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怎樣才能把孩子養大

　　蕭瀚

　　我曾多次和親友聊起該不該送孩子上學問題，最後基本上都是這麼個共識，時代已經不同了，我們小時候可以放心地自己去上學，但現在沒有家長護送，孩子上下學途中被搶走、拐走的危險性很大。這次的長春嬰兒被殺案似乎再次用血證明了我們的擔憂。

　　許先生將灰色的RAV4轎車停在自家超市門口，進屋裡生爐子弄暖氣。孩子才兩個月大，怕他凍着，許先生把他留在車上，開着發動機——車鑰匙只能插在車上。十分鐘後，許先生從超市出來，發現連車帶孩子都沒了，心急火燎全城搜救了兩天，兇手——犯罪嫌疑人周喜軍自首交待說孩子被掐死了，埋在雪地里。我已經儘可能做到面無表情地說這件事，以免被認為帶着情緒——我又不是死人，怎麼會沒情緒，但為了講清楚道理得控制下情緒。關於周喜軍有各種說法，那麼遵循無罪推定原則，本文暫不多談他，只在必要時談抽象的犯罪嫌疑人。

　　早在大約十年前，我看到過一個美國社會學家預言說，中國未來十到十五年內，將會有兩件事嚴重地威脅政局穩定，一是自然環境惡化，一是精神疾患。關於自然環境——還用得着我說嗎?關於精神疾病，說的人還太少，聲音還太微弱。

　　劉瑜曾對那些極致的惡無法理解，以致感慨說：“我很好奇那些沒有底線的人……我的好奇甚至多於憤怒……”我也常有這種好奇。當年美國刑辯大律師克拉倫斯.丹諾就在法庭上說過，那些毫無同情心、惻隱心的殘忍之徒都是精神疾病患者，因為殘忍本身就是一種精神疾病。這一說法已被心理學中的年輕分支邪噁心理學所證實。確實，有些匪夷所思的邪惡只有在它是種精神疾病時才是可理解的。在這起嬰兒被殺案中，竊賊偷車是能按照常理來理解的，掐死嬰兒則無法以常理猜度——掐死嬰兒能從中獲得什麼?財富還是地位還是什麼?沒有，但假定殺人犯沒被抓獲，他可以從中獲得這麼些利益：1.擺脫了需要照顧嬰兒的麻煩;2.降低了因拋棄嬰兒泄露行蹤的風險;3.從殺人中獲得樂趣。這些利益在其與生命的關係方面分為兩種類型，1和2都屬於漠視生命，3則以消滅生命為樂，邪惡程度已經遠超出於1和2的動機。現在還無從得知殺人犯出於什麼動機殺害嬰兒，但最低限度表明殺人犯至少漠視生命。

　　我相信無數人都會同意我在前面的判斷，只能由大人護送孩子上學，不然孩子隨時都有被綁架的危險。這些年大家聽說的騙搶竊、拐賣嬰幼兒、盜腎、黑奴工等慘劇還少嗎?可見，漠視生命甚至以殘忍為樂，在這國已是極其普遍。不僅僅是財產容易被竊、被搶，生命也同樣容易被荼毒，許多人為了財產荼毒人命不說，毫無動機地虐殺生命也所在多有。這已是個野生動物園，每個無權無勢的人要保住自己的正常生活都得跟烏眼雞似的守着每一寸角落，稍有疏忽就會像這起悲劇中的許先生一樣，丟車事小，兒死事大，十分鐘日常事，一輩子痛悔心。

　　網上除了哀悼孩子、安慰許先生夫婦的，對這起血案的公共議論中還有兩種人數頗多的意見，一種認為許先生涉嫌重大過失，沒有盡應盡的監護義務，應該承擔相應責任;還有一種認為應該判處殺人犯死刑立即執行，以打擊殘害嬰幼兒的犯罪。

　　以現有信息看這起案件的經過，可以說許先生是有點馬大哈，但沒那麼嚴重，尤其不構成重大過失，光天化日將車停在自家門口不上鎖十分鐘——這怎麼看都是普通人應該有的安全感吧?你當然可以說許先生傻，他居然不知道這社會很危險，不知道“我真傻，真的，我單知道雪天是野獸在深山裡沒有食吃，會到村里來;我不知道春天也會有。”這種祥林嫂的喋喋不休里，狼早已披上人皮，遍地都是。我們這些知道危險的人或許比許先生見多識廣，可是未必有他正常——在自家門口停會兒車非得要上鎖嗎?我們在環境的逼迫下已經喪失了輕鬆生活的本能。

