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

朱學淵寫於二〇〇一年初

按：友人發來一篇記著名力學家郭永懷夫人李佩女士的感人文章《真正的精神貴族：她的美曾傾倒無數人，她的痛卻不為人知》，我本人是在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第一屆的學生，李佩女士是我們每一個同學最尊敬的先生，二〇〇一年一月初，一干同學與友人Mary van de Water 等在華盛頓聚會，會後眾同學命我作文記念往事，作成後首發於當年三月或四月出版的香港《開放》雜誌上，後來有許多網站轉發，題目千變萬化，但是至今還有人記得。在李佩先生九九之年，重發舊文和新語《真正的精神貴族》，以頌揚她給我們的教誨和榜樣。

剛經過文革浩劫和左傾路線長期折磨的中國，科學技術、文化教育處於百業凋敝的可悲境地。除對抗強權的“兩彈一星”激盪人心外，基礎科學研究則一律乏善可陳，所能表彰的也只是，童第周的金魚雜交，陳景潤的數論猜想，或楊樂、張廣厚的函數研究等，幾件試管中或紙面上的成果而已。沒有出路的青年學子把攻讀“基本粒子理論”當作了用武之地；大作家徐遲寫了篇泣頌閉門造車精神的“歌德巴赫猜想”, 竟誤導了億萬百姓，將陳景潤的算術當做是“富國強兵”的畫餅。自外於世界的中國，久違了科學的潮流。經過數十年的鎖國路線和弱智政策，已把中國誤得“人財兩空”了。

一九七八年，是中國走向光明的一年。鄧小平在科學大會上，提出的“科學技術也是生產力”的“真知灼見”（或曰common sense）；晉升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的知識分子們，無數為之感激涕零。胡耀邦主持平反冤假錯案，把歷次政治運動的“偉大成果”一筆勾銷，化解了無數消極對抗力量。專制恐怖的時代已經結束，人類理智的春風吹向人間，“改革開放”的苗頭正在萌發之中。在高等學校恢復招生後不久，教育部和科學院就分別部署大規模地招收研究生。不拘一格尋找“伯樂”和“千里馬”的開明風尚，取代了那個活似種姓制度的階級路線。仇視知識、崇尚愚昧的中共，也終究悟出了：“世間最大的浪費，莫過於對人才的摧殘”的不惑真理。

母校“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就在這時被催生了。也有人管它叫“中國科技大學研究生院”，其實它與遷到合肥去了的“科大”沒有統屬關係，西郊玉泉路的“科大”校舍，已經成了“高能物理研究所”的地盤。而“研究生院”，還是借北郊“林學院”的“遺址”開張的；那個“北京林學院”也沒有死，它是在“四人幫”的時代，被活逼到出林木的雲南省去了。一九七六年的“京津唐大地震”還叫人心有餘悸；可是那個說是要“幾年搞一次”的“文化革命”，終於魂歸西天了。一九七八年秋天，在那個布滿了被遺棄的地震蓬的，死寂般的林學院裡，突然湧進了一幫來自全國各地的意氣風發的“研究生”。

我們這屆入學的共有八百多個同學，都是由科學院下屬各研究所的科學家們自己錄取的。其中有自學成才者，亦有飽學不遇者；有池魚遭殃的幹部子弟，亦有不得翻身的地富餘孽；更有年少無辜落水，中年始得平反者。年齡、成分和經歷的落差，非但沒有助長尊卑、門戶之見，反而造就了一派平等、清新氣息。而導師中又以理論物理學家何祚庥教授最開明，他兼收並蓄、普度眾生，招了好多個非常有才幹學生，分別掛在高能物理所、理論物理所和自然科學史所的名下。那時，不少省市地方，還思想禁錮、不識時務。陝西省公安廳曾來人追查“有重大政治問題”的劉平宇同學（何祚庥先生的學生），氣勢十分蠻橫，校方孫景才先生嚴詞以對，叫他們坐了冷板凳；後來平宇同學赴美時，“科學報”還發表了一篇“劉平宇出國了”的專文，抨擊陝西省的惡劣做法。

院長是由科學院副院長嚴濟慈先生領銜；實際管事的副院長彭平先生，是“一二·九”運動時清華學生領袖之一，他與錢偉長等十名志士騎自行車去南京請願抗日，曾震動全國；解放後他做北京市共青團委的工作，文革以前就因為路線問題倒了楣；教務長吳塘先生也是個儒士幹部，一個面目堂皇、和顏悅色的正人君子。胡耀邦在文革後期曾經一度主持過科學院的工作，很得民心；科學院裡也有一種的“團派”的開明空氣。因此，我們這個“科學院研究生院”的生動活潑，就與“教育官僚”蔣南翔治下的“清華”、“北大”的循規蹈矩，適成反照。

