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近年寫專業外文字以來感到比較難寫的一篇文章,不僅因為寫它有點命題的起因,而且猜想不論是出於已經形成的社會思維慣性,還是出於對社會現象不同的解讀,許多人會有和本文相左的意見。為了給正在求索的後來學子及其家長們在選擇成長道路時提供一個視角、或者至少是一個參考意見,我還是敲出了這篇文章,並且乾脆給文章擬了一個足以稱為聳人聽聞的題目。

　　人的學歷和書的封面

　　對於有些學校、或者有些人來說,人的學歷和書的封面大概差不了太多,上過的學校在教學實質上和其它學校並沒有大的差別,差別就是學校的名字和外界對學校的一般看法。這樣,如果學生沒有自己的發展,畢業後總想靠所讀學校名譽來過日子,和書裝了一個封面好像差別不是很大。

　　有許多中國學生和家長，很重視大學在社會上的一般“名氣”，而且學生常常很在意大學排名。有人喜歡一輩子以自己上過的大學來定位自己和他人，而許多家長也以子女所上的大學來作為衡量家長自己對子女的成長和教育是否成功的標準。這些現象，不僅在中國比較普遍，在留學海外的華裔里也不少見。有些海外的華裔好象說提倡子女自由選擇,但是一說到子女上什麼學校時,仍然流露出對學校的過分重視。於是乎,任何人成長與其所受的教育場所有關，但教育場所不能決定其一生，這個本來淺顯的道理，好像在華裔社會裡不容易暢銷，至少周光召先生覺得有些中國學生和家長追求讀中國或美國名牌大學追求得太辛苦了，建議我依自己的經歷，寫點文字和這樣的青年學生及其家長聊聊。這個題目他給了我已近兩年,我開了個頭後怕寫不好就拖下來了,最近在北京聽說周光召先生在其他場合談起這事，感到於心不安,回美後抓緊時間寫完。

　　我先得說明我不認為自己成功了（而且我不覺得成功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另外在我看來,任何人將自己作為成功的典範來談自己是怎麼成功的本身難以避免被歸為愚蠢。不過,不成功不能阻礙我聊學校對人起到的影響（和沒有起到的影響）。何況因為我讀過的多個中美學校之間外觀差異比較大，要聊這方面，不完全是外行。我從1978年到1983年在江西醫學院讀大學，然後在上海第一醫學院讀過兩年研究生（沒有畢業），85年到美國就讀於舊金山的加州大學（UCSF），博士後期間在哈佛大學，1994年迄今一直任教於聖路易斯的華盛頓大學。簡而言之，在中國，我沒有上過最有名的學校，而在美國，我卻沒有去過不是一流的學校。因為接觸過許多來自不同學校的人，我可以不猶豫地驗證常識：每個人的能力不能以其曾經就讀的學校來判斷。

　　為方便我舉例, 可以從事生命科學研究的大陸留美的人員當中看到：做出重要而有創造性研究的王曉東，在大陸念的是北京師範大學，在美國是得州西南醫學中心的研究生和博士後，在社會一般觀念里，他上的不是中國最有名氣的學校，但是他做出了非常出色的研究。四川大學電子系畢業的王有勤到美國讀電子學研究生以後不久卻轉學到霍普金斯大學讀聽覺電生理的研究生，博士後在UCSF，以後任教於霍普金斯大學，他領導的實驗室成為美國一個主要的聽覺皮層實驗室，他有能力和興趣從電子轉向神經生物，和他在中國大學訓練大概沒有關係,而是他自己對科學的興趣和判斷。生物化學家傅新元的研究能力,我想既和他的南京師範學院大學教育無關,也和耶魯大學沒有太大關係,他在西奈山醫學院就開始做出很突出的工作,以後離開耶魯相信他也會有好的研究。做出聰明老鼠的神經生物學家錢卓,設計的實驗也特別聰明,他的成長不僅華東師範大學不起關鍵作用,就是和他目前任教的普林斯頓大學關係也不是很大關係,我相信他轉到波士頓大學去以後,還會有漂亮的(可能更漂亮的)研究工作。

