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艾豫民:寡母託孤 |
| 送交者: 艾豫民 2005年06月03日23:52:51 於 [海 二 代]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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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母託孤 艾豫民／ 播種希望 母親，生我們養我們的人。在河南習慣上叫娘。 娘沒有上過一天學，男女廁所上的標識她不認得，甚至連自己是哪一年出生的，她也不清楚，因為從來沒有人告訴過她。娘只知道自己今年可能有68了。 娘說她從娘家出嫁大概已經有48年了，“我的大女兒今年都47歲了，我出門子（出嫁）第二年就生了大女兒”。 娘說她結婚的時候住的是一間泥巴做的草房子連個門都沒有。結婚那天，婆家人從鄰居家借來門帘，一張破床和一雙破被子。晚上她就把新做的棉襖鋪在身子下面的高粱竿蓆子上睡覺。 條件雖然簡陋但，日子還是照樣過着。娘這輩子共生了5個孩子，除了老大其它4個都是中用的（男孩）。 娘說，那時候是大集體，叫什麼“高級社”，後來叫“互助組”，娘生完了孩子就下地幹活掙工分了。“自己家裡像“豬娃行”一樣，每個孩子吃不飽都哇哇叫。” “王八戲子吹鼓手，割腳剃頭擰燈籠”是當時人們認為最下賤的活，娘嫁的男人就是干下賤活的，他是個剃頭匠。生產隊的男女老少頭髮鬍子長了都是他給剃的，並不收任何報酬，生產隊每天開給9個工分。這樣娘和他的男人已經很滿足了，因為拿最高工分的生產隊長也不過10分，娘沒覺得他的丈夫幹這活低人一等，反而感覺自己的男人很有能耐，村里那麼多男人，就自己的男人會剃頭。 娘和她的男人，靠自己的辛苦勞動過日子。用薯干和紅薯麵糊糊把幾個孩子養活的白白胖胖的，孩子們個個長得象鐵疙瘩，結結實實的。娘和他的男人都盼着自己的孩子快快長大。 短暫的“輝煌” 日子一天天地過着，轉眼已是80年代，娘的孩子一個個長大，她和她的男人卻老了。歲月的痕跡就這樣悄悄地爬上了他們的面容，而他們幾乎沒有覺察。 女兒已經出嫁，大兒子也已經結婚，娘和她的男人快當奶奶爺爺了。 對於現在的生活娘很滿足，說是比毛主席領導的時候過的還好呢！那時候剃頭工分拿的和生產隊隊長只差1分，也沒有好面饃（饅頭）吃，她男人還在給人剃頭，現在不講工分了，大人剃頭刮臉8毛錢，小孩剃頭5毛錢，一個月能掙200多塊，加上分了幾畝地，日子過的紅火，娘的男人也高興，時不時還喝點小酒。 美好的總不肯，也不願為誰停留。 好景不長，地里種的糧食不夠吃了。國家“皇糧”要繳，各種不名所以的雜費日漸地多了，每天催要着，再也繳不清。男人一日不閒地給人理髮，掙的錢供不上家用；女兒出嫁和大兒子結婚，家裡的錢早已虧空，吃飯已成了問題，5個孩子只有兩個上過學，也只是念到小學二年級再也無力負擔了。 “靠這個養活不了家了，我也賣血去”娘的男人終於放下了幹了大半輩子的剃頭刀。 “死老頭子，你去賣血誰要你啊！人家都要年輕的”，娘認老了。 村裡的年輕人都開始賣血了。娘16歲的小兒子也賣，跟着村里大一點的孩子一起，一直瞞着娘。 當養家糊口成為難題，一切也開始變得簡單而明了。掙錢！只有掙錢！先掙到錢再說。 娘的男人和孩子都去血站賣血了，家務、農活全由娘一個人承擔着。 娘說：“‘死老頭子’賣血是因為家裡太窮，快50的人了，一直惦記着要給二兒子想辦法蓋房子，要不誰家的閨女願意嫁給俺孩子做老婆呢？” “已經結婚的大兒子賣血是為了養活老婆孩子，還娶老婆時候欠的債，大兒媳走路腳有些拐，但不妨礙生兒育女，前後生了兩個孩子，計劃生育超生的罰款也跟着來了”。 