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考古學暨歷史語言學學會會長、前中國人民大學和華東師範大學教授劉正先生為此文撰寫了如下按語：

此文作者的精湛考證，一下子揭穿了弄虛作假、偽造史實以抬高自家祖宗身價的某些江湖騙子的險惡用心。只看所謂“電文”的書法特點，我們已經推斷出該文作者的真實的當今某人的準確身份。研究歷史，尤其不可輕易相信那些當事人家族後人的所謂的“口述”！那裡面虛假和作偽的成份太多！特別推廣此文。請廣大史學工作者，大家注意甄別。

作者簡介：郭世佑，同濟大學特聘教授，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近代中國研究中心高級海外研究員。

李莊羅南陔歡迎同濟十六字“電文”質疑

　　 中國既是全球人口總量最大的國家，也是盛產回憶錄最多的國家，這對一個舉世公認的文明古國兼人口大國來說，也許就是順理成章，無可厚非，然當近數十年的回憶篇章已使惜墨如金的歷代文賢相形見絀時，逐級評比的文字競賽遊戲與重量輕質的文風也該讓人捏一把汗了。近代國史研究早已存在一個易被忽略的難處，就是當事人的回憶與後人的綜合（包括可信度懸殊頗大的各種“三親”與漸次疏離於“三親”的文史資料）、厚今薄古的地方志、人物傳記、滾動式的紀念文章等等虛實相間，層出不窮，似有威逼檔案文獻的存在之勢，而當事人的回憶、後人的綜合等等，不僅同記憶的準確性有關，也與情感的支配、利益的驅動等人性的弱點互動，還需審慎考訂，好事多磨。倘若不加甄別，拿來就用，那就易乎以訛傳訛，類似的教訓可謂多矣。倘若史學前賢顧頡剛生當今世，也該呼喚“今史辨”了。　　 

　　 歷史資料的真實性是人文學科的歷史學蘊含科學屬性而受到特殊尊重的關鍵所在，也是歷史研究者的職業訴求。誠如英國哲學家沃爾什所說：“如果歷史學家要在科學這個名詞的任何意義上被宣稱為是一種科學的話，那麼其中就必須能發現有某些符合於自然科學的客觀性的特點。”他還說，歷史學家的著作只能是”無黨無私和一視同仁”，而不是拿來“投合作者個人的偏見或宣傳的目的”，否則就應該“普遍地被譴責是惡劣的。”　　 

　　 最近，一個偶然的機會，筆者發現，接納同濟入川的十六字“電文”——“ 同大遷川，李莊歡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給”，便是亟待“今史辨”的一例。近十年來，無論在宜賓李莊與上海同濟的歷史展廳，還是在公開出版與內部發行相結合的海峽兩岸關於李莊敘事的書籍、圖冊、紀實影視與網絡文字，部分作者與編者都在繪聲繪色地演繹這個“電文”，還把它當做珍奇的文獻資料，修改歷史的記憶，摻入史書的編撰。有鑑於此，筆者不忍置若罔聞，擬就“電文”的由來及其真實性作出專題考察，就教於方家與讀者。　　 

　　 謹以此文，紀念我所任教的同濟大學建校110周年。　　 

　　 一、原件安在　　 

　　 宜賓的李莊確乎抗戰時期不可多得的庫存中國人文學科精英與文物精品之重鎮，也是同濟大學不可多得的避難所。2017春節過後，筆者有感於同濟大學110周年校慶即將來臨，帶着尋根與兼顧民國時期政黨政治生態的考察之念，首次走進抗戰時期同濟大學第六次遷徙後的李莊校區，頗受教益。但無意中發現，無論是地主熱忱的座談現場，還是東嶽廟同濟大學工學院舊址的陳列館和“中國李莊抗戰文化陳列館”，都在深情地凸顯以羅南陔的名義書寫的“電文”。

圖1 李莊羅南陔歡迎同濟十六字“電文”

　　 初見此件，專業的警覺驅使我委婉地請教講解員與陪同的主人：手跡原件與“電文”原件今在何處？不意有關答案並不統一，歸納起來大致有四：一、“還不太清楚”；二、“要找人問問，但肯定有”；三、“在同濟大學校史館”；四、“很多書上有”。　　 