　　我絕對不是說中國名牌大學沒有優秀畢業生。我自己的朋友里自然也有中國名牌大學畢業的。現在斯坦福大學任教的駱利群，是中國科技大學少年班的畢業生，美國Brandeis大學的研究生，UCSF的博士後，他近年在斯坦福的研究工作很傑出。因為家庭關係,我聽他父母講過一些他小時候的事,我覺得他專業成就是他自己能力所決定,和科大少年班或者Brandeis都沒有多大的關係，只要有在許多學校都可以得到的一定環境，駱利群都能憑自己的天才和努力而有好的成長，因為他主要是自己決定自己。北大、清華當然有好的畢業生，生命科學裡，現在科羅拉多大學的韓珉、耶魯大學的鄧興旺、普林斯頓大學的施一公分別在發育生物學、植物生物學、結構生物學有很出色的工作。但是不一定是北大、清華的大學訓練造就了他們，而是他們自己的才能和努力起作用。二十多年前北大、清華生物系對科學有深刻理解的老師很少,也就難以要求他們對韓珉、鄧興旺這樣的學生有特殊的教育。據我所知,北大有些畢業生在離開母校多年而可以客觀地審視母校時,也覺得學校沒有真正給學生極大不同於中國其它學校的教育。當然這也和專業、時間有關係,有些專業的學生在有些時候確實只有在北大清華才能碰到傑出的教授。就生命科學領域來說,這樣的情況如果不是沒有、恐怕就是很少。二十年前,中國生命科學裡科學研究傑出的人,絕大多數都集中在中國科學院,大學裡面以教書的為主。對科學沒有深刻體會的人教書的效果,可以被真正能掌握自己的學生靠自學而超過。現在各個學科有多少變化,也是需要問於專業人士,不是靠學校名稱可以斷定。北大有沒有特殊的科學精神?從我能看到的情況來說,迄今沒有證據表明這樣的假說能成立。

　　就是在美國,哈佛也不是都是好學生。在我直接接觸過的多個學校的學生中,第二笨的學生和最懶散的學生都是我在哈佛看到的學生,當然我直接接觸的學生人數有限,不具有統計規律。在中國和華裔社會裡，常常有人很關心某人畢業的學校，甚至因為學校而影響到人的關係。在美國，特別是在學術精英群體裡，對個人在專長上的關注要遠遠超過對其曾就讀學校的注意。美國特別好的學校對中國各個學校的了解,如果沒有中國人在旁邊提醒,常常搞不清楚。就是聽說了,也難有感性認識。這就好比中國學校不知道印度學校好壞一樣,再有印度人解釋,中國人自己難以有強烈印象。

　　在我們華盛頓大學研究生錄取委員會上，大家重視學生具體表現，我們取的美國學生有名牌大學的也有名字都難記清楚的學校。中國申請者裡面，幾年前我們曾拒絕中國名牌大學的一位，雖然她所有(在校和美國標準考試)的分數都很高，卻說不出為什麼對研究感興趣。美國和加拿大學生裡面也是一樣。反過來, 美、加學生中也有我們學校錄取後,卻拒絕我們而去名氣比我們差很多的學校的事例，但是他是奔某個非常出色的教授和他的研究領域而去的，我們覺得這樣的學生作出了合理的決定，而不會因為我們的神經科學在全美通常認為是最好的幾個之一,而覺得那樣拒絕我們的學生搞錯了。

　　有些華裔家長拼命要求子女進某些特定大學,以便其後能進好的醫學院或者研究生院,在我看來也是過度操心。這些醫學院和研究生院並不是按照一般華裔家長的標準來招生的。華裔家長壓學生上某個或者某種大學的做法,實際上既不利於學生自然成長,也不一定有利於達到家長自認為好的目標。我在哈佛碰到過華裔大學生,有的對家長怨聲載道,上大學以後對家長有逆反行為,家長自以為對學生的好心反而阻礙他們發展。

