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元理 37. 法律制止邪惡的底線功能

澄清了不是“法律定正義”，而是“正義定法律”的道德元理，現在就能按照，“正在一以止”的象形分析，將前面論述中，還只是潛藏着的一層意思，明白闡發出來了：依據統治階層的正義理念，制定出來的法律條文及其實施，最根本的功能不在“保善”，而在“止惡”，也就是防止和懲罰，那些被統治階層認為是，違反了正義底線，屬於不可接受的邪惡行為。

趕緊補充一點：按照人性邏輯的頭號元理，這些統治階層認為是，違反正義底線的“邪惡”行為，對於主體亦即從事者而言，卻是符合他們正義理念的“正善”舉動，不然的話，他們怎麼可能形成，從事這些行為的源頭動機啊？問題僅僅在於：這些人的正義理念，與統治階層的截然不同，甚至相互牴觸，結果讓人倫衝突，發展到了統治階層覺得，不可接受的嚴峻地步，因而必須訴諸，暴力的國家機器，懲罰從事這些“邪惡”行為的主體，以免社會秩序，被搞得一團糟，不是？

其實呢，儘管還木有自覺抓住，“正在一以止”的本質，學界解釋法律條文的作用時，業已自發地按照，《人性邏輯》描述的，意態助動詞的不同功能，將它們分成三大類了。

頭一類呢，是“可以這樣子做”的，所謂“授權性規則（enabling rules）”，或者更精準地叫做：“任意性規則”，因為它們的實質內涵，是允許人們按照自己的意願，自行選擇做或不做某種行為，所以常用“可以”“有權”“享有”“具有”來表述，如親屬“可以”容隱，繼承人“享有”繼承權等。

旁敲側擊一錘：這樣子觀，某些儒生將西方的容隱權，也說成“不可讓渡（轉讓）”的“隱私權”，貌似既不懂啥叫“任意”，又不懂啥叫“隱私”：身為夫妻，你可以拒絕，也可以出庭，指證配偶的犯罪行為（不是敦倫的姿勢哦，親）……

第二類呢，是“應當（必須）這樣子做”的“命令性規則（rule of order）”，要求人們履行某種積極性義務，一定做某種行為，常用“有……義務”“須得”“應”“必須”來表述，如警察拘留人的時候，“必須”出示拘留證等。

第三類呢，是“不可這樣子做”的“禁止性規則（rule of injunction）”，要求人們履行某種消極性的義務，亦即禁止做某種行為，常用“禁止”“嚴禁”“不准”“不得”來表述，如“禁止”行賄受賄等，或是針對被禁止的犯罪行為，規定相應的刑罰，如故意殺人的，處死刑、無期徒刑或有期徒刑等，嗯哼。

不用講，第三類禁止性規則，尤其是刑法條文，最直白地體現了，法律體制旨在防止，不可接受的邪惡行為的根本功能，所以才會在最初的“政—法”一體中，扮演關鍵的角色。比方說，墨翟兩千多年前便指出：像“竊其桃李”“攘人犬豕雞豚”“取人馬牛”“殺不辜人”等，這樣子“虧人自利”的舉動，都是些“不義”之“罪”，所以“眾聞則非之，上為政者得則罰之”，從而精闢揭示了，他強調的“刑政”實質：嚴厲懲罰所有，坑人害人的的邪惡行為。

比墨翟更早的，是古代以色列人的，先知兼首領摩西，以耶和華上帝的名義，發布的著名十誡，裡面除了“當守安息日為聖日”“當榮耀父母”外，其餘八條全用“不可”表述，不僅明文規定禁止，“殺人”“姦淫”“偷盜”“作假見證”“貪戀別個所有”等，道德上不可接受的惡行，而且還優先禁止，“敬拜邪神”“敬拜偶像”“妄稱神名”等，信仰上不可接受的惡行，從而開啟了，猶太教—基督宗教—伊斯蘭教，將宗教置於倫理之前的一脈相承。

至於有名的漢謨拉比法典，雖然詞藻華麗，如同讚美詩，並涉及民事、貿易、婚姻、繼承、訴訟、審判等內容，核心條款依然聚焦在，懲罰各種不可接受的邪惡行為上，包括但不限於：偷竊搶劫、拐帶兒童、姦淫性侵、誣告陷害等，序言甚至明確宣布：“發揚正義於世，滅除不法邪惡之人，使強者不凌弱”，不是？

無需說，按照好壞善惡的語義對應， 禁止性規則將消極止惡，當前提的同時，也包含積極保善的因素：“不可敬拜邪神”的禁令，等於要求你，“必須敬拜耶和華”；“不可殺人偷盜”的禁令，等於要求你，“必須尊重別個的生命權和財產權”……

正是在這個意思上，俺老漢主張：《墨子·非攻上》裡，斥責不義之罪的那段話，不僅是中國歷史上，而且是人類歷史上，第一篇要求平等尊重，人的權益的宣言，既沒像摩西十誡那樣子，將神人關係凌駕於人倫關係之上，也沒像漢謨拉比法典那樣子，把主人的地位，凌駕於奴僕之上。難得。

