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歷史發展規律，創建獨特思想體系---《文明社會原理》讀後感

余東海

本文首發於2020.09.21《議報》，加編者按：“余東海先生的“仁本主義”是結合儒家思想，並且對歷史和現實進行了深入思考的系統理念。跟中共創辦孔子學院不同的是，中共本質上堅持的是馬克思主義獨裁體制，僅僅把儒學當成統戰工具，而像余東海這樣的真正的儒家學者，則反對馬克思的階級鬥爭、階級專政等理論，相反，認為自由民主是符合儒家的價值觀的。不過，讀者需要注意的是，作者使用的某些概念跟中共當局的解釋完全不同，尤其是提到“中國模式”、“西方模式”的時候，這裡僅僅是指文化上的區別，而不是中共所指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民主”的區別。一個社會的文明可以體現為政治制度、科技水平以及經濟文化等多個層面，其中政治制度是有優劣之分，而文化則可以中西各有特色，這方面的論述請參考秦暉教授的文章《文化無高低，制度有優劣》。因此從文化而不是政治制度的角度去理解儒家，才能體現其價值所在。”

前言

拜讀了戎小捷先生《文明社會原理》一書，不由得拍案嘆賞，這是一本頗多真知灼見的好書。該書宗旨是發現人類文明社會的基本演化規律，以及未來發展前景與理想模式，重點回答了以下問題：

古往今來的各種人類文明社會為什麼會有那麼大的差別，其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因素究竟是什麼？為什麼有的人類文明社會發展如此迅速，而有的文明社會發展又如此緩慢？ 各個人類文明社會不同的價值觀念、不同的規則制度到底是從哪裡來的？究竟有沒有一個或幾個普世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價值觀？如果有的話，這些最基本的普世價值觀到底是什麼？等等。

答案精彩紛呈，觀點爭奇鬥豔。但本文不完全停留在贊肯層面，而是是者是之，非者非之，既有認同，也有批評，或就其原觀點做一些引申理解，或就其中某些不足、偏差和錯誤提出自己的意見。既與作者商榷，亦歡迎有識之士垂鑒。

一、《文明社會原理》內容簡介

該書內容簡介如下：

書中的“文明社會”是和“原始社會”相對立的一個概念。現存的所有文明社會（國家），都是靠專業化的分工協作組織起來的，這是它們的共同點。不同點在於，有的國家主要是靠行政手段來組織分工協作（如中國），有的國家主要是靠市場手段來組織分工協作（如歐美），還有的國家主要是靠理念手段（類似宗教）來組織分工協作（如阿拉伯、印度）。該書把不同的“手段”稱之為不同的“社會工具”。使用任何一種社會工具，都必須遵守一定的規則；不同的社會工具有不同的使用規則（價值觀），由此造成了世界上不同的文明類型。

該書經過詳細論證，提出以下三個“均衡原理”：1、任何一個社會工具內部都有既相互對立又相互統一的兩套規則體系，這兩套規則體系之間必須保持一種大致的均衡，否則該社會工具就會失靈或瓦解。2、任何一個國家中，都會同時存在這三個社會工具。這三個工具之間也要保持一種大致的均衡。可以允許某一個工具比其他兩個工具略強，但不能過強。若這三個工具之中有一個過強，其力量超過其他兩個工具之和，則該國家就會處於一種不穩定狀態（不和諧狀態），長期下去就會衰亡、瓦解。3、在整個世界中，由於自然環境的複雜性，會同時存在不同類型的文明（不同社會工具占主導地位的國家）。這些國家之間的力量也要保持一種大致的均衡。若某個類型的國家過強，其力量超過了其他兩個類型國家力量的總和，則整個世界就會處於一種不穩定（不和諧）狀態，極易失序，導致災難。

結論：1、所謂中國模式（指理想狀態）：就是在整個國家中，行政工具系統占據主導地位，同時另兩個社會工具也相對發達。而歐美模式（理想狀態）則是：在整個國家中，市場工具系統占據主導地位，同時另兩個社會工具也相對發達。2、在整個世界上，必須堅持文明的多樣性：若中國也變成歐美模式，則不僅對中國是一個災難，而且對歐美國家長期來說，也是一個災難；反過來也一樣，若歐美也變成中國模式，則不僅對歐美是一個災難，而且對中國長期來說，也是一個災難。3、這三個社會工具由於自身的特點，導致人們對其的熟練掌握（認清該工具的使用規律）所需的時間並不相同：行政工具相對簡單，所以在早期的人類文明中成熟較早；市場工具相對複雜，在中期的人類文明中才慢慢成熟；理念工具最為複雜，到現在為止還遠遠沒有成熟（由此導致所謂“文明的衝突”）。

