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緒智商今日現 弟道教育更超然

作者 於棟軒

在閱讀居住在香港的，擅長觀察社會問題的專家學者們的文章時，經常會看到他們在文章中抱怨：“中國人的孩子平時在家的表現，較之沒有孝道教育家庭的孩子好得多；可是當他們出門在外的時候，其表現就完全不是一回事。”

非常佩服處於中西文化交匯點上的香港人，在西方文化幾乎成為時代的寵兒。差不多人人都在以其馬首是瞻的情況下，還能夠明辨是非，不被早已成為主流的西方文化所迷惑。而善於運用傳統文化的優越性教育子女，並能夠從中獲益的英明抉擇。

這種能夠學以致用的非凡能力令人欽佩，其敏銳地觀察事物的能力，並能夠從中發現這種教育尚存在的欠缺之處，更加令人嘆為觀止。美中不足的是，香港人還沒有發現造成這一現象的根本原因。

香港人所發現的問題不是偶然的。當然也不是儒家思想的教育體系本身存在着何種缺陷，還需要現代人進一步積極發掘，有待逐步補充加強，使古代文化更趨完善的問題。

而是，朱熹先生與其後的專家學者們誤導了神州聖地的莘莘學子。因為古人所建立的孝、弟人本教育，被朱熹先生等人所篡改。以致香港人無由掌握與運用，教育子女有關出門在外這方面的修養。

如今居住在香港的有心人，能夠發現這種文化的不足之處，也是不幸中的萬幸了，至少可以迫使大家認真正視、探索，問題原因之所在。

實際上，儒家思想以孝、弟為中心的人本教育。就是以孝道教育切實地囊括了中國人在家時，面對家人所應有的道德修養；以弟道教育培養中國人出門在外，如何建立人際關係，在社會上的待人處事問題。

實際上，孔子所發明的是，一整套完美無缺的人本教育體系。可惜的是，在經過朱熹先生的誤解錯釋中，將之扭曲得成了出不了家門的截癱文化。以至於長久以來，中國人出門在外，有無所適從之感。

可見，建立一個完美的人本教育體系固然非常難能可貴。而繼承與保持這種完美教育體系的真實性，更需要影響深遠的專家學者們具備貨真價實的真才實學，才能夠將古人的良苦用心，一絲不苟地傳承下來。

正因為，歷代專家學者把一個完美無缺的儒家思想教育體系，閹割為殘缺不全的跛腳教育。以致出現了精明的香港人只能實踐，被歷代專家學者扭曲得所剩不足一半的孝道教育。

非常遺憾的是，香港人實施的孝道教育，早已被朱熹先生為代表的專家學者們誤解得只剩下了支離破碎的一部分；弟道教育則是在，朱熹先生意圖維護封建專制統治的扭曲下，早已被錯釋得蕩然無存了。

儘管古代文化早已被剝離的體無完膚，還能夠使香港人的孩子在家的時候具有令人欣慰的表現。可見，孝道對子女的教育，有着令其他教育方式無法與之相提並論的非凡意義與績效。

弟之原意

《論語·學而》篇記述了：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人之本與？”

國學大師南懷瑾先生在《論語別裁》裡講道：

“什麼叫作“弟”呢？“弟”就是兄弟姊妹的友愛。中國的五倫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這五倫中四倫都講得通，為什麼加朋友這一倫？這就是中國文化的特點。朋友在五倫的思想上也占一席，為什麼呢？有時候有許多話，許多心情和苦痛，上不可以對父母，下不可以對妻兒講，只有找朋友講，所以朋友為五倫之一。朋友是一種感情的結合，這是中國文化的特殊處，這個“弟”就包括了對兄弟、姊妹，一直到朋友，伸展到社會的友情。”

在本篇中孔子也有關於‘弟’道的說教的記述：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南懷瑾大師對‘弟’的解釋依然沒有逃脫古人的誤導，他說：

“現在，孔子告訴我們說，這個學生“入則孝”，在家裡是個孝子。“出則弟”，出門在外面與兄弟分開了，怎么弟呢？就是在外面，對朋友、對社會、對一般人能夠友愛，擴而充之愛國家、愛天下都是這弟字的意義。

……同時又“泛愛眾”，有偉大的胸襟，能夠愛人，尤其在此時此地來講，對同志的友愛，擴而充之，對其他人的友愛。”