那時間，科學院裡的一切都是科學家說了算的。著名的“三元流理論”的奠基者，已故吳仲華教授在文革中曾挨過耳光，這回輪到幾十年來第一次加工資（一人幾塊錢而已），他手握大權，執意要當年的打人者向他道歉；結果，“工人階級”不得不向他賠罪了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也算為自己討還公道。科學家們說話也很幽默機智，記得有一次錢偉長、談鎬生二先生，陪林家翹先生來院裡座談，林先生不大明白中國的事情，問他們二位：為什麼“數學研究所”里又分出了個“系統工程研究所”？錢偉長先生不假思索地答道：“解決人事矛盾嘛。”一語中肯，惹得哄堂大笑；而林家翹先生好象仍然摸不着頭腦，他大概還沒有弄清楚“矛盾”一字的意思。

“林學院”主樓的一、二兩層做教室，三、四、五層做宿舍，房子不夠用，還有一些就住在臨時搭建的木板房裡。各個研究所的幾百個同學聚在一起，一日三餐都在一個不大的食堂里，圍成一圈一圈的咬鹹菜，喝玉米粥；有的切磋學問，有的針砭時弊（那時共產黨還無貪瀆之風）。林學院裡學術氣氛十分高漲，而政治氣氛則更為開放。遼寧張志新女士被殘殺的事件被揭發出來後，同學們個個義憤填膺。北大郭羅基先生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誰之罪？”的轟動文章，在閱覽室里的那張報紙上，批滿了罵毛澤東的文字，院方也睜眼不管，讓它掛了許多個日子。中國茫茫大地上，“言論自由”之風，“林學院”里早吹了十年。

那時，科學院裡招聘了一批外籍英文教師，他們大多來自美國和澳大利亞，有洋人也有華裔，都住在“友誼賓館”里，五百元人民幣上下一個月。這些教習中，不少很有個性，對中國的社會主義很好奇。其中有個叫“白克文”的美籍華裔青年，剛從哈佛大學畢業，一句中國話不會說，又喜歡穿中山裝，有時連“友誼商店”都混不進去，管門的說他的英文是“假冒的”；然而，他沒事就往農村鑽，有一次在頤和園那邊與農民一起打魚，被地方政府送了回來，弄得外事和保衛部門都緊張兮兮的。有同學問他美國是否很自由，他說：“美國也有挨餓的自由”。社會理念溢言於表。

在同學們的心目中，“首席英文教習”是Mary Van de Water小姐，她稍年長，三十五、六歲；學問和人心都很好，但脾氣卻很壞，容易與人衝撞，曾經當眾與那個脾氣也很毛躁的白克文爭執；Mary說話很有見地，有憤世忌俗之意氣；明明是個美國人，卻偏偏要說一口英國音；她後來做出了一番驚人之舉。來自澳大利亞的Lyndall女士，那時還是一個真純、羞澀和樂於助人的小姑娘，她與陸文禾同學墮入情網，兩人後來在佛羅里達共結連里。
同學們學習英語的興趣特別旺盛，年輕的同學進步更快，口語琅琅上口。那時似乎已沒有了“裡通外國”的擔心，不少同學與教習們打得火熱，有人還常去他們的公寓洗熱水澡；而他們也不嫌棄我們的苦日子，天天擠在食堂里和大家一起啃窩頭，在談笑風生中，留心者還都揀到了一口好英文，他們也了解了中國的真情。

郭永懷夫人李佩女士，任“研究生院”外語教研組負責人。她是四十年代的進步青年，受業於康乃爾大學時，結識卓有成就的航空空氣動力學家郭永懷先生。五十年代初期，兩人胸懷激情和理念，回歸報效；郭永懷與王淦昌、彭桓武三先生，乃中國“兩彈一星”之父。一九六八年，郭永懷先生因飛機失事而不幸殉職，是國內盡人皆知的一件大事。李先生承庭家訓、學兼中西，是科學院裡很難得的一個美國通。她日日奔波於中關村和林學院間；應接國外知名學者，安撫外籍英文教師，有尊嚴而無傲氣；對同學們亦從無疾言厲色，那清癯的身影中有着一顆慈母般的心，是院裡最有威望和人緣的人物之一。

