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清平隨筆|正義啟明7X. 右翼的“恣由”不是正義的“自由”

說白了，正是通過琢磨，張兒之類的聖賢案例，淺人淺薄地發現了，一個淺薄的事實：人生在世的邪惡之事，絕非“損人利己”這樣子簡單，因為還有更多更嚴重的，坑人害人的不義舉動，是以損害某些人，卻有利於另一些人的，“損人利團”方式實現的，如同張兒的“損人利親”那樣子。

俺老漢因此長了點，膚淺的見識：單單把人籠統地分成，個體與集體兩部分，是遠遠不夠的；應當進一步細分成，單一性個體、特殊性團體與普遍性群體，因為某些打着“集體主義”旗號，看似冠冕堂皇、甚至高尚聖潔的行為，其實是為了給某些團體，謀取不正當的恣由利益，不惜損害某些個體，應得的自由權益。

於是乎，要是扭曲了正義感，不去辨析團體的不正當利益，與個體權益的深度差異，我們很容易就會被，“集體利益高於個體利益”的說法所誘導，誤判各種“損人利團”行為的邪惡屬性，看不到它們為了團體或集體的不正當利益，損害個體權益的做法，依然具有坑人害人—侵犯權益的不義特徵。

所以呢，要把不可害人的底線堅持到底，就應當將它貫徹到，單一性個體與普遍性群體的統一中，明確肯定：每個個體亦即所有個體的應得權益，統統不受侵犯；因此，不僅損人利己的做法，是不可接受的邪惡，損人利團的做法，同樣是不可接受的邪惡。換個方式說吔：不管是為了誰的不正當利益，侵犯了任何個體的應得權益，都是突破底線的不義行為，應受懲罰，不可縱容。

拿上一篇談到的，張兒幫助偷羊殺人的老爸，隱瞞逃跑的舉動來講。據他自己以及辯護者說，他這樣子做完全出於，父不慈子也孝的濃濃親情，希望爹地能夠免於牢獄之災，維繫兩代同堂的天倫之樂，非但沒為自己謀取任何私利，反倒還會遭受重大損失，不得不放棄世人艷羨的優厚待遇，從而充分體現了，自我犧牲的崇高精神，家庭高於個體的集體意識，不是？

可是吧，這樣子的證成，只想着彰顯張兒的集體意識了，卻不僅遺忘了，李四的財產權和生命權，受到張三嚴重侵犯的殘酷事實，而且也忽視了，社會生活的正義底線，主張懲罰張三的根本訴求，結果用張三家庭不正當的小團體利益，壓倒了李四個體的應得權益，和正義社會的整體秩序，訴諸抬高集體、壓抑個體的手法，把一個掩蓋犯罪事實，協助罪犯潛逃的邪惡舉動，美化成了注重倫理德性，彰顯集體精神的高尚行為了，嗯哼。

澄清了“損人利親”的不義實質，“損人利國”“損人利教”等等的道德定位，也就不難理解了：不管這些做法，打出了怎樣高大上的集體旗幟，端出了如何烏托邦的美妙目的，只要侵犯了任何個體的應得權益，就會具有坑人害人的不義屬性。更重要的是，按照好壞不可對沖的原則，它們因此得到的“利”，無論多麼巨大，也不足以抵消，它們同時造成的邪惡，將其變成烏有……

拿“損人利國”的做法來說，最典型的就是納粹德國了，不僅號召“熱愛Vaterland”，而且的確在很大程度上，將嚴格意思上的“國族主義”，落腳到了所謂“雅利安種族”的集體上，甚至對外侵略、挑起二戰的口號，也是為了“雅利安種族”的生存權，擴大必需的空間，並訴諸集體高於個體的精神，要求德國國民們為此衝鋒陷陣，甘當炮灰，不僅給歐洲民眾，而且給德國自身，帶來了深重的災難。

這樣子的集體高於個體，可以說成是高尚的嗎？答案就仨字：不可以，因為它不僅在目的上，旨在侵犯他國民眾的應得權益，而且在手段上，歸根結底也是不拿德國民眾當人看，結果讓明面上的“國族主義”，淪為實質上的“納粹主義”：為了實現納粹的目的，不惜付出任何代價。正因此，無論是訴諸德國的“生存權”，還是訴諸所謂的“集體主義精神”，都沒法為這樣子嚴重的邪惡行為開脫。

話說到這份上，又想起一件事：十幾年前，有人想為家庭至上的咱儒家理念辯解，舉了德國一個案例：一次沉船事故中，某個父親為了捍衛兒子的生存權，把另一個人從超載的救生艇上推了下去，導致其死亡；《德國刑法典》35條，則將此類舉動說成是：“為了使自己、親屬或其他與自己關係密切者的生命、身體或自由，免受正在發生的危險”，不得已採取的“緊急避險行為”，不負刑事責任。

