竇娥既不善良更不弱小 

竇娥既不善良又不弱小。

“竇娥既善良又弱小”——這卻是歷代學者從《竇娥冤》獲得的共識。

現在說竇娥並不善良，雖然可能馬上招致反對，卻是無可辯駁的：竇娥自己固然“蒙冤而死”，但竇娥最終造成了整個楚州地區“大旱三年，寸草不生”——這是竇娥的“鬼魂”面對其父竇天章時親口承認了的，這樣的災難，是一個善良的人能夠製造出來的嗎？

文學傑作中的主人公，不是任何意義上的一個人，不是任何一位詩人憑自己的智力或想象力所能創造出來的。文學傑作中的主人公，是某種人性的象徵，而人性則是目的和智慧的統一體，是運用自身智慧以實現自身目的的過程。一句話，文學傑作中的主人公，首先是貫穿全部作品的一種目的，再就是為了此目的的實現而巧為安排的智慧。

竇娥作為《竇娥冤》的主人公，它的目的，正是要造成楚州地區“大旱三年，寸草不生”；它的智慧則表現為論證這一目的的合理性：楚州地區經受這一災難乃是“罪有應得”。

竇娥為了給亡夫守節，從而為了給自己熬出一個好的來生，就拒絕嫁給張驢兒，竇娥的此一舉動被理解為堅守道德的行為；竇娥為了讓婆婆免遭刑訊，主動屈招了“藥殺公公”這一罪名。人們從中看出了竇娥的道德品質，由此斷言竇娥是善良的、是道德模範。現在可以問：竇娥為什麼表現出這樣的一種道德形象？必須結合貫穿全部作品的那個目的，才能有效回答這一類問題：竇娥之所以顯得善良，是因為竇娥（而不是作者關漢卿）想以此顯示這個社會的可詛咒和可殺，因為這麼一個善良的人竟然不能見容於這個社會，竟然只能在這個社會中蒙冤而死。把官府說得一團漆黑，目的也是要顯示它的該殺。

林庚先生把竇娥臨刑時許下的三樁誓願，說成是“浪漫主義的戲劇高潮”，認為“三年後誓願應驗……是將非現實的願望變成現實，構成強有力的浪漫主義呼喚。這部劇作的複雜性正在於這種通過現實主義的批判走向浪漫主義的高峰，所完成的兩結合的成就。”[1]（P480-481）

林庚先生對文學作品具有超乎尋常的感受能力，我們現在可以從中看出這段話的要點：它承認了“三樁誓願”是“戲劇高潮”、是“強有力的”；這段話的缺點則是：它似乎把“三樁誓願”看成是彼此並列的關係。

“三樁誓願”不是並列的，而是逐層推進的。更準確地說則是：第三樁誓願（讓楚州地區大旱三年，寸草不生）是目的，前兩樁誓願則“隱秘論證”了第三樁誓願內容上的合理性——亦即論證了這個社會的該殺。

劊子手正要開刀行刑之際，突然發現“這一會兒天色陰了”，繼而又感覺到了“好冷風”，總之，“六月飛雪”的預兆再明白不過地展示了出來。

為什麼會有這預兆？

缺乏思考的回答是：那是因為竇娥的冤情果真感動了老天爺。

這樣的回答之所以被認為是缺乏思考的，是因為我們現在可以反問：老天爺既然知道了竇娥的冤情，但現在正是事關竇娥性命的緊要時刻，老天爺為什麼不當機立斷地下起一場大雪，而只是按部就班地、不慌不忙地行事呢？難道是老天爺無力這麼做嗎？

今則說，只說起六月飛雪的前兆，剛好表明了竇娥竟然強大得可以操縱老天爺，讓老天爺服從竇娥的意圖：如果老天爺真地按照自己“賞善懲惡”的定律而即刻下起一場六月雪，那麼，監斬官必定會由此而暫停行刑之事，直至為竇娥平反，但這麼一來，竇娥“毀滅社會”這一先天目的也就無從實現了。讓老天爺僅只展示出六月飛雪的預兆，是竇娥作為主人公的智慧所帶來的神來之筆：代表官府的監斬官既然親眼目睹了這些預兆，為什麼就不能暫緩行刑呢？監斬官難道就不怕竇娥“大旱三年，寸草不生”這一關繫到整個楚州地區命運的誓願由此成為現實嗎？監斬官終歸是無動於衷。這就暗示了官府的可殺。

第二樁誓願“血飛白練”的實現，徹底昭示了竇娥的冤情。但即使如此，從官府到民間，在往後的日子裡，竟然沒有一個人想到採取什麼措施，以便撫慰竇娥的冤魂。這當然是再一次“論證”了這個社會的冷酷無情和該死。

監斬官為什麼關鍵時刻無動於衷？為什麼整個社會在竇娥冤殺之後麻木不仁？像這樣的問題都只能結合貫穿全劇的目的來回答：因為不這樣的話，竇娥就不能把“三年不雨、草木不生”的災難降給楚州地區。

