我恍然大悟，“文化大革命”原來是一場大騙局。他們借反對資本主義復辟之名，目的無非想把中國倒退兩千年，回到皇權專制時代，實現封建法西斯統治。由此回想起來，1957年反右運動和1958年以後的大躍進也都是大騙局。自詡為“馬克思加秦始皇”的毛澤東就專門玩弄權術和詭計的大騙子。1957年以來，黨報充滿謊言，我都一直信以為真。受過科學訓練又立志追求科學真理和革命真理，甚至當了17年的專政對象後，仍然絲毫覺察不出自己34年來所崇拜的領袖竟然是這樣一個暴君和騙子。我為自己的極端愚昧和愚蠢感到羞愧。
回憶“文革”初期讀到紅衛兵傳播的毛澤東1958年在一次中央會議上的講話：“我是馬克思加秦始皇。”“秦始皇焚書坑儒，不過坑了幾百人，我比他多幾百倍。”“對資產階級，良心還是少一點好。”當時我只覺得有點奇怪，但未往深處想。現在對照他在“文革”時的所作所為，就完全可以理解了。這是他暴君心態的自我表白，是反右陰謀全面勝利後的一種得意忘形的表演。
這次從毛澤東迷信中猛然覺醒，使我重新審視中國的現實， 重新思考中國的出路問題。
同時也開始反思自己的人生道路。這是我一生第二個思想轉折。第一個轉折是發生在1940的。1957年雖然失足落入深淵，從此在逆境中掙扎，但自己的思想基本上依然未變，依然以共產主義戰士的標準來要求自己，希望儘早回到黨的隊伍。
1974年底我被趕回故鄉後不久，中國政治風雲又起變化。1975年夏，國務院成立政策研究室，于光遠是主要成員之一。北京有朋友寫信告訴我，政策研究室領導哲學社會科學部的工作，這是我爭取回哲學所工作的好機會。於是，10月我回到北京。這次來，公社不給出行證明，商務也不予接待，不得不作為“黑戶口”借住在趙中立家，一住就將近半年。剛到北京時，恢復工作確實有希望，于光遠在為我盡力。可是，一個月後，風雲驟變，突然出現清華大學的劉冰事件，接着就是一陣批“右傾翻案”風和“批鄧”。于光遠又一次被打倒，一切希望都成了泡影。本來我又得回老家了。在《愛因斯坦文集》第二卷於1975年9月交稿後，商務表示第三卷能否出版是個問題，因為這一卷全是社會政治言論。幸虧我剛回到北京時，于光遠通過出版局局長石西民幫助我解決了這人問題。11月商務通知我：同產電我繼續完成第三卷的編譯工作，生活費發到1976年年底為上止。由於第三卷內容風險大，范岱年考慮到自己家庭負擔重，不便參與。於是我約請老同學張宣三接替他。
據1977年9月“中華、商務運動辦公室”正式公布的材料，1976年3月15日出版局核心組批鄧座談會的記錄中有這樣兩個發言：
金沙（中華、商務臨時黨委書記）：“許良英的問題，我們和出版局是有爭議的，或者 說是有鬥爭的。”
都仍（中華、商務臨時黨委副書記）：“許良英前年查戶口送走了，去年我們研究不讓他翻譯了，停止了生活費。後來金沙同志傳達（石西民同志的意見）說，不但可以翻，翻了不出版也可以……我們爭論的分歧點不在一個人，而是我們的翻譯走什麼路子的問題。實踐證明，工農兵是可以翻譯的，不是離不開許良英這樣的人。”
這是那個時代的典型語言，不無歷史價值。
1976年3月，商務終於讓我回珠市口招待所，並在編輯辦公室里工作。不久就發生震驚全國的天安門事件。我有幸耳聞目睹了事件的始末。因為我每天清晨雲上班和晚飯後回招待所都要經過天安門廣場。從3月下旬開始，人民英雄紀念碑四周陸續出現悼念周恩來的花圈、輓聯、詩歌和悲憤的人群。我每天至少要在這裡停留兩三個小時，噙着淚凝視這一切，深深感受到這樣一條真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心不可侮。經受了十年災難，人民已經覺醒了，任何高壓、欺騙都已經不能使歷史回頭。一切都像安徒生童話《皇帝的新衣》那樣簡單、清楚。到4月初，可容納五、六十萬人的廣場擠滿了人。這是我一生從未見過的最壯觀、最激動人心的場面。這場完全自發的群眾悼念活動，於4月5日清明節晚上遭到血腥鎮壓。緊接着是清查所謂“反革命”，“批鄧”之火也越燒越烈。要求不是7月28日凌晨的唐山大地震，秋天我一定又要被趕回農村。地震餘波未盡，9月9日毛澤東去世了，大家意識到，國家的災難可望有個盡頭了。果然，不出一個月，大家奔走相告，惡貫滿盈的江青集團於10月6日得到了應有的下場。
嘔心瀝血
萬萬想不到，“四人幫”垮了，我的身體也垮了。真是樂極生悲。就在獲悉“四人幫”被捕那天，我和呂東明、趙中立泛舟昆明湖，受了風寒，咳嗽不止，拖了一個多月，飯也吃不下。12月7日上午我的孩子許成鋼一定要去醫院檢查。X射線透視的結果：右肺全部有陰影，中間還有一個直徑2厘米的空洞。醫生診斷為嚴重的肺結核。下午3時，商務一位編輯來電話，說“告訴你一個特大喜訊！”我冷漠地回答：“有什麼可喜的？我告訴你一個可悲的消息，我得了肺結核！”他說：“對你最重要的莫過於《愛因斯坦文集》的出版，現在第一卷的樣書已到，望即來看。”我懷着喜悅和憂愁的心情去商務辦公樓。路過前門轉車時，突然咳了一口痰，一看竟是血。10分鐘後到了辦公樓，看到了自己這部經歷了14個寒暑，3次到北京，2次到上海，多災多難的書稿終於印成了書，而今天，它竟成了名副其實的“嘔心瀝血”的產物。
拿到樣書，我百感交集，而病魔也在加緊折磨我。回到招待所依然咯血不止，第二天半夜一連咯了一個茶懷的血。隨後我被送進北京結核病醫院。奇怪的是，住了兩個月後沒有查到結核病菌，於是醫生懷疑我患的是肺癌，許多朋友以為我活不久了，我泰然處之。可是，最後也沒有查出癌變的跡象。
1977年3月，我終於出院了。編輯室同志很照顧我，讓我住在辦公室里，邊工作，邊休養，一直住到10月。
1973年商務與上海方面協商並上報出版局的協議中規定，《愛因斯坦文集》按原計劃公開出版。但1976年1月第一卷付印時，金沙下令改為內部發行，而且規定封面不得用紅色，書名不能燙金。於是，封面選用素雅的淺綠色，並引出了一篇報告文學《綠色的文集》（《瞭望》周刊1984年第37期）。第一卷印了25,000冊，1977年1月開始發行。雖然只允許內部發行，但書店公開陳列，不到半年就賣光了。
1977年7月，商務決定重印《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並改為公開發行，要我寫一篇《前言》。我花了5天趕出15,000字的初稿，打印出來，向周培源等科學家徵求意見。此時一位專管政治思想的編輯室副主任說，此稿不能用，認為是在“美化資產階級”。我與他爭辯，他暴跳如雷，說我要奪他的權。另一位曾受我尊重和信任的朋友，來信說此稿“不是馬克思主義”，勸我“頭腦不要發熱”，“放任靈魂深處的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感情冒出來損害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既然困難重重，我們只好請周培源先生寫序。他欣然答應，但要我們代為起草，說只要把原來的《前言》稿壓成5,000字，並參考他自己1955年發表的悼念愛因斯坦的文章。我們照辦了。
刊有周培源序言的《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重印版終於在1978年3月出版了。3月14日，愛因斯坦誕辰99周年，《人民日報》第三版全文發表了這篇序。當晚，新華社以《中國出版,<愛因斯坦文集>》為題，用中文和英文向海內外發布消息，介紹了周先生序言的主要內容，特別是對愛因斯坦的崇高評價：“他是人類歷史上一顆明亮的巨星。”遺憾的是，這條消息中有一嚴重失實的內容，說《文集》的編譯工作“是由中國著名的物生學家許良英主持”，我感到噁心，立即去信要求更正，嚴正指出：我既不是“物理學家”，更不是什麼著名人物，我不過是一個農民，一個沒有公職的人民公社社員；編譯工作也不是我“主持”的，我們5個編譯者的地位是完全平等的，都是共患難的同志。
我的農民身份直至1978年6月才結束。從大病後到離別商務前這一年多，除了完成《愛因斯坦文集》的全部編譯工作，還幫助商務理清了文革前積存下來的大量譯稿（他們稱之為“水庫”，一直沒有人去碰），選出其中五、六種應該迅速出版的書稿，主要是關於科學史和科學哲學方面的。同時幫助接待譯者，並主動組譯一些書稿，如A. Hermann的《量子論初期史》， M. Jammer的《量子力學的哲學》等。此外，還曾為商務擬了一份《關於科學史和科學哲學資料翻譯選題》，共列了101種著作。
1977年4月開始，我還在商務組織了一個小型的關於愛因斯坦研究的讀書報告會，每周一次。經常參加的4人：趙中立，張宣三，許成鋼和我。趙中立主要介紹愛因斯坦與M. Besso的通信，張宣三介紹 P. Frank 的愛因斯坦傳，許成鋼介紹G. Holton幾篇關於愛因斯坦的重要論文，我介紹1972年以後所讀到的國外科學史學關於愛因斯坦研究的一系列論文。這項活動持續了半年，方勵之也產國參加過幾次，並作過報告。我與方勵之、趙中立曾計劃合作寫一本專著《愛因斯坦——他的生平和科工作》，方勵之承擔的關於廣義相對論和宇宙學兩章很快就完成，趙中立分工的生平部分一直難產，整個計劃也就告吹。（待續）
甘 粹：北 大 魂
一
記得一九七九年我的“右派分子”改正回到北京，得知林昭平反昭雪的消息，曾與她生前的好友、同學發起籌辦了一個追悼會，各地報刊也曾零星地發表了一些有關林昭的報道和追悼文章。當時，林昭的妹妹彭令范曾對我說：“你最了解我姐姐，你應該好好寫一寫我姐姐。”是的，我曾幾次拿起筆來想寫一點悼念文字，卻由於悲憤在心頭凝聚得太多，反而噴射不出，我寫不出一個字。從一九五九年與她別離，我被流放到新疆勞動改造至一九七九年回到北京，在這長長的二十年裡，朝朝暮暮懷念她，年年歲歲等待着她。心想總有一天會與她重逢相聚。誰知夢斷黃昏，她早已碧落黃泉。而我是“孤雁南歸尋故里，夕陽姑蘇啼香丘”。追憶林昭，我總覺得她有着一種令人吃驚的魅力和氣質。這種魅力和氣質是什麼？這個問題一直縈繞在我心坎里。
事隔十年後的今天，北京爆發了空前盛大的學生愛國民主運動。首都高等學校的數十萬學生進行了示威、罷課、絕食，要求與政府對話，提出了民主、自由的口號。上街遊行的人越來越多，從幾萬、十幾萬發展到近百萬。參加遊行的不僅是大學生，還有工人、農民、機關幹部、民主黨派工作人員，以至中小學生和幼兒園的娃娃。一些司法專政機關的幹部、個別軍事院校的幹部和戰士都參加了。全國各地也有兩萬多人專程趕來北京聲援大學生的絕食，推動了全國民主浪潮的掀起，震動了全世界。
這次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可以說是中國“五四”運動以來最為空前、壯觀的。我看到遊行隊伍中北京大學的巨幅標語，心裡久久不能平靜。聽到學生們喊出“打倒官倒”、“懲治腐敗”的口號，我激動得眼淚盈眶。這些使我想到了一九五七年的情景，想到了林昭。我腦中突然受到了神的啟示，一下全明白了。林昭的神奇魅力和氣質，不正是這種充滿摒舊圖新的“五四”精神嗎？林昭堅持真理、頑強鬥爭、至死不悔，不正是表現了北大一種獨具魅力的精神？這就是科學、民主、自由；這就是求索、為新、向上；這就是勇敢、頑強、不屈地向舊勢力抗爭。這種精神是一代又一代北大人共同的結晶，是北大的光榮與驕傲。正是這種精神，決定了北大在中國歷史上不同凡響的地位和作用。林昭曾在《沿着五四的道路》一首詩中寫道：“北大的老鍾，它曾在我們的時代的交響樂章里，奏了一支烈焰狂飈般的激情奏鳴曲……生生不息、代代相傳。”為何如此？大約是母校有一種精神，或如說有一股“魂”，在強烈地牽繫着學子的縷縷情思吧！近百年來，這裡成長着中國數代最優秀的學者。豐博的學識，閃光的才智，莊嚴無畏的獨立思想，這一切又與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以勇銳的抗爭精神相結合，構成了一種特殊的精神魅力——北大魂。
三十年了，一張笑臉化成一個帶血痕的影子，總在我腦屏中閃現、旋轉、縈繫着。它沒有因歲月的流逝而稍有減色，反而被時代的激流刷得更加鮮明！北大魂——林昭，一直蘊藏在我的靈魂里，喚起我很多回憶，震撼着我的心。我記下這些，不僅是為了死者，也是為了生者。善良的人們，我們應當進一步去思考、認識社會的現實和人生的意義。真與假、善與惡、美與丑終究會以原來的面貌出現，顯露出原形。歷史不是依據人們的願望，而是依據事物的真相作出裁決。人們可以從這一束手稿中，去追尋、認識這個和那個叫人難以置信的災難深重的年代。讓我們愉快地和過去訣別，不讓歷史重演。在人類不可抗拒的自然發展進程中努力前進，去拼搏，去創造，求得人類社會真、善、美的到來。
公義必勝，自由萬歲！
二
昨天夜裡我睡得很晚，做了一個夢。夢見了林昭，她笑着向我走來。我對她說：“你為什麼不聽我的話呢？”記得一九五七年我們離別的時候，我曾對她說過不要硬碰，雞蛋是碰不過石頭的。她卻回答道：“我就是要去碰，我相信成千上億個雞蛋去撞擊，這頑石最終也會被擊碎的。”是的，林昭就是這樣的一種人。強烈，是她突出性格表現，巨大的耐力使她敢於迎接艱難險阻。林昭性格剛烈，從不接受任何失敗。遭到了挫折，她會產生強烈的心理變態反應，而後她會從零開始，憑着頑強的意志和堅韌不拔的精神，重新奔向前方。她選定了自己要走的道路，那麼任何力量都無法阻擋她的前進，去開創自己的信念之路。
在現在的大學生中一定有不少像林昭這樣的人。絕對意識和強烈的欲望在他們的心中翻騰，並經常把他們帶到一個激情茫然的憂鬱世界。恰恰在這裡，他們會感到人生的真正價值和樂趣。他們的內心深處經歷着神秘主義騷動，一旦有了時機從自我折磨的桎梏中解放出來，就煥發出巨大的精神力量，變成令人難以想象的創造力。今天，中國人民大學的校園出現了《哭耀邦》的大字報，中央民族學院有人貼出標語，上面寫着：“不該去的去了，該死卻沒有死。”
三
一九八Ο年十二月十一日，林昭生前的老師和同學在北京市北新橋東三條胡同的中國新聞社北京分社的小會議室里舉行了一次悼念會。這是一個不尋常的追悼會，一個與眾不同的悼念會。既不是冤殺無辜的原錯判法院來主持，對林昭宣告無罪，也不是原來的單位（北京大學中文系）來召集，宣布“右派”屬於錯劃，應予改正，平反昭雪。而是死者生前的教師和同學們自己發起籌辦的，有不少名人高官出席參加。有原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現全國政協秘書長聶真、人民大學新聞系主任羅列、北京市政協副主任羅青，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副所長許覺民；有林昭的教師楊晦（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楊佰俊、樂黛雲、於效謙、張隆棟……悼念籌備組收到上海、蘇州、常州、無錫、南京、杭州、廣州、梅縣、長沙、蘭州、哈爾濱、長春、成都、烏魯木齊、太原、銀川、鹽池等地發來的唁電唁函三十餘份；輓聯和輓詩三十餘副（首）。北京大學教授張谷若、上海解放日報鬍子衡、江蘇作家協會高曉聲、陳椿年等都寫來了輓聯。
為什麼默默無聞的林昭，會吸引那麼多名人前來悼念呢？
一九五九年前後，上海市出現了一本名為《星火》的地下刊物，上面刊登了很多針砭時弊的文章，對“大躍進”、“共產風”表示不滿，對批判彭德懷更是深表反感。林昭的長詩《海鷗之歌》和《普魯米修士受難之日》也刊登在上面。這本地下刊物，就是林昭和她的朋友們編印的。這些願作普魯米修士的年輕人，當他們看到祖國和人民經受的災難時，決心為人間偷盜天火、秘密結社、出版刊物。他們還討論了“南共綱領”，認為南斯拉夫的經驗值得中國參考借鑑，並且寫了書面意見，準備寄給各省市的領導參閱。可惜，他們尚未行動，就被捕了。
林昭出身在蘇州，一九五四年，她以江蘇省考分最高的成績進入北京大學中文系。在此之前，她在蘇南新聞專科學校學習過，還在常州民報作過記者。她曾經懷着最虔誠的理想投身革命，可是在社會生活中，她卻看到了另一種令人意想不到的現實：信任換來了欺騙，真正的友誼變成了相互的猜疑；真心者不受歡迎，巧言令色，到處逢迎者反而青雲直上。這一切都引起了她深深的思索。

