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曹劌論戰（2）

朱雨心

“肉食者鄙”的說法，不僅內容是不符合事實的，而且它的那種對某個社會群體的藐視、侮辱的口氣，也是不可取的，也不符合現在建立和諧社會的宗旨。

一個社會，總是有不同的層次，不同的組成；總是有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總是有富人與窮人；總是有強者與弱者。不論貧富、貴賤，人性是一樣的，所以，這些不同的群體中，都有好人與壞人。只有具體的好人與壞人， 而不應該說：其中某些群體是好人的群體，而另外一些群體是壞人的群體（犯罪集團除外）。和諧社會裡，討論問題，要就事論事，使用中性詞語，特別要避免針對某一特定群體（只要不是犯罪集團）使用藐視、侮辱的口氣；特別要避免製造“階級仇恨”。

如果非要查考哪些群體的壞人更多些，“肉食者鄙”也仍然是不成立的。一般而言，必定是：窮人中的壞人，遠遠多於富人中的壞人。 那些偷盜搶劫，殺人放火的事，富人沒有必要去做，通常只有窮人才會去做。富人受教育的程度，遠遠高於窮人。因受教育而變得更好的人，應該遠遠多於因受教育而變得更壞的人。所以，富人既沒有必要，也更不願意去做壞事。地主受教育的程度，遠遠高於貧下中農；由此推論：地主的道德，遠遠高於貧下中農。

所以，工人中的壞人遠遠多於資本家中的壞人；貧下中農中的壞人遠遠多於地主中的壞人。無產階級中壞人最多，越是無產，壞人越多。這些都是自然現象。偽道德的基本特徵就是：否認自然現象。否認自然現象，並不顯示偽道德的追求者的道德高尚與“思想先進”，而是恰恰反映出了偽道德的追求者的內心的陰暗與愚昧。人道主義主張同情和照顧弱勢族群，不是因為弱勢族群有什麼美德。

社會下層的人，不僅僅能力最差，道德也同樣是最差的。因為兩個極端的相互轉化，社會上層的人的道德是其次的差；而上層的人中，道德的差異（即，道德水平的變化範圍，例如：方差）最大。社會中層，最安分守己，道德最好，道德的差異也最小。

當然，這些也都是處在平衡態附近的社會的情形。遠離平衡態的社會，各種情況都可能出現，無法一般而論，只能具體社會，具體分析。毛澤東時代，人為地把大家都搞成了“無產階級”。剛開始時，人們還帶有原先所處的那個群體的特徵，時間長了，原先的特徵就消失了。等到了“改革開放”，無產階級的特徵就越來越充分地表現出來了。有人說：現在的中國壞人特別多。那是完全可能的。因為，無產階級中壞人最多呀。既然全體都成了無產階級了，那壞人當然就特別多囉。更糟糕的是剛從無產階級爆發變富的人。本來無產階級中的壞人，雖然數量多，但是他們沒有什麼資源，能量很小，很受約束、影響不大，破壞有限。而剛從無產階級爆發變富的人中，壞人的比例是與無產階級相同的，所以，這些富人中，壞人特別多。而且，他們有資源可以支持他們做大規模的壞事；壞起來，那是更加肆無忌憚、變本加厲，對社會的影響特別大，對社會的破壞特別嚴重，遠非真正無產階級中壞人可比。

所以，必須要考察三代。如果連續三代都是富人，那麼，前面講的統計規律就能比較準確地適用了。現在的中國，只有從剛從無產階級爆發來的半代富人、一代富人，前面講的統計規律雖然適用，但是可信度比較低。現在的社會亂，壞人多，是必然的，是任何人都沒有辦法從根本上解決的。這就叫：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現在只有爭取熬過兩代人。等富了三代後，他自然就會不喜歡做那些亡命之徒做的事了。類似的，等窮了三代後，他就認命了，也自然就會不喜歡做那些亡命之徒做的事了。那時，富人與窮人，都會比現在的更安分，也更快樂，天下自然就太平了，只需稍加教化，自然便是“民風淳厚，禮儀之邦”。這就是歷史的唯物主義，站在這個觀點反面的是歷史的唯心主義。不要幻想又找到了什麼“先進文化”，立馬就能送人進天堂；這類東西，十之八九， 是禍國殃民的。

前面所述，都是統計而言。個例事，各種各樣都有。亡命之徒的事，總是會有人做的。另外，一些富人會變窮，一些窮人會變富，這是不斷在發生的。窮富是個動態的劃分。就個例而言，是變窮、還是變富，有許多偶然的因素，並不一定是有能力的人變富，沒有能力的人就變窮。更何況，金錢不是人們的唯一的追求，也不是唯一的價值標準。

曹劌見了魯莊公，“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偏，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

文中的魯莊公比曹劌誠實、可愛。魯莊公講的三條，都很實在，也很重要。處在魯莊公的位置，首先想到這些，非常自然。反倒是曹劌，有矯揉造作，故弄玄虛之嫌。

魯莊公是個封建君主。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一個君主，貪婪、吝嗇，必然敗壞國家政治，敗壞社會風氣。“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這是君主的一種美德，同樣的，會對國家政治，社會風氣，產生好的影響。而這種好影響，會惠及整個國家、每個百姓，怎麼能將它貶成“小惠”，說它“未偏”呢？難道非要君主親手分果果給每個百姓，才算是恩惠“偏”了？大敵當前，魯國 “領導班子”內部的團結最重要。就算“衣食所安”，只是分給了魯莊公的下屬，或親信。這些人能因此而與魯莊公同心同德，是魯莊公以及魯國能夠抵抗齊國軍隊的最重要的條件。魯莊公首先想到這一條，是一點都不錯的。曹劌貶低這一條的重要性，是不正確的。

以現代的人看來，打仗的勝負，與神“福”，還是“弗福”，是沒什麼關係。但是，在古代，祭祀，是件非常重要的事。祭祀，嚴肅認真，符合規格，會給人帶來必勝的信念。這種信念所產生的勇氣，是“一鼓作氣”所能聚集的勇氣的源泉。與前面講的類似，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魯莊公能夠對神誠實，魯莊公的臣民也就有可能忠於魯莊公；魯莊公倘若對神弄虛作假，魯莊公的臣民也就有可能對魯莊公弄虛作假。君主的誠信很重要，怎麼能說是“小信”呢？一個君主的美德，是一個君主的人格的感召力的來源，與君主的政績，一樣重要。所以，文中曹劌說的，倘若是實話，那麼，曹劌是無知，否則，曹劌是譁眾取寵。
朱雨心2008年9月28日（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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