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清平随笔 | 求知爱智24.  怎样做到非认知价值中立

一直都在务虚，总得来点实滴：研究者怎样才能把，“悬置非认知需要，保持价值中立”，这条科学研究的底线义务，贯彻到人文社会的研究中，努力让自己鼓捣出来的成果，拥有和自然科学差不多的科学意蕴呀？

麻烦在于，由于人性逻辑的原点执着，人文社科领域，研究者无论选取专业，还是选取课题，求知欲之外，大多会受到非认知需要，甚至业已形成的应然理念的驱使，先入之见远比自然科学家们，童年留下的心理阴影，严重多了。

举个例：张三和李四，两个都是搞经济学的，又不约而同地选取了，提高效率与追求平等的矛盾，作为攻关的课题，往往就是因为，他俩事先分别形成了，其中一个因素，比另一方因素更重要的规范性理念，所以才打算通过研究，证成自己的评判诉求，说服别个尤其是有关部门，实行相关的应然决策。

这样子瞥，二位在动机源头处，已然包含了偏向某些“利益团体”的因素，甚至还会因此成为，“利益团体的代言人”。当然喽，这个词在此只有实然的描述意蕴，木有应然的褒贬内涵，仅仅指与“科学家”，有所不同的某种身份。

于是乎，先入之见的隐隐作祟下，他俩自然也会遵循，趋好避坏的人性逻辑，带有倾向性地选取，那些对自己有益的，事实材料、理论架构、论证方法等，来论证自己偏爱的应然决策，怎么样既好又对，嗯哼。

于是乎，对症下药的关键也就在于：用好奇心的趋好避坏，压倒非认知的趋好避坏，无论收集事实材料的时候，还是考察研究它们的时候，对那些与自己的规范性评判诉求，唱反调的负面事实，都不可装作没看见，反倒还应当给予，更高程度的重视，在坦承它们真实存在的基础上，优先把它们的本来面目搞清楚，然后在这个实然基础上，展开应然的证成。

具体讲，首先是“全部有效”的准则：虽然与任何课题有关的人文社会现象，大都丰富复杂，很难竭泽而渔，但哪怕只能选取典型的事例，研究者也应当尽可能全面地，收集所有的基本事实，无论它们对自己的规范性证成，有帮助还是有妨碍，都承认它们统统具有科学意义，值得描述分析；不然的话，同义反复地讲：基于偏好选取材料，肯定导致以偏概全。

比方说，你研究某人的思想，不管态度是崇敬还是贬抑，都应当全面收集，第一手的基本文献，包括他自己的论著，后人记录的可靠言论等，承认里面的每句话，都是充分有效的文本，不可随意排除在，研读范围之外。 否则的话，要是忽视了这条准则，你往往会不自觉地遗漏，那些对你属于反证的语句。

逻辑视角瞅，无论有效的事实之间，包括不同的文本之间，还是它们与你的理念立场之间，都可能出现抵触冲突，甚至形成自相矛盾。然而哦，你却木有资格，因此就对它们置之不理。毋宁讲，你的一个重要使命，恰恰是说明，这些自相矛盾、抵触冲突，藏在哪里，为啥会产生，怎样才能克服。一言以蔽之哦：不管喜欢，还是反感，自相矛盾，还是冲突，对你有助，还是有碍，事实就是事实，全在那里，统统有效，不可抹煞，没法勾销，不是？

其次是“重视反证”的准则：刚才说了，按照趋好避坏的头号元理，非认知需要总会推动研究者，看重有助于证成自己立场的正面事实，却有意无意地忽视，妨碍这样子证成的负面事实，要么干脆否认后者的存在，要么断言它们没啥价值，俗话或曰：“见其所欲见，不见其所不欲见”，属于典型的“人之常情”。

