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智商今日现 弟道教育更超然

作者 于栋轩

在阅读居住在香港的，擅长观察社会问题的专家学者们的文章时，经常会看到他们在文章中抱怨：“中国人的孩子平时在家的表现，较之没有孝道教育家庭的孩子好得多；可是当他们出门在外的时候，其表现就完全不是一回事。”

非常佩服处于中西文化交汇点上的香港人，在西方文化几乎成为时代的宠儿。差不多人人都在以其马首是瞻的情况下，还能够明辨是非，不被早已成为主流的西方文化所迷惑。而善于运用传统文化的优越性教育子女，并能够从中获益的英明抉择。

这种能够学以致用的非凡能力令人钦佩，其敏锐地观察事物的能力，并能够从中发现这种教育尚存在的欠缺之处，更加令人叹为观止。美中不足的是，香港人还没有发现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

香港人所发现的问题不是偶然的。当然也不是儒家思想的教育体系本身存在着何种缺陷，还需要现代人进一步积极发掘，有待逐步补充加强，使古代文化更趋完善的问题。

而是，朱熹先生与其后的专家学者们误导了神州圣地的莘莘学子。因为古人所建立的孝、弟人本教育，被朱熹先生等人所篡改。以致香港人无由掌握与运用，教育子女有关出门在外这方面的修养。

如今居住在香港的有心人，能够发现这种文化的不足之处，也是不幸中的万幸了，至少可以迫使大家认真正视、探索，问题原因之所在。

实际上，儒家思想以孝、弟为中心的人本教育。就是以孝道教育切实地囊括了中国人在家时，面对家人所应有的道德修养；以弟道教育培养中国人出门在外，如何建立人际关系，在社会上的待人处事问题。

实际上，孔子所发明的是，一整套完美无缺的人本教育体系。可惜的是，在经过朱熹先生的误解错释中，将之扭曲得成了出不了家门的截瘫文化。以至于长久以来，中国人出门在外，有无所适从之感。

可见，建立一个完美的人本教育体系固然非常难能可贵。而继承与保持这种完美教育体系的真实性，更需要影响深远的专家学者们具备货真价实的真才实学，才能够将古人的良苦用心，一丝不苟地传承下来。

正因为，历代专家学者把一个完美无缺的儒家思想教育体系，阉割为残缺不全的跛脚教育。以致出现了精明的香港人只能实践，被历代专家学者扭曲得所剩不足一半的孝道教育。

非常遗憾的是，香港人实施的孝道教育，早已被朱熹先生为代表的专家学者们误解得只剩下了支离破碎的一部分；弟道教育则是在，朱熹先生意图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扭曲下，早已被错释得荡然无存了。

尽管古代文化早已被剥离的体无完肤，还能够使香港人的孩子在家的时候具有令人欣慰的表现。可见，孝道对子女的教育，有着令其他教育方式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非凡意义与绩效。

弟之原意

《论语·学而》篇记述了：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

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在《论语别裁》里讲道：

“什么叫作“弟”呢？“弟”就是兄弟姊妹的友爱。中国的五伦有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伦中四伦都讲得通，为什么加朋友这一伦？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特点。朋友在五伦的思想上也占一席，为什么呢？有时候有许多话，许多心情和苦痛，上不可以对父母，下不可以对妻儿讲，只有找朋友讲，所以朋友为五伦之一。朋友是一种感情的结合，这是中国文化的特殊处，这个“弟”就包括了对兄弟、姊妹，一直到朋友，伸展到社会的友情。”

在本篇中孔子也有关于‘弟’道的说教的记述：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南怀瑾大师对‘弟’的解释依然没有逃脱古人的误导，他说：

“现在，孔子告诉我们说，这个学生“入则孝”，在家里是个孝子。“出则弟”，出门在外面与兄弟分开了，怎么弟呢？就是在外面，对朋友、对社会、对一般人能够友爱，扩而充之爱国家、爱天下都是这弟字的意义。

……同时又“泛爱众”，有伟大的胸襟，能够爱人，尤其在此时此地来讲，对同志的友爱，扩而充之，对其他人的友爱。”

