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復旦七年

1977年底，我參加了因文革中斷了十年的高考，考入復旦大學數學係數學專業，四年本科、三年研究生－－生命經過這裡，一駐足、一轉身，渡過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七年，而且是唯一一段長期遠離家人舊友的獨自人生經歷。當年復旦園大半是文科人的天下，傷痕文學、民主競選、四五英雄、N大美女...。連臨近的物理系，都有名躁一時的CUSPEA考試。但除了個別愛出風頭的同學外，這一切統統與數學系無關，繁重的課業以及關於陳景潤的傳說，數學系的學生們在世人眼裡就是不食人間煙火的一群書呆子。有的同學在回家的車船上和人講起自己是學數學的，竟會遭到別人詫異的眼光。誰知三十年河東河西，自從三年多前77級畢業30年聚會開始，復旦數學系77、78級被炒作成了"史上最牛班級"，同學們中一品大員、藤校牛人、花街精英如群星璀燦，各種傳聞沸沸揚揚。復旦數學系77和78兩個年級共有四個專業九個班級400多人，實際上大多數都是平平凡凡的普通人，也有的英年早逝了。而最有意思的是了解一下，30多年後，不同境遇的老同學們，有着怎樣的心路歷程。我相信，在每一位同學心中，留下的依然是青蔥歲月、同窗情誼－無論聞達或隱逸。作為7718的普通一員，我只想寫下自己復旦七年的所見所聞和人生感悟。

和全國所有77級一樣，我們系裡同學的年齡相差很大，最大的入學時32歲，早已退休回家頤養天年;最小的還不滿15歲，現在也年過半百了。同學們來自天南地北、各行各業，從跳級考入的高中生到下鄉老知青，還有一部分是工齡五年以上帶薪學習的－同學們中的富裕階級。記得在安徽農村插隊十年的室友玲莉大姐說:"老幹部可以平反，資本家可以退賠，可我們的十年青春誰來償還?"雖然我也是高分考入復旦，但系裡尖子成群、高手雲集，再加上北大數學系77級沒有招生，因此進了復旦就等於清零，一切從頭來過。但對於年輕氣盛的我們來說，不失為一種刺激有挑戰的人生，而且與聰明人為友更是人生一大樂事。數學系的課業負擔很重，一周上六天課－最多時一天九節，加上晚自習，總要學習十一、二個小時，星期天和節假日也常常在圖書館或教室里渡過。當年徐遲先生一篇報告文學《皇冠頂上的明珠》，吸引多少青年學子報考數學專業，進來後才知道學起來有多難。我班同學老熊每當學不下去時就會大叫"上了徐遲的當了"，日後竟成經典。正好徐先生的女兒是我父母大學的老師，老媽告訴她"復旦學生都說上了你爸的當了"，不知這話有沒有繼續傳遞。今年年初回國省親時，住在我家樓上的徐先生女婿蔡叔叔還專門來看了我一下。徐先生也是活到老學到老，八十多歲還在學電腦，可惜走火入魔，結局令人唏噓。關於哥德巴赫猜想，一次谷超豪先生說"陳先生作解析數論，把一個積分分成三十多段，分析功夫了得"。老祖宗蘇步青先生則在全校大會上說"如果人人都作哥德巴赫猜想，就會亡黨亡國"，大概那年頭想解決這一難題的"民科"太多了。蘇老雖然時任校長，但也常常滿嘴跑火車，雷人語言多多。例如剛入學時老先生接見我們，在黑板上畫了個橢圓形，稱自己的光頭"處處可導"。蘇先生早年從日本學成歸來，他雖個子不高，但昂首挺胸、步伐矯健、氣場強大，背地裡學生們偷偷稱他為"數不清"或"蘇老頭"。