　　 坦言“還不太清楚”比較實在，“要找人問問”也不無誠懇，至於該找誰問，問的結果又將何如，尚需持續留意，企盼回音。　　 

　　 第三種回答“在同濟大學校史館”倒是最易驗證，回到上海查實即可。如果這個回答與事實相符，那是最有說服力的。東歸之後，雖然在校史展廳看到這份“電文”手跡的復製品，再向校史館與檔案館負責人追詢手跡出處與“電文”原件時，所得答案都是異口同聲：沒有見過手跡原件，更沒有見過電碼原件和譯件。　　 

　　 查實的結果事與願違，其實也是意料之中的。在我看來，即便能夠順利地找到那十六字“電文”的書寫原件，也不能取代電碼原件和譯件，無法消除我對“電文”原生態及其真實性的追問，十六字“電文”究竟有無存在的可能，關乎“電文”的應然與實然，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至於十六字的書寫原件究竟在哪，它是怎麼生成的，這對歷史研究者來說，就未必那麼重要了。　　 

　　 關於第四種回答，即“很多書上有”，倒是事實。至於書上有的是否都可信，卻需另當別論。　　 

　　 若就現有資料來看，最先提到“同大遷川，李莊歡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給”十六字“電文”的，是一篇署名為“李清泉遺稿”的文章《同濟大學遷李莊期間簡況》，標明“李莊鎮人民政府出版”的內部讀物《四川省歷史文化名鎮——李莊》，印製於1993年，該書分設“特約專稿”“古鎮概況”“規劃開發”“名勝古蹟”等欄目，各篇的質量參差不齊，編校欠精緻，取材倒是比較豐富。此書既是李莊開發與宣傳熱潮的階段性見證，亦乃關於李莊敘事的基本素材與價值評判的話語模板。署名“李清泉遺稿”的除了《同濟大學遷李莊期間簡況》一文，另有兩篇。　　 

　　 李清泉，李莊人，查閱南溪區[5]檔案館所藏《中國國民黨四川省南溪縣黨部第四區黨部當選職員履歷表》可知，生於1908年，[6]曾任縣黨部幹事，1941年3月，李莊士紳32人為支持同濟大學租定孝婦祠向專冷熏南員聯名之呈文，他列在第五。　　 

　　 “李清泉遺稿”中的《同濟大學遷李莊期間簡況》一文稱，李氏在李莊的同濟大學任職將近四年，從訓導處訓導員、文書組辦事員到文書組組員與同濟大學的招生委員。[8]正是這份“遺稿”首次宣稱：　　 

　　 校方電托前中原紙廠錢子寧，在宜賓、南溪一帶尋找校址……李莊人知道這個情況後，立即邀集地方各界有關人士商議，大家一致同意歡迎同大遷到李莊，並發出歡迎電文‘同大遷川，李莊歡迎，一切需要，地方供應’。電報發了以後，又寫了幾個內容大略相同的文件，從歷史、地理、交通、物產、風俗民情等各方面介紹李莊可以接受一批內遷機關學校的優越條件，分致同濟大學和當時國民黨政府的行政院、教育部，學校很快復電委託錢子寧先生到李莊接洽。　　 

　　 這份“李清泉遺稿”寫出的十六字“歡迎電文”是否可靠？“遺稿”本身是什麼物態？印刷之前有無他人增減或改動？這些問題倒是比較重要。我曾托請宜賓市、翠屏區和李莊鎮三級部門尋找“遺稿”的原件，回答是“已經找不到”，頗費猜思。　　 

　　 基於此，筆者只能就已刊的“遺稿”審視一二，其中也有不少疑點。“遺稿”本身也承認，李清泉“對當時經歷事件至今尚能憶及的不多”。不僅如此，“遺稿”還存在某些不應出現的硬傷。例如，李清泉作為曾在同濟工作近4年的職員，對同濟建校的基本歷史還不算清楚，甚至連同濟大學乃何年創辦，都出現明顯的差錯。“遺稿”稱：“一九四四年辦三十周年校慶時，我已取得了校友會會籍”，殊不知，同濟大學的30周年校慶並不是在1944年，而是在距“八一三”抗戰不到3個月的1937年，當時，除了蔣介石、林森等政要題詞，教育部長王世傑委派專人赴滬致賀，還有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驊、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等中外嘉賓專程趕來，盛況空前，同濟檔案與上海報刊俱在。同濟師生倒是在李莊組織過35周年的校慶活動，但也不是在1944年，而是1942年。至於1944年的同濟師生在李莊辦過什麼校慶活動，還不得而知。出現如此大的硬傷，我都有點懷疑這究竟是不是李清泉的“遺稿”。又如，“遺稿”對周均時校長的繼任者丁文淵特別反感，說他“官僚架子十足，是蔣幫的一個文化特務，他在郊外購有住宅，出入不管遠近都要坐轎，每天所着西裝都要換上幾次，一副假洋鬼子像”，把校長丁文淵說得如此不堪，顯系誇大其詞，也不太像是熟悉同濟的職員所作，除非作者有意醜化。　　 

