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遗忘 正视历史
推动改革 促进民主








杨天胤先生个人专集

第19期 （友谊交流，免费赠阅）
2009年3月25日

目 录
特稿
安 琪：戈扬——翱翔的自由鸟 2
吳稼祥：心在这边，身在那边 3
邵燕祥：挽戈扬大姐，并寄友人 4
铁 流：“能受天磨真铁汉，不遭人忌是庸才” 4

编者的话
杨天胤：《我的“金色年华”及其它》 10
南京大学图书馆感谢状 10
香港中文大学收藏信 11
代 序 11
我的“金色年华”及其它 12
后 记 59

附录
许良英：幻想•挫折•反思•探索（中） 62
甘 粹：北大魂 76
友谊回声：卢盛国、孙正荃、曾权生、易善学、韩松、
汤烈辉、胡子宗、陈星 104

安 琪：戈扬——翱翔的自由鸟
2009年1月18日，我们敬爱的戈扬大姐在纽约去世了，享年94岁。
戈扬大姐是我所遇见过的一位具有高尚品质的坚強女性。她从延安时代的“红衣少女”，到长期从事记者生涯，担任《观察家》杂志主编，这位將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共產主义事业的女革命者，当她所维护的那个执政党將枪口对准自己的人民时，她毫不犹豫地采取了最果断的态度，永远地与这个党彻底决裂了。
八九年“六四”后，戈扬年逾七旬流落异国。她从零开始，身处逆境而从不言悔，乐观开朗地面对生活中的各种困难和繁杂琐事。她甚至独自一人踩着沒膝大雪去洗衣店；搭乘地铁时，手里总是拿着抄在纸条上的英语单词边走边记。此刻，国內许多与她同时代的人，大多正在溫馨的家乡故里，儿孙绕膝，享受着天伦之乐。如戈扬一样寥寥无几的“老革命者”，无一不是滿载榮誉，包括受尽屈辱后的平反，和与之相关的优厚待遇。煥发着经济利益帶來的精氣神，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而戈扬，在她最应该得到关怀和照顾的高龄，却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不归路。那样决绝，那样从容，那样大义凜然！尽管她在陌生的国度，一无所有，但她最终拥有一颗自由的心灵。她的独立意志和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决不苟且的精神，赋予她一种高贵的气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有幸去看望老人，距我1987年在深圳特区第一次见她相隔五年，感到她精神面貌上的大变化。那是一种得以解脫枷锁，还原为人的坦率和真实。见到我和同去的朋友，戈扬大姐一边爽朗地大声聊天，一边烧菜做饭。随后，她拿出几首诗读给我们听。诗中有一种彻悟和超然的哲思，我当即照了抄下來，保留至今。十多年来，我在美国访问时，曾多次拜访过她，每次都让我感慨不已。2003年11月下旬再見戈扬时，她已与钦慕她一生的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早年脫离革命定居海外的司马璐先生于兩年前成婚。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爱情故事，在兩位老人八旬之年才“终成眷属”。个中悲欢与历史沧桑，令人泣歌。
戈扬青年时代投笔从戎，参加革命。历经风雨和磨难，榮辱备至。半个世纪后的古稀之年离国出走，在美国完成了人生的最后历程。这种结局的本身，就为我们谱写了一首生命的赞歌——自由之歌！
戈扬的身世可谓非凡传奇。她的一生，是有尊严的一生。由衷的钦佩和惊叹，让我对这位老人怀着深厚的感情和敬意。
戈扬，请一路走好！

2009年1月20日于仰光


附戈扬诗两首

打油诗：
家其和高皋，你们兩位好；熟人都问候，一群自由鸟；

我宿大西洋，君棲香榭岛；故国云天隔，相思何时了？

糊涂诗：
黑漆皮灯笼，半空螢火虫。粉墙画白虎，黑纸写烏龙。

茄子敲泥磐，冬瓜撞木钟。昏天无明日，哪有是非公？

安琪于1991年10月抄录于戈扬在纽约的陋室
吳稼祥：心在这边，身在那边
2009年1月18日夜，收到一条短信︰“戈扬去世，享年94岁。”
戈扬，女，原名树佩华，1914年生，早年參加共產党領导的革命活动，人称“红衣少女”。在延安时，曾在周恩來、邓穎超手下工作，是中国新闻界的老前辈。1957年成为右派，恢复工作后任《新观察》主编。
戈扬一生急公好义，不畏权势，才华横溢。在那不正常的年代，如果你正直，你就要倒霉；如果你有才，你也要倒霉；如果你既正直又有才，那就要倒大霉。戈扬既才且善又美，坎坷一生是自然的。
1986年，我原來的工作单位有兩个处长被勒令调离，无人敢要，无处可去。戈扬慨然出手，將其中一人救去，任为副主编。我怀着膜拜她的心情，到她府上去過几次，还听过她朗诵自己的诗歌新作，其辞婉，其情真，其意切，其声脆，让你忘記她的年龄。
她一生作品甚丰，但最著名的作品之一，应该是那首悼念耀邦的诗︰“……他的身在这边，他的心在那边……”
她去国近20年，无時不在怀念这边的魂牽之地。未曾想竟客死那边他乡，非其愿也，不得已矣。她写的那首诗中的名句于她临终之前在她心里有过变奏么？
“……身在这边，心在那边……”那边是什么？是她献出一生，想使其容颜如花的故国。
“故国春未闹，何以揖芳魂。身心隔兩地，相距一太平。”
是为悼。
“相距一太平”一句取自吳国光七律“洛城得汪元量《湖山类稿》，书其后”一詩中的“我今他乡逢君意，故国只隔一太平”，此处“太平”明指太平洋。

2009年1月19日
邵燕祥：挽戈扬大姐，并寄友人

去国悠悠二十年， 忠魂犹在黑名单。

惊心一夕迟归计， 屈指平生藐巨澜。

新旧观察皆入史， 幽明血泪岂容删。

呜 呼日暮长安远， 岁暮京华值大 寒。

二OO九年元月廿日，大寒
铁流：“能受天磨真铁汉，不遭人忌是庸才”
--痛悼名记者刘衡大姐
参与全国61名右派老人联合发起的，于“反右斗争”50周年之际向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上书的《人民日报》名记者，88岁刘衡老人于2009年2月7日遗憾地与世长辞。
我心怀沉痛的心情，深深地向她致哀：刘衡大姐，您一路走好！我想在那另一个世界，绝无“左派”与“右派”之分，更没有人剥夺你的“言论自由”，你想写谁就写谁，你想骂谁就骂谁，一定是个真正的“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
我和刘衡大姐相识于2007年“反右斗争”五十周年纪念话动的维权抗争中。记得那年一月，当我从鈡沛璋老师夫人陈敏手里得到她的电话后，立即找她作为发起人请她签名。我一拔电话去，她毫不犹疑地说：我签，你来吧！
我立即驱车去了她住地方--金台西路《人民日报》宿舍22号楼305室。没有想到，一个80多岁的老人，1939岁就加入中共的老党员，我国不多的几名女记者（另外几人是彭子冈、浦熙修、戈阳、高汾、肖凤、姚芳藻）之一，居住的地方仅是个不足60平米的小两居，水泥墙壁水泥地，家里没一件像样的东西，破桌破椅破木床，多去一人就没有坐的地方。她因为腿脚腰部有伤残，艰难地曲踡着身子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她看了鈡老执笔写的签名文稿，立即写下自己的名字，还打电话通知高汾大姐也来签上名字。
自此，我们成了好朋友，除频频通电话、通邮件外，只要有时间就去看望她，遂步遂步进入了她的生话。在1994年摔伤前作为记者的她，经常外出采访，写为底层社会鸣寃叫屈的文章。摔伤后引起多处骨折再不能外出采访了，成天就在这间陋室里敲电脑，继续写历史、写回忆、写灾难，还给友人写信，表现出惊人的毅力与倔强。
一次她来电话，问及上书有无信息反回？我只能实话实说：没有，到现在还没有！她听后十分生气：“看来他们不会回答了，就是采取这个不理不问……拖的办法，让我们这些右派死完死绝了……，这个事情就了了，真是欺人太甚。铁流呀，……我老了，可能看不到彻底‘平反’和扑发工资那天了，要我还能走，……一定走到天安门去抗议，问问他们：为什么‘文化大革命’搞错的干部全扑了……，我们‘右派’为什么不补？“
“不补就是不补！你能抱起石头打天。”我心里在说，可不愿让她失去希望，口里却道：“会补的、会补的，我们要相信‘以人为本’的‘胡温新政’”。
“会呀？我不知还等得到不？前不几天又去住了医院。”她的声音断断续续，有气无力，我笑着不断安慰：“大姐，你不会死，你要活到100岁，现在参加签名的已经有6000多人了，如果真的不理，有点说不过去吧？纵然我们死了还有儿子儿孙呀！了不倒的。”
电话那头的她笑了，说：“对，要坚持抗争！铁流啊，这不是钱的问题，是做人的尊严，几十年来我们老右活得太惨了…”
惨，老右真惨，特别刘衡大姐更惨！我每次去看望她，心里就为她鸣不平，一个80多岁的老人，把一生献给“革命事业”的布尔什维克，却住在这样破烂的房子里浸泡着生命，叫人寒心。可她从不提这些事，就一个劲地写。
她是全国、全党出了名“不认罪的右派分子”。她说，我有什么罪？不就响应毛主席号召在“整风”中说了几句老实话，说老实话叫犯罪么？正因为她“痴心不改”，当右派前和当右派后都坚持说老实话，结果丢掉党籍、丢掉工作、丢掉家庭，几十年单身一人过日子，她从不后悔。
这里录下一位记者采访她的对话：
　　记者：现在您身体不好，不能出门，老呆在家里，是不是觉得时间过得很慢？
　　刘衡：不是，我总觉得时间不够用，我年龄大了，剩下的时间不多，而我要写的东西很多。我很少写自己，我不敢写，我的一生受到的波折和磨难太多了。对后人应该有借鉴作用吧。
　　记者：怎么想起来去学电脑呢？
　　刘衡：因为拄了拐棍，我才有机会学电脑。从1994年开始我接连骨折，再也没办法出去采访写别人了。丁玲说：“每个人的一生，都可以写一本书。”我只好写写自己啦。1996年，我参加了人民日报办的职工电脑培训班，我拄着拐棍去上课，有人为我担心：“80岁学吹鼓手，学得会吗？”我对他们说：“我才74岁，离80远着呢！”瞧，我现在打字比好多人都快呢，我真后悔没早点学电脑啊。
　　记者：除了写回忆录，您还有精力做点别的吗？
　　刘衡：有些新闻杂志约我写些采访经验方面的文章，我也整理了一些出来。许多人看了我的网站，也会在网上主动跟我交流，我还有几个“忘年交”呢，我有时跟她们聊聊天，挺充实的。还有，我当了21年的右派分子，更是理直气壮地抒写人间的不平，为这些被侮辱损害的人们鸣冤叫屈了。虽然我对社会、农村很少了解，但对民间疾苦感同身受，和这些低层人们的心情一拍即合。
这就是刘衡，倔强的刘衡！正如书法家万迁先生写给她的那副挂在墙上的单条：“能受天磨真铁汉，不遭人忌是庸才”。
她是“天磨”出来的铁汉铁女人，所以在右派群体的维权抗争中，表现得特别坚决，特别强勇。她常常在电话里鼓励我：铁流，做人要勇敢，不要怕，要拚命写，把受过的苦难全部写出来，留给历史，留给后人，决不能让灾难重演！维权的事要坚持下去， “反右斗争”一定要求中央要彻底“平反”，补发工资和“精神赔偿”，达不到目的决不能罢休！
可惜，她的要求与愿望一个也未实现，竟早早地走了。
去年北京几位右派老人自费办起《往事微痕》后，她又忙碌起来，不停地给人打电话，不停地动员人写稿，还鼓励我们说：你们做了件功德无量的好事，把遗忘的历史写出来留在纸上，让人们永远记住她。她为《往事微痕》写了“父亲和我同划为右派比《悲惨世界》还要悲惨”、“反右”逃不掉［地主］的阴影”等多篇文章。这些文章句句泪，字字血，撼人心灵，没遭过“天磨”的人是很难写出来的。两月前我动员她不要书号自费出书，她接受我的建议，很快在《往事微痕》的十四期上刊出了她自拟的“征求购书”广告：
各位战友、朋友、难友：
我叫刘衡，一个87岁的老新闻工作者，一生受尽苦难，为“拒绝遗忘，留下历史”，特将几十年来所承受过的灾难与不幸写在一本三十余万字的回忆录里，书名《直立行走的水—一个“顽固右派”记者的苦苦抗争》。书中有漫画家方成的插图数幅，还有对萧乾、王若水、刘宾雁等难友的回念文章。
本人在回忆录中，不仅记述了比法国《悲惨世界》还要悲惨的生活，比阿拉伯《天方夜谈》还要奇特的遭遇，还写了如何在自己的血泊里站立，对命运进行长期不屈的苦苦抗争。正像阿富汗卡塞姆汗诗人写的那样：“我死去过一百次, 已经习惯于死去生还。在这长期的斗争里, 我永远像烛焰一样安全。消耗的是蜡烛, 不是火焰。肉体日益消瘦, 灵魂始终炽燃....”
书未出版，她就悄悄地走了。却为我们留下那逝不去瀑布声：


“我是一块瀑布，
有着奔腾的水势。
我要流，我要响，
谁也阻挡不住。
不是我天生性格如此，
是革命锻炼了我的意志。
反右派给了我悬崖陡坡，
给了我险滩巨石。
我没法做温柔平静的湖水，
又不愿一天天干枯，
我生命的长河要流，
一泻而成瀑布。”

摘自刘衡《我是一块瀑布》——《直立行走的水》代序

附：刘衡小传：
刘衡，原名胡宗瑜，女，1921年12月22日生，湖北鄂州华容区武城乡人。在国民党统治区一直念书，从幼儿园念到大学二年级。1939年在恩施屯堡联合中学女高分校入党，1941年在陕西城固西北大学念书二年后，进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
当过宣传部干事、文协秘书、报社编辑、师范教员。1945年以后，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在延安解放日报、新华总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社当编辑、记者。1957年在人民日报当记者时被划为右派分子，因一直不服，一直认为反右斗争有问题, 故一直被专政。1978年12月改正，恢复记者工作。
1981年当选为人民日报社好党员，1982年当选为中央直属机关先进工作者，1983年当选为全国妇联第5届执行委员。是人民日报社高级记者，被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
2009年2月7日去世。

编者的话：
1957年宋又写信给中国共产党中央说：“党中央号召大鸣大放，怎么又收了？共产党不怕国民党八百万大军，不怕美帝国主义，怎么会担心人民推翻党的领导和人民政府？共产党要敢于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评，批评人士大多是爱国爱党的，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为新中国的解放，作出了家庭、个人名利的牺牲，一些二、三十岁的青年知识分子怎么可能一天就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很不理解这个运动，我想了两个多月，还是想不通，有这么多党内党外纯粹的人会站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对立面？要推翻共产党？”就是这场斗争埋葬了多少有识之士，杨天胤先生就是被埋葬的一人。
50年后的今天，他不惜耗尽精力，将自已坎坷一生和受迫害的情况写成此文，留给历史告诉后人，我们国家民族不能再折腾了！要走出毛泽东统治阴影，要挺胸昂头做一个大写的人。要想彻底告别灾难，就要推进民主宪政的步伐，不要再是官管民，而要民管官；不要再是党管宪法，而要宪法管党。如果个人权力大于党，党的权力大于宪法，这个国家永远是一个可怕的国家，再好的经济局面也会毁于一旦。正如代序中《凝视九七》所言：“小鸟怀着热烈的希望，展翅向天空飞去，但是一下子就碰着铁丝网落了下来，这时我才知道自己并不是在自由的天空下面，却是被人关在铁丝笼里。”人民虽然是鸟，但绝不是铁丝笼里的鸟，应是只自由翱翔的鸟。
请人们记住：不自由毋宁死！现将附录中甘粹先生所写《北大魂》林昭的一首诗送给大家：生命我所重，爱情弥足珍；但为自由故，敢惜而牺牲。生命似嘉树，爱情若丽花；自由昭临处，欣欣迎日华。生命巍然在，爱情永无休；愿殉自由死，终不甘如囚。生命蕴华彩，爱情熠奇光；献作自由祭，地久并天长！
我们希望难友们有更多的专集问世，相互交流，相互切磋，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留下一部部鲜活的历史，把毛泽东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架上，还得“踏上一只脚，永远不能翻身”！
为使专集增辉添彩，本期续发了许良英教授的《幻想•挫折•反思•探索——波涛一生的心路历程》一文的续篇，这是一篇十分好的文章，不可不读。







杨天胤：《我的“金色年华”及其它》
南京大学图书馆感谢状

香港中文大学收藏信































代 序
他书或以文章见人，唯修史宜直书其事。
康熙《东西南北人》用血和泪搅拌着笔墨，书写我们自己。

《禅机》序
一方是被尊为“主人”的蒙冤者，另一方是制造了这一冤案的“公仆”们。力量是那么悬殊，悬殊得不寒而栗。

《凝视九七》
小鸟怀着热烈的希望，展翅向天空飞去，但是一下子就碰着铁丝网落了下来，这时我才知道自己并不是在自由的天空下面，确是被人关在铁丝笼里。

《巴金回忆录》
“尽管她处在极端屈辱的境遇中，她仍保持人类的高尚心灵、人性的落拓不羁和优美”，她之所以善良，是因为她不曾害过任何人。她总是合乎人性地对待非人的环境。
马克思《神圣家族》中分析欧仁•苏的小说《巴黎的秘密》的文字时，对女主人公玛丽花是这样肯定的。