在被古人並列的同一段道德教育中，‘出則弟’與‘泛愛眾’以不同的詞彙，來表達不同的角度下應有的道德修養，才是孔子在這段文章中，所要表達的真實教育理念。

如此這般，都被解釋成同樣是，‘愛天下人’的含義。這不僅有違古代文言文的精簡特色，而且令人對這種組詞方式有，疊床架屋、多此一舉之感，使人不能不懷疑大師這種解釋的正確性。

我們只要把全部論語前後融會貫通起來，用以經解經的方式詮釋論語，就不難發現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思想所說的弟道精神的內涵，然後自然可以準確無誤地顯現出弟道教育的真實思想。

經過這種方式認證之後，我們就不難發現，大師對‘弟’的解釋錯得離譜。

在《論語·為政》篇中，孔子說：“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

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古人早已認定，兄弟姐妹之間的團結友愛，乃是孝道修養不可或缺的，最為基本的重要一環。兄弟姐妹間沒有了團結友愛，根本就不可能稱之為‘孝’！

試想，兄弟姐妹之間整日爭吵不休，令父母寢食不安，其於孝道何有？所以，我們可以毫無疑問地確定，在孔子之前的古人，在定義‘孝道’的時候，就一針見血地把兄弟姐妹之間的團結友愛，作為衡量一個人是否履行孝道的必要條件了。

眾所周知，‘文言文’是世界上最為精簡是文字語言。在一般情況下，絕對不會有拖泥帶水、重複囉嗦的字句出現。

既然兄弟姐妹之間的團結友愛，被古人認定為，‘孝道’里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份。‘弟’就不應該被看成是兄弟姐妹間的關係，多此一舉地作為道德修養的重要一環，被重複提出。

換言之‘弟’既然被設立於‘孝道’之外，就應該是被古人賦予了其獨特的含義。當然不應該再與‘泛愛眾’混為一談。

在古代文化中，‘弟道’所表達的真實意義究竟是什麼？

宋代大儒朱熹先生對孝弟的解釋是：

“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弟。”

非常遺憾，這種解釋存在着一個巨大的錯誤，就是古代文化作為與‘孝道’並駕齊驅的人本教育的‘弟道’，竟然會存在着長子與獨子無需這種接受這種道德教育的問題。

既然‘孝弟’被稱之為‘人本’教育，就應該是，適用於所有‘人’的修養教育。因為，這種只限於弟弟在面對兄長的作為的解釋，長兄自然而然地成為，被朱熹先生切割為，此類道德教育的局外人。

而不適合某些人的修養範疇的內容，怎麼可能會被古人將‘孝、弟’這兩種不同的修養，並列為‘人本’修養？南懷瑾大師之所以會錯誤地把，兄弟姐妹的團結友愛切割於孝道之外，無疑是被朱熹先生所誤導。

因為朱熹先生這種說法，對於身為長兄與獨子這群人來說，這部分人顯然並無兄長可‘事’。如此解釋，‘出則弟’以及之前所提到的‘孝弟也者，其為人之本與’這類教育，被朱熹先生徹底排除在弟道教育之外！

朱熹先生在其封建意識的泛濫下，古聖先賢制定的雙管齊下的人本教育，竟然會被其支離破碎為，只適合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這種單方面修養的蹩腳教育。這位大儒的愚昧，着實非同一般。

在如今大陸上家家都是獨子的情況下，‘弟道’教育被朱熹先生的一句話就徹底閹割了。一個完美無缺的教育思想，竟然會成為對今日的中國人毫不適用的廢棄物。

大概只有朱熹先生等半吊子才會創造出，如此荒誕不經的邪說謬論。孔門學文被扭曲的面目全非，他老先生罪不可逭。這種若有若無的東西被稱之為‘人本’修養的一環，未免名不副實。

如此似是而非的‘人本’教育的解釋，會被後世誤認為儒家思想是封建專制的幫凶。與朱熹先生等宋儒一心為了維護封建專制的利益，對古代文化肆意閹割密切相關。

而且，朱熹先生這種解釋不能說明，為什麼孔子強調的是，‘出則弟’？難道在朱熹先生看來，善事兄長這件事，在家裡並不需要，而只適合於出門在外的修養行為？誤人子弟者朱熹先生獨占鰲頭！