進入北京大學的第三年，“大鳴大放”開始了。林昭竭力為費孝通的“早春天氣”叫好；她支持流沙河的探索；她在“自由論壇”上大聲朗誦：“我是劍，我是火焰！”……她還公然說出對“絕對權威”的懷疑，並且預言：“絕對權威只有利於教條、宗派……”
林昭在北大這個民主搖籃中覺醒，但也從這裡跌入了深淵——她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右派”的荊冠並沒有使她屈服。她給妹妹彭令范寫信：“當我加冕成為‘右派’後，你是無論如何也不能體會我的心情的；我認為我熱愛黨的程度是壓倒一切的，沒有任何事物可以與之相比擬。我不能忍受它對我的誤解，而且誤解得那樣深。維繫我的一切全跨了，比牛虻不信蒙泰里尼還慘……”
在悲憤之中，林昭向一切啟蒙過她的人發出了責問。她寫信給蘇南新聞專科學校的老師：“你們為什麼當時教育我要誠實、坦率，而沒有教我如何做人？”終於，她從悲憤中走向絕望，她在絕命書中寫道：“我的悲劇是過渡時期的悲劇，人們只看到我流淚，卻看不到我心頭在無聲地流血……”她對那些在歷次運動中用別人的血來“染紅面貌的人”深惡痛絕。她說：“我不愛也不能愛所有的人，那些折磨過、踐踏過我的人。願我的影子永遠跟着他們，讓他們永遠記得曾出力把我拉開生活、殺死我，讓他們身上永遠染着我的血。”
林昭自殺被搶救後，她大聲地說：“我決不低頭認罪！”她又質問北京大學的領導：“蔡元培先生當年曾慨然向北洋軍閥政府去保釋‘五四’被捕的學生，你呢？”
“反右”運動結束後，林昭被送去“勞教”，後來又因病遣送回上海家中。她和朋友們編印《星火》，就是在回滬養病這段時期。
一九六Ο年十月，林昭被捕入獄，一九六一年初，她因病“保外候審”。雖然母親苦苦勸她安分養恙，但她為了憂國憂民的理想，又執意去搞結社活動。同年十二月，她再度被捕。在監獄裡，林昭堅決不認罪，她一次又一次地割開血管，蘸着自己的鮮血寫下了很多血詩。現僅抄錄兩段：
“將這一滴注入祖國的血液里，將這一滴向摯愛的自由獻祭。揩吧！擦吧！洗吧！這是血呢！殉難者的血跡，誰能抹得去！”
“啊，大地，祖國的大地，你的苦難，可有盡期？在無聲的夜裡，我聽見你沉鬱的嘆息。你為什麼這樣衰弱，為什麼這樣缺乏生機？為什麼你血淚成河？為什麼你常遭亂離？難道說一個真實、美好的黎明，竟永遠不能在你上面升起？”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九日，在“文化大革命”的紅色恐怖之中，林昭終被槍決。當她接到判決書的時候，她留下了最後一份血寫的遺書：《歷史將宣告我無罪》！
十二年過去了，這個含冤而死的普魯米修士靈魂終於得到了昭雪。在為林昭舉行的悼念會上，她在獄中寫的一首詩，被與會者久久地吟誦：
青磷光不滅，夜夜照靈台。 留得心魂在，殘軀付劫灰。
他日紅花發，認取血痕斑。 媲學嫣紅花，從知渲染難。
中國的普魯米修士，安息吧！
四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二日的日記，林昭寫道：
昨天晚上，譚天榮（北京大學物理系學生）在學校的廣場上發表了令人神往的演說，並和一些同學展開辯論。今天，這種方式便推廣了。學生會設立了有擴音器的辯論台，到處是一團團的人群，有的邊拿着飯碗邊聽演說。演說者針鋒相對、慷慨激昂、暢所欲言。聽眾多至千人，少則數十人。群眾高昂的主動性和積極性，使“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策在這裡真正貫徹了。人們提出了多少值得黨深思的問題啊！
……
偏激到狂熱程度的譚天榮使我發生了興趣。我不能不震驚，面前也許是個不平凡的人。他能獨立思想，不墨守陳規，敢於提出自己新穎的見解，敢於觸動權威；這是一個富有創造性的人。如果說世界上有天才的話，這或許就是天才的起點。是的，中國需要這樣的人、這樣的學者和科學家。只有這樣的人才能把科學向前推進一步以至一百步。教條主義者除了像學舌的鸚鵡那樣，不問什麼時候都重複着“八點鐘、八點鐘”以外，還能給人們什麼呢？我滿懷喜悅地注視着這位同學，他微黑的臉孔架着黑框眼鏡，眼裡射出桀傲不馴的光芒。
五
一九五七年，林昭在六月十日的日記記道：