數學分析是我們進大學後的第一門重頭課，也是數學專業最重要的基礎課，一共上了三個學期，何成奇老師是數學分析的主講老師。系裡很多同學－包括我自己，在進大學前多少都自學過一些微積分，但是開始這門課之後，才得知從前自己的那點知識是多麼膚淺小兒科。大三的實變函數論是數學專業更高層次的重要基礎課，也是本科階段最難學的課程－沒有之一。數學分析的極限論部分雖然難學，但畢竟是在正常思維的範疇內。而實變函數論徹底顛覆了我們以往對於數學的印象，全是些虐心的不可理喻的東東，幾乎每道習題的解法都不一樣，連吃飯睡覺時都在冥思苦想，可以說實變函數論是區別數學人和其餘人類的重要分水嶺。這門課由嚴紹宗先生主講，他後來成為我的研究生導師(另文懷念)。何、嚴二位老師講課邏輯嚴密、生動有趣，為我們開啟了通向數學神奇世界的大門。嚴先生的一句揚州普通話口頭禪更是讓學生們模仿了三十多年，可惜二位老師都已在兩、三年前先後過世了。這兩門課的教科書都是復旦數學系老師自己編寫並出版，日後成為全國同類課程最早的經典教材。除了教科書外，我們還閱讀了很多翻譯的國外名著、作了大量課外習題，例如蘇聯的《吉米多維奇習題集》、菲赫金哥爾茲著八卷本《微積分學教程》、那湯松著《實變函數論》以及美國人Halmos著《測度論》。有人說"數學是訓練思維的體操"，這些嚴格的專業訓練確實給我們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無論後來從事何種工作都是終身受益的，包括日後到異國他鄉打拼。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復旦數學系有中國最好的老師，講課風格各有千秋。印象最深的是主講現代概率論的汪嘉岡老師，汪老師是1956年上海市首屆數學競賽冠軍，聰明睿智，聽他的課如沐春風。夏道行先生是唯一給我們年級開設本科必修課的院士(那時稱為學部委員)，主講泛函分析。那時夏先生剛從日本訪問歸來，課上隨口講起日語中稱先生為"樣"，從此我們背後尊稱他為"夏樣"。另外谷超豪先生也開過一門關於規範場的選修課或系列講座。李元熹老師的代數拓撲選修課上最有趣的定理是"偶數維球面上的連續切向量場必有奇點"，通俗地說就是每個人的頭髮上至少有一個旋。高年級的很多選修課多是和比我們晚半年的78級同學一起上的，其中如代數拓撲、抽象代數、流形上的微積分等課程以及作畢業論文的討論班，都是使用影印的美國教材，抽象代數續論選修課還請來了美籍華人黃德華主講。主講解析幾何的張老師是文革前復旦數訓班的畢業生，人很聰明，只是上課時常常使用一些時髦的名詞記號來忽悠我們。例如在講到向量時，他說"向量不是有向線段"，同學們集體暈倒。後來才明白他是指有序數組－高維空間的向量。主講偏微分方程課的侯老師是寧波人，口音很重，連上海同學都聽不懂。加上本來就不喜歡方程，於是和另二個室友相約，期末找老師訴苦兼套題。訴着訴着三人竟一起大放悲聲，老先生大概從未見過這陣勢，出題高抬貴手，考試結果皆大歡喜。算法語言課使用AGO60語言，需要在紙帶上打孔編程。我還算幸運，三次就通過了。有些同學試了一遍又一遍，非常痛苦。就因為這個打孔編程，至今對計算機敬而遠之。上泛函分析課的同時選修一門量子力學，目的是想了解一些物理背景。誰知任課老師一上來就大批特批數學理論，頓時倒了胃口，上了一次就不去了。從中學到大學，我有幸遇到多位好老師，有的情同母女、有的亦師亦友，受教終生，難以忘懷。本人雖從教幾十年，卻總也找不到這種感覺，倒是有時候夢中會把我工作的學校與復旦混起來，甚至夢到用母語講課。