令人萬分痛心的是，新華辭海竟然亦被朱熹先生的解釋所誤導。對孝弟的解釋亦是，‘孝順父母，敬愛兄長’。可見朱熹先生對古代文化直達近千年的影響力，直接左右了現代人對古代文化的認知。

明清時代的諸子百家，無不視朱熹先生的解釋為圭臬。令人感到更為荒誕不經的是，滿清時期，清朝有名的翰林院大學士周起謂與其授業之師的對句中，竟然會以調侃孔子的方式來讚美朱熹，對句為：

“眼珠子，鼻孔子，朱子居然高於孔子？”

“眉先生，胡後生，後生確實長過先生。”

像朱熹先生這樣，本來是一個如假包換、名副其實的半吊子。竟然會被明清時代的某些書呆子視為，比數千年來，對中華民族的人文教育貢獻無人可及的孔子更高的存在。

看來，不學無術的讀書人信口開河地胡說八道，不僅限於五四運動之後；而是在兩千多年的歷史長河中，無時不有、屢見不鮮。不同的是，唐代之前悟道者眾，人們能夠明辨是非，人們不會盲目地被誤導。

南宋與之後中華民族的衰微，與朱熹的邪說謬論能夠得以大行其道不無關係。當一個國家的文化教育衰落到，以半吊子的胡言亂語馬首是瞻的程度之時，國家的政經大勢自然會每況愈下。

像周起謂等人的胡說八道，在滿清時期代表着當時的時代潮流。可見當時文化衰退的現象已經到了是非不辨、以假亂真的程度。最終會發展到，中國人自己成為徹底摧毀了，祖先發明的世界上首屈一指、獨一無二的人類文明的罪魁禍首，也就在所難免了。

滿清的滅亡與中華民國的敗退，都與這兩個時代的書呆子左右了中華民族的教育事業息息相關。前者把朱熹先生的胡說八道視為儒家思想的金科玉律；後者則是沒能夠明辨是非，而錯誤地把被朱熹這個半吊子篡改了的垃圾貨色，統統栽贓到了孔子的頭上。

結果使為中華民族建立了，偉大的教育事業的孔子蒙受不白之冤。真正的儒家思想蕩然無存，唯利是圖的打砸搶大行其道。在這種文化風氣肆虐下，中華民國在大陸的消亡也就在所難免了。

有人說：

“世界上，沒有一個民族會為挖自己祖墳的人喝彩，世界上，沒有一個將亡的民族不為自殘而歡呼。”

這句話，也許比較適合西方文化的口味；卻未必完全適合五四運動之後的中國人。為自殘即將滅亡的中華民族而歡呼的，固然大有人在；為挖祖墳式的自毀文化的行為而喝彩的，卻更為甚囂塵上。原因無他，與朱熹等專家學者誤解錯釋中國文化息息相關。

被部份專家學者胡攪蠻纏之後，人世間的是非曲直，如果不經過一番深入淺出地反覆探索，還真容易被某些只知道坐井觀天的小人儒騙得矇頭轉向，成為他們混淆黑白、顛倒是非的幫凶。

古代的‘弟’字，經常與‘恭’字相提並論。弟道的‘弟’實際上，與‘兄友弟恭’的‘恭’的意思相同。不同的是，其應用範圍要比恭更為寬廣。‘弟道’修養，乃是謙恭、禮讓等道德修養。與老子在道德經里提倡的‘不敢為天下先’，有着異曲同工之妙。

所以，‘出則弟’，所定義的‘弟道’，是儒家思想教育世人出門在外，走入社會時應該具有謙恭、禮讓等基本的道德修養。她與孝道相輔相成，共同完成在家之時，與出門在外的不同環境下，缺一不可的應有修養。從而形成一套完整的儒家道德修養的基礎教育，使學子能夠在社會上應付自如。

所以，弟道修養的作用，是既可以自保，又可以進取的人本教育。而今，西方人發現的情緒智商，也認為，謙恭乃是高智商應有的表現。然而，這一被西方人視為圭臬的‘重大發現’，只不過是我們祖先運用了數千年之久，深入淺出的道德教育內涵中，最最基本的普通一環而已。