不过呢，你要真想成为，“科学”的研究者，就得用求知欲方面，趋好避坏的人之常情，击败非认知需要方面，趋好避坏的人之常情，不留情面地抗拒内心深处，规范性偏好的蠢蠢欲动，甚至反其道而行之，专门赋予负面事实，更高的认知权重，不仅对它们做出，如实的描述和严谨的分析，而且勇于承认和深入考察，它们对自己立场的否定效应，并做出认真充分的回应，否则就没法增强，自己应然证成的解释力和可信度。

其实吧，韦伯倡导价值中立的时候，已经要求人们：“明确承认事实（即便它们让自己不舒服），并把这些事实，与自己的评判区分开。”虽然木有明确提出，“悬置非认知需要”的主张，但他在此强调，敢于承认让自己不舒服的事实，已经包含了这层意思啦。佩服。

不用讲，这条准则的矛头，直接指向了非认知需要，干扰科学研究的关键点，构成了研究者，为了满足认知需要，不惜暂时放弃非认知需要，将后者悬置起来的，最重要的决定性措施，因而十分重要，同时又要求研究者，违心背欲地看重那些，自己不愿去看，看了就难受的负面事实，因而特别困难。说白了，也正因为有这样子的逆意反性，许多人才主张：尽管人文社会研究，的确应当保持中立、成为科学，却又是妥妥的臣妾做不到，近乎不可能……

可是哈，还是那句老话：问题不在于你“能不能”，而在于你“想不想”，亦即出现冲突的情况下，你是不是真心愿意，赋予好奇心更高的权重，超过甚至压倒，你想证成规范性立场的冲动欲求，以致一旦察觉到了，自己的应然理念缺乏实然的支撑，就不惜改变甚至放弃，那些不符事实的应然理念。

说得更简单点：虽然都遵循着，趋好避坏的头号元理，但冲突情况下，你肯不肯遵循，取主舍次的二号元理，把求知欲的趋真避假，凌驾于非认知偏爱的趋好避坏之上，用揭示事实真相的认知使命，打垮证成评判诉求的非认知使命，从而敢于直面应对，那些自己不想看到的负面事实，嗯哼。

最后是“换位思考”的准则，俗话或曰“移位理解”——不是“移情理解”哟，亲：研究的过程中，想象性地将自己放在，被研究者的位置上，尤其是非认知立场相反的人们的位置上，琢磨他们是怎样想问题的，尤其是为什么会提出，这样那样的见解观点，从而不仅能从自己的规范性角度，而且还能从别个，特别是论敌的规范性角度，全面地审视考察，所有相关的有效事实，防止自己的先入之见，片面性地扭曲了，对它们的实然描述分析。

韦伯讨论社会科学的方法时，提到过“移位体验”，正是类似的意思，强调研究者研究社会行为的时候，应当设身处地理解，人们为什么会形成，从事这些行为的动机意图。俺老汉在此仅仅增加了一点：研究者尤其应当从论敌的视角出发，考察分析全部有效的事实材料，特别是文本语句。

现在回想起来，当年刘纲纪教授，指导浅人写文章，也提过类似的建议：论证自己的观点，要想想对方，可能怎样反驳，借此找找自己的论证中，是不是有啥漏洞，提前把它们堵上，以免被对方钻了空子。浅人后来批儒家，因此获益匪浅，尽管遭到了广泛反弹，但大多数的反批评，事先其实已经考虑到了，文中没留多少窟窿，所以怼回去的时候，那是相当的容易。

再后来研究价值中立，俺老汉发现，这样子做，还能巩固价值中立的态度：你站在论敌的立场上，考察事实，展开立论，进行反驳，其实就是基于论敌的非认知需要，应对有关的争论，因此也就等于，把自己的非认知需要，暂且悬置起来了，有助于减少乃至防止，后者产生的负面干扰，不是？

自卖自夸一次：当年浅人批儒，虽然还木有清楚地意识到，保持非认知价值中立的必要和重要，却已经试图照着，上面三条准则做了。谓予不信，敬请参看《忠孝与仁义》的序。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