二兒子賣血的錢一半是準備討老婆的，另一半是幫他爹給自己蓋房子的。那時候他已經二十好幾（歲）的人了，和他年齡差不多的都定下來了。（定親） 三兒子比二兒子小兩歲，賣血的錢多半是吃了，穿了。這娃長得又高又大，就是走路有點不得勁（拐腳，）但好打扮，穿得和電影裡的人差不多。 娘最疼的是四兒子，這孩子賣血的時候只有十五六歲。幾個孩子中也數他對娘最親，賣血的錢都給了娘，讓娘積攢着，說是等他長大了攢夠了自己蓋房子，自己娶老婆，不讓爹娘操心。 每天，村裡的車輛來來往往，三輪車“隆隆”的馬達聲不斷，都是來拉賣血人的。賣血人隊伍越來越壯大，每個人賣血的次數越來越頻繁，“新建的房子多起來了，洋馬車子（自行車）多起來了。黑白電視機也有了，村民的穿着也和城市人差不多了”。 艾滋孤兒。(多維社)
幸福？就這樣輕易地從天而降？ 人們並不知道，這幸福的背後醞釀着多麼沉重的代價。 幾年過去了，賣血的買血的突然間都消失了，說什麼血裡面有“餅乾”（丙肝）。娘的男人把自己剃頭的傢伙重新操拾了起來，又要給村民剃頭了。 四個兒子也都討回了老婆，大兒子和二兒子自己的房子也已經蓋好，老三和老四還和娘住在前幾年建好的“里生外熟”（牆裡面是泥胚，外面包一層磚頭）的“新房”里。娘說攢夠了錢，兩個兒子都要蓋新房的。 厄運悄然來臨 1997年，娘的男人死了，發高燒，拉肚子，治不好死的。娘說：“死老頭子真的死了，我不傷心，60歲的人了，活的（年齡）也不小了”。 1999 年三兒子的媳婦死了，才28歲，她得的病和“死老頭”的一樣。有人說她得的是“愛死病”，聽說這病得上就得死，也有人說是瘟人的，日曆表上寫的都有，有人拿日曆表讓娘看，娘也看了，但不認識字，也不知道上面說什麼，娘也沒有太在意，只覺得老四老婆撇下的四個女娃太可憐了，最小的孩子剛生下幾個月就沒了媽。娘說，她又成了孩子的媽，擦屎把尿的都得她去做。 葬三媳婦的時候，村里很多人都抹了眼淚。年紀輕輕的，大家都覺得可惜。更可憐的是四個孩子，這麼小就沒了娘，往後只能靠一個老婆子養活了。 2003年10月29日娘的二兒子也死了。 二兒子和四兒子都帶了老婆孩子，去新疆種地。前幾天，娘突然接到村里公用電話人家叫她，說是新疆她兒子打過來的。 “娘，我病的受不了啦！可能也是“愛死病”，我可能快不中（行）了，難受的厲害，治不好”。 娘說她一聽就知道是二孩子，好幾年沒聽見孩子的話音了，可她整日裡想着。平常孩子捨不得打電話，逢年過節的都沒有打過。 “那不中你快回來啊！你種的地先叫你弟弟給看着，趕緊回來，咱在家裡找醫生看。” 這時候娘已經知道“愛死病”是什麼意思了，只要以前賣過血的人都會得“愛死病”，只要得上就得死，村里已經死了好些人了。村民都快嚇死了，因為好多人當時都賣過血。 2003年10月X日，娘的二兒子從新疆回來了，是由老三去新疆接回來的。到家的時候已經成了一具溫熱的屍體，是在回來的路上死在火車上的。老三偷偷地從火車站租車把遺體運了回來。 日思夜盼的兒子就這樣死了，死在回家的火車上，幾年來的思念和牽掛，積了滿滿當當一肚子，到頭來卻只能對着兒子冰冷的屍首。娘的心思、牽念再也無處述說了，她的兒子就這樣走了，丟下年邁的自己、丟下年輕的妻子、年幼的孩子，走了…… 娘哭了，老淚縱橫，浸潤了“歲月的溝壑”，風幹了，留下深深的淒涼。 這年，她死去的二兒子剛39歲。 “天若有情天亦老”，歲月總是無情。 2003年秋天，二兒子死後不久，娘又接到一個電話，一樣是從新疆打來，內容驚人的相似，就像老二當時打來的一樣。不同的：這次電話那頭是四兒子。 “娘，我也不中了，咋辦啊娘！