彷徨、苦悶。
前天《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其用意不難理解，它說隨着整風運動的進展，出現了一些離開社會主義的言論，是右派分子乘機向党進攻。提出要幫助黨整風，必須先擊退怪影。把一些敢說敢為的人說成是神經錯亂，大喊大叫的“狂人”，是“瘋子”和“魔鬼”。事實果真是這樣的嗎？不！不是！我們這一群年輕人，叫喊根除三害，叫喊改革，是為着更美好更理想的明天。是的，我們國家確實比過去好多了，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我們的街頭上再沒有掛着星條旗的吉普車橫衝直撞；在礦工的頭上再沒有把頭的皮鞭施展淫威；在廣闊的大地上再沒有楊白勞的苦難，農民們在合作社的田野上自由地呼吸……這都是鐵有事實。但是，我們今天的制度不是最理想的。它年輕，它有偉大的生命力不正是它本身決定了它能揭露矛盾，解決矛盾？它的前途不就是千百萬人所嚮往的共產主義？是的，我們對現狀是不滿足的，不正是為迎接更大的勝利，黨才發起了這場偉大的整風運動？我們向“三害”進攻，不正是為了加強社會主義事業，加強人民民主專政，加強黨和人民的團結？黨啊！您是我們的母親，母親應當最知道孩子們的心情，對母親不必歌功頌德，母親最愛聽的是她的毛病。因為愛的深沉，才恨得更狠，對爬在母親身上的病菌更不能容忍。為了母親能更好地領我們前進，母親的病就是我們自己的病。讓我們幫助母親清除毒菌，儘管孩子過於偏激，說錯了話，怎麼能說孩子懷有敵意，甚至一腳把孩子拋入“反革命”的泥坑？我要吼叫，決不允許！可悲的事終於發生，人民日報發表《這是為什麼？》社論兩天來的局勢，是在全國範圍內有意識地收縮這次民主運動了，組織和號召開展所謂的反右派鬥爭。看來，熱愛真理、民主、自由的人們將大難臨頭、在劫難逃了。悲劇，歷史的悲劇。
……
六
年輕人是天真無邪、熱情奔放的。看了電視的實況轉播，這群八十年代的大學生，他們與林昭的純真、堅強何其相似。
一九四九年在無錫惠泉山麓的蘇南新聞專科學校里，我認識了林昭。那時她的名字叫彭令昭。雖說她是同學中年齡較小的一個，但她文思敏捷，才華出眾，篇幅短小的新專紀念冊上，就選錄了她三篇文章，贏得了新專女才子之稱。她天真善良，熱情奔放、心地純潔，對待同學以誠相見，不少同學親昵地喚她為小妹妹。
一九五二年桂花飄香的季節，林昭被分配到常州工作三年多，其中將近兩年時間是在《常州民報》度過的。她愛讀書，勤工作，喜寫詩歌和通訊。她擔任副刊編輯，精心編輯來稿，積極撰寫詩文。她在報上發表的詩、通訊有四五十篇之多。林昭身材很瘦弱，形態像個小女孩，可她待人處世又是那麼能幹老練。她嘴角常常帶着咪笑，短小的髮辮上結紮着兩朵白花，身穿花格布上衣，又常常肩披外衣，輕聲細步地踱來走去。那形象宛似惹人喜愛的“小花貓”，因而報社的人都親熱地叫她“小貓咪”。儘管她嘴巴不饒人，好與人爭論，不輕易放過別人的缺點和錯誤，但她尖銳的批評中總是伴隨着咪笑進行的，給人以坦率、純真之感。她的同事同她開玩笑：“小貓咪，今天吃到魚沒有？”“小貓咪，逮到老鼠了吧！”說完，彼此哈哈一笑。笑聲里洋溢着信任，寄託着希望。
誰能想到，當初很有希望的“女才子”，討人喜歡的“小花貓”，會在十幾年後受到“史無前例”令人心寒的悲慘遭遇！
七
在一九五七年的鳴放辯論會上，中國人民大學學生林希翎曾談到蘇共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當時中國共產黨否認有這個報告，說是美國國務院的造謠。林昭有獨特的見解，她說：“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是真有其事，美國的情報人員用重金購得，在美國的報紙上全文公布了。”她們大學（反映北京大學）西語系的同學全文翻譯，用大字謄寫出來貼在學校的校園裡。中國共產黨是瞪着眼睛說瞎話，說是美國間諜機關捏造的，這多麼笨，真是撒下彌天大謊。
林昭又說：“我過去對斯大林的印象很好，蘇共中央對斯大林的批判，我還很生氣。但到我看到這個秘密報告以後，才看穿了斯大林，竟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法西斯暴君。”“基洛夫被刺死和斯大林有關，他又利用這事件進行紅色恐怖，製造列寧格勒事件殺黨政軍領導人。”
斯大林在自己的後半生中大搞個人崇拜，一個人說了算，獨斷獨行，將肅反問題無限擴大化。我們國家也是肅反擴大化，殺了七十七萬人，其中至少有七十二萬人是冤枉的。我很同意南斯拉夫關於個人崇拜是社會制度的產物的意見。人們罵鐵托、卡德爾是修正主義，可是論點蒼白無力！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所有社會現象都有社會歷史根源，斯大林問題絕不是斯大林個人的問題，斯大林問題只會發生在蘇聯這種國家，因為蘇聯過去是封建的帝國主義國家。中國也一樣，沒有資產階級的民主傳統。中國也在搞個人崇拜，臧克家說毛澤東不僅是偉大的政治家，還是偉大的詩人。奉承為偉大的詩人，多肉麻！又有人說毛澤東是書法家，說他的字最好，我看不見得。總之，我覺得公有制比私有制好，但我認為我們現在的社會主義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真正的社會主義應該是很民主的，但我們這裡是不民主的。我管這個社會主義叫做在封建基礎上產生的社會主義，是封建社會主義。我們要為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而鬥爭！
八
一九五八年五月四日的晚上，林昭與一個朋友來到了天安門廣場，踏上了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台階上，在微弱的路燈映照下，在基座浮雕的八塊巨大漢白玉浮雕中，他們找到了“五四”運動的地位：“鴉片戰爭”、“太平天國運動”、“辛亥革命”在前，“五卅運動”、“南昌起義”、“抗日游擊戰爭”和“勝利渡長江”緊接在後。林昭感到每一幅浮雕都凝聚着先烈們的鮮血。他們獻出了寶貴的生命，開闢了廣闊的道路。但，可悲的是，共產黨和毛澤東，不敢正視自己的缺點和錯誤，將一場全民幫助整風運動變成了一場鎮壓知識分子的反右運動。好心幫助黨整風提出的意見，統統都說成是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的罪行。
林昭感嘆地說：“我們是好心提意見，想幫助黨改掉缺點，促進更快的進步。其實，按社會分工，那主要不是我們學生的事，我們沒有直接的、功利的目的。我們追求更高的價值標準，那就是民主與科學。”林昭指着“五四運動”的浮雕說道：“我絕不悔恨把我打成右派，這不過是時代的悲劇。只能證明：今天的事業將比過去更加偉大；今天的任務比昨天更加艱巨。我們要把千百年來人類的理想，百十年來先烈們的夢，實現在中國的泥土上。讓我們學習前人英雄的榜樣，進！進！進！”
九
林昭在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曾寫過一篇悼念革命先烈李大釗殉難三十周年祭的文章。其中摘引的兩段文字，真像一柄柄匕首和投槍。儘管是在今天，在明朗的陽光下，在寧靜的屋子裡讀它們，還使人心激動得撞擊胸膛。
“禁止思想是絕對不可能的，因為思想有超越一切的力量。監獄、刑罰、苦痛、窮困乃至死殺，這些東西都不能鉗制思想、束縛思想、禁止思想……你要禁止他，他的力量便跟着你的禁止越發強大。你怎樣禁止他、制抑他、絕滅他、摧殘他，他便怎樣生存、發展、傳播、滋榮……”
“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網開三面’把我們解放出來，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衝決，使他們不得不任我們自己解放自己。不是仰賴那權威的恩典，給我們把頭上的鐵鎖解開；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它打破，從那黑暗的牢獄中，打出一片光明來！”
十
面對着當前的形勢，使人感到莫大的感傷和迷惘。敢於表達意見、敢於行動的大學生們，你們這樣的連續不停地遊行、示威和請願，有誰來理睬你們呢？因為統治階級總是統治者，為了維護他們的統治，他們根本不希望你們有道德勇氣和爭取民主、自由的正義感。無數的事例都說明了，就是共產黨也不能例外，林昭的悲慘遭遇難道還不夠深刻嗎？
一九五八年的春天，北京天氣晦暗，寒風逼人。風風雨雨中的未名湖濺起點點水花，寶塔模糊的影子在湖中不停地搖晃、顫動。燕園行人不多，間有過者，個個臉色嚴峻，行色匆匆。鋪天蓋地的大字報被雨水沖刷得七零八落。附近教室不時傳來鬥爭“右派”的怒吼聲。北京大學，作為“右派”猖狂進攻的“最大據點”，“右派”數量之多，“質量”之高，在全國高等學校中首屈一指，因而率先受到最嚴厲的懲罰：一九五七年七、八兩個月就揪出第一批學生“右派分子”二百多名；十月、十一月又掃蕩出一大批。一九五八年的春天，又進行聲勢浩大的第三次殲滅戰——要把一切暗藏的“右派”統統挖出來。因為這批人數最多，“隱藏最深”，也“最狡猾”，所以鬥爭更為殘酷。有的“右派”被逼得跳了樓，有的服毒自殺。
林昭的同學劉發清，在第二批揪“右派”時，團支部書記正式宣布他為“中右”，在第三次橫掃“右派”戰鬥中被“深挖”出來了。因為他對胡風是不是反革命有懷疑的言論、有行動，在一張題為《胡風不是反革命》的大字報上簽了名。所以被“提升”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的“右派分子”。
劉發清當了“右派”以後，仿佛掉入地獄的無底深淵裡，沉浸在憂愁與懺悔之中，受到最大限度的孤立。當時，他正在談戀愛，女朋友雖然表示願意等待他“摘帽”以後，但他預感到自己永遠難忘的初戀恐怕不會有好結果……因此，他傷心、惆悵、悔恨甚至嚎啕大哭，咬過自己的手指，揪過自己的頭髮，陷入無窮痛苦而不能自拔。
林昭知道了這件事。一天下午五時左右，林昭在校門口碰到了劉發清，笑吟吟地低聲問道：“右派分子劉發清到哪裡去呀？”
“別開玩笑了，我當然是回校去。”劉發清愁眉苦臉地回答。
“嘿！”林昭突然提高聲調：“回去做什麼？走，去吃晚飯！”
“不，我近來幾乎吃不下飯。何況現在時間還早，飯廳沒有開門呢。”劉發清望見她明亮的眼睛含着幾分譏諷的表情，茫然和尷尬地回答。
“走，我們到外面吃頓飯去，我請客。”林昭的聲音不大
但很清楚。
“我不餓，不想吃。”
“哼！飯要吃，而且要吃飽。你不餓？也罷，那你也得陪我去。”林昭好像有一股無法抗拒的力量。劉發清環顧四周，沒有發現“狼一樣的眼睛”，便轉身跟着她走去。
飯館顧客不多。林昭找了個角落坐下，劉發清沒精打睬坐在她對面。當他再次表示沒有胃口時，她向服務員要了一碗肉絲麵，舉起筷子咯咯地笑道：“你不吃，我可要吃。”林昭一邊吃，一邊告訴他：她當“右派”之初，不吃、也不睡；人們說她在流淚，其實她心裡在流血；她甚至曾經自殺過，可是現在她想通了：“這不單是她個人的命運問題，北京大學劃了幾百個右派，全國就更不要說了。”她停下筷子，清瘦蒼白的臉上沒有一絲笑容，“反右鬥爭在全國進行，它的性質、它的意義、它的後果，它對我們國家、對歷史有什麼影響？對我們自己有什麼教訓？我現在還搞不清楚，但我要認真思考，找尋答案……”
劉發清是不容易服輸的人。從前他雖然欽佩林昭的才氣，可是他在內心裡沒有怎麼服她，況且她的年紀跟他差不多。可現在她卻像一面鏡子照亮了他，他覺得林昭好像變得高大起來，像個哲學家一樣冷靜地睜着眼睛審視着一切……
十一
晚上十一點，“高自聯”的廣播不時播出使人們驚慌的消息。一會兒說“據可靠消息，明晨三時警察要清場，請同學們務必保持鎮靜別亂，原地不動，聽從指揮”。過了一會兒又說“軍隊的坦克已過豐臺了，同學們做好準備，迎接戰鬥”。廣場上的圍觀者嚇得紛紛離去，只剩下幾萬名學生。“高自聯”常委和絕食代表團做出決定，要求學生們立刻返校，準備以校各自為戰，團結全校同學一起流血。他們將這個決定廣播了許多遍，但走的學生不多。
夜越來越深了，寒氣襲擊着學生們緊揪的心。
林昭被捕入獄後，在監獄中也曾進行過絕食鬥爭……
林昭是在一九六○年十月入獄的。一九六二年初她被“保外候審”。可是，“保外”卻給了她更實踐自己意願的機會。儘管母親對她諄諄勸導，要她安心養病，她仍是滿不在乎。她甚至要家人觀賞她在獄中學到的“絕技”——戴着手銬梳頭、穿衣……這時，她繼續為她的意願行動，準備真正搞起社活動。同年十二月，她終於再度被捕。
面對着龐大、森嚴的牢獄，林昭沒有後退一步，她是堅持用記日記、寫血書等種種形式，表達自己對真理的堅強信念，心甘情願地戴着“頑固不化”的枷鎖……
林昭在獄中，與其說她的思想因此更頑固，不如說她對祖國的熱愛更深摯了。她對祖國的深情，可以在她在獄中所寫的《啊，大地》這首詩中看到她對祖國深摯的熱愛和希望：
啊，大地，祖國的大地
你的苦難，可有盡期？
在無聲的夜裡，
我聽見你沉鬱的嘆息。
你為什麼這樣衰弱，
為什麼這樣缺乏生機？
為什麼你血流成河？
為什麼你常遭亂離？
難道說一個真實、美好的黎明，
竟永遠不能在你上面升起？
“一個真實、美好的黎明”，不僅是林昭對祖國熱愛的表示，也是維護她絕望又充滿希望的精神支柱。這種矛盾，使她在一種奇特的超自由中生活着，她不斷地唱歌，不斷地寫詩，也不斷地絕食，甚至經常割開血管寫血書。她的斑斑血滴凝成了詩，詩又化為更多的血。她曾說：“血流到體外，比向內心深處流容易忍受。”她的一首血詩明白地昭示：
將這一滴血注入祖國的血液里，
將這一滴血向摯愛的自由獻祭。
揩吧！擦吧！洗吧！
這是血呢！
殉難者的血跡，誰能抹得去？
又如另一首《獻給檢察官的玫瑰花》的詩，更就難分清是詩是血了：
向你們，我的檢察官閣下，
恭敬地獻上一朵玫瑰花。
這是最有禮貌的抗議，
無聲無息，溫和而又文雅。
人血不是水，
滔滔流成河。
為什麼林昭要寫那麼多血書？她曾對妹妹說：“血流到體外，比向內心深處流容易忍受。”這大概就是她不斷割開血管寫詩的原因。也正因為如此，她的忍受力幾乎是人們難以想象和理解的，她能在一百八十天的反銬中自理生活，她能在不斷的生命威脅下，一如既往，從不低頭“認罪”。
十二
記得在一九八六年的春天，我曾遇到林昭過去在北大的一位同學，他給我談起一件關於林昭的往事……