80年代初，國門剛開，許多知名的華裔科學家紛紛來復旦訪問，如楊振寧、丘成桐、鄭紹遠和項氏兄弟(即美籍華人數學家－Princeton的項武忠和加州Berkeley的項武義兄弟)等，並常常與青年學生座談。這些活動多由時任數學所所長和研究生院院長的谷超豪先生主持。那時楊先生是一位溫文爾雅的謙謙君子，沒有如今這般高調;而丘先生剛獲菲獎、成名不久，也沒有現在那麼霸氣。見到楊先生是在80年初學校聘請他擔任名譽教授的儀式上，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見到諾獎得主。那時大概復旦剛與SUNY石溪分校結成姐妹學校，不記得楊夫人杜致禮是否在場，但楊先生的老母親是去了的。陳省身先生的弟子、香港數學家鄭紹遠那時還很年輕，大一時來復旦給我們開講座。他講到證明數學恆等式的技巧時說，就從等式兩頭推，推不動了畫個等號便是。同學回憶到，鄭紹遠一定要來給我們上一節數學分析課，課後大家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穿一條牛仔褲、頭髮油光鋥亮，有點"流氣"。那時還是1978年，校方對於學生的着裝髮型管理很嚴格的。項武義則是美國人風格，說話口無遮攔。記得有一次項先生作數學講座，講着講着就談到了政治，而且馬上問聽眾席中的谷先生"超豪，你覺得如何"，搞得谷先生有點下不來台，只好說"這不是數學問題"。那時來復旦開過講座的還有方勵之、何作庥、溫元凱等風雲人物，但也都是講些宇宙學、未來學等，並不涉及政治。

我們系英語快班的孫銖老師是外文系系主任，據說她早年曾跟隨先總理周公參加印尼的萬隆會議作翻譯，一口漂亮的英國口音。能在孫老師的班上學英語，真是很榮幸的事情。可惜數學系的功課太重了，大家都沒有多少心思在英語上，因此孫老師常常對着我們嘆氣。一年後我轉入學校的英語快班，但仍然常常回到孫老師的班上聽課。在英語課上第一次聽到電影《音樂之聲》的原版錄音，是那種巨大的老式錄音機，效果很差，但也不妨礙我們聽得津津有味。英語課上還學過一句話"Time and tide wait for noman"，譯成中文應是"光陰似水、時不我待"的意思。記得老師說這是莎翁語錄，但現在上網查了一下，這句話最早是St.Marher在1225年時說的。現居副國級高位的李同學也在孫老師的英語班，當年擔任系團總支書記。畢業前和孫老師的合影照片中第一排右三的舜培大姐畢業時分配到少兒出版社，後來成為上海市少兒出版界的大姐大，真是行行出狀元。

上大一時，最受追捧的課居然是政治課－中共黨史。任課楊老師講起黨內十次路線鬥爭來，如同章回小說般精彩，諾大個階梯教室座無虛席。課程結束時，全體同學掌聲感謝致意，這在其他課上都是很少見的。要知那時文革剛剛結束，十一屆三中全會尚未召開，還在講"兩個凡是"，楊老師真是開風氣之先。三十多年過去，方知"路線鬥爭"的真實意思。大三的政治課是馬列毛哲學，任課教師是留校的工農兵學員。真正的黨八股，又不能翹課。我們只好在課堂上看小說、寫家信、背英語單詞、作數學作業、打磕睡－八仙過海，為此這位老師成天留家庭作業。那時全靠手寫，於是同學大康發明了符號系統，如P＝哲學，M＝馬克思。大康同學也是個人物，筆桿子功夫了得，進數學系純屬誤會。他大學畢業後棄理從文，獲得文學博士學位，成為中文系教授，並且常用概率統計和集合論的概念去忽悠他的新同行。那時讀書期間轉專業或轉學基本不可能，同班傳瑚大姐業餘愛好中醫並頗有造詣，常常給同學們把脈。她曾一度打算轉學去中醫學院卻未果，還好畢業後分配到那裡去了，好像她的工作是幫助老中醫們建立醫案數據庫。文革後開始的每周政治學習制度到了80年代就形同虛設，以侃大山為主了。記得讀研時，一次同學們爭論"工農業產值翻兩番"是啥意思，有人拿電影院門口的黃牛票販子打比方，終於明白了意為"翻兩隻跟頭"－即四倍。

