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派正經67.將差別原則正義化的不義悖論

假如羅爾斯只是在理論上，落入了將“一元正義”，變成“二元並立”的邏輯矛盾，倒也無傷大雅：全球學界，包括西方學界，乃至英美學界中，體積龐大的草台班子，由於歪曲事實，混淆差別，偷換概念，胡說八道，信口開河等等，陷進的難以自圓其說，難道還少了麼？

更嚴重的問題在於，要是如同大牌本尊，衷心希望的那樣子，把他熱情鼓吹的差別原則，當成了正義原則付諸實施，其負面的影響，就不會單單限於紙面啦，而是還會由於，理論上的深度悖論，在實踐中造成，坑人害人的不義惡果，以致根本推翻了，他賦予了更高優先性的自由原則，嗯哼。

本來麼，如同《道德元理》所曰，任何正義的底線理念，一旦在政治板塊，通過國家機器，得到了貫徹落實，都勢必會以他律的方式，發揮強制性的管控作用，尤其是會對，違反底線的“不義”之人，實施嚴厲的懲罰。

這種強制他律的實施方式，也是正義作為第一德性，與其他德性的一大區別：其他德性的實現，即便有強制，也是自我強制，亦即寄己對寄己的自律，所以才能成為崇高聖潔的，諸如“我想要助人為樂”“他甘願為國捐軀”之類。正因此，如果某人沒能具備，某種高尚的德性，通常只會受到，“這樣子做不好”的批評，卻很少會受到，“這樣子做不對”的譴責和懲罰。

相比之下吔，雖然自願自律地實現時，正義也是一種高尚的德性，諸如“你見義勇為，值得讚揚”之類，但作為人倫衝突中的行為底線，與其他德性區別開的時候，它實施的獨特處，則是訴諸強制他律的途徑，就像各國的國家機器，會把各種嚴厲的法律刑罰，強加給突破底線的罪犯那樣子，不是？

應然瞅，儘管爾斯兄本尊，並未自覺地意識到，自由原則的實質，在於“不可害人”，反倒還有點瞧不起，這條自然義務，卻也以下面的方式，指認了它的強制他律效應：“每個社會成員，都被認為是不可侵犯的，這種基於正義，或所謂自然權益的，不可侵犯性，是其他任何人的福祉，統統無法壓倒的。”

從人性邏輯和語義邏輯，兩位一體的視角看，這裡的“不可侵犯”，彰顯的正是正義底線的強制他律特徵：任何人都“不可”坑人害人，亦即“侵犯”別個的自由權益，否則就是道德上“不可接受”的，必須受到懲罰。

相比之下哦，大咖表述的差別原則，遣詞造句也有不同，說的是不平等“應當”，有益於獲益最少者，口氣弱了許多。原因不複雜：他或多或少察覺到了，重福利的差別原則的強制度，趕不上重權益的自由原則的強制度，亦即強者“應當”無償援助弱者的強制度，趕不上強者“不可”侵犯弱者權益的強制度，嗯哼。

嚴格講，照前面的分析，這種強制度的區別，不只是量上的，更是質上的：強者幫助弱者，屬於提供福利的德性原則，僅僅號召主體“應當”，自願自律地幫助弱者，而並非主體願不願意，都“必須”遵守，否則就會受罰的，“禁止”害人的正義原則。也因此，與為國捐軀、見義勇為等德性義務不同，不可害人的正義義務，談不上崇高聖潔，而是所有人都不得不，無條件遵守的行為底線。

可是吧，羅大師卻基於某種，下面才會點破的扭曲動機，非把屬於德性的差別原則，也當成作為底線的正義原則，儘管減輕了它的強制度，卻通過這種質上的定位，堅持它同樣應當，通過國家機器的外部立法，強制他律地付諸實施，結果在自由主義的正義體制內，埋下了潛在認可，劫富濟貧正當性的不義伏筆。

此話怎麼講吔？如同65篇所引，康德兄曾曰過：就正義的義務而言，“外部的立法是可能的”，但就德性的義務而言，“外部的立法是不可能的”。撇開他把“必須”與“不可”，說成了“可能”與“不可能”不談，這樣子的涇渭分明，理據蠻充分：對於坑人害人的行為，必須訴諸外部立法，施加他律強制的懲罰；但對於不幫弱者的行為，不可訴諸外部立法，施加他律強制的嚴厲懲罰，否則就背離了，德性行為應當憑藉，自願自律的方式，實現自身的本質規定。

很不幸，無論中外，還是古今，都有許多體制，將大哲曰的“不可能”，變成了“我看行”，亦即掌權者基於，自己的意志偏好，將這樣那樣的德性義務，包括但不限於：孝敬父母，忠君愛國，信仰神靈等，變成了強制他律的正義底線，訴諸外部立法，逼着所有人必須履行，誰要是不服從呢，便大刑伺候，結果造成了，種種坑人害人的不義後果，實際例證簡直舉不勝舉，不是？

類似地，要是照羅大佬的立論，將原本“不可能”的差別原則，通過“我看行”的外部立法來實施，也會造成侵犯權益的不義後果，包括但不限於：在你並非心甘情願的情況下，國家機器通過，他律強制的挩收途徑，憑藉“帕累托最優解”，拿走了你遵守自由原則，怕是累得快虛脫了，江湖人稱“怕累脫”，才獲得的部分正當收入，用來幫助弱勢者，改善生活狀態……

