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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小童

２００３年初，作家出版社推出著名“學者型作家”曹文軒教授的九卷本文集。曹文軒是北京大學中文系的博士生導師，也是近年來深受讀者歡迎的“當紅作家”。時下雖有不少小說家因創作成就步入大學課堂，而像曹文軒這樣的“博導作家”實屬罕見。

該文集分文學創作與學術研究兩個系列。前五卷為文學作品，分別為《草房子》、《紅瓦》、《根鳥、山羊不吃天堂草》、《甜橙樹》、《一條燃燒盡了的繩子》；後四卷為學術研究，包括《小說門》、《二十世紀末中國文學現象研究》、《第二世界————對文學藝術的哲學解釋》、《中國八十年代文學現象研究》。煌煌九卷文集，不但氣勢宏大，而且內容精彩、結實————每一部小說都曾產生廣泛影響，學術著作也獲得學界高度評價。文集中的大量作品已被翻譯為英、法、日、韓等文字，許多作品曾獲“國家圖書獎”、“宋慶齡文學獎金獎”、“冰心文學獎大獎”、“北京市文學藝術獎”等重要獎項，其中經作者親自改編的同名電影《草房子》獲“金雞獎最佳編劇獎”、“華表獎”、“德黑蘭國際電影節評審團特別大獎”等數項大獎。

這樣一位於各方面都廣受認同的作者，卻一向主張不“匯入合唱”，力圖“閃在一旁”。無論是創作還是治學，曹文軒都講究獨闢蹊徑。在學術研究日益走向學院化、職業化的時代，他力倡不失“業餘者”愛美心態；在學界“集體向西”的時代，他主張從中國古典傳統中汲取理論資源；在創作一路追逐現代、後現代的潮流中，他堅定地“重續古典精神”；甚至當所有的人都認同“平民立場”，乃至認同庸常生活的髒、丑、惡時，他卻讚賞貴族文化的優雅高貴，固執地描寫真、善、美。

記者：作家出版社日前推出了你的九卷本文集。能請您簡單介紹一下您的文集嗎？

曹文軒：我與作家社的袁敏女士商定，這套文集切不可做得太水，不要不加篩選地將所有一切都塞進來。文集不是收容所。最後確定為九卷，都比較整裝，沒有太多的零碎。前五卷為文學作品，後四卷為學術專著。出版社對這套文集十分在意，裝幀等都非常精心。封面設計特地請了一個在英國學平面設計的年輕畫家。通常的文集，有畫句號、蓋棺認定的意思，總是將文集做成經典的樣子。而這套文集，在設計上顯得很有現代感，是正在進行的狀態，是一種融入的面孔，有一種親和力。這樣做的理由十分簡單：我的東西與經典相去甚遠。

記者：您在自己的一系列作品如《紅瓦》、《草房子》、《根鳥》中，始終堅持對“美感”、“浪漫氣質”、“悲憫情懷”等因素的重視，有評論稱您的作品代表了“新古典主義”的復興。您覺得您所代表的這種寫作傾向在當代有何重要性？

曹文軒：在今天的中國文學界是不能談美、談美感的，誰談誰矯情———即便是人家不說你矯情，你自己也會覺得矯情、心裡發虛。這實在是太奇怪了。這個全世界獨一無二、絕無僅有的語境究竟是怎麼形成的？很少有人去研究。似乎只有洋人才有權利去談美感，也才配得上談美感。我們則沒有這個權利，我們也不配。我們只有談丑的權利，我們只配寫濃痰，寫鼻涕，寫廁所，寫到處亂爬的肥蛆，寫脫褲子撒尿，寫猥瑣，寫種種骯髒的念頭與場景，寫惡俗。我們是在什麼時候將審美的權利拱手相讓？我們為什麼要拱手相讓？沈從文、廢名的作品若是今天寫出來，恐怕也會被認為是矯情的。我必須要在這裡區分兩個詞：“丑”與“髒”。這是兩個在含義上有重大區別的詞。我在上面所說的“丑”，其實應統統改為“髒”。我想在這裡徹底揭穿一個事實：西方的現代主義文學寫的是丑，並非是髒，而中國當下大量的文學作品寫的恰恰不是丑而只是髒。這是兩個相去甚遠的境界與格調。

記者：那麼這種語境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

曹文軒：這需要做很大的文章，才能說得清楚。因素絕不止一個。簡單地說，這是中國長久處在一種優美的虛假狀態之後由於某些人對真實性、真實感的極端渴望造成的。他們對這種真實性、真實感的追求，是非常怪異的，只有當所有的場景、故事與念頭具有髒的特徵時，才似乎能領略到這種真實性與真實感。而與此同時，凡具有乾淨與美的特徵的物象，都在感覺里有虛假之感，一旦涉及，就會有矯情的感覺。

記者：那麼你的文集中的長篇小說《紅瓦》、《草房子》、《根鳥》以及短篇小說卷中的三十幾篇短篇，是對這個語境的對抗嗎？

曹文軒：不是有意的對抗。而只是出於我對生活的理解和對美感的理解。我並不認為存在只是藏污納垢、烏煙瘴氣、醃不堪。存在也有明亮之處、清新之處、溫馨之處、高雅之處，這就如同天有陰晴、月有圓缺、山有枯榮、水有清濁、人有貴賤。若不是這樣，我們又豈能生存？又何必生存？正是生活無時無刻、無處不在地存在着讓人心動的溫暖與種種可愛之處，人類才一天一天地延續下來，並在不斷地進化自己。我對美的看法由來已久：美是文學的基礎，是我們活下去的理由，是我們得以升華的動力。我有一個說法：美的力量大於思想的力量；再深刻的思想都會過時或成為常識，唯獨美是永遠的。這次我在整理文集中的短篇小說卷的時候，深有體會。我吃驚地發現，當年以為了不起的、驚世駭俗的並為之動容甚至為之哭泣的思想，在作品中都已成為常識或者乾脆已經死亡，而那些出自個人經驗的事情以及對自然與人情的審美，卻還都活着。

記者：近幾年，許多作家紛紛進入大學中文系教書，如馬原在同濟大學任教，賈平凹在西北大學講課。許多人對作家能教給大學生什麼表示懷疑。對於兼有作家和學者雙重身份的您來說，如何評價這一現象？

曹文軒：具體情況大概要具體分析，但這個動向是令人欣慰的：中國在企圖形成學院派作家。如果能夠形成，這將給中國文學創造一個新的尺度。它的出現，並不意味着它本身就一定能夠創造出中國文學的奇蹟，但由於它的出現從而改變了中國文學的格局，使中國文學出現了新的方向。成功的例子似乎都在說明一個事實與一個道理：一個國家的文學，需要學院派作家的介入與對峙。它是作為維護文學的精英品質和富有實驗精神的形象而出現而存在的。知識、學院氛圍，註定了學院派作家會採取與社會性的民間性的作家的不同觀察方式、審美方式與寫作方式。

記者：您覺得一個“嚴肅作家”在市場化的大環境下，應該如何生存？

曹文軒：四個字：不卑不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