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奎松：實事求是地總結抗戰史的經驗與教訓
中國的抗日戰爭是中國近代歷史上最值得我們驕傲的一段時期，甚至可以視為“中華民族復興的樞紐”。改革開放以來，有關抗戰史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抗日戰爭在中國近代歷史上的重要地位日漸為人們所重視，通過對抗日戰爭，包括對國共兩黨在內的整個中華民族這段可歌可泣的鬥爭歷程進行展示與宣傳，必將有助於提高我們民族的自豪感。
但是，應當看到，抗日戰爭這段歷史，仍舊是整個中國近代史中間的一個環節。由於整部中國近代史包含着許多悲哀與遺憾，抗日戰爭史也絕難例外。實際上，我們今天對抗日戰爭的研究與宣傳，也仍在不斷地受到這眾多悲哀與遺憾的困擾。像如何看待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時間；如何評價中國的抗日戰爭對整個第二次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貢獻；如何準確地說明國共兩黨在抗日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等等，都是多少年來國內外輿論以及相關學人無法取得共識的重大課題。它甚至影響到我們自己在一些問題的認識和宣傳上，表現得反反覆覆，令人無所適從。
人所共知，能不能實事求是地看待和說明自己的過去，這多半能夠檢驗一個民族成熟與否。對戰敗國是如此，對戰勝國又何嘗不是如此。
中國雖為戰勝國，並一度享有與蘇、美、英等大國平起平坐的榮耀，但是，實事求是地看，中國並沒有因此脫離弱小國家的行列。正如國際上幾乎沒有人把率先舉國抵抗法西斯入侵的埃塞俄比亞列入二戰英雄譜一樣，在國際上幾乎沒有一本有關二戰史的重要著作把１９３１年日本入侵中國東北看作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開始，幾乎沒有一部二戰史的著作把中國戰場視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主要戰場。
這其實一點兒也不奇怪。有些人把它看成是我們宣傳和介紹不夠，恐怕不十分準確。因為說到底，它並不是一個說理充分與否，或者鼓吹有力沒力的問題；它是一個觀念問題，或者說，是實力問題。歐洲中心的觀念怎麼來的，是歐洲國家靠實力搶來的；區區一個戰敗國日本，何以能夠不理睬受害國的譴責，拒不承認戰爭罪責？何以差點兒沒把自己說成是受害者，迫使美國為其投擲原子彈一事道歉？同樣也是由於它有實力。
當然，實力問題也與事實問題相聯繫。蘇、美、英之所以有足以載入世界戰爭史冊的斯大林格勒戰役、北非戰役、諾曼底登陸作戰、中途島戰役、跳島作戰等一系列值得炫耀的戰爭紀錄；它們之所以能夠通過戰爭的方式大片大片地解放被占領土和迫使曾經不可一世的法西斯強盜最後無條件投降，根本原因就在於它們確實擁有強大的實力。反過來，中國抗戰的最成功之處多半只在於它的持續抵抗和不屈服拖住了大批日軍，它沒有也無法通過大規模的進攻來收復失地，它甚至從未能成建制地殲滅過日軍任何一個師團甚或旅團。正因為如此，１９４５年中國的最終勝利，不是直接在中國戰場上取得的，而是日本在美國和蘇聯大舉進攻下被迫投降的結果。
承認中國的弱國地位，正視中國的抗戰遠非盡如人意，是不是就會長他人志氣，滅自己的威風呢？要振奮民族精神，是不是只有統計出龐大的殲敵人數和死傷人數，才能達到目的呢？未必。歷史講究的是具體的事實。本來，落後就要挨打，這是一條顛撲不破的真理。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老大貧弱中國，又怎麼可能在幾年之間改變貧弱面貌，完全靠自己的力量來打敗強國日本呢？