在被古人并列的同一段道德教育中，‘出则弟’与‘泛爱众’以不同的词汇，来表达不同的角度下应有的道德修养，才是孔子在这段文章中，所要表达的真实教育理念。

如此这般，都被解释成同样是，‘爱天下人’的含义。这不仅有违古代文言文的精简特色，而且令人对这种组词方式有，叠床架屋、多此一举之感，使人不能不怀疑大师这种解释的正确性。

我们只要把全部论语前后融会贯通起来，用以经解经的方式诠释论语，就不难发现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思想所说的弟道精神的内涵，然后自然可以准确无误地显现出弟道教育的真实思想。

经过这种方式认证之后，我们就不难发现，大师对‘弟’的解释错得离谱。

在《论语·为政》篇中，孔子说：“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古人早已认定，兄弟姐妹之间的团结友爱，乃是孝道修养不可或缺的，最为基本的重要一环。兄弟姐妹间没有了团结友爱，根本就不可能称之为‘孝’！

试想，兄弟姐妹之间整日争吵不休，令父母寝食不安，其于孝道何有？所以，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确定，在孔子之前的古人，在定义‘孝道’的时候，就一针见血地把兄弟姐妹之间的团结友爱，作为衡量一个人是否履行孝道的必要条件了。

众所周知，‘文言文’是世界上最为精简是文字语言。在一般情况下，绝对不会有拖泥带水、重复啰嗦的字句出现。

既然兄弟姐妹之间的团结友爱，被古人认定为，‘孝道’里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份。‘弟’就不应该被看成是兄弟姐妹间的关系，多此一举地作为道德修养的重要一环，被重复提出。

换言之‘弟’既然被设立于‘孝道’之外，就应该是被古人赋予了其独特的含义。当然不应该再与‘泛爱众’混为一谈。

在古代文化中，‘弟道’所表达的真实意义究竟是什么？

宋代大儒朱熹先生对孝弟的解释是：

“善事父母为孝，善事兄长为弟。”

非常遗憾，这种解释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错误，就是古代文化作为与‘孝道’并驾齐驱的人本教育的‘弟道’，竟然会存在着长子与独子无需这种接受这种道德教育的问题。

既然‘孝弟’被称之为‘人本’教育，就应该是，适用于所有‘人’的修养教育。因为，这种只限于弟弟在面对兄长的作为的解释，长兄自然而然地成为，被朱熹先生切割为，此类道德教育的局外人。

而不适合某些人的修养范畴的内容，怎么可能会被古人将‘孝、弟’这两种不同的修养，并列为‘人本’修养？南怀瑾大师之所以会错误地把，兄弟姐妹的团结友爱切割于孝道之外，无疑是被朱熹先生所误导。

因为朱熹先生这种说法，对于身为长兄与独子这群人来说，这部分人显然并无兄长可‘事’。如此解释，‘出则弟’以及之前所提到的‘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这类教育，被朱熹先生彻底排除在弟道教育之外！

朱熹先生在其封建意识的泛滥下，古圣先贤制定的双管齐下的人本教育，竟然会被其支离破碎为，只适合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这种单方面修养的蹩脚教育。这位大儒的愚昧，着实非同一般。

在如今大陆上家家都是独子的情况下，‘弟道’教育被朱熹先生的一句话就彻底阉割了。一个完美无缺的教育思想，竟然会成为对今日的中国人毫不适用的废弃物。

大概只有朱熹先生等半吊子才会创造出，如此荒诞不经的邪说谬论。孔门学文被扭曲的面目全非，他老先生罪不可逭。这种若有若无的东西被称之为‘人本’修养的一环，未免名不副实。

如此似是而非的‘人本’教育的解释，会被后世误认为儒家思想是封建专制的帮凶。与朱熹先生等宋儒一心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的利益，对古代文化肆意阉割密切相关。

而且，朱熹先生这种解释不能说明，为什么孔子强调的是，‘出则弟’？难道在朱熹先生看来，善事兄长这件事，在家里并不需要，而只适合于出门在外的修养行为？误人子弟者朱熹先生独占鳌头！