淺人腦子不大好使，也不懂《德國刑法典》，更拎不清35條講的啥，單純依據質樸的正義感，有個相當淺薄的禿羊疑問：要是這樣子的舉動，也不用負刑事責任，我們有神馬拿得出手的理由，譴責希特勒為了使，與自己關係密切的日耳曼民族，免受正在發生的危機，侵占他國領土，拓展生存空間的“緊急避險行為”？

不管怎樣，突遇洪水野獸等等，不可抗力的事件，臨時躲到別個家裡避險，與眼看船要沉了，為了讓親愛的兒子活着，就把陌生人推下去淹死，是一回事麼？你自己親自跳下去，減少點兒載重，應該更能彰顯，你的高尚集體精神吧，不是？

說到“損人利教”的現象，還漫出了國族的界限，因為幾千年的歷史上，各大宗教的虔誠信徒（不虔誠能積極參與嗎），為了維護自己信仰的，獨一號終極神聖，高喊這至大、那至上的口號，腥風血雨，刀山火海，你殺過來，我殺過去……無論事件的數目，還是死人的數目，難道很少麼？

也因此，俺老漢十幾年前，在一篇拙文里，曾發了點感嘆：狹義的“損人利己”，造成的不義邪惡，無論質上，還是量上，都算不上特別嚴重，並且還相對容易受到，法律的懲罰（趕緊聲明一句：這裡木有一丁點，想為此類行為辯解的意思）；真正嚴重，防止起來也難得多的，是那些口號聽起來格外美妙，德性說起來格外高尚，目的看起來格外偉大，旗幟飄起來格外集體的，“損人利親”“損人利國”“損人利教”，這類廣義上的“損人利己”……

為什麼呀？原因蠻簡單：個人的能量相對有限，團體的強力要大得多。所以哈，淺人才堅持把個體、團體、群體區分開來，尤其提防那些，以團體的名義，既侵犯個體、又損害群體的不義舉動；不然的話，它們的邪惡落在人類頭上，可要比張三順了一隻羊，殺了一個人，不知嚴重多少倍……

淺人特佩服先秦墨翟的，就是下面一點了：他不僅提出了，“萬事莫貴於義”的核心理念，並將偷竊、搶劫、殺人等坑害人的舉動，明確定性為“不義”，而且還用一段話，把這種質樸的正義感，貫徹到所有人那裡了，木有局限於任何團團伙伙的小圈子：“今諸侯獨知愛其國，不愛人之國，是以不憚舉其國，以攻人之國；今家主獨知愛其家，而不愛人之家，是以不憚舉其家，以篡人之家；今人獨知愛其身，不愛人之身，是以不憚舉其身，以賊人之身。”

換個方式說喲：這段話早在兩千年前，就嚴厲抨擊了所有那些，為了自己、家庭、國族的利益，不惜侵害其他個體、家庭、國族的不義舉動，深刻揭穿了它們“損人利己”“損人利親”“損人利國”的邪惡實質，從而自覺確立了，適用於每個人亦即全人類的正義底線。

也因此，最能體現儒人的正義感，是如何被極度扭曲的，大概就是這件事了：墨家在這方面，為正義啟明提供的深刻資源，非但沒受到應有的重視，反倒在“近墨者黑”的污名化中，被某些聲名遠揚的大咖，說成是小生產者的“專制”傾向，仿佛干小工商業這行當的，特別喜歡搞君主至上似滴，仿佛恪守不害人底線的正義“尚同”，要比“非禮勿X”的禁令，邪惡多少倍似滴。於是乎他們自己，最終也只好以自作自受的方式，承受這種誤導，間接促成的嚴重惡果了，嗯哼。

末了總結一回：實然視角的描述中，是不區分自由與恣由的，任何需要—想要的滿足，都有隨意任性、從心所欲的自由特徵；但應然視角的評判訴求中，自由與恣由又有着質上的深度區別。所以哈，現在就能回答，某網友曾提過的那個，禿羊禿神婆的問題，“有沒有殺人放火的自由”了：儘管現實生活中，某些人的確有，殺人放火的實然自由，可按照應然的正義底線，這樣子的不義恣由，卻是不應當發生的；如果發生了，必須受到他律性的強力懲罰，不是？

說穿了，位於“正右自由主義”右邊的，所有那些主義，從張三的利己主義，張兒的血親主義（利親主義），再到納粹的國族主義，宗教的信仰主義，此外還有其間的這主義、那主義，有個共通的特徵：為了自己以及同伴的恣由利益，不惜侵犯其他人的自由權益，用墨翟的話概括就是：“攻人之國、篡人之家、賊人之身”，所以能夠籠統地名之曰：“右翼恣由主義”，簡稱“右恣”，嗯哼。

說破了，我們在應然維度上，談論“自由”的時候，首先就應當，把“不可害人”的正義“自由”，與“損人利X”的右翼“恣由”，小心翼翼，卻又是清楚明晰地區分開。切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