我們寢室共有七位女生，分屬數學專業兩個班級，住在十二號樓女生宿舍。四年中走得最近的室友兼同班是"重慶生重慶長"的天白，幾乎形影不離。她畢業後回川從軍，我倆通了好幾年信、也見過幾次面，後來就失聯了。另兩位大姐韻霞和玲莉以及年紀稍小些的蔭稚、儀瑩和毅霞都是從上海考入的，現在二人在國內、四人在國外，韻霞大姐已辭世十來年了。四年朝夕相處，雖說偶爾難免會有小矛盾發生，但總得來說相處比較和睦，興趣也相近。每天緊張學習一天，晚上熄燈後就成了室友們的臥談會，天南地北無所不聊。有時晚間或周末，姐妹們還會結伴看電影、聽音樂會、逛公園、上街血拼。讀書期間的一大業餘工作是給家人和同學買衣服，但我老媽最不喜歡別人托我買或帶東西，因此常常是地下工作。印象中最愛看的外國電影是《簡愛》，而最愛看的國產電影是《早春二月》。除了故事情節令人感動外，《簡愛》中的畫面就像一幅幅19世紀英國的風景油畫，而《早春二月》淺藕的底色則分明是迷離的煙雨江南。一次和室友觀摩在上海萬體館的李谷一演唱會，聽她唱那首著名的「鄉戀」。當年中國的輕音樂界有"北李（谷一）南朱（逢博）"之說，傳說朱去聽了李的演唱後痛哭失聲，從此大江南北就成了李的一統天下。剛入學時大多數女生都扎兩個小辮子，大三流行燙髮。玲莉大姐的鄰居是理髮師傅，帶我們每人去燙了個"獅子頭"。開始是電燙，好像上刑一樣嚇人，後來改成用冷燙精的化學燙了。大三結束前的新年，室友們商量去給年近80的老祖蘇步青先生拜個年，其實私心裡是想去探探蘇老家什麼樣。一位室友買來老壽星的賀年卡，我們還擔心蘇老看到這"處處可導"的光頭會不會不開心，但那年的賀卡除了老壽星就是大美女，而後者顯然不妥。另一位室友正在爭取入D，把這事匯報上去了，結果弄成了在D委辦官方接見，除了我們寢室的全體女生外，還有各年級代表出席，由時任系團總支書記的李同學主持，我們的"陰謀"沒能得逞。那次會見時李同學與蘇老的一段對話好像還寫進了官方的回憶文章，大概誰也想不到，這一"歷史事件"竟源自幾個大三女生的玩笑。大四那年秋天，和室友們一起從菜市場買來大閘蟹，用煤油爐和洗臉盆煮熟，"薄酒一杯盡餘歡"。80年代初螃蟹只要幾毛錢一斤，當然收入也很少。忘了喝的什麼酒，背景的電影海報好像是大美女張金玲。

我們全年級共有三個專業，分成四個班級。我所在的數學二班有十多位老高三畢業生，入學時大都已婚，有的甚至已為人父母。大學四年，不時會聽說誰家的孩子出世了，孩子們常常取名"歡"或"樂"。入學時還有班主任和輔導員，大概前者管業務、後者管思想。班主任戴老師是文革期間的大學畢業生，很文氣的樣子，後來去了美國。輔導員顧老師是工農兵學員，平日不苟言笑，十餘年前就去世了。班級里兩位老大哥先後擔任班長。盛班長心靈手巧，他家裡幾乎所有東西－包括電視機，都是自己製做或組裝的，他後來遠走澳洲。奚班長是班裡年齡最大的，具有長者風範，他大學畢業後留校做行政工作直至退休。剛進校時還要發各種副食票證，學校時屬寶山縣，每月糖票四兩，而市區是六兩。為此一"馬大嫂"男生常與生活委員韻霞大姐理論。另一大齡男生讀書期間省吃簡用準備結婚家具，同學們暗地裡笑他"中午食堂里買兩分錢底菜，留一半晚飯吃"。復旦的食堂在全國大學中也是首屈一指，而且價廉物美，一客紅燒大排大約一角七分錢。隨着物價不斷增長，大排價格也成為度量單位，幾年後漲到三角九分錢。大三那年還成立了面點食堂，花色品種繁多，每天開到晚上十點多鐘。讀研時還有小炒，當然價格也較貴。那時我經濟比較寬裕了，常常給同在上海的弟弟和表弟打牙祭。我們系77級共有女生20人，分住三個寢室。隔壁計算數學班的施宜平同學是一位巧手的上海姑娘，大學四年間自己裁剪編織出了全套嫁妝，可惜幾年前她也因病去世了。雖然那時功課很重，但也曾和本班或外班同學一起出遊。一次是大二的五一節，一行十人去杭州玩了三天，沿蘇堤白堤漫步、在西子湖上蕩舟。一同學吟詩道"西湖邊上十隻猴，蹦蹦跳跳來春遊;爬山鑽洞尋常事，飛來峰前參彌陀"。另一次是大四的秋天研究生入學考試後，與計算數學班的幾位同學結伴遊玩蘇州、無錫、宜興，蘇州園林退思園取意自《左傳》"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印象深刻。太湖煙波浩渺，與綺麗秀美的西湖又有不同，還是更喜歡太湖一些。我們住便宜的小客棧，滿大街尋摸桂花赤豆糊，最愛聽那一口吳儂軟語，甜、糯、嗲得就像化不開的桂花糖，那次共花費26元。只是左圖中的劉金寶同學(前排左二)和右圖中的於崇華同學(前排右一)都已離世多年了。

