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怎样才能把孩子养大

　　萧瀚

　　我曾多次和亲友聊起该不该送孩子上学问题，最后基本上都是这么个共识，时代已经不同了，我们小时候可以放心地自己去上学，但现在没有家长护送，孩子上下学途中被抢走、拐走的危险性很大。这次的长春婴儿被杀案似乎再次用血证明了我们的担忧。

　　许先生将灰色的RAV4轿车停在自家超市门口，进屋里生炉子弄暖气。孩子才两个月大，怕他冻着，许先生把他留在车上，开着发动机——车钥匙只能插在车上。十分钟后，许先生从超市出来，发现连车带孩子都没了，心急火燎全城搜救了两天，凶手——犯罪嫌疑人周喜军自首交待说孩子被掐死了，埋在雪地里。我已经尽可能做到面无表情地说这件事，以免被认为带着情绪——我又不是死人，怎么会没情绪，但为了讲清楚道理得控制下情绪。关于周喜军有各种说法，那么遵循无罪推定原则，本文暂不多谈他，只在必要时谈抽象的犯罪嫌疑人。

　　早在大约十年前，我看到过一个美国社会学家预言说，中国未来十到十五年内，将会有两件事严重地威胁政局稳定，一是自然环境恶化，一是精神疾患。关于自然环境——还用得着我说吗?关于精神疾病，说的人还太少，声音还太微弱。

　　刘瑜曾对那些极致的恶无法理解，以致感慨说：“我很好奇那些没有底线的人……我的好奇甚至多于愤怒……”我也常有这种好奇。当年美国刑辩大律师克拉伦斯.丹诺就在法庭上说过，那些毫无同情心、恻隐心的残忍之徒都是精神疾病患者，因为残忍本身就是一种精神疾病。这一说法已被心理学中的年轻分支邪恶心理学所证实。确实，有些匪夷所思的邪恶只有在它是种精神疾病时才是可理解的。在这起婴儿被杀案中，窃贼偷车是能按照常理来理解的，掐死婴儿则无法以常理猜度——掐死婴儿能从中获得什么?财富还是地位还是什么?没有，但假定杀人犯没被抓获，他可以从中获得这么些利益：1.摆脱了需要照顾婴儿的麻烦;2.降低了因抛弃婴儿泄露行踪的风险;3.从杀人中获得乐趣。这些利益在其与生命的关系方面分为两种类型，1和2都属于漠视生命，3则以消灭生命为乐，邪恶程度已经远超出于1和2的动机。现在还无从得知杀人犯出于什么动机杀害婴儿，但最低限度表明杀人犯至少漠视生命。

　　我相信无数人都会同意我在前面的判断，只能由大人护送孩子上学，不然孩子随时都有被绑架的危险。这些年大家听说的骗抢窃、拐卖婴幼儿、盗肾、黑奴工等惨剧还少吗?可见，漠视生命甚至以残忍为乐，在这国已是极其普遍。不仅仅是财产容易被窃、被抢，生命也同样容易被荼毒，许多人为了财产荼毒人命不说，毫无动机地虐杀生命也所在多有。这已是个野生动物园，每个无权无势的人要保住自己的正常生活都得跟乌眼鸡似的守着每一寸角落，稍有疏忽就会像这起悲剧中的许先生一样，丢车事小，儿死事大，十分钟日常事，一辈子痛悔心。

　　网上除了哀悼孩子、安慰许先生夫妇的，对这起血案的公共议论中还有两种人数颇多的意见，一种认为许先生涉嫌重大过失，没有尽应尽的监护义务，应该承担相应责任;还有一种认为应该判处杀人犯死刑立即执行，以打击残害婴幼儿的犯罪。

　　以现有信息看这起案件的经过，可以说许先生是有点马大哈，但没那么严重，尤其不构成重大过失，光天化日将车停在自家门口不上锁十分钟——这怎么看都是普通人应该有的安全感吧?你当然可以说许先生傻，他居然不知道这社会很危险，不知道“我真傻，真的，我单知道雪天是野兽在深山里没有食吃，会到村里来;我不知道春天也会有。”这种祥林嫂的喋喋不休里，狼早已披上人皮，遍地都是。我们这些知道危险的人或许比许先生见多识广，可是未必有他正常——在自家门口停会儿车非得要上锁吗?我们在环境的逼迫下已经丧失了轻松生活的本能。