表面看，這是國家一身二任，既幫弱者得到了福利，又幫你提升了境界，功莫大焉。但究其實，這與“劫富濟貧”一個路數，只不過“劫”的主體，從綠林好漢，換成了廟堂中人，可行為的“劫”之定性呢，木有實質改變，反正你要是不願，交出財富的話，肯定會因為逃挩漏挩，受到他律強制的懲罰。

當然咯，假如掌權者是個，博施濟眾的道德聖王，“劫富”雖然肯定不對，“濟貧”聽起來，畢竟還不錯；但比怕累脫更可怕的是，如同綠林們劫走的元寶，木有幾個給窮人，大多被他們自己，大碗喝酒，大塊吃肉，內循環地消費掉了一個樣，廟堂們打着差別原則的旗號，強制納挩得來的財富，也往往只有一部分，用於改善弱者福利，裝裝樣子，剩下的也被他們自己，大碗喝酒，大塊吃肉，內循環地消費掉咧……謂予不信？請看世界各地的指令經濟，嗯哼。

說白了，即便“劫”來的財富，全都用來幫弱者，達成“最大福祉”了，差別原則的他律實施，依然違背了羅大師，彰顯自由原則的優先地位時，反覆強調的那一點：“正義否認為了某些人，享有更大的益好，剝奪其他人的自由是正當的，不承認多數人享受的較大益好，能夠補償強加於少數人的犧牲”——言上之意是曰：為了為弱者提供福利，劫取強者的正當財富，同樣屬於不義。

說穿了，所謂的詞典式秩序，非但無法幫助爾斯兄，躲開這個自敗的陷阱，反倒還彰顯了，陷阱的反諷意味：儘管它明確規定了，自由原則的實質優先性，可一旦把差別原則，強制他律地付諸實施，必然會由於剝奪了，強者正當得來的財富，根本推翻了，尊重每個人財產權，包括強者財產權的，頭號自由原則。

這個意思上講，無論閣下如何做，捆綁銷售的正義兩原則，都將落入不義的結局：要麼為了守住自由原則，不得不放棄差別原則，結果落入由於這种放棄，造成的不均等之“不義”（其實只是“不好”）；要麼為了貫徹差別原則，不得不放棄自由原則，結果落入由於這种放棄，造成的坑害人之“不義”。更幽默的是，後面這種“不義”的定位，還是老羅本尊，親自指出來滴：“正義否認為了某些人，享有更大的益好，剝奪其他人的自由是正當的。”難繃。

不錯吔，羅大牌或許會，這樣子自我辯護：既然無知之幕的預設，已經讓所有人，一開始就同意，符合正義的良序社會，可以從強者正當獲得的財富中，“劫”走一部分，給弱者發福利，那採取他律強制的手段，貫徹差別原則，就木有違背，任何人的自由意志，因而也不算侵犯，強者的財產權啦。證畢。

對於諸如此類的證成，很容易懟回去：第一吧，原初狀態中的無知之幕，不僅是個純虛構的假定，嚴重背離了，現實生活的本來面目，而且渾身上下都是窟窿，邏輯上也各種講不通。所以吧，背靠這樣子荒誕，一頭沒一頭的預設，壓根不可能證成，為了給弱者發福利，侵犯強者自由權益的正當性。

第二吧，至於無知之幕假定，人人只會考慮，自己成為弱者的可能，卻偷偷取消了，自己成為強者的概率，更是帶有忽悠的意味，打算依據這種毫無道理、絕對片面的預設，引誘大夥同意簽訂，把差別原則當正義的契約，然後再主張：哪怕你靠正當的努力，成了先富起來的強者，也不可反悔，即便心裡一萬個不願意，還是只能委屈地認同，把你的正當財富，“劫”走了濟貧的不義做法。

不錯哦，按照自古以來，契約主義的核心理念：契約一旦簽訂，神聖不可侵犯，誰要是“棄約”，便等於“背義”，這種不許反悔的主張，貌似挺有道理。可是哈，如果說按照自由原則，任何訴諸欺騙手段，誤導人們簽訂的，會導致他們的權益，受到侵犯的契約，無論多麼符合程序正義，都木有正當性的話，爾斯兄訴諸，原初狀態的虛假預設，誤導人們簽訂的，正義兩原則契約，也不會單單因為，人們在無知之幕下，懵里懵懂同意了，就有了契約主義，號稱的正當性。毋寧講，人們一旦發現受騙後，拒絕履行契約，努力捍衛權益的做法，儘管貌似違背了，契約主義的核心理念，照樣符合自由原則，無可非議。

這樣子觀，剛才幫老羅虛擬的，那個自我辯護，與其說證成了，將差別原則正義化的正當性，不如說顯露了，這種正義化做法的不義悖論：如果說差異原則的德性定位，意味着咱們只能，鼓勵強勢者，自願自律地將其實施的話，把它正義化，卻意味着咱們應當，在強勢者不願意的情況下，也強制性地逼迫他們，付出代價，做出犧牲，乃至剝奪他們的應得權益，以達成幫助弱勢者的高尚目的，結果違反了自由原則，實質性地突破了，不可害人的正義底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