一九六○年春天，我在黃土高原一個小縣的一所中學農場勞動。這個所謂“農場”，就是全校師生用钁頭鐵銑在貧脊荒原上開出的幾畝荒地。路邊蓋了一間不到三平方的低矮小土屋，房門用幾塊木板拼成。除了我和一個“作伴”的學生住在小屋內以外，“農場”一無所有。這是一個漫長而可怕的春天，河邊草叢剛剛露出淡淡的綠色，天空常常瀰漫着灰暗的雲霧，寒風襲人，冷侵骨髓。附近農村里不斷傳來餓死人的消息。我雖屬於“幹部”，但根據規定，該縣幹部每人每月口糧從二十七斤“節約”到二十五斤，接着“節約”到二十二斤、二十斤，每人每天平均食糧六點六六六……兩，好在這裡時興一天吃兩頓飯，每頓飯供應三點三三三兩玉米麵。除鹽巴外，沒有菜，沒有油，沒有任何肉、副食品。縣城裡惟一一間熟食店早已歇業。街上冷冷清清，看不見任何食品出售。只有一所縣醫院門庭若市。我所在學校除了少數幾個脖頸壯如公牛的食堂管理員和領導人以外，老師和學生有的得了肝炎，有的水腫病，有的肚子痛……我在“農場”雖然無事可做，但頭暈眼花，每日翹首兩次開飯時間，而每一次可以領到一塊手巴掌大小，約二寸厚的玉米麵“花糕”——這是當地手藝高超的大師傅發明的“增量法”所製造出來的傑作——和一碗也是玉米麵燒成的湯。幾乎用不着牙齒幫忙，兩種美味食品剛到手自動滾進我的腸胃裡去了。然而我總覺得“花糕”太少了，倘有一籮，我也可以一次把它吃個精光……一天，我突然覺得兩條腿沉重得灌了鉛似的，腳和小腿腫起來。我一步一步慢慢地挨到校醫室，剛從衛生學校畢業的年輕校醫，只把我從頭到腳掃了一眼，什麼話也不問，就在藥櫃裡找來找去，最後找到一盒中成藥——“銀翹丸”，把它塞到我手裡。“這是治感冒的呀？”我不勝驚訝地問。他搖搖頭，說：“‘瓜菜代’嘛！但不許多吃，一天只准吃兩顆……”
我的水腫病越來越嚴重，整日昏昏沉沉，但校醫室連“銀翹丸“也沒有了。我知道自己病情嚴重甚至作好了思想準備：我不能偷，不能搶，也不能逃跑。因為我是……可憐我才二十七歲！最可憐的還是我千里迢迢之外的老母親，因為她在我八歲時失去了我父親，只有我一個獨生子……
正當陷於絕望之時，我突然接到一封來信。那柔中帶剛的娟秀字體，一看便知是林昭的手跡（我到西北後一直和她保持通信）。我撕開信函，掏出、攤開信箋準備讀下去時，突然一個小紙包跌落地上。我俯身拾起，打開一看：——啊，全國通用糧票：五斤、十斤、十五斤……一共三十斤！我急着看信，信中知我處境十分困難，她的日子雖然也不好過，可是她飯量不大，吃得少，因而有點節餘，湊了這麼一些，略表寸心，“幸匆見外”！我把信反覆讀了三四遍，用手帕擦了幾回濕潤的眼眶，心潮起伏久久難平：世界上最崇高的美德，莫過於“捨己為人”；世界上最完美的情操，莫過於“雪中送炭”。在這個困難時刻，有的親人為爭奪一點食物而反目為仇，有的夫妻為幾斤糧食而分手離異。而我和她只是一般同學而已，她送我的豈止是幾十斤糧票，而是世間愛人與人愛的無私的情操和偉大的美德。她不僅向我伸出救命之手，而且展示了她那水晶般透明高潔的靈魂。這區區三十斤糧票，在當時仿佛勝過三百斤、三千斤……難於計量的友情，使我感到渺小的身軀給以承受它的重量。我趕快回信，表示萬分感謝，信中還真誠敦促她“認真改造”，祝願她“早日回到人民懷抱……”不久，我接到她覆信，大意說此乃小事一樁，不足掛齒；至於足下所說“認真改造”云云，則“你我都是共坐在一條船上的‘旅人’，船若靠岸，我亦可登……”
我對這三十餘斤糧票，倍加珍惜，每天限定加買半兩糧票的“花糕”或“黃團長”（黃玉米麵饃饃），決不多加一兩。直到這年夏收以後，我的每月口糧供應恢復到二十七斤，還有了一點蘿蔔之類的蔬菜。奇怪，我沒有吃藥，水腫病卻不知不覺痊癒了。
可是同年十月以後，我與林昭的聯繫突然中斷了。我給她寫了一封又一封信，都仿佛石投大海。我多方猜測，四處打聽，但都一直未曾聽到有關林昭的半點消息。
一九七九年，我的“右派”問題得到“改正”，即將調回家鄉之前，去看望一個多年不見的老同學。我問她：林昭今在何方？她出人意外地、滿懷悲憤地告訴我：林昭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四人幫”槍殺了！
天哪！這簡直是晴天霹靂，我仿佛觸電一般，說不出半句話來，眼睛頓時掉下簌簌淚水。半天，我才吃力地想起魯迅先生的“忍看朋輩成新鬼”詩句……我要了紙和筆，透過朦朧淚花，急急草就《哭林昭》詩一首：
此世難忘彌難糧，高情原藉翰華長。
減君瘦體盤中粒，飽我孤寒病餓腸。
飄零淪落更慘死，噩訊遲聞淚沾裳。
黃土冢中眠傲骨，驚水長啕怨浦江？
芳魂杳杳難入夢，春華幽幽一縷香。
船靠岸邊君不見，空留遺恨泣同窗……
十三
晚上，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幹部萬人大會，李鵬發布了戒嚴令。當我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我的身體猛的一哆嗦，想起了那可怕的往事。儘管已過去三十多年了，我仍然不能擺脫那可怕的過去。我閉上眼睛，任思緒飄回到往日的時光與情感中去。林昭的形象如電影一樣又重新浮現在我的眼前：她從一名天真無邪的女大學生成長為一名成熟年輕人的情感歷程。
請聽聽她對反右的議論和評價吧，在監獄中寫的一封信中是這樣的：
“反右——那腥風血雨慘厲倍常的一九五七年，在許多人的生命史上深深地刻下了一道烙印，劃出了一道鴻溝！而這回事當然是共產黨錯的！不僅錯，而且大錯特錯！鑑於匈牙利事變的慘痛教訓,想緩和一下國內輿論，進而使可能產生的問題消弭於無形，原意或亦可算為力爭主動未足質非；但為什麼對客觀事態的嚴重程度估計十分不足呢？又為什麼不先從主觀上準備着比較良好的政治風度呢？當然這兩者也互相關聯着，而其根本原因便是：只有方式而毫無誠意，故鬧到臨了便也成了那麼一回葉公好龍的可悲笑話，弄得無以自圓其說了，更只好恬不知恥地強顏解嘲曰：完全正確.這正是一個圈套，目的為誘敵深入,等等。順便說一句：我於此等地方也每每屈服得牙痛不已！做錯事情任何人都在所難免，最最不可原諒的倒是這種曲為詭詞以文過而飾非的做法！這比之單純的做錯事情或害怕認錯要惡劣到不知多少倍哩！幾時共產黨能把這一點改掉，則也許可以比較出息了！”
一九五七年是一個染滿着中國知識界與青年群之血淚的慘澹悲涼的年份！假如說在這以前處於暴政之下的中國知識界，還或多或少有一些正氣流露，那麼在這以後則確實是幾乎已經摧殘殆盡了！而《人民日報》又是何其殺氣騰騰地每天每日煥發着血腥味兒啊！人們努力想從新聞中、標題上或哪怕是字裡行間找出一點點明智的——理性的氣息，可是多少次所得到的只是失望！沒有、沒有！完全沒有！根本沒有！莫說一點點，連半點點都沒有！面對着那樣沉痛的政治現實，面對着那樣慘痛的家國之苦難，面對着那汪洋巨涯的師長輩和同時代人的血淚，作為一個被未死滅的良知與如焚的激情折磨得悲慟欲狂的年輕人，除了義無反顧地立下一息尚存除死方休的反抗的誓言，並竭力盡一己之可能將這誓言化為行動而外，還有什麼是他更該做的事情呢？！這其間應該受到嚴厲責備的究竟是年輕人，還是執政者呢？！這又到底是林昭負了中國共產黨，還是中國共產黨負了林昭呢？！
十四
深夜，有一種令人毛骨悚然的死寂，沒有人聲，沒有尖銳刺耳的汽車鳴笛聲，一切好像是靜止的，空氣中瀰漫着一種令人不安的氣息。
“自由，這個人類語言中最神聖、最美麗、最高貴的名詞永遠燃起人們，特別是青春心靈之最強烈的愛戀與追求的感情……”林昭的話語，又一次在我耳邊鳴響。我記得你說過：“一切為爭取自由而鬥爭的人都是我們兄弟！”你又說過：“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一個人還受着奴役，就不能說人類是自由的！”啊，林昭，你的言辭煥射出無比強烈、無比純摯的人道感情，因為你有一個深遂的頭腦和一顆高貴的心靈！
遠處，伴隨着輕風傳來了北京站的鐘聲，我仰望這黑色的夜空，默默獻上心的祈禱：安息吧！平凡而偉大的靈魂，在祖國的懷抱與愛撫之中長眠而安息。我走回了房內，打開了檯燈，謹以心香一瓣，米漿一盞，痛淚一抹，悲劇一曲，至誠遙祭於林昭的靈曰：
嗚呼林昭，晨曦乍布，已揚噩訃。驚耗入耳，痛摧肝腑，當心中刀，小決如潮。長號群涌，哀憤沖霄，暮哭招魂，天慘無色。哭昭情操，矜世足式。器昭令名，眾口如傾。哭昭卓識，舉直錯枉。哭昭長才，竟赴夜台。哭昭端品，忽視蒿萊。哭昭慘歿，痛淚和血。英華不永，橫遭摧折。嗚呼嗚呼，徒喚奈何。仇重山嶺，恨若長河。松柏巍巍，是昭儀態。麗日皓曄，是昭藝顏。廣陸千里，是昭遺體。江山青峰，是昭含寶。雲霧煥熾，是昭素質。潮海蒼茫，是昭心腸。清風霽雨，是昭雋語。掣電鳴雷，是昭雄威。霜寒月白，是昭敖魂。長天時星，是昭英靈。水止珠沒，歌殘月闞。人間何世，有斯慘劫。天憐冤抑，六月雪下。汀竹蔓林，貞娥恨深。大義在抱，碧落黃泉。盡命完節，來告昊天！嗚呼，哀哉！憂惟尚饗！
十五
那是一九五九年的九月二十六日，我被迫分發去遙遠的西北——新疆，在北京火車站與林昭別離的情景。
我們心中積滿了陰霾，長久地凝立在月台上，離別的苦痛灼燙着我們的胸懷，灼燙着我們的臉頰。我仿佛又聽到她那悲涼而哀怨的聲音：
“阿山，我愛你是害了你。我早就說過，他們會這樣來整我們的，把你分配到最遠的邊區去的。”
“不，別這樣說了，我不怕他們！我們總有一天會相聚在一起的！”
“不，我怕，我怕你回不來了！”
我沒有，從來沒有見到過她一對這樣顫抖和痙攣的眼睛，看着她那寒慄悚懼的神情，我突然覺得整座月台里其他一切全都死滅僵凝了。儘管四周營營擾擾，人來人往川流不息，擠滿了上車和送客的人群——所有這些動盪嗡沖神經的紛亂景氣對我全不存在，我緊緊握着她那喘息急不可待的手，激動地說道：“會的，總有一天會回來的！”
“太殘酷了，太殘酷了呀！”林昭極度悲傷，兩眼含着淚水，瞧着我嘶啞地說道：“一切就都完了……”
“什麼一切都完了呢？我們只不過是暫時的分離，怎麼能說一切都完了呢？無論怎樣，我們的心不是已經緊緊地聯結在一起了麼！”我激動地現出要把內心所積壓的一切全部吐露出來。
“你有回來的可能嗎？”“會有的，我一定會回來，一定要回來的……你一定要等着那個時候。”
說着，我流下了眼淚。林昭也流着淚，我們將面頰貼近，相互緊緊地擁抱着，兩人的淚水融合在一起，沾濕了兩人的衣襟。
車站上的鈴聲響了，這鈴聲好像箭一樣刺穿着我倆的心房，我們緊緊擁抱在一起，生怕要被人拆散似的。
她不停地說道：“我們不能分離，阿山，你不能走啊！”性格一貫倔強的她，從不落淚的她，這時也流出了兩行熾熱的淚水。
這是我這一生，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看見她的淚水。我更加緊緊地抱住她，啜泣地說道：“你別哭！你別哭！”其實，我的淚水也盈眶奪目而涕下了，我也在哭啊！
火車鳴叫了一聲，我們才從悲痛中清醒過來.我不得不離開她的懷抱，踏上了車廂門的踏板。她追隨着緩緩啟動的列車，搖曳着手中已被淚水濕透的手絹，發狂地喊道：“我等着你，我等着你，你一定要回來呀！”
這時，我真想不顧一切地跳下車去，可是，已經不可能了，列車越來越快了，奔馳飛出了車站。她那纖弱細小的身影在我充滿淚珠的眼眶中，漸漸地模糊到完全消失了……
真沒有想到，這次竟成了我們的永別。二十年後，在林昭的追悼會上，我遇見了她的同學、摯友——上海市滬劇團的編劇倪竟雄.她告訴我：“……你愛林昭我知道，一九五九年我去北京與林昭見面時，她突然告訴我，要介紹一個妹夫與我見面，我以為她是戲言。後來，她真的把你介紹給我，我們三人在王府井相聚了一次。之後，我還是不甚相信，她卻認真地說：‘我要與他結婚。’因為我毫無思想準備，對你又不了解，對這次突然消息表示驚詫。你當時給我的印象：你比她似乎小得多（感覺上好像小了幾歲），我有點不信，我與林昭是知己，她過去幾次羅曼蒂克的遭遇我有所知。我的印象中，她好像喜歡戀愛而並不想匆匆結婚。她常常在幻想中遨遊，而不現實。同時，她也不是戀愛專一主義者（我並不是說她戀愛態度不嚴肅，我也不贊成那種從一而終的古板觀念），她可以在某一段時期摯愛一個人，但若在另一種特定環境中相遇了另一種觸動她感情的人，她也會幻想連篇地投入情網。她是一個詩人的氣質，因此她與你曾經相愛，並想結婚。至於後來的變遷實在太悲慘了，你還能要求她什麼呢！她把全身心撲在‘政治’上了，感情、愛情也都集中到她的政治主張上去了，真是‘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呀！……要談林昭這個人，特別是她的愛情方面，不是幾句話就能談得清的。”
十六
晚上，我趕到天安門廣場，擠進了人群，隨着人潮來到了《民主之神》的塑像旁邊，舉目仰望這東方自由女神的塑像。她那昂首、挺拔、無所畏懼的神情，和林昭是多麼的相似啊！
林昭的妹妹彭令范曾對我談到她最後一次探監時見到林昭的情景：
“一天，我接到了探望姐姐的通知。因為在抄家後分文不名，我只得向單位借了錢，買了些東西送去。到了監獄，當所有接見的人都走了，姐姐才被帶出來，一見她，我大吃一驚，她的打扮正與外面一片紅色海洋截然相反。她穿了一件淡色的上衣，用白被單當裙子，長長地幾乎拖曳在地上。手臂上套着一塊黑布，上面用血線繡了一個‘冤’字。她的頭髮留得極長，齊根扎了一條白手帕，宛如過去戲台上的竇娥……我隔着鐵絲網看得發呆了。當然，我想我是理解她這樣打扮的含意的，這是無聲的反抗……她走了，這個長裙曳地的背景，銘刻在我心靈深處，永誌不忘。當時，我已預感到死亡的巨大陰影已籠罩在她身上。”
這時，正當舞台上李慧娘的影子也使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駭怕之際，這位牢獄中出現的現代竇娥，他們當然更不能容忍。何況林昭這時又變本加厲地在牢獄中唱歌、喊口號、寫血詩，支支利箭直射現代迷信活動的要害。林昭終於從有期徒刑二十年加判“死刑”，立即槍決了。
據了解，在接到判決書時，林昭留下了最後一份血寫的遺書《歷史將宣告我無罪》。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九日，林昭終於被殺害，過早地結束了她年輕的生命。林昭的悲慘命運，令人想起了張志新，想起了我們這一代不幸的知識分子。林昭的悲劇，難道不是時代的悲劇麼？決定暫時勝負的也許是力量，決定歷史勝負的卻只有真理。林昭雖然倒下了，但歷史已經證明：她是真理的殉道者。她只活了三十五歲，正當開花結果的美好年華，沒有結婚，無兒無女——“質本潔來還潔去，一抔淨土掩風流”。她宛如夜晚一顆一閃即逝的流星，生命雖短，但那划過天際的璀璨光芒，會點燃人世間許多追求真理的心！