大學期間，復旦園裡思想自由，社團活動豐富多彩，星期五的下午校園裡常有各種文學講座，課餘去看文科同學辦的黑板報也是一大樂趣，不知不覺間就陶冶了性情、重塑了三觀。記得一首題名為《呈D公》的打油詩最後兩句是"三起三落人稱頌，老來莫學MZD"，後來又被人改為"莫學老來MZD"。文革結束後在國內舉辦的第一個西方畫展好像是78年的波士頓博物館美國名畫原作展，在北京、上海、西安等地巡迴展出，所到之處均引起轟動，大學生們更是趨之若騖。那時流行美國鄉村音樂和台灣校園歌曲，還有朦朧詩，如果不會背幾句北島、顧城、舒婷的詩，都不好意思稱自己是80年代的大學生。另外還流行西方現代哲學思想，如尼采的超人哲學、薩特的存在主義、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等。80年九月的一天，名演員趙丹來學校作報告，我們課間跑去旁聽，正碰上阿丹在發火，他說自己"是來探討問題的，不是來表演的"。同學回憶說，其實是他自己先即興表演，觀眾鼓掌後又變臉，氣氛馬上凝固，他馬上又說是為了活躍氣氛。一個月後，趙丹因病去世，留下了"管得太具體，文藝沒希望"的著名遺言。在復旦的那次報告會上，他也提到過類似想法。大學畢業前興起同鄉會之風，因此認識了新聞系80級的小校友馮媛。她那時還不到20歲，是一位安靜文弱的川妹子，有一點憂鬱，見面總喚我一聲"大姐"，誰知她日後竟成了一位奇女子。大學畢業後，馮媛考入在北京的社科院研究生院新聞系讀研，在那裡結識了比她年長36歲、處於逆境中的王若水先生。她與王先生的忘年之戀驚世駭俗、感動世人，可惜上天只給了他們15年的時間。馮媛至今活躍在爭取女權、反對家暴的第一線，從網上視頻中看到，才五十出頭的馮媛也已滿頭華發。雖然自己做不到，但我由衷地敬佩為理想執着奮鬥的人。

那時校園裡的書店不太記得了，一套羅曼·羅蘭著的四卷本《約翰·克利斯朵夫》等了好長時間才買到，也常去福州路的外文書店淘盜版的英語書。因為囊中羞澀，倒是借書比買書的時候多。一次室友借來一套《基督山恩仇記》，全寢室同學逃課、熬夜排隊看。理科本科生不能進文科閱覽室，讀研後才能進，後來又有了美國中心的閱覽室。會在沒課的日子躲到這些地方，捧一本海明威、傑克·倫敦、川端康成、或馬爾克斯的書，讀研的一半時間是在這些地方消磨掉的，但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實在太長了，始終沒有讀完。還愛讀阿瑟·黑利寫的行業小說，如《最後診斷》、《大飯店》、《航空港》、《汽車城》等。他擅長把日常故事寫成驚悚小說，印象最深的是《汽車城》裡一句話"丑的就是美的"，出國後才看到這些小說改編的電影。在學校還聽過他的一次講座，作家戴頂貝蕾帽，風趣地說"我面前有很多漂亮姑娘"。還讀了很多三十年代作家－如徐志摩、郁達夫、豐子愷、肖紅等人的作品，不太喜歡郁達夫那些陰暗、晦澀、頹廢的小說，但他的散文《故都的秋》寫得實在美，而最欣賞的則是豐子愷的散文集《緣緣堂記》以及其中散發的那種清靜淡泊的道家情懷。此外就是戴厚英的《人啊！人》和《詩人之死》，據說是以文革之前及期間的復旦為藍本寫作的，甚至都能找到人物原型。想來這一輩子的中文或翻譯的外文閒書，大都是那幾年在復旦讀到的。讀書時的另一件大事是遇到兩位外國總統來訪。一位是大三時法國總統德斯坦，據說總統夫人還是物理學家。我們在學校禮堂聽演講，德總統稱"台下坐着世界上最優秀的一部分青年"，頓時掌聲雷動。德總統來訪時安保很鬆散，有同學就跟着新聞記者混進禮堂。另一位是研三時美國總統里根，里總統來訪時則安保壁壘森嚴，學校禮堂講台前的花盆都用探針搜過。禮堂旁邊是加速器實驗室，總統保鏢冒着生命危險爬到實驗室房頂檢查。住在校外的我們竟被反鎖在院內，過了一天鐵窗生活。如今里總統早已作古，德總統碩果僅存，"優秀青年"們也都老了。