　　想起十多年前，我去火車站送我弟弟回家，出站時看到一個中年婦女拎着大包小包吃力地走着，我因為空手就走過去問她要不要幫忙，她立刻驚恐而警覺地推開我，仿佛我是傳染病。就在她推開我那一刻，我頓悟：是我錯了，不該多管閒事，試想她憑什麼信任我?在我們這個國家，陌生人之間就是仇敵——這也是中國的常識啊，我怎麼能忘了呢?真正讓我記憶猶新的是她驚恐的表情，在這裡我看到了霍布斯叢林裡閃着寒光的刀槍劍戟。

　　說實話，我真一點都不覺得做父親的許先生有什麼嚴重過失——他只是想為孩子點上爐子而已，更不可能到需要承擔刑事責任的地步。在養育孩子過程中從來不犯錯誤的人，我還從來沒見過沒聽說過，以後也不會有。沒有人是神仙天使，監護者的過錯是否應承擔責任以及何種責任，不應該按人們通常無法預知的後果判斷，而應該根據普通人正常生活的常理判斷。有人說，這事兒在美國一定會被起訴，別什麼都美國，美國的制度是個公權力和公民權基本均衡的完整體系。中國這種地方，官府的權力宇宙般無限，公民權則幾乎是個微觀的量子世界，“統一場論”遙遙無期，現在好不容易趁權力忙着花天酒地沒空插手咱家事可以鬆口氣，幹嘛急着請它回來?苦頭沒吃夠還是咋地。隨便把官府請回家裡讓它指揮自己怎樣帶孩子，真是幫它奴役我們找到了純金的枷鎖。

　　不過，反對官府輕易介入家庭生活，並不意味着人們可以為所欲為，自由需以自律相配，個體自身儘可能把事情做好，社會互助協作。

　　像每一次惡性公共刑事案件一樣，關於死刑的呼聲再次甚囂塵上，也像每一次參與辯論的態度，對於死刑我堅決反對。簡單再陳述下一如既往、陳詞濫調的理由：1.一切才剛開始調查，別急着要人死，查清楚案情最重要;2.即使查清了，兇手確定了，我還是反對死刑，制度無權殺人，殺人不應該是個制度性的冰冷的行為，不管被殺的人是誰;3.讓一部分人以制度的名義、正義的名義做劊子手是不道德的;4.貝卡利亞早已說得很清楚，刑罰的效果在於其使人痛苦的持續性，而不在於其瞬間的強度，沒有證據表明死刑對於遏制犯罪尤其是那些極端邪惡的犯罪是否有效;5.我支持正當防衛——這是人類社會一切時代的共識，我還支持正當復仇，在中國這樣缺乏司法公正的地方，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正當復仇是自然正當的行為，是自然權利。倘若許先生在警方抓獲犯罪嫌疑人之前，自己找到罪犯，以一個父親的名義手刃仇人，我是不會反對的——即使我不一定那麼支持。在中國這種沒有司法獨立沒有程序正義的地方，出於正義感和勇敢並且適當的私刑遠比公共司法有着更高的情感、理性以及倫理價值，至少它有基本的復仇的尊嚴。

　　無數事實表明，在中國要把孩子健康安全地養大，不知道得費多少心思，也不知道得耗費多少腦細胞，在這過程中倘若被社會嚇出心臟病毫不奇怪。每天有那麼多人口販子俊巡在這片國土上，賊視眈眈地等待着筋疲力盡的父母們打個盹以便把孩子搶走，我們只能像跋涉在寒風中的饑寒交迫者緊裹住衣衫般地護佑孩子，未必總是有效，至少或可無悔。

　　“歷史將銘記，社會轉型期的最大悲劇，不是壞人刺耳的喧囂，而是好人可怕的沉默。”馬丁.路德.金這句仿佛為當代中國量身定製的名言裡，蘊含了人類數千年來無量血的教訓。只要沒有危及統治，這個除了搜刮不盡義務的偽公權本身並沒有除惡的動力，它自己就是惡以及惡的庇護者，無法指望不受監督的權力能夠保障人權。如果我們不希望這個社會不至於像馬丁路德金警告的這樣被流氓惡棍恐怖分子綁架，那麼每個人都應該儘可能為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奮起而戰——這樣，我們才可能把孩子安全而健康地養大，而不是在提心弔膽中陪着孩子惶惶不可終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