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議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的得失（一）

老幾

近代對中國古代思想發展的系統研究，算起來大概要從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開始。之前的有梁啓超的《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其中對諸家學說的本身卻沒有詳細闡述。有人說，胡適著《大綱》的初衷，就是想替梁啓超補作這幾章缺了的中國學術思想史。我看未必。胡適興之所致，有論必出，無梁也會有胡。

胡適為人歷來多有褒貶，有說堪稱師表，有說卑鄙無恥。這裡以學論人，別不多說。胡有一口號：“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於是大膽疑古，大膽貶華；古籍多偽作，司馬遷多胡說。於是隨着考古發現，一遍遍小心地自抽嘴巴。胡另一高論救國：“全盤西化”。而今中國西化早已全盤，帶來的是權力加資本的雙重腐敗，不知大師有知，做何感想？可見胡適作為宗師，其為學之法，略顯淺薄。大師學貫中西，非老幾這等工匠可比。原本不敢評說，然而事實如此，不敢不說。

或許正因為如此，胡不僅難與同時代的魯迅等相比，即便是為人如馮友蘭者，後來寫的《中國哲學史》，也較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略勝一籌。胡適被人稱之為“善作半卷書”者，其《中國哲學史大綱》、《白話文學史》，都只有上卷。有人說是為盛名所累，多少有些道理，現時就有位“易大師”也是如此。可見為人為學，既有關係，有無關係。老子說：“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時不時地臭硬一下，未必不是個好主意。

《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原是胡適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時的博士論文《中國古代哲學方法之進化史》。經過整理，蔡元培作序，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在1919年出版。轟動一時。該書是中國人第一次採用西方的邏輯分析研究方法，對中國哲學史進行研究，在當時確實堪稱是具有開創意義。以至於胡適本人說：“我自信，治中國哲學史，我是開山的人，這一件事要算是中國一件大幸事。這一部書的功用能使中國哲學史變色。以後無論國內國外研究這一門學科的人都躲不了這一部書的影響。凡不能用這種方法和態度的，我可以斷言，休想站得住。”

蔡元培評價此書有四種特長：第一，證明的方法。第二，扼要的手段。第三，平等的眼光。第四，系統的方法。

梁啓超評此書：“這書處處表現出著作人的個性，他那敏銳的觀察力，緻密的組織力，大膽的創造力，都是不廢江河萬古流的”。馮友蘭也因此說： “在中國哲學史研究的近代化工作中，胡適創始之功，是不可埋沒的”。

然而，事物往往都是多方面的。一個學說，要能夠經受長時間的考驗，才能夠看得出優劣。《中國哲學史大綱》，今日看來，其偏頗與謬誤也是很多的。老幾對研究“史”本身沒有多大興趣，僅就胡適在此書中的研究方法，以及有此得出的孔子和老子的思想的得失，進行一番探討。這裡拋磚引玉，也是因為多個網友的評論。希望通過這些討論，能夠對認識一些關鍵問題，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