十七
晚上，十點鐘左右，軍事博物館一帶響起了陣陣槍聲，戒嚴部隊進城了。
北京這一夜的槍聲！如此強烈地搖撼着每個人的心。
悲劇！林昭慘死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槍彈下的悲劇又要重現。槍聲，震懾了人們的心靈，啟發人們去思考：歷史為什麼總要去選擇悲劇？
林昭入獄後，一次又一次的審訊，無窮無盡的折磨，都沒有使她屈服。當時，有人對她說：“你只要承認一句自己錯了，就可以放你出去。”她回答道：“不，我沒有錯，決不向邪惡低頭。”她年邁的母親知道女兒凶多吉少，噙着淚水勸她：“孩子，你就認個錯吧，不然，他們會殺死你的。”林昭回答道：“我怎麼能認錯！認錯就是投降，認錯就是叛變，我沒有錯！”她臨刑前不久，一位與林昭親近的同學冒着風險去探監，林昭囑託他，說道：“他們要殺死我。我死之後，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請將我的詩文、書信搜集起來出三個集子：詩集名《自由頌》；散文集名《過去的生活》；情書集名《情書一束》。”她明知死亡就在眼前，但為了堅持真理，寧可帶着“頑固不化”的枷鎖走向死亡。她用鮮血寫在《紅旗》雜誌封面上的一首詩，充分表現了她那視死如歸的氣節。詩中說：
青磷光不滅，夜夜照靈台。留得心魂在，殘軀付劫灰。
他日紅花發，認取血痕斑。媲學嫣紅花，從知渲染誰。
這首血詩寫後一個多月，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九日，她就倒臥血泊，“留得心魂在，殘軀付劫灰”了。
林昭的詩歌、日記、信件、血書……都還深藏在死囚的檔案之中，是否就將長此湮沒，誰能作答？
十年浩劫過去了，但是浩劫的慘景仍歷歷在目。在林彪、江青所製造的現代化造神運動中，林昭只是這場浩劫中一個不知名的犧牲者。但是，她的寧死不屈，為真理而獻身的事跡，卻宛如一顆殞落的孤星，在人們的心裡留下一道燃燒的鮮血的曳光。這道光芒隨着人民的覺醒，民主號角的吹響而愈益燦爛、明亮。她所嚮往的“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有德者居之，無德者失之”（林昭在獄中的血書），已為人民所公認。
十八
從昨天深夜到今天凌晨，傳來的槍聲時急時疏。一種深沉的肅靜和一種令人恐怖的暗影在北京市區上空盤旋。
“啪、啪、啪！”時而又傳來了稠密的槍擊聲。生活像是停頓了，大街小巷沒有一個人影，只有一陣陣令人揪心的救護車的鳴叫聲，打破了這死一般的寧靜。
清晨，隨着東方太陽的升起，人們才從驚愕的夢幻中醒來。人們真不敢相信人民共和國成立快四十年的首都城裡，竟會響起如此激烈的槍聲。一位早晨散步的老翁自言自語地說道：“嘿，真是奇怪，我活了八十歲了，從民國、蔣介石到毛主席，在北京城裡還沒有聽過這樣猛烈的槍聲。”
上午，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了新華社的消息，說戒嚴部隊平息了反革命暴亂，進駐了天安門廣場。昨天（六月三日）電台廣播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嚴部隊發出的緊急通告，說是“今晚發生了嚴重的反革命暴亂”。而今天的解放軍報的社論則說：“自六月三日凌晨開始，首都發生了嚴重的反革命暴亂。”到底是“凌晨”，還是“今晚”？誰也說不清楚。“動亂”一瞬間就變成了“反革命暴亂”，這算怎麼一回事呢？進駐天安門廣場？！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好像天安門廣場不是共產黨的，現在進駐了，占領了。真是可笑！
共產黨、八路軍，領導人民鬧革命，打跑了日本鬼子，推翻了蔣介石王朝，可從來也沒有過，把槍口對着人民群眾，對着手無寸鐵的學生。作為人民的子弟兵——解放軍，能下得了手嗎？不，你說的不對。那是一群反革命暴徒。是嗎？這，我們許多人都領教過了，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就連小平本人，不也是几上幾下，一會下台被開除，一會又上台獨攬全權。真是一幕人世間的鬧劇、悲喜劇。
北京市的一些大街小巷，人們議論紛紛。有人說“解放軍血洗了天安門廣場”，又有人說“天安門廣場用坦克車軋平的”，什麼“三千多人，一人一槍”、“用機槍掃射”等等。這些傳言，弄得全市老百姓人心惶惶。這些不可不信，因為都聽到了槍聲；也不可全信，因為大家都沒有去天安門廣場，沒有親眼看到。人們都老老實實地呆在家裡，誰也沒有去天安門廣場，怎麼能知道是真是假呢？但急促不斷的槍聲響徹了一夜，確確實實被大家聽見了。你能說是解放軍開的槍呢？還是反革命暴徒開的槍呢？不管怎樣，一件不該發生的事終於發生了，天安門廣場上的靜坐示威的學生沒有了，“進駐”了解放軍，這是事實，也是悲劇。
天安門啊，天安門廣場，我要為您哭泣。
那是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日，林昭收到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檢察院的起訴書，她一怒之下淡笑而受。問尚有何話要說，答以慢慢再說。隨後，林昭好像評點《紅樓夢》那樣，在起訴書上批註，進行了批駁。現原文抄錄如下：
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檢察院起訴書
（64）滬靜檢訴字第一線23號