　　大學教育不難超越

　　人的專業能力和大學的社會聲譽脫鈎的原因有多個。大學教育比較基礎,除了特殊情況,常常不能直接影響學生的關鍵發展。比如在很大範圍內,許多大學的老師教學比教科書好不了多少也差不了多少,那麼學生自學書籍就很容易消除教學的差別。能把課程教得很不一般的大學老師就很少:在中國少是因為沒有很多大學老師有真正深刻的學術認識,在美國少是因為研究做得好的人很不重視教學。一個學校如果教學深廣度不能超過標準教科書很多,其教育優勢就可以被學生自我發展所超越。

　　中國大學裡,有極少數老師是真有水平的,如果他們對學生有個人輔導,有可能造成和其它學校的重要差別。不過這樣的老師在大學裡面本身很少,有些有名的老師名不副實,有這樣的人輔導還不如沒有,有些老師名副其實,但是沒有時間和興趣對學生個別輔導。所以,大學期間如果學生自己有能力加上努力,是不難超越學校教育的深度和廣度。在二十年前,許多大學老師都不讀研究文獻的,如果學生自己能讀,而且讀出門道來,很容易在理論方面超過大學的和有些研究生的老師。

　　對於研究科學的人來說,大學教育不如研究生教育重要。研究生是直接引入研究前沿,而且是個體化教育、對人的影響比大學的大班教育要大得多,且留下的記錄在學術界可以有意義。所以科學研究能力和研究生教育的關聯要遠大於和大學教育的關聯。

　　雖然我不覺得中國學生一定要上哪幾個大學,但是我覺得中國學生在選擇研究生教育時,要十分慎重選擇研究機構和老師。在目前情況下,對於同樣一個學生來說,去有些學校和老師那裡讀研究生,幾乎是學術自殺。以我近十年介入中國的經歷和參與中國高校教授評審時的觀察,中國高校的研究生教育還需要很多的進步才能趕上科學院。生命科學研究生教育總體來說,迄今為止中國最好的是中國科學院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但是注意,這也是總體而言,有些專業最好的不在上海,比如結構生物學最好的在北京的生物物理研究所。有些專業、或者有個別的老師在高校也許可以提供比科學院要好的研究生教育。

　　我覺得目前更普遍的情況是:許多學校和老師不配帶學生、耽誤了學生的培養、沒有使他們的潛力發揮出來。我對研究生教育不久前寫過一篇文章。我要是直接寫出哪些學校多數研究生導師都應該下崗,不僅可能得罪太多人,而且如果統稱某個學校,總會冤枉一些老師(模仿一個笑話:如果要高校的研究生老師排成一隊,隔一個要下崗一個的話,一定有漏網的,如果要都下崗,一定有冤枉的)。

　　所以,大學生在報考研究生以前,多問真正懂、而且有公心的老師和同學,來幫助自己避免跟不稱職的老師做研究生。不能因為大學普遍鼓勵大學生上本校研究生就被其中某些便利所誘惑。在諮詢時,明確知道中國目前沒有一個可以客觀評價研究生的名單,要靠自己根據專業諮詢。而且, 並不能保證自己學校的老師會客觀告訴學生應該到哪裡讀研究生:有些大學老師本身就不懂,有些懂了卻出於私心不告訴學生。最近中國有個機構向大學老師發問卷評估中國生命科學研究生教育水平,雖然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總體被評為第一,其學術聲譽卻被評為第四,在北大、清華、復旦後面,學生轉來給我看,我想,這反映的不是上海生科院的教育水平,而是中國參加評審的大學教授有多差:要麼他們不知道什麼是學術聲譽,而用的是大街上路人的標準;要麼他們對科學院過去幾年的變化毫無察覺,不知道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在國際上發表了多少和什麼樣的論文;要麼他們知道而不客觀地評價。過去4年,全國大學裡面在生命科學作出的重要研究和國際上發表的重要論文總和,有可能不能超過中國科學院神經科學研究所一個所,更不太可能超過包含有多個研究所的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如果大學生諮詢的是搞不清楚這樣情況的大學老師,那麼也就得不到正確的信息。