　　 還有，“遺稿”的執筆者也罷，講述者也罷，並不知道錢子寧還不是一般的“電托”者，而是與同濟聯繫密切的校友。誰想給同濟大學發送電報，恐怕也要通過錢氏轉述，頂多請他轉發，卻不必繞過他。另外，錢子寧創辦的中元造紙廠飲譽長江，至少在宜賓一方聲名顯赫，“中元”的口碑至今未絕，“遺稿”卻把“中元”誤作“中原”，也不應如此粗糙。　　 

　　 筆者無法揣測後來使用十六字“電文”的敘事者與作者為何都不提及這份在李莊很容易找到的《四川省歷史文化名鎮——李莊》一書中的“李清泉遺稿”，但有一點值得注意，“李清泉遺稿”雖然拋出了十六字“電文”，卻沒有說是誰起草，更沒有說就是羅南陔的手筆，全稿甚至沒提及羅南陔之名。　　 

　　 2000年7月，為李莊的歷史積澱之名走出巴蜀立下汗馬之功的《四川政協報》記者陳岱峻（署名“岱峻”）公開撰文，與十六字“電文”有關的敘述內容與用詞同李清泉的“遺稿”基本相同，但作者這時還沒有提到羅南陔，而是說“大家”：　　 

“同大遷川，李莊歡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給。”正是這16個字的電文，改變了中國文化的命運, 也改變了李莊的命運。……同大校方電托校及（友）、 前中原（元）紙廠廠長錢子甯在川南尋找校址。宜賓人口擁擠，無力安置。南溪有閒置空房，當地士紳多不樂意。李莊有人得知此事，立即召集各界人士聚議，大家一致歡迎同大遷李莊，並發出“同大遷川,李莊歡迎；一切需要，地方供應” 的電文。隨即，又寫了幾份函件，從歷史、地理、交通、物產、民俗民情等方面逐一介紹，分致同大和國民政府行政院、教育部。不久，同濟大學駐昆明的中央研究院三個所和中央博物館一同派人入川考察落實。　　 

　　 在李莊古鎮深閨外顯的時間表里，2004是一個特別重要的年份。就在這一年，岱峻《發現李莊》一書問世，對某些細節做了更具體的文學描寫，並把十六字“電文”與羅南陔聯繫起來。不過，他也不是僅提羅南陔一人，而是“羅南陔等人”：　　 

　　 羅南陔等人還草擬了一封十六字的歡迎電文：“同大遷川，李莊歡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給。”隨即，又寫了幾份函件，從歷史、地理、交通、物產、民俗、風情等方面逐一介紹，分致同濟大學和國民政府行政院、教育部、中央研究院。　　 

　　 也是這一年，一部長達6集的歷史敘事紀錄片《中國李莊（1940-1946）》為迎接抗戰勝利60周年而投入製作，次年9月3日在李莊舉行首映式，由市到省，風靡巴蜀，再交中央電視台播放，撒向神州，傳遞海外。該片的畫面與畫外音緊密互動，一份由毛筆書寫、羅南陔“起草”和署名的十六字“電文”應運而生。　 

　　 借羅南陔之名書寫的十六字“電文”也複製在李莊東嶽廟同濟工學院舊址展廳和張家祠堂“中國李莊抗戰文化陳列館”。東嶽廟的文字說明是：李莊各界在羅南陔的帶領下，給同大發出“同大遷川，李莊歡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給”電文。張家祠堂的展廳云：1940年，羅南陔約請李莊名流，在家中商量支持抗戰，歡迎“下江人”來李莊安頓的大事。隨即，向同濟大學發出電文：“同大遷川，李莊歡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給。”及至2011年，台灣出版的岳南《南渡北歸·南渡》一書也強調“羅南陔當場起草”，至於“電文”由誰發送，作者採用部分敘述者的說法，稱“由錢子寧帶到宜賓發往昆明的同濟大學”，並把十六字“電文”的毛筆書寫複製在書中，註明“逯弘捷提供”。逯弘捷即羅南陔之外孫，作者還沒有進一步說明，逯弘捷先生提供的這份“電文”書寫品又來自何處。　　 