作者自己感到比較滿意的是：三個均衡原理即符合馬列的唯物辯證法，又符合儒家的中庸之道，也回應了現在的執政黨的和諧社會觀點及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設想。

二、我的三點看法

對以上內容談三點看法。

其一、三大系統中，文化系統最根本。

作者對“文明社會”的的定義是：“如果在一個社會中，行政指揮、市場交換、理念勸導這三個機制至少出現了一個，我們就說這個社會屬於文明社會。換句話說，凡是至少具有這三大機制之一的社會就是文明社會。”

行政指揮、市場交換、理念勸導三個機制，即三個社會工具，又稱為專業化的行政系統、或經常性的市場系統、成體系的理念系統。相對原始社會而言，只要三者有其一，就是“文明社會”。這個定義抓住了“文明社會”的根本特性，是我所見過的對“文明社會”這個概念最中肯的定義。

行政、市場、理念三大機制，分屬政治、經濟、文化三大體系。我認為，文化體系即意識形態最為重要，應該放在最前面。一個社會是文明還是野蠻，取決於意識形態、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的品質。其中意識形態又是最根本的。意識形態決定政治和經濟，這是東海“文化決定論”的要義。

相對於原始社會而言，三個系統有其一就是文明社會。引申一下，相對於野蠻社會而言，文明社會的三個系統，必須具有三性：正常性、正確性和正義性。

作者認為，三個社會工具中，行政工具成熟較早，市場工具次之，理念工具最遲。東海以為順序顛倒了。正確的說法應該是，理念工具出現較早也成熟較早，其次行政工具，其次市場工具。

蓋行政和市場工具產生之前，先要形成一定的意念、理義。理念先於行為故。例如，中道作為儒學原則，理論成熟較早，可以說是人世間最早熟的文化，但理論與實踐難得一致，在實踐上倒有不斷退步之嫌。從堯舜禹公天下到夏商周家天下，是一大退步；從漢唐宋的正統到元明清的偏統，又是大退步。

據亂世、昇平世、太平世是人類歷史永遠不變的大方向和大規律。但在大同實現、太平到來之前，在據亂世進入昇平世、再升向太平世的過程中，歷史發展的道路會充滿曲折，會倒退乃至繞彎子。倒退和繞彎是為了更好地進步。

其二、中國模式中，文化系統占主位。

作者所謂的中國模式，實為馬家模式，典型的現代極權主義模式，與儒家和中國背道而馳！

真正的中國模式（指理想狀態）是，三個系統都發達，但占據主導地位是文化系統，其次才是政治系統，經濟系統第三。換言之，中國模式的核心是三統：道統政統學統，其中道統最重要和根本。道統高於政統，道統涵蓋學統、指導政統。

真正的中國模式是仁本主義文明，既異於馬家的物本主義文明，也異於西方中世紀的神本主義文明和西方現代的人本主義文明。

歐美模式遠遠優於馬家模式，但又遜於中國模式。若中國變成歐美模式，從物本主義變成人本主義，是一種進步。但不如直接進入仁本主義的現代模式。

仁本主義模式，文化是仁本文化，即中道文化，以道統與學統為支柱，以仁義禮智信為五常道，即五個普世價值；政治是王道政治，仁政德治，德主刑輔；制度是禮樂制度，禮樂刑政兼備。

“在整個世界上必須堅持文明的多樣性”，沒錯，這就是儒家強調的“道並行而不悖”，但請注意，文明多樣性的前提必須是文明，並行不悖的必須是道，野蠻和不道的東西，不能納入多樣性的範疇。螞模式極端野蠻無道，根本不配與歐美模式相提並論，何況真正的中國模式！

其三、中國模式普適於世界。

在各種文化體系中，仁本主義品質最高，於個體可以培養聖賢君子，人世間最好的人；於社會可以建設王道政治，也是實現“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的大同社會的唯一途徑。大同就是天下同仁，天下為公，選賢與能。

民主自由屬於人本主義文明，雖可以“與能”，不足以“選賢”；雖可以“國家為公”，不足以“天下為公”。唯仁本主義政治，才能吸收民主自由的精華而超越之。大同理想水到渠成的過程，也是其它良性文化體系和文明模式逐漸淡化的過程。至於兩極主義邪說和暴政，則會徹底退出歷史舞台。