　　中國也在變化

　　有些家長和學生以為如果今後到中國的教育和科研機構找工作,它們都很重視應聘人員曾經就學的學校一般名聲。實際上,這也是過時的老皇曆了。至少在我所熟悉的中國幾個最好的生命科學研究機構,它們在聘任教授時,重視的也是科學研究能力(包括已有記錄和潛力),而學校名聲已經不重要。聘任者的大學教育情況,幾乎不在考慮範圍。因為在科學院、北大、清華、復旦、科大和中國其它主要機構,這些年都希望學術進步,所以它們對要聘任的人都看重研究,看的是發表論文的質量,有些學校在碰到看不懂論文質量的時候,就看重刊發其論文的雜誌名稱,照樣不看重應聘者所畢業的大學。我相信其它一些學科也是同樣情況。所以高中畢業生及其家長過分看重大學名聲,對於將來在中國的發展也不是那麼明智。

　　當然,如果教育質量確實有顯著的差別,那選擇大學是重要的。我們說書的封面不那麼重要,並不否定書的內容的重要性。比如現在耶魯大學的遺傳學家許田,大學在復旦大學,那裡的遺傳學教育當時比中國一般學校是要好很多,對於他以後的成長,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復旦畢業的學生很多,很少能成為許田那樣優秀的遺傳學家,即使有一定外界條件,也不能代替個人自身素質和勤奮努力。

　　對於目前中國大學教學質量,我沒有能力逐個評價,要求教於了解具體情況的其他人。我猜想大多數學校的大學教育差別還是有限。就是復旦以前的遺傳學教學優勢,據許田和復旦的金力說目前也急待改進。

　　中國近年出現的一些優秀生命科學家,也是因為他們的工作成就在中國很突出,而不是靠他們的大學學歷。北京的王志新和饒子和,都是工農兵學員,在生物物理不同領域做出了好的研究。現在中國科學院的陳竺,文革期間沒有讀過大學,讀的是醫專,以後在上海二醫和法國讀研究生。他和陳賽娟在上海二醫領導的實驗室,不僅90年代研究在中國突出,我最近評審中接觸過中國一個名牌大學的幾乎全體生命科學的教授情況,我覺得,陳竺和陳賽娟90年代在上海二醫的工作就是拿到現在也比多數大學教授的研究要好。陳竺在美國沒有長期待過,可是他的英文比許多在美國待過的華人還好。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的裴鋼,大學在瀋陽藥學院,研究生在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他90年代中期回國後, 有一段時間可能是中國生命科學界在國際雜誌發表的文章最多的。神經科學研究所的張旭,大學在第四軍醫大學,研究生在瑞典的卡羅琳斯卡醫學院。99年到科學院後,在受體轉運方面有新發現,2003年中國第一次請國際專家逐個全面嚴格高水平地評審時, 張旭是真正受國際專家肯定的。(我得說明一下,以前中國媒體常說誰被國際專家肯定,有時是真的,多數時候要麼是沒有的事情要麼是別人順口隨便說的。對張旭的評價,是專門將他的研究材料寄給多個專家以後、又有專家到中國答辯後特意評審作出大段評論和結論。)上海還有一位人類遺傳學家孔祥銀,沒有研究生學位,卻發現了兩個疾病相關的基因突變,有兩篇《自然 遺傳》的論文,是成就和學歷比最高的。

