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儿点评：育儿的“点石成金”之术，就是为要让你明白“怎样的教育才算好教育”。它提出的言简意赅的育儿理论和行动纲领，其要旨在于强调家庭和社会要在激发孩子们的学习兴趣的基础上创造升华出某种来自孩子们自己内心的学习动力。这种理论主张将孩子们自身的学力和才力结合起来，通过言传身教真正地开创有教无类的先河，潜移默化地对孩子们的成长产生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他们，就是始终对未知世界充满好奇心的日本诺贝尔奖获得者，是否能够“点石成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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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教育报 2014-10-06

揭秘：日本为何能获这么多诺贝尔奖？

从日本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身上，我们可以发现，除了善于自我反省和忘我工作之外，他们大多有着相对美好的童年，都喜欢亲近自然、探索自然，都喜欢阅读、善于阅读，而且父母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启蒙和引导角色。在接受学校教育过程中，这些获奖者无一例外地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基础，保持了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有优秀教师的引领和指导，得到了宽松而自由的学术政策的支持，并受益于科学合理的学术评价机制。

“一个人在幼年时通过接触大自然，萌生出最初的、天真的探究兴趣和欲望，这是非常重要的科学启蒙教育，是通往产生一代科学巨匠的路。”

2008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下村修谈及自己为何走上科学之路时，说：“我做研究不是为了应用或其他任何利益，只是想弄明白水母为什么会发光。”应该说，对大自然和周围世界保持一颗好奇心，是引领诺贝尔奖获得者走进科研世界的直接原因。1973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江崎玲于奈有此感悟：一个人在幼年时通过接触大自然，萌生出最初的、天真的探究兴趣和欲望，这是非常重要的科学启蒙教育，是通往产生一代科学巨匠的路，理应无比珍视、精心培育、不断激励和呵护。

从多位日本诺贝尔奖获得者身上，我们也能看到他们亲近自然、观察自然的经历。对2002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小柴昌俊来说，他最难忘的就是小时候在学校后山与同学追逐赛跑、拔农家蔬菜、肆意玩耍的那段时光。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高益民告诉记者，虽然日本属于岛国，地理条件有诸多不利因素，但日本人往往对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怀有一种亲近感、自豪感，对各种自然现象也比较敏感，这不仅反映到日常民俗之中，也反映在日本的文学艺术之中，如川端康成的《雪国》等小说。日本的学校教育也很重视让儿童亲近自然，很多幼儿园和中小学会结合地理条件，因地制宜地保留了当地的自然特色。

“我一个人为了读书写下很多笔记，并且持续这种读书方式，成就了今天在此处的我。”

从几位获奖者的言谈和著述中，明显可以感觉到阅读对于他们成长的重要意义，其中几位更是因为阅读而坚定了人生方向。小柴昌俊在《我不是好学生》一书中坦陈，上小学时班主任金子英夫送他一本书——爱因斯坦著的《物理学是怎样产生的》，使他对物理产生极大兴趣，并最终走上物理研究之路。福井谦一在《直言教育》中写道：“在我的整个初中、高中时代，给我影响最大的是法布尔，他于我可以称为心灵之师，对我的人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大江健三郎从小就有抄书的习惯，他在书中坦陈：“为了读书写下很多笔记，并且持续这种读书方式，成就了今天在此处的我。”

“父母一次也没有讲过‘要好好念书’之类的话。但是，我家却经常笼罩着令孩子不由自主地想去学习的严肃气氛。”

如果说阅读是诺贝尔获奖者之所以成功的内在因素，那么良好的家庭教育则是必不可少的外部条件。2001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野依良治表示，他之所以立志研究化学，就是父亲的影响。12岁时，父亲带他参加了一家公司的新产品展示会，新发布的一种从水、空气和煤中提炼的黄色尼龙丝让他觉得“化学实在是太神奇了”，从那以后他的生活已经离不开化学。福井谦一受父亲影响养成了刻苦读书、勤于思考的习惯，他在书中写道：“至于学习，父母倒是采取了不干涉的态度，一次也没有讲过‘要好好念书’之类的话。但是，我家却经常笼罩着令孩子不由自主地想去学习的严肃气氛。”

“与中国一样，日本历来重视家庭教育”，高益民表示，但值得警惕的是，现在不少中国家庭的教育观念在退化，过于侧重对孩子物质上的满足，或包办了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大小事宜，孩子也常理所当然地认为父母的财产将来悉数归自己所有。日本虽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这种问题，但社会风气和传统价值观还是促使家庭注重培养孩子的自立精神，从小灌输不依靠父母的理念。日本学生考上大学后，学费由父母负责，但学费之外的生活费要靠自己打工赚取，否则会受到同学和社会耻笑。小柴昌俊考上东京大学后，第一学期物理全班级倒数第一，就是过度做家教的结果。

“急功近利的科研评价模式，实质上是一种短视的表现，将削弱对基础教育的研究，而且也不利于青年学者搞科研和获得大项目。”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高等教育主要照搬德国模式，重视科学研究。据高益民介绍，日本16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全部是国立大学的毕业生，除2位以外，其余14位本科都出身于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名古屋大学、东北大学这4所战前曾作为“帝国大学”的研究型大学。日本政府和企业非常重视对科学研究的经费投入，其科研经费占GDP的比例为3.67%（2007年），是世界上最高的。大学的研究经费虽然在整个科研经费中只占18.3%（2006年），但是，大学的研究经费的结构与企业和其他科研机构完全相反，基础研究经费占主要部分（约占55%），而基础研究正是无限接近诺贝尔奖的温床。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成同社告诉记者，日本的研究型大学始终是把目光投向世界前沿，并把它与教学紧密地结合起来。日本高校教授在从事科研过程中，自由度也相当高。在日本，高校老师不会因为在一段时间内没有出科研成果而担心受到冷落或失去饭碗，在研究过程中，也很少受政府和社会的诸如考核、评价等干扰，可以长期潜心从事研究。日本人获诺贝尔奖就是在这种体制下产生的。“急功近利的科研评价模式，实质上是一种短视的表现，将削弱对基础教育的研究，而且也不利于青年学者搞科研和获得大项目，而这极易造成学术研究的断档。”成同社说。

“日本理论界倾向于强调中小学教师的教学自由，实际上教师在教学大纲的基础上开展课程设计和教学探究的空间也较大。”

“日本教育与一些东方国家的教育一样，有灌输式、重应试等弊病，这是不容否认的，但过去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也不够客观，强调得有些过分”，高益民告诉记者，实际上，日本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就受到新教育运动、实用主义教育的影响，民间也开展了大量的教育实验，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教育与现实生活的联系。战后日本也在不断的探索过程中吸收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理论与经验。例如，日本的幼儿园、小学并不片面强调知识传授，而是特别强调儿童的生活经验；与基础教育相比，日本的中学有应试的倾向，曾一度比较严重，但高中却实行学分制，学生有比较大的选课自由。

科学研究需要感性和直觉，而培养这种感性和直觉的最佳时期正是玩得满身是泥的少年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