《名人传记》2004．2期
我的“金色年华”及其他
诗云：
人生七十古来少，前除年少后除老；中间光阴不多时，又遇严霜与烦恼。
我的“金色年华”及其它
一
从二十三岁到五十四岁是人生的“黄金时代”，这样说大概不会有太多的人反对。下面请看我的“金色年华”是怎样度过的：
我一九五0年一月十六日（农历一九四九年冬月二十八日，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汤尧在蒙自机场被俘的那一天）参加工作，时年十七岁，先在县城屏山工作组，七月底至九月初率禄劝农民代表到昆明参加“南方省区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十月调皎西（四）区政府任财粮助理员。这一时期的工作我曾以《难忘的云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及《解放初期我所亲历的征粮工作》二文刊登于《禄劝文史会资料》第五辑。我于一九五二年四五月份“三反”运动后，兼任区政府会计；一九五三年三月，因县卫生系统机构扩大，成立县防疫站，各区、各乡成立卫生所、卫生小组，即将开始实行公费医疗，原代理会计唐超宗不能胜任，调我到县卫生院（即后来县第一人民医院）任会计，负责整个卫生系统的财务工作；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九日调楚雄州行政干部学校学习“过渡时期总路线”，四月八日学习结束，回来后接着下乡搞群众工作。先在宜岔，后到路南河（均属撒营盘（三）区）。六月二十二日春耕结束后返回县卫生院。九月份中秋节后第二天又被调下九龙区木克乡搞“三秋”（秋收、秋种、秋征）及第一次发布票工作，直到十二月底财政科催报决算才把我调回院来，一年中离院九个多月。我离院期间，药费由药房代收，其他业务先由统计包应勋，后由副院长孟兆庆代理。这种代理只是把工资领来照花名册发下去；其他收支只把单据收着。由于不是专职人员，不可能把你的账记好。我回来后，只好把单据整理后做成报表报财政科。财政科员陈鸿高（会计）因“三反”运动时怀疑他是“大老虎”。领导组织人对他进行“疲劳轰炸”，这种办法大概就是古时候交战时用的“车轮战法”。一班两个人，每两小时轮一班对他进行不间断审讯，让他几天几夜不得休息，希望他在极度困倦，头昏脑晕之时，供出他的“贪污”罪行来。我也被派去“审问”过他，那时不过是“奉命行事”而已。几天几夜也没有“审”出什么结果来，但他怀恨在心，借此机会向专署财政科，卫生科反映，“禄劝卫生院账目混乱”。一九五五年四月底专署财政科，卫生科及县财政科、卫生科派出八九个人的“检查组”到县卫生院查我的账。我对他们说：“我任会计，不论我自己经手的也好，其他人代理的也好，都由我负责。”老人家早有教导：“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他的先头”。（《语录》第二○一页）。但这些人不按他老人家的“最高指示”办事，还未开始查账首先定下来我“贪污”了。然后“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但不管怎么说，我想账目查清后自然会有正确结论的，所以还是主动配合他们查。八九个人都是财会人员，每一笔收支单据都经过审查、核对。那时我到卫生院刚刚二年，两年的账，八九个人查了三四个月。经过这么多人，这么长时间的“精打细算”，结果账目完全符合，没有丝毫差错。在他们的检查报告上也无法否认这个事实。只好在报告开头加了顶大帽子：“不重视政治学习”。我无权也无法反驳，只是心中暗暗好笑；一九五四年县级机关四五百名干部在政府礼堂举行过一次“政治时事测验”，测验结果只有法院副院长武显功和我得了一百分，还有人开玩笑叫我“状元”（这件事现在还有人记得），也不知道这个“不重视政治学习”从何说起。
检查组撤走后，本来结论已经有了，但因开始时的“假设”，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有找到什么“证据”。既然先就定我为“贪污”，那是“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检查组“账”　检查完了，但没有找到我“贪污”的证据，看来“此路不通”。“矛盾”只好“上交”，把“案子”交到法院，由副院长李维祺接手，李维祺“计高一筹”，把“检查报告”抛过一边，另辟蹊径，重打锣鼓另开张。从算我的“生活账”入手，那时一个月的工资九十六个工资分，每个工资分二千六百四十元（旧人民币），折合新人民币二角六分四厘，二十多元的工资是固定的。由于“生活账”没有“账”，只好做“估计”。最大的开支就是吃饭、穿衣；小到火柴，信封、邮票、甚至电筒上用的小灯泡都计算在内，连我集邮时从旧信封上撕下来的旧邮票都算我的“支出”，还“估计”我一个月进几次“馆子”，吃多少 “零食”，这才真叫“精打细算”；算出一个月的开支后，又用我到卫生院的二十四个月来“累计”，这下算出我“收支不符”一百一十多元，算作我的“贪污”数额。不过这样算出来到底有点心虚。有一天，李维祺把卫生院药房司药刘德宽请去，把这些“算”出来的数字念给他听，然后问刘德宽“可差不多？”“刘法宽只好说：“差不多、差不多。”经过这一下“估计”、“累计”，得出的数字摇身一变成了在同志们的“对证”下我承认的“贪污”数额。即使以这点数字作“根据”来判刑，也有“轻罪重判”之嫌；好在写判决书时，可以“笔下生花”，后面再加上一笔：“三反”以后，重犯贪污，从严惩处。判我六年有期徒刑也就顺理成章了。但“三反”中给我的结论是：“杨天胤账目清楚，群众反映也好，没有什么问题。”“三反”运动未结束就让我提前回区去了。那时我既未贪污，而今又何来“重犯”？且我经手的账目既然查清了，现在这个“贪污”到底是“贪污”了国家哪一笔钱？且从单位（卫生院）到个人没有一份起诉书，更没有一封“检举信。”这场“官司”连“原告”是谁都不知道。这样原告、检查机关、审、判都由李副院长“一身而四任”且“毕其功于一役”了。
判刑后，将我的财产全部没收，除身上穿的那套旧衣服外，值一分一厘的东西都没有还我一样。要说个人财产的确有限得很，除一套简单的铺盖行李及换洗衣物外，一九五四年穿的还是草鞋。但有几样东西，的确让我心疼，至今念念不忘，引为终生憾事。
1．一九五○年八月带领禄劝农民代表到昆明开“云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时，省市领导亲笔题词的纪念册，上有宋任穷、周保中、庄田、庄明理、朱家壁、郑伯克、穆欣、潘朔端、卢汉、曾恕怀、丁荣昌、乐嗣德、方章等人的题词（我在《难忘的云南省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一文中曾有记载）。
2．我从一九四九下半年开始集邮，解放前禄劝有没有人搞过集邮我不知道。但解放后集邮我大概是禄劝第一人。虽大多是旧邮票，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邮票一套不少；还有一些有“东北贴用”字样的。还有几张解放前有孙中山像及国民党时“赈济灾民”的旧邮票。中国集邮公司成立后，把钱汇到中国集邮公司，新邮票一出就寄来给我；剩一点钱就寄匈牙利，南斯拉夫的运动邮票、动物邮票给我，我继续汇钱去。《集邮》杂志第一期我就订。至一九五五年我出事时，共集得五百多张，面值三十八万多元，我的“犯罪”档案里还有记载。
3．我在皎西工作时，时值“土改”，杉乐乡文书陈世家买得一颗土司家祖传的象牙图章。一般象牙为黄色，因年深日久，此章已呈红色，识者谓当在二百年以上。他到区上开会时，把这颗图章送给我。
4．我哥哥的同学，密友张锡天，其祖、父均为中医。其祖父在昆明行医时，满清政府“钦差大臣”到云南来，生病请其治疗。医好后，送他一枚“寿山石”的图章，红色，顶上镌刻“猴子盘葡萄”。这种石头记不清在哪本书上看过，据说是中国“四大名石”之一，与黄金等价；色泽好的，甚至超过黄金价格几十倍。据中央二台经济频道《鉴宝》栏目播出，嘉柏拍卖会上，一颗重85.5克的印章,成交价贰拾万元,每克价二千五百元。他祖父传给父亲，父亲又传给他，他与我哥哥是莫逆之交，把这颗“传家宝”送给我哥哥，我哥哥又交给我，以上几件在我心上有“分量”的东西，现在只落得个“而今已矣，夫复何言”。
自一九五五年五月“假设”我“贪污”把我拘留于看守所后（既无逮捕证，又无拘留证），白天出来查账，晚上回看守所；“案子”交到李维祺手里后，十天半月叫出来“审讯”一次，平时就关在看守所里，也不要我出去劳动。为了要我“低头认罪”，把受之于父母的“青丝”剃成个光头，这大概与满清入关时的“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一脉相承吧！
看守所里每人每月供应口粮二十四市斤，大米，蚕豆各半；每人每天一分钱的“菜金”，当时市场上最便宜的菜是萝卜，二分钱一市斤。看守所一百八十多人，每天一元八角钱，要解决这些人的吃菜问题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后来想了个办法，县供销社在屏山公园（现党校位置）办了个粉丝厂，六角钱一挑蚕豆粉渣；一元八角钱买三挑，一顿吃三桶，煮饭将县政府伙食团的残汤剩水挑来倒进去，“油”“盐”问题也解决了。犯人的希望是巴不得县府开大会，这样残汤剩水多一点，也多少有点“油腥气”。
菜金一天一分钱，当中包括油和盐；巧妇难为无米炊，不信请问炊事员。
县政府里开大会，残汤剩水不浪费；掺上粉渣煮一锅，犯人用以填肠胃。
听老犯人讲：“从来就没有一个犯人因申诉而减刑的。”原黑（七）区干部汤从智，大学生，他写得一手工整的仿宋字，至今印象犹深。由于监狱规定不得交谈案情，所以不知什么原因，一九五四年被捕，判刑五年。刑期已过四年，他对所长（何正清）说：“报告所长，我的案情不合，要求申诉。”所长说：“你写嘛，我给你转上去。”写了三四天交给所长，从此不闻不问。大概两三个月后，给他的答复是：“无理取闹，改判无期徒刑。”思想上的沉重打击，加上生活上的严重营养不良、超体力的繁重劳动，不多时，二十多岁的人走路要借助拐棍，风都吹得倒。后来无期徒刑以上的调省二监，我到禄劝申诉时曾问法院：“有没有一个叫汤从智的来申诉？”据说从来没有这么个人来申诉过，大概早已“了此一生”了。
投身革命大学生，横遭缧绁冤求伸；改判无期又饿饭，“阴国”留学趁年轻。
起初觉得自己是“冤案”，慢慢才知道，比我“冤”的实在太多了，试举几例：
茂山人童登高，入狱时二十九岁，解放前，曾当过几天“乡丁”。定罪时说有一个人被他“逼”死掉。但据推算，被他“逼”死的这个人死时，他还没有出生，真不知道还没有出生的人怎么会把人“逼死”？后来申诉还没有批回来，人已经在看守所“拖牢洞”了（犯人死了不能从门里抬出去，要从墙洞里“拖出去”）。他母亲和他媳妇背着个娃娃来看守所问，所长何正清说“调走了”，问：“调到哪里去了？”何正清说：“晓不得”。我在旁边听了真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
案由皆因逼死人，死者死时他未生；申诉未果拖牢洞，孤儿寡母谁造成？
河外（可能就是转龙）人夏文能。因重婚由区上送来看守所。他到看守所的前三天，发生了犯人在监房内烧火的事。后来开斗争会，刑讯逼供，有人问了一句：“夏文能可有参加？”被斗得死去活来的犯人顺嘴答：“参加了”，就这样夏文能被判了九年刑。外面的事或许说不清楚，可夏文能是哪一天进看守所？事情发生在哪一天？难道他还没有到看守所前，看守所发生的事也要他负责？那种情况一言以蔽之，只好叫做“昏天黑地”。
监房烧火是别人，三天之后入牢门；刑讯逼供狗咬狗，公然判了九年刑。
据《禄劝县志》载：一九五二年、一九五三年减租，退押、清匪、反霸，接着是“土地改革”，刑事案件每年审理结案二三百件，一九五五年突然上升到九百件，可杀人，纵火、抢劫、强奸、贪污、盗窃加起来才一百三十件，“其他”达七百七十件。一九五八年更上升到一千一百五十六件，当中“其他”共九百五十八件。其中有多少属于冤、假、错案不言自明。即使列入杀人、放火、抢劫、强奸、贪污、盗窃这些归了类的案件中，又有多少属于冤、假、错案，那只有天知地知了。如若不信，请看《禄劝县志》第五百八十六页：“为了简化司法程序，提高办案率”，推行“一长代三长，一员代三员，批捕，起诉，侦察、审、判一竿子插到底的工作方法”。《禄劝县志》五百八十四页中，原来李维祺的一身而三任的“毕其功于一役”，还成为“经验”推而广之了。这种“草菅人命”的做法，不知制造了多少冤魂，使多少无辜百姓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能“厚着脸皮留存下来的”少之又少；而像我这样经过漫长的、艰辛的申诉之路最终获得“平反”的更是凤毛麟角，少之更少。
一身三任经验鲜，冤假错案已过千；自诩出了红太阳，为何黑地又昏天？
从一九六七至一九九一共二十四年，总共四百零一件申诉的案件中，无罪平反的仅五例；说申诉难，难于上青天，大概不算“言过其实。”《禄劝县志五百九十一页》
二十四年算一算，申诉四百零五案，若非钢筋铁骨人，谁能推翻五行山？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犯人形容的“风吹得进来，牛拉不出去”，“铁案如山”后，如若时候不到你申诉了，不给你纠正倒也罢了，反过来“不认罪服法”、“企图翻案”或像汤从智一样“无理取闹”的帽子飞肯定戴定了，说不定还要落得个“汤从智”的下场。权衡利弊，只好把“申诉”的打算收捡起来，埋入心底，且等过了六年再作打算。
每月二十四斤的供应（包括杂粮）实在应付不了沉重的体力劳动及身体新陈代谢的需要。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南甸盖大仓时，派犯人去抬石头，上午十点多钟，一个犯人突然倒地休克，大军（警察）束手无策。这时另一个犯人报告说：“报告”大军，他这种“病”我能医好，只要两角钱买两斤红薯给他吃下去就好了，虽然两斤红薯就能像灵芝草一样可以起死回生，但即使远在天山的灵芝草，白娘子可以历尽千难万险取回来救活许仙，可眼前就有的红薯，谁又会花钱买来救“老犯人”？正如所长何正清常挂在嘴边的：“整死你，不当踩死个蛋黄小鸡？”事实上犯人的生命也真不如蛋黄小鸡，有谁会有“菩萨心肠”来解决这两斤红薯的问题？
精疲力竭肚中饥，休克皆因身体虚；二斤红薯谁救我，人命不如蛋黄鸡！
当时听说马豆沟农场（劳改农场）离县城约五公里，每月每人供应三十五市斤口粮，菜是自己种自己吃。故总想投入劳改，或许可以苟延残喘。
二
一九五五年十月底判刑，只过了四五天，总算“如愿以偿 ”，那一天共判了七十八人，蒙青眼相看，把我一个人调到马豆沟农场去。当时说，过去后一方面管理犯人伙食，一方面当生产员医生缪尔勋的助手，帮他拿药，打针，他不在时给犯人看看病。又谁知在难忘的马豆沟农场，人生又翻开了不堪回首的一页。
我到马豆沟农场时，全场犯人不足二百人，令我记忆深刻的是我去的前一个月十月份死了十一人，十一月份死了十二人，十二月份死了十三人。每天不能出工的“病号”有八十多人。那时死人也要向上面报“犯人死亡报告”。我看缪医生在“死亡原因”那一栏填的都是“心脏衰弱”。也难怪，“心脏”不“衰弱”人是不会死的，死亡原因填“心脏衰弱”也就理所当然了。
十一十二十三人，冤假错案入牢门；如今结伴阴司去，黄泉路上非孤魂。
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大军（警察）养的小兔死了一只，叫个老犯人拿出去埋了。犯人把小兔埋了转回来时向站岗大军报告：“报告大军，埋犯人的小兔回来了，”一向严肃的大军也弄得忍俊不禁。可往深处一想：埋犯人早成了家常便饭，近几个月来隔不上一两天就要埋一个，按照前苏联生理学家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学说，“埋犯人”这个强刺激在犯人头脑里反复了无数次，犯人的大脑皮层早已形成了“条件反射”。从哲学观点来说：“埋犯人”是必然，“埋小兔”是偶然，所以犯人回来时，下意识地报告：“埋犯人的小兔回来了。”这一点也不奇怪，看守所长何正清说的：“整死你不当踩死个蛋黄小鸡？”死个小兔与死个犯人大概也差不多，真叫人哭不得，笑不得，哭笑不得。
虽说“人命不如蛋黄小鸡”，死得太多了也不像话。而且，八百多亩土地的生产还得维持。后来发展到人死了没有人抬，男的早已抬不动人了；有的死人是叫喂猪的女犯来抬出去的。情况反映到楚雄专署后，专署公安处派了一个生产员医生甘禹来马豆沟农场协助治疗。其实要说“病”也不是什么“疑难杂症”，只要肚子吃饱，“病”也就不药而愈了。甘禹将真实情况向上反映后，一九五六年犯人生活得到了逐步改善，其实解决问题也很简单，农场自己生产的黄豆，隔几天磨一点，连汤带渣煮一煮就是最好的“药”了。后来犯人伙食标准提高了一点，伙食既然叫我办，我也紧打紧掐的，每月伙食如有剩余，就买成干菜、油脂转入下月，反正不让它超支。
那时余家传在农场当场长，干部民警的小伙食团由刑满释放人员，皎西土司金××的小老婆康文芬煮饭。此人原来喂猪，曾与驻场民警生了一个私生子，后来送给马豆沟农场附近的农民养，乳名叫“小和平”。大概寓意是“专政者”和“被专政者”和平共处的产物。康文芬不但没有被处分，还弄去给干警伙食团（小厨房）煮饭。其实这种情况，虽不能说“屡见不鲜”，仅在马豆沟农场也是“无独有偶”的。县城地主家姑娘郑××，当时才十七岁，几个哥哥劳改去了，院子里搬进一家民兵队长，认为有机可乘，“近水楼台”想“先得月”，打她的歪主意，无奈姑娘抵死不从。她家有个石猪槽，本来土改时也没有分给哪一家，谁知事后姑娘去喂猪时，民兵队长来和她争，说她“反攻倒算”，整来马豆沟农场改造。俗话说：“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犁上不着耙上着”，不知谁搞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了。后来据说她肚子里长了一个“瘤子”，送到罗次去“开刀”，以后就没有回马豆沟农场。其实她也是无辜的，这里笔下留情，姑隐其名。
土司府上“小老婆”，劳改队里“如夫人”；这种奇事世间少，幸有证据“小和平”。
怀胎说成“长瘤子”，流产说成“去开刀”； 卑鄙污浊事做尽，欲盖弥彰真糟糕。
话也扯远了，书归正传。这位替干警煮饭的炊事员康文芬，隔不上几天就要来犯人伙食团“借”东西，油、肉、其他干菜。我不能说“不借”，只好详细记下时间、地点、借什么、借了多少。到月底去找场长算账。谁知余场长说：“我们这个伙食团，人是流动的，从你们那里借来的东西，有些人吃吃走了，现在在这里的人，有些人又没有吃着。”
世界上不乏能“见机行事，碰鼻子拐弯”的，可我这个人不懂什么“人情世故”，“一根肠子通屁股”。碰得头破血流也不会“拐弯”，还“得理不饶人”，几次三番去找场长“算账”。当然这个“账”最终也没有算出什么结果，这件事本身，他也不好怎么说，可心里把我恨入骨髓，我也在这时暗地里埋下了“祸根。”
碰着鼻子不拐弯，头破血流满身伤；无奈江山容易改，要移本性难上难。
犯人伙食偶尔杀一头猪，腰子、脊肉、猪肝暗暗到了“小厨房”。犯人不了解情况，以为炊事员吃了，暗骂：“农场的猪没有心肝！”我们头顶黑锅也做声不得。
刮毛剖肚才搞完，肝肾早到小厨房；不是猪身少零件，皆因有人黑心肠。
那时农场大量开荒，第一季把砍倒的树除大点的作厨房燃料外，枝枝岔岔灌木丛晒干后，一把火烧了种洋芋。洋芋收了种荞子，如加点磷肥，则产量可大幅提高。六块梁子（距离农场十七八公里）产磷灰土。场里先派人去挖了筛好，然后全场总动员去运。那天我右肩生了个疮还没有出头，挑了三十八公斤，回到旧县大河边，多数人又饿又累走不动了。幸好场里煮了一挑洋芋送去，一人分了两个。回到农场后去医务室脱开衣服一看，浓、血、汗、衣服粘作一片，撕都撕不开。至今疤痕犹存。
三
一九五七年下半年，社会上开展了“反右派运动”。紧跟形势，农场也学习外面号召人“大鸣大放”的办法，叫我印了一些“申请申诉书”，场长还在大会上说：“你们案情不合的，可以申诉。”有的人不识此中奥妙，听“政府的话”写了申诉。后来知道这是“阳谋”时悔之晚矣，凡写了“申请申诉书”的无一漏网。斗争、加刑兼而有之，这也叫“引蛇出洞”吧！
河外人尹杨氏，时年三十六岁，原在厨房煮饭，家中房屋山尖上长了一窝老马蜂，她点个火想去烧蜂，恰遇民兵，蜂没有烧成，反说她想烧房子，成了“纵火犯”。听说可以申诉，请人写了“申诉书”交上去，运动开展后，在劫难逃。不但“老母牛拔桩”勒断指骨，还加了刑。
烧蜂成了“纵火”罪，号召申诉开大会。“引蛇出洞”上了当，“老牛拔桩”指骨碎。
一九五七年中秋节的晚上，农场也开始了“反破坏斗争”，先拿几个不认罪服法“耍死皮”的来斗争。可斗来斗去，晚上弄得鬼哭狼嚎也斗不出什么名堂来。
年老体衰营养缺，偏偏说成“耍死皮”，斗争会上当典型，取得经验好普及。
当时场里种了二百亩烤烟，因种烤烟多少有点“技术性”，所以固定由男女各一个组负责，每组二十人。从整地、育苗、移栽、田间管理到采摘、烘烤、分级、扎把一包到底。不知怎么说起，说这两个组是一个“集团”，后来又在“集团”前面加上“反革命”三字。还说以男组长龙正学，女组长舒陆氏“为首”。我记得斗舒陆氏那晚上，掌握斗争会的杨国金说：“今晚就是你六年刑期满的日子。”包括“五指（子）点灯”在内的什么刑法都用过来，斗了几晚上，也不知到底有什么“反革命”罪行，原来六年刑期今天满，后来又加了六年。
六年刑期今天完，偏说参加小集团；五指点灯彻心痛，加刑六年岁月长。
不知是“继承传统”，还是“创造发明”，这些刑法对今天的中青年来说都是从没有看见过，甚至没有听见过，可以说是“孤陋寡闻”。特录以备考：
老母牛拔桩——先栽一根小木桩在地上，顶端破开一点，然后用麻线把双手大拇指紧紧绑在木桩上。木桩破开处加个楔子，只要轻轻敲一下楔子，手指几乎被勒断。
点五子灯——指头上绑上烂棉花，蘸上油点燃，有的活活被烧掉一截指头。
软板凳——两膝半蹲，双手绕到前面，大拇指用麻线扎在一起；然后用一根木杠从膝弯穿过，抬起来放在两张高桌子上，有时头发上或大脚趾上还吊上一个土基。
压杠子——双膝跪在地上，有时膝盖下边还要加些碎石碴，后腿弯上压上一根大楼楞，楼楞两头站上几个人。
既非白公馆，又非渣滓洞；除了剥人皮，啥刑都会用。
记得我曾在一张纸上写过马致远的一首词——《天净沙》：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龙正学见了念过几次，斗争他时，这也成了他暴露的“反动思想”，马致远在天之灵有知，也该为他鸣冤叫屈吧！幸而他虽被斗得死去活来也没有“咬”我，农场斗了后，又送到看守所斗，也不知后来如何处理，后来就再也没有见过他的面了。
“反动思想”何其多，古词里面找得着；在天之灵若有知
如此冤屈向谁说。
随着斗争的“深入”人越扯越多，大多数是组长，原来表现较好的“积极分子”，这时一变而为“伪装积极，骗取政府信任”。一个在安宁光明农场表现好的“积极分子”李光玉，光明农场还发给他“积极分子证书”，调回马豆沟农场准备给他减刑。谁知扯来扯去，扯到了他头上，还来不及斗争他，晚上送工具进工具室时，解下栓粪箕的棕绳，吊死在工具室的横梁上。虽然犯人医生王象祖（缪尔勋医生也“反省”去了）给他做了好一阵“人工呼吸”，可最终也没有使他“魂兮归来”，死后一个“畏罪自杀”就“盖棺论定”了。恕我写顺手了，其实哪来什么“棺”，一床烂草荐就解决了。
黑云压城城欲摧，斗争大会显神威；精神压力难承受，悬樑自尽永不归。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三十日晚上，我也“在劫难逃”，当晚没有用什么肉刑，我也老老实实将情况说清楚。给我铐上一副三十二斤重的大铁镣，铁圈有小孩手臂粗，宣布“禁闭反省”。“禁闭室”也用完了，把我关在一间顺墙搭成的鸡厩里，站起来，头不能抬，睡下去脚不能伸，鸡粪臭得薰人，幸而时间长了，“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了。一九五八年的新年我就是这样“迎”来的。
鸡厩改做禁闭室，头不能抬脚难伸；鼻中鸡粪薰人臭，脚上铁镣卅二斤。
足足关了二十八天，每餐二两饭，幸而里面体能消耗也降到了最低限度。第二十八天，公安局长上去，把我放出来问我，我也照直说。局长不置是非，只说：“现在放你出来参加劳动，继续反省。”才把与我日夜相伴的大脚镣敲了换了一副小脚镣，原来管生产的犯人梅树铎也换上一副。
当时农场盖猪圈，砌积肥池，需要大量石头，就让我们到场部背后半山上打石头；工地距场部不过一二百米，也没有警察带，听场部的号音出、收工，休息。打石头是重劳动，自“反破坏斗争”开始后，伙食又恢复到原来三十五斤杂粮的水平，肉，油也见不到了。打炮眼时，八磅十磅的大铁锤一甩就是几百锤，三十五斤杂粮的供应根本应付不了。幸而打石头相对“自由”，休息时找点野菜——杉栎尖，杉栎根皮，水洋芋、山土瓜、黏山药、山葱、山蒜、山韭菜、揹海藤、兰花参，九子不离娘……一个原则：凡是猪能吃的，人也吃；甚至猪不吃的，只要不含毒性，人也吃。也计较不了什么“口味”了。在打石头处用一把烂茶壶煮一下，提回来掺在菜里以填饱肚子。
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也像往常一样，中午休息时，我们七个人，除夏文能说：“没有精神”要睡觉外，张从福、张正德、黄国庸三人朝南边去小箐挖山土瓜；梅树铎、方福民和我朝北边去老洋芋地找水芹菜。两地都是农场耕地，离工作地点也不过三百公尺，一般说只要在农场范围内，也不叫什么“超越警戒线”。也是“无巧不成书”，当天一个判了半年刑的婚姻犯杨茂德逃跑。场长余家传背了一支二十响到文笔山方向去找，空手而归，正遇我们在老洋芋地找水芹菜。他问我们：“来整哪样？”我们答：“找水芹菜，”每人手里拿一把水芹菜他也看见了。当时犯人吃野菜，工作人员，人民警察也只装作“视而不见”，并不明令禁止，他只说：“回去劳动去。”我们也就回工地了。过了三天，一样事也没有。第四天，公安局来两个民警，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其中一个像是民警队的文化教员，先叫方福民去审问，方原是崇德乡小平坝一个富农，合作化运动中被捕，判刑十年。方也只说“去找水芹菜”。审问不出什么结果，敲上一副脚镣，关进禁闭室。当天晚上开会斗争他，杠子压，炮杆撬，当即昏死在斗争会场上，拖回禁闭室，夜里也不知什么时候“驾鹤西去”了。
明找野菜诬逃跑，审讯不招事未了；斗争会上已休克，拖回禁闭三魂杳。
第二天审问梅树铎，梅解放前是县军事科长梅宗寿的“大少爷”，高中生，原判死缓，后表现较好，改判无期徒刑。此人脑瓜子相当灵活。晚上斗争他时，才开始就勒断了两根新棕索，他脑瓜子一转，“好汉不吃眼前亏”，如不“交代”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当即“承认”是“想逃跑”，还说：杨茂德是铁匠，准备给我们“开镣”；他自己会刻章，打算出去后用肥皂雕章，做假证明。凭这番“交待”免去受刑，还把责任推到我头上，说是以我为“首”。
斗争轮到梅树铎，勒断两根新棕索；好汉不吃眼前亏，要啥口供全都说。
十三号白天，民警叫我去审问，我也照实说是去找水芹菜，他们说我“不老实”，还说我是“唯心主义”，他们才是“唯物主义”。欺哄吓诈也没有什么结果，把我关入禁闭室。当天晚上，轮到我了，除捆绑外，大楼楞压在跪在地上的腿弯上，一头站上两个人。犯人中几个彝族老大妈嚇得用围腰蒙上眼睛，口里不住“啊咪！啊咪！（妈呀！妈呀！）”的叫，也不知是不敢看，还是不忍看，或者是兼而有之。第二天早上犯人医生王象祖在我伤口上抹点红药水。第二晚上又继续斗，斗争会开始前，余场长先叫几个刑期快满而又年青力壮的犯人去“动员”说：斗争会上的表现就是你们立功赎罪的表现，叫他们“努力争取”。英国诗人雪莱有句名言：“冷酷的心比残忍的手更厉害。”余场长冷酷的心，“加上争取立功赎罪”的犯人“残忍的手”，使我“二者兼而得之”。到第三天晚上，双膝膝盖骨外露，血肉模糊，已不能站立。事隔四十余年，至今疤痕犹在。
当时我想：方福民已死，梅树铎又“坦白”了，如果我“死硬到底”，虽说人命不值钱，余家传也不好向上交代，所以他是不会放手的。况且我以前找他“算伙食账”是早已埋下了“祸根”，积怨难消，这一“关”是决不会让我“滑过去”的，最后也只好承认是“想逃跑”。
刚好斗我的第三天晚上，杨茂德被抓回，我想这一下可以水落石出了。谁知被抓回后，不但没有被斗争，也没有关禁闭，还把他放回大寝室去，暗示他把责任推到我头上。杨何乐而不为，这样事情变成了以我为首“阴谋组织逃跑”。其实杨茂德在逃跑前，农场有这个“杨茂德”，我们连知都不知道，他逃跑后才听说的。
一个姓马的民警，每天早上把禁闭室门打开，逼着我扶着墙壁站起来，后来又叫我扶着墙壁走几步，逐步加长距离。过后才感到要不是他的大恩大德，我早成残废了。
一根楼楞四个人，髌骨外露血淋淋；若非民警恩情大，此身残废早造成。
二十多天后，法院审判员（副院长）李柱到农场来，叫我去问，还说：“不好好交代，组织人斗争你。”我把裤脚拉起来让他看，他也无话可说，“案”基本上已经“定”了，这不过是走一下过场而已。
皮开肉绽受刑讯，加刑四年照样定；阎王簿子判官笔，须知头上有明镜。
大约一个月以后的一天晚上，就在农场开宣判大会，只记得方福民已死无论，梅树铎原来已改判无期，现在又恢复了“死缓”。杨茂德这个真逃跑的“从犯”加刑半年；我是“首犯”加刑四年，也没有发给什么“判决书”。
第二天早上余家传把我叫去对我说：“现在加了你四年刑，但刑期可以加也可以减嘛，你好好争取，今后给你减了就是了。”我想：这一下他有台阶下了，也许以后找个借口给我减几年，事情也就了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不过是我的“一厢情愿”的幻想。
把我的脚镣开了以后，参加大田劳动，那时年轻，生理功能恢复得很快，不久又加入了到县城挑大粪的行列。
一九五八年八月一日，本来即使一个月休息一天，也应该“搞卫生”了，适逢下雨，叫我们从粪塘里挑大粪泼秧苗。为防路滑，叫女犯采些青松毛撒在路上，但到收工时还是一跤滑倒，一桶大粪把浑身浇透，只好站在水中洗一洗，就在身上绞干。也没有什么可换的衣服，就靠体温焐干。
这个余家传场长，整起人来阴险毒辣，得心应手，大概“智商”不低。下边说个小故事可见一斑。那时犯人每晚还要学习两小时，以体现“思想改造与劳动改造相结合”，每个小组用个墨水瓶，盖子上锥一个洞，穿股灯芯，一瓶水火油点两晚上。一天晚上，余场长集合犯人训话：“你们这些家伙，两晚上就点一灯水火油，太浪费了嘛！以后重新规定：三晚上两灯。”
两晚一灯太浪费，场长算盘打得精；从今另作新规定，以后三晚上两灯。
四
这时全社会投入了“大战钢铁铜”。八月二日，农场稍有劳动力的都调到甲甸山烧炭。甲甸山离县城约三十多公里，初到时的甲甸山，森林茂密，标竿似直的松树，砍几棵都因互相依靠着倒不下来，叫做“赶老哇”（乌鸦）。每人每天任务是砍五尺高五尺宽的一码，一棵树可以断十多截；除砍树外，先是挖炭窑，后来凑窑火。相邻的几个窑子一个人负责，每一星期以出窑成品炭的数量多少来比谁“先进”。到甲甸山后，连续两个月阴雨，连草鞋都没有穿的，人人成了“赤脚大仙”。晚上饭后摸黑还要运几转矿石，在稀泥陷到小腿甚至膝盖的刚收过荞子的荞茬地中跋涉。虽然阴雨，回到住处却连洗脚水都没有，火塘边把脚烤干，抹掉泥巴就睡觉了。
由于森林茂密，又逢雨水季节，遍地野生菌，随便捡一转，便可检得一蓑衣，利用烧窑的火煮菌子吃倒是相当方便。科学家说：“野生菌营养丰富，每百克含多少氨基酸，多少维生素，多少微量元素。”其实脑满肠肥者吃了的确“感觉不错，味道好极了”，但饥肠辘辘，肚子里早已没有什么“油水”而想用它来填饱肚子，那只有越吃越饿，越饿越吃，陷入恶性循环，最后吃得四肢无力，脚瘫手软。这种感觉今天的人是再也感受不到了。
满山遍地野生菌，做成佳肴鲜又嫩；将之用以充饥肠，恰似害了软骨病。
离开甲甸山后，先到角家营铁厂，后到相将村铁厂，拉风箱，背炭都干过，在相将村铁厂背炭这段时间，有两件事要说一说：
我哥哥杨天锡一九三六年父亲病逝时刚十六岁，原在昆明读书，这时断了经济来源，不得不辍学回家，先后在皎西小学、鲁溪桥小学教书，一九四零年（二十岁）即参加邵光远（字仰尧，早期中共地下党员）、刘克光（治中）、李达九（若冰）等人组织的进步活动，传看进步书报（《新华日报》《西游漫记》等），出版壁报《草原》，唱抗日歌曲，演出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打城隍》等（参看《禄劝文史资料》第九辑37—38页《刘克光纪念文集》295—296页《1939—1940年屏山小学的进步活动》）。后来在伪县政府建设科当了几天科员。一九四九年，因逃避国民党抓兵，六七月份与卓干张大本（我舅舅的干儿子）等参加了游击队边纵三支队二十五团。后来部队到茂山，适逢祖母病故，家中父亲及几个叔叔早丧，照旧风俗我哥哥这种地位叫“承重孙”。到茂山赶街的带信叫他回来主持祖母丧事。当即向团长张天祥、政委王鉴、政治部主任赵绶先请假一个月。获准后据他说：“走了几步又把我叫回去，原来头上还戴着缀有红五星的帽子，那时县城尚未解放，叫我把帽子脱了后再走。伪县长知道后派人抓捕，按政委指示到寻甸马街找部队，因情况变化我部队已转移，我又回禄劝找金（洪照）大队，到罗次找马（瑛）大队均无结果。只好躲在县城附近，联络进步小学教师，成立“文教联谊会”，出墙报宣传反独裁争民主，游击队进城后，又重新参加工作，先任一区财粮助理员，后又调撒营盘，则黑任财粮、文教助理，最后到县粮食局直属库任会计，几个运动包括“三反”、“反右派斗争”都顺利“过关”了。一九五八年肃反运动开始后在县城参加运动，经过各种审查，没有什么问题。刚要回去时，组长符廷莹问他：“你可认得杨芬？”，杨芬是崇德乡大缉麻村人，镇压反革命分子荀天明时，杨芬即被判刑，所以他的名字也出现过。我哥哥答：“认得的。”这一句话又闯了大祸，符说：“杨芬是反革命分子，你认得他，必定另有隐情，不准回去，继续审查。”七整八整（我不忍细说了）整成“历史反革命”，判刑七年也调到铁厂来背炭，我们成了“难兄难弟”。后来调到楚雄州草海农场，最后调到新平漠沙农场，刑满又留队。一九八四年屡经申诉平反时，年已六十四岁，直接办成退休。从三十八岁到六十四岁，前后二十七年，真是“一失言成千古恨”。
有一天到相将村后面焦山背炭，茂龙瓦窑村人曹贵荣，那时刚二十二岁，小伙子中等个头，黄瘦黄瘦的，不知什么原因被抓到看守所来，当然也不能闲着，赶来参加背炭。那几天正拉肚子，背了炭转来到大庙下一点的时候，大便急了只好：“报告大军：犯人解溲。”回答是：“不准！”第二次又：“报告大军：犯人解溲。”回答仍是：“不准！！”实在忍不住了，第三次又：“报告大军，犯人解溲。”大军很不耐烦地：“不准！！！”只不过语气加重了点。这时，实在忍无可忍，大便快要拉出来了，只好把炭箩顿在路边，到下面矮树丛中想方便一下，裤子还没有解开，背后一声枪响，向前一扑，当即毙命，子弹从后心穿透前心。下午组织所有背炭的犯人去开“现场会”，看“逃跑分子的下场”。还“讨论”了一阵，七耽八搁，擦黑才把那转炭背回来。饭还没有吃好，催着集中开大会，法院来宣判，当法官喊到“曹贵荣”时，没有人答应，宣判的人顺嘴念出“无罪释放”。这时离曹桂荣被打死不到十个钟头，十个钟头前已因“逃跑”罪被永远“释放”了。《禄劝县志》上法院统计，冤、假错案时，肯定没有这一“案”，因为既不“冤”也不“假”更不“错”而是“无罪释放”了。
