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兒點評：育兒的“點石成金”之術，就是為要讓你明白“怎樣的教育才算好教育”。它提出的言簡意賅的育兒理論和行動綱領，其要旨在於強調家庭和社會要在激發孩子們的學習興趣的基礎上創造升華出某種來自孩子們自己內心的學習動力。這種理論主張將孩子們自身的學力和才力結合起來，通過言傳身教真正地開創有教無類的先河，潛移默化地對孩子們的成長產生直接而深遠的影響......

他們，就是始終對未知世界充滿好奇心的日本諾貝爾獎獲得者，是否能夠“點石成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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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中國教育報 2014-10-06

揭秘：日本為何能獲這麼多諾貝爾獎？

從日本多位諾貝爾獎獲得者身上，我們可以發現，除了善於自我反省和忘我工作之外，他們大多有着相對美好的童年，都喜歡親近自然、探索自然，都喜歡閱讀、善於閱讀，而且父母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啟蒙和引導角色。在接受學校教育過程中，這些獲獎者無一例外地打下了堅實的知識基礎，保持了對未知世界的好奇心，有優秀教師的引領和指導，得到了寬鬆而自由的學術政策的支持，並受益於科學合理的學術評價機制。

“一個人在幼年時通過接觸大自然，萌生出最初的、天真的探究興趣和欲望，這是非常重要的科學啟蒙教育，是通往產生一代科學巨匠的路。”

2008年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下村修談及自己為何走上科學之路時，說：“我做研究不是為了應用或其他任何利益，只是想弄明白水母為什麼會發光。”應該說，對大自然和周圍世界保持一顆好奇心，是引領諾貝爾獎獲得者走進科研世界的直接原因。1973年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江崎玲於奈有此感悟：一個人在幼年時通過接觸大自然，萌生出最初的、天真的探究興趣和欲望，這是非常重要的科學啟蒙教育，是通往產生一代科學巨匠的路，理應無比珍視、精心培育、不斷激勵和呵護。

從多位日本諾貝爾獎獲得者身上，我們也能看到他們親近自然、觀察自然的經歷。對2002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小柴昌俊來說，他最難忘的就是小時候在學校後山與同學追逐賽跑、拔農家蔬菜、肆意玩耍的那段時光。北京師範大學比較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高益民告訴記者，雖然日本屬於島國，地理條件有諸多不利因素，但日本人往往對自己所處的自然環境懷有一種親近感、自豪感，對各種自然現象也比較敏感，這不僅反映到日常民俗之中，也反映在日本的文學藝術之中，如川端康成的《雪國》等小說。日本的學校教育也很重視讓兒童親近自然，很多幼兒園和中小學會結合地理條件，因地制宜地保留了當地的自然特色。

“我一個人為了讀書寫下很多筆記，並且持續這種讀書方式，成就了今天在此處的我。”

從幾位獲獎者的言談和著述中，明顯可以感覺到閱讀對於他們成長的重要意義，其中幾位更是因為閱讀而堅定了人生方向。小柴昌俊在《我不是好學生》一書中坦陳，上小學時班主任金子英夫送他一本書——愛因斯坦著的《物理學是怎樣產生的》，使他對物理產生極大興趣，並最終走上物理研究之路。福井謙一在《直言教育》中寫道：“在我的整個初中、高中時代，給我影響最大的是法布爾，他於我可以稱為心靈之師，對我的人生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大江健三郎從小就有抄書的習慣，他在書中坦陳：“為了讀書寫下很多筆記，並且持續這種讀書方式，成就了今天在此處的我。”

“父母一次也沒有講過‘要好好念書’之類的話。但是，我家卻經常籠罩着令孩子不由自主地想去學習的嚴肅氣氛。”

如果說閱讀是諾貝爾獲獎者之所以成功的內在因素，那麼良好的家庭教育則是必不可少的外部條件。2001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野依良治表示，他之所以立志研究化學，就是父親的影響。12歲時，父親帶他參加了一家公司的新產品展示會，新發布的一種從水、空氣和煤中提煉的黃色尼龍絲讓他覺得“化學實在是太神奇了”，從那以後他的生活已經離不開化學。福井謙一受父親影響養成了刻苦讀書、勤於思考的習慣，他在書中寫道：“至於學習，父母倒是採取了不干涉的態度，一次也沒有講過‘要好好念書’之類的話。但是，我家卻經常籠罩着令孩子不由自主地想去學習的嚴肅氣氛。”

“與中國一樣，日本歷來重視家庭教育”，高益民表示，但值得警惕的是，現在不少中國家庭的教育觀念在退化，過於側重對孩子物質上的滿足，或包辦了孩子成長過程中的大小事宜，孩子也常理所當然地認為父母的財產將來悉數歸自己所有。日本雖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這種問題，但社會風氣和傳統價值觀還是促使家庭注重培養孩子的自立精神，從小灌輸不依靠父母的理念。日本學生考上大學後，學費由父母負責，但學費之外的生活費要靠自己打工賺取，否則會受到同學和社會恥笑。小柴昌俊考上東京大學後，第一學期物理全班級倒數第一，就是過度做家教的結果。

“急功近利的科研評價模式，實質上是一種短視的表現，將削弱對基礎教育的研究，而且也不利於青年學者搞科研和獲得大項目。”

日本明治維新以後，高等教育主要照搬德國模式，重視科學研究。據高益民介紹，日本16位諾貝爾獎獲得者全部是國立大學的畢業生，除2位以外，其餘14位本科都出身於東京大學、京都大學、名古屋大學、東北大學這4所戰前曾作為“帝國大學”的研究型大學。日本政府和企業非常重視對科學研究的經費投入，其科研經費占GDP的比例為3.67%（2007年），是世界上最高的。大學的研究經費雖然在整個科研經費中只占18.3%（2006年），但是，大學的研究經費的結構與企業和其他科研機構完全相反，基礎研究經費占主要部分（約占55%），而基礎研究正是無限接近諾貝爾獎的溫床。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成同社告訴記者，日本的研究型大學始終是把目光投向世界前沿，並把它與教學緊密地結合起來。日本高校教授在從事科研過程中，自由度也相當高。在日本，高校老師不會因為在一段時間內沒有出科研成果而擔心受到冷落或失去飯碗，在研究過程中，也很少受政府和社會的諸如考核、評價等干擾，可以長期潛心從事研究。日本人獲諾貝爾獎就是在這種體制下產生的。“急功近利的科研評價模式，實質上是一種短視的表現，將削弱對基礎教育的研究，而且也不利於青年學者搞科研和獲得大項目，而這極易造成學術研究的斷檔。”成同社說。

“日本理論界傾向於強調中小學教師的教學自由，實際上教師在教學大綱的基礎上開展課程設計和教學探究的空間也較大。”

“日本教育與一些東方國家的教育一樣，有灌輸式、重應試等弊病，這是不容否認的，但過去我們對這些問題的看法也不夠客觀，強調得有些過分”，高益民告訴記者，實際上，日本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就受到新教育運動、實用主義教育的影響，民間也開展了大量的教育實驗，這些都極大地促進了教育與現實生活的聯繫。戰後日本也在不斷的探索過程中吸收了西方發達國家的教育理論與經驗。例如，日本的幼兒園、小學並不片面強調知識傳授，而是特別強調兒童的生活經驗；與基礎教育相比，日本的中學有應試的傾向，曾一度比較嚴重，但高中卻實行學分制，學生有比較大的選課自由。

科學研究需要感性和直覺，而培養這種感性和直覺的最佳時期正是玩得滿身是泥的少年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