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興”

在中國詩學史上，“興”占據過顯赫的地位。作為《詩經》之首篇的《關雎》，被認為是“興”的產物；鍾嶸《詩品》說，“興”能帶來“言已盡而意有餘”這樣的藝術魅力；嚴羽《滄浪詩話》也說出了“尚意興而理在其中”這樣的話。中國古人對於“興”的認識逐步深化：最早是把“興”看作一種藝術技巧，繼而把“興”看作是能產生最美妙藝術效果的技巧，最終把“興”與有神聖意味的“理”聯繫了起來。

本文作者對於“興”的基本觀點之一是：“興”不是詩人能夠自覺加以運用的所謂藝術技巧。對於這一點的證明並不困難：如果一個詩人能夠自覺運用“興”，那麼，他就可以批量生產“興體詩”了，但我們知道文學史上的事實不是這樣，中國文學史上的“興體詩”雖然不至於是鳳毛麟角，但畢竟多不到哪兒去。

體現了“興”的詩，也就是“興體詩”，通常包含兩個部分：寫景之言與寫情之言。景與情的關係問題，是關於“興”的核心問題。為了解決景與情的關係問題，我們首先回到著名的《詩經·關雎》：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君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這首詩一共五章，但有言外之意的只是前三章。

“關關”是對於鳥鳴的擬聲詞，這裡作動詞用。歷來的學者都認為，“關關”不是泛指一般的鳥鳴，而是特指雌鳥與雄鳥的和鳴。

這樣的見解，大概是源於“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兩句詩，因為這兩句詩中出現了“君子”和“淑女”——這隻有雄鳥和雌鳥才能與之對應啊。

但如果這樣的見解正確，則詩中的君子似乎有點兒色情狂的意味：一看見雄鳥與雌鳥相和而鳴，君子就想到要去追求淑女。這樣的人就恐怕算不上君子吧。

而當我們再來閱讀詩的第二章時，我們就能更清楚地看出那種見解的荒謬：為什麼一看見“參差荇菜”，君子也會想到去“求之”——追求窈窕淑女？難道君子能夠分辨作為植物的荇菜的雌雄公母嗎？

但我們讀原詩時還有這麼一點感覺：君子去追求淑女，的確是出於某種原因，只是這種原因朦朦朧朧，難以確指。實際上，一件作品之所以是優秀作品，就在於這件作品中的主人公歸根結底都是“理由充足地”採取行動。

 “在河之洲”被忽略了。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指的是：“河”擁有“洲”，而洲又擁有“關關”之“雎鳩”，也就是說，無生命的河擁有有植物的洲，而洲又擁有作為動物的雎鳩。既然如此，君子擁有窈窕淑女，總不是什麼過分的事情吧。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其含義應當是：河中的流水使得參差不齊的荇草左右搖擺。這意味着：無生命的江河不僅能夠靜態地擁有有生命的荇菜，而且能夠動態地控制荇菜。既然如此，君子也就有理由擁有和控制窈窕淑女。

“占有”是必須的，因為一物對於另一物的占有是世界上的普遍現象。“占有”的意義也可以從反面體現出來：一旦占有不成（“求之不得”），我們就會“寤寐思服”、就會“悠哉悠哉，輾轉反側”——《關雎》的前三章發出這樣的隱秘聲音。

“興體詩”中，景和情的關係是：景（的性質）是情（主人公的行動）的理由。這是本文作者對於興之實質的觀點。

這個“理由”應該就是鍾嶸所言“有餘之意”——因為它不能被輕易覷破、顯得似有還無，也應該就是嚴羽“尚意興而理在其中”這句話中的理。

今天，有的詩學史研究者指出這樣的觀點：入唐之後，“興”的現象差不多銷聲匿跡了。的的確確，要想從《全唐詩》中找到以《關雎》這樣的模樣出現的興體詩是比較困難的，但不是沒有。這裡只以李白的兩句詩為例：“長風萬里送秋雁，對此可以酣高樓。”高處不勝寒，“高樓”意味着寒冷，意味着溫暖的缺乏。大自然用“萬里長風”把“秋雁”給“送”到溫暖的南方，我們在高樓上為什麼就不用酒讓自己“酣”，從而獲得溫暖呢？

興體詩中還有另外一種變體最能震撼人心，這裡以蘇東坡的《飲湖上初晴後雨二首·之二》為例：“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這裡的“西湖”當是包括了湖周圍的山。

蘇東坡一生寫過大量傑作，這首詩大概是他最為得意的作品之一。證據是：蘇東坡在其它詩中屢屢提及這首詩中的詞句。“只有西湖似西子”——這是《次前韻答馬忠玉一首》中的句子；“水光瀲灩猶浮碧，山色空濛已斂昏”——這是《次韻仲殊雪中游西湖二首•之二》中的句子。

這首詩何以讓蘇東坡刻骨銘心？

 “長風萬里送秋雁，對此可以酣高樓”，李白這兩句詩，體現了“興體詩”的一般形式：“萬里長風”把“秋雁”吹送到溫暖的南方，高樓上的人也就應該通過痛飲——“酣”——來讓自己獲得溫暖。一句寫物，一句寫人，物的性質乃是人的行為的理由——這是興體詩的常規。

蘇東坡這首詩中的情形就不是如此。從表面看，這首詩也是一半寫物（西湖），另一半寫人（西子），仔細觀察卻能發現，我們並不能說西湖的陰晴變化是西子妝抹的理由，西子只是率任自己的愛美天性而“淡妝”、而“濃抹”。

如果說有“造物主”存在，那麼，根據這首蘇詩，這位造物主做了什麼？這位造物主又具有什麼樣的性質？回答是：這位造物主用“晴”促成了“西湖”的水光瀲灩之好，用“雨”促成了“西湖”的山色空濛之奇；造物主的作為乃是事出有因，他的行為建立在理由充足的基礎之上：既然“西子”通過“淡妝濃抹”讓自己展現出種種不同的美好姿容，我造物主為什麼就不能通過運用“晴”和“雨”，讓我自己創造的“西湖”也這樣呢？

蘇東坡這首詩作為“興體詩”的變體，內含了這樣的結構：一半寫人，一半寫造物主，人的性質乃是造物主的行為的理由。讀這樣的詩，我們實際上被放到了造物主的位置之上，這就讓我們格外地亢奮。

產生於“興”的這些作品，受到中國古人特別的喜愛，除了這些作品本身巨大的藝術魅力之外，大概還由於：“興體詩”包含了對於自然景象的描寫，所以能夠展示出客觀、平實的外貌，景與情的關係卻又撲朔迷離，挹之不得，揮之不去，讓人回味無窮，這正合於莊子“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哲學結論，也合於孔子“不語怪力亂神”的理性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