三次“报告”求解溲，三声“不准”大军吼；方便不成饮弹殒，赦书到时魂已走。
经炭山和铁厂几个月的繁重劳动，加上营养不良，身体实在不行了，又让我们回到马豆沟农场来。但再怎么身体弱也不会让你闲着，先是坡地改田，每人每天定额由八平方丈逐步加到十五平方丈，相当于四个人一天改一亩；完不成时，挑灯夜战，前后共改出了两百多亩山田。
后来由于身上的热量入不敷出，脂肪早消耗光了，动用身体的蛋白质了，逐步发展到全身水肿，肿到眼睛只剩一条缝，皮肤绷紧，全身像后来不法商人卖的注水猪一样。到磅称上一称，六十五公斤，然后医生开些利尿药，吃下后一天一夜二三十次小便，几天后肿消了，皮包骨头，再一称，四十二公斤，足足肿起了二十三公斤，我孤陋寡闻，不知这是不是“世界记录”。
这时离国庆十周年不远了，据后来报载“九月三十日晚上九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国庆节招待会，宴开五百席，党和国家领导人，各国贵宾，党、政机关，人民团体负责人，劳动模范，战斗英雄，各行各业和知识分子代表五六千人济济一堂。倒是有点像一九五○年柳亚子老先生献给“伟大领袖”《浣溪沙》词中所说：“火树银花不夜天，兄弟姐妹舞翩跹，歌声唱彻月儿圆。”
事情都有两面性，另一面却是：当时多灾多难的祖国，像我们这种处境的“兄弟姐妹”也太多了。据后来《炎黄春秋》李锐的文章披露：一九六○年全国死了二千三百万人，一九六一年死了一千六百万人，前后不算两年死了三千九百万人。丁杼的《人祸》计算为四千四百万人，比八年抗日战争各种原因死的三千五百万人还多九百万。《炎黄春秋》二零零四年一期《从一个案例，看一段痛史》，一个信阳地区死一百五十万，一个四川省死了一千万。即使是普通老百姓比我严重的还大有人在。上下五千年，纵横三万里，既空前、又绝后。
我当时二十六七岁，应当说是“拿龙捉虎”的年龄，可肿起来后，走路杵拐棍，一根草绊一下就跌倒，一级普通的石阶也要手脚并用才能爬上去，连锄头都抬不动了，种旱谷时去丢种子，“举手之劳”，反正做到“人尽其力”。
情况继续发展，到杵拐棍都不行时，阶沿下腾出两间烂草房，搞了个“病号室”。其实进“病号室”的都是“直着进去，横着出来”，鲜有例外。这当中印象最深的有两个，一个姓施，名字记不得了，住了一久“病号室”，实在享不了这种“清福”，在场长那里还存有几块钱，那天全部取出，托场长到县城买了两盒禄劝产的“十全大补丸”，病号室住的几个人，一人送一丸，当晚用抬马桶用的杠子插在墙洞里，用抬马桶的绳子吊死了，幸好没有听见说他“畏罪自杀”。
“病房”久住身体衰，“清福”难享心悲哀；一盒补丸送同犯，草绳吊颈另投胎。
另一个河外人（转龙）马永亮，据他的同乡缪尔勋医生后来说：“他曾在滇军六十军当过连长，抗日战争中台儿庄战役时，脚负了伤，回来后，做点小生意，可能是“反革命”罪进了劳改队。此人四十多岁年纪，长得五大三粗，要在平时，吃饭要吃一般人的双倍，一餐二两饭，杯水车薪，实在难以维持新陈代谢，进“病号室”后卧床不起好几天了。那天下午五点钟左右快收工了，看见管理干部杨国金站在阶沿上，也许是回光返照，突然翻身坐起，对杨国金大叫：“报告队长：给我碗饭吃吃，报告队长：给我碗饭吃吃。”把平常一般不动声色的管理干部杨国金也叫毛了。那时饭已做好，只好叫炊事员：“打碗饭给他。”炊事员添了碗饭，夹了点菜，把碗筷递给他，他接过碗筷，三扒两扒，扒下半碗，碗丢一边，筷子丢一边，倒下去蹬蹬脚就咽气了。在台儿庄没有死在日本鬼子的枪林弹雨中，却死在马豆沟“和平宁静”的病号室，抛尸马豆沟的荒山野岭。
抗日血战台儿庄，负伤解甲做小商；如今成了反革命，饿死尸骨抛荒山。
有一天坐在病号室门口，又看见了难以忘却的一幕：一个三十多岁的女犯，脸色黄黑黄黑的，还带一个一岁多的小孩。那天中午收工后分好饭，抬到站岗的大军面前阶沿上坐下后，当着大军的面，一碗苞谷饭全部喂娃娃喂完了，她自己一口都没有吃。母爱在这里发挥到了极致，还是没有挽救这小生命，后来小孩还是死在马豆沟。埋葬老犯人的荒山上，平白增加了这具无辜的童尸，那女犯如何下落就不得而知了。
妈妈挨饿乳干了，婴儿吃奶何处找？分得一碗苞谷饭，掺上眼泪喂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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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黑干瘦一妇人，怀抱婴儿入牢门；分得粗食全喂儿，难救心肝成孤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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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写至此，难禁双泪流；人间悲惨事，到此尽了头。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军的头目阿部规秀中将，被我八路军打死在太行山黄泥岭上，当时的日本报纸惊呼：“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解放后人人都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这朵初生的蓓蕾就这样无声无息地凋谢在马豆沟的荒山上。
犯人吴映光，照现在的话说是有点“弱智”。吃饭用的半截葫芦瓢用一个喂马料的烂麻布口袋随时挎在肩上。那天出工到场部旁边那块地里铲苞谷，大概是下午两三点钟休息时，找野菜找到了地边，带他们劳动的“大军”也没有叫他，而是跑回来与里面站岗的“大军”商量：“嚜是给他干掉算了？”另一个回答：“干嘛！”不上几分钟，传来一声不太清脆的枪声。就这样，劳改队里少了一个犯人，枉死城中多了一个怨鬼，“大军”胸前可能多了一朵大红花。
肩挎半截葫芦瓢，为找野菜把饥疗；不喊不叫不警告，枪响三魂赴阴曹。
进了“病号室”已经是苟延残喘了，但人世间的事，往往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年的国庆是建国十周年的“大庆”。虽然刘少奇主席的“特赦令”没有赦到禄劝的任何一个犯人，但和全国一样，也“庆”了一下，杀了一个“卫星猪”，仅净肉就有三百四十七公斤。除公、检、法分去的以外，犯人每人有一两猪肉，一两肉也就两片左右。数量是定了，巴不得质量上分得肥一点的，半肥半瘦尚可，如全是瘦肉，则心中懊丧不已，又不敢说出口，怕别人说是“争吃打闹”。因为这是几年来吃到的两片“货真价实”的肉啊！总算做到了“普天同庆”。这两片肉虽不是太上老君八卦炉里炼出来的“金丹“，可以起死回生，可是随着国庆节后，生活稍有改善，我们这十多个也是最后一批“休养员”才“打破常规”，陆续站着走了出来。
五
从一九五五年五月我进看守所到一九五九年十一月调楚雄、禄劝劳改队，一次多到四五百人，少则一二百人，也不知向四面八方输送了多少劳动力。改造成“新人”返回家乡的为数不多，多数成了他乡之鬼。旧小说我也看得多了，旧社会不管冤不冤，不管犯了什么“弥天大罪”，甚至凌迟处死。到“死”时他应负的罪责已经一了百了，尸体可以由家人领回去埋葬。俗话说“沟死沟埋，路死插牌”。可劳改队里据我眼睛所见，死的不下百人，都是拖出去草草掩埋了事，“眼不见为净”，从来就没有给哪个犯人坟上（没有适当的名称，其实根本不像“坟”样）插过牌。以致几年后，亲人去找时，连尸骨都找不到，成为子孙后代不可弥补的“憾事”。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六日，农场调一部分人到楚雄，我也是其中之一。白天到县城集中，别的劳改单位也来了一些。除马豆沟农场外，还有文林农场、砖瓦厂、建筑队、看守所等。下午才起程，车到级山坡天就黑了，心想楚雄是州政府所在地，可能要稍好一点；谁知，“天下乌鸦一般黑”，下车后吃的那顿饭数量还没有在农场时的多。心都冷了半截，第二天是苏联十月革命四十二周年，早上广播中我还记得这样一句“冬天的阳光最温暖”，可再温暖的阳光也照不到我们的内心了。
禄劝出冰窖，楚雄入雪坑；冬日阳光暖，何能照透心。
到楚雄后，那时东瓜化肥厂正在建厂，搞基础建设需要大量砖瓦。我们去的这一起人，身体好的一人一辆手推车，从黄牛坝、丁家坝、漂白凹几个砖瓦厂向东瓜化肥厂工地运砖。当时我刚从“病号室”出来不久。肉眼衡量也掌握不了那辆手推车，只好把我们当中几个人留在漂白凹砖瓦厂。先是给砸砖的“打泥墙”，牛踩好或绞泥机绞好的泥团用手推车拉来后，把泥巴卸下来砸成上稍小下稍大的立方体，四周用叉割齐，供砸砖的取用。砸砖的定额一天一千二百块，做瓦的板瓦一千，筒瓦六百。晚上经常加夜班——挑窑顶水或装出窑。
一天吃中饭时（没有早餐，只有中午、晚上两餐），快要出工了，有犯人发现砌在露天的大灶上，蒸饭的甑脚水里因为甑底快烂了，漏了一些饭在甑脚水里，打砖组的戴永信（禄劝撒营盘人，时年约三十岁）也和其他几个犯人拿着餐具去抢捞锅底甑脚水里那几颗饭，由此还发生了争吵。大军见了，罚他们在太阳下面站着。别的工序虽有影响，但问题还不大，戴是砸砖头的，一天一千二百块的任务只能多不能少，有花头缺角的验收时还要扣除，如砸不够，晚饭就成问题了。一站就近一个小时，等大军解除处罚后，时间已经大大打了折扣，平时按部就班到收工时，一般可以完成，这时只好拿出吃奶的力气拼命赶任务，到收工时刚好完成。洗洗手，还是稍慢了一点。别人饭都分好了，这时真是累极了也饿极了，端起碗狼吞虎咽，才扒进嘴半碗，连血带饭喷涌而出，人也同时昏倒过去。送到黄牛坝饲养场犯人的医务室去医，生死不得而知，从那以后就没有见过他的面了。据年纪大一点的“老犯人”说：这种情况叫“血奔心”。一生中总算惟一一次开了眼界。
撒坝汉子戴永信，连饭带血口中喷；争分夺秒赶任务，任务完成血奔心。
十二月二十五日调我做筒瓦——打肩瓦。连教我的“师傅”华成周也不会做，他是做板瓦的，把工具交给我，在瓦模子上比划了一下样子就叫我做。不到一个星期，一九六零年元旦要“放卫星”。那天我做了五百五十筒，一千一百片，大约等于平时的两个定额。
砖瓦烧成后要“下水”，把水挑到窑顶上，渗透到窑子内部，凭藉窑内高温，水变成蒸气，把砖瓦薰成青色。白天车间劳动，晚上加班挑窑顶水；可砖瓦场本身没有水源，要到夜里去下面通用机械厂门前大水池里去偷。干部民警不出面，躲在一旁看着我们，打了水还要跑快点进入砖瓦场范围。那时我水肿还没有全消，总是落在后面，两只脚木痴痴的总跑不快，场长张炳问我：“杨天胤，你怎么了？”我说：“报告场长，我脚肿。”他蹲在我面前拉起裤脚，手指在脚面上按了按，一按一个窝窝，要等一下才能慢慢复原，他说：“明晚你不要来了。”这是我在劳改队里遇到的第一个把人当人的人。后来他也调到姚安草海农场。三十八年后，一九九八年我到姚安时，特别买了两瓶禄劝产的“蚂蚁酒”去草海农场看他，他已退休离开了草海农场，最终没能再见面，只能遥祝他：好人一生平安！
后来从漂白凹砖瓦场调到黄牛坝砖瓦场，仍然做瓦。那时大搞“技术革新”，发明了“大车盘”。车间里两堵半圆形的“泥墙”，仅留一个提瓦出去的出口，当中一根中心桩，一个十字架，十字架顶端各一个普通做瓦的小车盘，三个人操作。我记得是罗次的杨耀昌、元谋的杞国应和我。杨耀昌负责把泥墙刮平，用推扒推好一层后，把泥片包在套上瓦衣的模子上；我用瓦帽子蘸水后在上面一压一转，用泥掌蘸水把瓦刮滑，当然手上要加一定的压力，不然瓦肩头不够；杞国应把瓦提出去到门前场子上摆好，把瓦衣取回来套在模子上。最初我们三个人的任务是每天八百筒（一千六百片），随着我们技术越来越熟练，定额提到一千筒，后来又完成一千二百筒，二千四百片。我们最多做过一千八百筒——三千六百片；两大堵泥墙都不够用，采取做这堵泥墙时，另派人把另一堆泥墙打好。一天劳动下来，骨头都快要散架了，手指都差不多到了发“鸡爪疯”的程度。
晚上加班出窑，装四万八千块砖的窑子，二十八个人。窑门打开后，高温的砖头上还可以点燃香烟，一副手套几分钟就烂了，而且也没有手套补发给你。白天就找好被人丢掉的烂草鞋，最好是曾经焊满泥巴又干掉的，用来垫在双手手板心上，以减轻粗糙的砖瓦对手掌的伤害，揹砖的背上一块木板做的揹板，约四公斤重，每揹不下三十块砖头，即以每块二公斤八两计算，总重也近九十公斤。后面上砖的一次四五块砸在揹板上，心脏都感到震动。揹出来场子上后，每堆二百块码好，要码二百四十堆。那种紧张程度形容为打仗也不为过。到天蒙蒙亮，砖瓦出完，窑子打扫干净，这时窑子还是热的，第二天接着就有人来装窑了，据说热窑大概可以节约一天的燃料。
我们喝一碗稀饭，闭一闭眼睛，又是一个新的工作日，像榨油一样，一点半点潜能都被挤得一干二净，曾有这样一个真实的笑话：带犯人的干部对犯人说：“×××，你要拿出潜在力来嘛！”犯人回答：“报告队长，我连后在力都拿出来啰！”
六
大概是一九六零年六、七月份，州里开发吕河矿务局长坡煤矿，我们又调到长坡。住的地方离工地五六公里；住的虽然是小平房，但背后阴沟不通，又值雨季，地面经常是潮的。垫在地面上的稻草不消几天就发霉了，吃的一下子上了很多人，最初两个冬瓜漂汤四百多人喝；后来买了十亩甜菜，菜叶已枯萎，尽是甜菜头，上顿甜菜下顿甜菜；今天甜菜，明天还是甜菜；直到现在看见甜菜还打冷噤。虽然含点糖分，但维生素太缺乏了；不久得了夜盲症，俗话叫“鸡蒙眼”。太阳快落山时，开始是蚂螂（蜻蜒）翅膀在眼睛面前煽，过一会还能分清天是白的地是黑的；再过一阵，一地墨黑，像瞎子一样。
白天劳动是揭盖土，汽车拉几车粪箕去。可没有索子扁担，只好弯着腰，让人将上好土的粪箕摆在脊背上，少则二三支、多则四支，手搂着揹出去；天晴虽然灰大点还算好，下雨时连泥带水，那滋味可想而知。
粪箕装土背上揹，雨天泥泞晴天灰；莫道此中滋味薄，刻骨铭心梦魂飞。
后来索子扁担有了，管理也上了“轨道”，定额管理，一天一个人一百二十挑，上土的人的定额也要加在挑的人头上，就成了二百四十挑，每转都有人“发牌”，记得有时就地取材就发用墨水染过的小麻栗果。完成定额后，经验收，才能去打饭吃。
定额管理水平高，一天二百四十挑；一转一颗麻栗果，打饭之前先上交。
吃饭处倒不远，就在工地下面。饭吃好后天已擦黑了，走回住处这几公里路又成了问题。山路又七高八矮，转弯抹角的，因为眼睛看不见，只好互相搀扶着，高一步低一步，跌跌绊绊回到住地。楚雄有个叫龙元福的，回来时，半路上倒在路边就再也没有起来。
超强劳动难承当，残灯欲烬油已干；一蹶不振路边倒，望乡台上去望乡。
明明知道夜盲是由于缺乏维生素A所引起的，最有效力的治疗方法是吃点维生素AD或者鱼肝油，但处此境地，知道也只等于白日做梦。后来还是犯人医生张志建议，买了几挑黄萝卜，连叶子煮来做菜，才慢慢好转。
由于睡在湿地上，不久又染上了风湿病，睡觉时脚伸着，醒了踡不回来，踡着睡醒了又伸不开；上工地时，不但疼，还不听使唤，要到太阳照平，劳动一阵后，才好一点。
煤矿要搞基建，又在观音坝搞了个砖瓦厂，我们原在砖瓦场劳动过的，都调到观音坝砖瓦场去。因为刚建场，除建瓦窑外，就是到四五公里外的北坡煤矿拉煤。我这个曾受过毒刑摧残，又几肿几消的身体怎么能把握得住拉二三百公斤煤炭的手推车？原来的伤还没有“好了瘤疤忘了痛”，现在又不上几天，一双膝盖跌烂完掉，旧伤上又加上新伤，这种雪上加霜的滋味，至今还心有余悸。
旧刑未愈加新伤，恰似雪后又逢霜；冤海无边难泅渡，不知彼岸在何方？
一个月黑天昏，寒风刺骨的夜晚，我们十多个“不堪重用”的“病号”，只好披上烂棉絮用大卡车连夜被送到漂白凹砖瓦场为犯人设立的“医院”。人的身体要恢复过来也快，不上两个星期，人又“活”过来了。劳改队不是让你来休养的，身体稍稍恢复又送回了丁家坝砖瓦场；先打了几天泥墙，后来正式编入装出窑组，每天定额是砖一千八百块，瓦二千二百块，综合定额二千块，上下的人的任务也要加到揹的人的头上。按综合定额每人每天要揹四千块，每块生坯砖重三公斤二两，三十块就是九十六公斤，木板做的揹板四公斤，刚好一百公斤。每转三十块，要揹一百三十四转，下午四点半到五点可以完成；揹二十五块，要揹一百六十转，要到七点才能完成。再少就根本完不成任务。我那时水肿刚消，也记不得是几肿几消了，体重仅四十二公斤，我身高一米七零，瘦到何等程度可想而知，一百公斤是体重的一倍半，但我仍坚持咬紧牙巴骨，从来没有完不成任务过。
场里对犯人伙食尽量节约粮食，从来就没有哪一天“吃饱”过，饭前饭后人都是饥饿的感觉，只是程度稍微不同而已。后来堆在仓库里我们“节约”下来的大米霉变结成硬块，还是用炮杆撬了丢出去。我们才看到，我们虽然勒紧裤腰带“节约”了，但最终也没有给国家作出半点“贡献”。要说管理干部不关心犯人生活，那也冤枉他们，瓦厂大门出来右手边还砌了几个池子，培养了几池小球藻，照顾生病的。
节约粮食吃不饱，仓底大米发霉了。为给犯人增营养，培养几池小球藻。
过年了，场长从城里提了一块肉来给犯人“打牙祭”。最多也不过五公斤，两三百人，如何分到每个犯人口中，实在难为了炊事员，只好切细了、煮在青菜汤里。收工时，天已黑了，“运气”好的可能碰到一点；“运气”不好的只有喝点汤了，让人真是“食而不知其味”。不禁令人想起汉朝大将军霍去病打了胜仗，皇帝赐给“皇封御酒”，可几万人马如何分配，真难为了将军，后来还是把酒倒在泉水里，终于让几万人人人感到“皇恩浩荡，泽被群黎”。虽然时代不同了，但这也是“异曲同工”吧！现在的甘肃省酒泉市就是因为这个故事而得名的，君若不信，有史可察。
一年一次打牙祭，粥少僧多费思虑；剁细煮进菜汤里，多少有点油腥气。
七
姚安草海农场，原来由劳教人员组成的“建设团”在那里搞，后来交给劳改队，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一日还是十一日记不得了，我们被调到草海农场。我们到时“建设团”人已撤走，正值风雪天，几间破草房，难遮风雨；遍地垃圾，牛厩土墙大洞小洞的，几条瘦牛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我们到后除第一件事打扫卫生外，就是用苞谷杆捆了塞牛厩墙上的破洞。
开春后，收了几棵稀稀拉拉的蚕豆，开始了第一个战役——大战板田垡。胶性泥土，长期缺乏有机肥，土壤板结；一锄挖下去，动也动了，摇也摇了，就是不肯翻身过来。一个垡子牛大马大的，还是吊锅底，头上小，底下大；如果想“破”开一点，则又硬又绵，几天下来，双手打满了血泡，早上出工时挑开水泡，挤掉浓血，又上战场。干部也去试了一下，十多个人只抬两把撬锄，其他人都抬铁炮杆，大木杠，两三天后就再也不敢去“示范”了。我们坚持了一阵以后，连泡底下又生的“重重泡”都变成了硬茧，才算过了这一“关”。二十多天才打完这一“仗”。
为了长期打算，逐步改善干部、民警及犯人的居住条件，基建非搞不可，把我们砖瓦场来的由中路河六中队抽调到场部三中队。三中队是工副业队，除砖瓦生产外，还做粉丝、酿酒、榨油、做酱油、农机修理、汽车修理、马车运输等。
到三中队后，带我们的是大队长黄保安，中队长兼指导员徐仲明。黄是南下干部，文化不高，徐是南华师范毕业生。我特别要提到这两个人，因为从一九六二年调到三中队直至—九七九年“请放”回家，包括先是“犯人”，后来刑满释放当了“生产员”，前后十八年都由他们两个直接管理。直到我离开草海农场又是十八年后的一九九八年回到姚安，买了几瓶禄劝特产“蚂蚁酒”专程到草海农场去看望他俩及原漂白凹砖瓦场场长张炳。这时农场已改名“姚安监狱”，黄保安离休，张炳退休，先后离开草海到安宁去了；徐仲明还在那里，这时他到草海农场都足足四十年了，准备退休，农场又挽留他再干一年。他还热情地接待了我，领我旧地重游。这时工副业一样都不搞了，连苹果园、菜园都把树砍了，整个农场都种麦子。我问他：“怎么工副业一样都不搞了？”他说：“现在的犯人素质太低了，一样都搞不成。”我心中暗想：也难怪，那时多少有文化，有技术的人，在这里把“我们的青春，我们的生命，献给你亲爱的祖国”，现在是“与时俱进”，希望当时那种情况再也不要出现了。
瓦场开工后，他们看瓦场的劳动实在太重了，每天中午叫粉房给我们煮一挑“油粉”送到瓦场来，每人分给一点。“油粉”其实是细粉渣，少量难以提取干净的淀粉和水的混合物，一般用来喂猪；可对饥肠辘辘的我们来说真是“雪中送炭”，感恩不尽。
到瓦场后分配我做筒瓦，天天超额完成任务。筒瓦的定额是每天三百筒（六百片），由于天天超额完成，定额是人订的，“水涨船高”，先后加到四百、五百、六百筒（一千二百片），等于一天完成先前的两个定额。但六百筒的任务我仍然天天超额，用瓦的比例是“筒四板六”，就是说四片筒瓦搭配六片板瓦，所以一般安排三个人做板瓦，两个人做筒瓦。由于一筒板瓦是四片，一筒筒瓦只有两片，所以做筒瓦的还要再忙一点。可由于我天天超额，后来三个人做板瓦，我一个人做筒瓦，一人顶两人，瓦的比例筒瓦还超过板瓦。连中队长徐仲明都不相信，跑到车间横头大黄连茶树下用手表暗暗告验。据说平均每四十五秒钟做一筒，这一下“眼见为实”才“口服心服”。一九六四年四月一日，从出工到收工八小时做了九百零三筒，一千八百零六片，推完了高高的一堵双泥墙。这个数字是一般人的四个劳改队的三个定额，做一筒瓦差不多只用三十秒钟。当时也不知什么《吉尼斯世界记录》，不过我可以肯定地说：这个纪录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从前没有人做过这么多，今后就再也不会有人“打破”这个记录了。如果是别人做的，连我也不相信，好在证人徐仲明现在还活着。
日做筒瓦一千八，世界记录非自夸；可叹头戴紧箍帽，哪来锣鼓与红花？
后来分我去打砖，每天任务一千二百块。一个模子，一次可砸三块，要砸四百次，还要抬出去场子上摆好。每一次举起来砸下去的泥巴都在十三四公斤，一天用的泥巴达五吨以上。可我从八点出工到十二点收工，每天都完成四百二十盒，一千二百六十块。从秋收结束到第二年春耕（从头年十一月一日到第二年四月三十日），在瓦场上也就半年时间，我做的砖达到二十万块以上。几年下来幢幢砖房上百万的砖瓦上有我的指纹。
也许有人会说：自己遭受了冤枉，何必这么卖力？我也知道我干得再好，对国家对自己都是个损失，但命运既然作了这样的安排，个人改变不了怎么办？要么苟且偷生，要么玩世不恭，要么愤世嫉俗，我不愿意这样混下去，只好奴性十足地“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无论在任何岗位上，我都能干得比别人好，在干中实现自我价值，寻找人生乐趣。
八
我原判六年，加刑四年。至一九六五年五月，漫漫长夜总算盼到了头，那时我三十三岁正值年富力强的时候。宣布释放的时候，接着又加了一句“留队就业”，把我调到粉房生产粉丝。初到粉房时二十三个人一个大组，每天生产原料五百市斤，劳动十三四个小时，出粉率和粉丝质量都很低。
先分我去挑水，一天挑两百多挑，反正五百斤蚕豆做粉用的水都由我一个人供应；出粉丝时，包括粉灶上的用水。后来动脑筋，用打谷机上的旧滚筒装在一个架子上，安装在水塘边的水井口上，用两支木桶一上一下地打水，倒进涧槽，流进粉房。又想起瓦场上用水用拉龙拉。一根钢管，一根拉杆，拉杆头上加个皮碗，钢管顶端装个橡皮活门，利用唧筒原理，一拉水就出来了。最后索性建议队部，从后面水库引水，利用落差把水搞成自流。这样用水问题彻底解决了，不需要专人负责了，我才真正进了粉房。
磨粉用大石磨，人推，边推边下豆瓣。后来改用马磨，泡好的豆瓣倒在磨上，磨眼里插几支筷子，以调节粗细。后改用电磨，用皮带带动，最后用粉碎机，大大节省了劳力，提高了工效。泡豆时间也按季节，根据不同的水温，豆瓣的大小，逐步摸索规律，出粉率，粉丝质量大大提高，并减少了人工，减少了劳动时间及劳动强度。
粉房最过硬的劳动是打粉丝。先用一小块小粉用少量冷水搅化，然后冲进一盆沸水，边冲边用芡棍（五六根小竹棍）搅匀，这叫“打芡”。搅到冷一点（人手能忍受为度）后，加入小粉用力揉匀。瓦盆外还要套一个大一点的木盆，盛沸水保温，冷天还要换热的。两个人操作，面揉好后，一个边揉边把揉好的粉团加进另一人手中的粉瓢里。粉瓢是底上通三四十个小圆洞的铜瓢，左手端稳铜瓢，右手背用力硬敲下去。粉丝由瓢眼漏出落在下面大锅里的沸水中，边落下去边煮熟漂起来。另一人用筷子捞进冷水中冷却，再由另一人拿到外面场子上挂在竹竿上，在阳光下边揉散边晒干。如打粉时用的力气小了，或轻重不一，或频率慢了，则粉丝出来就粗细不匀或者断掉。粉面的干湿程度，芡的清稠，温度的冷热，芡与粉面的比例，揉的时间短了揉不匀不行，时间过长芡又“醒”了，失去黏性，粉丝会断掉；加上打粉的手法，不但出力气，还要边干边动脑筋，所有条件都调节到最佳程度，才能保证粉丝的质量，这里面还有一点辩证法。如果不动点脑筋，有的干了十多年，还是只能“打下手”，掌握不了规律，永远当不了“师傅”。
由于打粉是用手背打，虽不说用尽全力，但也要用百分之八九十的力气敲，只要几天下来，手背肿了。别的劳动，手心起老茧，打粉丝的人，时间长了，手背都快起老茧了。一百多斤原料的小粉一盆，两个人换一下就打完了，一天大概要打十盆左右。
啰哩啰嗦写了这些，原因是从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九年，差不多十多年的“金色年华”都消磨在粉房这个“水牢”里了。除春秋二季参加大田劳动外，很少例外。而且这种落后的手工生产方式，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的发展，逐步为先进的生产方法取代，以后的人见不到也将慢慢地听不到了，所以啰嗦了一下。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农场也实行了“军管”。场里派驻了军代表，生产员相对于犯人来说要“自由”一点，这时也管的越来越严了。一般没有什么理由是不准离厂的，里面流行一句话：“劳改有期，留队无期。”就是说留队多少时候是没有规定的。这时已是三十四五岁的人了，只好在姚安县城附近农村找了个对象。那时找对象也难，自己还处在“劳释分子”的地位，又在严格的管制之下。场里有个姓朱的队长（姚安城外朱大桥村人），他还有一个说法：找贫下中农是“勾引贫下中农”，找地主富农是“勾结地主富农”。从《语录》第八条“最高指示”：“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天上神仙可能不受此限制，可除了董永，又没有人能碰上七仙姑。
贫下中农叫勾引，地主富农叫勾结；照此逻辑来推理，结婚总得犯纪律。
由于长期表现好，黄保安大队长一九六七年五月四日准了我五天假回去结婚。五月五日结婚，这天是马克思诞生一百四十九周年纪念日，这种情况在草海农场还是绝无仅有的。家距农场约十公里，十天半月休息了，请准假才能回去一转。
当时生产员算“农工”即“农业工人”，工资分六级，从低到高，月工资一级二十一元，二级二十四元，三级二十七元三角六分，四级三十一元伍角。农场没有四级以上的。由于一贯表现好，在粉房又是干技术活，一出来就拿三级工资。家里岳母、妻子、两个妹妹虽说都参加劳动，可一年下来还要倒补口粮钱。由于家里是富农，风调雨顺的年成还好一点，如遇天干就可怜了，即使评供应也是最后一等，或者干脆不评给你。一个劳动力一年要做一个月的“义务工”，多数是修水库，挖大沟，自带口粮，一年要白白劳动好几个月没有一分工分。所以除政治上受压外，还要为衣食发愁。“文化大革命”进行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又拿我们来开刀，认为生产员工资高了，一律降到每月十八元。我记得大概是从一九六九年一月份起，工资即按此标准执行。
留队人员工资高，改革当中先动刀；廿七降为一十八，鸡脚杆上把油熬。
无论在瓦场还是在粉房，春耕秋收都要到农业队去劳动。记得一九六七年六月份到中路河（六队）去拔秧，定额每天每人三百把，凭我的手脚也不难完成。那天臀部生了个大疮还没有出头，拔起来实在吃力。到晚上，一个叫李增培的问我：“杨天胤，拔得几把了？”我说：“二百八。”他说：“你到埂子上休息去，我帮你拔。”他帮我拔了二十把。完成任务后，恰逢场里拉秧的马车要回场部，我们跳上马车在机耕路上七颠八簸回到队上。饭后到医务室脱开裤子一看，浓、血与裤子粘得紧紧的，撕都撕不开。旁边有人说：“刘医生（刘志琳），这种情况也该给他开个假条了。”刘志琳写了个“休息两天”的假条，我交给黄保安大队长，他在上面批了个“此假准予休息三天”，开一天假条批准休息一天，开两天假条批准休息两天也算是“天官赐福”了，像这样“打破常规”的事，恐怕也是绝天仅有的了。
一九六八年后，冬春生产多数我都在粉房，成了粉房里“挑大梁”的人，不但技术上把关，原材料调入，成品、半成品调出，生产的日常记录、统计都由我负责，月底报表也由我报。时间长了，干部对我们也完全放心了。粉房、酒房、油房都在一个大院内，场部派了一个彝族干部普自林常住大院内。但此人酗酒成性，常常叫酒房的人帮他“焐白酒”，白酒焐好后，以加点“二酒”的名义，把烤酒时刚出来的七十度以上的“冷气酒”接一些掺进去，人来客往用以招待，他自己更是“小小酒杯天天醉”。此人一九九八年我到农场去玩时，听徐仲明说已因肝硬人病死。
十天半月队上干部过来看一转，因为这几种生产各有各的规律，所以作息时间根据生产需要自己掌握。你不管干着、睡着、玩着他们都不说。月底给队部一份报表，主要是加工了多少原料，出粉率，各级粉丝的比例，出入的原材料及成品半成品数字。那时每十天休息一天，一天生产一千斤原料（多为蚕豆、少量碗豆），每月最多生产二万七千斤，出粉率保持在百分之二十九点八到百分之三十点七之间。甲级粉丝占百分之九十八以上，是全省第二，全州第一。场部队部因“领导有方”拿了不少奖状（因为奖状挂在队部，有时到队部去看到。是否还有别有什么“奖”就不得而知了），我们搞得再好，也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一年到头结合“年终总结”评奖一次，分一二三等奖，犯人一等奖奖金三元，二等奖二元，三等奖一元。生产员高一点：六元，四元，二元。后来叫我们生产出口粉丝，后又因劳改单位不搞出口产品而作罢。现在我还保存的原始记录：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日至一九七八年底，共加工原料一百三十二万一千二百二十五斤四两，平均出粉率为百分之二十九点九九，最高达百分之三十点七二，共出粉丝三十九万六千三百一十七斤五两，如把这些粉丝一根根连结起来，长度将超过二万公里。
一九七三年三月，起正祥（原永仁县工商局局长，右派），因劳教时挑柴在大姚永丰水库边休息时，打死了水库中一只鸭子，被判刑七年，后又留队生产，与我同在粉房。
死个鸭子七年刑，加上留队已半生；等到右派得改正，夕阳含山近黄昏。
到罗次对门山脚下的大狮马村一个部队办的粉丝厂去参观——取经，那是军队的“五七干校”。全套设备由北京清河农场运来，生产过程也全部用机械，仅车间里运转的皮带就专门用一个人把皮带蜡熔化了浇在皮带上。虽然“全盘机械化”，但人均工效还不及我们，学来也不现实。我只把和面机和打粉机照十比一的比例画成草图带回，由我们队上的机修车间照图生产。经多次调试，终获成功。不仅大大提高了工效质量，也彻底解放了手背脊，打粉再也不用手背敲了。用手背敲时一天累得皮塌嘴歪，只能打几百到一千斤蚕豆的小粉，这时我们五个人每天生产一千斤原料，只需要劳动五六个小时，三千斤原料的小粉一天加一个夜班就可以打完了。
有时临时人有变动，还参加酿酒，榨油，做酱油，后来这几种技术也一项项地掌握了。
“文化大革命”中，每逢中央开党代会、人代会或毛主席有什么“最新最高指示”发表，马上就要“紧跟形势”把黑板报、墙报刷出去。这些事，队部大多叫我做，各队还组织人来参观，取经。记得有一次学习“社会发展总趋势”，我所作的“学习总结”曾令各队来取经的人赞叹不已。
“批林批孔”运动中，场里组织大会专题批判，记得我分到的题目是批林彪的“天才论”。大批判那天，干部、民警、生产员、犯人大约一千多人。记得我的发言中，除从理论上阐明“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道理外，还举出实际例子：潜水工人胡宝玲创深潜水世界记录；解放军战士赵普羽用针炙治疗聋哑；山东蓬莱团结公社团结大队党支部书记，农民姚士昌把花生根部的土刨开“清棵蹲苗”，增加根部的光合作用，提高了花生产量；用这些实例来说明“真知来源于实践”。最后归结到林彪提出“天才论”的目的是为了篡党夺权。发言后，由军代表总评，发言稿写得最好的是我和五队（花椰村）女生产员杨翠薇。这个杨翠薇乃国民党《中央日报》记者，伪南京市市长的小姨妹。这位市长的妻子、儿女早已送台湾去了，南京解放后当了战犯，特赦后，当上了政协委员。由于年龄已高，杨翠薇已留队，后来放她出去招呼她姐夫去了。我当时还有点“沾沾自喜”，后来才知道，这不过是“文革”期间，“四人帮”炮制出来的一场荒唐闹剧，目的是借工农兵学毛著，搞科研之名，打击知识分子。可当时这场闹剧的主角姚士昌，曾爬到全国人大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的高位。
一九七三年有一天晚上，军代表，场部、队部的干部都来听我们的学习发言，我鼓起勇气，打破了怕说成“不认罪服法”“企图翻案”的顾虑，把我整个“案情”在他们面前从头到尾倾诉。他们当时也没有表示什么态度，直到平反后的一九九八年回到姚安时，去找我们从前队上的中队长兼指导员徐仲明玩，他才告诉我：“七三年听了你的发言后，场部曾派人和我到禄劝法院去，把你的档案调出来看，当时就知道你这个案子是错案，我们曾写成材料交禄劝法院，请他们纠正，另行裁定。但当时法院处于瘫痪状态，没有人管这个事。”其实即使不“瘫痪”，谁又会来管这个事？这时候到我屡经申诉得以平反的一九八六年，时间又经过了十三年。
一九七六年到四队（何家村）参加秋收，割倒大片稻谷。九月三十日，我们三队下去的和当地四队的组织竞赛，一组十一个人一台打谷机。三个人把割好的稻谷把抱到打谷机旁，两个人挑谷子到路边，过秤后上马车，两个人递谷把，两个人踩打谷机打谷子，两个人在后面捆草，后面这六个人打两挑谷子轮换一次；抱谷把的还要把捆好的草拖出去晒好，上午打了五十挑谷子，下午打了七十挑，除皮后，净重一万二千零六十六市斤，比电动打谷机打的还多。四队打了一万一千斤，算面积也每台打谷机打了十多亩，作为国庆二十七周年的“献礼”，也是我们最后放的“卫星”吧。要说明一点的是我们这个“卫星”是乌龟跌在石板上——硬磕硬，靠汗水拼出来的，不是像当时很多卫星是“吹“出来的，也不是弄虚作假“造”出来的，即使成为“历史”，也是经得起“检验”的。
这一年是我们国家多事之秋，为祖国为人民赤胆忠心鞠躬尽瘁的周总理，戎马一生德高望重的朱德委员长，“伟大导师，英明领袖”毛主席相继辞世。天安门前的“四五运动”，七月份的“唐山大地震”震动了中国也震动了世界，最后“十月金风扫落叶”一举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
盼望着，盼望着，被颠倒了的历史，早一日颠倒过来。
九
一九七九年五月决定把我“清放”回家，此时我年已四十七岁，从进看守所到此时是二十四年，单草海农场也在了十八年。连草海农场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如我当时写的一首诗中所描写的：

