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婆婆——寧波人家媳婦的心裡話

　　　　　　　　　　　　　　　　·霞　雲·

　　婆婆９２歲高齡中風落下痴呆症，所幸能吃能睡軀體無恙，唯如廁困難，試遍百藥無效，只能藉助他人幫忙，我責無旁貸。三歲的孫子亮亮常學我的樣子帶上乳膠手套說：“亮亮來幫忙，每次一陣惡臭襲來，便英雄氣短落荒而去，喊道：奶奶，快逃，臭死了。”侄女在我家小住，見狀含淚幽幽地說：姑姑，你貴為高級工程師，怎麼這樣作踐自己。

　　我怎麼沒有覺着？仿佛這是我每日的“必修課”，又必須由我這雙能在鋼琴上滑動美妙音符的縴手完成，仿佛我的手與婆婆已融為一體。我只想着，輕柔點，再輕柔點，快些，再快些，換來婆婆的淋漓暢快。鄰里說有我這樣的兒媳是婆婆不幸中的萬幸，其不知能給婆婆做兒媳才是我一生的福祉。

　　我婆婆陳菊英，１９０１年出生，今年１０６歲，寧波人，說一口大江東去般嘩嘩拉拉的寧波話。１９６１年我在自己的婚姻殿堂門口與她相逢。俗話說，寧聽蘇州人吵架，不聽寧波人講話。寧波人家的媳婦不好當，江浙一帶，眾人皆知。我心存芥蒂擔心婆婆不能接受我。

　　那時期的國家處於“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吃穿用沒有不要票的。那會兒結婚，把兩張單人床一併，兩床被一合，稱上斤把一分錢一粒的硬糖就把婚事辦了。幾乎都沒有家人的到場，可以說這是那個年代服從分配遠走他鄉的青年人對婚禮形式的唯一選擇。我更難一層：先生在北京工作，我在內蒙古工作，經過“一九五七” 劫難，我的雙親已被劃入另冊，早就一貧如洗自顧不瑕了。

　　臨近婚期，我借了點布票買了塊花布，自己動手縫了一套內衣，為了一生的吉利，無論如何也要沾點新。那時的火車沒有現在快，從包頭到北京差不多晃了一天一夜，昏沉的下了車，見到先生便說：家境貧寒，無一陪嫁君在意否？先生笑答，媽媽都為我們準備好了，我滿臉狐疑張大了嘴：都說寧波婆婆錙鏃必較，難道上蒼賜我另例。

　　穿過灰濛濛的大街，國子監旁邊一條小胡同里，一個三進深四合院的後廂房，便是我們的家：陽光透過一排淡雅的碎花窗簾在室內灑滿斑斑駁駁的亮點，一床，一櫃，一桌兩椅，一個堆滿書的書架，簡約，潔淨，溫馨。粉紅色的絲光床單燙貼平服，絲絨被軟緞被繡花枕成雙成對，一套漂亮的女裝是婆婆為我置的嫁衣。“這也是媽媽買的”先生邊說邊打開收音機，頃刻柔和的音符流溢盈滿一屋，我淚如雨下，即使是在最忘乎所以的想象中，我都沒敢奢望會有這樣的福分。單是那台時價１９８元的收音機差不多與今日的背投彩電等身啊。婆婆的博大心懷，使我有了象一隻風暴中淋濕了羽毛的小鳥找到了巢的感覺，心被婆婆的愛融化了。

　　一年後，我懷孕了。國家的“困難”有些許好轉，高價的東西不要票已可買到。平民百姓的日子依然是艱難。每天僅食堂供給的清水煮白菜已很艱難滿足胎兒的需要。我又擔住着一個工程項目的技術負責人，營養不良加勞累，腳浮腫得穿不進鞋。婆婆幾乎每月給我寄糧票，時不時地寄來她排隊買來的高價食品。婆婆的愛心溫潤着初孕的我，四十多年過去了，那情景仍清晰的浮現在我的眼前：隨着下班的鈴聲驟響，飢腸轆轆的人們飛速奔向食堂，清水菜一碗，窩窩頭兩個，一人一份。餓級了的人們風掃殘雲般邊走邊吃個精光，咂吧咂吧嘴，用開水洗淨碗底咽掉。飯後，同事們眼吧吧地盯着我碗中多出的那隻小窩窩頭，那是婆婆的饋贈，留着晚間加班飢餓難忍，腹中胎兒亂踢八踢時充飢用的。同事們都說我命好有個好婆婆。

　　遵照婆婆的旨意，女兒出生在北京最好的東四婦產醫院，四十五天后又送往家中撫育。先生戶籍北京，我戶籍內蒙，女兒北京出生，人在上海。我想孩子的戶口只能跟着我，產假期滿我返回內蒙古，第二天去給女兒報戶口。戶籍警問我：怎麼把小孩報在集體戶口上，孩子呢？我回答：我住在集體宿舍，只能報在集體戶口上，孩子在上海。戶籍警說：戶口是管人的，人不在不能落戶。你沒有愛人嗎？我分明從她眼中讀到輕蔑二字，不由火冒：不是說孩子戶口隨母親嗎？我反問。女戶籍警把語音提高八度說：戶口問題是原則問題，階級鬥爭複雜，不說清楚，我知道你的孩子是哪方來路？她把出生證又看了一眼扔給我，慢條斯理地說：戶口是管人的，人不在不能入戶口。