還有必要指出一點，馬學包括其唯物辯證法，與中庸之道格格不入，背道而馳。辯證法本是吾家故物，但辯證法一旦唯物化，就庸俗化而且錯誤化了。詳見東海《仁本主義辯證法》和《仁本主義世界觀》二文。

以上是對該書主要內容所作的三點簡評。接着選取書中一些具體觀點予以點評。

三、心理由什麼決定？

作者談到“不同的個人在三大基本需求方面所表現出來的差異性”時指出：

“就人類文明社會中的絕大多數人而言，或者就社會上絕大多數人的絕大多數狀態而言，安全、生理、心理這三大基本需求在他們身上是均衡存在的，在一般正常情況下，不會極端地偏向某一項或某兩項基本需求。但如果我們就單獨的個人來考察，那麼，在極少數人的身上，即使他們的成長生活的環境與其他人完全相同，但由於遺傳變異方面的生物學原因，這三大基本需求並不是均衡的。在某些人身上，安全需求極其強烈（“貪生怕死”的人），在另外某些少數人身上，生理需求極其強烈（“貪圖享樂”的人），而在又一些少數人身上，則是心理需求極其強烈（不肯吃“嗟來之食”的人）。進一步細分，在心理需求極其強烈的人中，又有一部分人是外在心理需求極其強烈（勞動模範），而另一部分人是內在心理需求極其強烈（堅持己見的思想家）。”

這個分析很好，唯獨將三大基本需求極不均衡的原因歸結於“由於遺傳變異方面的生物學原因”，未免簡單。我認為，文化道德方面的原因才是最根本的。而一個人道德的高低、正偏和優劣，取決於其所受的教育和所信奉的文化。

歸根結底，對一個人在三大基本需求的差異性具有決定性影響的是文化，這個觀點亦屬於東海“文化決定論”的範疇。心理需求有正常與反常、正義與邪惡之別。真誠的邪道信徒，心理需求特別反常。如作者所說：

“行政工具系統的高層領導需要的是三大需求比較均衡、而安全需求略強的人（安全433模式）……如果是心理需求（尤其是內在心理需求）極強的人當上了最高行政首腦，那麼整個行政系統就容易表現出某種偏執、狂熱的特徵（如希特勒的反猶心理需求近乎偏執，致使整個納粹行政系統表現出強烈的種族迫害狂的特徵）。”

希特勒的反猶心理需求近乎偏執，就是其納粹思想所導致。納粹者，民族社會主義也。其中民族主義即雅利安主義，對猶太人充滿種族歧視和宗教歧視。

唯在儒家文化中，內在心理需求越強烈，道德越高厚中正。這樣的人就是仁者，即聖賢君子。這樣的人當上了最高行政首腦，整個行政系統只會好上加好，更加正常化、正義化和文明化。故孟子說：“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孟子離婁上》）

四、與孔孟所見略同

作者闡述行政系統的時候，揭示了行政系統一個最基本的原則共識和最根本的原則（公律）是：必須服從共同意志的命令，即一切行動聽（共同意志的）指揮。”簡稱“必須服從公律”。由此公律可以派生發展出幾個重要的行政定律、行政法則和行政規則。其中“第一行政定律”是：共同意志發布的命令是可以改變的。最高統治者（共同意志）可以反悔、可以改變自己以前所發布的命令，簡稱“命令可變定律”。作者接着說：

“從這條第一行政定律若進一步演化派生下去，再加上人為的因素，還可以生成政治家們可以不講信譽的規則（傳統）。行政系統之外的人們往往對政治家們的言而無信大加詬病，但身在行政系統之中的那些真正的政治家們，卻是認同這條基本規則的。例如歐洲著名的政治家俾斯麥在他的回憶錄中就坦承，一個行政系統（國家）是可以違反它和另一個行政系統（國家）所簽訂的條約的，只要這樣做對其生存更有利。”

這段話為孔孟的兩個教導作了很好的政治註腳。孔子說：“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論語》）孔子把士分為三等，“言必信，行必果”為第三等的士，雖略帶貶義，並非完全否定。但這樣的人不配為大人。大人，德位相稱者，有大德的大政治家。

作為政治家，如果“言必信，行必果”，就會有違與時偕宜、與時消息、因地制宜的義德，甚至無法糾正方針政策方面的落後和錯誤。故孟子說:“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孟子離婁下》）

注意義字。信義二德相通而有別。信近於義，但不等於義。義可以涵蓋信，信不能涵蓋義。信要接受義的約束。不義之信，不足為訓。如尾生抱柱之信，就大不義。“言不必信，行不必果”的前提是合乎義德。當信與義產生衝突時，惟義是從，言不必信,行不必果,無礙真誠。這就是儒家的權道。注意，行權有道，有必要的條件和前提，不能輕易食言和失信。