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檢察院起訴書
（64）滬靜檢訴字第一線23號
“中國自由青年戰鬥聯盟”反革命集團主犯林昭，業經公安機關依法逮捕並偵察終結，移送本院審查起訴，經審查證實：被告林昭，原名彭令昭，又名許苹，化名呂明。女，三十二歲（註：應為三十歲）。江蘇蘇州市人，官僚資產階級出身，學生，成人大學文化。）住蘇州喬司空巷十五號，上海住址茂名南路一五九弄十一號。一九五○年起參加土改、五反工作隊。一九五四年考取北京大學新聞系，一九五七年因反黨反社會主義而淪為右派。給予保留學籍、勞動察看處分。一九五九年因病休養，一九六○年十月二十四日被捕。
“中國自由青年戰鬥聯盟”是一個有組織、有綱領的反革命集團。主犯林昭犯有組織反革命集體、進行反革命宣傳鼓動、勾結帝國主義為敵人供給情報、策劃偷越國境和煽動在押犯人暴動等，破壞社會主義事業，陰謀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的嚴重罪行。
早在一九五七年，我黨整風期間，被告林昭在北京大學就參加了以張元勛為首的反動集團，以自由出版為名，搞起了反動刊物《廣場》，藉此向我黨和社會主義進攻。被告以“寧進監獄”的反動立場在幕後為反動集團出謀劃策，積極活動而淪為右派，繼續堅持反革命立場，與“廣場”反動集團中的右派分子預謀、由右派分子陳奉孝偷越國境勾結帝國主義。陳奉孝在實施偷渡時，被公安機關逮捕。以後，張元勛等反革命分子也相繼被公安廳機關逮捕。後被告竟隱蔽地繼續活動。她通過右派分子的關係，於一九五八年認識了蘭州大學右派分子張春元，林昭代表“廣場”反革命集團，同張春元和繼而認識的右派分子顧雁、譚蟬壁、功慶文等人聯繫，採取通訊、串連的方法，組成“反革命集團”。張春元同被告商議確定了組織名稱為“中國自由青年戰鬥聯盟”，要以反革命武裝推翻人民政府為目的他們在上海、蘇州等地，多次聚會商討出版以《星火》命名的反革命刊物，以進行造謠污衊和顛覆人民政權的宣傳鼓動。被告寫的反革命文章“海鷗”，為張春元印成宣傳品，“普洛米修士受難的一日”則登左邊於《星火》第一期上；被告又接受了能使在全國各地散發《星火》而收集我各地黨政領導幹部和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名單的任務，妄圖以此策動我公職人員反對黨的領導。該反革命集團為了繼續要同國外帝國主義勾結，派遣譚蟬雪偷渡去香港，當譚蟬雪實施偷渡被我公安機關逮捕後，被告同顧雁共商對策，銷毀罪證。
被告林昭，由於其官僚資產階級家庭出身，其父親彭國彥因反革命案被打擊後，於一九六○年畏罪自殺身死。因此對我黨和人民政府抱有刻骨的階級仇恨。在逮捕以後，就一直不思坦白認罪。後因患肺病，於一九六二年三月五日，政府准於保外就醫。但被告仍堅持反動立場，在保外就醫期間，繼續進行以下反革命破壞活動：
一、寫了一封恐嚇信給北大校長陸平信中自稱是右派“群體中的一分子”，惡毒地咒罵我黨和人民政府是“偽政”，誣衊我反右鬥爭，狂妄地宣稱“我們是不會後退的，要以最後的一息獻給戰鬥”等。還用書面答辯的形式，將反革命文章寄給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法院，文中造謠攻擊政府鎮壓反革命是懲辦了“善良”的人。並揚言要“誓死反對”社會主義。的牆上也塗“自由吟”等反革命詩詞。（註：“吟”及“自由”即是“反”了“革命”，真是大堪發蒙！那首詩並不長，完全可以背誦而添錄於此以當“反革命”的註解之一。詩共五章，首章引着匈牙利愛國詩人裴多菲的名作“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以當主題，以下各章反覆和詠嘆，依次是：
生命我所重，愛情彌足珍；但為自由故，敢惜而犧牲。
生命似嘉樹，愛情若麗花；自由昭臨處，欣欣迎日華。
生命巍然在，愛情永無休；願殉自由死，終不甘如囚。
生命蘊華彩，愛情熠奇光；獻作自由祭，地久並天長。
他日倒也請天下人評評看，這算哪一道的“反革命”詩詞！？作者自己看到至少是並不見得比“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盡折腰”更陳舊、更落後和更反動的！）
二、為了擴充反革命組織，又在蘇州發展了右派分子黃政、朱泓參加，同黃政一起制定了“中國自由青年戰鬥聯明”的“政治綱領”和“盟章”，確定了以右派分子為主要發展對象。凡是右派分子均可擔任“盟的各級組織核心”的組織路線和實行私人設廠的經濟路線，妄圖收羅各地右派分子，在我國實施資本主義復活。
三、為要同帝國主義勾結，於一九六二年九月，在本市淮海中路主動勾搭。無國籍僑民阿諾，要他幫助其偷渡出境。被告將《我們是無罪的》《給北大校長陸平的信》等四篇反革命文章。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被告被收監羈押。竟仍堅持反動立場堅決與人民為敵在監所中繼續進行破壞活動。向在押的詐騙犯張如一灌輸了反動思想。並發展她參加“中國自由青年戰鬥聯盟”，告訴她聯絡暗號，布置她在刑滿出獄後，到蘇州找黃政聯繫，以共謀反革命活動。還教唆張如一在任何情況下“絕不能動搖信念”。同時，在監獄中又用高聲呼喊的方法，煽動在押人犯暴動。還先後出了惡毒污衊我黨和人民民主專政的、題為《牢獄之花》《提籃橋的黎明》《血花》等等的反革命詩詞、歌曲、標語、口號。被告在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六日（註：應為十九日）寫的《絕食書》中，狂妄地說：“一息尚存，此生寧坐穿牢底，決不稍負初願稍改初志。”一系例（註：應為一系列）事實，完全證明被告林昭是一個堅決與人民為敵的反革命分子。
上述事實，有各地群眾的檢舉揭發，經上海、蘇州、天水等地公安機關的嚴密偵訊，搜集到林昭所收集起來的我黨政領導幹部和各民主黨派負責人的名單，及反革命集團成員間來往信件，還有反革命刊物《星火》等宣傳品，及被告同黃政寫的“中國自由青年戰鬥聯盟”政治綱領。有監所和醫院轉來的被告寫的反革命文章、詩詞、信件等，有反革命集團成員張元勛、顧雁、梁炎武、譚蟬雪、苗慶之、孫和、黃政、朱明、張如一等人和帝國主義間諜阿諾的供詞，及同監在押犯人的揭發等等。大量人證、物證。如上所述，本院確認：被告林昭長期來堅持與我黨和人民為敵的立場，積極組織反革命集團，共謀出版《星火》刊物，進行造謠煽動，陰謀偷越邊境投敵。在保外就醫期間和在監所中進行了一系例（註：又是“一系例”，看來打字機上惟缺“列”字！）反革命活動妄圖推翻人民民主政權，破壞社會主義事業，勾結帝國主義作反革命的垂死掙扎。實屬怙惡不悛的反革命分子，罪行極為嚴重。為此，本院為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特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第一條、第六條第一款、第十條第三款，比照第七條第二款、第一款和第十二條之規定，提起公訴，請依法嚴懲。
此致
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法院
檢察員：吳澤春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四日