我在大四第二學期考取本校數學所81級研究生，在復旦繼續學習了三年。我們這一級共18人讀研，大部分都是原來的大學同學。我和師兄曉漫、二位師弟超成和克任(82級)主攻泛函分析，師從夏道行、嚴紹宗教授。但是夏先生在給我們上了一門泛函分析續論課程之後就到美國去了，因此實際上我們都是由嚴先生指導的，如今師兄弟們也都天各一方，經營各自的事業。泛函組的舒老師說話講課口若懸河，楊老師文質彬彬卻略顯婆媽，張老師和童老師是國內第一批十八名博士中的兩位。從老祖宗起，復旦數學所大牌教授之間的明爭暗鬥就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但還好沒有影響到學生們之間的友誼。這些老先生們如今大多已經作古，想想真是何苦來。多年後讀到一篇文章講，數學界和武林江湖差不多，講究功夫和排座次。80年代初上海地區的碩士生助學金為53.5元，本人那時是班級生活委員，每月到各宿舍發放銀兩和糧票，比較受歡迎。記得一次放暑假前兩個月的107元一起發，男生馬進說＂要是每個月都這麼多該多好＂。馬進早已在美國作教授了，那時的快樂很簡單，容易滿足。大四時學過一年二外德語，由於不用，很快就忘記了，只記住了ein、zwei、drei等簡單詞彙，從而也知道了Einstein原來是"一塊石頭"的意思。後來到瑞典，才發現很多似曾相識的詞彙。讀研時又選修了一門俄語，任課馬老師漂亮和藹，課上常常講些上影廠演員的八卦，因此好像沒讀多少俄語，現在連33個字母都統統忘光了。畢業前的秋天，和師兄弟們一起，到華東師大聽UCLA著名日裔教授Takesaki的學術講座，講座結束後教授從大老遠的加州將合影照片寄到我們每個人的手中。幾年後我到瑞典繼續學習，在Mittag-Leffler研究所的學術年又碰到Takesaki，還和他說起這事。

我們這一級研究生全校大約有二十多位女生，第一年住在校內九號樓，後來搬到東校門外新建的宿舍，分住五間寢室，我的寢室中五位女生分別來自數學、計算機、核物理、電子工程等理科專業，畢業後幾年內全部出國了。一次在爭論"概率"這個概念時，我和計算機專業室友婷婷認為概率只是表示可能性－並不一定發生，但核物理專業室友卻認為概率是說經過若干次後一定會發生，因此感到數學家和物理學家真是兩種不同的人類。婷婷的男友、後來的丈夫是學醫的褚大夫，讀研期間就成了我們寢室的健康諮詢顧問。褚大夫也曾一度打算考研，她班上的同學笑稱"婷婷的男友是Docter，要考Master"。婷婷和我畢業後相繼來到瑞典讀博、求職並定居，兩家人也成為終生的好友。隔壁寢室住了幾位國政系、哲學系、政經系的女生，一個個特有女政治家的范兒，有兩位還是俄語班上的同學。那時正是耀邦主政時期，各種思潮很活躍，這幾位女同學看上去也很有抱負。里根總統來訪時，國政系的蓋同學被選去與總統座談並提問，電視裡只看到她的一個背影。另一間寢室的女生都是外文系專攻西方語言文學的，比較多愁善感，風格完全不同。讀研期間的復旦校長是著名物理學家謝希德先生，她也是新中國第一位女大學校長。在校園裡常常可以遇到和藹可親的謝先生，她矮小並且略微殘疾的身軀里仿佛蘊藏了巨大的能量。據說謝先生給學生上課時自我調侃"世界是對稱的，我卻是不對稱的"，她的幾位研究生後來也都移居瑞典了。84年底，我從復旦數學所研究生畢業。離開上海那天，室友和同學們一起到火車北站為我和湖南同學王鍵送行。一輛平板車上放着我倆所有行李，十幾位男同學從江灣五角場一直騎、推到車站，令人感動。當時同學們或繼續讀博、或留校任教，後來大部分都出國發展，也有的留在國內步步高升。我與同學們從此別過，一路向北走天涯，再沒有回頭。

