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家長為啥不給老師送禮？

唐辛子

首先，我小時候在家鄉湖南上學時，老師不僅不收禮，甚至還會自掏腰包幫助家庭困難的學生。我的小學班主任，是一位姓盛的女老師，有年夏天我弟弟急病住院，父親出差在外，母親要照看弟弟，沒時間照顧我，盛老師就將我領到她自己家裡。整個夏天，我不僅在老師家免費吃住，還“近水樓台先得月”地免費接受老師給我“開小灶”——儘管我的母親從未給盛老師送過禮，但她卻待我如同自己的孩子一般。

那時候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很單純，也不追求那麼多金錢利益。我和同學們見到老師，就如今日之宅男見到女神，渾身上下都是仰慕與忐忑。所以，我到如今都對“老師”這個稱呼敬重有加，並不隨便尊人一聲“老師”。

後來，我來日本結婚定居，並成為一個小女孩的母親——從女兒2歲半進入日本的公立幼兒園、7歲進入日本六年制的公立小學，直到現在13歲就讀日本的私立中學，十多年來我也從未給日本的學校或幼兒園的老師送過禮，更不用說給老師送紅包。因為，在日本，家長給老師送禮，是件令人難以想象的事。哪位家長若不注意，隨便給學校的老師們送禮送紅包，很可能弄巧成拙，不僅無法讓老師多“照顧”自己的孩子，反而會讓孩子在學校從此難以做人，在同學們中間難以抬起頭來。

為什麼會這樣呢？這個問題在文章結尾部分再回答大家。在此之前，我們先來看看日本憲法第26條第2項，對“義務教育”給出的定義：“根據法律規定，全體國民肩負有讓其所保護子女接受普通教育的義務。而義務教育是無償的。”

從這一定義，可看出所謂“義務教育”，其實包括兩個基本內容：

第一，讓學齡兒童就學，是身為家長必須盡到的“義務”，日文中稱之為“就學義務”；

第二，國家既然要求家長對孩子必須盡到“就學義務”，國家也就必須在此“義務”要求的基礎上，肩負有提供“無償教育”的責任。

出於此種考慮，日本的義務教育由公立學校來負責完成——日本各地的公立學校，屬於各地的地方公共團體。所謂“地方公共團體”，用一句簡潔的話來加以說明，就是“為當地居民提供與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各種公共性事務與公共性服務的組織”。

也就是說：作為提供義務教育的公立學校，擁有“無償性”與“公共性”的特徵，它不是利益鏈產業，而是非盈利性的公共事業機構。這種公共事業機構是否管理完善、運行良好，所體現的，是一個地區的公共品質與公共道德。而這種公共品質與公共道德，則直接反映出該地區政府的執政倫理觀與奉公之心。

基於這樣的定位，在日本，到了學齡期的孩子，都會就近入學，義務接受政府提供的免費教育。為了方便孩子們能就近上學，只要有孩子的地方，就會有學校。

三年前，我曾去參觀過日本一座湖中浮島上的小學。湖中浮島的名字叫“沖島”，是日本最大的淡水湖——琵琶湖中一座面積僅1.52平方公里的小島，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有人居住的浮島。

因為屬於湖中浮島，即使在交通方便的日本，想去趟沖島，都十分不方便。到沖島必須先乘電車到達日本滋賀縣的近江八幡市，然後再驅車20多分鐘，趕到一個叫堀切新港的地方，再從堀切新港乘船10分鐘，才能到達沖島。而且從近江八幡——堀切新港這段路，是沒有巴士的，須有人開車接應才行。

沖島上一共生活了300多位居民，平均年齡都在60歲以上。三年前我去拜訪這座淡水浮島時，這個島上的孩子，從幼兒園生到小學高年級，一共才10個人。

而就是這10個孩子，在交通不便的浮島上，與東京、大阪這樣的大都市的孩子一樣，享受着完全平等的免費義務教育：學校內的所有硬件設施，包括游泳池和圖書室在內，都按日本政府所規定的公立小學的標準配置；校長和教師也由政府統一派遣。