令人万分痛心的是，新华辞海竟然亦被朱熹先生的解释所误导。对孝弟的解释亦是，‘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可见朱熹先生对古代文化直达近千年的影响力，直接左右了现代人对古代文化的认知。

明清时代的诸子百家，无不视朱熹先生的解释为圭臬。令人感到更为荒诞不经的是，满清时期，清朝有名的翰林院大学士周起谓与其授业之师的对句中，竟然会以调侃孔子的方式来赞美朱熹，对句为：

“眼珠子，鼻孔子，朱子居然高于孔子？”

“眉先生，胡后生，后生确实长过先生。”

像朱熹先生这样，本来是一个如假包换、名副其实的半吊子。竟然会被明清时代的某些书呆子视为，比数千年来，对中华民族的人文教育贡献无人可及的孔子更高的存在。

看来，不学无术的读书人信口开河地胡说八道，不仅限于五四运动之后；而是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无时不有、屡见不鲜。不同的是，唐代之前悟道者众，人们能够明辨是非，人们不会盲目地被误导。

南宋与之后中华民族的衰微，与朱熹的邪说谬论能够得以大行其道不无关系。当一个国家的文化教育衰落到，以半吊子的胡言乱语马首是瞻的程度之时，国家的政经大势自然会每况愈下。

像周起谓等人的胡说八道，在满清时期代表着当时的时代潮流。可见当时文化衰退的现象已经到了是非不辨、以假乱真的程度。最终会发展到，中国人自己成为彻底摧毁了，祖先发明的世界上首屈一指、独一无二的人类文明的罪魁祸首，也就在所难免了。

满清的灭亡与中华民国的败退，都与这两个时代的书呆子左右了中华民族的教育事业息息相关。前者把朱熹先生的胡说八道视为儒家思想的金科玉律；后者则是没能够明辨是非，而错误地把被朱熹这个半吊子篡改了的垃圾货色，统统栽赃到了孔子的头上。

结果使为中华民族建立了，伟大的教育事业的孔子蒙受不白之冤。真正的儒家思想荡然无存，唯利是图的打砸抢大行其道。在这种文化风气肆虐下，中华民国在大陆的消亡也就在所难免了。

有人说：

“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会为挖自己祖坟的人喝彩，世界上，没有一个将亡的民族不为自残而欢呼。”

这句话，也许比较适合西方文化的口味；却未必完全适合五四运动之后的中国人。为自残即将灭亡的中华民族而欢呼的，固然大有人在；为挖祖坟式的自毁文化的行为而喝彩的，却更为甚嚣尘上。原因无他，与朱熹等专家学者误解错释中国文化息息相关。

被部份专家学者胡搅蛮缠之后，人世间的是非曲直，如果不经过一番深入浅出地反复探索，还真容易被某些只知道坐井观天的小人儒骗得蒙头转向，成为他们混淆黑白、颠倒是非的帮凶。

古代的‘弟’字，经常与‘恭’字相提并论。弟道的‘弟’实际上，与‘兄友弟恭’的‘恭’的意思相同。不同的是，其应用范围要比恭更为宽广。‘弟道’修养，乃是谦恭、礼让等道德修养。与老子在道德经里提倡的‘不敢为天下先’，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所以，‘出则弟’，所定义的‘弟道’，是儒家思想教育世人出门在外，走入社会时应该具有谦恭、礼让等基本的道德修养。她与孝道相辅相成，共同完成在家之时，与出门在外的不同环境下，缺一不可的应有修养。从而形成一套完整的儒家道德修养的基础教育，使学子能够在社会上应付自如。

所以，弟道修养的作用，是既可以自保，又可以进取的人本教育。而今，西方人发现的情绪智商，也认为，谦恭乃是高智商应有的表现。然而，这一被西方人视为圭臬的‘重大发现’，只不过是我们祖先运用了数千年之久，深入浅出的道德教育内涵中，最最基本的普通一环而已。