（前略）
三月豆麦翻绿浪， 九月水稻似金黄；
沟渠处处通， 水库闪波光；
桃梨满树挂， 苹果枝压弯；
遍地鸡鹅鸭， 满山马牛羊；
马达在欢唱， 电灯放光芒；
汽车拖拉机， 日夜在奔忙；
笔直的草海河， 修起了水闸桥梁；
宽阔的汽车路， 绿树成荫一行又一行。
荒滩变成块块条田， 草地建起幢幢砖房。
田边修起抽水站， 地上竖起高压杆。
祖国支援来自东西南北， 农副产品运往四面八方。
（后略）

十八年也不知在这块土地上洒下了多少汗水，幢幢砖房有我的指模，块块条田有我的足印；四千六百多亩土地，哪一块没有渗透过我的汗水？
年初在粉房劳动时，抬面板进粉房，脚下一滑，结结实实砸倒在水泥地板上，头也昏了，也不知道他们是怎样把我弄到医务室的。据医生检查是“右颧骨凹陷性骨折”（这个部位女性叫“胭脂骨”），足足休息了一个月。这时正是中国对越南进行自卫还击作战时，每天早上听听广播；生产队还每家交一块腊肉作“劳军”用。不过，肉还没有收齐，解放军就“班师回朝”了。直到我“清放”回家时，还感到头昏，右边牙齿咬嚼困难，由于这个原因，总总共共给了我一百多块钱，在当时大概可买两三小马车柴。这是我劳改十年，留队十四年半辛勤劳动的“等价物”，还不到我劳动创造价值的千分之一。
“清放”回家后，起初还以为，总算离开了劳改队，从此可以“海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了。谁知情况并不如此，在劳改队时人与人之间互相“彼此彼此”，倒还没有什么“低人一等”的感觉，从“清放”回来第一天起，“劳释分子”的金冠像孙悟空的“紧箍”一样早已稳稳戴在头上。只是有一点与孙悟空的“紧箍”不一样，孙悟空戴的要唐僧不高兴了念“紧箍咒”头才会疼，我戴的这种“紧箍”不念“咒语”也疼，甚至不单头疼，全身都有一种蹬不掉，甩不脱，解不开，挣不断的感觉。有点像旧小说中的“捆仙绳”，不过“捆仙绳”再厉害，也不过暂时起点作用，不论哪本书上也没有见说能“捆”几十年的（有的甚至还有“遗传基因”，能影响家人亲属子女）。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可它如影随形，把人压得处处矮人一截，也不知要几千年“道行”才能炼出如此厉害的“法宝”。写《封神榜》《西游记》的作者想象力也够丰富的了，但这种新“法宝”早已超出了他们的想象力。就连“伟大领袖”的同学肖三老先生也叹曰：“八十老翁何所求，紧箍咒里恨悠悠。无情闷棍千钧重，何日轻装庆自由？”
所幸“劳改大学”里所学的技术这时还是有作用的，我所在的大龙口大队，有一个大队办的“综合场”，除酿酒和做豆腐皮外，还搞粉丝生产，苦于找不到一个“师傅”，经人牵线找到了我。不过我可没有什么“自主权”，只好让他们和生产队商量，讲好的条件是：每月五十元工资，其中四十元交生产队，供吃、住，队上每月给三百六十个工分，参加队上分配。那时生产队每个劳动日（十个工分）所值也不过二三角钱，也就是说交给队上四十元，分回来时已经十元不到了。
后来姚安县农机修理厂因生产任务不足，也搞了个粉丝厂，把我从大龙口综合厂“挖”了去，干了不多久，因场长贪污被揭发逮捕，粉房也停火了。
那时我已年过五十，在家闲着也不是办法，约了几个人，去离家十五六公里的太平铺租了个瓦窑来烧，借了点贷款买了两条老水牛来踩泥巴。六七个人，“老板”是我们，“苦工”也是我们。从头年秋收，到第二年春耕前，五个多月时间，平均一个月也不过百十块钱，税局还三番五次来逼我们“交税”，后来每人交了二十块钱才算了事。也没有给我们“税票”，这区区“税款”大概成了他们的“辛苦钱”。
栽完秧后，又到附近村子帮人做砖瓦，拿“计件工资”。本来做砖瓦是年轻人的“活计”，虽然在劳改队里也曾“一显身手”，但现在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人说：“好汉不言当年勇”，莫奈何，也只好“发挥余热”了。
虽然戴着“帽子”，可在队上的时间长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大队干部来队上组织选举队领导，群众异口同声要选我为队上的财务保管员。看得出来，掌握开会的大队干部老大不愿意，可群众投票结果我遥遥领先，群众意见又不好推翻。一九八二年七月三十一日还参加了大队（乡）召开的“农民代表会”，我一九五零年七月曾带领禄劝县农民代表参加在昆明召开的“云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到今天恰好三十二年。想起了伟大领袖一九五九年六月写的《到韶山》照录于此：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到韶山，离开这个地方已有三十二周年了。
别梦依稀咒逝川， 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 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 遍地英雄下夕烟。“

彼三十二年也，此三十二年也，彼一时也，此一时也。那个三十二年，由一个平头百姓成了伟大领袖；这个三十二年，由一个国家干部成了“劳释分子”，不知是不是冥冥之中的命运安排，不禁感慨系之。
其实队上哪来多少钱给你“保管”，可可怜怜的几文现金，被队长，民兵营长用来雇车到山区拉洋芋来换大米，几张白条子交给我，另外倒欠了一屁股两肋巴的债，直到包产到户时卖了耕牛，保管室都赔不清，还分摊到社员头上。
一九八五年十月份经人介绍到昆明市大普吉“云南省建筑材料工业学校”看守实验室。去后学校行政科长韩利清有什么事都叫我帮他办。年底，他对我说：“你有文化，有工作能力，在这里干不合算，我给你另外介绍工作单位。”那时，昆明市西山区在长坡（距昆明十八公里）兴建西山钢铁厂，副厂长殷渝生与韩利清是邻居，又是好友；厂里有五百多工人，计划要成立一个职工食堂，叫我去负责这件事。虽然是白手起家，但由于厂领导重视，我们食堂八九个人，除一个老师傅沈宝发外，都是些年轻人，高、初中毕业生，有两个职工家属。根据情况，有的事大家干，有的事专人负责。如会计、出纳、保管、采购等，只要他（她）们不出什么差错，我就算完成任务了。那时购粮用粮票，可用粮票买粮，粮库还要倒贴钱，多数粮店都不想卖。向外接洽多是我出面，如安宁县粮食局、西山区粮所、和平粮所等都是经常要跑的地方。这点工作对我来说是“驾轻就熟”，搞得顺顺当当的。干部、职工、食堂内部都很满意，厂长还许诺：“干到退休年龄，照样发退休工资给你。”后来我平反回禄劝后，还给我寄来感谢信。所以说一九八六年是比较舒心的一年。
一九七八年，邓小平复出后，尤其是三中全会后，从前是寒凝大地，现在虽不说坚冰在解冻，但多少有了一点春的气息，我决定开始申诉。那时禄劝属楚雄州，申诉书不但寄到州、县两级法院、检察院、公安局；还多次到禄劝法院催问。后来，禄劝划归昆明后，又加上省市两级。比较负责的收到后寄来一张打印好的复函：“你的申诉书已转禄劝县法院。请与他们联系。”有的单位，不管寄多少去也是“泥牛入海无消息”，音讯杳无。直到一九八一年，法院寄给我一份“裁定书”：“一九五八年加刑四年属错判，一九五五年“贪污”一案仍维持原判。”这个“裁定”对我一点作用也没有，劳改留队二十几年，即使有什么神力，也不能“鲁阳苦战挥西日”了。
虽然“清放”回家了，我仍然“锲而不舍”继续申诉。可法院总是欺哄吓诈推拖压。后来找到原任禄劝县委书记、县长，现在省人大常委会的陆介福，他住在国防路二十号省人大常委会宿舍区院内。他说：“那时我们只顾抓生产，对你的问题，我也不够深入，我也有错误。既然现在还没有给你平反，你把申诉给我一份，我给你题上意见转到禄劝去。”他妻子那永秀，我在禄劝卫生院当会计时，她在里面当护理员，也插嘴说：“那时他（指我）年纪轻，胆子小，会有哪样问题。”后来给了他一份申诉书，也不知他转到没有，我平反后还到他那里去谢了他。
欺哄吓诈推拖压，十八般武艺学到家。明眼一看知冤案，硬要顶到八字八。
这时的禄劝法院院长杨成元，是我幼时同学，还是同班的，找到他，他恨不得把我推出门外，似乎是怕我身上的“晦气”影响了他的“官运”。我说：“我不要求你什么，你只要按实事求是的原则办就是了。”他手向外一摆：“你去找刑二庭。”后来又说：“你的问题，不给你落实，你又天天来找；给你落实了，工作、户口、粮食样样都麻烦。”我有两个问题至今没有找到答案：身为县法院院长的人，怎么会说出这种话来？说出这种话来的人，又怎么能当上了县法院的院长？邓小平、胡耀邦也是“多此一举”，让这些人“冤沉海底”算了，我杨大院长岂不落得个耳根清静，少了多少“麻烦”“无事一身轻”了吗？也不知国家人民用“皇粮”养这种人干什么？用来喂猪喂狗还起点作用。
卅年冤案不平反，院长一语破天机。管他犯人死与活，老子落得清闲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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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白白是冤案，平反用了七年半；自诩武艺十八般，白吃人民大米饭。
就在尚未落实的五月份，我申诉近八年了，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我想我该说的说了，该写的写了，该做的做了，真感到有点“黔驴计穷”。管他收得到收不到，直接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
“小平同志：‘同志’这个称呼，我已经被人为地剥夺了三十多年，但我自信我可以用它。你是十几亿人民的总书记，而我是十几亿分之一，在这架天平上有多大分量我很清楚。所以给你写这封信，我思想上真是千回百转才下定决心的。我的问题很简单，但严酷的现实摆在我面前，在我们国家宣传法制，建全法制的今天，像我这样的问题都要逼到给总书记写信这一步，未免有点讽刺意味。但这确是事实，千真万确的事实，人生有几个三十年？看过我的申诉，当知我这三十年是怎样过的。
我现在五十三岁，梦寐以求的是摆脱强加在我身上的枷锁，心情舒畅地为党为人民贡献余热，我的愿望能实现吗？”
信寄出那天晚上，胡思乱想，久不成寐，翻身起床，把想到的写在日记本上，现照录如下，给当时的思想留下一点轨迹：
“法”体现了统治阶级的意志，也是体现了统治阶级的最高利益；反过来 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最高利益，最好的做法是“依法办事”。而某些执法者在搞扩大化，轻罪重判，甚至无中生有，千方百计人为制造冤、假、错案，在“执法者”内心自以为维护了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后果恰恰相反，不是维护而是损害了这个利益，即便眼前表现不明显，但历史地看是会“报应不爽”的，这种人凭借手中人民赋予的“权”与“法”作掩护，实际上干着‘杀良冒功’的勾当，与历史上扼杀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刽子手所干的何其相似乃尔。“
本来已经决定给我平反了，一九八六的八月份还打电话到西山钢铁厂，说有几个问题要问我一下，到刑二庭，许魁开口就问：“你说你没有贪污，有什么证据？”我说：“事隔三十多年，我不可能叫你们再去查我的账。可当时州、县两级财政科、卫生科检查组的‘检查报告’还在你们档案里，应该是可以作证据的。‘检查报告’上我倒底‘贪污’了多少？反过来说，如果你们能拿出我贪污一分钱的站得住脚的证据，我所有申诉撤回，今后再也不找你们的‘麻烦’了。”庭长武天文才说“现在准备给你落实了，你回去等着通知。”
这一晚又是辗转反侧，第二天日记上记下：
“我的一生，有点像《西游记》。被错误处理时，判决书像如来佛的手掌，一反手压了三十多年，虽然比孙悟空的五百年来是微乎其微；但我是人不是神，不能长生不老，逃不脱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不要说几个轮回，半个轮回就“再回头已百年身”了；而“落实政策”又有点像唐僧西天取经，一路上妖魔鬼怪，魑魅魍魉又何其多也。他们都以“护法使者”的面目出现，但炼就的“法宝”却千姿百态，千变万化，欺哄吓诈推拖压。唐僧有孙悟空等三兄弟忠心耿耿，诸神护佑，菩萨指点迷津，到了灵山，还舍了金钵盂，才求得真经。凭唐僧单人独骑，不但到不了灵山，恐怕早做了妖魔鬼怪长生不老，飞升天界的灵丹妙药了。而这些妖魔鬼怪，虽以各种面目出现，有僧有道、有山大王、有小百姓、有妇女儿童，神通广大、变化无常，其来历有佛门弟子，也有神佛豢养的披毛畜生，或者与佛门沾亲带故的，虽然也有禽兽草木修炼成人形的，但比起这些思凡下界的来到底要略逊一筹。“
取经的何止唐僧师徒，但经不起十磨九难绝大多数落得个抱恨终身，冤沉海底，再有什么掀天巨浪，“沉渣”也不可能“泛起”了。而有的历尽艰险，达到的也不过是“小雷音”而已，我知道的有好几个农民出身的，费尽千辛万苦，平反了，得到的是三百块钱的“冤狱费”，这就是九死一生，家破人亡，半生超强劳动的等价物。
不朽的文学作品是现实生活的镜子，社会现象纷繁迷离。而透过镜子就像照妖镜一样，妖魔鬼怪无不原形毕露。
三十多年的冤案平反，本应该“感恩戴德”“三呼万岁”。但我则是欲哭无泪，欲笑无声，想当年青丝如黛，而今日白发盈头，十年刑期，九死一生；十四年留队，千辛万苦，七年回乡，忍辱含垢。古语云“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又云“法网难逃”，而三十一年则是既非“天网”又非“法网”，却被“不法之网”紧紧束缚。流落异乡三十年。人说：“五味人生”独独没有甜味；又说：“五彩人生”恰恰少了红色。政治压迫、经济剥夺、精神折磨、肉体摧残、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已到了血肉之躯所能承受的最大限度。
匈牙利诗人斐多菲写道：“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而我却是“三者”都快抛完了。
年青时候唱的一首歌：“快来吧！同志们！挺起胸，抬起头，我们向祖国宣誓；我们的青春，我们的生命，献给你——亲爱的祖国。”青春百分之百献给祖国了，生命也大部分献给祖国了，又谁知却是这种方式。
奥斯特洛夫斯基写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曾说过：“人生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回忆往事，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卑鄙庸俗而羞愧。临终之际，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
冤海无边难渡泅，阳司十殿任遨游。“金色年华”消磨尽，剩得一把老骨头。
三十一年多的生命就是这样度过的，我没有什么值得悔恨的，也没有什么感到羞愧的。
头戴紧箍帽， 身缚捆仙绳；蹬翻八卦炉，不愧天地人。
十
俗语说，“躲脱不是祸，是祸躲不脱”。既然“躲不脱”了，进监狱也好，下地狱也好，什么“罪”什么“罚”，自己承受。我哥也“躲不脱”了，我们哥俩承受也罢了，但事情并不如此简单。
我父亲杨正邦，上世纪二十年代在昆明市成德中学（现昆明市一中前身）读书时，与李鑫，张经辰，浦光宗等同学。李鑫一九二六年八月在广州受毛泽东推荐回云南建党。一九二七年四月任滇军第三师（师长朱晓东）政治部主任，我父亲曾到政治部工作。根据父亲同学，一九二八年曾任中共临委委员，省学联负责人，解放初期任省交通厅副厅长的浦光宗回忆，“当时到政治部工作的都是共产党员”。
一九二八年我父亲任《云南民众日报》主编。省临委委员，学运三人领导小组成员的雷必兴（雷同，雷溅波）后来回忆（《我所知道的杨正邦同志》）：“我于1928年在支部会议谈到《民众日报》副刊编辑时，万学文同志说他是一个党员，我因此认为他是一个党员。”
在我父亲主编的《云南民众日报》副刊工作过，解放后任云南省文化局长、省文学艺术联合会副主席、党组合副书记的陆万美在《隽永的忆念》一书80页文中明确指出：“《云南民众日报》具体负责的杨正邦、刘尧民、王有元都是共产党地下党员。”根据以上材料，我哥哥平反后，曾要求落实我父亲的早期共产党员身份。当时陆万美已死，但他写的《隽永的忆念》一书已由云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一月出版；浦光宗解放后曾任云南省交通厅副厅长；雷必兴曾任昆明市群众教育馆馆长；他们都已年过九旬，还亲笔写了证明材料，并由他们单位盖章证明其身份。材料交到县委组织部后，推说我父亲当时是省报主编，起码要省、市一级才能解决。报告到了省、市一级后，又转回禄劝县委组织部落实。如果我兄弟二人不是“难兄难弟”的话，父亲的纪念碑早矗起来了。正由于我兄弟二人人微言轻，禄劝县委组织部以“事隔五十多年，原在一起的老同志大部分已逝世，难予查清”，经县委组织部一九九三年四月二十三日会议讨论认为：杨正邦同志在读书期间到返回禄劝前，投身于革命，做了有益的工作应该肯定，但不能认可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参看《禄劝文史资料第五辑》86——93页）。
浦光宗、雷溅波、陆万美三人的证明都是经他们原所在单位云南省交通厅、昆明市群众教育馆、云南省文学艺术联合会盖章认可的，禄劝县委组织部一句“难予查清”便给否定了。
我要问：假若我父亲不是共产党员——
1．他会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说，几十年后还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吗？
2. 能到都是共产党员的第三师政治部工作吗？
3. 能提出：“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的革命口号且组织人夺反动派的权吗？
4．《云南民众日报》编辑部有好几个共产党员，如果我父亲不是共产党员，能成为主编吗？
这些问题恐怕禄劝县委组织部也很难自圆其说。

