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進行討論

中軍

2015.3.9

看到Hare“我的檢查”，很高興。他能“我自己的責任不可推卸，從我作起，大家監督，從今以後，以文明，理性，客觀，公正，冷靜的態度討論學術問題”，難得可貴。也許以後他還會難免，但畢竟有了好的開頭。更高興的是在跟帖中有了嘎拉哈、巴黎老高等網友的支持。

這個問題實際就是如何進行討論的問題。討論是一種對話，對話就是人與人在交流。交流就包含着兩方面：一是如何地對待問題本身，二是如何地對待做為對方的人本身。

近幾天來，老幾、嘎拉哈、Hare、安博等我們一直在捉摸怎樣地解決這兩方面的問題。雖然我們之間還是有些理解的不同，但是大家都比較傾向，首先要把“人”與“事”分開。

如老幾明確地說“論爭本來無礙，我們工作中沒天都要跟人爭論，臉紅脖子粗的很正常。但有些人分不清什麼是事什麼是人”。Hare也明確指出“三聲網友關於區別‘態度和觀點’的看法有見識，我們許多人都不懂這個區別，以自己的喜好判斷別人的觀點”。

接下來，我看到了，他們的爭論不僅直奔問題，而且有相當的思考。例如，嘎拉哈與兔子和老幾關於康德的“先天性綜合判斷”是否基於語言邏輯的爭論及其各自的論述，在我看來是很有啟發的。的確，三人的哲學造詣都很深厚，討論討論，帖子就長了，真的應該“需要單獨寫一篇再討論”的。

分清或者說確定“人”與“事”之間的界限，說容易也不容易。容易，那就是你奔問題去，其他的都別考慮，就行了。不容易，這就是你得過二道關。

第一道，立場關 。對於以往發生的偏離問題的爭論原因，安博曾分析得很到位，“所有爭論到打架程度的都不是真正的哲學爭論，而是立場之爭。包括價值觀，政治傾向，性取向等等這樣立場的東西沒有理智解，一旦討論起來就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並且容易引起情緒反應”。

第二關，感情關。喜歡，作為一種情緒，經常左右着我們對問題的判斷，這是每個人都會發生的，但能不能讓它蓋過理性，這是關鍵。如果不能把感情控制在理性之下，不僅問題會被爭論偏了，而且還會為了好友的感情，說出及支持自己內心都不相信的思考。

過了這二關後，即分清了“人”與“事”之間的界限，接着你還得在“事”里分清“什麼是私事與什麼是公事”。“私事”，一般不會直接被拿來討論，討論的都是“公事”。但是，討論討論着，就會從“公事” 滑向了“私事”，或者說，就把這“公”轉到了討論者的“個人”身上。例如，我們討論政府做的不對，就會有人說，“你有什麼資格批評？”在看姚明打NBA時，你要說“姚明應該這樣或那樣”，可能也會有人想，“你算老幾啊，你懂籃球嗎，要不你上去試試？”這都是沒有真正弄明白“公事”與“私事”的關係。前幾年，阿靈頓公墓在舉行一個犧牲在戰場上的士兵葬禮時，有一伙人就抗議，並說了不着聽的話。隨後，士兵父母上告，最後最高法院駁回，因為那是屬於社會的公共領域。這就是所謂的“你可以罵總統，但不能罵張三”的緣故。儘管張三可能說着說着，就自吹起來，只要他不涉及別人，不貶低別人，我們就無權干預他。

再接着，你還得知道什麼是“當你同人爭論時對方採用的思維角度”。例如，同樣一句話，從省委書記嘴裡出來，是對的，但從一個教授的嘴裡出來，就不對的。“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從一個處於戰爭敵對狀態中國家領導人嘴裡說來，就是合理的，而到了平靜的哈佛大學的教室里，通過教授的嘴說出來，就不再具有合理性了。

為什麼要強調這個角度問題呢？因為對不準的話，我們好多的思考就沒有合理性了。包括爭論較大的關於“中國文化”、“文革”、特別是“毛澤東”的爭論，很多時候，都不在同一個思維角度，有點兒象老美經常掛在嘴邊兒的，“不在同一頁紙上”。

在《學會》的這個網頁上，討論的是哲學學術問題，至少得分清兩個方面：一是怎樣同科學思維的區別，一是怎樣同政治思維的區別。

由此可見，在這個網頁上，我們為什麼一再強調，要針對問題，而不要針對人；在針對問題上，要有證據、根據以及合乎邏輯的論證，不要不肖蔑視，哪怕發文博主自吹自擂，只要不是貶低別人，都是可以的，因為那是他的私權，情人眼裡不是可以出西施嗎；在爭論過程中，不僅不要人身攻擊，而且也不要隨意下“純屬胡說”、“完全無理”等等的判斷，因為這是哲學的討論，不是科學，或者政治的討論，不是採用“雞生蛋、還是蛋生雞”的思維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