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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小童

２００３年初，作家出版社推出著名“学者型作家”曹文轩教授的九卷本文集。曹文轩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博士生导师，也是近年来深受读者欢迎的“当红作家”。时下虽有不少小说家因创作成就步入大学课堂，而像曹文轩这样的“博导作家”实属罕见。

该文集分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两个系列。前五卷为文学作品，分别为《草房子》、《红瓦》、《根鸟、山羊不吃天堂草》、《甜橙树》、《一条燃烧尽了的绳子》；后四卷为学术研究，包括《小说门》、《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第二世界————对文学艺术的哲学解释》、《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煌煌九卷文集，不但气势宏大，而且内容精彩、结实————每一部小说都曾产生广泛影响，学术著作也获得学界高度评价。文集中的大量作品已被翻译为英、法、日、韩等文字，许多作品曾获“国家图书奖”、“宋庆龄文学奖金奖”、“冰心文学奖大奖”、“北京市文学艺术奖”等重要奖项，其中经作者亲自改编的同名电影《草房子》获“金鸡奖最佳编剧奖”、“华表奖”、“德黑兰国际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大奖”等数项大奖。

这样一位于各方面都广受认同的作者，却一向主张不“汇入合唱”，力图“闪在一旁”。无论是创作还是治学，曹文轩都讲究独辟蹊径。在学术研究日益走向学院化、职业化的时代，他力倡不失“业余者”爱美心态；在学界“集体向西”的时代，他主张从中国古典传统中汲取理论资源；在创作一路追逐现代、后现代的潮流中，他坚定地“重续古典精神”；甚至当所有的人都认同“平民立场”，乃至认同庸常生活的脏、丑、恶时，他却赞赏贵族文化的优雅高贵，固执地描写真、善、美。

记者：作家出版社日前推出了你的九卷本文集。能请您简单介绍一下您的文集吗？

曹文轩：我与作家社的袁敏女士商定，这套文集切不可做得太水，不要不加筛选地将所有一切都塞进来。文集不是收容所。最后确定为九卷，都比较整装，没有太多的零碎。前五卷为文学作品，后四卷为学术专著。出版社对这套文集十分在意，装帧等都非常精心。封面设计特地请了一个在英国学平面设计的年轻画家。通常的文集，有画句号、盖棺认定的意思，总是将文集做成经典的样子。而这套文集，在设计上显得很有现代感，是正在进行的状态，是一种融入的面孔，有一种亲和力。这样做的理由十分简单：我的东西与经典相去甚远。

记者：您在自己的一系列作品如《红瓦》、《草房子》、《根鸟》中，始终坚持对“美感”、“浪漫气质”、“悲悯情怀”等因素的重视，有评论称您的作品代表了“新古典主义”的复兴。您觉得您所代表的这种写作倾向在当代有何重要性？

曹文轩：在今天的中国文学界是不能谈美、谈美感的，谁谈谁矫情———即便是人家不说你矫情，你自己也会觉得矫情、心里发虚。这实在是太奇怪了。这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绝无仅有的语境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很少有人去研究。似乎只有洋人才有权利去谈美感，也才配得上谈美感。我们则没有这个权利，我们也不配。我们只有谈丑的权利，我们只配写浓痰，写鼻涕，写厕所，写到处乱爬的肥蛆，写脱裤子撒尿，写猥琐，写种种肮脏的念头与场景，写恶俗。我们是在什么时候将审美的权利拱手相让？我们为什么要拱手相让？沈从文、废名的作品若是今天写出来，恐怕也会被认为是矫情的。我必须要在这里区分两个词：“丑”与“脏”。这是两个在含义上有重大区别的词。我在上面所说的“丑”，其实应统统改为“脏”。我想在这里彻底揭穿一个事实：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写的是丑，并非是脏，而中国当下大量的文学作品写的恰恰不是丑而只是脏。这是两个相去甚远的境界与格调。

记者：那么这种语境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

曹文轩：这需要做很大的文章，才能说得清楚。因素绝不止一个。简单地说，这是中国长久处在一种优美的虚假状态之后由于某些人对真实性、真实感的极端渴望造成的。他们对这种真实性、真实感的追求，是非常怪异的，只有当所有的场景、故事与念头具有脏的特征时，才似乎能领略到这种真实性与真实感。而与此同时，凡具有干净与美的特征的物象，都在感觉里有虚假之感，一旦涉及，就会有矫情的感觉。

记者：那么你的文集中的长篇小说《红瓦》、《草房子》、《根鸟》以及短篇小说卷中的三十几篇短篇，是对这个语境的对抗吗？

曹文轩：不是有意的对抗。而只是出于我对生活的理解和对美感的理解。我并不认为存在只是藏污纳垢、乌烟瘴气、腌不堪。存在也有明亮之处、清新之处、温馨之处、高雅之处，这就如同天有阴晴、月有圆缺、山有枯荣、水有清浊、人有贵贱。若不是这样，我们又岂能生存？又何必生存？正是生活无时无刻、无处不在地存在着让人心动的温暖与种种可爱之处，人类才一天一天地延续下来，并在不断地进化自己。我对美的看法由来已久：美是文学的基础，是我们活下去的理由，是我们得以升华的动力。我有一个说法：美的力量大于思想的力量；再深刻的思想都会过时或成为常识，唯独美是永远的。这次我在整理文集中的短篇小说卷的时候，深有体会。我吃惊地发现，当年以为了不起的、惊世骇俗的并为之动容甚至为之哭泣的思想，在作品中都已成为常识或者干脆已经死亡，而那些出自个人经验的事情以及对自然与人情的审美，却还都活着。

记者：近几年，许多作家纷纷进入大学中文系教书，如马原在同济大学任教，贾平凹在西北大学讲课。许多人对作家能教给大学生什么表示怀疑。对于兼有作家和学者双重身份的您来说，如何评价这一现象？

曹文轩：具体情况大概要具体分析，但这个动向是令人欣慰的：中国在企图形成学院派作家。如果能够形成，这将给中国文学创造一个新的尺度。它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它本身就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国文学的奇迹，但由于它的出现从而改变了中国文学的格局，使中国文学出现了新的方向。成功的例子似乎都在说明一个事实与一个道理：一个国家的文学，需要学院派作家的介入与对峙。它是作为维护文学的精英品质和富有实验精神的形象而出现而存在的。知识、学院氛围，注定了学院派作家会采取与社会性的民间性的作家的不同观察方式、审美方式与写作方式。

记者：您觉得一个“严肃作家”在市场化的大环境下，应该如何生存？

曹文轩：四个字：不卑不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