我妹妹杨琼芬，一九五一年参加工作，时年十六岁，一九五四年曾任青年团安宁县机关支部副书记，一九五六年申请入党，党员大会全票通过为候补党员，由于我哥俩的原因，县委书记硬是不给予转正，直到一九八一年，胡耀邦关于平反冤、假、错案的指示下达后，妹妹向市委组织部申诉，几经周析才落实她的党藉，党龄仍从一九五六年一月起算，可这时她已五十岁，离退休不远了。
几十年中，除了哥哥和我互相经常通信外，姐姐妹妹都不敢给她们写信，怕“影响”她们，以致她们都以为我已经不在人世了。
十一
古时候形容唱歌唱得好的，“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可我这一曲“悲歌”的“余音”又何止三日？
原来判我徒刑的李维祺，后来划为“右派”改正后，这时已离休。我开始申诉，几次回禄劝都碰到他。他明知我申诉，我也没有找他。是不是找他的问题我也几经考虑，这种“良心被狗吃了”的人，去找他，他可能认为你找他的麻烦，如果“案”翻过来，他岂不是丢了“面子”，说不定他背后作点“手脚”，干脆让你“永世不得翻身”，那样问题反而搞“复杂”了。我平反后，有一次在法院门口又遇到他，他把我领到他家，倒了一杯茶，说：“对不起，你这个案子，当时就晓得是错的，其他审判员都不愿办。我是副院长推不脱了，上面有压力。”好一个“对不起”，就像在公共汽车上人挤不小心踩了别人的脚一样。可我这三十多年的“金色年华”是怎样度过的呀！就换来这么一声“对不起”！走出大门时，旁边的律师事务所里坐着几个人，他还大言不惭地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办的错案了。”似乎他平生只办过这一件“错案”，其他都是办得百分之百正确一样。其实他那手里的笔那时就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刀”，阎罗殿里起码有他制造的上百冤魂。现在公然是“离休干部”“副高律师”，封建社会说镇压人民的刽子手“用人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他也不例外。
制造冤案是自己，大笔一挥整死你；三十一年平反后，轻轻一声“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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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败名未裂，家破人不亡；钢筋铁骨在，冷眼对豺狼。
《关于我省落实统战政策情况和今后工作的意见》中明确规定：
“按照中办法（一九八六）六号文件”对于被错划右派或文化大革命前受到其他错误处理，平反改正后，生活确有困难的，由其现在单位给予适当补助，平反后恢复了原工资级别，但明显偏低的，在工资制度改革，逐步理顺工资关系中，地方或单位应予适当照顾。少数有突出贡献的，应当按照他们的贡献和实际水平，确定其工资待遇。
一方已复查平反回到城镇，配偶不论在农村或小城镇的，应不受户口指标或本人职务，学历等条件的限制，尽快解决其分居或城镇户口问题，未成年子女也随同迁往。“
清退查抄财物的工作，上述文件规定：“由被查抄时本人所在的地方或单位共同负责，现本人所在的地方或单位协助进行，所需补偿经费，行政单位由地方财政拨款解决，有困难的可向上级财政申请增拨落实政策经费补助。”文件规定倒是一清二楚，三明四白，可实际是怎样“执行”的呢？
先说“困难补助”按文件精神写了一个“申请补助”的报告送到院办，院办转卫生局，卫生局转法院。法院副院长沙毓才说：“你的要求是合理的，文件倒是有这个规定，不过我们禄劝经济困难，行政部门连工资都发不下去，上面的文件后面又没有附支票。”我也弄不清楚，是不是上级发文件，后面要附上一张支票，规定才能兑现？文件后面没有附支票也能成为“不执行”的理由？请问从中央到省、地、市、县所发的千千万万份文件，后面附“支票”的有几份？照这逻辑推理，岂不是都可以不执行了？想不到这话竟出自西南政法学院高才生之口。何况他自己也有过当“右派”的切身经历，难道这么快就“好了疮疤忘了痛”了？
后来才知道：据说省财政厅为此准备千多万元资金，准备解决这个问题，而各县为了掩盖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的事实，同时也为了减少“麻烦”，以致虽然平反了，有困难既不补助，该退赔的又不退赔，他们就是这样“解决问题”的，受害者蒙在鼓里，找谁诉说去？难道叫我大事小事都“告”到邓小平那里？
由于“家”在姚安，距禄劝二百五十七公里，既然妻子，女儿转出来，就得“搬家”。可医院的“总支书记”朱宗耀竟说：“你这不属于工作调动，搬迁费不能报销。”我说：“幸好在姚安，如果像封建社会时候‘充军’充到黑龙江，即使平反了，还能转回来吗？造成这个情况到底是谁的错？”后来他还说：“我们也是按政策办。”忘了问他是中央几号文件？后来还是会计吴映科说：“哪有这种道理，你拿来，我给你报。”总共也不过九十多元钱。
中央改策顶呱呱，到我头上白拉拉；要想全面来落实，水中明月镜中花。
工资问题我从不过问，发多少，领多少。后来才发觉，我“工龄”比别人长，职称和我一样的，工资反而比我高，甚至和其他人的差距越拉越大。找到卫生局，负责人事的把我领到人事局，人事局一查，说：“是的，是给你算少了，今后调整工资时，给你理顺过来。”既然这样答复，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可直到退休仍然是别人的工资像胡子，我的工资像眉毛。又找到卫生局人事股，耿建文说：“你把退休证复印给我，我帮你去查。”复印件送去，又问他：“要不要写个报告？”他说：“不消。”七等八等到他工作调动时，仍然没有“查”出个结果。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一日，我又写了个报告，并把我参加工作后的工作情况，均已在（《禄劝文史资料》第五，第八辑发表）以及冤案的形成及平反的情况作为附件附上，二零零三年一月二十二日卫生局将报告转到劳动人事局，先是借口这样工作忙，那样工作忙，逼到八字八，王晓波说：“你虽然工龄长，但在你受冤的几十年中，别人几年晋一次工资，但你没有晋着。”言外之意是：工资比别人低，也是必然的。我就是不相信这样的“道理”。到昆明找到原省委组织部干审处处长，云南省落实政策办公室主任梁文龙。梁与我是同乡，在武定省立师范读书时是矮我一班的同学（我是正师三班，他是正师四班）。他说：“这个问题，原来发过文件，等我查着文件告诉你。”去大观楼玩了一天，照了相。回到禄劝不久他就打来电话：“一九九四年省工资制度改革小组，机关事业办公室，云南省人事厅发过一个文件：《我省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制度改革若干具体问题的规定》，叫他们照文件第五十八条规定办就是了。”我到人事局一说，王晓波从文件橱中翻出一个《文件汇编》，找到上面说的文件，第五十八条是：没有明确职务或已明确职务低于此办法的退休干部，退休时工龄满三十五年及其以上的比照正科级标准增加退休费。可我一九九三年退休时工龄为四十三年零伍个半月，当时为什么不照此规定执行？工资福利科李光武理屈词穷竟说：“我一个小小办事员，处理不了你的问题。”找人事局局长，才开口，他听说是工资问题，马上说：“你找工资福利科。”后来又把我支到社保局，卫生局人事组的杨国军说：“你的职称已不是正科级的问题，你是讲师级。”我说：“讲师行政上算什么级？”他说：“等于副处级。”可明摆着的事实是：副处级工资竟还没有六十年代参加工作的炊事员、清洁工高。脑体倒挂也不至于如此。可他们又说：“工资系列不同，不能比。”过后有人向我建议：“对政策的理解不同，你可以找找信访局。”报告写给信访局，又转到人事局，一跨三个年度到了二零零四年，他们干脆表示不想给我解决了。有人向我建议继续向上级写报告，我想难道又要我像申诉时一样，报告写到党中央？夫妻分居问题倒是“按政策”解决了，可转成城镇户口后，原来的土地交回生产队去了，单位说她年龄超过三十五岁不分工作（当时我们县一个副县长的老婆，年龄早过了三十五岁，工作照分不误），这一下弄成了“扁担挑水两头塌”。那边土地交了，这边不分工作，无抓无拿，这政策不知是对我“照顾”还是支人上当？总支书记安排她打扫全院卫生，外加两个厕所，每月四十五元钱。让她气得哭了一晚上“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我当我的农民好不好的，要把我转出来，可现在总想过了几十年屈辱日子，落实政策可以“扬眉吐气”了，又谁知是这么个情况。以后回到姚安，村中的人问起，怎么向人开口？后来后勤科叫她去养猪，临时工做了七年。到我退休时，我说：”不要干了，钱少不说，还要受气。到现在成了一无所有的“家属。”
要“补助”不行，可从前没收我的东西，即使原物不在，也应该多少赔我一点。何况“文件”已有明文规定，可当时“没收”的东西，要说是抵交贪污款，档案里又没有任何记载，且我经手的账早已全部算清，也不需要赔哪一笔钱。问李维祺，只说：“记不得了，记不得了。”整个案子是由他一手炮制的，州、县两级检查组交了“检查报告”撤走后，包括起诉、批捕、审批、判决、没收我的财物都是由他一人经手。“一长代三长”，一员代三员的“先进经验‘是他的发明专利，整个“案件”从头到尾没有什么“第三者“插手。东西下落，不言自明。俗语说，“狗吃馒头心有数”， 我不想把他比做狗，但我的东西再少也不止一个“馒头”。堂堂县法院院长难道连狗都不如，吞到肚子里连“数”都没有了？
当初整人黑透心，没收财物私自吞；狗吃馒头心有数，绷紧老脸“记不清”。
从前封建社会还出现过“李离伏剑”的事，法官错杀了人自请以死抵罪，皇帝已经免其死罪了，他还自杀谢罪，那是办案办错了。可这位“法官”白肉上生疔，生生造个假案，把我关起来，东西侵吞了，现在连脸都不红红，也不知他的脸皮是什么特殊材料制成的？后来，看了一本李宗吾写的《厚黑学》才体会到此公心黑脸厚，已炼到炉火纯青之境，只是“心黑”目的是“升官“，“脸厚”目的为的是发财。落实政策中不追究个人责任，他倒是 “有恃无恐”了。难道这就是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副院长沙毓才则说：“过去的事情不要说了，你现在恢复了工作，慢慢会好的。”
像李维祺这种“用尾巴写历史的人，自己边做坏事，边用尾巴把它一扫而光，不留一点痕迹”，美其名曰“向前看”。但事实就是事实，抹不去也掩盖不了。这种人像马克思《法兰西革命》一书中的梯也尔一样应该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幸好我一九五四年一张定额存款单四十万元（旧人民币）、一张经济建设公债券五十万元，作为我“罪证”还保存在档案里，武天文打了个证明，盖上法院公章。公债券归人民银行管，人行收了公债券后说：“公债券只能按面额兑。”五十元本金加五年利息十元，共兑给六十元。定额存款单归工商行管，专门派了一个人算了一天，算得八十多元利息，本利共一百二十多元。两项加起来一百八十多元，我存款和买公债时，两者（九十万元）刚好是一两黄金的价钱，三十二年多利息加上，还不到二克黄金的价格。前苏联经济学家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一书论到“利息”那一章中曾说：耶稣诞生那一年存入银行一个铜板，以一分复利计算，到他写《政治经济学》时，连本带利有地球那么大一块金子（暂时找不到原文，大意如此）。我说：“不对，如果当时存入地球大那么一块金子，到现在一个铜板也不值了。”这是我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得出的结果，如若不信，以上铁的事实可以作证。后来不知怎么有人听到点消息，托人来问我“还在不在？如果还在，愿以一台彩电相交换”，那时不要说彩电，一台黑白电视机都是紧俏商品。出钱不说，没有点“门路”还买不到。“彩电”更像如今的“大熊猫”“金丝猴”一样属于“珍稀动物”，谁听了不“垂涎三尺”。可惜“存单”和“公债券”已经“黄鹤一去不复返，水流千古空悠悠”了。
列昂节夫是马列宁主义经济学家，现在才知道“政治经济学的真理也不一定”放之四海而皆准，还需要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符合，“毛泽东思想”。
刑满后又留队生产，何时真正“释放”？谁也说不清楚，只好在附近农村结婚，这在当地叫做“上门”，是不奈其何的事。家中两个妹妹和妻子外，还有一个老母亲，此时已年近八十，照风俗习惯对老母亲的责任是“生养死葬”。我回县医院后，只好把老母亲交给妹妹抚养，按月寄给生活费，生病时交医药费。一九九零年忽接电报，“母亲病危”，刚把妻子安排走，接着又一封电报，“母亲病逝”。
回医院后，分我干总务工作，上面还有一个顶头上司“后勤科长”管着，在劳改队里十天半月还有一天休息搞卫生，干总务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上班，想请个假回去看一下，答复是：“没有人代理”。人不准走，可安葬费用都成了问题。财务科长张发惠见我急得团团转，好心好意地建议我说：“老杨，你这种情况实在困难，可以申请点补助嘛。”她的提醒，使我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写了个申请递到院办。谁知这一下又闯了“大祸”，院办、党总支、职代会领导（恕不提名）三堂会审，说我钻头觅缝，找他们的“麻烦”。我只好说：“你们补助不补助算了，我又没有犯什么错误，何必来个‘三堂会审’？”结果不欢而散。
情况既然这样，停灵在家里，等不到我寄“安埋费”去，家中只好向农村信用社借了两百块钱的贷款，好歹把老人送上山。过了两年去还贷款，还了二百八十多元。
有一天听说那边有个“老干部活动中心”，心想：我十七岁从中师出来参加工作就是“干部”，十八岁当大区财粮助理员，二十一岁负责全县卫生系统财务工作（这些经历已在《禄劝文史资料》第五，第八辑先后发表），现在四十四年，六十一岁退休了，与我同时参加工作或在一起工作过的，除几个地富子女外，其他如在屏山工作组的孔德璜后来是云南省烟草公司党委书记，邵长鲸是楚雄洲林业局党委书记，局长。鲁尔癸是省教育厅办公室主任。我在屏山工作组时，他在六角屯小学教书的同学梁文龙是云南省委组织部干审处处长，省落实政策办公室主任，与我同一天参加工作的在武定师范读书时低我三个年级的同学杨瀛，是文山洲财政局长，在皎西区一起工作过的张志，是省水利水电厅财务处长。兴冲冲跑过去玩玩，一问才知道活动中心“只接待副科级以上的”。这种招待“官”的地方，岂有你立足之地，只好灰溜溜地“夹着尾巴逃跑了”。
卫生局的名册上，我名字后面“职称”那一栏填的是“讲师”。我问杨国军（卫生局人事股长）：“讲师算个什么东西？”“他说：“讲师等于行政上的副处级。”真奇怪“副科级”可以接待，“副处级”拒之门外，这叫什么“逻辑”？真不知道花名册上这个“讲师”有什么用？经济待遇上不如“炊事员勤杂工”，政治待遇上不如“副科级”，公然还有人解释为“工资系列”不同。从前曾听说过“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脑体倒挂事实果然如此。不知道是不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我小时候看过《精忠说岳》，教人要立志“精忠报国”。解放后，教育人要“五爱”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当然由于种种原因，不是做得最好，但无论在任何一个岗位上，包括劳改前、劳改、留队、平反后各个阶段，我都毫无保留，殚精竭智，甚至像前面我提到的那个犯人说的：把“后在力”都拿出来了，总以为在任何岗位上都是为“祖国”作“贡献”，现在回想一下，其成果大都是“甚空忙，到头来为他人作嫁衣裳”，无论你动了多少脑筋，出了多少力，做出了多少成绩，功劳都归在“上边”的“领导有方”上去了，怪就怪在怎么别人干时他又“领导无方”了。
电影《大清炮队》有一句台词：“我爱大清国，可大清国爱我吗？”老舍《茶馆》中常四爷的一句话：“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
电影《苦恋》也有一句台词：“我爱祖国，可祖国爱我吗？”
从《大精炮队》到《茶馆》到《苦恋》到《我的金色年华》，从封建社会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尽管社会制度几经变化，时间跨度几百年，社会发展了也进步了，怎么生长在伟大祖国的人，总是发出同一个问题，哪年哪月哪天才能真正做到“我爱祖国，祖国也爱我”。这个问题像屈原的《天问》一样永远不会有人答复。
陈独秀五四前后发表的《爱国心与自觉心》反复说明爱国心与自觉心的关系。“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人人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处，其国存之无可荣，亡之无可惜”。“人民权利，载在宪章”。人民有爱国心是“爱其为保障吾人权利，谋益吾人幸福之团体”，人民建设国家，“其目的在保障权利，共谋幸福”，是故不知国家之目的而爱之则罔，不知国家之情势而爱之则殆。“国家”在马克思主义语汇中，是指国家机器，或者说指“执政的”团体架构。在陈独秀这里，人民与国家的关系不仅是主从关系，人民是主，国家是从；人民至上，不是国家至上；而且简直就是交换契约关系，你保障我的权利，为我谋福利，我就爱你，为你尽义务，否则就是罔（糊涂的）或殆（危险的）。
这话是一九一五年前说的，但即使今天读来也还是新颖的。《炎黄春秋》2004.1.P71。
自己从小就爱自己的国家，向国家献出了整个青春，自由、爱情、几乎“献”出了生命。对照陈独秀的话来评价自己：既不知国家之目的，又不知国家之情势，这种爱既是“糊涂的”又是“危险的”，正像宋代岳飞“精忠报国”，战场上出生入死，把“爱国”思想发挥到了极致，结果落得个“风波亭”的下场。从他身上，我们就应该吸取的是“经验”还是“教训”？所谓解放者，意为解去束缚，毁掉镣链，可自己却被有形无形的镣链束缚了一生。
自小热爱咱祖国，祖国何尝来爱我；金色年华牢狱过，赤胆忠心被销磨。
有人说：党之所以“伟大”就在于“知过能改”；古语也说：“人孰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只消听听我“悲歌”的余音，大概可以作“过而能改”的注脚。
经千辛万苦，历千难万险，自以为取到真经了，可念经的不知有几个是“歪嘴和尚”？如来佛祖，你知道吗？
左倾机会主义者与王明，一生错误多多，但他说的两句话，我倒是体会深刻：“儒知世上仁者少，佛识人间苦事多。”
有一天，拿了本书信步转到林业局背后山坡上，荒草丛中一堆坟，还立了一块墓碑。原来，曾对我说过“赵氏孤儿，切齿不忘屠岸贾；伍员烈士，鞭尸犹恨楚平王”的余家传“同志”，早已“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墓碑上的联语），把对诸葛亮的评语用来评这种人面兽心的家伙，真是“牛头不对马嘴”。我只有心中暗暗祷告：方福明、李光玉，现在他也到了阴曹地府，阴司的法则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若有不报，时间未到。现在时辰到了，你们找他算账去吧！
一天遇水电局工程师张照民，他称我“杨老”，我写了一首打油诗给他：
蒙君杨老来相称，蹉跎岁月秋复春；俯仰不愧天地人，淡泊宁静度余生。
曹雪芹《红楼梦》中有一首诗：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谨改二字作本文结语：
满纸肺腑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杨天胤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五日 八稿。

附注：
文中人名均用真名。有死去的，多数还活着，本想用××
□□□来代，但又想，假如二十五史的作者因种种原因而“甄士隐，贾雨村”（真事隐，假语存）的话，还有什么存在价值？死者无论，生者尽可对证，如有半句虚言，甘负法律责任。
后 记
作家邓贤在《流浪金三角》一书二百九十页中说：“历史好比树根，每只毛细根须都有到达主干的可能。文学是人学，历史是人史，关注个人命运才有可能到达历史核心。”依我看历史就像一棵大树，这大树地上部分和地下部分同时存在，就像矛盾的两个方面一样。地上是枝繁叶茂，花红果香（当然也会长蛀虫和寄生草），地下部分不但支撑着整个地上部分，像菩萨座下呲牙咧嘴的力士一样，而且还要不断从泥土中吸收营养，吸收水分源源不断向上输送。古往今来的历史，写地上部分的可能占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写地下部分的不到百分之一。这原因我想是地上部分处于光天化日之下，即使有正面反面总会有人看见反映出来的，而地下部分则处于暗无天日的环境中，四面八方受到紧紧束缚，再加上“讲得清的，你们天天讲，讲不清的，你们总不讲”。随着时光流逝，那些“自绝于人民的”、“心脏衰弱”的、落得个“逃跑分子的下场”的、“畏罪自杀”的，上天堂或下地狱去了；而像我这样“厚着脸皮活下来的”，大部分水平有限，即使想写也无法写，有的又“心有余悸”，害怕是否会有一天又来个“秋后算账”。我今年七十三岁了，“曾经沧海难为水”，况且写的目的不过是“将亲身遭遇应该真实、公正、平允、客观地写下来，给后世留下一点宝贵的千金难买的教训，愿悲剧不要重演。（季羡林先生语）
有人把监狱比做地狱，依我看“地狱”虽有十八层，当权的阎罗王还遵循一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原则，只要“为人不做亏心事”，就“半夜不怕鬼敲门”。而监狱里不乏种豆子的收获苦瓜，另一些当权的虽然布下荆棘种子，开的却是鲜花。“地狱”的原则在这里被“反其道而用之”，蒙冤受屈的“整死活该”。制造了多少冤、假、错案，可以说双手沾满了人民鲜血的李维祺之流，院长照当不误，离休后还成了省律师协会的“理事”（他自己说的）。照此推论，如果周兴、来俊臣复生，大概可以当“主席”了，整死多少人的刽子手余家传，死后仍然是“中共党员”“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生前更不会有人批评他一句，更不会有人来“请君入瓮”了。人啊人！两者都是“万物之灵”的“人”，都是有幸生活在“新社会”“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下的“人”！
《知识窗》二零零一年八期载：“美国纽约州的伊多•齐默尔被判谋杀一名警察，在监狱中度过十四年，后发现新的证据被释放，其时年已六十六岁，有关当局为此赔偿他一百万美元”。
《东西南北》二零零四年第九期十八页载：“湖北枣阳市原市长尹冬桂涉嫌受贿判刑五年”，武汉某报报道其爱贿八万元，后来法院判其受贿六万元，认为“数额有较大出入”。二零零三年九月十九日委托丈夫向报社索赔精神损害抚慰金四十一万元，另索赔经济损失八万元。贪官在狱中打名誉权官司，杂志评论“它标志着中国法制建设的一个进步”。
重阳节看电视：驻伊拉克美军士兵伊万•弗雷德里克，因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待囚犯事件，被判刑八年。我所亲历亲眼见的“监狱虐囚事件”其残忍程度可谓世界之冠，谁受过一句批评？三十一年多来，人应该享受的一切“权”都被损害殆尽，政府赔偿我一分一厘了吗？
傅鹰说：“运动的偏差大小与离北京的距离成正比。”但愿别的地方不是为此，但处于“天高皇帝远”的我（们）的确有“有冤无处申，有苦无处诉”之感。
有人看了我的文章说：“假若我们处在你这种情况下，早就活不下来了。是什么思想支持你活下来的？”我与大家一样都是人生父母养的，像我这种人不是也不配是什么“特殊材料”制成的，我只好用高尔基的名言来回答他们：“生活就是为生存而斗争。”
科尔夫人说：“生命在自由中才能开出鲜艳的花朵。”像我这样一生的黄金时代都被剥夺了自由的人，生命的花朵早在它应该开放时凋谢了。像一株玫瑰花，不要说花，连叶子都在风吹雹打霜欺雪辱中凋零净尽。现在剩下的只有刺了。
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是“存在决定意识”。很难想象，马克思如果“存在”在我这种情况下，还能产生出什么“意识”？
原捷克共产党中央委员尤利乌斯•伏契克在盖世太保的监狱中，面对死神时在《绞刑架下的报告》里，语重心长地呼唤：“人们！我爱你们！你们要警惕！”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主义祖国，千千万万像我一样的生者和死者，难道是因为他们没有“警惕”吗？
父亲逝世六十多年了，当年在国民党“白色恐怖”“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险恶形势下，义无返顾地加入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用笔作刀枪，与反动势力作英勇斗争。如果父亲在天之灵有知，就在同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他的两个儿子的遭遇，真不知该作何感想。
卅载黄绿黑白，半世苦辣酸辛；满纸嘻笑怒骂，撰写“金色”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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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任他涂抹， 滋味由我品尝。
吐尽心中块垒， 请君勿笑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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卅载五行山下压， 半世八卦炉中烧；
曾经人间三昧火, ① 领略官场两面刀；②
红花绿叶委地尽， 硬枝尖刺朝天翘；
斑斑血泪凝成文， 后世权作警钟敲。
注：① 犯人、生产员、劳释分子 ② 欺上压下