　　正是由於李莊歷史的敘述者、作者與編導等把“李清泉遺稿”寫出的十六字“電文”層層升級，想象成羅南陔“執筆”、“起草”，那個原本亟待考證的“電文”和附加的署名書寫，就被當作引以為豪的李莊歷史文物，羅南陔的形象陡然升格。由中華書局出版的《宜賓市工業志》在介紹宜賓中元造紙廠創辦人錢子寧時，也把原本同宜賓的工業沒有什麼直接關聯的羅南陔與十六字“電文”寫進書中，一本名為《民國時期沿海內遷宜賓工廠》的小冊子還在卷首插頁中複製那十六字“電文”的書寫，至於有關李莊主題的書刊、圖冊更是不在話下，22萬字的《李莊紳士羅南陔》一書也在北京出版。　　 

　　 十六字“電文”的李莊敘事也觸動了懂得感恩的同濟大學，拿來就用。2007年5月20日，同濟大學的校史館就在百年校慶日隆重開放，以羅南陔的名義書寫的十六字“電文”登堂入室。為迎接百年校慶而趕寫的《同濟大學100年》一書也在轉述“羅南陔當場起草”十六字“電文”的動人故事[18]，卷帙浩繁的《同濟大學百年志》第一卷也毫無例外地採用十六字“電文”，《同濟大學史》第一卷（1907-1949）也為迎接百年校慶而修訂再版，明顯增加了“羅南陔當場起草”等內容，甚至信誓旦旦地斷言：“同濟大學接到電文、函件後，十分高興，校長周均時當即派出理學院院長王葆仁、事務主任周召南赴李莊考察落實。”

　　 遺憾的是，無論是把羅南陔的姓名同“李清泉遺稿”中最先拋出的十六字“電文”率先聯繫起來的敘述者或創意者，還是十六字手書的製作者、複製者和轉述者，都忽略了一個重要細節，與“李清泉遺稿”一同收進李莊內部讀物《四川省歷史文化名鎮——李莊》的還有旨在重點介紹羅南陔的《李莊羅氏一家簡介》，為何偏偏沒提十六字“電報”或“電文”呢？倘若羅南陔真的“起草”過這篇尚需確證的“電文”，作者還會遺漏嗎？君不見，該文的結尾還有注釋文字——註：整理本文時，曾參考：南溪縣黨史辦、南溪縣檔案館、宜賓市文史辦等單位的文字資料，及一些熟悉李莊歷史的地方人士的口碑資料。　　 

　　 《李莊羅氏一家簡介》寫的是羅家人，說的是羅家事，羅南陔還是重點，李莊小鎮也不大，作者所說的曾參考“一些熟悉李莊歷史的地方人士的口碑資料”，於情於理亦當包括羅南陔的子孫，筆者首次看到“羅氏一家簡介”，就是羅南陔之孫羅亞新先生面贈的複印件[21]，可見羅家後裔也是認同該文的，並不覺得其中有何不利於羅南陔先生歷史本相的重大疏漏。該文結尾的那段說明好像就是為提醒研究者和將要抬高羅南陔的創作能手而準備的，只可惜並不能讓大膽修改歷史的好事者適可而止。　　 

　　 二、疑竇重重　　 

　　 羅南陔十六字 “電文”的手書展品雖然也模仿民國通用的自右至左的豎寫與繁體方式，但它的真實性當即引起我的關注，疑竇叢生。　　 

　　 我們不妨先看“電文”的內容。　　 

　　 有關當事人的追憶與複述者的講述已無爭議地表明，當年的李莊民眾對“下江人”尚存不少顧慮，對現代科學與大學教育也不乏隔膜，是乃情理之中，欲期順利接納陌生而眾多的同濟師生，尚需繼續規勸，“一切需要，地方供給”等語，恰似當代煽情的廣告語言，過於飽滿，此一時而彼一時，同當年的家國情形不太相符。　　 