從“第一行政定律”又派生演化出“必須確立最高指揮者的絕對權威”這樣一條行政法則。作者說：

“為了確立權威，從這個第一行政法則又派生演化出一系列的配套的行政規則。最容易想到的確立各層級指揮者權威的辦法之一，同時也是從古到今各種行政系統都採取過的規則，就是利用人們強大的攀比能力，人為地建立起一套從上到下的、嚴格的等級制度和與之相配套的禮儀制度。例如，從下到上，隨着各層級大大小小的“共同意志”們的權力的不斷增長，相對應地，其各種待遇（包括滿足安全需求、生理需求、心理需求的各種安全保衛待遇、物質待遇和名譽待遇，以及與之相配套的各種各樣嚴格的禮儀待遇等）也逐步增大。一直到最上層的、最高的共同意志，其享受的各種待遇達到頂峰。只有這樣，才能培養起各層級共同意志們的尊嚴，同時培養出上層級對下層級的絕對權威，從而使上層級下達的各種命令能更有效地、更準確地得到執行。”

制度的等級性就是這樣建立起來的。這段話有助於理解古代禮制的有關規定，理解在一定的歷史階段那樣規定的合理性必要性。例如《洪範》：

“惟闢作福，惟闢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於而家，凶於而國。”

辟指君王，包括天子和諸侯。君主時代強調君臣之紀和君王的賞罰之權，作威以遏惡，作福以賞善，禮所當然。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一樣，都是為了保證政令法律的統一。同時還強調君王才有美食資格。君王國家象徵，最高領導，物質上特殊些，合情合理，禮所當然。如果文武百官和地方官都像天子君王那樣“作福作威玉食”，必然政治無序，奢侈無度，禍家禍國，一切亂套。

注意，等級制有良性惡性之別，但任何制度都離不開等級性，民主制度也一樣。禮制、民主制的等級屬於良性。

五、確立權威的方式

作者指出，除了制定等級規則之外，“必須確立指揮者的權威”這條第一行政法則的表現形式還有許多。作者列舉了多種樹立領導者權威的方式，唯獨忽略了通過提高指揮者自身德威而提高權威的方式。

德威即道德尊嚴和威嚴，這才是權威的核心。

德威一詞出自《尚書》，原義是以德行威。《呂刑》：“德威惟畏。”孔穎達疏：“以德行其威罰，則民畏之而不敢為非。”這裡用來指道德威嚴。官有官威，官威離不開權威，更離不開德威。德威加權威，道德與權位結合，德位相稱，道權合一，想沒有官威、想不受崇敬都不可能。

注意，在文明社會，確立指揮者的權威的方法必須具有正確性正義性，即“必須正確地確立指揮者的權威”。以任命制（與選舉制對立）確立指揮者的權威，是極權主義的政治模式；以公有制（共產制、全民所有制、國家所有制）的規則確立指揮者的權威，則是極權主義的經濟模式，都必須堅決反對。

通過極權主義的方式，包括文化、教育、政治、經濟各種方式確立起來的權威，具有極大的虛假性、表層性和短暫性。自古以來極權暴君的權威，都是脆而不堅、堅而不久、不可持續的。

確立指揮者的權威，與選舉制和私有制不矛盾。私有制、市場經濟和財產權，相輔相成三合一，與其它人權亦密切相關。沒有私有制和市場經濟就沒有財產權，自由權乃至生命權都會受到嚴重侵蝕。

作者以為君主制就是“君主個人所有制”，是歷史誤會。儒家君主制包括公天下禪讓制和家天下世襲制，經濟制度與公有制有別，與現代西方的私有制相近。詳見拙文《儒家的土地所有制》。注意，馬家所謂的全民所有制，其實是公有制、黨有制和權有制，與西方私有制和儒家民有制皆背道而馳。

六、馬家特色的工業化

在非常緊急或相當緊迫的情況下，強大的行政系統的力量優勢明顯。但這股力量並非越強大越好。它必須有度，守度。古今極權暴政的一大共性就是行政力量無度，沒有必要的限制，恣意侵害國人的基本權利和利益。或者說，行政系統的力量有正邪善惡之別，極權主義的行政力量是邪惡的，無論大小都是禍國害民的，區別只在於禍害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作者說：