　　一次次我拖着沉重的雙腿失望地邁出派出所大門，一次次撲面而來的是漫天黃沙日光昏昏，我真想對着蒼天高喊：天啊，求你睜開眼吧，沒有戶口我那千里之外的女兒怎麼活啊？我心迷茫，孤獨悲抑，不堪如盤重負沉沉，心舟終於饒不過重障，擱淺在內蒙古高原，我的精神要崩潰了。婆婆來信狠狠的罵我，要我永遠記住：求人不如求己，天無絕人之路，再難也難不過八年抗戰吧。婆婆的話使我明白了：人無論一如路邊的小草任人踐踏，還是貴為天姿國香頤指氣使都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給心一住所，定定心心，天塌並不怕。我仿佛又見當年在日本鬼子摧毀的家的廢墟上，婆婆攜幼子弱女與命運搏擊的身影。

　　婆婆硬是省下自己的戶口米為孫女換來活命的奶糕，我們省下糧票，婆婆如數退回說：我年紀大了少吃兩口沒關係，你們那點活命糧動不得的，女兒在阿娘（寧波人這樣稱呼奶奶）的呵護下一天天的長大，食量越來越大，戶口也越來越難了。周歲，婆婆寄來她的生日照，工人們七嘴八舌：看啊，史技術員的“黑”女兒還真漂亮啊。一直以來她都被人戲謔的稱為： “黑孩子”，注視着女兒天真無邪的笑臉，我胸中一陣翻江倒海，忍不住大庭廣眾之下失態痛苦。這哭聲感動了上帝，單位破例為我造假：分給一間假房子，只有房號，房子早倒塌，開了張假證明孩子已接回來，我的女兒在她周歲時，終於成了一名在冊的中國人，從此有了活命的奶票、糧票、糖票、布票、油票、草紙票……

　　女兒三歲，我們夫妻終於盼來了兩地分居日子的結束。我回上海接女兒，那個我印象中的紅嘟嘟的粉團兒已是梳着兩根小辮子的小姑娘了，她躲在婆婆身後，忽閃着大眼睛看着我，婆婆說：快叫媽媽呀，她轉身衝進臥室，氣喘吁吁地拿出一張照片，靈瞳灼灼定睛凝視着我說：這是媽媽，你是阿姨。接過照片，照片上的“我”看着我在笑。我日思夜想的寶貝只認照片不認我，止不住的淚珠滾落襟前。婆婆摩挲着我的雙肩歉疚地說：我怕你們母子生分，每天給她看你的照片，沒想到……我撲在婆婆懷裡喊着：媽媽，你辛苦了，我想說出對婆婆的愛，對婆婆的敬，對婆婆的感激，卻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經年離散三地，終於一家三口團聚，我又懷了第二個孩子，女兒每天都盼着小弟弟早日出生，日子清貧，有份恬靜已足矣。不料“文革”劫難“壓頂，我們雙雙被打入地獄，丈夫是“反動學士權威”，我是“現行反革命”。抄家、批鬥、遊街，關“牛棚”，大人尚能忍能熬，尚在稚齡的孩子怎麼辦？那可是一個連幼兒園也要上上批鬥“小牛鬼蛇神”的瘋狂年代。把封建主義揮灑到極至的恐怖的“文革”文化氛圍里，人性、人的尊嚴和起碼的人道均被踐踏，彷徨中曾想過一家人同歸於盡。婆婆得知我們處於危難之中，義無返顧地接走了我們的一雙兒女。鎮靜地囑咐我們：好好活着，好人終有好報。女兒稚歲，兒子襁褓，婆婆毛至之年，是何等哭不堪言，累不堪言，婆婆硬是用她纖弱的雙肩在上海石庫門裡弄里，為落難的幼孫撐起了一片藍天，給了他們溫馨的童年，直到女兒讀五年級，兒子讀一年級才再次回到我們身邊。

　　婆婆一身傲骨，堅持着求人不如求己的信念，臉上總是溢滿喜悅，對生活充滿讚美和感恩。恪守着生命的那份淡泊、寧靜、質樸，走過了人生的一百零六年。她用自己的戶口米救活的孫女，在美國取得計算機專業碩士學位後，任職美國一大公司，她的生於憂患的孫兒已有自己一份成功的事業。

　　婆婆老了，生活不能自理，我幫她穿衣、洗澡、餵飯、如廁，就在我在她身邊寫這篇文章時，她突然告訴我，她一棒頭打死了一隻老虎，我笑了笑，婆婆已分不清夢和現實。見我不出聲，她不好意思地補充道：興許那隻老虎在打瞌睡。婆婆憨態可掬，我把婆婆當孩子養，婆婆快樂，我也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