　　 眾所周知，近代中國戰爭頻仍，政局動盪，經濟建設舉步維艱，物質財富的積累並不豐盈，當時還是抵抗日軍進犯的戰爭年代，不僅資源匱乏，交通不便，而且信息滯塞，風氣未開，巴蜀亦然。一所洋里洋氣的上海學府突然遷入，近千名師生逃荒似地擠入他鄉小鎮，還不屬於短暫旅遊，卻要安營紮寨，生息繁衍，還不乏藍眼睛黃頭髮的洋教師共飲一江水， 對方的需求肯定很多，甚至源源不斷。同濟雖屬民國的國立名校，卻也難比今日承平時期的高考大軍對“985”高校的青睞，此時此刻，誰敢擔保“一切需要，地方供給”？　　 

　　若就情理而論，如此激情飽滿和朗朗上口的十六字“電文”倘若真傳困在昆明的同濟師生，那就不難感動一片，刻骨銘心；南行安頓之後，就難免會有情感豐富的同濟學子拿着筆記本，請求喜愛書法的羅南陔先生重寫“電文”，作為永久紀念，至少會在1946年告別李莊的季節，請這位當地長者重寫“電文”，白紙黑字鎖住那為期五年半的李莊歲月。即使不請羅公書寫，也會把這簡明扼要的十六字“電文”存腦和傳遞，帶回上海灘，能編會寫的同濟文工團也不會輕易放棄那十六字“電文”的感人題材，賦詩編歌，演話劇，還不需要照搬曹禺的劇本，只要敘說同濟人自己的真實故事，朱逢博的師兄師姐們更能贏得掌聲，情染申江。雖然離川返滬的“同樂號”早已觸礁沉寂，165噸機床設備、電器材料等隨之沉入江底，然而，李莊故園所賜予的許多激情片段均已刻入同濟師生的腦海與心田，怎能就此銷毀？遺憾的是，翻閱同濟師生留下的那一篇篇帶着李莊烙印的感恩文字，我都找不到與那十六字“電文”有關的蛛絲馬跡，這也推動我去叩問十六字“電文”從何而來。　　 

　　歷史的悖論與弔詭常常表現為可愛的未必可信，可信的未必可愛。十六字“電文”不僅豪情萬丈，熱烈感人，卻也屬於中看而不中用。即使當時真有這樣的文字，倘若真要交給正在為母校同濟代尋校址的宜賓中元造紙廠創辦人錢子寧轉發，這位穩健務實的紹興籍實業家恐怕也要刪句改詞，降溫三度再說，他對以科學精神立校的母校瞭如指掌，他還需要用自己的樸實語言回稟母校，既要讓母校放心備遷，也不能擔保“一切需要”都能“包你滿意”，鬆懈母校師生始終面對未知困難的同濟意志。　　 

　　再看這個十六字“電文”的落款形式，漏洞就更多了。　　 

　　首先，羅南陔何許人也？同濟師生是否熟悉他的大名？筆者在短暫的三日考察行程中，曾轉道江北的南溪區檔案館，找到“南溪縣黨部第四區黨部當選職員履歷表”，從中獲悉國民黨第四區黨部的“成立日期”（並非改選日期）是1943年3月6日，當選書記羅南陔，五十八歲，學歷為“自治研究所畢業”，“經歷”一欄已有些模糊，大概還能辨認“曾任區分部書（記）”、“區團總”等字樣。同濟大學入川的日期早於第四區黨部的成立兩年多，大凡介紹李莊與羅南陔的書籍咸稱羅氏就是國民黨的區黨部書記，至於羅氏當時的身份究竟如何，有待查證。　　 

　　上文提到的《李莊羅氏一家簡介》一文開頭就重點介紹羅南陔：“李莊羅南陔，出生於清末光緒十一年（1885年），中產家庭，自幼聰穎，勤攻書史，擅長書法金石，性善交遊，雖參加國民黨，但思想進步，常與共產黨保持聯繫。在家鄉曾建有‘植蘭書屋’，約集諸詩友彼此唱和，故有‘小孟嘗’之雅號……1927年2月，國共合作時期，他與鄉人胡明羲，及其次子羅蔚芬（字仲威）在宜賓加入國民黨後，即在李莊成立國民黨（左派）南溪縣李莊區分部，當時有國民黨人周紹武、王華亭、洪漢忠、張宇蒼等人參加。1926年初，羅南陔任國民黨（左派）李莊區分部書記。”看來，羅南陔與國民黨的組織淵源不淺。只因該文的編寫有些粗糙，羅氏在李莊首次擔任區分部書記的時間究竟是1927年2月還是1926年初，尚難確定，該文也沒有說明同濟遷居李莊時的羅南陔擔任什麼職務。　　 