附： 被告林昭押於上海第一看守所移送被告的偵訊案卷八冊；隨案附送大批罪證。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日上午七時五十分收到。

林 昭 自志
林昭被提出公訴後，於一九六五年五月三十一日，被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二十年。當時，林昭萬分悲憤，刺穿了自己的手指，血書了《判決後的聲明》，血跡斑斑的字跡，明細可見，抄錄如下：

《判決後的聲明》

昨天你們——那所謂的偽法院假借而盜用着法律名義非法判我徒刑二十年！這是一個極其骯髒、極其可恥的判決！但它確實也夠使我引為叛逆者無上光榮！
自來善惡不聖峙即如漢賊不兩立，你們這一非法的可恥判決，從另一方面看恰正是林昭個人戰鬥生涯的上好見證！它證明着作為一名自由戰士之林昭的吾志清操大節正氣！更證明你們的欺騙、引誘、迷惑、試探、逼迫、折磨、侮辱、凌虐、摧殘、殘害等種種一切之鬼魅伎倆，終於不得不在反抗者堅毅不屈貞烈無二的意志之前宣告徹底失敗而完全破產！
這是一個可恥的判決，但我驕傲地聽取了它！這是敵人對於我個人戰鬥行為的一種估價，我為之由衷地感到戰鬥者的自豪！我還作得太少，更作得非常不夠。是的，我應該努力作得更多，以符合你們的估價！除此以外，這所謂的判決於我可謂毫無意義！我藐視它！
看着吧！歷史法庭的正式判決很快即將昭告於天下後世！你們這些極權統治者和詐偽的奸亢——歹徒、惡賴、竊國盜和殃民賊子將不僅是真正的被告更是公訴的罪人！

公義必勝！自由萬歲！
林 昭
主歷 一九六五年六月一日
十九
後 記
人民永遠不會忘記：在這天安門廣場上，在這人民英雄紀念碑下，一九八九年春天，曾經掀起過一場悲壯的為民請願的偉大的學生愛國民主運動。這次學生愛國民主運動時間之長，聲勢之大，牽動社會面之廣，影響之烈，超過了以往任何一次。兩次衝擊新華門，長期占據天安門廣場，這種情況就是十年內亂時期也沒有過。上千人連續七天在天安門廣場絕食，這也是建國以來歷次學生運動沒有出現過的現象。由絕食引起的連續數天的數十萬、上百萬人遊行示威，高呼：“打倒腐敗！”“爭取民主、爭取自由”的口號，震盪了整個神州大地，驚動了全世界，表現了中國青年一代政治生命的覺醒。
人民永遠不會忘記：儘管這次學生愛國民主運動被殘酷地鎮壓下去了，大學生和人民的鮮血不會白流，它將喚起更多具有良知的人們覺醒。“血洗天安門廣場”，政府一再宣稱“純屬謠言”，說什麼在天安門廣場清場過程中一個人也沒有死，這才是天下最大的謊言。是的，在眾多的學生和群眾撤離前，還沒有動手打死一個人。可是，在撤離之後就不同了，仍有許多堅持鬥爭死守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台階上的學生和群眾，他們遭到了滅絕人性的毒打和槍擊。儈子手吼叫着：“往死里打！”請問：紀念碑台階上的槍彈痕和斑斑血跡是從哪裡來的？難道是從月亮上掉下來的嗎？據一位目擊者說：打死的屍體是用直升飛機運走的。那些奄奄一息的傷殘者，全部被抓，通過天安門旁邊的勞動人民文化宮的前後門，送走關押起來了。
人民永遠不會忘記：人民的子弟兵——解放軍的槍口會對準人民，竟向群眾開槍。據官方宣布的數字，在鎮壓這次“暴亂”中，戰士傷六千多人，死亡數十；非軍人傷三千多，死亡二百多，包括三十六名大學生。事實上，解放軍被打死的是二十七人，而學生和群眾被打死的不是二百多，而是二百多的十倍。據北京市的某報社的三位年輕記者親自走訪調查統計，死亡人數達二千六百多人。當然，被打傷的人數就無法統計了。這種殘酷無情的血腥鎮壓，說明了什麼呢？只能說明：共產黨某些高層領導人完全墮落成為一個不折不扣的封建法西斯獨裁專制的暴君了。
人民永遠不會忘記：當善良的、手無寸鐵的人們遭到軍隊野蠻鎮壓、血腥屠殺時，人們震怒了，赤手空拳憤起反抗。據官方宣布，在幾天的“暴亂”中，被“暴徒”砸毀、燒毀、損壞的軍車、警車和公共汽車一千二百八十多輛，其中軍用汽車一千多輛，裝甲車六十多輛，警車三十多輛，公共汽車一百二十多輛，其他機動車七十多輛，一批武器、彈藥被搶。從這組數字，就可以看出當時的形勢是何等的激烈。焚燒、砸毀、掀翻軍車、警車和公共汽車這麼多輛，難道是“少數和暴徒”干的嗎？不，不是，是被激怒的人民群眾反抗的結果。
林昭在上海的獄中寫的詩句：《家祭——哭舅父許金元烈士》（三十年代被國民黨殺害於南京雨花台）中有云：
四月十二日——沉埋灰塵中的日期，
三十七年前的血誰復記憶？
死者已矣，後人作家祭，但此一腔血淚，
舅舅啊——甥女在紅色的牢獄中哭您！
我知道您——在國際歌的旋律里，
教我的是媽，而教媽的是您！
假如你知道，你為之犧牲的億萬同胞，
而今都只是不自由的罪人和飢餓的奴隸！
真不敢相信，林昭後來竟然被共產黨的子彈奪去了生命。一腔沸騰的青春之血，殷殷斑斑，把唏噓悲泣的大地染紅。
血！血紅血紅的鮮血！灑遍天安門廣場的鮮血！大學生們的鮮血！人民的鮮血！
他們已經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和犧牲生命，自豪地表明：五四先軀們的愛國主義火炬正在代代相傳，是永遠不會熄滅的。數以萬計的人民聲援浪潮，並以自己的身軀與大學生們赴湯蹈火，同生死、共患難，已經為同學們的偉大壯舉作出了公正的評價。一九八九年的春天將永載史冊，不可磨滅。今天搖曳的火焰，明天將發出沖天的火光。“蓋青年者，國家之魂……國家喪其青年，則勘測無生機。”李大釗七十年前的這段話啟示我們：當代青年對社會政治生活的關心和參與以及他們自身的成長過程，都象徵着中國正在迎來一片“新世紀曙光”。
人有魂，國有魂，民族有魂……為民主、自由而英勇獻身的林昭和大學生們，歷史將宣判你沒罪。


