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而立

楊道還

孔子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論語·為政》）

這句話是孔子晚年對自己一生學術進途的總結。這裡的年歲只是大致的，是個大約十年為一階段，有所進展的意思。對每個人來說，這個階段都是不同的，不能夠說一個人到了三十就一定有所立。一個人的生理年齡階段和社會閱歷階段與認識有一定的相關性。如，為人父母會對一個人的整體精神生活有個很大的影響，這種影響在沒有兒女的時候不會發生，在有兒女之後也不是在每一個人身上一定會發生，不是決定性的。所以三十而立的三十是個虛指，而立才是重點。

孔子的才智大約與現代人中最傑出的那些人相仿，拿現代人中最優秀的放在孔子的時代，大概也很難超過他的境界。孔子又畢生學而不倦，才能夠有十年一階段的進展，達到極高的精神境界。這個進展是大多數人瞠乎其後的。一個人一生能夠達到立，就很不容易了。

立之前，最重要的是志於學。沒有志於學，也就沒有立的發生。孔子所講的學，不是關於自然的知識，也不是侯外廬所講的詩書禮樂一類的東西——此類的東西都屬於孔子所講的“藝”。孔子說：“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論語·述而》）不管自然還是詩書禮樂，都是游於人世的技藝。孔子多藝，但孔子的立，不在於這些技藝和成就，而是其根源上的一個境界。有了這個境界，這個境界所能容納的藝，就不那麼難以接近了，這是孔子多藝的原因。專於一藝，被自己在社會中的成就裹挾，也很難立得住，如同壁里安柱，反而被自己的成就名聲所牽累或奴役，與之共命同波。這類的藝，是可以一宿，而不可安身立命的所在。

孔子的志於學，即是志於道。之所以說學，不說道，大概是孔子與老子的進途相反，孔子要從普通人的人道講起，老子則是從沒有身的天道講起。學帶有人道的意思，有時則可以專指仁義這樣的人道知識。如《列子·說符》中的故事，說一個人的兩個兒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這裡的學，就是特指仁義治國之類的東西，因此不煩說明。《論語·學而》裡，子夏說：“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子夏所講的，也是專指仁義，如果將其理解為自然知識或詩書禮樂的本身或基礎，就未免牽強了。這裡值得注意的是，子夏所講的這句話，未必得到了孔子的認同。

孔子能夠有所立，即是據於德而能巋然不動。道不是人能夠得而有之的，但德是可以德而有之的，這裡後一個德字是動詞。立是個不可動搖的意思。能被撼動，反覆不定，蹺着腳有所求，都談不上道德，也就沒有立。孔子在三十歲左右（自認）已經紮下根基了，所以說三十而立。別人可能不會選擇或同意他的立足點。但從孔子來講，他從這一點出發的言行都是一致的，立而不動的，不會信口雌黃，也不會自相矛盾——這樣的情形有可能發生，那時他就知道自己也會犯錯，改正之後不僅不動搖，而且所立愈堅，所以才會聞過則喜。沒能有所立的人自稱聞過則喜，則不近情理；柏楊講現代人聞過則怒，這樣的人倒是有幾分真在裡面。君子和而不同，一個人可以有自己的立足點，這個點如果能像孔子那樣立得住，那麼就會產生獨立的思想；如果立不住，那就還是或者沙上築塔，或者被人左右。所以孔子的立，不是專指某一學問或認識，而是一種境界，是一種整體的視角——這即是德的本意。賴蘊慧在她的《劍橋中國哲學導論》中，對德的論述，已經接近了這個認識。境界就不是可以一條條窮舉的，知道這一點，就容易辨出對所立為何的諸多錯誤理解了。

立與信是相伴而生的。無信不立，而不立卻能有信，也不可能是徹底的。懷疑論者最大的缺陷是不可能有立。因為徹底的懷疑論者最終將導致對自身的懷疑，所以只能是遊蕩不定的，只具有破壞，而不可能有所建立。孔子說，“四十不惑”。也就是說，他在立的時候，仍然有惑，而不是不惑之後方才有立。孔子說：“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有立的人，別人可以來騙他迷惑他，但不能使他被愚弄，作出與他所立相違背的事情。這裡的信與迷信不同，而類似於信仰，信仰的關鍵在於一個人的內在的誠，沒有內在的誠，就談不上信仰；而迷信的關鍵在於外在的主宰。《說文》中解信，“誠也”，也是指向內在的關鍵。而“言必信”，這樣的外在的事情，雖然難能可貴，但只知道這樣是信，被這種信所局限，只能是可以陷的小人。

立是不惑的前提，否則惑中有惑，不能窮盡。孔子說：“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達則不惑，所以仁者有立有達；不能立不能使人立，也不能己達乃至使人達。孟子的“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孟子·盡心下》），講的是同一個意思。孔子說：“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論語·子罕》）這句話，也是從學到達的描述，可以與“三十而立”一句互相參詳。

從孔子的三十而立，敏銳的人，大概已經能夠看到莊子的不物於物的影子了。道家與儒家的相通性和繼承性之深遠，遠遠超過尋常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