我受不上去啦！”一樣的無助。 “趕緊回來，地里的棉花不要了，命要緊啊！”娘下了“命令”， 四兒子從新疆回來了，他是活着回來的。眼前的兒子，娘幾乎認不出來了。32歲正值壯年，卻已經和死去的“死老頭子”一樣蒼老，身體瘦得幾乎變了形，原來體重該有140多斤，看上去很壯的那種，而今怕是90斤也沒了；原本濃密的頭髮也已脫落的稀稀疏疏，讓人想起田裡缺乏肥料的病秧；衣服是以前的嗎？套在身上，空蕩蕩的，像是套在了一個用木棍紮起的架子上；兩隻本來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早已沒了往日的精神，搭配着瘦骨嶙峋的臉倒也協調；那走路的姿勢是該用“蹣跚” 來形容了吧；冬天的軍大衣也裹在身上，遠遠看上去和一個年近古稀的老人沒什麼區別。 回到家後四兒子很快住進了縣醫院，娘每天來往於家和醫院。花一塊錢坐三輪車，娘是不捨得的，10多里的路，娘全憑着一雙腳。 2004年3月26日，娘永遠忘不了的日子：她最心疼的四兒子死了。 一件不合體的壽衣套在四兒子的身上。又是一個年輕的生命！娘的心碎了，一次次地暈倒，含着淚呼喊兒子的名字。 白髮蒼蒼的娘，掙扎着，使出渾身的力氣，一有機會撲上棺材，哭喊着，是想再看一眼自己的兒子。兒子乾癟的雙手，熟悉的臉頰，她多想再拉一拉、撫一撫，說上幾句送別兒子的話，哪怕只是一句…… 按風俗，送葬時是要放鞭炮的，兩個孫兒跟着棺材走着，不時的停下來，臉上分明寫着驚恐。看着可憐的孩子，娘哭得更凶了。 在場的親眷、鄰里，再也忍不住，將傷心欲絕的老人架開了，表情卻驚人的一致，一樣的平淡。見過太多類似的場景，大家已找不到新鮮的言語慰籍這個同樣不幸的家庭了。 老人不會忘記自己曾有一個孝順的兒子，妻子不會忘記曾有過這樣一個愛她的丈夫，可年幼孩子是否會記得他們這個再也無法給予他們疼愛的爹呢？ 流盡的眼淚 娘用玉米竿和朔料布撐起的屋子被暴雨衝垮了，她和她他的孩子們沒有了住的地方。三兒子已經病倒，窩棚又倒了，再也不能住人了。娘和幾個孩子暫時擠進了大兒子的家，儘管那裡也是一樣簡陋。
娘對孩子的婆家沒有特別的要求，只要能給她們蓋一間“豬窩”一樣的小房子，讓她和幾個孩子有一個落腳的地方就很可以了。 房子剛砌好，屋子裡還沒來得及填土，娘的三兒子就不行了。眼看弟弟要死了，娘的大兒子忙把他抱到了新砌的“豬窩房”里。 2004年6月，三兒子死了，這次娘卻沒有哭。娘說她的眼睛看不清東西了，眼淚也流幹了， 但娘卻在發愁：這個兒子怎麼埋葬呢？家裡親戚朋友的錢已經借了一遍，再向誰家借錢呢？ 正在犯愁，未及出嫁的孫女婆家人開口了，棺材錢他們出，她們說這錢不用還。娘的心裡不是滋味，欠人家的是要還的，而自己是沒有能力的。孫女已是人家的人了，儘管心裡不捨得，但，娘想不出其他辦法。 三兒子總算入土了，可娘的心裡卻放不下恐懼，三兒子不是第一個，也不會是最後一個。唯一最親近的四媳婦，也發病了，住進了醫院。娘象瘋了似的，沒日沒夜地奔波於家和縣城醫院之間，成天裡圍着媳婦的病床，一步也捨不得離開，只有當院方囑咐她到街上藥店裡購藥時，娘才不得已走開。 在街上，娘弄不清方向，儘管家離城裡只有10多里，但平時娘很少上縣城。 娘一家又一家地尋着藥店，嘴裡不住的嘟囔着醫生給她說的藥名。娘一遍遍的念着，生怕一不小心忘記了。從北街到南街，從南街到東街，娘挨家問着，終於在一個角落的藥房裡買到了。可走出藥房大門，娘卻找不到來時的路了。靠着一路走着問着，娘終於返回了醫院。只是到醫院門口時，娘再也走不動了。她又餓又累，好容易挪到醫院門口的石梯上坐了下來，娘摸出了口袋裡的饅頭，那是從家裡出來時揣上的。