友誼回聲：盧盛國、孫正荃、曾權生、易善學、韓松、
湯烈輝、鬍子宗、陳星

湖南省新化縣離休幹部盧盛國：《往事微痕》為媒，使我們心相連意相通。非常同意“相見難言少年事，半世人生再重逢”的觀點。我們都是毛時代的受害者，也是毛時代的中毒者。由於中毒才成為毛皇帝的奴才。幾十年我們在坎坷人生中歷經風雨的歷煉，使我們悟出了毛王朝的真相，促使我們大徹大悟，即怕已到人生暮年，也要為改變這個封建傳統的國家鼓與呼。我想為《往事微痕》做如下一些事情：1，盡力擴大她的影響。我縣城區尚有活着的三十多個“改正右派”，我將發動他們看“微痕”，還擴到親友和同情者；2，盡力為她組送稿件，因為大家至今心都有餘悸，所以有難度，不過只要努力就會有效果。現寄來四位難友自費印出的詩文集可選擇一些發表；3，盡力幫助她減輕經濟壓力。通訊處：417600湖南新化縣糧食局老年信箱，電話0738-6183922

上海孫正荃：我的友人彭浩蕩先生每期都是以最快的速度把《往事微痕》複印的電子版發到我手裡。我總是又再次選編，按不同的需要和興趣，分發給我的朋友們。這個雖然不大卻頗有特色的刊物，一次次地讓我感動，其中許多作者的名字是那樣的熟悉和親切，他們以自己的生命為代價寫下的那些文字，為所有閱讀它的人開啟了一扇扇窗一扇扇門，儘管那只是一些所謂個人遭際的私人記憶，但是卻可以作為歷史的見證，為我們的後代提供一些比正史和官書更為真實、豐富、生動、實在的記錄，也正是出於這樣的思考，這裡我借用去世不久的賈老植芳先生的一句話：留下“直面歷史真實的個人生活回憶錄，對歷史來說，實在是功莫大焉。”

阜新日報社阜新市海州區街心路32號曾權生:新近看到幾期“往事微痕”，深感這份友誼交流的小冊子辦得很是不錯。每期既有知名人士的重頭文章，也有芸芸草民的看法與歷練。她讓人開闊眼界，啟迪思想。反思過去幾十年的所謂正統教育，澄清數十載堅守的糊塗觀念。真正起到振聾發聵，令人猛醒的巨大作用。儘管眼下她還不是國家承認的正式刊物，但余認為，她終將會得到黨和人民的認可。這是一件功德無量之舉，說創辦者是尚未授勳的功臣亦不為過。

湖南衡陽縣廣播電視局易善學：“往事微痕”雖說是簡裝本，但內容卻很豐富。每篇文章的政治水平和寫作水平都很高。尤其流沙河同志寫的簡直就是一首散文詩。從這個特輯看來，四川的反右比我們湖南搞得凶得多。最荒誕最可笑的竟有沒有右派材料的右派，弄得落實政策時都找不到根據；還有憑一個領導寫的條子栽上"流氓犯罪"也送進右派隊伍。種種事實證明，反右派運動(當然也包括其它政治運動)純粹是壞人整好人。我很欣賞書中有這樣一句話:"要不當右派，只有去做咬人的狗!"

北京韓松：讀了幾期《往事微痕》，很有感觸。我覺得右派這個群體太不容忽視了，這些人微言輕的小人物，當年經歷了怎樣的煉獄掙扎。生如草芥，死若螻蟻。而其智慧閃光之處是那樣的炫目，每個人的經歷都是一部精彩的電影，這都是創作者自己悶在屋子裡無論如何也想象不出來的。

湖南 湯烈輝：《往事微痕》讓我藏在心裡五十餘年的怨氣稍吐，各位先生做了一件大功德的事，不然真的歷史被湮沒，假歷史欺騙後代，惡人被吹捧，是非遭顛倒。（寫的是書法條幅）

五七戰友、難友、原公安軍流放北大荒的鬍子宗：祝《往事微痕》全體編者同志們新春快樂、身體健康、生活愉快、萬事如意。 感謝你們從事《往事微痕》這一有意義的工作，我因年老有病臥床不起，半聾半瞎半痴，不能參加這一工作甚感內疚，請原諒。 對毛的罪惡、帝王思想理論、獨裁專政的罪惡事實必須揭深揭透，才不會死灰復燃、東山再起，除掉這一人類大禍害。 我雖是一個半死半活的廢物，但大惱思維還沒有停擺，我不能拜訪你們，你們有機會找我來聊或電話交流(我的電話：85989061)歪歪斜斜寫幾句話，請不祥見笑。

甘肅省洮河林業局離休幹部“57”老人陳星來信說：1957年他被錯為右派分子，雖然後來得“改正”，但許多問題未得到解決，故一直上訴抗爭，直至2004年才徹底宣告無罪。此後他又向有關部門提出“恢復政治名譽、對蒙受冤獄進行賠償、補發右派改正後的工資、調整提高一級工資及對腿部殘疾給予補償等5個問題”，上書省委要求進行解決，可是有關部門一拖再拖直到去年九月八日甘肅省人事廳不得不為他的上訪專門開了一次協調會，最後給了人民幣10000元的補償（見附件）。，他十分憤懣，寫下四句訴苦詩：囹圄二十載，含冤五秩年，手捧無罪書，相視淚為泉。
附：“甘肅省人事廳對陳星同志上訪有關問題協調會會議紀要：按照省人大洛桑主任的指示，應洮河林業局離休幹部陳星的要求，8月28日，由省人事廳牽頭會同省委老幹部局、省林業廳、白龍江林業管理局和洮河林業局負責人，就陳星同志上訪提出的恢復政治名譽、對蒙受冤獄進行賠償、補發右派改正後的工資、調整提高一級工資及對腿部殘疾給予補償等5個問題進行協調解決。中共甘肅省委老幹部管理局副局長楊毅，白龍江林業管理局副局長車克鈞，省委老幹部局人事處處長寧曉芸，省人事廳人事爭議仲裁處處長張坤謨、調研員魏霖，省人事廳工資福利處副調研員曹宏斌，省林業廳辦公室副主任寇明逸，省林業廳人事處副處長劉曉春，白龍江林業管理局人事處處長汪洋，洮河林業局黨委副書記谷春燕，洮河林業局黨委組織部部長王治國參加了會議。
洮河林業局離休幹部陳星，陳星外甥李家倫列席了會議。
協調會由省人事廳副廳長孔令紀主持。
協調會上，洮河林業局黨委組織部部長王志國匯報了對陳星同志所提5個問題的處理情況（見附件）。
與會者對陳星同志的坎坷經歷表示同情，對陳星同志晚年積極參與慈善事業表示讚賞，對陳星同志的頑強生活態度表示敬佩，希望陳星同志以開闊的胸襟、豁達的心態安度晚年。
經協商，達成如下處理意見：
1、洮河林業局在今年重陽節的時候，邀請陳星同志回洮河林業局，參加座談會和相關活動，與其他老同志聚一聚，放鬆心情，共敘友情，給陳星同志以回娘家的溫馨感受。
2、洮河林業局要把構建和諧社會、以人為本的理念融入老幹部工作中，在今後的工作中嚴格執行黨的離休幹部管理政策，落實工作措施，做好服務工作，關心、理解老同志，對老同志的生活予以充分的照顧。
3、鑑於陳星同志傷殘的特殊情況，由洮河林業局給陳星同志支付1萬元人民幣，作為精神補償。
4、陳星同志接受處理意見並向組織表示感謝。同時表示放棄上訪中提出的5項要求，從此息訴罷訪。
二00八年九月十日

抄送：省委老幹部局、省委信訪局、省政府信訪局、省林業廳、白龍江林業管理局、洮河林業局，陳星”
白貓黑貓論壇致《往事微痕》讀者的一封信
《往事微痕》是一份發人深思的讀物。它提醒我們，歷史不會被輕易地扭曲和遺忘，正義和良知依然是引領人類進步的源動力。在《往事微痕》中，我們觸摸到了真實的歷史以及當事人的感悟。這些於今日之中國是一筆巨大的財富。
作為有着燦爛文明、又在快速發展的大國，中國社會賦予我們的感悟可謂蒼穹難盡。白貓黑貓論壇，就是一個供大家討論交流人生感悟、相互啟發促進的平台，網址是www.bmhm.net.cn。論壇現設有10個版面，涉及國家重要人物言論、經濟民生、新聞趣事、建國以來的回憶、文藝搞笑、私語等。歡迎大家訪問並參與交流。
“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這不是誰的“專利”，本是民間一句俗話，意思是不要過多地糾纏和扯皮，解決問題才是最重要的。胡適當年說“少談些主義，多談些問題”也是這個意思。之所以有人反覆說這樣的話，或許是因為中國人有奢談主義的愛好，而疏於思考解決問題的實際辦法。鑑於此，我們鼓勵大家多談具體問題和解決問題的可行方法，而少談空洞的理論。
論壇是大家討論事情的地方，參與討論的每個人都要有包容各種觀點的氣度。三人行，必有我師；良藥苦口；兼聽則明，這些千古警句都說明了向不同人和觀點學習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大家來論壇參與討論的初衷不就是相互學習和啟發嗎。因此，我們歡迎各種觀點，提倡每個人都應尊重不同的觀點，而且都要努力去理解不同的觀點。唯有如此，我們花費的時間和精力才能顯示出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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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有時候往往讓事實變得模糊、甚至顛倒是非，因此，我們應該還歷史以真實面貌。我們尊重、讚賞並支持這些努力。但是，我們不支持用一種不實代替另一種不實。
論壇是大家討論問題、相互啟發和促進的平台。達到這個目的的前提是論壇的存在。只有存在，才能形成影響，才能發揮作用。儘管我們理解一些人發表過激言論及其心情，但是，我們論壇還是要避免不必要的過激言論。特別是，我們應該認識到，過激言論和行為並不見得能對社會形成良性的影響，中國社會的進步必須是逐步的、漸進的。突變只會給中國社會帶來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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