杨天胤
地 址：昆明市禄劝县医院
邮 编：651500
电 话：0871-8915740


许良英：幻想•挫折•反思•探索（中）
——波涛一生的心路历程
自投“阳谋”罗网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后改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3天后，我听到科学院副秘书长杜润生历时4小时的详细传达，深受鼓舞，因为讲话的基本精神与半年前我在《科学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第五章的思路完全一致。当时我强调：“只要不是反革命分子，都应该有关宪法上规定的各种自由权”。“人民内部，不可能什么事都是一致的，特别是思想认识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分歧和矛盾，而解决思想上的矛盾，只能用说理、批评和教育，不能采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因为思想是‘禁止’不了的；相反的，应该让持有各种思想的人（只要他不是反革命）畅所欲言，在发扬民主和自由争论的基础上，来克服这种分歧和矛盾。”
12天后，我又听到毛泽东3月12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录音，主要是谈“双百”方针问题。他说：“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办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可是，7个月后，在10月13日最高国务会议上，言而无信的毛泽东却把这个“推而广之”的账算到“右派”头上。）这次讲话再三表明，他对于贯彻“双百”方针的决心是十分坚持决的。讲话中又提出整风问题，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改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要求“一切立志改革的仁人志士”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精神，向共产党人提批意见。
为了宣传他的“鸣放”政策，在宣传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一连召开了4个座谈会；会后去杭州，一路上又讲了四次。这些讲话要点，我大都及时听到传达（通过中宣部科学处），每次都感到振奋。3月20日在上海的讲话中，他重申“双百”方针可以涉及政治领域，“在涉及政治性的是非问题上，只要不属于反革命一类，也应该让他们自由说话。”他甚至驳斥电影局王阑西所说的“百花齐放”要鼓励多放香花，避免放毒草，说，“要避免毒草”本身就是毒草。这句话使我五体投地。
4月7日中共中央发布开展整风运动指示，号召党外人士消除顾虑，无保留地向共产党提批评意见，即所谓的“整风鸣放”。当时要求党内外之间“拆墙”|“填沟”、“通气”。毛泽东此前在上海对党的干部说：“要跟他们（指党外人士）讲真心话，不要讲一半，还留一半在家里讲。”4月30日他还对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说：大学里如果大家对党委有意见，可以考虑取消：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可是一个多月后，凡是发表过同样意见的人无一不被打成右派！）
在种种极端感人的坦诚的言辞的反复动员下，素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和”士为知己者用“的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了报答这个千年不遇的盛世圣主，都毫无顾忌地开怀畅言，使1957年5月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热闹的“鸣放”局面。从5月初到6月7日，报上什么意见都有，甚至连要杀共产党的话也登上了《人民日报》（以后知道这纯属断章取义的歪曲捏造）。这个时期，我每天花4个小时读报，并曾去北大看大字报，企图分析研究鸣放放出来的各种意见，从中找出人民内部矛盾中的基本矛盾和当前的主要矛盾。当我获悉我以前工作过的中国科学院编译局（1954年改组为科学出版社）有人在鸣放会上骂我，说以前的编译局是受“许良英王朝的统治”，我并无反感，觉得别人把心里的怨气都吐出来总是好事。
由于我长期以来对共产党的和毛泽东的盲从迷信，根本不可能有偏离共产党的思想。 因此，在整风鸣放期间，我不仅没有“放”过任何所谓“反党”的言论，相反在听到这类逆耳的言论时，我都要予以反驳。例如在一次哲学所党员骨干座谈会上，有个老党员提出，科学院的主要矛盾是“外行领导内行”，我即表示反对，认为这实际上是否定党对科学事业的领导，而当前科学院的主要矛盾是“客观任务大，主观力量小”。在场的多数党员都不同意我的意见。
就在我沉迷鸣放的热潮的时，做梦也想不到，6月8日突然变了天。一个多月来天天以大量版面报道各地各界人士对共产党各种尖锐批评意见的《人民日报》完全变了脸，从社会论到第8版，摆开了凶狠的架式，对那些批评进行全面的反击。社论《这是为什么？》发出耸人听闻的危言：“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战”！这个晴天霹雳对于一年多来由“双百”方针所带来的喜悦是一个致命打击。我怒不可遏，认为这会使党失信于民，很可能是那些反对鸣放的干部背着毛泽东干的，因为毛泽东在2月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中说过：对于“双百”方针，“高级干部中10个月9个不赞成，或者半赞成，或者不甚通。”于是我就以“捍卫毛主席路线”的忠诚党员自居，公开反对反右派斗争。
在6月13日和14日哲学所两次党员骨干会上，我都是第一个发言，以十分激动的情绪，把心中的不满全盘倒了出来。认为《人民日报》的突然变脸，既失信于人民，也是不道德的，连起码的民主也没有。鸣放是我们反复动员他们放的，而且反复声明“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怎么可以言而无信，把提意见的人当作敌人？同时我竭力为那些受围攻的民主人士辩护，认为他们对民主革命都有过贡献，是我们生死与共的朋友，怎么可以对他们无情无义？
会后，我进城（当时哲学所在中关村）找了于光远、郁文（院党委书记）、范文澜（中共中央候补委员、邻居）、潘梓年。他们告诉我，反右斗争是毛泽东亲自策划的，理由是右派利用整风向党进攻。既然如此，我觉得自己是错了。随后读到一个月前（5月15日）毛泽东写的党内文件《事情正在起变化》，原来在鸣放还没有达到高潮时，就已经布置了反右运动。他说右派“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是“喜欢吃人的鲨鱼”。他估计在各单位的知识分子中，右派大约占1%到10%。
由于我公开反对反右运动，我成了科学院的第一个右派。8月1日，科学院借用北大礼堂召开全院批判大会。《人民日报》于7月29日和8月1日一再刊出批判我的报道。报道中最引人注意的是说我造“中央分裂了”的谣言。事实上这不是我造的谣言，而是听清华的一个朋友说的。他说：搞反右斗争毛泽东是不同意的，是刘少奇、彭真等人一定要搞。我不相信这句话，因为我认为中央最高领导层中不可能有分歧。我不敢把这句话随便转告别人，只是在自己交代检查时向哲学所党组织汇报。想不到，哲学所“整风领导小组”为了加重我的“反党罪行”把这句话变成是我说的，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这条假消和卢，被英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80年代任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主任当真，在他1979年出版的成名之作《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1989年出了两上中译本，分别由河北出版社和求实出版社出版中，竟以此来证明毛泽东与刘少奇从1957年就开始“不和”。我觉得荒唐可笑，去信向作者指出，他听不进。
反右运动开始后，毛泽东得意地称自己策动鸣放和反右的方针是“引蛇出洞”的“阳谋”，右派是“自投罗网”。我大概是自投罗网者中是了愚蠢的一个，是我对毛泽东愚忠的报应。反右果真是阳谋吗？果真如毛泽东及其追随者所说，当初提出整风鸣放是真心实意的，只是因为右派趁机向党猖狂进攻，才不得不予以反击？这种说法，我原来是相信的。可是以文革初期读到红卫兵印发的毛泽东讲话文集中，他于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后收到1977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发现那时毛泽东就已经向党内高级干部布置了反右运动，一个月后的人民内部矛盾讲话，以及随后的宣传工作会议和整风鸣放，都不过是“引蛇出洞”（最初叫“蚂蚁出洞”的阴谋。请听他的原话：“苏共20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各样议论，不要共产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他们有这么一些思想，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微话就出来了。”“他们不搞什么大民主，不到处贴标语，还不晓得他们想干什么。他们一搞大民主，尾民就被抓住了。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同时，他还泄漏了“双百”方针的天机：“毒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能处在被统治的地位。”原来在他的心目中，马克思主义以外的任何思想，永远只能是驯服的奴隶；所谓“争鸣，”不过是双簧滑稽剧。可我不知就里，把他对外说的话当真，以为中国将出现春秋战国时期，以及古代稀腊和欧洲文艺复兴以后的学术繁荣。
回故乡当农民
1958年3月1日下午，哲学所整风领导小组宣布对我的处分决定：我被定为“极右分子”，受第二类处分，即撤销一切职务，监督劳动，送黑龙江密山国营农场劳动，每月发29元生活费。（最重的是第一类处分：开除公职，劳动教养。）我认为自己革命十几年，只因为几天的错误就真的被当成反革命，思想不通。加上我1944年起腰部患上严重的关节炎，经受不住东北冬天的严寒，于是选择了“自谋生路”。我回到家里，爱人王来棣（原浙大地下党员，1952年调近代史研究所）一连哭了两个晚上。那时她已经怀胎十月，结果孩子死于胎中。在她一个月产假满了，即以包庇我的罪名被开除党籍。为了不再连累她和和两个年幼的孩子，我决定回老家从事农业劳动。
1958年6月8日，我离开北京，启程回到故乡，开始从事体力劳动，用劳动工分来养活自己和年迈的母亲。我是怀着认真改造自己的心情回到故乡的，那时正逢“大跃进”的高潮，到处热气腾腾，我也受到感染，情绪因此比较开朗。故乡的农民对我很宽厚，他们说：“什么右派，不过说错一句话！”我到故乡后两个月，《人民日报》报道湖北麻城出现“天下第一稻”，早稻亩产36,900斤，我兴奋不已，可是同生产队的农民不相信，我与他们争辩：党报难道还会说假话？何况报上还有4个小孩坐在稻穗上的照片！几年后知道这是假的，党已作了批评处理，这又使我相信共产党知错必改，容不得半点虚弱，对党的迷信反而更深。
1961年3月，我摘了右派帽子，回北京看望妻儿，又找到科学院党组织。党委书记郁文告诉我：党组认为当初对我处分过重，将考虑让我回到科学院工作。目前全国都在精简下放干部，科学院要下放干部，科学院要下放上万人，我只能暂在农村等一等。我回故乡后，临海县政协即邀请我每年列席县政协和人大的会议。
1962年8月，哲学所自然辩证法组（组长仍是于光远）寄来一份《关于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重要著作选译拟目（草稿）》，向我征求意见，并要我参加这项编译工作。我给这个拟目提了27页修改意见，并表示愿意负责编译爱因斯坦著作选集。他们也就同意了。以后了解到，当时所以要开展这项工作，是出于政治需要。当时政处于中苏论战高潮，毛泽东要取代赫鲁晓夫成为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中国要成为全世界革命理论中，要批判全世界一切反马列主义思潮，因此，必须把著名自然科学家的哲学、政治思想言论编译出来，供批判之用。
为了解决我的生活问题，他们把我留在北京的（《物理学的基础》译稿交商务印书馆出版，使我可以用稿费向生产队购买劳动工分。随后我去北京住了4个月，带回十几种爱因斯坦著作和十来种爱因斯坦传记，尽全力投入到阅读和翻译工作，每天工作14个小时能上能下，每夜点着油灯工作到12：30以后。在北京期间，获悉上海科委秘书李宝恒曾计划编译爱因斯坦著作，于是找他合作。但他工作忙，只分担小部分翻译工作。到1964年10月已完成了原定计划，选择了200多篇文章，50多万字。书名《爱因斯坦哲学著作选集》，实际上包括了他的有代表性的科学论文和社会政治思想言论。但由于国内阶级斗争的气势越来越猛，出版进程受阻。利用这段空隙，我写了一篇9万字的评论性《编译后记》，并在此基础上写了一部17万字的专著《爱因斯坦的世界观》书稿。
为了试探一下外界反应，我把《后记》和《世界观》稿中论述哲学思想部分的要点，写成了一篇25,000字的论文《试论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经李宝恒略加修后，联名寄给哲学所的《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这个刊物是我1956年到哲学所后创办的），发表于1965年11月出版的第四期上。因为我是“摘帽右派”，不准用真名，只好改用笔名。出人意料的是，中宣部长陆定一对此文很赞赏，认为学术批判文章就应该这样写，要《红旗》杂志转载。于光远知道此文主要是我写的，党刊不能登右派的文章，于是要李宝恒把它压缩一下。李的初稿刚写出，“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他就成了“阎王殿”在上海的第一个“黑帮分子受到冲击。1966年7月中旬，上海科委派徐永德到我们村里住了4天，调查李宝恒和我的关系，经过几个回合思想交锋后，他对我表示信任和同情，并要同我交朋友，李宝恒自然也不成问题了。
写完《试论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后，李宝恒以上海科委自然辩证法组的名义约我翻译维也纳学派的著名科学哲学家费郎克（Phillipp Frank）的《科学的哲学》。1965年冬天我花了两个月时间把它译完，上海人民出版社即拿去排版，文革前夕我已收到一份校样，但终于被拆版。直到1984年才得以出版。
在译完《科学的哲学》后，李宝恒又要我译费郎克的论文集《现代科学及其哲学》，由于1966年1月开始我恢复了田间农业劳动，只能在劳动之余（主要是晚上）从事翻译工作，拖到6月才完成。
当时“文革”已爆发，这部译稿至今未能出版。
“文革”风暴
1966年1月，读到《人民日报》社论：“哲学工作者，打起背包，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滚一身泥巴”，觉得自己最近3年来虽然身在农村，却日夜钻在书稿之间，实在很危险，于是立即恢复以体力劳动为主的生活。
1966年5月份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我可以说是有一定思想准备的。这是因为我始终迷信毛泽东和党报，党所号召的我都闻风而起。绝对想象不到，这场“革命”竟成为民族的灾难。
运动开始后不久，我就成了全村主要打击对象，街上贴满了攻击我的大字报，其中最耸人听闻的是：许良英“译黑书，”“三上北京接受邓拓的黑指示”，“带回大笔反党活动经费”，“组织反革命集团”。同时有人借口“除四旧”，要把我家里的书全烧光。幸亏此时四清工作队进驻我们村，队员都是台州地区的干部。他们从9月份住到12月。我把自己的历史和当前的处境向他们做了书面和口头汇报，得到了他们的理解和同情。
随后，村里成立造反派。为了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我以当年参加地下党的心境支持造反派，帮助他们写批判走资派的大字报，但尽力劝阻造反派之间的武斗。
由于往年的地下党被怀疑为叛徒、特务组织，1968年5月，杭州和浙大革委员会把我押到浙大审查11个月。开头5个月住在招待所里，还有人身自由，主要是写浙大和杭州地下党的组织情况，共写了23万字。同时接待了数以百计的外调人员，写有关证明材料。11月中旬，我成了“清理阶级队伍”的对象，被关进行政大楼五楼的监狱。先审查我的个人历史，我写了10万字的自传。后开了三次批斗会，把我押到台上低头听批判。其中一次是关于于子三惨案的。他们污蔑于子是“软骨头”，而我认为他是烈士，这就成了我的“罪行”。1969年5月20日，他们宣布对我审查的结论：1，我个人的历史全部是清白的，未发现有与1956年科学院审干结论相矛盾的问是，2，整个我们系统的地下党组织是属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红线。
1969年5月25日，我在浙大两个同志陪同下回到故乡。尚未到家，就听说城西区开全区干部会议，宣布我是城西区“反革命总根子”，是“出卖过6个同志的大叛徒”，在杭州已经“关进监狱”。同来的浙大革委会同志深感骇异，当着张家渡公社革委会负责人的面，对此问题进行了澄清。8月29日下午，我年迈的奶姆（我从小吃她的奶长大）神色慌张地告诉我，昨晚全大队贫下中农会议，宣布明天要开城西区批斗大会，主要批斗我。我即去找公社革委会头头说理，他听不进。街上已到处张贴诬蔑我的标语。批准斗会定于8月30日在村东的溪滩上开，号称万人大会。按这里惯例，受批斗者都要五花大绑，双膝下跪。我从小受台州人硬骨头精神熏陶。无法忍受这种凌辱，只能以死抗拒。在预定开批斗会前4个小时，我喝了2小瓶农药敌敌畏，即失去知觉。经卫生所医生抢救，12小时后才活过来。毛泽东说过，共产党要五不怕，即一不怕开除党籍，二不怕开除公职，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班房，五不怕杀头。我有幸都体验过了，的确没有什么可怕。可悲的是，我并没有因此而有所醒悟，依然五体投地地迷信毛泽东。
生死风暴过去两个，又意外地感受到另一种风暴。1969年11月，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的陈庆振带着科学院革命委员会的介绍信来找我，向我借爱因斯坦著作的全部译稿，说是中央文革小组已把批判爱因斯坦列为理论批判的重点，批判文章就要在明年元旦的《红旗》杂志上发表。我告诉他爱因斯坦著作的译稿全部在上海李宝恒处。他说上海也批判爱因斯坦，两地的资料互相封锁。于是他把我留下的初稿和资料卡片全部借走。他为人正直，说他原来不懂相对论，要从批判中学习。我坦率地告诉他：爱因斯坦无论在政治上、哲学上、科学上都是打不倒的；如果要在报刊上公开批判他，会损害我国的国际形象。
1971年10月从报上获悉商务印书馆已经恢复业务，即去信询问《爱因斯坦哲学著作选集》的出版问题。答复是肯定的，要我立即寄去成稿。当时我同刚“解放”的科学院副秘书长秦力生恢复了联系，他对我所处的逆境十分同情，要解决我的甄别和归队问题。19721年3月，我经上海要回了被上海市革委会写作组向李宝恒强行“借用”的《爱选》译稿。到了北京，秦力生同志见到我第一句话是：“你算什么右派？不过是把自己心里想的说了出来！”但他随后发现，60年代起，哲学社会科学部已独立出来（由中宣部领导，不属于科学院编制。他要我去河南明港学部五七干校去解决我的问题。
我在北京住了4个月，发现了不少国外新出版的有关爱因斯坦的资料，必须补译。同时又发现我们原来的译稿被上海涂改得乱七八糟，必须一一核对原文重新定稿。7月，我到明港，军宣队告诉我，他们正在忙于清理阶级队伍，像我这样的历史问题不可能排上议事日程。住了一星期后，我不得不回故乡。路过湖南时，我特意去韶山朝圣，在韶山住了一宿，5次进出毛泽东故居，每次都噙着热泪。自己竟然会愚蠢到这个地步，现在回想起来，既可笑又可怕。
回故乡后不久，传来消息：上海《科技书征订目录》上赫然有《爱因斯坦言论集》征订广告，所介绍的内容和字数同我们《爱选》稿完全一样，可是由“复旦大学《爱因斯坦言论集》编译组”编译。为了揭露和抗议这种明目张胆的强盗行为，我赶到上海，找上海革委会写作组交涉。写作组长朱永嘉派人到李宝恒办公室同我谈判。他先传达朱永嘉4点“指示”：（1）承认《言论集》是以我们的译稿为基础，可以加上我的署名；（2）可立即付给我稿费；（3）商务那边的出书问题不要我过问，由他们联系解决；（4）可考虑安排我的工作。这分明是企图用名利来引诱我就范。我不为所动，坚持由商务按原计划出书，你们只能出个节本，并要由我负责看改校样。我看他们毫无自我批评之意，就问：“你们为什么事先不同商务和我打个招呼？为什么要随便改我们的稿子？”他竟然回答：“翻译书嘛，大家都可以做！”我压不住怒火，严厉反驳：“我们农村里农民人人都会种菜，但有人自己不种菜，偏要把别人的菜割去，这是什么行为？这是强盗！”当天就这样不欢而散。第二天他通过李宝恒通知我：朱永嘉认为他们出书与我无关，不要我看校样。
于是我写信向毛泽东主席申诉，因为以前的《科学通报》一位女同事说，她的父亲覃政是国民党元老，与毛泽东有深交，她与毛泽东身边的人也有交往，可以转送给毛的信。但她退回了我的信，说要与上海的头头打官司，没有人敢转递。我只好转向周恩来总理申诉。信请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和副秘书长秦力生转，他们征求吴有训副院长（物理学家）的意见，把我的信转给国务院。这封由科学院出面转交的申诉信，使上海方面慌了神。1973年3月，他们派上海人民出版社两位负责人到北京找商务书馆负责人丁树奇、陈原协商，达成协议，并上报国家出版局。协议规定：上海的书改由内部发行；商务按原计划公开出版，不受上海影响。
上海的抄稿拖了一年才于1973年10月出版，书名改为《爱因斯坦论著选集》，原来的什么“编译组”不见了，但在《编译说明》中列了复旦大学12位教师（大多是老教授）的名字，说是他们“集体编译”的，并说“编译过程中，曾参考过许良英、李宝恒于1962年至1965年间的旧译稿。”可是，全书有94%的内容是从我们的译稿抄去的，而原稿尚未发表，竟被称为“旧高”；强取豪夺竟被冠以“参考”美名，还要盗用十来位无辜的教授的声誉，来压倒我这样一个没有公职的“摘帽右派”，用心可谓良苦。
在与上海的斗争取得部分胜利后，我决定扩大译稿内容，从原来的一卷扩充为三卷，书名改为《爱因斯坦选集》。由于李宝恒身在上海无法继续合作，我约范岱年和赵中立合作，他们两个1957年都因受我的牵连而成为“右派”。1973年11月，商务让我来北京工作，给我每月50元生活费（1977年出书后，从我的稿费中扣除），并帮助我解决食宿问题。开头半年我借住中关村科学院招待所，以后住到位商务在珠市口新开的仅有两个客房的小招待所。
从迷信中猛醒
我到北京后，商务把我拟的选题计划打印出来向有关人士征求意见。一位国家科委干部对书名《爱因斯坦选集》大加指责，认为《选集》只能用于革命领袖，现在要给“资产阶级科学家”出“选集”，用意何在？于光远建议改名为《爱因斯坦文集》。
《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46万字）终于在1974年9月交了稿，一个星期后就送去排印，它能及时发排，在当时是一个奇迹。因为1973年秋冬全国刮起了所谓“反右倾回潮风”，矛头指向1971年“9•13”事件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总理。1974年春节，江青又召开两次干部大会，动员以批周恩来为目的的“批林批孔”运动。身心交瘁的周恩来不得不于5月住进医院，江青俨然以国家元首身份公开活动。在这样的气氛下，一切“封、资、修”的东西谁都不敢出版，唯独《爱因斯坦文集》发排了。这要归攻于一年前商务与上海方面达成的协议。
1974年夏秋，“批林批孔”的烈火在商务越烧越猛，原来的领导人丁树奇、陈原靠边，换上两个不能学无术的打手金沙和都仍。他们敌对态度视我这个右派，于11月下了驱逐令，但当面骗我，说让我回浙江继续搞《爱因斯坦文集》第二卷和第三卷，保证按月给我寄生活费。我信以为真，愉快地回到故乡。可是不到两个月，他们就停发了我的生活费。正当我在生活上陷于绝境时，恩师王淦昌先生得到这一信息，主动来信，说我以后的生活费由他包下，每月用代名“王京”从四川寄给我30元。从60年代开始，王先生从事我国极机密的原子弹、氢弹研制的组织领导工作，现在居然要包我这个右派学生的生活费，将承担何等的风险！好在几个月后，中国的政治风向又稍有转变，江青一伙的气焰有所收敛。在于光远的支持下，商务终于恢复了我的生活费。
1974年在北京有两个重大收获。一个是历尽沧桑的《爱因斯坦文集》终于出版在望，而且篇幅增加了将近两部。另一个则是目睹了“批林批孔”批周公的闹剧，使我从34年来对毛泽东的迷信中猛醒过来。后一收获，对我自己的思想历程来说，无疑更为重要。
我从1938年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1940年决心投身革命以后，就对革命导师和领袖崇拜到迷信的程度。1956年对斯大林的迷信虽然被破除了，但对毛泽东的迷信依然如故。即使被划成右派以后也是如此。凡是毛泽东的主张，我都衷心拥护；凡是党报所宣传的，我都深信不疑。“文革”时，我也义无反顾地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提着脑袋支持造反派。可是，“批林批孔”时江青一系列的表演，把我搞糊涂了。特别是那年7月，她在天津关于“儒法斗争”的讲话，说是了近出土的刘邦夫人吕后的玉玺应该大力宣传；又说，唐朝以前男女是平等的，女的可以有“面首”！她所追求的男女平等，竟然是男的可以有小老婆，女的可以有小丈夫。与此同时，一位朋告诉我，有人从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看到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维特克(Roxane Witke，女)1972年对江青的访谈，江青说自己在重大问题上是能对毛泽东施加影响的；延安时反对毛与她结婚的那些老党在文革中一一受到清算。
这使我恍然大悟，“文化大革命”原来是一场大骗局。他们借反对资本主义复辟之名，目的无非想把中国倒退两千年，回到皇权专制时代，实现封建法西斯统治。由此回想起来，1957年反右运动和1958年以后的大跃进也都是大骗局。自诩为“马克思加秦始皇”的毛泽东就专门玩弄权术和诡计的大骗子。1957年以来，党报充满谎言，我都一直信以为真。受过科学训练又立志追求科学真理和革命真理，甚至当了17年的专政对象后，仍然丝毫觉察不出自己34年来所崇拜的领袖竟然是这样一个暴君和骗子。我为自己的极端愚昧和愚蠢感到羞愧。
回忆“文革”初期读到红卫兵传播的毛泽东1958年在一次中央会议上的讲话：“我是马克思加秦始皇。”“秦始皇焚书坑儒，不过坑了几百人，我比他多几百倍。”“对资产阶级，良心还是少一点好。”当时我只觉得有点奇怪，但未往深处想。现在对照他在“文革”时的所作所为，就完全可以理解了。这是他暴君心态的自我表白，是反右阴谋全面胜利后的一种得意忘形的表演。
这次从毛泽东迷信中猛然觉醒，使我重新审视中国的现实， 重新思考中国的出路问题。
同时也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道路。这是我一生第二个思想转折。第一个转折是发生在1940的。1957年虽然失足落入深渊，从此在逆境中挣扎，但自己的思想基本上依然未变，依然以共产主义战士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希望尽早回到党的队伍。
1974年底我被赶回故乡后不久，中国政治风云又起变化。1975年夏，国务院成立政策研究室，于光远是主要成员之一。北京有朋友写信告诉我，政策研究室领导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工作，这是我争取回哲学所工作的好机会。于是，10月我回到北京。这次来，公社不给出行证明，商务也不予接待，不得不作为“黑户口”借住在赵中立家，一住就将近半年。刚到北京时，恢复工作确实有希望，于光远在为我尽力。可是，一个月后，风云骤变，突然出现清华大学的刘冰事件，接着就是一阵批“右倾翻案”风和“批邓”。于光远又一次被打倒，一切希望都成了泡影。本来我又得回老家了。在《爱因斯坦文集》第二卷于1975年9月交稿后，商务表示第三卷能否出版是个问题，因为这一卷全是社会政治言论。幸亏我刚回到北京时，于光远通过出版局局长石西民帮助我解决了这人问题。11月商务通知我：同产电我继续完成第三卷的编译工作，生活费发到1976年年底为上止。由于第三卷内容风险大，范岱年考虑到自己家庭负担重，不便参与。于是我约请老同学张宣三接替他。
据1977年9月“中华、商务运动办公室”正式公布的材料，1976年3月15日出版局核心组批邓座谈会的记录中有这样两个发言：
金沙（中华、商务临时党委书记）：“许良英的问题，我们和出版局是有争议的，或者 说是有斗争的。”
都仍（中华、商务临时党委副书记）：“许良英前年查户口送走了，去年我们研究不让他翻译了，停止了生活费。后来金沙同志传达（石西民同志的意见）说，不但可以翻，翻了不出版也可以……我们争论的分歧点不在一个人，而是我们的翻译走什么路子的问题。实践证明，工农兵是可以翻译的，不是离不开许良英这样的人。”
这是那个时代的典型语言，不无历史价值。
1976年3月，商务终于让我回珠市口招待所，并在编辑办公室里工作。不久就发生震惊全国的天安门事件。我有幸耳闻目睹了事件的始末。因为我每天清晨云上班和晚饭后回招待所都要经过天安门广场。从3月下旬开始，人民英雄纪念碑四周陆续出现悼念周恩来的花圈、挽联、诗歌和悲愤的人群。我每天至少要在这里停留两三个小时，噙着泪凝视这一切，深深感受到这样一条真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心不可侮。经受了十年灾难，人民已经觉醒了，任何高压、欺骗都已经不能使历史回头。一切都像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那样简单、清楚。到4月初，可容纳五、六十万人的广场挤满了人。这是我一生从未见过的最壮观、最激动人心的场面。这场完全自发的群众悼念活动，于4月5日清明节晚上遭到血腥镇压。紧接着是清查所谓“反革命”，“批邓”之火也越烧越烈。要求不是7月28日凌晨的唐山大地震，秋天我一定又要被赶回农村。地震余波未尽，9月9日毛泽东去世了，大家意识到，国家的灾难可望有个尽头了。果然，不出一个月，大家奔走相告，恶贯满盈的江青集团于10月6日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呕心沥血
万万想不到，“四人帮”垮了，我的身体也垮了。真是乐极生悲。就在获悉“四人帮”被捕那天，我和吕东明、赵中立泛舟昆明湖，受了风寒，咳嗽不止，拖了一个多月，饭也吃不下。12月7日上午我的孩子许成钢一定要去医院检查。X射线透视的结果：右肺全部有阴影，中间还有一个直径2厘米的空洞。医生诊断为严重的肺结核。下午3时，商务一位编辑来电话，说“告诉你一个特大喜讯！”我冷漠地回答：“有什么可喜的？我告诉你一个可悲的消息，我得了肺结核！”他说：“对你最重要的莫过于《爱因斯坦文集》的出版，现在第一卷的样书已到，望即来看。”我怀着喜悦和忧愁的心情去商务办公楼。路过前门转车时，突然咳了一口痰，一看竟是血。10分钟后到了办公楼，看到了自己这部经历了14个寒暑，3次到北京，2次到上海，多灾多难的书稿终于印成了书，而今天，它竟成了名副其实的“呕心沥血”的产物。
拿到样书，我百感交集，而病魔也在加紧折磨我。回到招待所依然咯血不止，第二天半夜一连咯了一个茶怀的血。随后我被送进北京结核病医院。奇怪的是，住了两个月后没有查到结核病菌，于是医生怀疑我患的是肺癌，许多朋友以为我活不久了，我泰然处之。可是，最后也没有查出癌变的迹象。
1977年3月，我终于出院了。编辑室同志很照顾我，让我住在办公室里，边工作，边休养，一直住到10月。
1973年商务与上海方面协商并上报出版局的协议中规定，《爱因斯坦文集》按原计划公开出版。但1976年1月第一卷付印时，金沙下令改为内部发行，而且规定封面不得用红色，书名不能烫金。于是，封面选用素雅的浅绿色，并引出了一篇报告文学《绿色的文集》（《瞭望》周刊1984年第37期）。第一卷印了25,000册，1977年1月开始发行。虽然只允许内部发行，但书店公开陈列，不到半年就卖光了。
1977年7月，商务决定重印《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并改为公开发行，要我写一篇《前言》。我花了5天赶出15,000字的初稿，打印出来，向周培源等科学家征求意见。此时一位专管政治思想的编辑室副主任说，此稿不能用，认为是在“美化资产阶级”。我与他争辩，他暴跳如雷，说我要夺他的权。另一位曾受我尊重和信任的朋友，来信说此稿“不是马克思主义”，劝我“头脑不要发热”，“放任灵魂深处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感情冒出来损害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既然困难重重，我们只好请周培源先生写序。他欣然答应，但要我们代为起草，说只要把原来的《前言》稿压成5,000字，并参考他自己1955年发表的悼念爱因斯坦的文章。我们照办了。
刊有周培源序言的《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重印版终于在1978年3月出版了。3月14日，爱因斯坦诞辰99周年，《人民日报》第三版全文发表了这篇序。当晚，新华社以《中国出版,<爱因斯坦文集>》为题，用中文和英文向海内外发布消息，介绍了周先生序言的主要内容，特别是对爱因斯坦的崇高评价：“他是人类历史上一颗明亮的巨星。”遗憾的是，这条消息中有一严重失实的内容，说《文集》的编译工作“是由中国著名的物生学家许良英主持”，我感到恶心，立即去信要求更正，严正指出：我既不是“物理学家”，更不是什么著名人物，我不过是一个农民，一个没有公职的人民公社社员；编译工作也不是我“主持”的，我们5个编译者的地位是完全平等的，都是共患难的同志。
我的农民身份直至1978年6月才结束。从大病后到离别商务前这一年多，除了完成《爱因斯坦文集》的全部编译工作，还帮助商务理清了文革前积存下来的大量译稿（他们称之为“水库”，一直没有人去碰），选出其中五、六种应该迅速出版的书稿，主要是关于科学史和科学哲学方面的。同时帮助接待译者，并主动组译一些书稿，如A. Hermann的《量子论初期史》， M. Jammer的《量子力学的哲学》等。此外，还曾为商务拟了一份《关于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资料翻译选题》，共列了101种著作。
1977年4月开始，我还在商务组织了一个小型的关于爱因斯坦研究的读书报告会，每周一次。经常参加的4人：赵中立，张宣三，许成钢和我。赵中立主要介绍爱因斯坦与M. Besso的通信，张宣三介绍 P. Frank 的爱因斯坦传，许成钢介绍G. Holton几篇关于爱因斯坦的重要论文，我介绍1972年以后所读到的国外科学史学关于爱因斯坦研究的一系列论文。这项活动持续了半年，方励之也产国参加过几次，并作过报告。我与方励之、赵中立曾计划合作写一本专著《爱因斯坦——他的生平和科工作》，方励之承担的关于广义相对论和宇宙学两章很快就完成，赵中立分工的生平部分一直难产，整个计划也就告吹。（待续）
甘 粹：北 大 魂
一
记得一九七九年我的“右派分子”改正回到北京，得知林昭平反昭雪的消息，曾与她生前的好友、同学发起筹办了一个追悼会，各地报刊也曾零星地发表了一些有关林昭的报道和追悼文章。当时，林昭的妹妹彭令范曾对我说：“你最了解我姐姐，你应该好好写一写我姐姐。”是的，我曾几次拿起笔来想写一点悼念文字，却由于悲愤在心头凝聚得太多，反而喷射不出，我写不出一个字。从一九五九年与她别离，我被流放到新疆劳动改造至一九七九年回到北京，在这长长的二十年里，朝朝暮暮怀念她，年年岁岁等待着她。心想总有一天会与她重逢相聚。谁知梦断黄昏，她早已碧落黄泉。而我是“孤雁南归寻故里，夕阳姑苏啼香丘”。追忆林昭，我总觉得她有着一种令人吃惊的魅力和气质。这种魅力和气质是什么？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心坎里。
事隔十年后的今天，北京爆发了空前盛大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首都高等学校的数十万学生进行了示威、罢课、绝食，要求与政府对话，提出了民主、自由的口号。上街游行的人越来越多，从几万、十几万发展到近百万。参加游行的不仅是大学生，还有工人、农民、机关干部、民主党派工作人员，以至中小学生和幼儿园的娃娃。一些司法专政机关的干部、个别军事院校的干部和战士都参加了。全国各地也有两万多人专程赶来北京声援大学生的绝食，推动了全国民主浪潮的掀起，震动了全世界。
这次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可以说是中国“五四”运动以来最为空前、壮观的。我看到游行队伍中北京大学的巨幅标语，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听到学生们喊出“打倒官倒”、“惩治腐败”的口号，我激动得眼泪盈眶。这些使我想到了一九五七年的情景，想到了林昭。我脑中突然受到了神的启示，一下全明白了。林昭的神奇魅力和气质，不正是这种充满摒旧图新的“五四”精神吗？林昭坚持真理、顽强斗争、至死不悔，不正是表现了北大一种独具魅力的精神？这就是科学、民主、自由；这就是求索、为新、向上；这就是勇敢、顽强、不屈地向旧势力抗争。这种精神是一代又一代北大人共同的结晶，是北大的光荣与骄傲。正是这种精神，决定了北大在中国历史上不同凡响的地位和作用。林昭曾在《沿着五四的道路》一首诗中写道：“北大的老钟，它曾在我们的时代的交响乐章里，奏了一支烈焰狂飚般的激情奏鸣曲……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为何如此？大约是母校有一种精神，或如说有一股“魂”，在强烈地牵系着学子的缕缕情思吧！近百年来，这里成长着中国数代最优秀的学者。丰博的学识，闪光的才智，庄严无畏的独立思想，这一切又与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以勇锐的抗争精神相结合，构成了一种特殊的精神魅力——北大魂。
三十年了，一张笑脸化成一个带血痕的影子，总在我脑屏中闪现、旋转、萦系着。它没有因岁月的流逝而稍有减色，反而被时代的激流刷得更加鲜明！北大魂——林昭，一直蕴藏在我的灵魂里，唤起我很多回忆，震撼着我的心。我记下这些，不仅是为了死者，也是为了生者。善良的人们，我们应当进一步去思考、认识社会的现实和人生的意义。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终究会以原来的面貌出现，显露出原形。历史不是依据人们的愿望，而是依据事物的真相作出裁决。人们可以从这一束手稿中，去追寻、认识这个和那个叫人难以置信的灾难深重的年代。让我们愉快地和过去诀别，不让历史重演。在人类不可抗拒的自然发展进程中努力前进，去拼搏，去创造，求得人类社会真、善、美的到来。
公义必胜，自由万岁！
二
昨天夜里我睡得很晚，做了一个梦。梦见了林昭，她笑着向我走来。我对她说：“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呢？”记得一九五七年我们离别的时候，我曾对她说过不要硬碰，鸡蛋是碰不过石头的。她却回答道：“我就是要去碰，我相信成千上亿个鸡蛋去撞击，这顽石最终也会被击碎的。”是的，林昭就是这样的一种人。强烈，是她突出性格表现，巨大的耐力使她敢于迎接艰难险阻。林昭性格刚烈，从不接受任何失败。遭到了挫折，她会产生强烈的心理变态反应，而后她会从零开始，凭着顽强的意志和坚韧不拔的精神，重新奔向前方。她选定了自己要走的道路，那么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她的前进，去开创自己的信念之路。
在现在的大学生中一定有不少像林昭这样的人。绝对意识和强烈的欲望在他们的心中翻腾，并经常把他们带到一个激情茫然的忧郁世界。恰恰在这里，他们会感到人生的真正价值和乐趣。他们的内心深处经历着神秘主义骚动，一旦有了时机从自我折磨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就焕发出巨大的精神力量，变成令人难以想象的创造力。今天，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园出现了《哭耀邦》的大字报，中央民族学院有人贴出标语，上面写着：“不该去的去了，该死却没有死。”
三
一九八Ο年十二月十一日，林昭生前的老师和同学在北京市北新桥东三条胡同的中国新闻社北京分社的小会议室里举行了一次悼念会。这是一个不寻常的追悼会，一个与众不同的悼念会。既不是冤杀无辜的原错判法院来主持，对林昭宣告无罪，也不是原来的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来召集，宣布“右派”属于错划，应予改正，平反昭雪。而是死者生前的教师和同学们自己发起筹办的，有不少名人高官出席参加。有原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现全国政协秘书长聂真、人民大学新闻系主任罗列、北京市政协副主任罗青，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许觉民；有林昭的教师杨晦（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杨佰俊、乐黛云、于效谦、张隆栋……悼念筹备组收到上海、苏州、常州、无锡、南京、杭州、广州、梅县、长沙、兰州、哈尔滨、长春、成都、乌鲁木齐、太原、银川、盐池等地发来的唁电唁函三十余份；挽联和挽诗三十余副（首）。北京大学教授张谷若、上海解放日报胡子衡、江苏作家协会高晓声、陈椿年等都写来了挽联。
为什么默默无闻的林昭，会吸引那么多名人前来悼念呢？
一九五九年前后，上海市出现了一本名为《星火》的地下刊物，上面刊登了很多针砭时弊的文章，对“大跃进”、“共产风”表示不满，对批判彭德怀更是深表反感。林昭的长诗《海鸥之歌》和《普鲁米修士受难之日》也刊登在上面。这本地下刊物，就是林昭和她的朋友们编印的。这些愿作普鲁米修士的年轻人，当他们看到祖国和人民经受的灾难时，决心为人间偷盗天火、秘密结社、出版刊物。他们还讨论了“南共纲领”，认为南斯拉夫的经验值得中国参考借鉴，并且写了书面意见，准备寄给各省市的领导参阅。可惜，他们尚未行动，就被捕了。
林昭出身在苏州，一九五四年，她以江苏省考分最高的成绩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在此之前，她在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学习过，还在常州民报作过记者。她曾经怀着最虔诚的理想投身革命，可是在社会生活中，她却看到了另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现实：信任换来了欺骗，真正的友谊变成了相互的猜疑；真心者不受欢迎，巧言令色，到处逢迎者反而青云直上。这一切都引起了她深深的思索。