抗戰之偉大，原本在於近百年來一盤散沙、四分五裂，倍受列強欺凌侵略的中華民族，終於有了舉國一致奮起抵抗的一天；在於它憑藉着十分落後的武器裝備一次又一次地挫敗了日本人滅亡中國的迷夢；在於它以自己的流血犧牲贏得了它長期失去的尊嚴。儘管，它沒有能夠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把侵略者趕出去，從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勝利建立在他國勝利的基礎上，這多少是一種遺憾，一種悲哀，甚或一種恥辱。但是，壞事可以變好事。
我們中國人一向講求實事求是。所謂“知恥近乎勇”；所謂“失敗是成功之母”；所謂“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大都是前人主張實事求是地看待過去的經驗之談。迴避我們歷史上所存在的遺憾與悲哀並不能給我們帶來多少真正的榮耀。恰恰相反，如果我們能夠正視這種遺憾與悲哀，能夠實事求是地從這些遺憾和悲哀中汲取教訓，我們是不是更能夠以此來激勵自己和後人奮發圖強，更容易從中找到後事成功之“師”呢？
試以抗戰期間國人的團結禦侮為例。如今國內有些抗戰史的研究與宣傳，往往熱衷於談論抗戰期間的國共合作與統一戰線如何成功，似乎唯有如此才能說明第三次國共合作之可能與必需。他們全然忘記毛澤東當年如何表示“感謝”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對當年接受中共“輸誠”如何痛悔莫及；全然忘記晉西事變、皖南事變等等令人髮指的內部相殘，似乎只要隱去“反共高潮”幾個字，至今分裂的兩黨就能夠取得共識。殊不知，此僅文字遊戲爾，何足以服人？
其實，我們國力之弱，並不僅僅是經濟上、武器上、外援上如何不濟，它同樣也在於當年我們國家政治與軍事不能真正統一。
抗日戰爭的堅持與成功，固然是國共兩黨以及全國各黨各派各軍各界結成統一戰線之結果；但抗日戰爭的遺憾與悲哀，又何嘗不是與國共兩黨以及國內黨派軍隊之間日益貌合神離相聯繫。
抗戰前期，團結禦侮深入人心，統一戰線比較穩固，於是就有平型關戰役、忻口戰役、台兒莊戰役、乃至淞滬會戰等頑強的抵抗；抗戰後期，黨派軍隊間摩擦衝突愈演愈烈，於是自然出現作戰消極，保存實力，出現豫湘桂戰役一潰千里之悲劇。外國史學家一談到中國戰場之“次要”地位，就要提到國共衝突之影響，這豈是毫無道理？中國本來就積貧積弱，國內黨派軍隊又各有各的山頭，各有各的利益，相互防範、磨擦、保存實力，乃至公開衝突，誰都擔心拼命抗日會削弱了日後保護自己利益的實力，抗戰又如何能夠不受影響？
事實上，中國軍隊並非不能打仗。以國民黨中央軍入緬作戰優於英印軍的例子，以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志願軍出兵朝鮮打疼世界頭號強國美國的例子，有誰能說中國的軍隊就打不敗日本侵略軍？問題是，這需要真正的團結和統一的指揮。而抗戰期間又不能達成真正的團結統一，黨派利益始終影響着人們對民族利益和國家利益的理解。尤其是當時的國共兩黨，幾乎都把一黨的利益視為代表國家民族的最高利益，國民黨堅持獨裁地位，不許共產黨自行發展，共產黨必欲壯大並且決心取代國民黨，兩者雖然都以抗日為己任，卻不可避免地在抗日過程中相互防範摩擦。一邊打日本，一邊想着如何保存或發展自己的利益，防範和反抗來自抗日陣營內部的相互傷害，這仗又如何能夠有效地組織起對日作戰來？
事實昭然，中國要強大，要能夠不受強權欺凌，除了經濟上一定要強，武器裝備上一定要好以外，最重要的恐怕就是要在民族利益的基礎上實現真正的團結與統一了。沒有真正的團結統一，中國也就很難真正強大起來；如果不能把黨派利益置於民族利益之下，真正的團結統一也就沒有實現的可能性。
試想，像這樣實事求是地說明團結統一的歷史必要性，是不是要比那種把不團結說成團結，把不統一說成統一的說法要更有說服力一些呢？
概括言之，實事求是地看待抗日戰爭的歷史，實事求是地總結出抗戰史中真正值得我們後人記取的經驗教訓，似乎應當是我們今後抗戰史研究需要着重注意的一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