“不僅在非常緊急的情況下，就是在相對緊迫（但並非絕對緊急）的情況下，例如在由分工相對簡單的農業國向分工相對複雜的工業國轉化的過程中，一個強大的行政系統也能使這個過程大大縮短。這方面最明顯的例子有前蘇聯，和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中國。兩者均是依靠行政系統的指揮命令來強制進行新的社會分工，從而迅速改變了整個社會共同體的協作體系，使工業化（尤其是和軍事有關的工業）得以迅速推進。”

這段話問題很嚴重。有兩種政治性質、制度模式截然不同的工業化：一是西式的自由主義工業化，一是馬式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前者不無可取，後者一無可取。

現代化以政治民主化為核心，包括國家工業化、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技現代化、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現代化等等。無論什麼化，都必須堅持以人為本的原則，以增強人民的福祉為宗旨。

毛時代的工業化，即馬式工業化，不僅是過程有大問題，而是工業化本身有大問題，其本質、性質、宗旨、模式和指導思想統統不堪，其中完全沒有人沒有民，沒有絲毫人道主義的思考和關懷。所謂的工業化，讓人民和國家付出了極其慘重的代價，人民奴隸化，國家監獄化，社會地獄化。

因為有人本、人道的原則在，西式工業化相對正常。但也是相對而已，弊端也很深重。我相信，若是以儒立國、以儒治國，在現代化方面一定會比西方做得更好。例如，一、可以更好地處理傳統和現代的關係，不會為了現代化而犧牲傳統；二、可以更好地處理工業和其它行業的關係，不會為了工業化而破壞農業和其它；三、可以為現代化和工業化提供更好的文化引導、道德關懷和制度規範。

另外，儒式的現代化，在政治上，以王道現代化、禮法現代化為核心。

七、馬家政治的惡果

作者說：“行政系統從自身的定律和規則（尤其是第二行政法則）出發，還比較長於處理對整個社會群體的安全保護，以及對社會中弱勢群體的救濟與扶助。”沒錯，但作者所舉之例大錯特錯。作者說：

“最明顯的例子也許要算當代中國。自上世紀末開始“改革開放”和“經濟起飛”後，在如此巨大的社會變動之中，由於有強大行政系統的關注和努力，整個過程中並沒有出現弱勢群體活不下去的情形，更沒有爆發類似19世紀歐洲市場經濟大發展時出現的那種大規模的勞資矛盾和劇烈的階級鬥爭。”

這段話有兩大錯誤。首先，所謂的“改革開放”和“經濟起飛”，整個過程中貧富懸殊愈演愈烈，民不聊生的情形相當普遍而嚴重。讀不起書、看不起病者，生活缺乏保障者，非正常死亡和死於貧困的民眾，非少數也。依據美國和國際標準，多數國民處於貧困線下。這都是拜馬家政治系統的強大所賜。

其次，沒有爆發大規模的勞資矛盾和劇烈的階級鬥爭，要因是詐力的作用。詐即欺詐，包括謊言謠語矇騙和馬毛邪說洗腦；力即暴力，包括政治恐怖和武力威懾。極權主義之下，人民受到的洗腦特別深，受到的奴役特別重，大多數人奴性也特別深重。奴隸奴才做久了，德智都會嚴重退化，嚴重喪失四端之心和創造創新能力，很多人還會喪失反抗的內力和能力。

當然，有壓迫就會有反抗。只要還是人，就不可能全部徹底地喪失反抗精神。馬幫建政以來，各種抗爭包括劇烈抗爭始終不斷。或許規模不是很大，但中小型抗爭此伏彼起。

八、儒法不兩立

作者對儒學有誤會。他說：

“再比如，從實際生活中觀察，拿行政系統的治理來說，要想讓人們遵守行政秩序，一般無外乎兩條途徑。一條途徑就是中國歷史上法家所主張的“賞罰並用”，這實際上就是從人們的安全需求和生理需求兩方面着手；另一條途徑就是儒家所主張的“以德治國”，從教化入手，這實際上就是訴諸了人們的內在心理需求和外在心理需求。儒法兩家都有一定的道理，也都有一定的效果。當然，更經常的是這兩條途徑同時採用，儒法並舉，從人的三種需求上同時入手。”

儒家政治，德主刑輔，以德治國與賞罰並用，並行不悖，對人們的安全需求、生理需求、內在心理需求和外在心理需求有着全方位、多層次的重視關照。

馬法可結合，儒法不兩立。法家實行的是以君為本的君主制，純屬極權暴政；儒家實行的是以民為本的君主制，王道仁政，禮樂制度。以民為本的君主制，可以開出仁義開明的家天下君主制，也可以開出“天下為公，選賢與能”的公天下君主制。2020-8-22餘東海於南寧

首發於2020.09.21《議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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