进入北京大学的第三年，“大鸣大放”开始了。林昭竭力为费孝通的“早春天气”叫好；她支持流沙河的探索；她在“自由论坛”上大声朗诵：“我是剑，我是火焰！”……她还公然说出对“绝对权威”的怀疑，并且预言：“绝对权威只有利于教条、宗派……”
林昭在北大这个民主摇篮中觉醒，但也从这里跌入了深渊——她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右派”的荆冠并没有使她屈服。她给妹妹彭令范写信：“当我加冕成为‘右派’后，你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体会我的心情的；我认为我热爱党的程度是压倒一切的，没有任何事物可以与之相比拟。我不能忍受它对我的误解，而且误解得那样深。维系我的一切全跨了，比牛虻不信蒙泰里尼还惨……”
在悲愤之中，林昭向一切启蒙过她的人发出了责问。她写信给苏南新闻专科学校的老师：“你们为什么当时教育我要诚实、坦率，而没有教我如何做人？”终于，她从悲愤中走向绝望，她在绝命书中写道：“我的悲剧是过渡时期的悲剧，人们只看到我流泪，却看不到我心头在无声地流血……”她对那些在历次运动中用别人的血来“染红面貌的人”深恶痛绝。她说：“我不爱也不能爱所有的人，那些折磨过、践踏过我的人。愿我的影子永远跟着他们，让他们永远记得曾出力把我拉开生活、杀死我，让他们身上永远染着我的血。”
林昭自杀被抢救后，她大声地说：“我决不低头认罪！”她又质问北京大学的领导：“蔡元培先生当年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你呢？”
“反右”运动结束后，林昭被送去“劳教”，后来又因病遣送回上海家中。她和朋友们编印《星火》，就是在回沪养病这段时期。
一九六Ο年十月，林昭被捕入狱，一九六一年初，她因病“保外候审”。虽然母亲苦苦劝她安分养恙，但她为了忧国忧民的理想，又执意去搞结社活动。同年十二月，她再度被捕。在监狱里，林昭坚决不认罪，她一次又一次地割开血管，蘸着自己的鲜血写下了很多血诗。现仅抄录两段：
“将这一滴注入祖国的血液里，将这一滴向挚爱的自由献祭。揩吧！擦吧！洗吧！这是血呢！殉难者的血迹，谁能抹得去！”
“啊，大地，祖国的大地，你的苦难，可有尽期？在无声的夜里，我听见你沉郁的叹息。你为什么这样衰弱，为什么这样缺乏生机？为什么你血泪成河？为什么你常遭乱离？难道说一个真实、美好的黎明，竟永远不能在你上面升起？”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九日，在“文化大革命”的红色恐怖之中，林昭终被枪决。当她接到判决书的时候，她留下了最后一份血写的遗书：《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十二年过去了，这个含冤而死的普鲁米修士灵魂终于得到了昭雪。在为林昭举行的悼念会上，她在狱中写的一首诗，被与会者久久地吟诵：
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灵台。 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
他日红花发，认取血痕斑。 媲学嫣红花，从知渲染难。
中国的普鲁米修士，安息吧！
四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二日的日记，林昭写道：
昨天晚上，谭天荣（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在学校的广场上发表了令人神往的演说，并和一些同学展开辩论。今天，这种方式便推广了。学生会设立了有扩音器的辩论台，到处是一团团的人群，有的边拿着饭碗边听演说。演说者针锋相对、慷慨激昂、畅所欲言。听众多至千人，少则数十人。群众高昂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在这里真正贯彻了。人们提出了多少值得党深思的问题啊！
……
偏激到狂热程度的谭天荣使我发生了兴趣。我不能不震惊，面前也许是个不平凡的人。他能独立思想，不墨守陈规，敢于提出自己新颖的见解，敢于触动权威；这是一个富有创造性的人。如果说世界上有天才的话，这或许就是天才的起点。是的，中国需要这样的人、这样的学者和科学家。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把科学向前推进一步以至一百步。教条主义者除了像学舌的鹦鹉那样，不问什么时候都重复着“八点钟、八点钟”以外，还能给人们什么呢？我满怀喜悦地注视着这位同学，他微黑的脸孔架着黑框眼镜，眼里射出桀傲不驯的光芒。
五
一九五七年，林昭在六月十日的日记记道：

彷徨、苦闷。
前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其用意不难理解，它说随着整风运动的进展，出现了一些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是右派分子乘机向党进攻。提出要帮助党整风，必须先击退怪影。把一些敢说敢为的人说成是神经错乱，大喊大叫的“狂人”，是“疯子”和“魔鬼”。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不！不是！我们这一群年轻人，叫喊根除三害，叫喊改革，是为着更美好更理想的明天。是的，我们国家确实比过去好多了，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我们的街头上再没有挂着星条旗的吉普车横冲直撞；在矿工的头上再没有把头的皮鞭施展淫威；在广阔的大地上再没有杨白劳的苦难，农民们在合作社的田野上自由地呼吸……这都是铁有事实。但是，我们今天的制度不是最理想的。它年轻，它有伟大的生命力不正是它本身决定了它能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它的前途不就是千百万人所向往的共产主义？是的，我们对现状是不满足的，不正是为迎接更大的胜利，党才发起了这场伟大的整风运动？我们向“三害”进攻，不正是为了加强社会主义事业，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加强党和人民的团结？党啊！您是我们的母亲，母亲应当最知道孩子们的心情，对母亲不必歌功颂德，母亲最爱听的是她的毛病。因为爱的深沉，才恨得更狠，对爬在母亲身上的病菌更不能容忍。为了母亲能更好地领我们前进，母亲的病就是我们自己的病。让我们帮助母亲清除毒菌，尽管孩子过于偏激，说错了话，怎么能说孩子怀有敌意，甚至一脚把孩子抛入“反革命”的泥坑？我要吼叫，决不允许！可悲的事终于发生，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社论两天来的局势，是在全国范围内有意识地收缩这次民主运动了，组织和号召开展所谓的反右派斗争。看来，热爱真理、民主、自由的人们将大难临头、在劫难逃了。悲剧，历史的悲剧。
……
六
年轻人是天真无邪、热情奔放的。看了电视的实况转播，这群八十年代的大学生，他们与林昭的纯真、坚强何其相似。
一九四九年在无锡惠泉山麓的苏南新闻专科学校里，我认识了林昭。那时她的名字叫彭令昭。虽说她是同学中年龄较小的一个，但她文思敏捷，才华出众，篇幅短小的新专纪念册上，就选录了她三篇文章，赢得了新专女才子之称。她天真善良，热情奔放、心地纯洁，对待同学以诚相见，不少同学亲昵地唤她为小妹妹。
一九五二年桂花飘香的季节，林昭被分配到常州工作三年多，其中将近两年时间是在《常州民报》度过的。她爱读书，勤工作，喜写诗歌和通讯。她担任副刊编辑，精心编辑来稿，积极撰写诗文。她在报上发表的诗、通讯有四五十篇之多。林昭身材很瘦弱，形态像个小女孩，可她待人处世又是那么能干老练。她嘴角常常带着咪笑，短小的发辫上结扎着两朵白花，身穿花格布上衣，又常常肩披外衣，轻声细步地踱来走去。那形象宛似惹人喜爱的“小花猫”，因而报社的人都亲热地叫她“小猫咪”。尽管她嘴巴不饶人，好与人争论，不轻易放过别人的缺点和错误，但她尖锐的批评中总是伴随着咪笑进行的，给人以坦率、纯真之感。她的同事同她开玩笑：“小猫咪，今天吃到鱼没有？”“小猫咪，逮到老鼠了吧！”说完，彼此哈哈一笑。笑声里洋溢着信任，寄托着希望。
谁能想到，当初很有希望的“女才子”，讨人喜欢的“小花猫”，会在十几年后受到“史无前例”令人心寒的悲惨遭遇！
七
在一九五七年的鸣放辩论会上，中国人民大学学生林希翎曾谈到苏共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当时中国共产党否认有这个报告，说是美国国务院的造谣。林昭有独特的见解，她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是真有其事，美国的情报人员用重金购得，在美国的报纸上全文公布了。”她们大学（反映北京大学）西语系的同学全文翻译，用大字誊写出来贴在学校的校园里。中国共产党是瞪着眼睛说瞎话，说是美国间谍机关捏造的，这多么笨，真是撒下弥天大谎。
林昭又说：“我过去对斯大林的印象很好，苏共中央对斯大林的批判，我还很生气。但到我看到这个秘密报告以后，才看穿了斯大林，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法西斯暴君。”“基洛夫被刺死和斯大林有关，他又利用这事件进行红色恐怖，制造列宁格勒事件杀党政军领导人。”
斯大林在自己的后半生中大搞个人崇拜，一个人说了算，独断独行，将肃反问题无限扩大化。我们国家也是肃反扩大化，杀了七十七万人，其中至少有七十二万人是冤枉的。我很同意南斯拉夫关于个人崇拜是社会制度的产物的意见。人们骂铁托、卡德尔是修正主义，可是论点苍白无力！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所有社会现象都有社会历史根源，斯大林问题绝不是斯大林个人的问题，斯大林问题只会发生在苏联这种国家，因为苏联过去是封建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国也一样，没有资产阶级的民主传统。中国也在搞个人崇拜，臧克家说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还是伟大的诗人。奉承为伟大的诗人，多肉麻！又有人说毛泽东是书法家，说他的字最好，我看不见得。总之，我觉得公有制比私有制好，但我认为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很民主的，但我们这里是不民主的。我管这个社会主义叫做在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是封建社会主义。我们要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斗争！
八
一九五八年五月四日的晚上，林昭与一个朋友来到了天安门广场，踏上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台阶上，在微弱的路灯映照下，在基座浮雕的八块巨大汉白玉浮雕中，他们找到了“五四”运动的地位：“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在前，“五卅运动”、“南昌起义”、“抗日游击战争”和“胜利渡长江”紧接在后。林昭感到每一幅浮雕都凝聚着先烈们的鲜血。他们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但，可悲的是，共产党和毛泽东，不敢正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将一场全民帮助整风运动变成了一场镇压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好心帮助党整风提出的意见，统统都说成是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罪行。
林昭感叹地说：“我们是好心提意见，想帮助党改掉缺点，促进更快的进步。其实，按社会分工，那主要不是我们学生的事，我们没有直接的、功利的目的。我们追求更高的价值标准，那就是民主与科学。”林昭指着“五四运动”的浮雕说道：“我绝不悔恨把我打成右派，这不过是时代的悲剧。只能证明：今天的事业将比过去更加伟大；今天的任务比昨天更加艰巨。我们要把千百年来人类的理想，百十年来先烈们的梦，实现在中国的泥土上。让我们学习前人英雄的榜样，进！进！进！”
九
林昭在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曾写过一篇悼念革命先烈李大钊殉难三十周年祭的文章。其中摘引的两段文字，真像一柄柄匕首和投枪。尽管是在今天，在明朗的阳光下，在宁静的屋子里读它们，还使人心激动得撞击胸膛。
“禁止思想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思想有超越一切的力量。监狱、刑罚、苦痛、穷困乃至死杀，这些东西都不能钳制思想、束缚思想、禁止思想……你要禁止他，他的力量便跟着你的禁止越发强大。你怎样禁止他、制抑他、绝灭他、摧残他，他便怎样生存、发展、传播、滋荣……”
“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三面’把我们解放出来，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冲决，使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己解放自己。不是仰赖那权威的恩典，给我们把头上的铁锁解开；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它打破，从那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片光明来！”
十
面对着当前的形势，使人感到莫大的感伤和迷惘。敢于表达意见、敢于行动的大学生们，你们这样的连续不停地游行、示威和请愿，有谁来理睬你们呢？因为统治阶级总是统治者，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他们根本不希望你们有道德勇气和争取民主、自由的正义感。无数的事例都说明了，就是共产党也不能例外，林昭的悲惨遭遇难道还不够深刻吗？
一九五八年的春天，北京天气晦暗，寒风逼人。风风雨雨中的未名湖溅起点点水花，宝塔模糊的影子在湖中不停地摇晃、颤动。燕园行人不多，间有过者，个个脸色严峻，行色匆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被雨水冲刷得七零八落。附近教室不时传来斗争“右派”的怒吼声。北京大学，作为“右派”猖狂进攻的“最大据点”，“右派”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在全国高等学校中首屈一指，因而率先受到最严厉的惩罚：一九五七年七、八两个月就揪出第一批学生“右派分子”二百多名；十月、十一月又扫荡出一大批。一九五八年的春天，又进行声势浩大的第三次歼灭战——要把一切暗藏的“右派”统统挖出来。因为这批人数最多，“隐藏最深”，也“最狡猾”，所以斗争更为残酷。有的“右派”被逼得跳了楼，有的服毒自杀。
林昭的同学刘发清，在第二批揪“右派”时，团支部书记正式宣布他为“中右”，在第三次横扫“右派”战斗中被“深挖”出来了。因为他对胡风是不是反革命有怀疑的言论、有行动，在一张题为《胡风不是反革命》的大字报上签了名。所以被“提升”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右派分子”。
刘发清当了“右派”以后，仿佛掉入地狱的无底深渊里，沉浸在忧愁与忏悔之中，受到最大限度的孤立。当时，他正在谈恋爱，女朋友虽然表示愿意等待他“摘帽”以后，但他预感到自己永远难忘的初恋恐怕不会有好结果……因此，他伤心、惆怅、悔恨甚至嚎啕大哭，咬过自己的手指，揪过自己的头发，陷入无穷痛苦而不能自拔。
林昭知道了这件事。一天下午五时左右，林昭在校门口碰到了刘发清，笑吟吟地低声问道：“右派分子刘发清到哪里去呀？”
“别开玩笑了，我当然是回校去。”刘发清愁眉苦脸地回答。
“嘿！”林昭突然提高声调：“回去做什么？走，去吃晚饭！”
“不，我近来几乎吃不下饭。何况现在时间还早，饭厅没有开门呢。”刘发清望见她明亮的眼睛含着几分讥讽的表情，茫然和尴尬地回答。
“走，我们到外面吃顿饭去，我请客。”林昭的声音不大
但很清楚。
“我不饿，不想吃。”
“哼！饭要吃，而且要吃饱。你不饿？也罢，那你也得陪我去。”林昭好像有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刘发清环顾四周，没有发现“狼一样的眼睛”，便转身跟着她走去。
饭馆顾客不多。林昭找了个角落坐下，刘发清没精打睬坐在她对面。当他再次表示没有胃口时，她向服务员要了一碗肉丝面，举起筷子咯咯地笑道：“你不吃，我可要吃。”林昭一边吃，一边告诉他：她当“右派”之初，不吃、也不睡；人们说她在流泪，其实她心里在流血；她甚至曾经自杀过，可是现在她想通了：“这不单是她个人的命运问题，北京大学划了几百个右派，全国就更不要说了。”她停下筷子，清瘦苍白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反右斗争在全国进行，它的性质、它的意义、它的后果，它对我们国家、对历史有什么影响？对我们自己有什么教训？我现在还搞不清楚，但我要认真思考，找寻答案……”
刘发清是不容易服输的人。从前他虽然钦佩林昭的才气，可是他在内心里没有怎么服她，况且她的年纪跟他差不多。可现在她却像一面镜子照亮了他，他觉得林昭好像变得高大起来，像个哲学家一样冷静地睁着眼睛审视着一切……
十一
晚上十一点，“高自联”的广播不时播出使人们惊慌的消息。一会儿说“据可靠消息，明晨三时警察要清场，请同学们务必保持镇静别乱，原地不动，听从指挥”。过了一会儿又说“军队的坦克已过丰台了，同学们做好准备，迎接战斗”。广场上的围观者吓得纷纷离去，只剩下几万名学生。“高自联”常委和绝食代表团做出决定，要求学生们立刻返校，准备以校各自为战，团结全校同学一起流血。他们将这个决定广播了许多遍，但走的学生不多。
夜越来越深了，寒气袭击着学生们紧揪的心。
林昭被捕入狱后，在监狱中也曾进行过绝食斗争……
林昭是在一九六○年十月入狱的。一九六二年初她被“保外候审”。可是，“保外”却给了她更实践自己意愿的机会。尽管母亲对她谆谆劝导，要她安心养病，她仍是满不在乎。她甚至要家人观赏她在狱中学到的“绝技”——戴着手铐梳头、穿衣……这时，她继续为她的意愿行动，准备真正搞起社活动。同年十二月，她终于再度被捕。
面对着庞大、森严的牢狱，林昭没有后退一步，她是坚持用记日记、写血书等种种形式，表达自己对真理的坚强信念，心甘情愿地戴着“顽固不化”的枷锁……
林昭在狱中，与其说她的思想因此更顽固，不如说她对祖国的热爱更深挚了。她对祖国的深情，可以在她在狱中所写的《啊，大地》这首诗中看到她对祖国深挚的热爱和希望：
啊，大地，祖国的大地
你的苦难，可有尽期？
在无声的夜里，
我听见你沉郁的叹息。
你为什么这样衰弱，
为什么这样缺乏生机？
为什么你血流成河？
为什么你常遭乱离？
难道说一个真实、美好的黎明，
竟永远不能在你上面升起？
“一个真实、美好的黎明”，不仅是林昭对祖国热爱的表示，也是维护她绝望又充满希望的精神支柱。这种矛盾，使她在一种奇特的超自由中生活着，她不断地唱歌，不断地写诗，也不断地绝食，甚至经常割开血管写血书。她的斑斑血滴凝成了诗，诗又化为更多的血。她曾说：“血流到体外，比向内心深处流容易忍受。”她的一首血诗明白地昭示：
将这一滴血注入祖国的血液里，
将这一滴血向挚爱的自由献祭。
揩吧！擦吧！洗吧！
这是血呢！
殉难者的血迹，谁能抹得去？
又如另一首《献给检察官的玫瑰花》的诗，更就难分清是诗是血了：
向你们，我的检察官阁下，
恭敬地献上一朵玫瑰花。
这是最有礼貌的抗议，
无声无息，温和而又文雅。
人血不是水，
滔滔流成河。
为什么林昭要写那么多血书？她曾对妹妹说：“血流到体外，比向内心深处流容易忍受。”这大概就是她不断割开血管写诗的原因。也正因为如此，她的忍受力几乎是人们难以想象和理解的，她能在一百八十天的反铐中自理生活，她能在不断的生命威胁下，一如既往，从不低头“认罪”。
十二
记得在一九八六年的春天，我曾遇到林昭过去在北大的一位同学，他给我谈起一件关于林昭的往事……
一九六○年春天，我在黄土高原一个小县的一所中学农场劳动。这个所谓“农场”，就是全校师生用镢头铁铣在贫脊荒原上开出的几亩荒地。路边盖了一间不到三平方的低矮小土屋，房门用几块木板拼成。除了我和一个“作伴”的学生住在小屋内以外，“农场”一无所有。这是一个漫长而可怕的春天，河边草丛刚刚露出淡淡的绿色，天空常常弥漫着灰暗的云雾，寒风袭人，冷侵骨髓。附近农村里不断传来饿死人的消息。我虽属于“干部”，但根据规定，该县干部每人每月口粮从二十七斤“节约”到二十五斤，接着“节约”到二十二斤、二十斤，每人每天平均食粮六点六六六……两，好在这里时兴一天吃两顿饭，每顿饭供应三点三三三两玉米面。除盐巴外，没有菜，没有油，没有任何肉、副食品。县城里惟一一间熟食店早已歇业。街上冷冷清清，看不见任何食品出售。只有一所县医院门庭若市。我所在学校除了少数几个脖颈壮如公牛的食堂管理员和领导人以外，老师和学生有的得了肝炎，有的水肿病，有的肚子痛……我在“农场”虽然无事可做，但头晕眼花，每日翘首两次开饭时间，而每一次可以领到一块手巴掌大小，约二寸厚的玉米面“花糕”——这是当地手艺高超的大师傅发明的“增量法”所制造出来的杰作——和一碗也是玉米面烧成的汤。几乎用不着牙齿帮忙，两种美味食品刚到手自动滚进我的肠胃里去了。然而我总觉得“花糕”太少了，倘有一箩，我也可以一次把它吃个精光……一天，我突然觉得两条腿沉重得灌了铅似的，脚和小腿肿起来。我一步一步慢慢地挨到校医室，刚从卫生学校毕业的年轻校医，只把我从头到脚扫了一眼，什么话也不问，就在药柜里找来找去，最后找到一盒中成药——“银翘丸”，把它塞到我手里。“这是治感冒的呀？”我不胜惊讶地问。他摇摇头，说：“‘瓜菜代’嘛！但不许多吃，一天只准吃两颗……”
我的水肿病越来越严重，整日昏昏沉沉，但校医室连“银翘丸“也没有了。我知道自己病情严重甚至作好了思想准备：我不能偷，不能抢，也不能逃跑。因为我是……可怜我才二十七岁！最可怜的还是我千里迢迢之外的老母亲，因为她在我八岁时失去了我父亲，只有我一个独生子……
正当陷于绝望之时，我突然接到一封来信。那柔中带刚的娟秀字体，一看便知是林昭的手迹（我到西北后一直和她保持通信）。我撕开信函，掏出、摊开信笺准备读下去时，突然一个小纸包跌落地上。我俯身拾起，打开一看：——啊，全国通用粮票：五斤、十斤、十五斤……一共三十斤！我急着看信，信中知我处境十分困难，她的日子虽然也不好过，可是她饭量不大，吃得少，因而有点节余，凑了这么一些，略表寸心，“幸匆见外”！我把信反复读了三四遍，用手帕擦了几回湿润的眼眶，心潮起伏久久难平：世界上最崇高的美德，莫过于“舍己为人”；世界上最完美的情操，莫过于“雪中送炭”。在这个困难时刻，有的亲人为争夺一点食物而反目为仇，有的夫妻为几斤粮食而分手离异。而我和她只是一般同学而已，她送我的岂止是几十斤粮票，而是世间爱人与人爱的无私的情操和伟大的美德。她不仅向我伸出救命之手，而且展示了她那水晶般透明高洁的灵魂。这区区三十斤粮票，在当时仿佛胜过三百斤、三千斤……难于计量的友情，使我感到渺小的身躯给以承受它的重量。我赶快回信，表示万分感谢，信中还真诚敦促她“认真改造”，祝愿她“早日回到人民怀抱……”不久，我接到她复信，大意说此乃小事一桩，不足挂齿；至于足下所说“认真改造”云云，则“你我都是共坐在一条船上的‘旅人’，船若靠岸，我亦可登……”
我对这三十余斤粮票，倍加珍惜，每天限定加买半两粮票的“花糕”或“黄团长”（黄玉米面馍馍），决不多加一两。直到这年夏收以后，我的每月口粮供应恢复到二十七斤，还有了一点萝卜之类的蔬菜。奇怪，我没有吃药，水肿病却不知不觉痊愈了。
可是同年十月以后，我与林昭的联系突然中断了。我给她写了一封又一封信，都仿佛石投大海。我多方猜测，四处打听，但都一直未曾听到有关林昭的半点消息。
一九七九年，我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即将调回家乡之前，去看望一个多年不见的老同学。我问她：林昭今在何方？她出人意外地、满怀悲愤地告诉我：林昭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四人帮”枪杀了！
天哪！这简直是晴天霹雳，我仿佛触电一般，说不出半句话来，眼睛顿时掉下簌簌泪水。半天，我才吃力地想起鲁迅先生的“忍看朋辈成新鬼”诗句……我要了纸和笔，透过蒙胧泪花，急急草就《哭林昭》诗一首：
此世难忘弥难粮，高情原藉翰华长。
减君瘦体盘中粒，饱我孤寒病饿肠。
飘零沦落更惨死，噩讯迟闻泪沾裳。
黄土冢中眠傲骨，惊水长啕怨浦江？
芳魂杳杳难入梦，春华幽幽一缕香。
船靠岸边君不见，空留遗恨泣同窗……
十三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干部万人大会，李鹏发布了戒严令。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的身体猛的一哆嗦，想起了那可怕的往事。尽管已过去三十多年了，我仍然不能摆脱那可怕的过去。我闭上眼睛，任思绪飘回到往日的时光与情感中去。林昭的形象如电影一样又重新浮现在我的眼前：她从一名天真无邪的女大学生成长为一名成熟年轻人的情感历程。
请听听她对反右的议论和评价吧，在监狱中写的一封信中是这样的：
“反右——那腥风血雨惨厉倍常的一九五七年，在许多人的生命史上深深地刻下了一道烙印，划出了一道鸿沟！而这回事当然是共产党错的！不仅错，而且大错特错！鉴于匈牙利事变的惨痛教训,想缓和一下国内舆论，进而使可能产生的问题消弭于无形，原意或亦可算为力争主动未足质非；但为什么对客观事态的严重程度估计十分不足呢？又为什么不先从主观上准备着比较良好的政治风度呢？当然这两者也互相关联着，而其根本原因便是：只有方式而毫无诚意，故闹到临了便也成了那么一回叶公好龙的可悲笑话，弄得无以自圆其说了，更只好恬不知耻地强颜解嘲曰：完全正确.这正是一个圈套，目的为诱敌深入,等等。顺便说一句：我于此等地方也每每屈服得牙痛不已！做错事情任何人都在所难免，最最不可原谅的倒是这种曲为诡词以文过而饰非的做法！这比之单纯的做错事情或害怕认错要恶劣到不知多少倍哩！几时共产党能把这一点改掉，则也许可以比较出息了！”
一九五七年是一个染满着中国知识界与青年群之血泪的惨淡悲凉的年份！假如说在这以前处于暴政之下的中国知识界，还或多或少有一些正气流露，那么在这以后则确实是几乎已经摧残殆尽了！而《人民日报》又是何其杀气腾腾地每天每日焕发着血腥味儿啊！人们努力想从新闻中、标题上或哪怕是字里行间找出一点点明智的——理性的气息，可是多少次所得到的只是失望！没有、没有！完全没有！根本没有！莫说一点点，连半点点都没有！面对着那样沉痛的政治现实，面对着那样惨痛的家国之苦难，面对着那汪洋巨涯的师长辈和同时代人的血泪，作为一个被未死灭的良知与如焚的激情折磨得悲恸欲狂的年轻人，除了义无反顾地立下一息尚存除死方休的反抗的誓言，并竭力尽一己之可能将这誓言化为行动而外，还有什么是他更该做的事情呢？！这其间应该受到严厉责备的究竟是年轻人，还是执政者呢？！这又到底是林昭负了中国共产党，还是中国共产党负了林昭呢？！
十四
深夜，有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死寂，没有人声，没有尖锐刺耳的汽车鸣笛声，一切好像是静止的，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令人不安的气息。
“自由，这个人类语言中最神圣、最美丽、最高贵的名词永远燃起人们，特别是青春心灵之最强烈的爱恋与追求的感情……”林昭的话语，又一次在我耳边鸣响。我记得你说过：“一切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的人都是我们兄弟！”你又说过：“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一个人还受着奴役，就不能说人类是自由的！”啊，林昭，你的言辞焕射出无比强烈、无比纯挚的人道感情，因为你有一个深遂的头脑和一颗高贵的心灵！
远处，伴随着轻风传来了北京站的钟声，我仰望这黑色的夜空，默默献上心的祈祷：安息吧！平凡而伟大的灵魂，在祖国的怀抱与爱抚之中长眠而安息。我走回了房内，打开了台灯，谨以心香一瓣，米浆一盏，痛泪一抹，悲剧一曲，至诚遥祭于林昭的灵曰：
呜呼林昭，晨曦乍布，已扬噩讣。惊耗入耳，痛摧肝腑，当心中刀，小决如潮。长号群涌，哀愤冲霄，暮哭招魂，天惨无色。哭昭情操，矜世足式。器昭令名，众口如倾。哭昭卓识，举直错枉。哭昭长才，竟赴夜台。哭昭端品，忽视蒿莱。哭昭惨殁，痛泪和血。英华不永，横遭摧折。呜呼呜呼，徒唤奈何。仇重山岭，恨若长河。松柏巍巍，是昭仪态。丽日皓晔，是昭艺颜。广陆千里，是昭遗体。江山青峰，是昭含宝。云雾焕炽，是昭素质。潮海苍茫，是昭心肠。清风霁雨，是昭隽语。掣电鸣雷，是昭雄威。霜寒月白，是昭敖魂。长天时星，是昭英灵。水止珠没，歌残月阚。人间何世，有斯惨劫。天怜冤抑，六月雪下。汀竹蔓林，贞娥恨深。大义在抱，碧落黄泉。尽命完节，来告昊天！呜呼，哀哉！忧惟尚飨！
十五
那是一九五九年的九月二十六日，我被迫分发去遥远的西北——新疆，在北京火车站与林昭别离的情景。
我们心中积满了阴霾，长久地凝立在月台上，离别的苦痛灼烫着我们的胸怀，灼烫着我们的脸颊。我仿佛又听到她那悲凉而哀怨的声音：
“阿山，我爱你是害了你。我早就说过，他们会这样来整我们的，把你分配到最远的边区去的。”
“不，别这样说了，我不怕他们！我们总有一天会相聚在一起的！”
“不，我怕，我怕你回不来了！”
我没有，从来没有见到过她一对这样颤抖和痉挛的眼睛，看着她那寒栗悚惧的神情，我突然觉得整座月台里其他一切全都死灭僵凝了。尽管四周营营扰扰，人来人往川流不息，挤满了上车和送客的人群——所有这些动荡嗡冲神经的纷乱景气对我全不存在，我紧紧握着她那喘息急不可待的手，激动地说道：“会的，总有一天会回来的！”
“太残酷了，太残酷了呀！”林昭极度悲伤，两眼含着泪水，瞧着我嘶哑地说道：“一切就都完了……”
“什么一切都完了呢？我们只不过是暂时的分离，怎么能说一切都完了呢？无论怎样，我们的心不是已经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了么！”我激动地现出要把内心所积压的一切全部吐露出来。
“你有回来的可能吗？”“会有的，我一定会回来，一定要回来的……你一定要等着那个时候。”
说着，我流下了眼泪。林昭也流着泪，我们将面颊贴近，相互紧紧地拥抱着，两人的泪水融合在一起，沾湿了两人的衣襟。
车站上的铃声响了，这铃声好像箭一样刺穿着我俩的心房，我们紧紧拥抱在一起，生怕要被人拆散似的。
她不停地说道：“我们不能分离，阿山，你不能走啊！”性格一贯倔强的她，从不落泪的她，这时也流出了两行炽热的泪水。
这是我这一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见她的泪水。我更加紧紧地抱住她，啜泣地说道：“你别哭！你别哭！”其实，我的泪水也盈眶夺目而涕下了，我也在哭啊！
火车鸣叫了一声，我们才从悲痛中清醒过来.我不得不离开她的怀抱，踏上了车厢门的踏板。她追随着缓缓启动的列车，摇曳着手中已被泪水湿透的手绢，发狂地喊道：“我等着你，我等着你，你一定要回来呀！”
这时，我真想不顾一切地跳下车去，可是，已经不可能了，列车越来越快了，奔驰飞出了车站。她那纤弱细小的身影在我充满泪珠的眼眶中，渐渐地模糊到完全消失了……
真没有想到，这次竟成了我们的永别。二十年后，在林昭的追悼会上，我遇见了她的同学、挚友——上海市沪剧团的编剧倪竟雄.她告诉我：“……你爱林昭我知道，一九五九年我去北京与林昭见面时，她突然告诉我，要介绍一个妹夫与我见面，我以为她是戏言。后来，她真的把你介绍给我，我们三人在王府井相聚了一次。之后，我还是不甚相信，她却认真地说：‘我要与他结婚。’因为我毫无思想准备，对你又不了解，对这次突然消息表示惊诧。你当时给我的印象：你比她似乎小得多（感觉上好像小了几岁），我有点不信，我与林昭是知己，她过去几次罗曼蒂克的遭遇我有所知。我的印象中，她好像喜欢恋爱而并不想匆匆结婚。她常常在幻想中遨游，而不现实。同时，她也不是恋爱专一主义者（我并不是说她恋爱态度不严肃，我也不赞成那种从一而终的古板观念），她可以在某一段时期挚爱一个人，但若在另一种特定环境中相遇了另一种触动她感情的人，她也会幻想连篇地投入情网。她是一个诗人的气质，因此她与你曾经相爱，并想结婚。至于后来的变迁实在太悲惨了，你还能要求她什么呢！她把全身心扑在‘政治’上了，感情、爱情也都集中到她的政治主张上去了，真是‘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呀！……要谈林昭这个人，特别是她的爱情方面，不是几句话就能谈得清的。”
十六
晚上，我赶到天安门广场，挤进了人群，随着人潮来到了《民主之神》的塑像旁边，举目仰望这东方自由女神的塑像。她那昂首、挺拔、无所畏惧的神情，和林昭是多么的相似啊！
林昭的妹妹彭令范曾对我谈到她最后一次探监时见到林昭的情景：
“一天，我接到了探望姐姐的通知。因为在抄家后分文不名，我只得向单位借了钱，买了些东西送去。到了监狱，当所有接见的人都走了，姐姐才被带出来，一见她，我大吃一惊，她的打扮正与外面一片红色海洋截然相反。她穿了一件淡色的上衣，用白被单当裙子，长长地几乎拖曳在地上。手臂上套着一块黑布，上面用血线绣了一个‘冤’字。她的头发留得极长，齐根扎了一条白手帕，宛如过去戏台上的窦娥……我隔着铁丝网看得发呆了。当然，我想我是理解她这样打扮的含意的，这是无声的反抗……她走了，这个长裙曳地的背景，铭刻在我心灵深处，永志不忘。当时，我已预感到死亡的巨大阴影已笼罩在她身上。”
这时，正当舞台上李慧娘的影子也使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骇怕之际，这位牢狱中出现的现代窦娥，他们当然更不能容忍。何况林昭这时又变本加厉地在牢狱中唱歌、喊口号、写血诗，支支利箭直射现代迷信活动的要害。林昭终于从有期徒刑二十年加判“死刑”，立即枪决了。
据了解，在接到判决书时，林昭留下了最后一份血写的遗书《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九日，林昭终于被杀害，过早地结束了她年轻的生命。林昭的悲惨命运，令人想起了张志新，想起了我们这一代不幸的知识分子。林昭的悲剧，难道不是时代的悲剧么？决定暂时胜负的也许是力量，决定历史胜负的却只有真理。林昭虽然倒下了，但历史已经证明：她是真理的殉道者。她只活了三十五岁，正当开花结果的美好年华，没有结婚，无儿无女——“质本洁来还洁去，一抔净土掩风流”。她宛如夜晚一颗一闪即逝的流星，生命虽短，但那划过天际的璀璨光芒，会点燃人世间许多追求真理的心！