中国古代圣贤的高度智慧，实在不是现代人的小聪明能够与之相提并论的！什么时候，现代人能够把中国人的祖先的教育理念达到全部认知的程度之后，再对中国文化评头论足不迟。

而今，在批判古代文化教育之前，首先应该检查一下自己是否真正理解了，古圣先贤的远见卓识所构建的一整套完美无瑕的教育方针。连孝弟这种最基本的修养都认识不清，我们还有什么资格质疑古人？

《论语·雍也》记述了孟之反这个人有关弟道修养的典型事例：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将入门，策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进也。’””

这段文章说的是，鲁国与齐人之战。孟之反所在部队被敌兵打得落荒而逃。当官兵们都在争先恐后地逃命的时候，孟之反留在最后拒敌，掩护大队人马撤退。在将近城门的时候，孟之反快马加鞭赶了上来，说：“不是自己胆量大，不怕死，是自己的马跑得太慢。”

孟之反以其舍生忘死的大无畏精神，加上保家卫国的英雄气概，保护了自己的同事与部下安全撤退之后。却谦称不是自己胆大敢在后面阻击敌人，而是自己的马跑得太慢。如此功成不居、谦恭礼让的态度，自然会得到战友的赤诚友谊与部下的深切爱戴。

而且作为弟道修养的楷模，孟之反这个名字还会永远活在，每一个阅读过论语的中国人的心中，博得后世千秋万代的称颂与敬仰。弟道修养达到了像孟之反这样的程度的人，当然不会出现出门在外无所适从的问题，即使是遇到了嫉贤妒能的苛刻小人，照样可以自保无虞。

因为缺乏弟道教育，只是经过孝道教育的孩子之中，有一大部分人，在生疏环境下，面对陌生的人与事物的时候，往往会因为不适应，而出现畏首畏尾、不知所措的拘谨。

如果不能在社会熔炉的磨练中，通过学习迅速适应的话，往往会错失良机。以致虚度人生，在默默无闻中，终老于滚滚红尘。这类人虽然在步入社会中，会出现诸多不适，至少可以自保，且比较不会惹事。

另外一种是，缺乏弟道修养的人，往往会在社会上目空一切、刚愎自用。通常会在人际关系复杂的社会中，被碰得头破血流。更严重的情况可能惨遭身败名裂、毁家亡国的下场。

历史上此类典型人物有：狂妄自大，被重耳退避三舍，骄纵得不可一世，终致败亡的楚国元帅成得臣；自命不凡，与神射小将养繇基轻狂比箭，大意丧命的楚国叛臣斗越椒；自以为是，丧师四十万大军，死于纸上谈兵的元帅赵括；

更有力大无穷、英勇无敌、所向披靡的霸王项羽；足智多谋、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帝君关云长等人，都是因为自尊自大，终致轻敌而惨遭败亡的下场。普通人虽然因为格局有限，即使是自命不凡也不至于因之丧命，却因而造成败事者，更是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历史人物如是，现代人物亦然。诸如，高岗、饶漱石，林彪、刘少奇，等叱吒风云的时代名流，大多数都是欠缺弟道修养，而不知功成身退的趋避之法，终至死无葬身之地的典型事例。

可见，弟道对出门在外的学子生存的重要性。而在西方文化的马列主义‘造反有理’，这种视道德修养为无物的打砸抢行事作风下，最终会成为惨遭杀身之祸的悲剧人物并不意外。

同时，我们也不可忽略了，这种教育对减轻国家税赋的巨大贡献。因为高度的道德修养使人们极少犯罪。古代人可以不设监狱，当然也不需要庞大的狱卒队伍与无所不在的治安人员，以及这些人与罪犯们庞大的行政支出。

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的经济领先于全世界并非偶然，儒家思想的人本教育的巨大贡献功不唐捐。

本文意在恢复孔门学文的本来面目，这种成功地实施了上千年的教育理念，应该可以给大家提供一整套完美无缺、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尤其是对善于使用传统文化来教育子女，且已经发现其中的不足的香港人，可以提供一个对目前的不足之处有所改善的美好愿景。

《弟道教育》

弟道教化早成实，情绪智商何足奇；滞后千年仍不全，先贤所授妙无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