只咬了兩口，娘又把大半的饅頭塞進了口袋，她沒有時間把一個饅頭吃下肚，因為媳婦正等着她買藥回去…… 晚上，娘還得回家，家裡幾個沒娘沒爹的孩子還等着娘照看。地里一大堆活也等着娘去干…… 2004年10月4日，醫院醫生告訴娘，“準備回家吧，人恐怕是不行了，”娘心裡也知道，可能媳婦也快不行了，躺在病床上的媳婦已經人連娘也認不清楚了，再說家裡再也沒有錢給媳婦看病了。 娘想到了死，想買幾包老鼠藥喝了不活了，“孩子們都死了，我活着還有什麼盼望啊！”可娘不敢，那剛出生沒幾個月的孫女，嗷嗷待哺，還有那幾個未成年的孩子，需要她拉扯。“我死了不打緊，孩子們怎麼辦？”娘想通了。 她要活下去，她不能死，她要把這些孩子養活大。娘下定了決心。 她找了輛架子車，把媳婦從醫院拉了回來，“咱回家吧孩子，這醫院不好，離死人的房子（太平間）太近了，回家吧孩子，咱回家看病”。可憐的娘已經拿不出一分錢了…… 娘和媳婦回到了家──“豬窩”一樣的小屋。私人診所里，娘好說歹說的給媳婦賒了兩瓶吊針打上。眼睛不好使的娘很難看清楚吊針滴管里的藥水是不是在往下滴，但娘的耳朵很好用，她能趴在媳婦的臉上，聽媳婦在呼吸，這樣娘知道媳婦還在出氣，知道媳婦還在活着…… 10月5日夜裡10點左右，好半天，娘趴在媳婦的臉上卻沒能聽到呼吸聲。隱約看到媳婦嘴裡面冒出了一團白沫，她知道，媳婦死了。 媳婦要下葬時，娘突然接到了上面“當官”的通知“你媳婦的屍體要去縣火化廠火化，如果不去火化，就是埋葬了也要把屍體扒出來，還要罰款，你的孫子孫女也不能得到照顧，也不能進孤兒院”。 娘害怕了，娘把媳婦的屍體火化了，沒有錢買骨灰盒娘，借找了一個裝方便麵的紙盒子，把媳婦的骨灰抱了回來，只要火化後就沒有“當官”的管你怎麼埋葬了，娘捨不得把媳婦的骨灰就這樣丟掉，還是按當地的規矩，給媳婦做了一個小棺材把骨灰埋了。 現在娘和她的孩子們只有大兒子全家沒有被HIV感染，可媳婦因為腿殘疾也不能自食其力，也沒有能力去照顧娘的老老小小。 無聲的吶喊 三個兒子兩個媳婦，加上“死老頭子”一共六口人。家裡剩下的是六個沒有父母的孩子。 因為有娘照顧着，這些孩子便不能算是孤兒，也就得不到政府的照顧。 娘哀求了民政所的一個領導，（原先是被群眾告下來的村委書記，而今卻升了官）這個領導對娘說：“給你辦孤兒證可以，不過你得請客，你孩子死，你沒有火化，不火化就不算是孤兒，不請客辦這個怕有困難”。
娘又走了10多里的路，先打聽到公社（鄉政府）在啥地方，然後再問，計生所，郵電所，派出所，土管所，只要是有“所”的娘挨個打聽“你們管不管孤兒”，有些“所”還沒等娘問到“孤兒所”這幾個字，便有人急着回應“你找誰？下班了”。 …… 娘一直在尋找她心裡所想的“管孤兒的地方”…… 後記 1997 年，娘的男人死亡，那年68歲1999年，娘的三媳婦死亡，28歲。2003年10月，二兒子死亡，39歲。二媳婦也被檢查出是病毒攜帶者，兩個孩子，大的18歲，小的16歲，都已經輟學外出打工去了。2004年3月，四兒子死亡，32歲。2004年6月，三兒子死亡，37歲，三兒子給娘撇四個女兒，最大的15，（已許配人家）最小的8歲而最小的艾滋病已經病發。2004年10月，四媳婦死亡，34歲。四媳婦也給娘撇下了一男一女兩個孩子，大的9 歲，小的7歲，9歲的男孩也沒有逃脫艾滋病侵襲。同年夏天，68歲的老娘在血液HIV化驗中呈陽性反應，醫生告知CD4細胞還有104個（正常人 CD4800至1200）。但願，娘永遠不要倒下！！！因為娘還在尋找“管孤兒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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