我的復旦七年，正是國門重開、人心思變、民風淳樸、理想尚存的年代，既能感覺到政治的清明，也能覺察到暗流涌動。大學畢業前奚班長在班級通訊錄的扉頁寫下了這樣的詩句"相聚正值春意濃，分手恰逢度春風。四載流光不徘徊，舊事真切憶夢中。復旦夜臨燈又明，同窗難覓已西東。欲敘無復似當初，毋忘千里音訊通"。我們在復旦相逢，經過幾年的交集，又唱着"再過二十年，我們來相會..."踏上了各自的人生旅途。如今三十多年過去了，昔日同窗由於選擇了不同的生活道路，早已漸行漸遠。我只是在畢業近二十年時回去過一次，看望導師、與幾位老同學聚會。至今又過去了十餘年，師長們都慢慢老去，校園也物是人非了，九號樓早已改成了辦公樓，聽留校的同學說十二號樓也被拆掉了，也許真是"相見不如懷念"吧。一年半前，加入了"復旦數學"微信群，遇到了從前熟悉或不熟悉的同學們，又一點點找回了當年的感覺和同窗情誼，只是好幾位兄弟居然忘記了讀研時我每月給他們發放助學金的事情。去年夏天在未名湖畔，見到回國講學的一知同學，三十年未曾謀面，自是一番感慨。"天之驕子"們如今都已到了知命耳順的年紀，談到當年的"雄心壯志"，也都付諸一笑，回歸平常心了。去年熱播的電視劇《鄧小平》中有兩集關於77年恢復高考，第五集陳景潤閃亮登場，第六集中有大段老祖蘇步青戲份，還有復旦數學所並提到男生宿舍3號樓。因此引發同學們熱議，紛紛猜測劇中提到的"十八羅漢"是哪十八位老師，邊挑毛病邊回憶往事，好像又回到了學生時代。復旦的標誌性建築子彬院－當年的數學樓，是我們本科階段讀了四年書的地方，如今雖已挪作他用，卻是數學系同學們心中永遠的600號。而俗稱"南京路"的貫通校園東西的復旦主路，早已更名為"光華大道"，路旁的梧桐樹也長高了一大截。幾年前憑藉"南京路"這一暗號，我竟在微博上遇到了一位生物系學妹，說起來當年我們在復旦曾有四年交集，甚至同住一棟樓卻從未相識，以致相"見"恨晚。同學、校友們因母校結緣，儘管相隔千山萬水，"日月光華，旦復旦兮;明明上天，爛然星陳"卻是留在我們心中不朽的詩句。

後記 最近有同學建議，我們應該寫一寫自己心目中的、親歷的復旦和數學系，就將以往隨手寫下的微博擴充一番，遂成本文。只是流水帳式的拋磚引玉之作，全部是個人感悟，最多涉及周邊的小圈子，但保證原創，而且不代表任何人。即使微信群中的同學們，也只占了全體同學的十分之一弱。但四百個同學的心中就會有四百個不同的復旦園，不必也不可能強求一致。經歷了、感悟了，就是人生。讀到胡適和張中行先生對於社會及大學中有關"自由與容忍"的描述，這樣的精神在我們讀書的年代還有一些，只是如張先生所述"可惜時移則事異，過去的就永遠過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