上面的分析是理由充分的、甚至是雄辯的，但在常識看來總不免有些奇談怪論的意味，因為常識感到，這樣的分析無視《竇娥冤》的社會批判鋒芒。郭英德、過常寶《中國古代文學史》認為：“元代社會傳統道德的崩潰和渙散，引起了有識之士的深沉憂患和強烈悲哀，也激發了他們維繫綱常、端正人倫的責任感。只有復興道德教化，才能挽救社會頹風，成為一種時代精神。《竇娥冤》正是把這種時代精神藝術化、審美化為戲劇衝突，借下層平民在信守道德與適應現實的兩難抉擇中的困境及其解脫，來表現道德破敗的社會危機和挽救危機的不懈努力。”[2]（P233）這段文字充滿了政治學興趣，而且內在地把藝術理解為“給政治內容披上一件藝術的外衣”。粉碎對於文學的這種政治學興趣並不困難。除了對《竇娥冤》直接地進行科學解釋之外，我們還可以來看那些有着同《竇娥冤》一樣的深層結構、卻又並無半點政治批判意味的作品。這裡以《聊齋志異》中的《孫必振》為例，全文如下：

孫必振渡江，值大風雷，舟船盪搖，同舟大恐。忽見金甲神立於雲中，手持金字牌下示；諸人共仰視之，上書“孫必振”三字，甚真。眾謂孫：“必汝有犯天譴，請自為一舟，勿相累。”孫尚無言，眾不待其肯可，視旁有小舟，共推置其上。孫既登舟，回首，則前舟覆矣。

這裡的孫必振同竇娥一樣，也是最終要毀滅一個社會，而且也是憑藉“金甲神”這樣的神靈來實現這一目的的，當然，這一大船人也被暗示為其罪可殺：眾人一看見“金字牌”上寫有“孫必振”，就不容分說地把孫必振“推置”到了小船上，這不僅是狠毒，而且更是愚蠢：因為即使孫必振真地是“有犯天譴”，但明察秋毫的金甲神既然在自己的旗子上寫明了“孫必振”，又豈能因為孫必振而濫殺無辜呢？總之，狠毒而愚蠢的眾人是該死的。政治學興趣再濃厚的批評家，大概也不能從《孫必振》中發掘出政治或道德因子，但我們已經看到，《孫必振》和《竇娥冤》本質結構相同。可見，即使我們能從作品中附會出任何政治（道德）內容，它們同文學傑作的本質卻是不相干的。

把文學傑作中的主人公理解為有如常人一般，就會得出種種讓人啼笑皆非的結論。郭英德、過常寶《中國古代文學史》說：竇娥的“守節盡孝以修來世之福，”是“愚昧認識”。[2]（P233）其實，一旦竇娥有了“高明的認識”，那麼她就會在丈夫亡故之後馬上改嫁，或者一見到找上門來的張驢兒就投入他的懷抱，這樣的話，竇娥自然不會被冤殺，但也就不會有使楚州地區“大旱三年，寸草不生”這一先天目的的實現了。

文學傑作中的主人公不僅決不“愚昧”，相反卻是智慧的、絕對“狡猾”的。前面已經分析過“三樁誓願”中前兩樁誓願內在地“論證”了第三樁誓願內容上的合理性，其實，前兩樁誓願還有這麼一項藝術使命：因為一個人的冤死而使得一個廣大地區經受“三年大旱，寸草不生”之苦難，固然有些令人難以置信，也未免太浪漫主義了一些，但既然六月飛雪和血濺白練都可以實現，則這樣的奇聞也就算不得奇蹟了。總之，文學傑作中的每一個部分都浸透了無窮無盡的智慧意味，它們本質上是主人公所象徵之人性的智慧創造。

郭英德先生又說：“在竇娥心目中，天地鬼神呈現為一個矛盾的組合體：既昏聵得任意把無罪之民推向死境，又聰明得自覺為蒙冤之人昭顯冤屈。天地鬼神的這種矛盾，正是竇娥內心矛盾的表現。”[2]（P233）對於這段話，從義理上加以反駁即是：文學傑作中的主人公不是通常意義上的人，它首先只是一種貫穿始終的目的，並沒有什麼“內心”，自然談不上有什麼“內心矛盾”。對於這段話的具體糾正是：文學傑作中主人公之外的一切，都是為了主人公而存在的，本質上都是主人公運用智慧為了自己先天目的的最終實現而創造出來的，《竇娥冤》中的“天地鬼神”僅只是竇娥加以使用的自製工具；郭英德先生所言天地鬼神“昏聵得任意把無罪之民推向死境”並不確切，因為最多也只能說：“天地鬼神昏聵得未能把無罪之人從死亡線上給拉了回來。”天地鬼神到底是應該“昏聵”還是應該“聰明”，其實都只能聽命於主人公竇娥的終極目的和各種臨時需要。我們正因此而說竇娥並不弱小。文學傑作中的主人公無一例外地是強者，因為它們是作為不朽者之人性的化身。在竇娥“死”之後，即冒出了一個“身居台省，職掌刑名，勢劍金牌，威權萬里”的父親竇天章，誠可謂及時又及時。這是我們說竇娥並不弱小的另一個原因。有了這麼一個父親，竇娥只消托個夢，就能讓那一班仇人都受到處分。我們綜合《竇娥冤》和《孫必振》而明白一條道理：文學傑作中的主人公在實現自己的目的時，很少親自地大打出手。

林庚先生精通文學，但對於《竇娥冤》除了指出它的“複雜性”之外，並沒有充分展開地來談，這似乎正說明了林庚先生的明智。其它的文學史著作對《竇娥冤》似乎都有濃厚興趣，但都是說得越多，破綻也就越多。這是建立在常識基礎上的文學觀決定了的。

注釋：

[1] 林庚·中國文學簡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

[2] 郭英德、過常寶·中國古代文學史·下冊[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