來校開課的，都是當時國內的頂尖學者，如彭桓武先生講理論物理，談鎬生先生開流體力學，黃昆先生授固體物理，鄒承魯先生上分子生物學。彭桓武先生是一身老農打扮，談鎬生先生會與學生遞煙噴霧，都很和氣。他們課上也只是點幾個問題說說，行雲流水，很是精彩動人。聽彭先生課的同學很多，他上台時穿着厚厚的北方老棉襖，講到後來便滿身大汗了；記得他說過，中國的學術著作最大的問題是沒有索引，用起來很不方便。黃昆先生那時才五十多歲，還很健碩。一天正講“能帶論”，講台太窄小，不小心從一頭失足跌下來，他正正色說：“umklapp，我要是顆電子，就已經到了那頭去了”。當然，不懂固體電子論，是聽不懂這句很風趣的笑話的。還記得，那時候吳方城同學的鬥爭性就很強，帶頭給鄒承魯先生貼了一張大字報，好象是因為考題太難了；鄒先生也當仁不讓，用非常優美的書法回敬學生一張，勸大家多多留心功課。

國外知名學者來校講課的，也是川流不息。李政道先生假科學會堂講“統計力學”和“量子色動力學”時，全國各校都有慕名要來聽課的，因此不得不發票入座。那時他進出都是坐的“大紅旗”轎車，禮遇很高。我們這些人別說“紅旗”，就是“伏爾加”也沒坐過；後來從美國回國，才嘗到了“伏爾加”顛頗起來的味道，不知道李先生當年坐“紅旗”的感覺如何了。他每星期要請幾位同學與他一起吃午飯，這本該是個“工作午餐”而已，可是國內那時還不懂這一套，一桌子正餐大菜，叫大家都不敢下筷子。在飯席上李先生很熱情地說話，李夫人則常常在一旁提醒他：“政道，你太累了”。還記得李先生說過，下一個世紀中國人應該對世界有更大的貢獻，前輩們對我們都充滿了殷切的期望。

據說，最初外派方式是由一些老一代的學者定下來的，他們自己是在二、三十年代出國留學，因此對二戰後期到冷戰時期的西方科技進步，特別是美國大學向研究生的提供大量資助的情況，了解不足。自掏腰包派出“訪問學者”（visiting scholar）的辦法，就是周培源等先生與美國科學院約定成章的；當然，那時西方世界對竹幕後中國的人才水準也不了解。一九七八年政府首次外派五十人，七九年增至五百人；前五十人的內情無人知曉，但後五百人盡皆精銳。美國學府刮目相看，中國政府也發覺自己當了“冤大頭”。

也可能是因為中國政府手頭拮据，只想用不多的外匯，象當初清政府派出象詹天佑、唐紹儀等一批幼童學子，博採各國之長，回國指導改革。科學院也從我們中間選拔了一百多名較年輕的同學，在玉泉路辦了一個“出國班”。因此“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第一屆同學，也就有了兩個門戶：“林學院的”和“玉泉路的”。兩撥子人雖然聯繫不多，但還是心心相通的，大家都希望有出國的機會。“玉泉路”的同學在耐心等待“組織安排”，那時政府大概正在美國、歐洲、日本為他們化錢買路子；而“林學院”里，除了少數有海外關係，和李政道先生挑上的幾個同學外（這就是CUSPEA交換計劃之始），則都苦於無門。

一九七九年中美正式建交，七九年十月，Mary Van de Water小姐，竟大膽向幾個同學傳授了申請美國大學研究生入學的門道，結果一試果靈。不出數月，近百名同學從各個美國大學獲得了助學金；其中，何曉民同學於二十一天內，就辦妥入匹茲堡大學的一切手續，速度之快，令人咋舌。於是一個“自謀出路”的群眾運動一轟而起；又不出一年，數百名同學飄洋過海。校方竟一律不加阻攔，美國大使館更綠燈大開，從未聽說哪個同學簽證被拒絕了的；倒是科學院外事局多事，還要找點麻煩，審查各人的“門路”，後來也知道是大勢所趨，不可阻擋，於是也就網開一面了。

待到八二年，“北大”、“清華”諸校同學亦循此道時，“林學院”里已經人去室空。此風傳到上海，已是幾年以後，我們有些同學已經在做博士後了。這幾百個自謀出路的同學，不僅在人數上相當於政府一年派出之總和，出國後在學業上也大展風采，資格考試輕車熟路，都有傲人的基本功夫，美國各校倍生好感，從此對中國學生大門洞開。很可惜的是，我們這些一文不名的“自費”先行者，大多未能入得已與中國政府掛鈎的一流名校，這對未來進入門戶之見很深的美國學界，遺有若干不良之後果。

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所開啟的留學潮，就此在全中國磅礴興起。二十年多來，數十萬華夏學子走向世界，無數學成者留居各國，無懼優勝劣敗，立足科技，創業從商。如今世事逆轉，當年的“外流人材”，一舉領來了國際資本、現代技術和民主思想，鄧小平先生的“走出去，引進來”的理想，卻以一個未料的方式實現着。