在一間教室內，我看到一名老師正在給孩子上理科課，教孩子們認識昆蟲。聽課的孩子一共只有4個人，但老師講解得十分認真；而在明亮乾淨的學校餐廳里，我還看到老師領着孩子們精心製作的牆報：“用餐前，要對食物說謝謝。”很顯然，儘管只有10名孩子，但無論是教育硬件還是教育軟件，大人們對孩子卻不曾有過一絲怠慢。

一名老師正在給孩子上理科課，教孩子們認識昆蟲。聽課的孩子一共只有4個人

此外，日本的公立學校屬於地方公共團體，是公共事業的一部分，所以，日本公立學校的教職員，都屬於地方公務員中的“教育公務員”，必須服從地方政府的工作安排，根據要求前往政府派遣的任何一所學校。前面提到的10個孩子的沖島小學的“校長和教師由政府統一派遣”，便是一個例子。

基本上，日本公立學校的校長或老師，每三年左右就會調動一次，輪流調往不同的公立小學。調動的一個最大特點是：能夠不斷地進行師資力量的平均再分配，令每一所公立學校的師資力量得到最大限度的平等與平衡。這也是日本政府對就近入學、接受義務教育的孩子們所表達的一種教育平等與公平理念。當然，如果孩子的家長放棄義務教育，而自己花錢另擇私立名校，那又另當別論。

另外，因公立學校的老師屬於教育公務員，在享受公務員待遇的同時，還必須遵守《國家公務員倫理法》以及《教育公務員特例法》。所謂“公務員倫理”，就是指“公務員為報答社會的期待和信賴，所必須具備的行為規範”；而《教育公務員特例法》，則是一部根據教育公務員的特殊性，而制定的對於教育公務員的任免、薪餉、身份、懲戒、服務以及研修等各種規定的法律。

文章看到這兒，我想各位讀者也大都已經明白了：為什麼在文章的開頭，我會說在日本，家長給老師送禮，是件令人難以想象的事，很可能弄巧成拙。因為，按照相關法例，作為教育公務員，老師接受家長的紅包或禮物，很可能會構成“收賄罪”；而家長送禮物送紅包給老師，也很有可能會構成“贈賄罪”，兩者都有可能觸犯法律，給自己和孩子帶來麻煩，實屬得不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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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公立學校的老師，不僅不收紅包不收禮，甚至連和學生以及學生家長一起聚個餐吃個飯都十分謹慎。今年4月我家小朋友小學畢業，班級里的同學和家長一起，大家AA制舉辦了一個畢業聚餐會，班級的責任老師（也就是班主任老師）都避嫌沒有前來參加。

不過，雖然無法跟老師一起吃飯，但為了感謝老師多年對於孩子們的教育與栽培，全班同學和家長們一起，還是給老師送了一份大禮——每個孩子以及孩子的媽媽，都分別給老師寫了一封信。我給老師的信，是這樣寫的：“名越老師：非常感謝您所做的一切 。mii即使小學畢業，但和老師的緣分不會畢業，這一輩子您都是mii的老師。我們希望將來能和老師一起喝茶、一起聊天，希望您答應。”

女兒mii的小學班主任老師名越，是一位非常溫和有愛心的女老師，每次參加學校的懇談會，我們也都非常談得來。因此，我一直都期待能和名越老師成為朋友。但是，因為日本對於公務員的種種嚴格規定，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女兒在小學的就讀期間，我一直不敢約老師出來，哪怕是一起喝杯咖啡。

現在，女兒mii已經上中學了，我們和名越老師之間，已經不存在任何工作上的關係，可以單純地作為朋友來互相交往了。我想，現在應該是可以邀請名越老師一起喝茶聊天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