　　所以,對於高中畢業生及其家長來說,以為大學名聲對今後在中國發展重要,也是要看在什麼行,不然的話,盲目奔向某大學的名聲,就是今後在中國工作,或許已經失效了。

　　對題目的說明

　　主要意思寫完後，好像得解釋一下題目。我兩次放棄過哈佛大學，但是都不是什麼英勇舉動。對我的專業教育最重要的不是哈佛，而是UCSF。不過到中文環境，常有人提起我去過哈佛做博士後而不提UCSF的研究生。其實我是拒絕哈佛才去UCSF做研究生的，對我來說, 特別是二十年前我喜歡分子生物學和神經生物學的結合,哈佛能給的研究生訓練不如UCSF。所以我是選了專業上更好的學校，只是沒有依中國社會的一般想當然的錯覺而已。博後我去哈佛是因為我想去特定教授的實驗室和研究方向。博後結束後，我放棄哈佛醫學院眼科系的教職而到華盛頓大學。這一個決定，不僅專業發展上對我好，還包括對同一個人不同時期來說，最合適的環境不同。哈佛大學對於助理教授有特殊的壓力，在那裡升終身教授理論上標準特別高:“全美這個領域第一”(哈佛的人實際上靠掌握“領域”的大小來變通提升的難易，要不然，哈佛的終身教授豈不是個個都要得諾貝爾獎,而實際哈佛終身教授有許多不是某個公認領域第一)。在那裡做助理教授把握不好很容易急功近利的趕快到好雜誌上發論文，而不能潛心研究。而且因為哈佛升終身教授人數有限，造成年輕教授之間容易“別苗頭” 、不合作、甚至有人際關繫緊張的情況(我曾經看過兩年輕人一開始就在後面互相妒忌、攻擊)。這在一般美國學校很少出現，所以對於知道這些情況的人來說，並不一定選在哈佛做助理教授。雖然華裔對哈佛的特殊喜好是不爭的事實, 實際哈佛並不是在所有專業全美第一。結果是，華裔放棄哈佛的不多，但是我的非華裔同事和朋友中有好幾個放棄哈佛的。所以,放棄哈佛既不勇敢,也不新鮮。

　　就我自己的大學教育來說，雖然我當時很不願意,曾經準備下年再考沒成。但從長遠來說,上江西醫學院對我不一定不好，我不用特別看重學校的考試分數，我也不太在乎時興什麼，自己有許多時間發展興趣。要是學校造成一個時興的東西，年輕時我也不能保證自己有能力抵抗周圍的環境，也許浪費更多時間。如果在其它學校有太大的競爭壓力或者亂趕時髦時,說不定被挫傷熱情或者被誤入歧途。我當然不是說每個人都應該象我一樣到沒有名氣的學校,也許只是重複塞翁失馬的精神安慰。

　　一個人不僅受畢業的學校影響有限，就是在學校工作的，影響也是有限。伯克利加州大學名氣不可謂不大，可是目前沒有一個生物的諾貝爾獎，西南醫學中心不可謂普通意義的名牌大學，可是它在生物醫學卻出了一些非常優秀的工作，而且目前有好幾個諾貝爾獎獲得者正在那裡工作,其學術環境比絕大多數學校要好,象王曉東那樣多次拒絕伯克利加州大學,也是有道理的。另外,對於有些人來說,環境很重要,而對於另外的人,或者在有些時候,環境的影響卻有限。

　　在中國上大學不過是一次階段性考試的結果。一個人的動態變化在某次考試時反映不能保證全面,不出現波折才是奇怪。象1977年1978年的高考,因為多數省份錄取率不過3%,一個題目的對錯就可以產生表觀百分比上很大的差別,上什麼學校等於是由沒有統計差別的分數所決定。何況,能不能依靠中學水平和大學低年級教學為主的老師出的考題,來反映學生的能力,本身就是問題。我相信,中國有些學科的天才,在高考和各種競賽裡面是難以反映出來的,甚至可能上大學的機會都沒有。

　　最後說明,既然看人不可過分看曾經就讀的學校,自然也包括反對專門歧視名校出身的事情。專門折磨北大、清華畢業生的人,我也曾經當面指出他們這樣好像是有毛病。所以，以畢業學校來斷定人的能力，或者矯枉過正專門討厭好學校的學生和畢業生,這兩個傾向都是對學校名稱盲目崇拜的後遺症。

　　在華人交流場合,我被問到關於大學的時候不少。以後再有人問我,我就折磨他來看這篇作文。

　　2004年3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