事隔二十年後，一群在北京聚合的研究生院的同學，從各地趕到美國首都，追尋他們幸運的回憶，渡過了感覺極為良好的一天一夜。在他們學有所成的身影和歲月造就的霜鬢中，還依稀可辨當年百廢待舉的林學院中的風發意氣。

良師益友Mary van de Water小姐也專程從英國趕來，與我們共度良宵，她的瘦削身影和鮮明性格，和那口愈見深重的英國口音，依然傳送着具有強烈責任感的奔放熱情；她說我們這群中國人，是她畢生真正的和永恆的朋友。有個同學的回憶，一九八零年夏天，他在廣州火車站送Mary去深圳，Mary小姐隨身攜帶的，竟只是一個裝滿了求學申請的小箱子。這一夜她留宿在唐一華同學家中，無意中說到，老唐家的客廳比她在英國的居所至少要大三倍。我們這些原來連郵票都買不起的“窮光蛋”，如今的美國“專業人士”們，可真不能忘卻一個國際社會工作者，曾經伸給過我們的援手。

大家認為科學院研究生院所開啟的留學潮，是中國思想解放歷史上的一件不可磨滅大事，特別是Mary Van de Water小姐的貢獻，是值得為之樹碑立傳的；沒有她的努力，這個潮流的到來，可能要推遲數年之久。在熱烈的氣氛中，這次聚會的組織者陳祥昆、毛進同、楊曉青、唐一華代表全體與會同學，向Lyndall和Mary女士贈送了紀念狀和禮品。

然而，Mary Van de Water小姐卻揭出了一個“秘密”：當時，她注意到了中國政府在派遣留學生方面的包辦無效傾向，因此她向李佩女士提出，可否向同學們介紹美國大學招收研究生的辦法，並且鼓勵大家自行辦理申請手續，爭取美國大學研究院的獎學金；但她又擔心這些同學，可能會受到校方的不當處分。深諳國情的李佩先生，亦知其“法”之可行，及其“罪”之難當。於是由李先生出面向彭平先生建議。幾天后，思想開明的彭平先生竟同意了李佩先生和Mary小姐的建議。Mary女士回憶，那天彭平先生背操着雙手，踱着方步，若有所思地對她們說：“我已經老了，也沒有什麼可以怕的了，你們就這麼辦吧”。於是，在院方領導的默許下，破敗的林學院裡湧起了不可阻擋留學潮。與會同學都為這個故事深深地感動了。

經過三十年的歷次政治運動，國內各大專院校位實權、居要津者，多系“外行領導”或“又紅又專”者。尸位素餐猶可原，而紅專雙全者最為可惡，他們中僅個別人學有所長，大部分人則是搞業務的“廢料”；平日只會見風使舵說假話，運動中更能狠心整人當先鋒；文革中，他們中亦有不少被“衝擊”，這也就成了文革後重新上台的“本錢”。他們有的只是膜拜威權的奴性，惟獨沒有一點悲天憫人的良心；對於這種毫無廉恥的人來說，充當國民黨的特務，日本人的漢奸，或共產黨的積極分子，都是隨遇而安的事情，只不過無法一身三兼而已。彭平先生則不然：一個抗日救國的熱血青年，國民黨牢獄中的囚徒，屢經路線鬥爭的共產黨人，竟心無餘悸，睿智猶存；居權位而褒掖後進，利國利民不顧得失；開風氣之先，則毅然決然。正如孟子所曰：“大人者，未失赤子之心者也。”

無論是破壞傳統或重建文明的真實歷史，都不可能完全是由個別偉人作就的。振興中華的事業就凝聚了無數有良知的人，如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彭平、李佩、Mary等人的見識和心血，以及它的全體學生勇氣和實踐。科學院研究生院所啟動的這個“自費留學潮”的重大意義還在於：一個企圖包辦一切的“大政府”，終於發見了自己的“低效”和“無能”；而無權無勢的千萬“小人物”，卻從中找到了“自我”和“自信”。近百年來的中國，僅少數“精英”、“領袖”高舉民族主義大旗，而十億人眾卻不許有自強精神。意氣高昂的“研究生院”的八百弟子，竟破國門而出，創一代新風，在改革開放中推波助瀾，於“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中華民族大業，有不沒之功。

我們的祖國已經從一場噩夢中甦醒；然而，是否願意珍惜和表達對苦難和善惡的記憶，無疑是檢驗這個民族真將成為一頭醒獅，或重新沉淪於醉生夢死的一方試劑。我們留戀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貧賤而奮發的生活，緬懷那些曾經啟迪過我們的一代無異於民族英雄的學術大師，更感激那些作了無數善舉而不事聲張的光榮的先輩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