　　想起十多年前，我去火车站送我弟弟回家，出站时看到一个中年妇女拎着大包小包吃力地走着，我因为空手就走过去问她要不要帮忙，她立刻惊恐而警觉地推开我，仿佛我是传染病。就在她推开我那一刻，我顿悟：是我错了，不该多管闲事，试想她凭什么信任我?在我们这个国家，陌生人之间就是仇敌——这也是中国的常识啊，我怎么能忘了呢?真正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她惊恐的表情，在这里我看到了霍布斯丛林里闪着寒光的刀枪剑戟。

　　说实话，我真一点都不觉得做父亲的许先生有什么严重过失——他只是想为孩子点上炉子而已，更不可能到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地步。在养育孩子过程中从来不犯错误的人，我还从来没见过没听说过，以后也不会有。没有人是神仙天使，监护者的过错是否应承担责任以及何种责任，不应该按人们通常无法预知的后果判断，而应该根据普通人正常生活的常理判断。有人说，这事儿在美国一定会被起诉，别什么都美国，美国的制度是个公权力和公民权基本均衡的完整体系。中国这种地方，官府的权力宇宙般无限，公民权则几乎是个微观的量子世界，“统一场论”遥遥无期，现在好不容易趁权力忙着花天酒地没空插手咱家事可以松口气，干嘛急着请它回来?苦头没吃够还是咋地。随便把官府请回家里让它指挥自己怎样带孩子，真是帮它奴役我们找到了纯金的枷锁。

　　不过，反对官府轻易介入家庭生活，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为所欲为，自由需以自律相配，个体自身尽可能把事情做好，社会互助协作。

　　像每一次恶性公共刑事案件一样，关于死刑的呼声再次甚嚣尘上，也像每一次参与辩论的态度，对于死刑我坚决反对。简单再陈述下一如既往、陈词滥调的理由：1.一切才刚开始调查，别急着要人死，查清楚案情最重要;2.即使查清了，凶手确定了，我还是反对死刑，制度无权杀人，杀人不应该是个制度性的冰冷的行为，不管被杀的人是谁;3.让一部分人以制度的名义、正义的名义做刽子手是不道德的;4.贝卡利亚早已说得很清楚，刑罚的效果在于其使人痛苦的持续性，而不在于其瞬间的强度，没有证据表明死刑对于遏制犯罪尤其是那些极端邪恶的犯罪是否有效;5.我支持正当防卫——这是人类社会一切时代的共识，我还支持正当复仇，在中国这样缺乏司法公正的地方，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正当复仇是自然正当的行为，是自然权利。倘若许先生在警方抓获犯罪嫌疑人之前，自己找到罪犯，以一个父亲的名义手刃仇人，我是不会反对的——即使我不一定那么支持。在中国这种没有司法独立没有程序正义的地方，出于正义感和勇敢并且适当的私刑远比公共司法有着更高的情感、理性以及伦理价值，至少它有基本的复仇的尊严。

　　无数事实表明，在中国要把孩子健康安全地养大，不知道得费多少心思，也不知道得耗费多少脑细胞，在这过程中倘若被社会吓出心脏病毫不奇怪。每天有那么多人口贩子俊巡在这片国土上，贼视眈眈地等待着筋疲力尽的父母们打个盹以便把孩子抢走，我们只能像跋涉在寒风中的饥寒交迫者紧裹住衣衫般地护佑孩子，未必总是有效，至少或可无悔。

　　“历史将铭记，社会转型期的最大悲剧，不是坏人刺耳的喧嚣，而是好人可怕的沉默。”马丁.路德.金这句仿佛为当代中国量身定制的名言里，蕴含了人类数千年来无量血的教训。只要没有危及统治，这个除了搜刮不尽义务的伪公权本身并没有除恶的动力，它自己就是恶以及恶的庇护者，无法指望不受监督的权力能够保障人权。如果我们不希望这个社会不至于像马丁路德金警告的这样被流氓恶棍恐怖分子绑架，那么每个人都应该尽可能为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奋起而战——这样，我们才可能把孩子安全而健康地养大，而不是在提心吊胆中陪着孩子惶惶不可终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