十七
晚上，十点钟左右，军事博物馆一带响起了阵阵枪声，戒严部队进城了。
北京这一夜的枪声！如此强烈地摇撼着每个人的心。
悲剧！林昭惨死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枪弹下的悲剧又要重现。枪声，震慑了人们的心灵，启发人们去思考：历史为什么总要去选择悲剧？
林昭入狱后，一次又一次的审讯，无穷无尽的折磨，都没有使她屈服。当时，有人对她说：“你只要承认一句自己错了，就可以放你出去。”她回答道：“不，我没有错，决不向邪恶低头。”她年迈的母亲知道女儿凶多吉少，噙着泪水劝她：“孩子，你就认个错吧，不然，他们会杀死你的。”林昭回答道：“我怎么能认错！认错就是投降，认错就是叛变，我没有错！”她临刑前不久，一位与林昭亲近的同学冒着风险去探监，林昭嘱托他，说道：“他们要杀死我。我死之后，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请将我的诗文、书信搜集起来出三个集子：诗集名《自由颂》；散文集名《过去的生活》；情书集名《情书一束》。”她明知死亡就在眼前，但为了坚持真理，宁可带着“顽固不化”的枷锁走向死亡。她用鲜血写在《红旗》杂志封面上的一首诗，充分表现了她那视死如归的气节。诗中说：
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灵台。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
他日红花发，认取血痕斑。媲学嫣红花，从知渲染谁。
这首血诗写后一个多月，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九日，她就倒卧血泊，“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了。
林昭的诗歌、日记、信件、血书……都还深藏在死囚的档案之中，是否就将长此湮没，谁能作答？
十年浩劫过去了，但是浩劫的惨景仍历历在目。在林彪、江青所制造的现代化造神运动中，林昭只是这场浩劫中一个不知名的牺牲者。但是，她的宁死不屈，为真理而献身的事迹，却宛如一颗殒落的孤星，在人们的心里留下一道燃烧的鲜血的曳光。这道光芒随着人民的觉醒，民主号角的吹响而愈益灿烂、明亮。她所向往的“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林昭在狱中的血书），已为人民所公认。
十八
从昨天深夜到今天凌晨，传来的枪声时急时疏。一种深沉的肃静和一种令人恐怖的暗影在北京市区上空盘旋。
“啪、啪、啪！”时而又传来了稠密的枪击声。生活像是停顿了，大街小巷没有一个人影，只有一阵阵令人揪心的救护车的鸣叫声，打破了这死一般的宁静。
清晨，随着东方太阳的升起，人们才从惊愕的梦幻中醒来。人们真不敢相信人民共和国成立快四十年的首都城里，竟会响起如此激烈的枪声。一位早晨散步的老翁自言自语地说道：“嘿，真是奇怪，我活了八十岁了，从民国、蒋介石到毛主席，在北京城里还没有听过这样猛烈的枪声。”
上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新华社的消息，说戒严部队平息了反革命暴乱，进驻了天安门广场。昨天（六月三日）电台广播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发出的紧急通告，说是“今晚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而今天的解放军报的社论则说：“自六月三日凌晨开始，首都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到底是“凌晨”，还是“今晚”？谁也说不清楚。“动乱”一瞬间就变成了“反革命暴乱”，这算怎么一回事呢？进驻天安门广场？！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好像天安门广场不是共产党的，现在进驻了，占领了。真是可笑！
共产党、八路军，领导人民闹革命，打跑了日本鬼子，推翻了蒋介石王朝，可从来也没有过，把枪口对着人民群众，对着手无寸铁的学生。作为人民的子弟兵——解放军，能下得了手吗？不，你说的不对。那是一群反革命暴徒。是吗？这，我们许多人都领教过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就连小平本人，不也是几上几下，一会下台被开除，一会又上台独揽全权。真是一幕人世间的闹剧、悲喜剧。
北京市的一些大街小巷，人们议论纷纷。有人说“解放军血洗了天安门广场”，又有人说“天安门广场用坦克车轧平的”，什么“三千多人，一人一枪”、“用机枪扫射”等等。这些传言，弄得全市老百姓人心惶惶。这些不可不信，因为都听到了枪声；也不可全信，因为大家都没有去天安门广场，没有亲眼看到。人们都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谁也没有去天安门广场，怎么能知道是真是假呢？但急促不断的枪声响彻了一夜，确确实实被大家听见了。你能说是解放军开的枪呢？还是反革命暴徒开的枪呢？不管怎样，一件不该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天安门广场上的静坐示威的学生没有了，“进驻”了解放军，这是事实，也是悲剧。
天安门啊，天安门广场，我要为您哭泣。
那是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日，林昭收到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她一怒之下淡笑而受。问尚有何话要说，答以慢慢再说。随后，林昭好像评点《红楼梦》那样，在起诉书上批注，进行了批驳。现原文抄录如下：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64）沪静检诉字第一线23号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64）沪静检诉字第一线23号
“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反革命集团主犯林昭，业经公安机关依法逮捕并侦察终结，移送本院审查起诉，经审查证实：被告林昭，原名彭令昭，又名许苹，化名吕明。女，三十二岁（注：应为三十岁）。江苏苏州市人，官僚资产阶级出身，学生，成人大学文化。）住苏州乔司空巷十五号，上海住址茂名南路一五九弄十一号。一九五○年起参加土改、五反工作队。一九五四年考取北京大学新闻系，一九五七年因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沦为右派。给予保留学籍、劳动察看处分。一九五九年因病休养，一九六○年十月二十四日被捕。
“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是一个有组织、有纲领的反革命集团。主犯林昭犯有组织反革命集体、进行反革命宣传鼓动、勾结帝国主义为敌人供给情报、策划偷越国境和煽动在押犯人暴动等，破坏社会主义事业，阴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严重罪行。
早在一九五七年，我党整风期间，被告林昭在北京大学就参加了以张元勋为首的反动集团，以自由出版为名，搞起了反动刊物《广场》，借此向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被告以“宁进监狱”的反动立场在幕后为反动集团出谋划策，积极活动而沦为右派，继续坚持反革命立场，与“广场”反动集团中的右派分子预谋、由右派分子陈奉孝偷越国境勾结帝国主义。陈奉孝在实施偷渡时，被公安机关逮捕。以后，张元勋等反革命分子也相继被公安厅机关逮捕。后被告竟隐蔽地继续活动。她通过右派分子的关系，于一九五八年认识了兰州大学右派分子张春元，林昭代表“广场”反革命集团，同张春元和继而认识的右派分子顾雁、谭蝉壁、功庆文等人联系，采取通讯、串连的方法，组成“反革命集团”。张春元同被告商议确定了组织名称为“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要以反革命武装推翻人民政府为目的他们在上海、苏州等地，多次聚会商讨出版以《星火》命名的反革命刊物，以进行造谣污蔑和颠覆人民政权的宣传鼓动。被告写的反革命文章“海鸥”，为张春元印成宣传品，“普洛米修士受难的一日”则登左边于《星火》第一期上；被告又接受了能使在全国各地散发《星火》而收集我各地党政领导干部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名单的任务，妄图以此策动我公职人员反对党的领导。该反革命集团为了继续要同国外帝国主义勾结，派遣谭蝉雪偷渡去香港，当谭蝉雪实施偷渡被我公安机关逮捕后，被告同顾雁共商对策，销毁罪证。
被告林昭，由于其官僚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其父亲彭国彦因反革命案被打击后，于一九六○年畏罪自杀身死。因此对我党和人民政府抱有刻骨的阶级仇恨。在逮捕以后，就一直不思坦白认罪。后因患肺病，于一九六二年三月五日，政府准于保外就医。但被告仍坚持反动立场，在保外就医期间，继续进行以下反革命破坏活动：
一、写了一封恐吓信给北大校长陆平信中自称是右派“群体中的一分子”，恶毒地咒骂我党和人民政府是“伪政”，诬蔑我反右斗争，狂妄地宣称“我们是不会后退的，要以最后的一息献给战斗”等。还用书面答辩的形式，将反革命文章寄给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文中造谣攻击政府镇压反革命是惩办了“善良”的人。并扬言要“誓死反对”社会主义。的墙上也涂“自由吟”等反革命诗词。（注：“吟”及“自由”即是“反”了“革命”，真是大堪发蒙！那首诗并不长，完全可以背诵而添录于此以当“反革命”的注解之一。诗共五章，首章引着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的名作“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以当主题，以下各章反复和咏叹，依次是：
生命我所重，爱情弥足珍；但为自由故，敢惜而牺牲。
生命似嘉树，爱情若丽花；自由昭临处，欣欣迎日华。
生命巍然在，爱情永无休；愿殉自由死，终不甘如囚。
生命蕴华彩，爱情熠奇光；献作自由祭，地久并天长。
他日倒也请天下人评评看，这算哪一道的“反革命”诗词！？作者自己看到至少是并不见得比“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尽折腰”更陈旧、更落后和更反动的！）
二、为了扩充反革命组织，又在苏州发展了右派分子黄政、朱泓参加，同黄政一起制定了“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明”的“政治纲领”和“盟章”，确定了以右派分子为主要发展对象。凡是右派分子均可担任“盟的各级组织核心”的组织路线和实行私人设厂的经济路线，妄图收罗各地右派分子，在我国实施资本主义复活。
三、为要同帝国主义勾结，于一九六二年九月，在本市淮海中路主动勾搭。无国籍侨民阿诺，要他帮助其偷渡出境。被告将《我们是无罪的》《给北大校长陆平的信》等四篇反革命文章。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被告被收监羁押。竟仍坚持反动立场坚决与人民为敌在监所中继续进行破坏活动。向在押的诈骗犯张如一灌输了反动思想。并发展她参加“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告诉她联络暗号，布置她在刑满出狱后，到苏州找黄政联系，以共谋反革命活动。还教唆张如一在任何情况下“绝不能动摇信念”。同时，在监狱中又用高声呼喊的方法，煽动在押人犯暴动。还先后出了恶毒污蔑我党和人民民主专政的、题为《牢狱之花》《提篮桥的黎明》《血花》等等的反革命诗词、歌曲、标语、口号。被告在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六日（注：应为十九日）写的《绝食书》中，狂妄地说：“一息尚存，此生宁坐穿牢底，决不稍负初愿稍改初志。”一系例（注：应为一系列）事实，完全证明被告林昭是一个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
上述事实，有各地群众的检举揭发，经上海、苏州、天水等地公安机关的严密侦讯，搜集到林昭所收集起来的我党政领导干部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的名单，及反革命集团成员间来往信件，还有反革命刊物《星火》等宣传品，及被告同黄政写的“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政治纲领。有监所和医院转来的被告写的反革命文章、诗词、信件等，有反革命集团成员张元勋、顾雁、梁炎武、谭蝉雪、苗庆之、孙和、黄政、朱明、张如一等人和帝国主义间谍阿诺的供词，及同监在押犯人的揭发等等。大量人证、物证。如上所述，本院确认：被告林昭长期来坚持与我党和人民为敌的立场，积极组织反革命集团，共谋出版《星火》刊物，进行造谣煽动，阴谋偷越边境投敌。在保外就医期间和在监所中进行了一系例（注：又是“一系例”，看来打字机上惟缺“列”字！）反革命活动妄图推翻人民民主政权，破坏社会主义事业，勾结帝国主义作反革命的垂死挣扎。实属怙恶不悛的反革命分子，罪行极为严重。为此，本院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一条、第六条第一款、第十条第三款，比照第七条第二款、第一款和第十二条之规定，提起公诉，请依法严惩。
此致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检察员：吴泽春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四日

附： 被告林昭押于上海第一看守所移送被告的侦讯案卷八册；随案附送大批罪证。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日上午七时五十分收到。

林 昭 自志
林昭被提出公诉后，于一九六五年五月三十一日，被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当时，林昭万分悲愤，刺穿了自己的手指，血书了《判决后的声明》，血迹斑斑的字迹，明细可见，抄录如下：

《判决后的声明》

昨天你们——那所谓的伪法院假借而盗用着法律名义非法判我徒刑二十年！这是一个极其肮脏、极其可耻的判决！但它确实也够使我引为叛逆者无上光荣！
自来善恶不圣峙即如汉贼不两立，你们这一非法的可耻判决，从另一方面看恰正是林昭个人战斗生涯的上好见证！它证明着作为一名自由战士之林昭的吾志清操大节正气！更证明你们的欺骗、引诱、迷惑、试探、逼迫、折磨、侮辱、凌虐、摧残、残害等种种一切之鬼魅伎俩，终于不得不在反抗者坚毅不屈贞烈无二的意志之前宣告彻底失败而完全破产！
这是一个可耻的判决，但我骄傲地听取了它！这是敌人对于我个人战斗行为的一种估价，我为之由衷地感到战斗者的自豪！我还作得太少，更作得非常不够。是的，我应该努力作得更多，以符合你们的估价！除此以外，这所谓的判决于我可谓毫无意义！我藐视它！
看着吧！历史法庭的正式判决很快即将昭告于天下后世！你们这些极权统治者和诈伪的奸亢——歹徒、恶赖、窃国盗和殃民贼子将不仅是真正的被告更是公诉的罪人！

公义必胜！自由万岁！
林 昭
主历 一九六五年六月一日
十九
后 记
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在这天安门广场上，在这人民英雄纪念碑下，一九八九年春天，曾经掀起过一场悲壮的为民请愿的伟大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这次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时间之长，声势之大，牵动社会面之广，影响之烈，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两次冲击新华门，长期占据天安门广场，这种情况就是十年内乱时期也没有过。上千人连续七天在天安门广场绝食，这也是建国以来历次学生运动没有出现过的现象。由绝食引起的连续数天的数十万、上百万人游行示威，高呼：“打倒腐败！”“争取民主、争取自由”的口号，震荡了整个神州大地，惊动了全世界，表现了中国青年一代政治生命的觉醒。
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尽管这次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大学生和人民的鲜血不会白流，它将唤起更多具有良知的人们觉醒。“血洗天安门广场”，政府一再宣称“纯属谣言”，说什么在天安门广场清场过程中一个人也没有死，这才是天下最大的谎言。是的，在众多的学生和群众撤离前，还没有动手打死一个人。可是，在撤离之后就不同了，仍有许多坚持斗争死守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台阶上的学生和群众，他们遭到了灭绝人性的毒打和枪击。侩子手吼叫着：“往死里打！”请问：纪念碑台阶上的枪弹痕和斑斑血迹是从哪里来的？难道是从月亮上掉下来的吗？据一位目击者说：打死的尸体是用直升飞机运走的。那些奄奄一息的伤残者，全部被抓，通过天安门旁边的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前后门，送走关押起来了。
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人民的子弟兵——解放军的枪口会对准人民，竟向群众开枪。据官方宣布的数字，在镇压这次“暴乱”中，战士伤六千多人，死亡数十；非军人伤三千多，死亡二百多，包括三十六名大学生。事实上，解放军被打死的是二十七人，而学生和群众被打死的不是二百多，而是二百多的十倍。据北京市的某报社的三位年轻记者亲自走访调查统计，死亡人数达二千六百多人。当然，被打伤的人数就无法统计了。这种残酷无情的血腥镇压，说明了什么呢？只能说明：共产党某些高层领导人完全堕落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封建法西斯独裁专制的暴君了。
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当善良的、手无寸铁的人们遭到军队野蛮镇压、血腥屠杀时，人们震怒了，赤手空拳愤起反抗。据官方宣布，在几天的“暴乱”中，被“暴徒”砸毁、烧毁、损坏的军车、警车和公共汽车一千二百八十多辆，其中军用汽车一千多辆，装甲车六十多辆，警车三十多辆，公共汽车一百二十多辆，其他机动车七十多辆，一批武器、弹药被抢。从这组数字，就可以看出当时的形势是何等的激烈。焚烧、砸毁、掀翻军车、警车和公共汽车这么多辆，难道是“少数和暴徒”干的吗？不，不是，是被激怒的人民群众反抗的结果。
林昭在上海的狱中写的诗句：《家祭——哭舅父许金元烈士》（三十年代被国民党杀害于南京雨花台）中有云：
四月十二日——沉埋灰尘中的日期，
三十七年前的血谁复记忆？
死者已矣，后人作家祭，但此一腔血泪，
舅舅啊——甥女在红色的牢狱中哭您！
我知道您——在国际歌的旋律里，
教我的是妈，而教妈的是您！
假如你知道，你为之牺牲的亿万同胞，
而今都只是不自由的罪人和饥饿的奴隶！
真不敢相信，林昭后来竟然被共产党的子弹夺去了生命。一腔沸腾的青春之血，殷殷斑斑，把唏嘘悲泣的大地染红。
血！血红血红的鲜血！洒遍天安门广场的鲜血！大学生们的鲜血！人民的鲜血！
他们已经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和牺牲生命，自豪地表明：五四先躯们的爱国主义火炬正在代代相传，是永远不会熄灭的。数以万计的人民声援浪潮，并以自己的身躯与大学生们赴汤蹈火，同生死、共患难，已经为同学们的伟大壮举作出了公正的评价。一九八九年的春天将永载史册，不可磨灭。今天摇曳的火焰，明天将发出冲天的火光。“盖青年者，国家之魂……国家丧其青年，则勘测无生机。”李大钊七十年前的这段话启示我们：当代青年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关心和参与以及他们自身的成长过程，都象征着中国正在迎来一片“新世纪曙光”。
人有魂，国有魂，民族有魂……为民主、自由而英勇献身的林昭和大学生们，历史将宣判你没罪。


友谊回声：卢盛国、孙正荃、曾权生、易善学、韩松、
汤烈辉、胡子宗、陈星

湖南省新化县离休干部卢盛国：《往事微痕》为媒，使我们心相连意相通。非常同意“相见难言少年事，半世人生再重逢”的观点。我们都是毛时代的受害者，也是毛时代的中毒者。由于中毒才成为毛皇帝的奴才。几十年我们在坎坷人生中历经风雨的历炼，使我们悟出了毛王朝的真相，促使我们大彻大悟，即怕已到人生暮年，也要为改变这个封建传统的国家鼓与呼。我想为《往事微痕》做如下一些事情：1，尽力扩大她的影响。我县城区尚有活着的三十多个“改正右派”，我将发动他们看“微痕”，还扩到亲友和同情者；2，尽力为她组送稿件，因为大家至今心都有余悸，所以有难度，不过只要努力就会有效果。现寄来四位难友自费印出的诗文集可选择一些发表；3，尽力帮助她减轻经济压力。通讯处：417600湖南新化县粮食局老年信箱，电话0738-6183922

上海孙正荃：我的友人彭浩荡先生每期都是以最快的速度把《往事微痕》复印的电子版发到我手里。我总是又再次选编，按不同的需要和兴趣，分发给我的朋友们。这个虽然不大却颇有特色的刊物，一次次地让我感动，其中许多作者的名字是那样的熟悉和亲切，他们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写下的那些文字，为所有阅读它的人开启了一扇扇窗一扇扇门，尽管那只是一些所谓个人遭际的私人记忆，但是却可以作为历史的见证，为我们的后代提供一些比正史和官书更为真实、丰富、生动、实在的记录，也正是出于这样的思考，这里我借用去世不久的贾老植芳先生的一句话：留下“直面历史真实的个人生活回忆录，对历史来说，实在是功莫大焉。”

阜新日报社阜新市海州区街心路32号曾权生:新近看到几期“往事微痕”，深感这份友谊交流的小册子办得很是不错。每期既有知名人士的重头文章，也有芸芸草民的看法与历练。她让人开阔眼界，启迪思想。反思过去几十年的所谓正统教育，澄清数十载坚守的糊涂观念。真正起到振聋发聩，令人猛醒的巨大作用。尽管眼下她还不是国家承认的正式刊物，但余认为，她终将会得到党和人民的认可。这是一件功德无量之举，说创办者是尚未授勋的功臣亦不为过。

湖南衡阳县广播电视局易善学：“往事微痕”虽说是简装本，但内容却很丰富。每篇文章的政治水平和写作水平都很高。尤其流沙河同志写的简直就是一首散文诗。从这个特辑看来，四川的反右比我们湖南搞得凶得多。最荒诞最可笑的竟有没有右派材料的右派，弄得落实政策时都找不到根据；还有凭一个领导写的条子栽上"流氓犯罪"也送进右派队伍。种种事实证明，反右派运动(当然也包括其它政治运动)纯粹是坏人整好人。我很欣赏书中有这样一句话:"要不当右派，只有去做咬人的狗!"

北京韩松：读了几期《往事微痕》，很有感触。我觉得右派这个群体太不容忽视了，这些人微言轻的小人物，当年经历了怎样的炼狱挣扎。生如草芥，死若蝼蚁。而其智慧闪光之处是那样的炫目，每个人的经历都是一部精彩的电影，这都是创作者自己闷在屋子里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来的。

湖南 汤烈辉：《往事微痕》让我藏在心里五十余年的怨气稍吐，各位先生做了一件大功德的事，不然真的历史被湮没，假历史欺骗后代，恶人被吹捧，是非遭颠倒。（写的是书法条幅）

五七战友、难友、原公安军流放北大荒的胡子宗：祝《往事微痕》全体编者同志们新春快乐、身体健康、生活愉快、万事如意。 感谢你们从事《往事微痕》这一有意义的工作，我因年老有病卧床不起，半聋半瞎半痴，不能参加这一工作甚感内疚，请原谅。 对毛的罪恶、帝王思想理论、独裁专政的罪恶事实必须揭深揭透，才不会死灰复燃、东山再起，除掉这一人类大祸害。 我虽是一个半死半活的废物，但大恼思维还没有停摆，我不能拜访你们，你们有机会找我来聊或电话交流(我的电话：85989061)歪歪斜斜写几句话，请不祥见笑。

甘肃省洮河林业局离休干部“57”老人陈星来信说：1957年他被错为右派分子，虽然后来得“改正”，但许多问题未得到解决，故一直上诉抗争，直至2004年才彻底宣告无罪。此后他又向有关部门提出“恢复政治名誉、对蒙受冤狱进行赔偿、补发右派改正后的工资、调整提高一级工资及对腿部残疾给予补偿等5个问题”，上书省委要求进行解决，可是有关部门一拖再拖直到去年九月八日甘肃省人事厅不得不为他的上访专门开了一次协调会，最后给了人民币10000元的补偿（见附件）。，他十分愤懑，写下四句诉苦诗：囹圄二十载，含冤五秩年，手捧无罪书，相视泪为泉。
附：“甘肃省人事厅对陈星同志上访有关问题协调会会议纪要：按照省人大洛桑主任的指示，应洮河林业局离休干部陈星的要求，8月28日，由省人事厅牵头会同省委老干部局、省林业厅、白龙江林业管理局和洮河林业局负责人，就陈星同志上访提出的恢复政治名誉、对蒙受冤狱进行赔偿、补发右派改正后的工资、调整提高一级工资及对腿部残疾给予补偿等5个问题进行协调解决。中共甘肃省委老干部管理局副局长杨毅，白龙江林业管理局副局长车克钧，省委老干部局人事处处长宁晓芸，省人事厅人事争议仲裁处处长张坤谟、调研员魏霖，省人事厅工资福利处副调研员曹宏斌，省林业厅办公室副主任寇明逸，省林业厅人事处副处长刘晓春，白龙江林业管理局人事处处长汪洋，洮河林业局党委副书记谷春燕，洮河林业局党委组织部部长王治国参加了会议。
洮河林业局离休干部陈星，陈星外甥李家伦列席了会议。
协调会由省人事厅副厅长孔令纪主持。
协调会上，洮河林业局党委组织部部长王志国汇报了对陈星同志所提5个问题的处理情况（见附件）。
与会者对陈星同志的坎坷经历表示同情，对陈星同志晚年积极参与慈善事业表示赞赏，对陈星同志的顽强生活态度表示敬佩，希望陈星同志以开阔的胸襟、豁达的心态安度晚年。
经协商，达成如下处理意见：
1、洮河林业局在今年重阳节的时候，邀请陈星同志回洮河林业局，参加座谈会和相关活动，与其他老同志聚一聚，放松心情，共叙友情，给陈星同志以回娘家的温馨感受。
2、洮河林业局要把构建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的理念融入老干部工作中，在今后的工作中严格执行党的离休干部管理政策，落实工作措施，做好服务工作，关心、理解老同志，对老同志的生活予以充分的照顾。
3、鉴于陈星同志伤残的特殊情况，由洮河林业局给陈星同志支付1万元人民币，作为精神补偿。
4、陈星同志接受处理意见并向组织表示感谢。同时表示放弃上访中提出的5项要求，从此息诉罢访。
二00八年九月十日

抄送：省委老干部局、省委信访局、省政府信访局、省林业厅、白龙江林业管理局、洮河林业局，陈星”
白猫黑猫论坛致《往事微痕》读者的一封信
《往事微痕》是一份发人深思的读物。它提醒我们，历史不会被轻易地扭曲和遗忘，正义和良知依然是引领人类进步的源动力。在《往事微痕》中，我们触摸到了真实的历史以及当事人的感悟。这些于今日之中国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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