也是在這個意思上，淺人覺得，麥金太爾當年為了《追尋德性》，對古典自由主義展開的，下述偏激批判，好像有點無厘頭：早期的法律和習俗，主要列出了等級成員的特權，卻幾乎木有列出，人因為是人就能擁有的，追求生活、自由和幸福的權益。正因此，既然15世紀以前的任何語言中，都找不到能被，正確譯讀成“rights”的詞兒，這玩意兒的存在，就沒法證實啦，以致相信權益，恰如相信狐狸精，或獨角獸一個樣……

俺老漢當年撰文，回懟這個調調的時候，曾舉過一個近取諸身的虛擬例子：假設有幾個人，無緣無故把他吊了起來，暴揍了一頓，大咖或許就不會隆重宣布：權益如同獨角獸，或狐狸精那樣子，是某種無中生有的虛構了。

毋寧講，他老兄更可能會忘記一切德性，義憤填膺地吼道：你們這樣子做，not right！為什麼呀？就因為他哪怕再想追尋德性，此時此刻也會覺得，這樣子揍他，對他造成了不義的傷害，嚴重侵犯了他的人身rights，嗯哼。

倘若再從剛才舉的，三個古老的真實例子看，不僅墨翟無條件肯定了，人人都有不受侵害的平等權益，不僅摩西十誡，在彰顯信仰的前提下，肯定了人人都有的類似權益，而且漢謨拉比法典，儘管不看重奴僕的平等權益，畢竟也清晰列出了，普通自由民的許多權益。

至於老麥拿15世紀以前的任何語言，都找不到類似的詞兒當理據，來證明權益不過是個摩登的瞎編，糊塗犯傻的程度，甚至有點接近於，拿20世紀以前的任何語言中，都找不到類似“vitamin”的詞兒當理據，來證明食品中的維生素，不過是個摩登的瞎編咧。其中聞起來，黑色味道特別濃的一點是：雖然15世紀以前的許多語言中，其實很容易找到，狐狸精、獨角獸等術語的，大量“正確譯讀”，但貌似並不足以證明，這類玩意兒，是真實存在滴……

考慮到這些呢，淺人有個瞎猜：要是西方自由主義思潮，本不存在毛毛草草的，系統小漏洞，甚至能充分論證，權益理念的來龍去脈，像老麥這樣子，渾身都是毛毛草草的，系統大漏洞的高論，還有木有這樣子，肥腸寬鬆的天賜良機，居然在全球學界，都波瀾壯闊過一回，或許就得打個，小小的疑問號咧，不是？

回到正題上來。任意性和命令性的規則，乍一看，仿佛與禁止性的不同，偏重積極保善的一面；其實吧，按照好壞善惡的語義對應，它們同樣包含，消極止惡的因素，甚至還構成了，積極保善一面的前提。

舉個例：必須出示拘留證的命令性規則，就是旨在防止國民們，受到違反程序的非法拘留，由此維護他們的權益，所以才和禁止性規則一起，被叫做“義務性規則”。再比如：暫且放下俺老漢的，應然批判立場不談，實然視角看，親屬可以容隱的任意性規則，也是讓人們自己拿主意，“可不可以”為了指認，親屬犯下的罪行，傷害彼此之間的情意綿綿。

正因此，單從助動詞的核心語義看，這條任意性規則的內涵，就與咱儒家鼓吹的，“父子必須相隱、不可不隱，不隱就是不孝、就是犯罪”的義務性規則，大相徑庭，只不過一堆法學專家，腦瓜被儒家的春風化雨，洗得差不多了，所以才拒絕將任意性與義務性的清晰區別，運用到這個，命根子一般的事情上去，嗯哼。

當然嘍，最能體現法律止惡的底線功能的，是下面這個事實：無論禁止，還是命令，或者任意，法律條文尤其刑法條文，聚焦點總是放在了“懲罰惡行”，而不是“獎賞善舉”上：它們琳琅滿目地顯擺出來的，主要是種種針對犯罪活動的，令人頭皮發麻的“惡性懲罰”，卻幾乎不會規定，對那些被認為，純潔高尚的德性行為，包括但不限於：無限忠誠、扶老攜幼、救死扶傷等，提供發半元錢、上光榮榜、感動世界之類，讓人開心快樂的“良性獎賞”——除非你將法律允許你，在不違法的情況下，享有合法的權益，也當成了一種，冰激凌式的甜頭。

所以呢，儘管他法家的韓非，討論“一行其法”的時候，曾十分辨證地賞罰並提：“賞莫如厚，使民利之；譽莫如美，使民榮之；誅莫如重，使民畏之；毀莫如惡，使民恥之”，這哥們留下來的鼎鼎大名，卻只是一面倒地，與嚴刑酷法捆綁在了一起。為啥呀？就因為後世的統治者，照他的既定方針辦的時候，眼睛單盯着，這段話的後一半看，並不怎麼考慮，它的前一半……

由此再次從實然視角，展示了正當以及正義標準，劃出各種不可突破的底線，警告人們必須到此止步，俗話或曰“一以止”的前提意義：統治階層制定和實施的法律，總是試圖通過制止，他們覺得不可接受的邪惡行為，來幫他們達成，想要確保的主要善，尤其是維繫，他們覺得可以接受的正常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