　　退一步說，同濟遷入時的羅南陔即便是南溪縣的區黨部書記，國民黨的政治權力在基層的滲透十分有限，鄉紳權力的分布往往與袍哥、家族力量的分布等有關，並非國民黨的書記領導一切。若就黨派組織而言，巴蜀地區的不少縣市還是國民黨、共產黨與青年黨三黨競爭之地，離南溪不遠的富順、敘永、隆昌等地還是青年黨的大本營，即便是縣級國民黨的黨部書記，也遠不如縣長來得重要。那個十六字“電文”卻以羅南陔個人的名義向陌生的同濟大學致電歡迎，是否合適？其公信力何在？ 其次，《中國國民黨四川省南溪縣黨部第四區黨部當選職員履歷表》中提到的“區團總”等職固然可以歸入地方士紳，羅南陔就是李莊士紳中的重要成員，但他還不像是首屈一指，更不是一人獨大。無論在李莊鎮，還是南溪縣，區長張官周所在的張氏家族人氣最旺，當地百姓還流傳一句形容本地家族力量分布的俗語：“張家的頂子（做官）、李家的銀子（致富）、黃家的碇子（袍哥勢力）”，宜賓市檔案館還存有一份請求第五區專員冷薰南出面調解，請南溪徵收局李莊分櫃遷將孝婦祠讓給同濟大學的呈文，由32名李莊士紳聯署，其中張氏多達11人，列居首位的就是區長張官周的五兄訪琴，比訪琴年長18歲的羅南陔僅列其次。《李莊羅氏一家簡介》還提到一個細節：抗戰勝利後，同濟大學撤退，供電設備已成問題，“大都感到急需用電，他們積極籌備，組成了‘南溪縣李莊鎮電力供給合作社’。在成立理監會時，張訪琴當選為理事長，羅南陔當選為監事長，張式如、張叔明、江緒恢先後當選為經理。”這個“電力供給合作社”的組織布局也能說明，就李莊的家族而言，並非羅家最大；就個人而言，也不是羅南陔最重要。倘若指望羅南陔獨自簽署歡迎同濟遷居的“電文”，其可能性不大。即便是勢力最強的張姓，如果需要以李莊士紳身份與陌生的外界文字聯絡，也不是以一人獨署，而是以多家聯合，多名聯署為宜，單人獨署豈非易遭詬病？第三，既然羅南陔只是李莊的地方士紳，並非全國名流，一旦離開李莊與南溪，外地人就不可能熟悉他，既然是陌生人，無論是書信，還是電文，一般在姓名之前還應自報身份，稍示謙卑，個人的姓名前後還需有所講究，以免生硬或不得體，即便是電報昂貴，惜字如金，也不能輕易省略，何況該“電文”作品的落款那麼多，書寫者並未顧慮要不要省字。個人姓名的書寫講究，是為中國讀書人習以為常的行文規矩，亦乃貨真價實的文化傳承，不應低估羅南陔與民國士紳同道待己待人的人文素養。倒是仿造“電文”的後世好事者不諳此道，有文憑沒文化者頗有市場，反而容易損貶羅氏的士紳形象。第四，即使果真有此“電文”，若就情理而言，亦當委託使命在身的同濟校友錢子寧轉發（有的作者也是這麼敘述的），“電文”就應以委託錢子寧的書寫形式，而不必用今日領導人、社會名流或無畏的書寫者自信頗足的題詞格式。第五，既然是“電文”，為何連自家齋名都要列上，用意何在？第六，“電文” 的落款寫出“民國二十八年八月”，也經不起推敲。這個時間就把同濟聯繫和遷居李莊的時間提前了一年，並不合適。另外，寫出時間的目的又是什麼？若要突出日期的重要性，為何只署年與月，卻不寫哪一日，代發者或郵局怎能幫他 “韻目代日”？　　 

　　 三、結論　　 

　　 綜合以上質疑與相關分析，本文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當下關於李莊的書刊、展廳、紀實影視作品所傳播的羅南陔歡迎同濟的十六字“電文”之源頭並不可靠，既非出自任何檔案資料，也與同濟師生的李莊追憶無關，只是出自當代李莊鎮政府內部印刷的那份已讓原稿不翼而飛的“李清泉遺稿”。即便是李莊長者李清泉生前果真原封不動地留下過那份舛誤顯露的“遺稿”，依照歷史學的職業規訓，也是孤證無憑，只能存疑，存疑畢竟是歷史學的重要使命之一。　　 