中國古代聖賢的高度智慧，實在不是現代人的小聰明能夠與之相提並論的！什麼時候，現代人能夠把中國人的祖先的教育理念達到全部認知的程度之後，再對中國文化評頭論足不遲。

而今，在批判古代文化教育之前，首先應該檢查一下自己是否真正理解了，古聖先賢的遠見卓識所構建的一整套完美無瑕的教育方針。連孝弟這種最基本的修養都認識不清，我們還有什麼資格質疑古人？

《論語·雍也》記述了孟之反這個人有關弟道修養的典型事例：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這段文章說的是，魯國與齊人之戰。孟之反所在部隊被敵兵打得落荒而逃。當官兵們都在爭先恐後地逃命的時候，孟之反留在最後拒敵，掩護大隊人馬撤退。在將近城門的時候，孟之反快馬加鞭趕了上來，說：“不是自己膽量大，不怕死，是自己的馬跑得太慢。”

孟之反以其捨生忘死的大無畏精神，加上保家衛國的英雄氣概，保護了自己的同事與部下安全撤退之後。卻謙稱不是自己膽大敢在後面阻擊敵人，而是自己的馬跑得太慢。如此功成不居、謙恭禮讓的態度，自然會得到戰友的赤誠友誼與部下的深切愛戴。

而且作為弟道修養的楷模，孟之反這個名字還會永遠活在，每一個閱讀過論語的中國人的心中，博得後世千秋萬代的稱頌與敬仰。弟道修養達到了像孟之反這樣的程度的人，當然不會出現出門在外無所適從的問題，即使是遇到了嫉賢妒能的苛刻小人，照樣可以自保無虞。

因為缺乏弟道教育，只是經過孝道教育的孩子之中，有一大部分人，在生疏環境下，面對陌生的人與事物的時候，往往會因為不適應，而出現畏首畏尾、不知所措的拘謹。

如果不能在社會熔爐的磨練中，通過學習迅速適應的話，往往會錯失良機。以致虛度人生，在默默無聞中，終老於滾滾紅塵。這類人雖然在步入社會中，會出現諸多不適，至少可以自保，且比較不會惹事。

另外一種是，缺乏弟道修養的人，往往會在社會上目空一切、剛愎自用。通常會在人際關係複雜的社會中，被碰得頭破血流。更嚴重的情況可能慘遭身敗名裂、毀家亡國的下場。

歷史上此類典型人物有：狂妄自大，被重耳退避三舍，驕縱得不可一世，終致敗亡的楚國元帥成得臣；自命不凡，與神射小將養繇基輕狂比箭，大意喪命的楚國叛臣斗越椒；自以為是，喪師四十萬大軍，死於紙上談兵的元帥趙括；

更有力大無窮、英勇無敵、所向披靡的霸王項羽；足智多謀、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帝君關雲長等人，都是因為自尊自大，終致輕敵而慘遭敗亡的下場。普通人雖然因為格局有限，即使是自命不凡也不至於因之喪命，卻因而造成敗事者，更是比比皆是、不勝枚舉。

歷史人物如是，現代人物亦然。諸如，高崗、饒漱石，林彪、劉少奇，等叱吒風雲的時代名流，大多數都是欠缺弟道修養，而不知功成身退的趨避之法，終至死無葬身之地的典型事例。

可見，弟道對出門在外的學子生存的重要性。而在西方文化的馬列主義‘造反有理’，這種視道德修養為無物的打砸搶行事作風下，最終會成為慘遭殺身之禍的悲劇人物並不意外。

同時，我們也不可忽略了，這種教育對減輕國家稅賦的巨大貢獻。因為高度的道德修養使人們極少犯罪。古代人可以不設監獄，當然也不需要龐大的獄卒隊伍與無所不在的治安人員，以及這些人與罪犯們龐大的行政支出。

在數千年的歷史長河中，中國的經濟領先於全世界並非偶然，儒家思想的人本教育的巨大貢獻功不唐捐。

本文意在恢復孔門學文的本來面目，這種成功地實施了上千年的教育理念，應該可以給大家提供一整套完美無缺、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尤其是對善於使用傳統文化來教育子女，且已經發現其中的不足的香港人，可以提供一個對目前的不足之處有所改善的美好願景。

《弟道教育》

弟道教化早成實，情緒智商何足奇；滯後千年仍不全，先賢所授妙無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