　　 第二，把尚未確證的“李清泉遺稿”中的十六字“電文”，層層放大，移花接木地書寫和表演成“羅南陔起草”，更是漏洞百出，很難取信於人。與其說它是值得尊敬的李莊開明士紳之一羅南陔當年“起草”的“電文”，還不如說更像是模仿當代領導人或名家題詞的急就章，頂多可以充當影視創作的道具來“戲說”歷史，卻不宜當做紀實物件來呈現歷史，更不能作為李莊的歷史文獻來複製和傳播，誤導受眾，干擾史書的撰述。如此創作和演繹下去，雖然真能“打造”成“文化名片”，還能增加“文化工程”之類獎項的獲獎幾率，甚至讓不明真相的受眾交口傳頌，然而，這樣的“文化名片”無異於歷史的狗皮膏藥，終將脫落或被揭下，惟有真實的資料方可穿越時空。　　 

　　 第三，任何缺乏史料支撐的文學表現形式既不足以躋身李莊古鎮的主體敘事，也不應充當同濟校史的撰述依據。立足於黃浦江畔的同濟大學既是名副其實的百年老校，也是屢經挫折而不敗的百年強校，它以貨真價實的科學方法與科學精神立校，關於它的校史展覽與編撰，尤當秉持百年不倒的科學精神之傳承，一字一句不僅要有來歷，更要尋求可靠的史料支撐。其實，無論是同濟大學，還是大江南北的其他院校，無論是校史館的展廳布置，還是校史的編撰與修訂，均應愛惜本校的檔案、實物積累與歷屆師生的真實記憶，以實然為主，應然為輔，審慎取捨，寧缺毋濫，有一分資料說一分話，沒有資料不說話，既不說假話，也不趕時髦，給在校學子做出求真務實的表率。　　 

　　 離開宜賓不久，有位當地長者給我善意留言：“關於十六字電文頗存質疑之處，但己成既成事實，若要正本清源，市區鎮三級官府會尷尬的，何況歷史特別是正史或現代史更是如此。”我當即坦誠回復，淺見有三：　　 

　　 1.缺乏可信度的十六字“電文”假如同以往的市區鎮三級政府的參與有關，當與現任三級政府中人無涉，後者不必為前任的造假背書，不應存在尷尬的問題；　　 

　　 2.李莊既是證據確鑿的歷史古鎮，也是有功於同濟大學、中央研究院等重要機構的文化名鎮，倘若徹底拿掉那個經不起推敲的十六字“電文”，無損於李莊的文化含量與整體形象，應當充滿自信。雖然十六字“電文”與“羅南陔起草”之說均有作偽之嫌，羅南陔與李莊士紳群體對同濟的支持卻是真實的存在，完全可憑現有的歷史檔案，遴選某些真實的字句[28]，彰顯那一方熱土的情懷，無論是以假代真，還是以假亂真，均不足取。　　 

　　 3.假如“正史”與現代史的資料、論著有假，那正是吾輩歷史研究者應予清理的職分所在，責無旁貸，卻不能構成裝聾作啞的理由。如果因為彼處有假，就可以成為此處造假的理由，那麼，過度的包容便是縱容的代名詞，中國假冒偽劣現象的根治只能被假冒偽劣的互相攀比所替代，禍患無窮。　　 

　　 行將收筆時，筆者不禁想起曾為母校同濟師生的李莊之旅陪護始終且在中國造紙工業領域為母校贏得聲譽的實業家錢子寧，也想起曾為安置同濟師生多方配合，卻在十年之後農協會主席任性施暴的權力舞台“鎮反運動”中慘遭殺害的羅南陔、區長張官周、鎮公所文化主任楊惠君等人。倘若後世好事者鎖定今日的名利之需，將羅南陔打扮或打造成十六字“電文”的起草者，這與羅氏本人無關，應當無礙於後輩對他及其同道和李莊那一方熱土的溫情與敬意。愚意以為，干擾含冤而逝者泉下安息的最拙劣的方式，莫過於以自身的需求為目的，以刻意拔高或貶損的方式，讓逝者從親友同伴中隔離和孤立，篡改乃至破壞逝者的生命本相，讓歷史失真。當年農協會主席的政治權力之任性摧毀了羅南陔的肉身，今日歷史敘事者的話語權力之任性勢必驚擾羅氏的天國之魂。福兮禍兮，生者當慎之，且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